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双重落差：女性主义诗学初入中国的命运
迄今为止，女性主义诗学进入中国已有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它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逐渐在中国文坛产生影响，并借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东风而取得了合法化的学术身份，但其初入国门时的境遇却是坎坷的。较之其他许多同一时期被引入中国的西方理论模式得到热烈欢迎、迅速接纳和积极实践的情势而言，女性主义诗学在融入本土的过程中显然遭遇到了许多有形与无形的障碍，在引介初期尤其如此。这从女性主义诗学与其他理论模式之间存在的双重接受落差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晰。
第一节 双重落差及其具体表现形态
如果我们将1970年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的博士学位论文《性政治》的问世作为西方女性主义诗学走向成熟的标志的话，其发展迄今已有三十余年。在这一过程中，如前所述，美、英、法等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在精神分析学说、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体系，并在各自纵向的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横向的交叉与渗透，在当代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发展出精神分析学派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女同性爱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纷繁多样的分支与流派，被乔纳森·卡勒肯定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三大模式之一。女性主义以其质疑、抗拒、解构父权文化的先锋姿态，坚守着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中的人文关怀，在崇尚削平“深度模式”、消解价值、普遍碎片化的后现代景观中，呈现出特立独行的姿态。
在中国内地，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诗学研究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以欧陆与北美为中心的世界范围的女性主义研究舞台上，此前基本处于缺席状态。在此期间，一系列经典的女性主义诗学著作纷纷问世，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除前述米利特的《性政治》外，还有埃莱娜·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妇女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 1977）、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和十九世纪文学想像》（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1979）等。它们分别以对女性文学传统的梳理，女性叙事作品题材、主题、结构、意象、隐喻、风格等的深入考察与父权文化下女性模式化形象与空洞能指功能的分析，确立了女性主义诗学中“妇女形象”研究与“妇女中心”研究的两大主题。由此可见，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的繁荣与中国内地滞后15年之久的沉寂状态，构成了第一重鲜明的落差。本书作者认为，对这一落差，仅以“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专制与僵化、中西文化交流的被阻遏为理由，并不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事实是，在中国历史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五四以来被中断的中西文化交流再度恢复，并以前所未有之强劲势头影响了国人的视野、胸襟、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的时候，这一落差的现实并未获得立即改变。
新时期之初，西方数百年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呈历时性演进的精神文明成果，从古典时期到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均在同一时空内被引入中国，一时使人眼花缭乱、目眩神迷。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人们乐此不疲地译介西方观念、理论与方法，而以1985年文艺界“新方法”年的出现为其高潮。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林林总总的“新方法”热中，女性主义同样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对女性主义的盲视甚至有意漠视，与借他山之石以攻玉背景下的众声喧哗构成了第二重鲜明的落差。于是，这双重的落差成为今天我们需要从文化学的高度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课题。它不仅可以使我们从比较文化与文学的意义上，由一种异域文化与文学现象被传播至中国之初的遭遇与命运考察中国受众的选择心理与接受的历史语境，反观其发生变异的文化环境，从而使我们对文化与文学现象的传播、影响与接受的特点与规律有更客观的认识，亦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中西女性主义诗学的不同特征，并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这一与接受之初迥然不同的文化境遇的形成，提供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参照。
新时期之初，中国学术界自觉而专门的女性研究毕竟在数量上还十分有限。通过翻检该时期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的报刊（包括专门的妇女刊物），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妇女问题的报道并不鲜见，但总的来看均是有关妇女的特定社会新闻的报告，具有道德教化意味的、宣传与劝诫性的文字居多，具备相当理论含量的专业化论述与学术分析尚属凤毛麟角。
