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关于明词
词萌生于唐，风行于两宋，衰于元，亡于明，中兴于清，这是清代以来关于中国千年词史的“经典”描述。当今词史研究在研究格局方面赓续古人所划定的框框，词研究重点落在唐宋与清代两头，至于作为“衰、亡”的元、明，特别是明代词的研究，投入精力不多。然而，如以古人简单笼统的描述继续统治今天的研究思维，其结果无疑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为业已出版的《全明词》“共得词家一千三百九十余人，词作约两万首”[1]；《全明词补编》在此基础上“补编所收词人达六二九人，词作五〇二一首（含存疑词五十首，残词或句七则），其中《全明词》未收词人四七一人之词作三〇七六首，已收词人一五九人词作一九四五首”[2]，作词总人数达2019人，词作总量高达25000多首，可谓参与人数众多，作品量大，且参与阶层“上自深宫，下逮韦素，家喻户晓，不可谓非盛事”[3]。面对如此大量的词人、词作，只用“亡于明”一语加以空白化，进而无视，带来的结果是无法真正理解明词以及千年词史的演进进程。正如朱彝尊所说：“然三百年中，岂无合作？当遍搜文集，发其幽光，编为二集，继是编之后”[4]，认为明词有深入认识的必要。民国时期整理过《明词汇刊》的赵尊岳也指出：“然若就词学而言词，则前承宋、元，继开清代（清初浙派，词学极盛，大都均循明季之遗风）。作者更仆，越世三百年，又岂可漫加鄙薄。”[5]越世几近三百年的明词不可鄙薄，作为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词史更不能忽视。词产生于历史、发展于历史中，理解词的成就或问题，应该将其放置于历史中进行，对于明代词，应作如是观。即使明词存在问题，也必须在历史中解释其文体。不理解词在明代的历史情形，就无法理解明代词的存在状态，自然也无法理解明代产生的词作。另外，文学价值与文学史的价值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同一性，因此即使明词之不佳，也不能等同于明代词史的无价值。明代词史必须得到充分认识，因为放眼千年词史，缺少了明代的三百年，词的历史面目将是残缺的。
一、明词发生的文化土壤
一般来说，消费决定生产。唐、宋时代的音乐歌伎制度以及普遍存在的音乐消费无疑促进了词的繁荣。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同时建立在歌伎制度上的歌舞艺术的词已经让位于传奇等戏曲艺术，明人的文化消费主流自然让位于戏曲。此情此景，词这种盛行于前朝的古代文艺样式既不具有现实的利益攸关性，消费的市场潜力看似也不大，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作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认识创作词的文化主体：词人与当时的文化之间是何种寄生关系，因为词首先是文化的存在物，是文化借助于文化主体形之于外的体式。
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特别是明代士人的人生选择出现多元化，有的选择以艺立身，有的选择经商，有的醉心儒术、希望从政等等，如大致按照中国传统仕与不仕进行二元划分的话，选择基本仍是两大趋向，其一幽处山林，其一高居台阁，然有时二者之间也会发生变化，明代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所谓的幽处山林与高居台阁，并非都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式崇高的理想信念，山林与台阁并非与前代那样具有明显的意识冲突性，而更多带有各自生命禀赋完成的意味。山林与台阁，不仅仅是出处选择，在文化意义上更代表了两种美学趣味，明初宋濂《汪右丞诗集序》曰：“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非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6]，在明代诗文实践中，有时高居台阁者偶尔展现山林趣味，幽处民间者的作品中也不乏台阁之气；作词者同时也是诗文创作者，因而山林与台阁两种创作模式与趣味在明词中也比较明显。首先看幽处山林者词的发生情况。元末明初，谢应芳（1296—1392）、邵亨贞（1309—1401）、倪瓒（1301—1374）、顾瑛（1310—1369，又名顾德辉、顾阿瑛，字仲瑛，号金粟道人）以及高启（1336—1374）等于地方结社，互相唱酬，或因景物感怀，或忧时伤乱，或迎来送往，或题写园林绘画，词与一种雅致脱俗化的艺术生活方式联系到一起。这些人中如倪瓒终身不仕，主要从事绘画与诗艺，日常交往者多为隐约乡间、清雅脱俗之士，如其词《折桂令·拟张明善》之“张明善，名择，湖南人，以晦迹擢江浙提学，今谢病隐居吴江”[7]；顾瑛在元末情形更为张致，经常在自家园林玉山草堂宴集四方士人，于其中吟诗作词，并将作品编辑成册；邵亨贞作词，有一种情形如“苏昌龄过曹云翁贞溪故居，赋词致慕蔺之感。幼文来致其意，求次韵入卷”[8]，可见曹幼文有将经过他家的文化名人的诗词作品汇编成集的意图。词对于创作主体而言，与诗、文、绘画等一样，都是艺术形式的一种，当士人集会于一处，作词成为艺术素养全面的士人必备的能力之一。另一方面，民间对于词的需要也给词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正如上面已经提到，顾瑛将名士的词作编入集中；曹幼文将名士题赠私家园林的诗词整理成卷，说明这些活跃于地方的文化名人得到了民间的认同。元末明初形成的这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一直在江南吴地流传，到明代中期，江南地区出现了影响更大的文化名人如沈周（1427—1509）、唐寅（1470—1522）、祝允明（1460—1526）、文徵明（1470—1559）、徐祯卿（1479—1511）等，特别是沈周与文徵明，不仅影响艺坛，更以其立身处世的方式影响到当地士风。他们的画作与诗词受到了时人的追捧，他们以诸如绘画等艺术形式传递着词的创作方式。同时不得不提到的是朝廷的高官大僚，或失意，或致仕回归，堪破世尘，典型如徐有贞（1407—1472），聪颖过人，经历土木堡之变的朝廷变局，是明英宗复辟的主要参与者，政治失意后回归家乡苏州，广建园林，大宴宾客，以词遣兴。又如杨慎（1488—1559），因大礼议事件被贬云南，虽然还是朝廷命官，实已被废置，于是他在山水享乐生活中消磨余生，词也基本作于这种情形。悠游林下，山水清音，自然雅致。居于山林写词，退隐田园开始作词，这反映了明代词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士人追求艺术化生活的结果。晚明时期，这种以词为艺事之一的进一步山林化，特别是山人群体的出现，如陈继儒（1558—1639）、施绍莘（1588—1640）等，将清雅的趣味贯彻到日常生活，词因而参与表达这些趣味。整个来看，明代幽居民间的士人多坚持一种艺术趣味，这种艺术趣味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呼应，因而词成为艺事之一，也是表现艺事以及趣味的载体之一。因艺术追求而产生词作，这是词能够产生的文化土壤之一。
再来看台阁以及官员层面。元代，“九儒十丐”，儒士摒居于下僚或草泽之中，多与幽居民间的其他士人交往频密，也创作了一些词作。元末明初时期，词人一方面艺林化，另一方面儒林化。所谓儒林化，即词人多以儒立身并从事于儒业，虽身处草泽，与普遍的追求感性生命趣味的山林之士交往，但他们的词中经常流露出世俗儒家的价值观念。朱明立国，以理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儒生宋濂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并以其文学风格典型代表了官方的趣味，词作中世俗儒家价值观念与王朝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合一：明洪熙、宣德二帝能够作词，在重大节日时常有君臣唱和，充朝廷备问的台阁大臣们应皇帝而作应制词；在公事之暇，台阁大臣之间互相和词；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或调任、赴京述职、致仕时写作大量应景的帐词；等等。在嘉靖年间，夏言（1482—1548）“少师得君专政，声势烜赫，诗余小令，草稿未削，已流布都下，互相传唱。殁后未百年，黯然无闻。《花间》《草堂》之集，无有及贵溪氏名者，求如前代所谓曲子相公，亦不可得，可一慨也”[9]。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彼时几乎形成了一个追和夏言词的群体，然而正如官场典型的人走茶凉的规则，虽其词集“嘉靖一朝前后三十年间，已六付剞劂”[10]，但还是未能免去“殁后未百年，黯然无闻”的命运。这充分反映了明代官场词的创作并非以词学兴趣为依归，而是带有明显的现实功利性，也充分反映了明代的官场生态与词的共生关系：词只是作为官场展示才艺、增进感情的方式之一。
