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苏区
1934年9月，由于中央“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采取“御敌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的不切实际的错误战略，把劣势装备的红军同数倍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死打硬拼，致使广昌保卫战失败，中央苏区北大门被撞开，国民党军闯进苏区中心横蹂竖躏，这群入室强盗，不仅要把人家的钱财掳光，还要把主人置于死地。苏区形势骤然吃紧，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
在由司令员萧劲光指挥的广昌保卫战中，广昌失守。同时，彭德怀在高虎垴指挥的红三军团与敌鏖战也失利，因此，红军防御的北大门被撞开了。博古为了推卸责任，要对萧劲光审查判刑。毛主席不赞成：“关键问题不在他们，而在我们的战略指挥上有错误。”我记得当时在《红星报》上画有萧劲光同志的头像，上方画有一把向下砸的铁锤，意思是砸萧劲光的脑袋。在长征路上，萧劲光同志随部队行军吃了苦头。
1934年10月上旬，红一军团第二师在瑞金地区休整补兵。当时，我带红五团的一批副连长和排长随同任中央红军扩红突击队长的罗荣桓部长进行扩红工作，把瑞金县区少先队及民兵补充到五团，补兵后不久，部队接连几天夜行军抵达雩都宽田地区集结待命。
此时，我由红二师训练队长兼指导员调任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一天下午，红二师李棠萼参谋长把我叫去，向我郑重交代：“明天一早，你带一个步兵排，选两个挑夫，把油布、绳子带好，到总部去领地图。”临走时还嘱咐我说：“领地图的事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同时还把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写给刘伯承总参谋长的亲笔信交给了我。
翌日一早，我就带步兵排、挑夫出发去总部。此时正逢“秋老虎”，天气炎热，但我们着急赶路，全然顾不得汗流浃背。一路上经过的村庄，看到的都是红军部队在忙碌地打草鞋的身影。我们于当日下午4点钟左右赶到了总部驻地附近的一个村庄。这里刚下过雨，雨过天晴的天空万里无云，阳光明媚，凉爽宜人。我让随行人员在村边小树林里休息等候，我一人前去总部联系。当我走到村口时，红军总部警卫部队的一个军事哨班长接待了我，并带领我去了总部收发室。只见总部驻地四周岗哨很多，当我们行至路左侧的一个打谷场边时，场西南角站着的三位首长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我在藤田编队时就认识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只见他上身穿着列宁装，下身穿着马裤，头戴红军帽，留着长胡子，双手交叉放于胸前，讲话时声音洪亮；另一个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腿扎绑带，腰扎皮带，戴着红军帽，一派非凡的军人气质；只有那位身材魁梧，梳着大背头，右手夹香烟者不认识。我猜想着：那个人可能是毛主席吧？我随着军事哨班长边走边仔细地看着首长们讲话的神态，只见梳着大背头的首长不时抽烟，打着手势。我越看越相信他就是毛主席，心头不觉激动起来，不知不觉中就到了总部驻地收发室。
经自我介绍，收发室的同志马上到刘伯承总参谋长住处报告，回来便让我去刘总参谋长住处。
我来到刘总参谋长住处，首先向总参谋长敬礼，把信呈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伯承总参谋长，他身材高大，戴着眼镜，讲话温和，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给人以特有的慈祥之感。
刘总参谋长一边拆信，一边笑呵呵地说：“你来得很快哟！辛苦了，你带的部队住下了吗？”
我回答：“还没有，他们在村边等候。”
刘总参谋长说：“你先回去休息，明天清早你带两个挑夫到这里来。”说完后便派一位参谋带我到管理局安排吃住事宜。
我向刘总参谋长敬礼告别，随参谋去管理局。当沿着鱼塘和打谷场之间的这条路返回时，打谷场上朱总司令、周总政委和梳大背头的首长乘着雨后的凉爽，仍在散步交谈。
我问参谋：“听口音你是兴国老表？”
参谋说：“曾主任，你是哪里人？”
我说：“信丰人。”
参谋笑着说：“1929年我随红四军攻克信丰城，我们算是老表啊！”
我问：“那位梳着大背头抽烟的是毛主席吧？”
参谋笑了笑，点点头。
我不舍地又用力看了几眼，心里很是激动。
到了住处，排长和战士都问：“曾主任，你到总部都见着哪位首长了？”
因涉及总部高级首长的行踪，我只好用“吃饭休息，明天还得赶路回去”等话来搪塞大家的问话。
当夜，我怎么也睡不着。“我看见毛主席了。”我在床上不断地自言自语道，一想起来，心情就难以平静。从此以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政委在打谷场交谈时的神态、手势就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第二天，天刚放亮，我就起了床，带上两名挑夫到红军总部收发室等候。一会儿，只见刘总参谋长来到收发室，对我说：“你要用油布把这四捆东西捆好，过河时千万不要打湿了。”
我回答说：“请总长放心。”
刘总参谋长说：“你回到师部后，让师长、政委往总部发个电报来。”
我向刘总参谋长敬礼告别。
回到师部，我把刘伯承总参谋长写的信交给了李棠萼参谋长，并说，刘总长指示收到东西后一定要陈师长、刘政委给总部发个电报。
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问我：“你到红军总部都见着谁了？”
我高兴地说：“我见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政委在打谷场上散步，谈笑风生……”
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一听，大为震惊。陈光师长说：“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南昌暴动向国民党蒋介石打响了第一枪。”刘亚楼政委说：“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们极其兴奋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毛主席来了，就好了！毛主席来了，就好了！”