具体到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中国当代较早从事西方女性主义诗学译介与理论形态研究的林树明认为，“1980年到1987年这段时间里，国内女性主义批评尚未形成一定规模”，“处于边缘的位置”。【1】屈雅君主编的《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也指出：“至少从1985年以前的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著作及文章中，都还没有看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强有力的牵引。”【2】林树明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980—1983年间的全国主要报刊上，有关此方面的文章约为5篇，1986—1987年间增至11篇左右。这一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当然可以存疑，另一方面，各人的选择标准与检索范围也未尽相同。但较之其他文学理论与批评模式，女性主义诗学译介与研究起步之晚的事实，却是毋庸置疑的。1986年以前，中国较有影响并得风气之先的文论刊物，如《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艺探索》等基本未见有关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翻译介绍文字，更不用说具有探索性质的文本解读实践了。
就本书作者所见，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界颇有影响的《世界文学》杂志1981年第4期发表的朱虹的长文《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由于第一次引入了具有女性主义意味的“妇女文学”概念，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界最早介绍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文章。
虽然朱虹的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研究在萌芽初期便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此点后文将有专门评述），但根据对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索引的检索，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除朱虹外，早期译介中有分量与有影响的文字实属寥寥。提及女权运动概念或女性主义概念的有何培忠于1982年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第4期、摘译自日本的《思想的科学》杂志1981年7月号的日本学者白井厚的《争取女权运动的历史和妇女学》一文中的文字。该文简要回溯了日本及世界范围内妇女地位的变迁与沦落，概括了争取女权运动史的历史渊源，强调了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探讨了欧洲启蒙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实际上的性别歧视，还谈到了二战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但是，由于当时美国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贝蒂·弗里丹在中国的影响尚不普及，其经典著作《女性的奥秘》（Female Mystique）的书名被译者错译为《好像女人的神话》了。该文还概括了妇女学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如以争取女权运动为契机而诞生、对现有学问进行全面批判、开拓新领域、打破旧的学究主义、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等。该文与本书论题直接相关的是还提到了由妇女史的研究触发的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发掘与重新评价问题：“随着妇女史研究的发展，光明也照射到二流女作家的身上了，特别是深刻描写妇女生活状况的作品，更是大量涌现出来。”【3】
1983年第2期的《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中，亦出现了介绍美国学者尼娜·贝姆的著作《妇女文学1820—1870》，以及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帕特里西亚·斯帕克斯主编的论文集《当代女小说家》的文字。1984年第9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沪）则刊登了英国学者格里高尔·麦克伦南（Gregor McLennan）1981年问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历史方法论》中的一段节译《争取女权运动史》，译者为李蕴纲与徐坚。文中介绍了美、英等国争取女权运动中的思想家、著作及基本观点，着重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对“争取女权运动史”的影响关系，以及女权主义研究之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地位，认为“父权制的概念已经成为政治和历史分析的战争舞台”【4】。
总起来说，在1986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与评述是零星的、有限的，女性主义诗学的传播受到阻遏，尚未从整体上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批评观念与方法发生明显影响。
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人的视野与精神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自此，全国思想理论界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1978年底到1979年初，《文艺报》、《文学评论》、《上海文艺》等报刊相继发表一批结合文艺工作经验，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专栏文章，标志着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的全面兴起。”【5】而“进入8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是以开放性和建设性为主要特征的”。【6】
“开放”的胸襟与“建设”的情怀使西方各种学术话语与理论思潮，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主要思想资源。“8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正是在外来文学和理论的冲击、影响和碰撞中，改变着它的观念和形态的。”【7】这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文艺研究新方法的讨论为先导并在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的“方法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更新着文学批评观念和具体批评方法，存在主义、现代派、意识流小说、新小说派、结构主义等概念、流派、体系与方法纷纷亮相。