如果说上面描述的是精英士人的文化生存与词的创作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他们的影响下，下层民众一方面接受山林士人的影响，结社创作词，如陈如纶（1499—1552）曾记载道：“吾州里诸君子，行敦道义、艺崇风雅，凡宴集过从以词唱酬，或用韵，或限韵，恒循击钵刻烛故事而相角不相下，骚坛称盛焉。予从诸君子后，其词成，必及予，予必和；予词成，必及诸君子，必和予。”[11]如纶，字德宣，号午江，太仓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参议。其《二余词》中所记载的词作酬和情况，充分印证了词序中所说的地方民众结社作词的情况。另一方面，希风附影，普通家庭如寿诞等一些世俗活动往往捎带上名人特别是官僚的题诗题词，从而助推了帐词这种风气在民众中的流布。如程敏政（1445—1499）创作《一剪梅·庆汪本亨六十寿词》，是在其族人“请于途，恳于馆，又使人候于家”[12]的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产生的。山林士人文化对民间作词之风的感染以及民间对于台阁的趋附，并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教育程度的提高，词这种文体逐渐在民间得到认同与跟进创作。晚明时期，词的写作因出现了家族、郡邑以及文人结社的契机，虽然家族、郡邑或者文人的结社并不一定全为词而组织，但在这些友朋呼应聚会的场合上，人们能够选择词这一文体，本身就说明词在民众中的接受面扩大，词这一文体借助结社等形式产生了大量的词与词人，形成了良好的词学生态。
山林与台阁，当然是影响明代词发生的两大势力，此乃明词发生之常。要知道，任何常之外都有反常之态，影响明词之发生也是如此。山林与台阁营造了词体接受的文化氛围，但特别的时空往往造成词人主体意识的位移，从而使得词作溢出于两种趋势之外，如瞿佑（1347—1433）等江南词人来到边塞，对比江南与边塞的风光以及基本外在条件的落差，有感而发写作边塞词；明代女性词人群体以自身的生存境况为底色，在词作中抒发怀亲之情等，多能有感而发，情真意切。明代中后期，士人价值观念分化严重，政治斗争加剧，官场倾轧，东林士人以崇高的道德感为价值目标，有的甚至在明末国变后积极抗清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词中抒发不屈意志、浩然正气之“忠烈词”。
明代精英士子以及普通民众中存在着写作词的土壤，但必须指出的是词只是他们选择的文体之一，词不是他们精耕细作的领地，多是兴之所至，偶发为之。但词是具有技术规范的文体，明人不再处于词乐盛行的环境，明人何以能够作词呢，也就是说明人兴之所至、偶发作词，如何保持词体规范，其有哪些技术层面来支撑呢？保证技术要素，明人采用经典示范与词谱两种方式。清代人的经典示范往往选取前代某一大家的某一类风格来精研细磨，领会精神气度与声韵调。明人与此不同，经典示范不主一家，选本《花间集》与《草堂诗余》被奉为经典。明末词人徐士俊（1602—1681）描述道：“《草堂》之草，岁岁吹青；《花间》之花，年年逞艳。”[13]这种观点被清代的王昶所继承，他说：“盖明初词人，犹沿虞伯生、张仲举之旧，不乖于风雅。及永乐以后，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盛行。”[14]的确，今人通过研究总结，发现《草堂诗余》在明代的各种刊刻本有39种之多[15]，《花间集》在明代的各种本子也不少，初步统计大约有19种[16]。在明人词作创作实际当中，就有人遍和《草堂诗余》以及《花间集》，在一定程度上标明了明人对于这两个集子的喜爱以及这两个集子在明人作词中的经典示范意义。如陈铎（1488？—1521？）曾遍和《草堂诗余》，亦步亦趋，和作不仅步原韵，而且仿造原词的意境，形成《草堂余意》。和作《草堂诗余》的还有吕希周（1501—1554后）、王鸿儒（1459—1519）等。遍和《花间集》的代表人物有张杞（生卒年不详），《古今词话·词品上卷》载：“沈际飞曰：‘张杞和《花间集》，凡四百八十篇，篇篇押韵……字字求新……’”[17]得花间体式之仿佛。明词中以《草堂诗余》《花间集》为范式的作品的确占有相当比例，这说明，明人在词体音乐远去的情景下，以《花间集》与《草堂诗余》为经典示例，套作了大量的词。《花间集》《草堂诗余》代表着来自词的黄金时代唐宋时期的经典，自然应得到明人的崇敬，然而金元以及本朝的词学作品，也是明人和作的对象。元代冯尊师的《苏武慢》二十首、虞集和作以及虞集本人的《风入松》，都成为明人和作中的常调。又如薛应旂（1500—1575）《水调歌头》“尉氏公馆，次元人韵”，词中有道：“尉氏经过官舍，偶见元人词调，信口和成篇。”[18]杨慎《黑漆弩》“次韵冯海粟”（冯海粟，即元代冯子振），《好事近》“煮茶进，和蔡松年韵”等等。本朝词作被和也比较多，如高启、刘基（1311—1375）、夏言、杨慎、王世贞（1526—1590）词等，明人同道相聚、问讯有无时常互相和作，但这类和作有一特点，即多数调韵最初来自唐宋时期。明人作词除了和作前人词调词韵之外，还喜欢自度曲，自度曲调也得到本朝人的追和。如倪瓒婉转流丽的《江南春》，曾得到沈周、文徵明等40多人次的追和，并且在弘治到万历年间有人不断收集抄写成册，形成明代词史中“和《江南春》”现象。以上说明，明代人即使没有唐宋时代的音乐环境，词集虽然没有得到如清代那样大量地发掘，但仍然有词集在社会上出现，明人正是借助于这些词集，选择自己较喜欢或能够驾驭的词调进行创作，这些词调词韵既有来自唐宋金元的，也有来自本朝的，从明人创作实际呈现来看，其选择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
《草堂诗余》流行于明代，基本是从以题材为类的编排向以调式为类的编排方式转变，这反映了明人对于词仿作之后体式的初步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词谱。周瑛（1430—1518）的《词学筌蹄》是当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词谱式样，其自撰《词学筌蹄序》说：“《草堂》旧所编，以事为主，诸调散入事下。此编以调为主，诸事并入调下，且逐调为之谱。圆者平声，方者侧声，使学者按谱填词，自道其意中事，则此其筌蹄也。”[19]嗣后的张
（1487—1543）《诗余图谱》、程明善（万历至天启间人）《啸余谱》，也基本是按照周瑛“逐调为之谱”的做法，希望学词者能够“按谱填词”。词谱的编排，将词的声韵调的基本体式总结出来，大大便捷了作词者。词谱是明人给词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将唐宋词的音情节奏转化为平仄、韵脚、句读等为主的格律词谱，使得人们以作律诗的方式作词，客观上降低了习词的门槛，造就了词的繁荣[20]。
综上，正因为明人存在作词的机会，又能通过仿作前代以及同时代经典，或制作词谱，解决了作词的技术问题，所以明代从开国到亡国近276年的历史中，作词者代不乏人，并且随着简单易行的词谱的出现，参与作词者逐渐普泛化，作词者的数量逐渐增多。
二、明词的特色与价值