而后，我和李参谋长就连夜忙着分发地图。
第二天陈师长突然问我：“曾主任，你是信丰人，对安息、古陂地区地形熟不熟悉？”
我回答：“熟悉，从信丰到南雄及油山沿途道路地形我基本上都熟悉，桃江在枯水季节可徒涉。因为当年我随母亲到南雄挑盐卖，打游击时到过大竹坑一带……”我把这一带地形地物情况向陈师长、李参谋长做了详细的介绍。
陈师长说：“那你是一个活地图啊！部队要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你当向导，部队出发时，你随第一梯队突击团行动！”
提到信丰，勾起了我的重重回忆，我眼睛紧盯着地图，视线模糊了。那密密麻麻的线线点点，碧绿的桃江，俭朴的人们，风景如画的村寨，与母亲挑盐常走过的小路……一晃四年了，我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家里，回到久别了的母亲身边。
这一天终于临近了。10月16日傍晚，红二师离开宽田，渡过雩都河，昼宿夜行，向广东南雄方向进发。
时值深秋，夜间行军倒也凉爽，天上闪烁着繁星，荒野秋虫唧唧，萤火虫一闪一闪地飞来飞去，顺山而下的流水哗哗作响。
就在这宁静的夜晚，离开了无数同志用鲜血和生命开创、保卫过的中央苏区，离开了同生死共患难亲如家人的苏区人民，指战员们都很留恋这片热土，心情非常难过。往常行军中的歌声、笑声没有了，只听到“紧跟上，不要掉队”的简单传话声和不停歇的脚步声。
我手握叠起来的地图，紧随师长身边。
经过几夜行军，我们进入了信丰境内。
我改随前卫团红五团前进。透过昏暗的月光，看到许多灰砖青石的碉堡，偶尔传来几声枪响。10月25日，在安息、古陂地区，消灭了在此拦截红军的国民党广东陈济堂部一个团，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很快来到桃江东岸的铁石口。
“快下去，试试江水多深。”我听到师长命令，迫不及待地脱掉外衣，急步跑下江堤，躬身捧起一捧江水。桃江的水，还是那样的清澈，还是那样的甘甜！我一猛子扎下去，想摸出几条锦鲤，化作一叶小舟，顺流漂到母亲身边！但军务在身，不能遂愿。我游到江心，身体笔直往下沉到底，试出江水足有两人深。上岸向师长报告后，便与部队一起，投入到就地筹集木材、毛竹、门板，搭架浮桥的紧张劳作之中。
从铁石口渡过桃江，到达小河圩一带宿营，二师司令部驻在江背村，我的二姨家就在这个村。此时的江背村已是满目疮痍，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就连鸡狗的叫声都已杳然全无。我急忙跑到二姨家，岂料，铁将军把门，于是又去邻居家打听，结果家家户户都是人去屋空。
小河圩历来是信丰反动势力、地主武装控制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威逼下，村里的老百姓在红军到达前就已躲藏到别处去了。
第二天，部队进入正平圩，陈师长知道我思母心切，正平圩有我的亲戚，就没给我安排任务，让我去找找他们。我放下行李，便一溜烟儿而去。
正平圩是信丰西南部的一个乡村集镇，距我外婆家只10公里路，距我家也不过20公里。我年幼时常住外婆家，常与舅、姨们来正平赶圩，我的三姨父在圩场开了个肉摊，每逢圩日便来卖肉。
我疾步在脏乱的街道上，这里比江背村情况稍好一些，路上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但依然缺少生机，一派荒凉萧条的景象。我盼着能找到三姨父，来到圩场一看却傻了眼，店门紧闭，空空荡荡，三姨父的肉摊案子上落了一层灰。我掐指一算，今天不是圩日。其实，就是赶上圩日，圩场还开不开？三姨父还来不来？时过境迁，一切都不能依老黄历推测。我希望能找到一两个人问问情况，逐一敲紧闭的店门，可没有一家应声。
我非常沮丧，尽管外婆家和自己家离这儿都不算远，可部队吃过午饭就得出发，时间不允许。况且，时值国民党势力异常猖獗之际，孤身前往寻找，自身安全也无保障，只好默默往回走。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街道上正无精打采地走着，忽见迎面走来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
“表嫂！”我惊喜之余大声叫道，把来人吓了一跳。来人住我家邻村，是后来嫁到正平圩的。若在北方农村，一般唤作表姐，但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华夏，风俗文化万象千姿，在我们赣南农村都称作表嫂。
表嫂稳住神，定眼一看：“辛龙保，是你啊，好几年不见，怎么突然到这儿来了？”表嫂一边说着，一边把我叫到路边。
我也没有心思跟她说一些其他的了，就直接问道：“表嫂，你见到过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吗？”
表嫂告诉我：“你母亲她们都好，前些日子我还看见了，这些天乱得很，不少人都躲到外面去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母亲他们躲到哪里去了。”听到母亲和弟弟妹妹都活着，其他亲戚都好的消息，我提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太阳尚未落山，部队便启程了，我三步一回头，五步一住脚，恋恋不舍地往前挪动着脚步。
天黑了，再往前走，在广东南雄地界，我劲步登上一个山头，望着那夜幕笼罩下的信丰城区，禁不住在心中呐喊：“别了，苏区！别了，家乡！别了，亲人！我一定会回来的！”
紧接着，11月5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九军团等部为左纵队，由城口、思村向岭子头前进。其他纵队继续西进，至8日，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继续向宜章方向西进。
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浴血湘江
湘粤边界，群山连绵，微红的枫叶翩翩起舞，它用优美的舞姿告诉我们深秋即将过去，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