1985年，文坛集束性地出现了大量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探索文章，如范伯群《新方法的介绍、移植和扎根》（沪版《文学报》，1985年月17日）；吴亮《新模式的兴起和它的命运》（沈阳版《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何江南《方法与现实的未来：由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想到的》（京版《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吴元迈《关于文艺方法论的思考》（沪版《光明日报》，1985年6月20日）；陈辽《打开了文艺评论研究的新天地：一年来现代方法论在文艺领域内的运用述评》（哈尔滨版《文艺评论》，1985年，第5期）；陈晋、张筱强《近年来文艺学研究中六种方法的探讨概述》（沪版《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3期）等。正是这一年，比较文学成为学界热点，并促成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深圳成立。并称“三论”的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使学者们趋之若鹜，有关文艺心理学与接受美学，以及模糊数学对文艺美学之影响的文章亦比比皆是。
然而，中国学者在新时期突破了传统的庸俗社会学研究，对西方众多文艺批评模式与研究方法进行推介与尝试之后，却依然对女性主义这一在西方已经如火如荼的学术研究模式并不敏感。这里，作者可以举出两例作为反证。其一，1985年第6期《外国文学报道》的“新作简介”栏目，发表了署名为微翁的文章。该编译者及时地跟踪报道了由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主编的、堪称“妇女中心批评”集大成之作、迄今仍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诺顿女作家作品选：英语传统》（Norto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English Tradition， 1985年4月），但又并非从发掘、梳理妇女文学传统的女性主义意义上对其进行了肯定。相反，作者援引《纽约时报书评》的评论，认为选目多有偏颇：“这部选集由于编者过于强调了女权主义的意义，一意搜求以妇女经历为题材的女作家，因而不能全面地着眼于六个世纪以来所有的女作家，并从中选择最优秀的作品。两位编者把大量篇幅给予不大出名的作家的作品，或向来不为人看重的黑人、地区性、劳动阶级与美洲土著民族作家的作品——只要这些作品是主张或维护女权主义的。”现在，即便是一般的从事文学专业的学者也一眼可以看出，这一评价体现的是菲勒斯中心的立场。因为其中被批评与否定的编选原则，正体现了女性主义学者有意矫正传统在经典作家认定上的偏颇乃至质疑经典本身的努力。颇有意味的是，在1995年随着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带动的中国女性研究的高潮中，外国文学研究界最具权威性的杂志《外国文学评论》刊登了女学者韩敏中评价同一部著作的文章，评价与臧否标准显示出鲜明的差异性。由《诺顿女作家作品选：英语传统》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中国遭受的不同待遇，我们不仅看到了不同性别与持不同立场的学者在文学观念、标准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具体而微地看到了女性主义诗学在进入中国之后由被误读、被排斥而渐渐获得生存权的历史进程。其二是1985年在非洲国家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幕的世界妇女大会在国内引起的反应以及与1995年北京大会的热烈反响形成的反差。对内罗毕会议，国内除了主要报刊有派遣官员出席盛会的报道之外，并没有引发学术界关于妇女史、妇女学乃至女性主义诗学研究的热潮。这与十年后“女性年”的出现以及女性文学写作繁荣的景象判然有别。可见，当时中国的文化环境与群体心理期待尚未为女性主义思潮的进入做好充分的准备。
直到1986年之后，双重落差的局面才开始得以改观。邓伟志在《中国妇女报》1986年1月17日发表的《迎接妇女学的黄金时代》一文，似乎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新机遇到来的美好祝愿与预言。1986年，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中文版问世，成为女性主义诗学进入中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成为其命运在中国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正是从该年开始，介绍与研究性的论文、论著不断增多，终至使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在1989年左右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王逢振发表于1986年第3期《外国文学动态》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黄梅在著名的《读书》杂志1987年第6、8、10期连载的系列杂谈《女人与小说》、孔海立发表于沪版《社会科学》1986年第8期的《一股极为盛行的文艺思潮在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出版界对女性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也随之跟进，除了《第二性》之外，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也被翻译过来，而且在同一年就出现了两个译本，它们分别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程锡麟翻译的译本，以及同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巫漪云翻译的另一个译本。1999年，位于哈尔滨的北方文艺出版社又再版了程锡麟的译本。英国学者玛丽·伊格尔顿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1987年）中文版于1989年问世，成为第一部进入中国的女性主义文论选集。
上述多种论文、译著等的问世，将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与实践推向了第一个高潮，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诗学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影响，以及女性文学写作热点的形成，均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美国后殖民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对于理论旅行的基本方式，曾作过一个著名的表述：“首先有个起点，或看上去像个起点的东西，标志某个概念的产生，或标志某个概念开始进入话语的生产过程。其次，有一段距离，一段旅程，一段概念从此至彼地移动时的必经之路。这段旅程意味着穿越各种不同语境，经受那里的各种压力，最后面目全新地出现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第三，移植到另一时空里的理论和观念会遇到一些限定性的条件。可称这为接受条件，也可称为拒绝条件，因为拒绝是接受行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条件使人可以引进和容忍外来的理论和观念，不论那些理论看起来多么怪异。第四，这些充分（或部分）移植进来的（或拼凑起来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它的新用法，以及它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8】那么，在20世纪已然逝去的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女性主义诗学这一异域的理论形态与批评模式进入中国之初遭逢的冷遇进行反思，其“语境”、“压力”、“限定性条件”是什么呢？