明代陈霆（1479—约1561）评本朝词人词作曰：“予谓我朝文人才士，鲜工南词。间有作者，病其赋情遣思、殊乏圆妙。甚则音律失谐，又甚则语句尘俗。求所谓清楚流丽，绮靡蕴藉，不多见也”，提出明词缺少“圆妙”“清楚流丽，绮靡蕴藉”，存在“音律失谐”“语句尘俗”[21]等问题。清代朱彝尊曰：“明初作手，若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皆温雅芊丽，咀宫含商。李昌祺、王达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钱唐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薰入骨髓，殆不可医。周白川、夏公谨诸老，间有硬语。杨用修、王元美则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22]以语言陈旧、不明声律为明词最大的问题。到康熙戊辰（二十七年，1688）时，丁炜则认为：“词肇于唐，盛于宋、元，熄于明，迄我昭代，彬彬大盛”[23]，直接将明代词空白化。诚然，与尽善尽美的词体相较，明代词有其自身的问题。现代词学家赵尊岳编辑《明词汇刊》，通过自己的阅读体会，总结出“明词之疵累”：“词贵境界……明代诸家，则大都有所因袭，未获阐扬。斯其境界之限，足以坠其声华也。”“词出于歌诗，而律韵为之鹄式。……明人多昧于此旨，颠倒淆乱，比比即是。”“明人多能制词，而绝少论词之作，因之斯道，卓之不尊。”“选家之学，门径所系，于词亦然。……明人治词，独少总集。”“独所谓夏威名隐山林之韦素，其词未必能工。……而一时人士，多目此数家为宗工，风行草偃，明词之不振，亦其一端也。”“明人既以南北曲见长，词艺遂为所掩。”[24]指出明词之不足在于境界陈旧、声律混淆、少论词之作等几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张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明词不可抹杀》[25]，后来黄天骥、李恒义发表《元明词平议》[26]，对于明词的价值提出了很多合理中肯的意见。即便如此，明词还值得进一步理解，为此，我在前贤相关意见基础上认真阅读明词原典，摒弃了一些固有观念，发现明词的特色与价值如下。
第一，明词中无名家，但不乏佳作。黄宗羲《明文案序上》这样评述明代散文，曰：“有明之文……然较之唐之韩、杜，宋之欧、苏，金之遗山，元之牧庵、道园，尚有所未逮。盖以一章一体论之，则有明未尝无韩、杜、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则如韩、杜、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家，有明固未尝有其一人也。”[27]意即明散文中没有产生能比肩前代的大家，但单从一些具体作品看仍有无愧前代大家的作品。明词的情形与散文类似。明人评价刘基词“纤秾有致，去宋尚隔一尘”；杨慎词“好入六朝丽事，近似而远”；夏言词“觉少精思”[28]，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明代抛洒终生心力于词的文人少见，似乎只有马洪、陈霆、张等，然他们事功太不突出，他们的词学成就并未得到时人以及后人的肯定。明人所继承的词学资源以及作词方式注定不可能有大家产生，因为词在明代并未成为专门之学，虽然吴讷手抄了大量唐宋词，风格鲜明、个个迥异的唐宋名家词有机会出现在文人视野中，但是明人并未选择契近个人精神的其中一家精研细摹，而是利用选本资源的示范来仿作词，其效果自然是会出现很多平熟之作，连自谓“四十余年，仅得百篇”[29]、几乎以作词为终身事业的马洪也不免被清代朱彝尊批评为“陈言秽语”。明代的确是《草堂诗余》与《花间集》两大选本风行的时代，而清人的做法与此不同，清人恰恰选择风格鲜明的前代资源来深耕。清代浙西词派认为明词衰亡在于南宋著名词集被隐匿，明人对于经典的选择太单一，但选择什么样的经典作为范本，决定于写作者自己的趣味，并非南宋词集所显示的文学价值就一定高过《花间集》与《草堂诗余》。浙西词派诟病《草堂诗余》，推崇《绝妙好词》，王国维对此提出异议：“自竹垞痛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调。”[30]显然，明词整体成就不如清代，应该不全是经典取资的问题，还有作词的态度。明人作词是随意的，相比之下，清人更虔诚认真。随意作词并非产生不了好词，马洪的词《画堂春》“萧条书剑困埃尘”即是一篇可观之作。况周颐曰：“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31]他激赏的和作不仅步《草堂诗余》原韵，而且仿造原词意境的陈铎“《草堂余意》具澹、厚二字之妙，足与两宋名家颉颃”[32]。夏言词作多采用苏轼的词调，模拟苏轼的词风，“豪壮典丽”[33]，这正是夏言以及追和者所需求的效果，无苏轼之博大胸襟，当然产生不了类似苏轼词的效应，在词学风格层面只“与于湖、剑南为近”[34]。徐朔方《明代文学史·前言》：“明词有可读之作，少传世之篇；明代文人大多不致力于词的创作，鲜有专工此行者；南北曲兴盛，对词的传统造成强烈的冲击；与当时山歌时调的兴起同步，词至晚明，出现了民歌化的倾向——这些就是明词的实际。新颜依稀而并非一仍其旧，作为词史上的一环，似乎不宜不给明词一席之地。”[35]明代边塞词、女性词人词、忠烈词人词以及明末动乱时代出现的词作中，上乘之作大量出现。创作这些词作的词人产量并不丰富，难以词名家；但他们的词作值得采摘出来，编成《明词选》予以表彰，这项工作姑俟笔者异日完成。
第二，明词服务于艺事，成为艺事整体中之一种元素，词从诗余变为艺余。明代隐居乡间的士人多与艺术结缘，或书法，或绘画，书法题写于便面或条屏上，书写内容有时是别人词作，有时是自作词；特别是绘画，无论人物、风景、静物，画作完成往往题词一阕于其上。明人钟爱园林，园林工程完工后迎接文人雅士，词作因而与园林结合到一起。但他们作词较少后代所要求的具有寄托，更多的是附着艺事的完成表达一种艺术趣味。如元末明初的咏物题画词，明显没有寄托的意味，只是借助咏物来表现一种艺术趣味。趣味为主，而不是情感为主，是这个时期词的主要特征。元代社会分层的文化政策，使得词人们只能悠游林下，栖迹艺境，如江南地区受到赵孟
、杨维桢等影响，或以词题画，咏画中意；或园林雅集，赏古玩古，情感不再是表达的重点，因此词深沉不足，不求情绪之感染，只是表达赏景惬心的趣味。这种范式在后来沈周、文徵明等词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主业从事于艺术的艺术家参与了词的创作，在中国词人之词、学人之词之外，又添一类艺林之词。另外，在艺林演化过程中，当幽居乡间、超尘脱俗成为可以消费的卖点时，山人应运而生。山人作为明代中后期逐渐出现的一类群体，他们的词作散发着“清逸”的风格。这个群体以及他们词作的群体风格，在词学史上是很少见的。
第三，从单个词人而言，明代词人缺少恒定突出的风格作为标识，可谓风格多样，不主一格。接上文第一所谈，明人缺少专研一家的兴趣，多依照选本来进行创作，而所选之《草堂诗余》是风格多样的选本，因而同一词人笔下往往出现多种风格的词作；另明代《草堂诗余》多按照题材进行类编，大略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节序、天文气候、地理宫室、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柳禽鸟等[36]，每一类都有比较稳定的风格特征，因明人写作多处于需要应景的情境中，故他们往往结合当前需要，循顺既定的格调，因而同一词人笔下也会呈现不同风格。即使是屡次和苏轼韵的夏言以及夏言周围的词人，当他们离开了官场，光风霁月类的作品可能就被喁喁私语所取代，可以说明人试验了多种多样的风格。
第四，明代词总体来说，较少宏大主题，境界不阔大，情感不深厚。明人词多重在感发小情小趣，寄托感性生命，有些词作透露出比较强烈的诸如绘画等艺术气息，颇与明代小品有潜通之处。这种以趣味为主，而非抒发情感、寄托理想的作风一直延伸到清初。如沈周“《唐多令》自题画像，真率风流，天然萧旷”[37]；陈继儒等人的词“笔致潇洒，想见……高趣”[38]。在这种习气之下，明人词中的题材较往昔有一定的拓展，没有唐宋时期关于词体写作题材方面相关的规定性，如刘基《念奴娇》与《八声甘州》咏蛙；以组词的形式描写园林不同景致，实则是宋末以来以组词写西湖十景等形式的新应用。另外，也出现了风格较为鲜明的词家，如朱灏（字宗远，华亭人）词境幽奇，特色非常明显。清人顾璟芳评曰：“文中刘蜕，诗中李贺，词中朱灏，皆以鬼才胜。”[39]吴衡照曰：“灏在明词中，另出面目，词手之郊、岛也。”[40]但也有符合清代词学认知的好作品，如以拟作《草堂诗余》出现于词史的陈铎，况周颐评曰：“超澹疏宕，不琢不率。和何人韵，即仿其人体格。即如淮海、清真、漱玉诸大家，寘本集中，虽识者不能辨。昔人谓词绝于明，观于大声之作，斯言殆未为信。”[41]明清易代之际的词人目睹时代巨变，一反先前小情小趣的写作，开始在词中寄托深重的家国情怀，从而能够拈大题目、出大意义，为明代词增添了最激烈悲怆的笔调。明人受“词乃乐府之流变”思想观念的影响，词作往往出语天然，不事雕琢，这与宋代后期以及清人精雕细琢的创作态度是很不相同的；同时，明人小情小趣的感性生命之承载与清人所宣扬的重、拙、大的词学理念更是相去甚远。相比较而言，明词创作更接近词作为一种文艺样式的本质，正如俞平伯说：“明朝的词，大都说不好，我却有一点辩护的话。他们说不好的原因，在于嫌明人的作品，往往‘词曲不分’，或说他们‘以曲为词’，因为‘流于俗艳’。我却要说，明代去古未远，犹存古意。”[42]有些“以曲为词”的作品，生动活泼之中饶有智慧的光彩。