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一队人马盘旋其间，有的挑着包裹，有的抬着箱柜，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缓缓向西蠕动，这便是大转移中的红军队伍。
红军究竟往何处去，究竟何处有容身之所，此时，恐怕连博古、李德他们心里也没有数。
屋漏偏遇连阴雨，红军刚刚跨过粤汉铁路，蒋介石调集的40万大军就从湘南桂北夹击而来，利用湘江这一天然屏障，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地区。
这时，红军三面楚歌，明知湘江是个虎口，但已别无他路，必须冒死从虎口中突围出去。
11月27日晨，红二师先头部队第五团来到湘江东岸。此时，敌人尚未完成对湘江的封锁，五团仅用不到一个小时，便安全渡过湘江，在界首到脚山铺一线地域组织防御，保障红军主力过江。渡过湘江的还有一团、四团和六团的部队。
很快，敌我双方大部队的开进情况通过各种渠道接踵传来：红军主力刚翻过都庞岭直奔湘江，而侧翼敌军已进占全州、龙虎关一线，随时可以向湘江渡口发动进攻。
红军主力和围追之敌就要狭路相逢，一场激战在所难免，已经过江的部队人人心急如焚。
我调整了一下思绪，便随李棠萼参谋长察看地形：东岸重峦叠嶂，山脚一直伸向江边，水面宽百余米，深约两米，水流平稳；西岸，红二师控制的脚山地域形如其名，紧邻江边几个不大的山包犹如五个脚趾，合拢后形成一片平缓的山背，再向后延伸是被当地人称作“猫儿顶”的高山，足有2000多米。
在这样一片开阔的地域，在这极其有限的时间，红军主力要渡过湘江并非易事，凶多吉少。
第二天，红军主力刚陆续接近渡口，数十万敌军便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从南北两侧，在湘江东西两岸，发起了猛烈而猖狂的进攻。
红军扼守狭小的阵地，一面拼命抗击，一面强行渡江，从将领到士兵，都只有一个念头：多渡过去一个红军，就多一颗革命的火种。
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战至第三天，我用电台与江东联络，发报员磨破了手指，一个信号也没传回来。西岸仅有的两条电话线路，也被炸断。为保证指挥畅通，我把驮马、行李交给饲养员，用两条腿到第一线去上传下达。
下午3时许，我奉命到扼守公路以西阵地的六团传达师长、政委命令：坚决扼守阵地，战到一兵一卒也不许撤退！
我从朱水秋团长手中接过望远镜观察全州城方向敌人动态，全州方向的敌人像蚂蚁一样向六团阵地山下集结……更残酷的战斗很快就要开始，我不能久留，得马上赶回师指挥所报告情况……
红五团扼守的脚山阵地，同数倍于己的敌人硬拼，掩护部队渡江。红五团的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给敌人重大杀伤，阵地前敌人尸体遍地。由于敌人采用集团轮番进攻的疯狂战术，红五团政委易荡平同志在一线身负重伤，不能行动，为了不让敌人抓去当俘虏，他命令警卫员向他开枪。警卫员流着眼泪说：“我怎么能向政委您开枪啊……”话没说完，易政委毅然掏出手枪朝自己扣动了扳机，壮烈牺牲。
黄昏时分，敌人凭借兵力、装备和地形优势，向红军阵地发起总攻。红军英勇顽强，宁死不屈，但终因实力悬殊，寡不敌众，就连赫赫有名的“模范红五团”也伤亡惨重。
……
天慢慢黑了下来，炮火硝烟渐渐散去。渡过江来的红军指战员拖着滴血的伤口，穿着湿漉漉的衣服，顶着凛冽的西北风继续西进。
湘江一役，中央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我们5万余众的红军战士永远沉睡在了湘江。当听到这些数字后，我的心像被尖刀刺穿一样，撕心裂肺般的疼痛。
博古和洋顾问李德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可把红军害惨了。
这时，红军主力向黔北进发，红一军团主力和中央纵队抵进至瓮安县，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军团侦察连和任二师通信主任的我率二师侦察连从主力北侧开进担负侦察任务，沿途遭民团阻击，我和刘忠科长都认为不对我们侦察部队构成威胁，于是不与其纠缠，继续侦察开进，第二天安全归队。
突破乌江
在湘江战役中，红一军团第二师部队也遭到重大伤亡，为了迅速摆脱敌人，红军采用边行军边整顿的方式向黔北进发，当抵达瓮安县境内时遇到乌江天险。
乌江，峡谷众多，滩险栉比，水流湍急，江水咆哮，浪花翻滚，隘口狭窄。
1934年12月3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抵达乌江南岸，年轮马上就要跨入新的一年，而我们的指战员们却丝毫没能感受到新年到来的喜庆。
红二师师长陈光和我随由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领的前卫四团行动，抵达乌江上游的一个江湾处，即贵州瓮安县江界河以北江边的一个小村庄。陈师长、耿团长、杨政委和我等迅速到江湾地带勘察地形，向老乡了解情况。据老乡讲，王家烈的队伍为过元旦上午还来这里抓鸡抢猪，已从渡口乘船返回了北岸。
我问老乡：“对岸有多少人？”
老乡说：“山谷口下边有一座庙，那住了不少队伍，渡口上构有工事，渡口有两条船。”
老乡接着说：“王家烈的队伍是‘猴子兵’‘双枪兵’。”
我听后感到有点奇怪，就又问老乡：“‘猴子兵’我知道是指什么，因他们骨瘦如猴，但擅长爬山，故叫猴子兵。那‘双枪兵’是指什么？”
老乡说：“‘双枪兵’是指他们有一杆步枪，还有一杆大烟枪，所以人们都叫他们‘双枪兵’。”
我们一听都哈哈大笑。
次日，也就是1935年元旦，早饭后，陈光师长再次率领耿团长、杨政委、我等沿乌江南岸向上游进行勘察，选择强渡地段，并以用重机枪向对岸守敌射击引诱其还击的方式进行了火力侦察，弄清了对岸敌人渡口和山崖口的火力配系和设防情况，并派出师侦察连沿乌江上游继续搜索侦察，不时采用火力侦察，来迷惑、震慑、牵制敌人，并乘机寻找船只。
现场勘察后，选择了江湾这段江面作为渡江点。虽然对岸山势陡峭，但这段江面较宽，水流较缓，是便于强渡和架便桥的地段，所有同志都一致赞同师长的决定。
陈光师长看到沿江石竹一堆一堆的甚多，是捆绑竹排、架设浮桥的好材料，立即调来两个工兵连和四团一营，就地取材，砍伐石竹，捆绑竹排。