第二节 双重落差的文化学阐释
本书作者认为，造成双重落差的首要因素是中国民众（包括知识界精英人士）长期以来对“女权主义”这一概念的偏见和抗拒，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排斥倾向的群体心理障碍。
戴锦华后来这样回忆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之初的情形：“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样有着某种程度的反感，或惧怕、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像，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形象是一些丑陋不堪而又张牙舞爪的女人。”【9】其实feminism一词在汉语中并不具备对应的表述，译为“女权主义”只是在女性主义学说发展特定阶段的一种权宜之计，它并不能涵盖数十年来女性话语的多元发展以及通过反思父权文化，力图使男女双性均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的价值趋向。但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女权主义”中的“权”字被敏感而偏激地理解为女性为寻求霸权而向男性发难的努力，男女两大性别群体遂由五四以来长期的精神盟友分裂为对立的政治集团，女性主义学术话语在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术圈子中引起天然的戒备甚至反感就不足为奇。这一“大众想像”体现在不少男性作家与评论家身上。创作中的典型例子可见钱钟书小说《围城》中对所谓女权主义者的形象有意无意的歪曲与漫画化，评论界的交锋则可从戴锦华与另一位批评家王干的激烈辩论中获得印证。所以戴锦华这样感慨地写道：“自‘五四’运动以来，这是第一次，男性知识分子的群体的多数，无视甚至反感各种有关妇女解放的提法，公开或半公开地拒绝女性主义。可能也是第一次，相当多的女性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漠然、宽容；而这事实上成了一种默许。”【10】这就使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历程步履维艰。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女性学者纷纷以“女性主义”的表述取代“女权主义”的表述的事实，既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feminism一词内涵与外延理解的深入，也未尝不是出于争取在学术圈子之内获得生存权的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其次，中国知识界普遍存在着对女性主义的误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或斥之为“微末”或盲目乐观的心态。
误读之一表现在，人们往往以为，“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国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举的时刻，社会面临的问题巨大而繁多，女性问题相较之下便显得“微末”，倡导“女权”则更显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此外，中国没有西方女权运动的背景，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人文环境和经济基础使得刚刚或还在摆脱封建传统的中国妇女目前还不可能提出‘女权主义’的口号，或者根本谈不上女权”【11】。女性主义因属于“超前”的意识形态而有待于将来。戴锦华认为，正是从此意义上，中国知识女性（包括女作家群落）“与社会主流话语达成了一个危险的共谋：它使得女性、人文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或曰默许了这一历史性的‘倒退’”，使“‘妇女解放’成了一个被悬置的命题”。【12】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相当一批女作家并不愿被评价为具有性别色彩与女性风格，而更愿意被看成是涉及重大题材、体现宏大主题与具有主流价值取向的作家，以至不愿与“女”字有涉，惟恐这样就会贬低了其作品的深度与力度，降低了其作为超越性别的精英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主流话语建构的价值。这一心态与上述误读或许不无关系。在这一心理背景下，女性主义思潮与文学批评模式显然会被看成是不适合中国国情与需要的异己力量而受到漠视与排斥。
误读之二是将女性主义学术话语简单等同为妇女解放运动。许多人认为在中国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运动，理由是中国妇女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解放。由于妇女解放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1949年以来制度与法律已经确立了妇女在经济、政治领域与男性的平等，妇女解放俨然属于过去完成时态，成为一个无需再加以言说的话题。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盲目乐观的认识误区。法律上的平等无法回避“大跃进”与“文革”期间“不爱红妆爱武装”、以牺牲女性的正常生理与心理特征为代价的非理性冲动，也难以掩盖商品经济背景下女大学生、研究生求职难，知识女性在家庭角色与事业追求之间身心俱疲的现状，以及包括买卖婚姻在内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出现。但值得庆幸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妇女问题的严峻性，也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学者加入了女性主义诗学研究的行列。
第三，中国国情决定着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西方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差异。
西方女权运动的前提之一是女性群体自觉反思父权文化对自身的压迫。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下，学者们倾向于将性别从社会文化处境中抽离，而将之视为足以跨文化、跨历史、具有普泛价值的一种尺度。因此，女权运动虽然并非欲以新的霸权来取代原有的霸权形式，但两性二元对立的基本冲突形式却毋庸置疑。而中国传统文化从不把性别作为独立自主的论述系统，无论男女，自一降生便被纳入庞大的人伦宗族系统，其身份由多元的人伦角色位置获得界定。以关系而不是个体为本位的人观使性别难以构成社会身份的中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主义精神的缺乏，以及近代以来精神文化领域男性启蒙者与女性被启蒙者的既定关系模式（从五四期间鲁迅、周作人、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对女性解放的呼吁，直至“文革”话语通过文学与影视作品体现出来的洪常青式的男性“党代表”与党的忠诚女儿之间的关系，莫不如此），使中国妇女解放史呈现出明显的两性同盟特征，女性难以产生独立的性别意识。