综上，进入明代，中国古代文化所可能孕育的文体都已经产生，诗文自是传统士人不能舍弃的文体，而曲、小说等得到普通大众的青睐，词处于二者之间，既没有得到士人倾情投入，也没有完全被放弃，这决定了明代要想产生非常伟大的词人几乎是不可能的。的确，明人词存在着一些相关问题，然无名家，有佳作；绘画、书法等艺术家甚而消费清雅脱俗趣味的山人群参与词的创作，客观上为词提供了新的趣味与表达可能；明人词风格多样，不主一格，注重小情小意，讲究情趣智性，与清代以来的词体观念有相当的距离：诸如此类，应该都是明代词的特色以及价值。
三、明词的发展历程
有关明词的历史分期的研究成果，拙作《明代词学之建构》已经列示。[43]学界多倾向于将明词发展分为三个段落即明初、明中、明末。明词发展的三段论其实承续清代朱彝尊以来的关于明词发展的认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要具体而微地把握明词演进的历程，就显得有些认识不足。对明词首度做深入研究的张仲谋根据“明代社会特点、文化背景之转换，以及词体自身的发展、词坛名家的相对集中诸因素，把近三百年的明词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明初词坛”，“明词的衰敝期——永乐、成化词坛”，“明词的中兴期——弘治、嘉靖词坛”，“明词的衰变期——明代后期词坛”[44]，在三段论基础上深化了明词的研究。拙作《明代词学之建构》鉴于明代词学研究存在着重重陈见的情形下，希望对于明词发展中的大问题展开阐述和判断，以明词的中心地域吴中地区的社会、文化意识变化以及词的发展趋势为依据，提出明词的发展两段论：元末明初到成化之前，江南吴地文化意识的高涨到明王朝建国后的压制封闭，词因而从繁荣走向凋敝；中后期是指成化之后，随着江南经济文化的复苏并逐渐活跃，词因而从凋敝走向繁盛。明词演进的趋势，前期呈现下降趋势，后期呈现上升趋势，整个明代词学走向是先降后升。将明词演进分为两段，目的在于显现中心区域的词学变化，以抓住明代词学的主要问题。如果对明词全局作具体而微的历史观察的话，则必须对明词的历史阶段进行细分。本书改变以前较为宏观式的分期来观照明词发展历程，将《全明词》《全明词补编》中收录的词人按照词人出生时间段，结合明代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发展阶段性、词人数量聚集度、词学发展的相关标志，词人影响以及词学事件的持续度等等要素，将明朝（1368—1644）近三百年词的发展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元末明初、永乐到天顺、成化到正德、嘉靖到隆庆、万历到明末。
根据《全明词》《全明词补编》，明代词人总数是2019位。虽然在实际历史中产生的词人数量肯定大于这个数，但也不会相差太远。因此，笔者拟将各个时期的词人对应至相关时期，统计出各个时段的人数，期望得出明代各个时期的词人变化情况。如表0-1所示：
0-1 明代五个时期词人统计表
表0-1显示，晚明是明代历史进程中产生词人最多的时期，占到整个明代词人总数的70.92％。为更加直观地看到明代各个时期差异与变化，现将上述数据以图0-1形式展现出来：
图0-1 明词发展历程直观图
图0-1显示：以词人数量来说明，明代各个时期发展极度不平衡。发展模型不是马鞍型：理解这个图形，如果以通代词史的眼光来看，从宋末到明末，词史经历了一个波曲线，词自宋末始走下行，到元末明初，这个波还没有到底，永乐—天顺间才是波谷，过后则开始慢慢反弹，成化后坡度越来越高，至明末形成波峰；如单就这幅图像理解词在明代发展演变的模型，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为形似“√”的烟斗状。明词演进的基本大势是经过元末明初的过渡，明王朝的鼎定带来的和平局面并未刺激词的创作，经过永乐—天顺的萧条之后，词在成化后逐步复苏，词人数量节节攀升，晚明时期形成峰峦突起的景观。
必须提到的是，明代女性词人异军突起，可谓是又一生力军。明代各时段女性词人数量变化见表0-2：
0-2 明各时期女性词人数量表
表0-2显示，与前述总体形势烟斗形不同，女性占各个时期词人总数的比例逐渐增大。但与总体上明代词人数量于成化—正德年间开始增加不同，女性词人数量的增加起步于嘉靖期间，繁荣于晚明。在晚明，女性词人几近本期词人总量的25％，这不能不说是词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景观。
下面分述这五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元末明初时期。元末明初，是朝代的过渡期，也是词学的过渡期，也是明词创作模式的创始期。元代统治者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使得先前文化超前以及词繁荣的南方区域长期处于下层，汉族士人分化为两类，一类栖心山林，以艺为主，一类以儒为业。前者悠游林下，栖迹艺境，受到赵孟、杨维桢等影响，或以词题画、咏画中意，或园林雅集、赏古玩古，词作深沉不足，不求情绪之感染，只是表达赏景惬心的趣味。后者多以学问经籍为尚，受浦江柳贯、金华黄溍影响。柳贯“学问渊源，悉有所受，故其文章原本经术，精湛闳肆”[45]；黄溍“原本经术，应绳引墨，动中法度。学者承其指授，多所成就”[46]，如宋濂、戴良出自柳贯之门，宋濂、王祎曾受业于黄溍。元末明初的一些词人如谢应芳、邵亨贞等，主要以儒学为业，词文趣味相似，多“有关国计民生，人心风俗，非徒以笔墨为物行役者”[47]，词作用语朴拙硬朗。他们没有早期士人那么强烈的使命感，主体精神稍显孱弱，因此明词走向艺林化与儒林化的情况，贯穿明代始终。元末动乱，江南经济明显高过其他地区，加之江南张士诚好结文士，使得其他区域文士流寓江南，在杨维桢、顾瑛等人集结之下，江南地区形成了较好的词学生态，词呈现出局部的繁华。但繁华犹如昙花一现，随着明朝立国，先前的词学生态被新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破坏，繁华渐见凋散。这一时期词作的风格呈现较为丰富，驿骑于南宋、北宋之间，其文学品质在明代词史中是较高的。
第二阶段，永乐—天顺时期。明初统治者将先前江南的士绅或迁徙，或打压，使词学生态破坏严重。永乐到成化之前，江南地区经济低迷，人文委顿。这个时期山林文化处于下风，儒家理学因明初被立为帝国主要的意识形态，馆阁文化成为强势话语。词流行于台阁和官场，官员之间以词迎来送往，应酬之风盛行，虽然冠冕堂皇、语气铿锵，但是千篇一律、肤廓苍白。另一方面，延续下来代表山林文化的江南被压抑，由于明成祖变本加厉地实行乃父政策，第一时期良好的词学生态没有得到恢复。幽居民间的力量没有得到调动，因而无论是词人数量还是词的品质，这一时期可以“衰敝”称之。
第三阶段，成化—正德时期。成化之后，江南经济逐渐走向繁荣，词也渐渐热起来。词延续元末明初重趣味的倾向。从大的方面来说，依旧是江南地方精英与馆阁文化造就了词坛。但这个时期，官僚队伍中出现了分裂，上层继续延续传统的台阁意识，下层以郎官如李梦阳（1473—1529）等为代表，希望改变羸弱的文学面貌，高举复古大旗，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学复古运动。由于政治对江南管制的松动以及经济的发展，江南地方精英人数大增，极大地活跃了江南的词学氛围。不过此时馆阁文化依旧有影响力，馆阁词无论在官场还是民间，活跃度依旧不减。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者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排斥盛行于宋代的词体，相反因词继承了唐诗精神而身体力行地创作了一些词作。这个时期，是明代词走向繁荣的转折点。
第四阶段，嘉靖—隆庆时期。这个时期，士林分化非常严重，既有延续台阁风格的夏言词人群，有延续江南地方精英的文徵明词人群，还有因杨慎被贬到云南以及被贬官员增多，因而词的创作出现多元化。嘉靖时官场文化流行词。官员之间互相和作，展现了词在拉近官员之间关系的作用。如夏言，位列嘉靖时期首辅，其词集三十年间刊刻六次，官员和之成风，形成以一种光风霁月意度为主调的词。不过随着明帝国对于北方边患的忧虑，官员被派到边塞或贬谪到边塞，明代词中出现了些许深裘大马之风，甚至朝廷大员想象边塞的词也渐次出现；同时，帝国承平日久，矛盾重重，朋党倾轧，士人虽遭受打击，但斗志昂扬，这一时期的词也颇能因此张大主体、意气飞动。陈霆与张是这个时期两位重要的词学家，他们的词作在词史中讨论得非常不充分，故本书列出单节进行讨论。除了作词者继续增多之外，这一时期词作的品质也得到提高，词的影响力得到空前扩大，论词著作增多，如陈霆《渚山堂词话》、张《诗余图谱》以及杨慎《词品》等，有关词体的讨论较为深入，可谓进入了词的自觉发展期。