陈光师长了解我是江西信丰人，家近桃江，知道捆竹排的常识，让我指挥两个工兵连捆绑竹排。在突破湘江时，红一军团工兵连长王耀楠，二师工兵连长冯志强这两位连长率领各自连队在敌机轰炸扫射下架设、抢修浮桥，为保障一军团和军委纵队通过湘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次强渡乌江，仍然由他们担负在敌火力下捆绑竹排、架设浮桥的重任。这两位连长在江边一看，对岸山高林密，悬崖峭壁，雪花飞舞，大雾迷漫，时而露出山峰崖石，时而又被乌云锁住，视野不佳，能见度极差，便于作业，于是请示我立即开工。
我们在江边不时听到天空嗡嗡叫的敌机声，却看不见敌机的身影。正因为云层低垂，雾气冲天，使得敌机无法轰炸和扫射。我奉师长之命给两个连队作了动员，然后讲解了捆扎竹排的经验和方法，号召同志们加油干，迅速完成任务，保证部队强渡乌江成功。
两位连长根据天气、地形和对岸王家烈守敌装备火力、战斗力差的特点，对在这江湾滩头地段完成捆扎竹排、架设浮桥的任务信心百倍，并说：“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都占，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困难，绑好竹排，保证部队渡过乌江。”
四团一营竭尽全力砍伐石竹，两个工兵连就拼命捆绑竹排，在这寒冷的江湾滩头，你追我赶热火朝天。
这时，也许对岸守敌听到南岸边“咔、咔、咔”砍伐竹子的声音，就用轻机枪、步枪向红军作业现场猛打狂扫起来，不时有同志中弹负伤、牺牲。
面对这种情况，负责现场作业指挥的我顾不得头上呼啸而过的子弹，为了完成师首长下达的任务，冒着随时被击中的危险，奔波于两个连队之间，指导作业。敌人的疯狂扫射也丝毫动摇不了红军勇士砍伐石竹捆绑竹排的坚定决心，而只会更加激励红军将士克服千难万险的雄心，用最快的速度完成首长赋予的捆扎竹排的任务。为了强渡乌江，冲破天险而战的坚强信念，展现出每一名红军指战员都是不怕苦、不怕死的钢铁英雄汉。此时耿团长命令用重机枪压制敌人火力，来掩护作业。为了能够尽快完成捆扎竹排的任务，保障部队强渡成功，在作业现场，不论是砍伐竹子还是捆绑竹排的战士都是不顾一切地照干不误，就像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一样，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员不叫苦，牺牲的同志被抬走暂放安全地方。大家争先恐后，两个工兵连在恶劣的环境下，还开展了捆绑竹排比赛，并用低声互相勉励着：“加油干，加油干，不怕苦，不怕难，为了完成此重任，就是牺牲也心甘。”为了尽快完成任务，红二师政治部民运科长赖际发，从当地百姓中找来船工、竹工带工具、材料来帮忙，他们的到来为我们顺利及时地完成任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后续部队（五团、六团）还把方圆几公里范围内村庄的门板、杉树、藤条送到作业现场，供我们选用。
1月2日早饭后，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叫我到指挥所汇报捆扎竹排情况。
此时正赶上军委张云逸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局第一局局长）同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耿团长、杨政委等通报紧急情况。只听张副总参谋长说：“情况已异常紧急，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乌江对岸守敌在阻击，背后敌重兵在追击，要是不能尽快突破乌江，我们就只好在这里背水一战了。这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因此军委命令你们抓紧时间，突破乌江，歼灭对岸守敌，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江。”
陈光师长用严肃的语气问我：“竹排捆扎多少了？明天发起强渡攻击能行吗？”
我说：“根据扎竹排的现场情况，保障明天强渡乌江没问题。”
陈师长严肃的面容露出微笑：“那就好，那就好！你赶快回到现场，告诉两个工兵连长和指导员，鼓励部队，争取时间，完成捆扎竹排任务，保障明晨部队强渡乌江。”
1月3日清晨，两个工兵连将扎好的竹排放在岸边水中一线排开，只等首长下达强渡命令。
在乌江岸边，我来回穿梭于两个工兵连之间指挥捆扎了几十个竹排，一夜没有合眼。
四团决定挑选三连连长毛振华同志带领几名同志乘竹排偷渡到对岸。由于天黑，加上有雾气看不清楚，毛连长率领的几个同志是否顺利登岸也不清楚。
3日拂晓前，部队要乘竹排强渡时，突然听到对岸有机枪声。而此时，渡江部队已全部做好强渡准备。大家都判断是毛连长他们的枪声，尤其是三连更是士气高昂。尽管情况不明，但有枪声就说明对岸有我们的人，这大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陈光师长命炮兵连长赵章成迅速向对岸敌人阵地炮击。由于炮火的威力震慑了敌人，渡江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快速地登上了对岸，夺取了敌人前沿的滩头阵地，并缴获了两只木船。
竹排载着部队渡过乌江后，由两个工兵连负责联结竹排，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找来老百姓耕地用的铁耙子用铁丝捆在一起，用绳子拴在竹排上，抛下江底当锚用，几十个竹排在乌江上一线排开就架起了一座简易浮桥，六团送来木头门板，使后续部队全部顺利地在浮桥上通过了乌江。
四团的管理科长何敬之带着老乡（船工）接送部队过乌江，木船上的马夫牵着在江中的马也过了江。以后老百姓就流传开了，红军的马会过江。
诈开城门占领遵义
红二师部队乘竹排渡过乌江后，红六团变为二师的先头部队。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带我随六团行动，军委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到红二师指挥。
1935年1月6日，红二师部队向离遵义15公里的外围据点深溪水守敌王家烈部发起进攻，速战速决歼灭了300余人。战斗结束后，六团一营曾保堂营长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带着换上国民党军服的小部队直向遵义插去。
在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后，曾保堂营长大笑着用幽默诙谐的语气问我：“主任老表，你看我像不像国民党军官？”我也大笑着对他说：“老表，像！真是太像了！你天生就是一副国民党相，但你要小心啊，别让部队把你当成真国民党军官给敲掉了。”