因此，如果说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中，“人生而平等”的理性王国并非向女性敞开，启蒙大师们多有歧视女性之辞的话，在五四这一以“人的解放”为标志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女性解放是先驱者们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人的解放”的一部分被提出来的。而20世纪30年代以来尖锐的阶级冲突与拯救民族危亡的紧迫性，更使性别压迫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在救亡图存的国家事业面前被搁置、被遮蔽。人们天真地以为，上述问题可以随着民族的独立与阶级的解放烟消云散，妇女解放运动会自动完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刘思谦在《关于中国女性文学》中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13】虽然此观点不无偏激之处，却也说到了症结所在。
李泽厚先生在1986年写下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认为：从近代以来，在中国始终存在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文化主题，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互碰撞、纠缠、同步，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有时是启蒙的主题占上风，或启蒙的主题与救亡的主题并行不悖，如五四时期；有时是救亡的主题占上风，如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14】在国难当头的严重局势和人民的饥饿痛苦面前，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显然会压倒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近乎奢侈的尊重。“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吃饱穿暖，不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压侮辱，这个头号主旋律总是那样刺激人心，萦绕人耳，使五四前后所谓‘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这种种启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烦恼，使所谓‘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改造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都很快地被搁置在一旁，已经没有闲暇没有工夫来仔细思考、研究、讨论它们了。”【15】中国数代热血沸腾的年青知识分子投身于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的革命潮流之中。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要求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在这一情势下，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都变得渺小、矫情而不切实际。在此，李先生虽然分析的是启蒙的命运，其实也正准确道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命运。
在时代的召唤下，五四以降的女作家们努力将小我融入革命斗争的大业之中，在忘我的投入之中亦使因五四精神滋养而萌生的有限的性别主体意识失落殆尽。典型之例可举丁玲。这位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的才华横溢的小说家，曾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女性。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说：“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的对爱的追逐淋漓尽致地体现了20年代中国女性的率直与复杂，聪明与糊涂，狂放与悲郁……”【16】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认为：“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在她写作的第一个阶段里（1926—1929），丁玲最感兴趣的是大胆地以女性观点及自传的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她的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里那几篇，如《梦珂》及《莎菲女士的日记》等，都流露着一个生活在罪恶都市中的热情女郎的性苦闷与无可奈何的烦躁。”【17】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写作史上，丁玲因率先勇敢呈现了知识女性的性心理和性苦闷而具有了突破性的意义。然而，20世纪30年代初，丁玲的创作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对此，杨义先生曾经生动地指出：到了《水》，她的文学旗帜上的“女”字，已“被一群悲愤不已的农民改作左翼的‘左’字了”【18】。五四大潮曾使丁玲说过这样有着鲜明个性色彩的话语：“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但当她走向延安后，却“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19】了。毛泽东在1937年赠予丁玲的《临江仙》词中，是这样赞美这位巾帼英雄的：“……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他在给了当时的丁玲以高度评价的同时，又以对比的手法否定了那个曾经以“小姐”身份驰誉文坛的丁玲。这微妙的一褒一贬，催促着丁玲继续发生由《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经由《水》而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身份的转变。
因此，性别对抗意识的淡薄、宏大叙事下性别意识的弱化甚至自我消解，以及男女并肩作战共赴国事的背景，均使个体与群体性别意识都较为薄弱的中国女性很难扯起鲜明的性别大旗。
第四，“文革”结束初期人们矫枉过正的拒斥与接受心态在对女性主义的选择中也起到了重要的负面作用。
