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

本书上卷所讲重在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所以先一述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的情形。关于这些，我曾有一文——《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载诸《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一号。现在，将此文大意，择要而简言之如左：

在文学观念演进期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周秦为一期，两汉为一期，魏晋南北朝又为一期。

周秦时期所谓“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文即是学，学不离文，这实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念，也即是最初期的文学观念。

至为两汉，始进一步把“文”与“学”分别而言了，把“文学”与“文章”分别而言了。——用单字则“文”与“学”不同，用连语则“文章”又与“文学”不同。故汉时所谓“文学”虽仍含有学术的意义，但所谓“文”或“文章”，便专指词章而言，颇与近人所称“文学”之意义相近了。汉时有“文学”、“文章”之分，实是文学观念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关键。

迨至魏晋南北朝，于是较两汉更进一步，别“文学”于其他学术之外，于是“文学”一名之含义，始与近人所用者相同。而且，即于同样美而动人的文章中间，更有“文”、“笔”之分：“笔”重在知，“文”重在情；“笔”重在应用，“文”重在美感：始与近人所云纯文学杂文学之分，其意义亦相似。

文学观念经了以上两汉与魏晋南北朝两个时期的演进，于是渐归于明晰。可是，不几时复为逆流的进行，于是又经过隋唐与北宋两个时期，一再复古，而文学观念又与周秦时代没有多大的分别。所以在复古期中也是经过两个阶段的演进。

其在隋唐五代之时，因不满意于创作界之淫靡浮滥，于是对于六朝文学根本上起了怀疑。其对于六朝文学之怀疑本是不错，不过惜其不甚了解文学之本质，转以形成复古的倾向而已。盖由文学的外形以认识文学之面目，其事易；由文学的内质以辨别文学之本质，其事难。前一期重在外形方面，递演递进，所以成为文学观念之演进期；这一期重在内质方面，于是觉得漫无标准，遂不得不以古昔圣贤之著作与思想为标准了。以古昔圣贤之著作与思想为标准，此所以愈变愈古而成文学观念的复古期了。不过同样的复古潮流中，而唐宋又各有其分界。唐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著作为标准；宋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思想为标准。以著作为标准，所以虽主明道，而终偏于文；——所谓“上规姚姒浑浑亡涯”云云，正可看出唐人学文的态度。所以唐人说文以贯道，而不说文以载道。曰贯道，则是因文以见道，而道必借文而始显。文与道显有轻重的区分，而文与道终究看作是两个物事。所以虽亦重道而仍有意于文。这犹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中第一期的现象。

至于北宋，则变本加厉，主张文以载道，主张为道而作文，则便是以古昔圣贤的思想为标准了。曰“贯”，曰“载”，虽只是一个字的分别，而其意义实不尽相同。贯道是道必借文而显，载道是文须因道而成，轻重之间区别显然。李汉序《韩昌黎集》云“文者贯道之器也”，此唐人之说；周敦颐《通书》云“文所以载道也”，此宋人之说。所以文学观到了北宋，始把文学作为道学的附庸。

由于文以贯道的文学观，于是造成了一辈古文家的文。古文家之论文，虽口口声声离不开一个“道”字，但在实际上只是把道字作幌子，作招牌；至其所重视者还是在修词的工夫。这不仅唐代古文家是如此，即宋代的古文家亦未尝不如此；即此后由唐宋八家一脉相承的古文家亦未尝不是如此。

由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于是造成了一辈道学家的文。在道学家之论文，便偏于重道而只以文作为工具，——所谓载道之具而已。古文家之论文，其误在以笔为文；以笔为文，则六朝“文”、“笔”之分淆矣。道学家之论文，其误在以学为文；以学为文，则两汉“文学”、“文章”之分，“学”与“文”之分亦混矣。在前一再演进而归于明画者，至是复一再复古而归于混淆。于是传统的文学观于以形成，而且亦始有其权威。

今综括上文列为表式说明之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