话毕，曾保堂营长带领部队向遵义奔去。元月7日清晨到了遵义城东门，城门紧闭，城楼上守门卫兵不给开门，曾保堂营长“发火”了，大骂道：“你们这群浑蛋，老子被红军追赶，你们却见死不救，快打开城门。”守门卫兵一看气势不对，很快就把城门打开了。曾保堂营长带部队迅速进城，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诈开了城门，占领了遵义。
六团部队也随之快速进城，扼守遵义城的国民党3个团一看东城门被占领，恐慌不安，像聋子放炮竹一样，自动散去，打开各自守卫的城门仓皇逃窜。
1月9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部队进驻遵义城。
红二师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率领师机关直属队在遵义城东门外列队吹号欢迎中央领导同志进城。
只见毛主席面带微笑，神采奕奕，向红二师机关和直属队打着手势，并说着：“同志们，辛苦了！”欢迎的部队见着毛主席，群情激昂，使劲地鼓掌和高呼着口号，热烈欢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流鼻血不止险丧命
诈开城门智取遵义后，红四团又夺占了娄山关，在贵州军阀王家烈统治的黔北山区打开了一块地盘。此时，国民党的正规军主力北在长江一线，东在黔江一线，没有十天半月赶不过来，红军利用这一短暂时机进行休整。
红二师驻在娄山关北麓的桐梓县城，在两天休整期间，同时还肩负着保障遵义北大门安全的重任。这桐梓城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出道之地，是王家烈部队军官的住地，红二师司令部就设在王家烈一个部下的宅邸。
我身为通信主任，长征路上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侦察地形、敌情，保障通信联络。我到驻地把行装安顿好后，立即找来两个向导，跟随李棠萼参谋长出去察看地形，调查了解民情、敌情等。
我们登上城墙，转了一圈，我很快就被这座小城的奇特景色吸引住了。城西北面有一座蛤蟆山，山脚处有一天然石洞，洞顶挂满了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尖上的水珠落到洞底的清泉池里，发出很有节奏的叮咚声响，好不惬意。然而，就在洞口拐弯处一个角落里，四个骨瘦如柴的小孩子，上身破衣裳，下身无裤裆，赤着脚裹着稻草御寒，令我一阵心酸。这座两平方公里的小城，犹如一颗珍珠，被镶嵌在群山环抱中，只是此时的这颗珍珠，失去了昔日的光泽。临江而建的南半部，宽阔的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一幢幢典雅别致的小洋楼错落在林荫之间，青砖绿瓦，陈设考究，虽然小洋楼的主人都已逃之夭夭，但仍能看得出往日那些商贾阔少、军阀吏绅们过着何等奢侈的生活。北半部则是密密麻麻的茅草屋子、木板房，破烂不堪。同在一片土地生活，为什么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下？这样等级森严，两极分化，极不公平的可恶的社会一定要彻底改变。我越看越恼火。
侦察完毕，我来到电话排，准备交代架设电话线任务，一进屋发现战士们正在嘻嘻哈哈地说笑。原来，这些来自穷乡僻壤的红军战士们，从来没住过小洋楼，连洋楼里的冲水马桶都没见过，不会使用。许多人从来没见过电灯，有的用手不停地拉开关拉绳，电灯随之一亮一灭，但总也弄不清这灯火是怎么点着的；还有的卷了纸烟，用嘴叼着到灯泡上去点，却怎么也点不着。见我来了，一个调皮的小战士说：“曾主任，电灯这东西可是个好家伙，咱们走时都给摘下来带上，以后夜间行军就不用打火把了。”我说：“这是电灯，带不走的，别在这儿闲扯了，赶快去告诉你们排长，架通师与四团的电话线路。”
晚饭后，我觉得浑身散了架似的，腰酸腿疼，手脚发胀。我躺在松软的床上，熄灭电灯，想早点入睡休息，可不知为什么，翻来覆去折腾半天，总也睡不着。索性起身下床，来到大门口右侧小耳房，与刚认识的向导聊天，进一步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情。
寒暄几句后，这位向导便摆出一副很有学问的架势，侃侃而谈，给我讲起历史来：
“别看这桐梓城门面不大，来头可不小哩！相传西汉时，天子派使者吕越人察视西南，在桐梓迷了路，半夜也没走出去。忽然间一根大竹子滚落脚下，听得竹内有号叫之声，剖竹视之，见一三尺男儿，收而养之，取名夜郎。长大后，人虽矮，但特聪明，知天晓地，通文精武，便封之为夜郎侯，治之于黔北桐梓，赐国号为夜郎国。夜郎侯安于独治一方，终日不出山门。一日，汉使者莅察，夜郎侯问焉：汉孰与我大？使者大笑：汉封尔为侯岂能比汉？夜郎自大，悲矣。从此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典故。”
我洗耳听着，静心想着：这王家烈就是当今的夜郎侯，不自量力，被红军一下子打跑了；这博古也好像是夜郎侯，狂妄骄横，自以为是，使红军一再陷入危局……
第二天，师首长机关传达学习中央文件。我得知，元旦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黎平、猴场召开会议，放弃了博古、李德原定的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遵义城召开会议，将对红军的组织领导做出重大调整。从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中，我又一次看到了曙光，高兴之际，突来灵感，信手写下一首打油诗：
休整夜郎国，方知汉夜郎。
如今弃夜郎，夜尽天明朗。
蒋介石察觉红军试图过长江入川，就亲自坐镇重庆，向黔北调兵遣将。1935年1月18日，红二师接到军团命令，做好西进准备，向更加偏僻的云、贵、川边界转移。我又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
不知是前些日忧心如焚火气攻的，还是连续奔波疲劳累的，一天上午，我突然鼻子流起血来。
年轻人偶尔流点鼻血是常有的事，我开始并没在意，沿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办法，将纸团塞进鼻孔，又用紫枝叶（一种花叶）揉搓之后塞进鼻孔，没止住，再舀一碗凉水用手蘸着往脑门上轻轻拍打。招招式式都用了，血就是止不住，依然流淌不停。