新时期伊始，从漫长的官方话语与意识形态专制中走出来的人们，对带有政治色彩的事件与理论怀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与疏离。表现在文艺批评模式的选择上，人们更热衷于那些具有科学主义背景的理论，对那些形式上有所突破的方法表现出更多的欢迎，而疏远与冷淡那些与意识形态有相对密切关系的方法和理论。即便是对属于人文主义传统的批评模式，择取的也常常是探究人的内在真实和张扬主体的理论，如精神分析学批评、接受美学等，表现出摆脱由于意识形态的威压被迫带上的虚伪人格面具，回归与弘扬真实自我的潜在意愿。这一拒一迎的接受心理，在使庸俗社会学研究、泛政治化逐渐从文坛退出的同时，却也付出了误解乃至牺牲具有真正的现实情怀的文学研究模式的代价。以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直面人生的女性主义诗学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它将性别纳入了政治的范畴并审视了其中的权力运作关系，很容易使刚刚从全盘政治化的思想专制囚笼中走出来的人们因误会而在心理上敬而远之。因此，在中国文学界在特定语境中由注重外部转向内部，由关注思想而关注艺术，由主题思想转至审美表现，由人文精神转至科学主义的背景下，女性主义之受冷落或许是一种必然的遭遇。这一冷落将随着学术界心态的渐趋平和与理性，人文关怀重新抬头，对政治的理解与阐释逐渐由狭隘走向宽容与宽松之后，才会得到改变。
最后，西方女性主义诗学自身兼为现代与后现代话语的双重特征与中国社会现实需要之间的错位，也在新时期对女性主义诗学的接受中扮演了一种负面的角色。
如前所言，新时期伊始，西方呈历时性发展的精神文化资源同时为人们囫囵吞枣地介绍进来。但中国主流文化的精神实质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却并未因这种引进而获得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亦并没有一跃而在精神层面上演进到现代或后现代社会。相反，欧美18、19世纪的文化资源依然是影响社会文化的主流。关于这段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李泽厚先生分析道：“就社会的客观行程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整整差一个历史阶段。中国要走进现代化，欧美要走出现代化。自20世纪初起，西方就有对现代社会的抗议呼喊，至少从立体主义、艾略特、卡夫卡便已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这个世纪文艺和整个文化的主要潮流。中国自五四起，却主要是以18、19世纪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为模仿和追赶目标。尽管有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文艺思潮的传入，但始终没占主要位置。”【20】可见，中国20世纪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水平，影响甚至决定了对西方精神文化资源的接受。而这一情形在中国进入新时期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没有获得根本的改变。戴锦华写道：“正是对‘文革’的权威历史结论——‘封建法西斯专政’，对80年代中国‘启蒙’时代的历史定位，以及对现代中国历史的遮蔽、对中国滞后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毫无质疑的结论，赋予了18、19世纪欧洲文化之于当代中国的充分的合法性与真理性。”【21】尤其是19世纪的启蒙文化，在她的叙述中成为我们“无法告别的‘19世纪’”。我们应该还清晰地记得，国门开放之初，莘莘学子通宵达旦地排队购买、苦读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们的情景吧。接续五四传统与西方先进文化的需要，使中国知识分子急于以启蒙和人道主义话语来颠覆以阶级论为基础的社会构成和社会意识形态。于是，19世纪的启蒙价值观成为当代中国和整个知识群体的知识谱系中最基本的内在构成因素。
而在二战、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步入了后工业时代。西方文化也在经历了一次次裂变之后，全面推进到后现代时期。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利奥塔对后现代社会状态的描述、米歇尔·福柯的权力一话语学说、雅克·德里达的解构哲学等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颠覆启蒙话语和以理性为标志的现代精神的倾向。但上述学者的著述与思想，在新时期处于启蒙氛围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是陌生的，与他们的经验是断裂的。同时，欧洲文化内部的语言学转型亦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难于逾越的知识鸿沟。“话语断裂，使人们必然无视／无知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后世界范围内的对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话语反思的重要文化资源，忽略或难于接受欧美‘语言学转型’后的文化建构。”【22】
对于女性主义诗学而言，它首先因为对历史文化中的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而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中写道：“某些现代概念也同样为妇女的反压迫斗争提供了武器。早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父权制结构与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着这样一种独特功能：使妇女对男子的从属地位在新近产生的公共与私人领域内，在工厂车间以及资产阶级家庭内，得到了进一步的维护和强化。而人权、平等、民主自由以及权力等现代概念则被女性主义者用来批判和反抗性别统治，启蒙运动的范畴也得到了正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妇女以及那些逐渐觉醒之群体中的妇女们的有效利用；事实上，解放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现代话语。”【23】但女性主义者也“看到了现代性、现代理论以及现代政治的可疑之处”，因为“对妇女的压迫一直受到现代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的支持和辩护。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MAN）字直接掩盖了男女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人本主义话语假设了一种作为人类构成要素的普遍的本质，并将在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男性特征与活动（如理性、生产、权力意志等）推崇为人类的本质。在这种现代话语中，男人是人的典范，而妇女则是另外的一种东西，一种附属的性别”【24】。
