绪 论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重要形态，其兴盛、繁荣和衰弱都处于思想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理学氛围之中。宋代初期，小说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与唐传奇小说作者多是“精英文人”，作品主要反映精英阶层的生活状态、思想观念与情感，读者多为精英阶层的人不同，宋代白话小说更多面向民间。当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对社会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波及文学领域。李时人教授指出：“在政治、经济与文学之间还存在一个重要的‘中介’，那就是‘思想文化’。而‘思想文化’是有着多层次结构的，那些在特定经济、政治条件下群众精神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不稳定的情绪、感情、愿望、要求、风俗习惯、道德风尚、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是它的低级形态；系统的哲学理论、学术观念、政治思想、宗教义理则是它的高级形态。如果我们从历史思想文化状况及其发展来考察文学，将会得到一些更深入的认识。”
所以，研究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不能不知理学。
明代理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前期是程朱理学，中后期是阳明心学，末期是对二者的反思与总结。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将理学视为国家正统。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乡会试四书以朱熹集注为准，经义以程颐、朱熹之注为准。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下诏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程朱理学成为明朝的治国思想。与此相适应的是，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作为程式，内容以程朱为宗。至明中叶，整个思想界“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程朱理学的独尊必然导致其僵化，为挽救程朱之弊，王阳明高倡人的主体价值，将外在的天理化为自我意志，使空泛的天理走向活泼的当下。这种对自我、对当下的关注极大地吸引了世人。“正、嘉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然而，王阳明与程朱、心学与程朱理学并非二元对立。恰恰相反，二者在尊孔孟、扶持名教上有很多共同之处。郑玉比较了朱熹与陆九渊思想之同，反对学者不求其同而求其异的做法：“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各因其质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大本达道，岂有不同者？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此岂善学者哉？”刘宗周指出，“先生教人，吃紧在去人欲而存天理”，“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印合处”。黄宗羲认可老师的观点，云：“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在主观上，阳明心学是对孔学和程朱理学的发展而非反动，对于心学的重视并非否定孔子与程朱。将明清之际的心学思潮贴上对程朱理学的“反动”或者“反理学思潮”的标签有些欠妥。
明末，虽然世俗社会普遍认同王学（即阳明心学），但程朱理学仍是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势力依然很大。对此，罗宗强这样表述：
世人常常将晚明看作重自我、重个性、重情欲之时代。以为此种之重自我、重个性、重情欲，乃是其时之思想主潮。颜钧之下狱，何心隐、李贽之死，却说明着此种之思想潮流，其时并非处于正统之地位。无论在朝还是在野之士人，都有反对此一思想潮流之言说。从政权运作，从合法性而言，程、朱理学仍然处于正统之地位。重自我、重个性、重情欲之成为思想潮流，是在世俗生活中，在市民社会与自我边缘化的士人中。
……
自思想之发展言，明代后期亦处于巨大之变动中。自发展脉络之大体言，明前期是程、朱理学，中间是阳明心学，最后又回归程、朱理学。但这只是大体，其中之交错纠结，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
……
王学的出现事实上并没有取代程、朱理学之正统地位。即使在阳明于征战平叛中弦歌讲论创立此一学派的声望极高之时，在王门子弟四处讲学，王学之发展声势浩大之时，亦未曾动摇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之地位。除了徐阶为首辅的很短一段时间王学公然进入朝廷之外，王学一直以在野之姿态存在着，无论它当时在士人中有多么大之影响。
明末清初，世人主要处于两种哲学思潮之中，一是程朱理学，一是阳明心学，融合朱陆成为主要的学术风向。这种学风直接影响到了话本小说的书写。通常而言，受某种思想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一定有相应的、系统的文学观，或者围绕着这种思想展开文学理论的思辨。传统文化、世俗伦理、个体人格及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个体对这种思想接受的向度与深度。只有对这种思想产生共鸣，才会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作为官方学术与社会主流文化思潮，程朱理学对士人的影响毋庸置疑。阳明心学作为亚文化，是对程朱理学的修补与建设，处于次要地位。如果说对圣人人格的追求唤起了士人对超越精神的向往，其拘束之病引起了士人的反感与反思的话，那么阳明心学以其体认当下与自心、关注日常等则激起了市民阶层的兴趣。当言说心学的影响时，并不意味着对程朱理学的否定或悖逆。无论是出于教化的心态，还是愉悦人或者是商业化的心态，小说家都受时代文化的影响，他们无论对程朱理学还是阳明心学，一概采用“拿来主义”。
当然，如此一来，主观与客观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疏离。如妇女的家庭地位、贞节观，商人的价值等。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说，小说中的很多“人欲”是该灭的。但是细究这些故事，仍与程朱有一致之处。所以，以阳明心学言其反程朱，无论从心学的发生还是目的考虑，都不符合实际。研究话本小说，应该兼顾小说的主观向度与客观效果。事实上，小说家既肯定真情、物欲追求，也肯定社会道德秩序。前者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后者是对社会生命的关注。个体与社会的张力影响了小说的张力，也进一步影响了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论争。体现在小说中，则是情与理的颉颃，是程朱与陆王的复杂交织。因此，在具体研究中，除了某些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某派理学思想特征的小说篇目外，其他虽然受到各种理学思想影响，但其流派特征模糊的篇目不应该，也不需要硬性贴上某理学派别的标签。