到中午，我的鼻子还流血不止，脸都变白了。李棠萼参谋长坐不住了，叫师卫生部叶部长想办法。叶部长说：“卫生部也没有止血药。”他随即派人到街上找来一个老中医，这老中医把珍藏的云南白药都拿了出来，口服、涂抹双管齐下，也无济于事。我着急了，本能地伸出手来，紧紧捏住鼻子，想以此保住这支撑生命已经不多的极其宝贵的血液，结果血又从口中流了出来。
晚上，我静静地躺在床上，两眼直冒金星，浑身无力，四肢不听使唤，只有把头从枕头上歪倒下来，任凭鼻血顺着嘴角往下滴。通信员小刘见状，赶紧上前把我抱住，只觉得我全身软绵绵的，无血色的脸在灯光的照射下更显苍白，嘴角蠕动但说不出话来。小刘慌了神，立马跑去向参谋长报告。
一会儿，小刘又回来了，受领导之命，防止我想不开发生意外，将我的驳壳枪取走了。这时，我的心里更加紧张和失望，心想难道就这样完了吗？我又想，打仗都打不死，难道流鼻血就要了命了吗？心里非常难受，却坚定起来。
不一会儿，师政治部民运科长赖际发和刘干事来了，通信排长、电话排长、电台台长等同志也都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虽无力说话，但脑子清醒，我看到一双双恋恋不舍、告别式的眼神，一种恐惧感袭上心来。
赖科长附在我耳边劝慰道：“老曾，部队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你这身体恐怕支撑不住，走不了路，倒不如找一户可靠的老乡家寄养下来，等养好了再去找部队。”
话音刚落，刘干事接着说：“那不成‘干人’了吗？”
大家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只是气力不足说不出来。这“干人”是当地一种方言称谓，是说外地人到这儿来落户谋生，无亲无故，就把年岁大的唤作干爹，年岁相当的唤作干兄干弟，对小辈唤作干侄，因此这个外地人就被当地人唤作“干人”。在黔北这地方，当红军不怕死，就怕受重伤留下来当“干人”。我听着，想着，想到了生，也想到了死，想到了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的节节胜利，也似乎看到夜郎国多了一个被唤作“干人”的乞丐老翁，不知不觉中目光呆滞的眼眶里浸满了泪。不管心里在想什么，我只能有气无力地摆摆手说：“不行，不行，我要跟部队一起走。”
大家都明白我的心思，又都不知道该怎么劝慰我，满屋的战友都愣住了。赖科长赶紧岔开话题：“老曾，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你先安心休息吧，我们再回去想想办法。”
第二天早晨，部队集合出发，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李棠萼参谋长、符竹庭主任等一起来看我。此时，尽管鼻血还没止住，但只是慢慢往外渗，其实也没有多少血可流了。我竭尽全力握着首长们的手，鼻血、鼻涕、眼泪交融在一起，成了花脸，我用恳求的目光注视着首长们的脸，是走是留，命运就在一瞬之间。
“人还清醒，依仗年轻，很快就会好的。”陈师长首先打破这沉闷的气氛。
“对，战友情、同志爱，是我们工农红军的血液！我们会珍惜我们的每一滴血液，不会丢下一个人！”刘亚楼政委把目光转向陈师长，“叫卫生部叶部长派一副担架来，抬着走。”
“抬着走”，是我此时最想听到的话，当我听到这句话后，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我不想脱离部队，我不想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红军！只有红军，才有如此亲如兄弟的战友情，才有如此纯真神圣的同志爱。
部队出发了，我躺在担架上，思索着病好以后，如何报答首长们，如何报答轮流抬着我行军的战友们，如何投入到红军的伟大事业中去，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嘴里的血腥味没有了，擦擦鼻子，也没了新鲜血迹。尽管还觉得浑身无力，但我心里很清楚，自己仍在红军队伍中，没有被留下当“干人”。我顿感兴奋，用虚弱的声音对抬担架的同志说：“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
到了宿营地，司务长给我端来一盆米饭和几个煮鸡蛋。我知道这是专门为我做的，若在平时，我无论如何不会独自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但今天我太需要营养了，只有尽快恢复体力才能继续坚持行军。想到这儿，我也没客气，就狼吞虎咽吃起来，接连这样吃了两天，我便可以骑马行军了。
三天后，红二师向赤水城进发途中，收到军团电报，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已经结束，会议清算了博古、李德的严重错误，决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朱德仍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异常兴奋，随口而出：“这下好了，红军胜利在望了。”
说来也怪，从此以后，我鼻子到了人瑞之年再也没流过血。
鏖战土城
1935年1月25日，红二师抵近赤水城，与奉命堵截红军的川军一部相遇，对峙一阵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主动沿赤水河东岸后撤到土城以东地域，把川军引向土城，围而歼之。26日，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抵近土城。土城战斗打响了，红二师为预备队。
号称川军“模范师”的郭勋祺部，经不住红军优势兵力的猛打，损兵折将惨重，龟缩在土城内固守待援。28日上午，川军3个旅紧急增援，敌转守为攻，以密集火力向我阵地猛轰。
在战斗最为紧张的时刻，红二师在土城翼侧青岗坡、丰村坝地区加入战斗。师前进指挥所设在一个土地庙旁，陈师长命令我，务必在12时之前架通指挥所与红军总部（在一个山坡上，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均在这里）的电话线路，而后便与刘政委及其他首长到前沿阵地去了。
指挥所阵地上子弹“嗖嗖”作响，不时有炮弹落下。12时许，我率领电话排架通了与总部的电话线路，与警卫连一起警卫着指挥所的安全。
突然，朱总司令率参谋和警卫人员来到红二师前进指挥所，劈头就问：“你们师长、政委在哪里？”