第五阶段，晚明—清初时期。这个时期，词人经历了从承平到国灭的过程，中间政治乱象频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以及剧烈的党争，彻底撕裂了士林，也撕裂了国家。就词而言，江南地区形成了以家族、郡邑、结社为网络的良好的词学生态，随着简单易行的词谱推广，作词者激增，使得这一时期词人数量异峰突起；良好的经济条件，使得晚明时期山林之士增多，一心经营私家园林，山人词人群崛起于其间，词专力描写园林，抒发清逸雅致情调；同时，受到王学末流影响，明代后期重情文学之风兴起，士人纵情冶游声妓，开始讨论词中“情”的问题，词回归于传统题材。明末以陈子龙（1608—1647）为代表的云间词人，提出词的四难：“用意难”“铸调难”“设色难”“命篇难”，开始积极正视词的写作；晚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激化，人文委顿的境况被打破。虽然一部分士人依然悠游林下，享受惬意生活，如陈继儒等，以词写山林、园林趣味，显现出清逸风格，然此时帝国内部矛盾逐渐显现，党争逐渐加剧。这时期的党争还附带着国势颓微的忧虑，世纪末的悲凉往往不自觉地流露于词人笔下。1644年，帝国大厦倾圮，仁人志士兴复国之志，抗举义旗，如陈子龙、吴易（1612—1646）、夏完淳（1631—1647）等，词或缠绵深挚，或刚烈如火，成为明代词坛上最精粹的花朵。明代晚期，士人群体参与词的写作广泛起来，从而为清代词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同时必须提及的是，女性词人第一次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在词史上，女性词写作不仅在情感品质、抒情对象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词风亦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第一次以群体的力量呈现出女性巨大的创造力，为清代女性词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词人对于词的认知以及主体精神世界的改造之间的结合，改变了词的发生理念与方式，词的品质由此得到了提升。
词在明代发展的五个时期中，从艺术精神上衡量，总体上是明初、明末较强，明中期较弱。前后两端均为动乱之世，词人的主体精神被激发，渗透于词中的情感能和社会起伏一起共振，虽然他们不免缺少锤炼与修饰，但总有一股感发人的情感充盈于词中。明代中期，山林文化将经营的艺术渗透到词中，颇有些小情趣，馆阁文化因缺乏原始儒家粗粝精进、元气淋漓的气象，加之不太重视对词体的研究揣摩，故词更多地沦为应酬工具，词体应有的精神被忽视。
明代词人数量的变化情况，在明词发展历程中，可谓先落后起、先抑后扬。明代缺少“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大词人，所以以大词人命名时代的词史模式显然不适合明代。如果说唐宋时代大词人组成了一道道峰峦叠嶂的奇观，那么明代，正如河流进入了平原，一切变得缓慢而波澜不惊。元祚短浅，尚有受到宋末词学典型影响的一代词人活到了元末明初。但接下来的明代词坛，既不如元代尚有宋末词学典型，又因早期朱明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极不利于词的生长，词的发展生态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文人学士仍旧以词来表情达意，词顽强地生长着，迄至成化、弘治、正德年间，词的力量逐渐增强，终于在晚明形成一股汹涌的创作浪潮，词坛显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相比唐宋时期强大的文化消费以及清代学子孜孜不倦、精细深入的探索，词在明代的发展与士林文化的流变息息相关，并随之跌宕起伏，风格也较为多变。
四、明词的地域性
拙著《明代词学之建构》借用唐圭璋先生当年的方法，“考两宋词人之籍历，按省分列，藉以觇一代词风之盛，及一地词风之盛”[48]，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明代词人的中心地带已经转移到以苏州为首的广泛意义的吴地”[49]，既有中心区域，又有从中心辐射而形成的边缘地带，也可以说明词之盛主要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当时主要依据的是2004年版《全明词》。《全明词》出版后，相继有学者辑佚明词，周明初、叶晔将辑佚成果整理为《全明词补编》，由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样一来，是否词人、词作数量的增加会修改当年形成的结论呢？故笔者在此以《全明词》《全明词补编》为资料源，重造数据库。编制数据库加入了新的考量条件，即上文提出的五个阶段的词人籍贯的地域分布情况，探察不同时段明词的主要聚集区域是否在移动，每一个时期的表征是否与有明一代的整体表征相符。下面将收集到的数据列为表0-3（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准）：
0-3 明代词人各个时期区域分布表
（单位：人）
①《全明词》收录了籍贯标为“西域”的词人“锁懋坚”，实际上他是在杭州出生成长的西域人，从文化习得而言，应为杭州人。杨慎《词品》卷之六曰：“锁懋坚，西域人，扈宋南渡，遂为杭人。”（《词话丛编》第1册，第535页）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七“鸟词兆元”中曰：“癸卯冬，杭西城人锁懋坚以《谒金门》词饯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500页）
《全明词》《全明词补编》提供的明代词人总数为2019，籍贯、地域以及生活时段等基本情况清楚的词人共1614人，统计人数占已知词人总数的79.94％。根据表0-3统计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明代词人数量前五位的地区从高到低依次为江苏（557人）、浙江（460）、上海（111）、江西（94）、福建（73），词的中心区域集中在江南地区。如果将词人分置于五个时期中来看，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将每一时期的前五名用表格罗列出来，看看明代词人总体与各个时段的聚集情况是否有出入：
0-4 明代五时期词人数前五名区域表
明代各时期词人数量第一、二名都是江苏、浙江，说明有明一代词人的聚集度总体与每一时期是相同的，明代词学的中心区域一直是江苏、浙江。虽然词在明代远届云南、甘肃等偏远地区，但各地词人聚集度严重不平衡。除中心区域一直没有移动之外，次中心有些变化。江西在前四个时段一直处于第三位，居于次中心位置，但在晚明时期却名落五名之外，被上海所代替。这显示了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词的写作的一些因素出现了变化，由于地缘文化等作用，江苏、浙江的词学中心的辐射使得上海地区能够后来居上。
表0-3、表0-4有力地证明了明词无论以整个朝代还是五个时期为计算单位，其结果都显示，明代词人多产自江苏、浙江、江西、上海等地，明词中心区域无疑在江南地区，也就是说，明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这一结论与拙著《明代词学之建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大致不差。在上一节中我们提到明词发展的模型呈现为“√”的烟斗状，既然明词地域性如此之强，整体上形成的模型是否由于五个时期中各自的前五名区域共同形成的呢？是否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型呢？下面将明代词人前五名的区域采用直观图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行比较：
图0-2 江苏各个时期词人数量变化图
图0-3 浙江各个时期词人数量变化图
图0-4 上海各个时期词人数量变化图
图0-5 江西各个时期词人数量变化图
图0-6 福建各个时期词人数量变化图
