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上的日趋成熟，带动了欧阳修对散文理论的深入思考
馆阁校勘的职事颇为清闲，公余之暇，欧阳修便与尹洙合撰《十国志》，两人也常常就散文创作的有关问题相互交流切磋。自天圣九年至今，欧阳修致力于散文写作已是第五个年头了，创作上的磨炼，也促使他深入思考散文理论。作为一名热心政治、关怀现实的士大夫，欧阳修强调文章与社会教化的密切关系，他十分赞成范仲淹在天圣三年的《奏上时务书》中所提出的观点：
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
主张在政治改革的同时“兴复古道”，“救斯文之薄”。
文以明道、文道合一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欧阳修对此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韩愈论“道”，主要指儒家的礼治秩序、伦理关系，高言宏论，神圣莫犯。欧阳修却强调“切于事实”，突出“道”的实践性品格，大大缩短了“道”和人们的心理距离。明道二年，在写给求教者张棐的《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曾指出：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又说：
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
景祐元年所作的《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更进一步指出，文章应该“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对于当时文人空谈性理或放言圣道的风气十分厌弃，表现出贴近现实政治和实际生活的思想倾向。
对于“文”与“道”的关系，欧阳修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当时的古文家中有不少人漠视甚至否定文学的独立价值，他们崇奉道统文学观，仅仅着眼于从文体上恢复“古文”，宣扬充斥着功利主义色彩的文学工具论。对此欧阳修不能赞同。在景祐元年所作的《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他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
他既认识到了文与道的联系，又认识到了文与道的区别，尽管此时还未能在理论上做更深入的探讨，但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观念，促使他在鼓吹“古道”的同时，极力追求古文的写作技巧和审美价值，从单纯文体的改革扩大到文风、文学语言等多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此时，在文学观念上，欧阳修仍与尹洙基本上一致，但与同年好友石介，则旨趣大异。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人，天圣八年与欧阳修同年进士及第。他“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元·脱脱《宋史·石介传》），在思想上崇尚儒学正统，力斥佛、老虚妄；在文学上倡言古文，激烈抨击西昆体时文的流弊，尝作《怪说》、《中国论》，认为“去此二者，可以有为”。石介时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府推官，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名健将，他的这些文章影响很大。
一天，欧阳修在王拱辰家品茶，拱辰拿出石介刚寄来的书信和随信附寄的《二像记》石刻本，请大家欣赏。欧阳修接过一看，竟是满纸乌黑，几不可识，反复细辨点画，才慢慢看明白他写的内容，心中不由暗暗吃惊。回想前年在洛阳时，他收到的石介来信，那时字迹并不如此怪异。当时在座的还有蔡襄，同辈中书法最精，遂将书信递给他，问道：“君谟（蔡襄字），你看这字迹，是因为不懂书法才写成这样吗？”
蔡襄仔细看了看说：“不是。”
“那么，是书法的规则本来应该如此？”欧阳修一脸困惑。
蔡襄摇摇头说：“也不是。”
“或者，”欧阳修想了想：“是不是古代书法史上曾有过这么一种字体？”
蔡襄笑道：“没有。”
“现代还有谁这样写字吗？”
蔡襄仍是摇头。
“那么，守道为什么非得这么写呢？”
蔡襄回答说：“我看呀，他这是故意标新立异，显示自己与众不同。”
欧阳修联想起最近读到的石介的几篇新作，其好古悯世之意固然令人感动，但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对所论述和批判的事情又没有深入地追源溯流，在文章风格上也是求新求怪，不讲究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些倾向与他习字的偏向显然是同出一辙。本着朋友之间相期于道的想法，欧阳修决定给石介写封信，直言规劝。他说：
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好学莫如扬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称独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过乎君子，但与世之庸人不合尔。行非异世，盖人不及而反弃之，举世斥以为异者欤？及其过，圣人犹欲就之于中庸。（《与石推官第一书》）
追求真理，是君子求学致道的目的所在，即使是那些在历史上被称为特立独行的人，如果细考其行迹，也不会越出君子的行为规范，只是与当时那些得势的庸俗之辈不相符合罢了。因此，求异取奇并不是君子所当为。而石介的书法，“前不师乎古，后不足以为来者法”，“天下皆非之”，却“昂然自异，以惊世人”，对于这种做法，欧阳修觉得很不可取，而且他见微知著，敏锐地察觉到石介这种“好异以取高”的习尚，将有可能把一代青年学子引入歧途：
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不幸学者皆从而效之，足下又果为独异乎！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归，此修所以为忧而敢告也，惟幸察之。（同上）
这些推心置腹的话语，倔强劲直、性格偏执的石介却听不进去，他在回信中表示，自己本不善书，更不屑以此“特异于人以取高”。因为他所留意的是尧、舜、周、孔之道，这才是匡时济世的根本，而书法只是用来传播圣人之道的一种工具，“能传圣人之道足矣”，又何必孜孜于此？更何必古有法、今有师？他说自己真正有异于众人之处乃是排摒为害儒学正统的佛老思想，诋斥雕章琢句的西昆体时文，但也并非是“特为取高于人”，确实是出于卫道的需要。他尤其不能接受的批评是，自己可能给青年学子带来不良影响，他在信中反驳道：
国家兴学校，置学官，止以教人字乎？将不以圣人之道教人乎？将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将不以仁、义、礼、智、信教人乎？永叔但责我不能书，我敢辞乎？责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答欧阳永叔书》）
接读来信，欧阳修觉得石介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意思。书法固然只是一种工具，好与不好无关乎国计民生，但他所忧虑的是，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不良的思想倾向，恐怕会让正在兴起的思想、文化与文学革新走一段本可避免的弯路。是的，我们要求新求变、破除陋习，但并不意味着不分良莠，全盘否定。批判传统，同时也应该尊重传统，这样才能去芜存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因此，他又提起笔来，再陈其辞：
然至于书，则不可无法。……今虽隶字已变于古，而变古为隶者非圣人，不足师法，然其点画曲直犹有准则，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则乱而不可读矣。今足下以其直者为斜，以其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与石推官第二书》）
他认为，这就好比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是头戴帽子，而你偏要将帽子戴在脚上，人们都用碗吃饭，而你却偏要用酒杯盛饭。所以“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亦犹是矣。然足下了不省仆之意。凡仆之所陈者，非论书之善不善，但患乎近怪自异以惑后生也”（同上）。
至于石介以“疾佛、老，斥文章之雕刻”为自己异于众人之处，欧阳修认为这正是他“自许太高，诋时太过”的表现，他认为：
仲尼曰：“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是则仲尼一言，不敢遗天下之后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无君子。（同上）
事实上，当时已有不少士大夫投身到这一场思想文化与文学的革新运动之中，此时此刻，无论是石介还是欧阳修都不是孤军奋战，独自前行。
这一番书来信往，唇枪舌剑，可惜谁也没能说服谁，此后历史发展表明，欧阳修的认识更加切合实际。不过，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尽管意见相左，但私交仍然很好，他们在复儒卫道、诋斥时文的大方向上，仍是携手并进的同道诤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