“报告总司令，师长、政委、参谋长都到前沿阵地去了……”我话没答完，只听“当”的一声，架在土地庙墙角石板上的一部电话机被子弹击中。
好险啊，我立即向总司令的警卫参谋说：“这里太危险，请你们陪同总司令离开这里，退到土地庙后面去！”
然而，警卫参谋向总司令报告后，总司令并未理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从容绕到土地庙侧后，举起望远镜观察战场。
我屏住呼吸，为总司令捏着一把汗。忽然，半空中传来“呜”的一道声响，一发迫击炮弹落在朱总司令身旁四五米远的地方，不过万幸的是，炮弹没有炸，竟然是一枚哑弹！炮弹未炸，我的脑袋可炸了！我径直冲到总司令跟前，大声说道：“总司令，您必须立即、赶快、马上离开这里！”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警卫参谋拉朱总司令折回山下去。
朱总司令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一边察看战场，一边侧步向山下转移。
我急忙命令警卫连一排占领左侧无名高地，同敌人进行对峙激战。
朱总司令终于安全离开这里了，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随即带领前进指挥所转移到对面山上……
激战终日，川军又调来两个旅增援，再战对我不利，军委果断命令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寻找新的战机。
冒充“中央军”搞侦察
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便开始了云贵高原大穿梭的战略行动。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高原峡岭，演绎了一部部神奇迷离的精彩剧目。
就像肖华政委写的长征组歌那样：
战士双脚走天下，
四渡赤水出奇兵。
乌江天险重飞渡，
兵临贵阳逼昆明。
敌人弃甲丢烟枪，
我军乘胜赶路程。
调虎离山袭金沙，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
感谢肖华政委的神来之笔，使我对当年的经历一直记忆犹新。
那是1935年2月中旬，红军昼夜兼程，一直向西，直到云、贵、川交界的威信（扎西）、镇雄一带，敌人终于寻到了红军踪影，从南北两线压过来。此刻，红军未待敌人照面，迅速折返东撤，二渡赤水河，把川滇之敌远远甩在后边，再次打击了黔系军阀王家烈和国民党增援黔北的吴奇伟部。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甩掉了黔北地区敌人的重兵堵截。毛主席命令：27日，红二师向懒板凳地区以北迅速出击，配合红三军团追歼南逃的吴奇伟部之五十九师、九十三师。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率部攻占娄山关，追击王家烈的部队，于1935年2月28日再一次进占遵义城。
这天阴雨连绵，浓雾笼罩，天老早就黑下来了。任务紧急，在遵义城南的一个山坳里，师机关暂停前进。师首长们正抽点机关人员，要带到前头指挥部队作战。首长们各自点了将，唯独没有点到我，着实让我感到意外。
“报告师长，我跟谁去呀？”我憋不住了，一步跨出队列。
“别着急，给你留了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陈师长和李棠萼参谋长边向我交代，边向机关、分队动员：“吴奇伟这小子跑了，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追上去，吃掉他。我们师领导带领部分人员到前头去指挥部队作战，其余的同志统由曾主任负责，在大部队后面跟进。我再说一遍，从现在开始，到我回来之前，每个人都要听从曾主任的指挥！”
夜晚，天气依旧阴雨绵绵，浓雾笼罩，我带领着师直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电台、电话排和警卫连、工兵连、担架队等单位踏着泥泞的土路，摸黑前进。带领这么多单位人员，深感责任重大，由于情况急，只好摸黑带部队一边前进一边做动员工作。
大约深夜时分，进至懒板凳以北地区时，我忽然发现右侧山林里有一闪一闪的亮点。我马上对这个亮点做出判断：是萤火虫？不是，这季节不对。是我们的部队？也不是，红军哪有那么多手电筒。这是敌人，是溃散的敌人！我一经判定，立即下达口令：向后传，右侧山上有溃散敌人，部队成二路纵队行进，缩小行进距离，保持肃静，做好战斗准备，如遇有敌散兵混进队伍，立即收缴武器，看好俘虏。同时，命令警卫连出一个排保护电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人在电台在。
不一会儿，特务连报告，他们抓获了两名混进队伍中的国民党兵。我来到警卫连，经审讯，得知是敌五十九师的两名士兵，刚从右侧山上溜下来，就稀里糊涂插到了我们的队伍当中。
卫生部也来报告，抓住了国民党散兵。
工兵连也报告，抓住了俘虏……
真是搂草打兔子——顺手捡便宜。我一边行军，一边向各单位负责同志打招呼，进一步明确：凡混进来的敌人，通通把子弹、刺刀和枪栓卸掉，指定人员看管，让俘虏自己背着枪跟部队一块走。
同时，我也深感情况不妙，敌人的散兵越来越多，对我们的自身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如果电台被敌人搞掉，那就无法交代了。
我边行军边急切地思索着，部队务必要找一个适当的地方集合起来，防止发生意外。
当我们进到懒板凳村东头，遇到一个骡马大店院子，我一看这个大店地理位置比较合适，就把部队带进这个院子。我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在此开了个短会，说明敌情和我们的对策：现在的情况是敌人的散兵越来越多，我们将处于抓不胜抓、防不胜防的境地，情况很危险。各部门领导一定要听指挥，严格掌握部队，把俘虏兵的枪支收下，武装我们自己；如果枪支太多，就卸下枪栓，把枪支堆放到一个可靠的地方集中保管起来。把俘虏兵关进一个院子里，进行宣传教育，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政策，告诉他们都是贫苦家庭出身，不用害怕，不要再替蒋介石国民党卖命了。