从上面接连出现以区域前五名的五幅直观图来看，除第四名的江西有所不同外，词人数量前三甲的江苏、浙江、上海与第五名福建，各个时期变化图形与明词整体发展的模型呈现为“√”的烟斗状保持一致，这说明影响明词各个时期以及整体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也是江南地区，正是它们的合力形成了明词整体发展的烟斗状，于此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明词地域性的认知。至于为何永乐—天顺时期，别的区域处于低潮，而江西一地却逆势上扬，这在后面相关章节中会作进一步论述。
以上统计数据说明，无论是对有明一代作整体观察还是对每个时期作局部审视，词这种文学样式活跃于以江苏、浙江、上海为主的江南地区。活跃聚集于江南地区，为什么形成如此景观呢？当前从区域角度研究过明词的除拙作《明代词学之建构》外，还有谢永芳《区域观照与明词研究——以明代北直隶词人为例》[50]，汪超“明词作者地理分布的统计分析”[51]，孟瑶、张仲谋《明代词人地域分布研究》[52]，这些论著对明词的地域现象提出了各自的高见。谢永芳以北直隶为例，认为“北直词人对于朱明一朝文化的贡献，与北直一地所处较高文化地位是不相称的”，个中缘由具体而言是“北直词坛自身的不济、史志的无情摒弃与书目的缺席审判、文献整理的缺失、词史反观中的视域阻断和区域词学研究意识的淡漠”。[53]汪超通过细致统计工作得出明代词学格局为“环太湖词学带”，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因为“发达的经济、稠密的人口是文学家分布密集的重要原因”，“文化发展范型的差异导致明代‘环太湖词学带’一枝独秀”。[54]这些观点都有较强的借鉴与启发意义。不过本书认为，理解明代词聚集于江南这个问题，还必须回到明词产生的土壤上来回答。
词到明代成为区域化文体，实则有关词在明之前的历史与明代相关的经济、文化情形。揆之以历史，词本来就是产生、风行于南方的文艺样式。最初形成的两大词学中心西蜀、南唐属于南方；在宋代，词的中心区域在浙江、江西；在元代，词学中心还是在浙江。这说明词这种文艺形式，与北方的人文气质颇有扞格。另外，安史之乱后，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一直被少数民族所统治，这种情形延续到明初。中间的宋代，随着苏轼影响北方，词有向北方扩展的趋势。入元代后，金朝遗孑中颇有作词者，其中最著者为元好问，可是后继乏人。北方以大都为中心的区域迅速被胡夷里巷之声所充塞，代表宋代最高文艺成就的词在北方已经萎缩。南宋灭亡后，元代统治者实行民族分化政策，文明程度最高的南人却位列末等；加之元朝在士人出路方面歧视南人，所以南方人多转而从事于艺术。元代画坛四大家吴镇、黄公望、倪瓒、王蒙等四人均为南方人，他们的影响超出了仅仅从事于读儒家典籍的士人。风会所及，词这种文体逐渐与艺事结合起来。
元末还有一部分士人，从事于古玩鉴赏、园林等活动。顾仲瑛自不必说，他的存在说明周围有较多同类型人物，如唐元，“字本初，姑苏人。读书博雅。有船号‘一苇杭’，图书古玩，罗列左右。浮游江湖，日哦诗其中。自号苇杭子。每过顾阿瑛溪上，必系舟柳下，终日谭笑”[55]，在动乱时期颇不以世情为务，一味尽情适性。可以说，江南普遍的艺术风雅文化使得当时士人仍旧在填词。而这种风气除了在明初受到打击之外，一直延续到明末。这种风气盛，词就盛，反之则衰。另外，明代江南经济在整个帝国体系中举足轻重，此有一例可以说明。朱棣造反拉上宁献王朱权，许诺事成后平分天下。到兑现诺言时，“比即位，王乞改南土。请苏州，曰：‘畿内也。’请钱塘，曰：‘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宁、重庆、荆州、东昌皆善地，惟弟择焉。’”[56]这则故事说明，苏州、钱塘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事实上，明永乐之后的江南经济越来越发达，许多士人营建私家园林，甚至可以说私家园林成为明代繁荣的见证。所以明末张岱（1597—1689）在《西湖梦寻》中寻找“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57]，顿生幻灭之感。晚明祁彪佳“寓山十六景”即是其家寓园十六处园林景观，据初步统计，当时有38位词人参与了以词述景的活动。部分词人流传下来的词作仅仅与此相关，这说明园林带动了词的创作，促进了词人的产生。
正是流行于江南尽情适性、博雅脱俗的艺术风气以及在经济基础支持下的园林建造热，词才得以作为艺事之一途参与到活动中来，从而形成了词在江南的繁荣景象。而在江南之外的地区，因缺少历史以来形成的氛围以及较为充盈的经济条件，所以词难以在那些区域枝繁叶茂。当然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强调明词的江南区域特性，是强调它的重点，而非只及此而不及其余。相比较而言，江南的文化土壤适应了这个时期词的发展，因而枝叶扶疏；其他区域可能不太适应，因而草木稀疏。
五、“明代词史”的含义与撰述
要认识“明代词史”的含义，形成“明代词史”的撰述思路与目标，必须先简要清理明词研究史，结合明词发生的社会土壤以及相关特性，梳理先前明词研究史存在的问题，并由此重构“明代词史”。“明代词”研究与“明代词史”研究二者之间虽存在着内涵与外延的差别，不过“明代词”作为历史进程中的现象，也应该是作为历史研究的“明代词史”题中所含之义，故此处先将二者打并一处进行分析概括。
研究史的第一个问题是文献基础问题，即明词的文本整理问题。明清以来，明词没有专集，通常以两种面目行世，其一作为作者总集中的一部分，其一为选本。通代选本中出现明词的，明代有杨慎《词林万选》《百琲明珠》、托名程敏政的《天机余锦》，清代的有《倚声初集》《御选历代诗余》与各郡邑词选如《柳洲词选》等；明词专选有明代钱允治、陈仁锡的《类编笺释国朝诗余》、沈际飞的《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第四种，清代顾璟芳等的《兰皋明词汇选》、王昶的《明词综》等等，它们为明词文献的整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后来的相关词话如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等著作中亦时见明词身影。民国时赵尊岳在况周颐的授意下，整理成《明词汇刊》，是为明词研究史中较大型的明词总集，但总而不全。2004年，《全明词》六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明词第一次以“全”的面目出现；虽说“全”，实则还有较多遗漏，故一部分学者跟进补苴。2007年，《全明词补编》二册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明词又向“全”更进一步。但由于明词涉及材料相当丰富，来源多途，《全明词》《全明词补编》中互见以及词人小传等问题在在皆是，《全明词》有待进一步完备、臻趋精善。
第二个问题是研究史中显现出来的明词品质以及价值判断问题。明词的研究从明代就已经开始了，存有褒贬两种判断。陈霆、王世贞、陈子龙分别在《渚山堂词话》《艺苑卮言》《幽兰草词序》中对明词作了较低评价。对明词持赞扬意见的有钱允治，他在《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中高倡“填词小技，遂出宋元之上”[58]。明亡至清康熙十七年之前（1644—1678），明词评价总体上褒多于贬，甚至出现了专选明词的《兰皋明词汇选》，其序与评点对明词褒扬倍至。后朱彝尊编辑《词综》，词选唐宋元三朝，独遗落明代，因为朱彝尊认为：“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59]此后一直到清末况周颐之前，明词被“榛芜”之后慢慢被“亡”掉。况周颐对于明词抱着欣赏的态度，对于明词文本资料的不完整心有戚戚焉，因而将总明代词大成的愿望交给赵尊岳，后形成《明词汇刊》。成书过程中，赵尊岳悉心体会明词，发表了《惜阴堂汇刻明词叙录》《惜阴堂汇刻明词纪略》等文，搁置了历史中形成的“词亡于明”的说法，对明代词作出了较为妥帖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编辑整理《全明词》的工程正式上马，明词重回研究视野。《全明词》的编纂者张璋与饶宗颐分别发表了《明词不可抹杀》《全清词顺康卷序》等文，对明词以及明词评价提出了较好的意见。本书关于明词的特色与价值，已经在上文述及，在此不赘。
