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以雷厉风行、敢为天下先的品节与朋友相互砥砺
五月的汴京已是一片盛夏的光景，一大帮朋友正翘首以待。原来，苏舜钦、王复、陈经、王尚恭、王尚喆等都在本年进士及第，刚刚授予了官职，即将各自回乡，准备赴任，临行前都希望与欧阳修在汴京一聚，做数日之游。此外，谢绛、石延年、杨愈在朝任职，富弼、梅尧臣也在汴京等候新的任命。于是，又是一连串久别重逢的彻夜倾谈，又是一次次诗酒相酬的欢乐聚会。
六月，朋友陆续离去，欧阳修也该静下心来准备学士院的考试了。偏偏这时身上长了一个大的毒疮，二十多天不能下地行走，十分痛苦，但他还是咬紧牙关，伏案攻读。
因为去留未定，还不能把家搬来，母亲也暂在襄城居住。他独自一人寄居驿舍，梅尧臣放心不下，隔三差五过来探望，顺便带来远方朋友寄来的诗书。
这天，王复又寄来了新作，但见他下笔清远，韵致动人。梅尧臣读罢大喜，高兴地说：“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强了，如今有多了一员健将，只是微有饿相。”
欧阳修也很高兴，他在回信中开王复的玩笑，说：“几道未尝为此诗，落意便尔清远，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穷，何不戒也？”（《与王几道》）
朋友不在身边，但有邮筒来往，并不觉得寂寞。只有富弼，不知为何，一去之后，杳无音讯。想当初，他可是再三再四地说，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密切的联系啊！他曾说：“朋友之间，虽然不能以通信多少来衡量友谊的深浅，但书来信往，足以通相思、知动静，哪怕只有寥寥数语，也是好的。”
如此恳切的话，字字句句，音犹在耳，没想到他却自食其言！为人直率而又十分看重友情的欧阳修忍不住写信去责备他：
当时相顾切切，用要约如此，谓今别后，宜马朝西而书夕东也。不意足下自执牛耳登坛先歃，降坛而吐之，何邪？平生与足下语，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纸为俗累牵之，不能勉强，向所云云，使仆何望哉？（《与富文忠公》其一）
透过这件小事，欧阳修想要告诫朋友的是，为人处事，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他们都是有志的青年，如今既已为官四方，将来还要以天下之事自任，如果养成怠惰、无信的不良习气，对个人必然是有害无益的。
欧阳修初入仕途，还没有机会接触实际事务，但他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很注意培养自己雷厉风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品节，并以此砥砺朋友。他与范仲淹的最初相识，也是从一封直言不讳的书信开始的。
那是明道二年（1033）的事情，当时欧阳修还在西京任上。这年三月，刘太后病逝，二十二岁的宋仁宗亲临大政，决心起用一批有识之士，刷新朝政，全国士大夫无不拭目以待。四月十八日，陈州通判范仲淹被诏入京。
范仲淹，字希文，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他外和内刚，少有大节，慨然以佐君治政为己任。他经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范公神道碑铭》）在政治上，他崇尚气节，“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元·脱脱《宋史·范仲淹传》），例如天圣七年（1029），刘太后预备在冬至日接受朝拜大礼，届时仁宗皇帝将亲自率领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上书谏阻。他认为，如果是在内宫，皇帝作为儿子侍奉母亲，自当用家人的礼法，但如果在朝廷之上，皇帝也和百官站在一起朝拜母后，那就十分不妥。不仅如此，他又进一步指出，如今皇帝已经十八岁了，太后应该撤帘还政！太后撤帘还政是非常敏感的大事，朝中几乎无人敢提。曾经举荐范仲淹的兵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晏殊，听说此事后，十分震恐，急忙将范仲淹召到府上，严加训斥：“你这是狂率邀名，我这个推荐人也会被你连累的！”
“仲淹蒙您荐举，常常担心自己才德不称，给知己者蒙羞，没想到今天反而因为忠直而受到您的责备。”范仲淹正色抗言道。
一句话把晏殊揶得无言以对。事后，范仲淹又写了一封长信，向晏殊申述自己上书的理由，丝毫不肯妥协。晏殊读罢，既惭愧，又感慨佩服，于是亲自登门道歉。
不久，范仲淹被调往河中府任通判，随后又调到陈州。当时朝廷大兴土木，建设寺观，他又上书反对：“如今大兴土木，让老百姓破产倾家，不顺人心，不合天意。”
他还对刘太后不经吏部、中书省等机构审核，直接降诏用人提出激烈的批评。范仲淹遇事不惧，侃侃而论，朝野上下，无不钦佩他的勇气和忠诚。
这次范仲淹自陈州被召进京，士大夫们奔走相告，有人说：“我识范君，知其材也。其来不为御史，必为谏官。”
不久，朝命下来，果然，范仲淹被任命为右司谏。大家都非常高兴，又相与议论，有人说：“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庭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
司谏一职，从级别来说，仅为七品，位虽不尊，在赵宋王朝的权力结构中，却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主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其非人，三省至百司有违失，皆得谏正”（元·脱脱《宋史·百官志》）。并可直接向皇帝建言，议论朝政。
欧阳修对国家表面繁盛下的危机早已心怀忧虑，对弥漫朝廷的沉闷与暮气十分不满。如今，这样一位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美誉的才德之士被擢为谏官，他感到由衷地高兴，并寄以重望。虽然与范仲淹素不相识，但出于对朝政的关切和改革的热望，在范仲淹任职一个月之后，欧阳修便提笔写下《上范司谏书》托驿使寄往东京。这是一封热情洋溢的私人信件，同时也是一篇言词剀切的政论文章。他说：
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谏官和宰相一样，身“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一旦失职，将“取讥于君子”。“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责任之重大，“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
接着，他又援引唐代韩愈批评阳城一例，抨击“待机进谏”论。阳城是唐德宗时的谏议大夫，任事五年，不曾言事，韩愈激于义愤，作《争臣论》讥刺他尸位素餐。后来，德宗宠信奸臣裴延龄，贬黜名臣陆贽。满朝大臣，无人敢言，唯有阳城挺身而出，当庭直论。德宗想任命裴延龄为相，阳城坚决反对，他公开表示，若有此命，定将白麻纸书写的任命书撕得粉碎。他因此而被改任国子司业，随后又贬为道州刺史，被后世誉为直言敢谏之士，认为他任职五年不言一事，乃是“有所待”，而韩愈不识其意，妄加讥议。欧阳修则认为：
当德宗时，可谓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将强臣罗列天下，又多猜忌，进任小人。于此之时，岂无一事可言？……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为谏官七年，适遇延龄、陆贽事，一谏而罢，以塞其责；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业，是终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紧接着，欧阳修就对范仲淹就职一个月来未对朝政发表意见提出责难：
今之居官者率三岁而一迁，或一二岁，甚者半岁而迁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亲庶政，化理清明，虽为无事，然自千里诏执事而拜是官者，岂不欲闻正议而乐谠言乎？然今未闻有所言说，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显吾君有纳谏之明也。
夫布衣韦带之士，穷居草茅，坐诵书史，常恨不见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职，不敢言”；或曰“我位犹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终无一人言也，可不惜哉！
他热切地期望范仲淹能“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
范仲淹接读来信，激赏不已。尽管他比欧阳修年长十八岁，但二人从此书来信往，成为志同道合的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