理学与小说的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理学的基本精神及各种不同的观点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使之呈现出多彩斑斓的审美形态：“传统儒学在明清时期的变革与进展，亦即理学的发展与演变，对其时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或大或小或浅或深的影响，尤以对小说的影响为突出和显著。它显著地体现在理学与小说思潮的关系上，这就是理学复辟与小说尚理思潮、阳明心学与小说浪漫化思潮、泰州学派与小说世俗化倾向、乾嘉学风与小说炫耀才学风尚。”另一方面，小说又反过来促进理学的传播。宋明理学之所以在社会上能够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元以后戏曲和小说在社会中广泛流传，一些封建文人往往通过这些文艺形式来宣扬理学。由于戏曲和小说多是以形象化的形式表现故事内容，故在社会上一经传播，就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话本小说篇幅的短小性，题材的多样性，表达方式的灵活性，使之既具有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文人性。相对于文言小说与长篇白话小说，话本小说更贴近民众生活，也更适用于将深奥的义理化为生动形象的故事来教化民众。由于话本小说“文备众体”，从中也就更能窥见理学与文学的复杂关联。
20世纪80年代，已有探究理学与明清小说关系的论著，如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第十章“明代中后期的反理学思潮与小说”、许总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第九章第四节都谈到明代四大奇书的反理学意蕴。宋克夫的《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朱恒夫的《宋明理学与古代小说》、赵兴勤的《理学思潮与世情故事》以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探究理学对它们的影响。朱恒夫认为古代小说真正反理学的“为数极少，且影响甚微”，大多数小说家都是通过形象化、平民化的创作，自觉地做起了理学的传声筒。理学导致小说“理念先行与主题提前定位”，人物性格结构单一，情节结构动静相依。话本、明清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幻想小说与世情故事、理学小说都是在理学的笼罩下演绎的。赵兴勤全方位地剖析了理学异端学说对世情故事的引发、情节构筑的作用以及对世情故事内容的制约，详细梳理了《金瓶梅词话》对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以及《红楼梦》的深远影响。总体来说，学界关于理学与小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长篇小说方面，而在话本小说方面研究相对不足。
关于理学与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的关系的探讨，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理学”论调及其质疑。受学界将宋明理学视为正统而将阳明心学视为程朱理学的“反动”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把小说中属于市民新思想、新观念的内容当成是“反理学”或对宋明理学的否定，如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三言二拍”中的许多故事是对正统儒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叛逆。此观点忽视了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及发展。亦有对“反理学”提出质疑者。易小斌撰文指出，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在核心问题上是相同的，“三言”更多地受到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并没有跳出理学思想的樊篱。事实上，话本小说对这两种思想都有接受。然而遗憾的是，学人对此论析不够。二是从道德关怀的角度论述，这是研究的主要倾向，如全贤淑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研究》可算此方面的专著。此外，张勇、朱海燕、林开强、胡莲玉、段江丽等学者的作品部分论及于此。三是理学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影响。陈铭认为，宋明理学使得人物形象概念化、公式化和脸谱化，艺术结构程式化，创作主旨训诫化，理学对小说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
理学对话本小说本身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话本小说的观照既要将其放到当时主流文化——理学的语境中，也要放到民间的亚文化的语境中及话本小说叙事场景中综合考察，兼顾话本小说创作及刊刻、接受者所处的理学场域。明末清初，程朱理学、阳明心学、明清实学相互交融，共同对话本小说产生影响，但学界在对话本小说的多元文化的解读中，关于理学对话本小说的影响多集中在道德伦理关怀的层面，缺少对理学与话本小说关系的全面深入的探讨。
理学对话本小说的影响是通过小说家实现的。而且，一部分话本小说家理学修养很高，像冯梦龙就编有一些理学著作，如《春秋衡库》《麟经指月》《四书指月》等；凌濛初所著的理学著作有《诗逆》《言诗翼》《诗经人物考》《圣门传诗嫡冢》《左传合鲭》；陆云龙也刊刻了《合刻繁露太玄大戴礼记》三卷等，并对之校辑、评释、加序。目前学界关于话本小说家的研究以冯梦龙、凌濛初、李渔、陆云龙兄弟为主。但是，这些研究却甚少涉及他们的理学环境、理学论著表现出来的理学思想，而且对小说家除了话本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学样式创作所体现的理学之思亦少关注。这不利于总体把握话本小说所体现的理学意蕴。此外，话本小说的民间信仰题材非常丰富，这些题材并不只是简单地为了增加小说的趣味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传达出小说的理学思考。然而目前学界却缺少对这些理学方面题材的关注。
- 李时人：《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状况与杂剧的繁盛》，《光明日报》，198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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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199页。
- 黄宗羲等编：《宋元学案3》，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 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3、525-526页。
- 张次第：《明清儒学的发展与其时小说思潮嬗变》，《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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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铭：《宋明理学与明清小说的程式化和教训化》，《浙江学刊》198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