第三个问题是明代词与明代词史的叙述问题。明代以来的词话中提到最多的明代词人是刘基、高启、杨基（1332—1378后）、瞿佑、杨慎、夏言、王世贞、陈子龙等，以致今以明代词为研究对象的博、硕论文较多地瞩目于这几位。同时，在叙述有关明代词的演变史时，多承袭古人旧有的框架。朱彝尊曰：“明初作手，若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皆温雅芊丽，咀宫含商。李昌祺、王达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钱塘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熏人骨髓，殆不可医。周白川、夏公谨诸老，间有硬语。杨用修、王元美则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然三百年中，岂无合作？”[60]隐然将明词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清末陈廷焯的观点与此颇为类似，曰：“词至于明而词亡矣！然三百年中，岂无合作？……明初如刘伯温、高季迪、杨孟载之流，尚沿虞伯生、张仲举之旧，无害风雅；至文徵明、杨升庵辈，风格虽低，犹堪接武；自此而后，如马浩澜辈，陈言秽语，读之欲呕。明末陈人中，为一时杰出，但气数近小。”[61]在朱彝尊论述的框架之中加入了明末这一层。进入现代词学史视野，吴梅《词学通论》中论述明代词部分、金启华《中国词史论纲》中“明词论纲”部分以及相关的明词赏析的著作，无论是明词发展的分期还是描述的基本框架，均与清代以来大同小异：明代前后两头的词尚有可观，中间不值一喙。值得一提的是郭扬《千年词》与张仲谋《明词史》。《千年词》从千年词演进的大视野重新审视明代词，提出“词在明朝的复苏”，词在明代的发展阶段有三——明初词不兴，盛明词静极思动，明末词复苏，与清代以来的评价几乎完全不同。[62]《明词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明词历史专著，打破了清代以来的叙述体例，拓展了明词的研究范围，对明词的得失作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
诚然，明代词存在着相关方面的问题，但《全明词》《全明词补编》提供的明词告诉我们，明代“三百年，能词者为数仍夥”[63]，即使被众人描述的词荒芜的明中期，仍旧有词人词作存世。有词就有词史，这应该不值得怀疑，应该得到深入研究。明清以来的研究在理解明代词以及词史之时存在着值得商榷的方面如下：唐宋词标准，名家标准，选家加流派标准。
中国文学史有一基本原理，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以诗，宋以词，后来者总是将相同文体自觉不自觉地与该文体的黄金时代相比。就明代词而言，明人的当代词评价中就出现了这种意识，如陈霆评瞿佑词曰：“惜其视宋人风致尚远。”[64]王世贞评明刘基、杨慎、夏言词时分别曰：“去宋尚隔一尘”；“好入六朝丽事，似近而远”；“比之辛稼轩，觉少精思”。[65]心中横亘一宋词标准，总是感觉明人不如宋人。清人自认为上承唐宋，并用词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中兴于清作为词史认知的标准模板。宋词的确可以成为标准，但作为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文艺样式，词不仅仅只是宋代的存在物，作为一种文体，其生命过程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宋代只是词的生命历程的一段而已，以此而言，词于明、于宋在千年词史中具有等量意义。康熙朝《御选历代诗余·钦定凡例》曰：“词者，诗之余也……体制因时递变，而和声协律之中，具有古乐府遗意。今自唐迄明，网罗采择，汇为成书，鼓吹风雅。”[66]词的“体制因时递变”，因此，研究明代词史，选择唐宋词标准，这种思路显然是有问题的。
唐宋词标准由一系列诸如温、韦、苏、辛、周、秦、姜、吴等名家组成，名家之间有前后影响关系，就如起伏连绵的峰峦，罗列前后名家自然成为一部绵延不断的唐宋词史。但这种观察角度对于明代词就不适用，因为明清以来提到的屈指可数的明代词的名家有刘基、高启、杨基、杨慎、夏言、王世贞、陈子龙等，名家之间没有相互取资的关系，因此决定明代词发展流向与面貌的不是名家，而是与名家处于共生状态的大量非名家。明清以来，甚至当下的明词、明代词史研究，专门研究明清以来明词研究中多次提到的明代词名家，甚至一些专题研究重点在这些名家，希望如唐宋词史那样通过名家构成明代词史认识，其结果无疑造成了明代词史研究的碎片化。事实上，耗费明代文人心力的仍旧是诗文，少有以词为终身事业的文人。即使被反复提及的明代大词家如刘基、杨慎、王世贞等，其词没有产生实际的名家效应，没有产生实际的接受过程，即后人作词几乎少有从当时名家入手、严守名家家法，也就是说当时名家并没有引领作词风气。相反，作词来自词之外的因素。这样看来，以名家来组织明代词史也是有问题的。
清代朱彝尊编选《词综》，贯彻强烈的选本与流派意识，寻求明代三百年之中的“合作”之篇。清末陈廷焯一方面承认“有明三百年中，习倚声者，不乏其人”，一方面则说“然以沉郁顿挫四字绳之，竟无一篇满人意者，真不可解”。[67]朱彝尊在明代词中没有找到姜、张的影子，陈廷焯则在其中体味不到“沉郁顿挫”风格，他们都是以典型的选本加流派的意识删定明词。以朱、陈为代表的清代词学家们勉强明人以适应清人，显然，这不是明人的问题，而是清人强烈的流派意识不符合明人创作词的实际。清代选本加流派意识，实则是唐宋词名家意识在清代的衍生物，而这些在明代词史中根本不会出现。
结合以上相关内容，本书拟定“明代词史”的研究目标：1．本书认为明代词史不宜以异代立场为本位，坚定以明代立场观察、评析明代词，重构词在明代发展的历史，是为“明代词史”的基本内涵。2．本书拟从现在已经存在着较为完备的明词总集、近期整理出版的《明词话全编》[68]、明词本身附载及明人相关文集提供的若干信息中，重新建构明词创作的生态背景，以词坛为中观视角，分析出一个时期中带有普遍的面，以面带动一个时期中的名家与非名家的点，以前后词坛之间的若干文化联系组成线，这样的点、面、线组合成一部“明代词史”。3．双主线与若干副线交织。所谓双主线，即影响明代词学发展的山林与台阁文化，寻求山林与台阁两种文化与词的共生关系。双主线是影响词发展的两个恒量。若干副线是随着明代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影响词的非恒量，如边塞以及国家灭亡等等。4．明人词的创作往往随着所处语境而发，不主一格，因而风格多变。因此本书分析明代词注重分析词的创作语境，特别要不带成见地理解、同情明代词，希望能更好地阐释明代词以及明代词史。5．以时代—词人—词三要素合一，由外向内，探寻外在时代氛围变迁影响于词人主体的审美情趣与艺术生产方式之变化，从而理解明词的时代品质，认识明代近三百年中时代—词人—词的变迁史。
[1] 《全明词·出版说明》，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
[2] 《全明词补编·后记》，周明初、叶晔《全明词补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3] 赵尊岳：《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 朱彝尊、汪森编：《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5] 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明词汇刊》。
[6] 宋濂：《汪右丞诗集序》，《文宪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 王逢：《梧溪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邵亨贞：《木兰花慢》词序，《全明词》，第52页。
[9]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36页。
[10] 王国维：《读桂翁词》，引自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503页。
[11] 陈如纶：《二余词》自叙，赵尊岳《明词汇刊》。
[12]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八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引自清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卷八，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6，第1940页。