另一方面，作为当代西方一种几乎与后现代思潮同步崛起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模式，女性主义诗学对男女二元对立等级结构的拆解，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等，又使其具有了鲜明的后现代品格。故而，后现代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5】。尤其是法国学者从事解构理论研究的背景，其对符号与话语理论的普遍关注，其突破“象征性的秩序”的形而上的玄想，均使中国知识分子可能由于语言、知识结构上的障碍以及与现实需要的疏离而感到了认同上的困难。因此，“8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的传播便必然与其精英知识分子参与构造的主流文化存在着结构性的冲突”【26】。
综上所述，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个性特征、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环境以及知识界普遍的择取心理、西方女性主义诗学本身包含的后现代因素与中国国情之间的错位等等，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诗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初入国门时复杂而特殊的语境，制约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对它的主动接纳与本土化的积极实践。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构成这一传播与接受语境的某些因素已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对妇女问题的理性化认识、中国本土个人主义精神的潜滋暗长与女性文学写作的繁荣等而逐渐消减其影响，但依然潜在地制约、影响乃至决定着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基本形态和发展走向，并构成解释中西女性主义诗学差异的重要环节。
女性主义诗学便是在这样一种存在双重落差的背景与态势下进入中国的。因此，它首先就面临着如何将异域性与本土性结合起来的问题、如何使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文学实践相贯通的问题。部分男性批评者的不理解、抗拒，甚至蔑视，部分女作家的不合作与不认同等等，均有可能使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实践处在自说自话的尴尬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松懈、国家劳动保护法规的不够完善、竞争法则的残酷无情、女性由于生理等方面的因素而在参与职业竞争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劣势等等，都使原先在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话语操纵的男女平等的制约趋向松散甚至无形。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在无情的商业竞争中，从男女平等的链条中被拆解开来。而随着中国封建文化将女性视为对象物的欣赏、玩味趣味的重新抬头，女性在脱离了国家法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虚假保护之后，甚至从无性的时代走向崇性的时代，“性”成了部分女性安身立命的惟一场域。关注女性生存的“女性主义”，因而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也被有意无意地误解为和真正的女性主义的严肃宗旨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媚俗的招牌，女性主义的严肃品格被降低了。因此，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义在尚未完全在学术领域站稳脚跟的处境下，又面临着一个消除误解、摆脱媚俗倾向的纠缠的严峻考验。
注释
【1】 林树明：《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上海文论》，1992年，第4期。
【2】 屈雅君主编：《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
【3】 何培忠：《争取女权运动的历史和妇女学》，《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4】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9期。
【5】 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712—713页。
【6】【7】 同上书，第742页。
【8】 E.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77.
【9】 戴锦华：《犹在镜中》，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10】 同上书，第142页。
【11】 张抗抗、刘慧英：《关于“女性文学”的对话》，《文艺评论》，1990年，第5期。
【12】 戴锦华：《新时期文化资源与女性书写》，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13】 《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14】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15】 同上书，第27—28页。
【16】 郜元宝、孙洁：《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孙洁：《写在前面》，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卷，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第225—226页。
【18】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
【19】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黄一心编：《丁玲写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54页。
【20】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58页。
【21】 戴锦华：《新时期文化资源与女性书写》，叶舒宪编：《性别诗学》，第31页。
【22】 戴锦华：《新时期文化资源与女性书写》，叶舒宪编：《性别诗学》，第24页。
【23】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69—270页。
【24】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268页。
【25】 朱立元主编：《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4卷《后现代景观》包亚明“前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26】 戴锦华：《新时期文化资源与女性书写》，叶舒宪编：《性别诗学》，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