[14] 王昶：《明词综序》，王昶辑，王兆鹏校点《明词综》，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5] 刘军政：《明代〈草堂诗余〉批评论》，河南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
[16] 萧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统计《花间集》的各种抄本、刻本、藏本有19种。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第238页。
[17] 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丛编》第1册，第845页。
[18] 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第2册，第665页。
[19] 周瑛：《词学筌蹄》，《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35册。
[20] 余意：《词谱的出现及其词学史意义》，《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21] 陈霆：《渚山堂词话》，《词话丛编》第1册。
[22] 朱彝尊：《词综·发凡》。
[23] 丁炜：《词苑丛谈序》，徐釚《词苑丛谈》，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228页。
[24] 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明词汇刊》。
[25] 1984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
[26] 黄天骥、李恒义：《元明词平议》，《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27] 黄家羲：《南雷诗文集》（上），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17、18页。
[28] 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第1册，第393页。
[29] 马洪：《花影集序》，杨慎《词品》卷之六，《词话丛编》第1册，第530页。
[30]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词话丛编》第5册，第4263页。
[31] 况周颐原著，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卷五，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第85页。
[32] 同上书，续编卷二，第135页。
[33] 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一》，《词话丛编》第5册，第4273页。
[34] 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一》，《词话丛编》第5册，第4273页。
[35] 徐朔方：《明代文学史·前言》，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第17页。
[36] 刘崇德、徐文武点校：《明刊草堂诗余二种》，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37] 王昶：《西崦山人词话》卷一，彭国忠整理，《词学》第2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89页。
[38] 孙兆溎：《片玉山房词话》，《词话丛编》第2册，第1663页。
[39] 顾璟芳、李葵生、胡应宸：《兰皋明词汇选》卷之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50页。
[40]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词话丛编》第3册，第2462页。
[41] 况周颐原著，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第127页。
[42] 俞平伯：《读词偶得 清真词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10页。
[43] 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第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4] 张仲谋：《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19—21页。
[45] 《〈待制集二十卷附录一卷〉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第2232页。
[46] 《〈黄文献集十卷〉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2231页。
[47] 《〈龟巢集十七卷〉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2251页。
[48] 唐圭璋：《宋词四考·两宋词人占籍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49] 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第17页。
[50] 谢永芳：《区域观照与明词研究——以明代北直隶词人为例》，《词学》第21辑。
[51] 汪超博士论文《明词传播述论》中的一章，由汪超惠寄。
[52] 孟瑶、张仲谋：《明代词人地域分布研究》，《词学》第28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3] 谢永芳：《区域观照与明词研究——以明代北直隶词人为例》，《词学》第21辑。
[54] 汪超博士论文《明词传播述论》中的一章，由汪超惠寄。
[5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8页。
[56] 《明史》卷一百十七，中华书局，1974，第3592页。
[57] 张岱：《西湖梦寻序》，《西湖梦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页。
[58] 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钱允治、陈仁锡《类编笺释国朝诗余》，《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28册。
[59] 朱彝尊：《静惕堂词序》，曹溶《静惕堂词》，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1册，凤凰出版社，2007，第266页。
[60] 朱彝尊：《词综·发凡》。
[61] 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1993，第810页。
[62] 郭扬：《千年词》，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63] 饶宗颐：《全清词顺康卷序》，《全清词顺康卷》第1册卷首，中华书局，2002。
[64] 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1册，第363页。
[65] 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第1册，第393页。
[66] 沈辰垣：《御选历代诗余》，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3页。
[67] 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三，第241页。
[68] 邓子勉：《明词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