我命令部队在懒板凳进行了严密警戒，要求各部负责同志沉着冷静，如遇突然情况，不要慌乱，派出游动哨，派部队严守村子的出入口，敌散兵进来一个俘虏一个。不一会儿，三三两两的散兵，背着轻机枪、步枪向懒板凳而来。突然，有个挑夫挑着行李皮箱大声地叫着：“团长，团长，你在哪里？”我立即让通信员小罗把挑夫带过来。
我问他：“你们团长哪儿去了？”
“团长负了伤，我和他跑散了，就挑着他的东西找到这里来了。”他回答道。
打开皮箱一看，都是团长的衣物皮鞋等一些日常用品。我取出一件衣服送给这位老实巴交的挑夫，教育他不要再为国民党军队卖命后就把他放了，回过来继续组织部队清点俘虏。
三五成群的散兵陆陆续续地涌到了这里，我们来者不拒，全部收缴、关押，最后清点人数，共计有200多人，相当于我带领人员的三分之二，缴获100多支步枪、两挺轻机枪及其他物资。
夜过天明，恰好红一师的一支部队也进至懒板凳，我就去与其一个营长联系，把200多名俘虏兵及枪支通通交给他们，我率领直属队继续向乌江方向前进。
途中，遇见陈光师长，我汇报了一路上所遇到的各种情况。陈师长、李棠萼参谋长都笑着说：“你们真是太危险了，你处置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你很沉着，遇事不慌，机智勇敢，决策果断，既保护了师直属队人员和电台的安全，又收押了200多名散兵，有勇有谋，战果辉煌啊！”
迷雾送信与敌遭遇
重创吴奇伟两个师，俘敌3000余人，红军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蒋介石又被激怒了，急令各路人马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并调嫡系周浑元部前来增援。毛主席则利用纷杂交错的深山峡谷，与蒋介石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弄得国民党“围剿军”像头瞎眼野牛，盲目乱窜，处处扑空，疲惫不堪。
然而，国民党军队毕竟是头疯狂的野牛，红军也有被踢的时候。3月中旬，红二师经侦察发现鲁班场只有守敌一个团，便决定攻取鲁班场。当时我随陈光师长和五团团长张振山对鲁班场守敌进行了侦察。侦察发现鲁班场村子周围挖有野战工事和碉堡，在村子中心和两侧利用原木架起了相当于三层楼高的瞭望塔，塔上用装满土的麻袋构筑了轻机枪的掩体，能对四周目标进行射击，它既是瞭望塔，又是火力点。
敌人已有设防准备，同时，周浑元的主力也正向鲁班场方向增援，如果在短时间内不能速战速决歼灭敌人，解决战斗，就会处于被动局面，因此，师部奉命放弃对鲁班场的攻击。
3月16日下午，师部奉命向西转移，留下五团三营梁兴初营长率本营监视鲁班场之敌，掩护部队移兵西进，师直属队转移到10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宿营。
翌日上午，陈光师长命令我带两名通信员（温先星和小罗）向在鲁班场执行监视敌人任务的五团三营梁兴初营长传达向西转移的口头命令。
这天，大雾迷漫，云层低垂，20米开外已难辨身影，我们三人高度警惕地沿着山间小道前行，突然与鲁班场出动的敌人尖兵遭遇。看到近到连帽子的帽徽都看得见的扛着枪的尖兵，我顿感震惊，霎时间，我急促地下达命令：“敌人！快向敌人射击！”我们先敌开火，敌人猝不及防，乱作一团。
我们三人乘敌混乱之机，顺势跳下两米多深的崖坎，向敌人射击，敌人也开始盲目地还击，子弹在我们三人头上“嗖嗖”飞过。有的子弹打在崖坎上尘土飞扬，并发出子弹穿土的“嘟”“噗”和“呜呜”“嗖嗖”呼啸而过的怪声。
据此情况我判断，出动之敌是来者不善，看样子他们是奔我们二师师部而来。我的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赶紧把这一敌情火速报告给师首长，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情况紧急，跑回师部报告已是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鸣枪报警了。
想到此，我就命两名通信员用马步枪边回撤边打枪。“叭叭叭”，以最快的频率向敌方射击，引来敌人一阵更加激烈的枪声，就在敌人枪声大作之际，我带着两名通信员已跑回师部居住的村庄。
师部听到激烈的枪声，立即在村西紧急集合，准备向西转移。师首长正在为我们三人担心时，我气喘吁吁地跑来向陈光师长报告敌情，愧疚地说：“没有完成向三营传达转移命令的任务。”陈师长却满意地说：“你突遇敌情，随机应变，以枪声报警，处置得很好，你们三人又都安全返回，免去了我们的担忧。关于梁营长你不用担心，战前我们已经向梁营长交代过，如果没有接到其他命令，遇到情况自行灵活处置，相信他会处理好的。”
化装侦察虚张声势
3月16日，红二师进驻茅台镇。一天上午，国民党一架飞机向茅台镇师部附近投下一枚炸弹，造成了红军和老百姓几人伤亡。为防不测，警卫连派出警戒保护酒厂。在茅台镇，民运科根据各级首长批条，分了一些茅台酒给各单位，卫生部门留一部分带上，以备消毒用。我不会喝酒，但也让民运干事给我装上一水壶茅台酒，每日到宿营地用酒擦脚缓解疲劳。
同时，五团三营也在这里与大部队会合。
休整两天后，第三次过赤水河，向古蔺方向开进。敌人以为红军要北上，赶紧堵截追击，红军突然掉头向东，四渡赤水，南下直逼贵阳。在贵阳附近，我“故伎重演”，带领部队到处刷贴标语，大造红军要“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声势。
光在外围写、喊似乎不够劲，如果把这个消息直接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去，那肯定能事半功倍，起到意想不到的震撼效果。这天，师侦察连每人都穿上国民党军服，指导员王占秋化装成中校队长，我化装成少校副官，来到贵阳市郊国民党龙里区公所。
刚到门口，一名年轻职员就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未等开口，我把王占秋一把推向前面。王占秋故意拉着官腔：“你是区长吗？”
“区长不在，长官有事请吩咐。”年轻职员颤抖着回答。
“红军已兵临城下，区长竟敢擅离职守，该当何罪？”我插进来帮腔。
“长官息怒，请进屋稍候，我马上去找。”
很快，区长来了，一阵点头哈腰之后，王占秋命令：“你马上打电话给贵阳警备司令部，报告‘中央军’先头部队已到此地，要他们速派人前来联络进驻贵阳事宜。”
喝茶闲谈之间，贵阳警司派的两名联络官骑马（小马，贵州的马匹小得像毛驴似的）赶来。来人倒挺实在，几句寒暄过后，就汇报了贵阳城守军太少，城内人心惶惶，不等太阳落山就关城门，蒋委员长刚来也很着急等情况。
蒋介石果然在贵阳城！是火候了。我朝王占秋使了个眼色，王占秋站起身来，从容不迫地亮出底牌：“我们是红军，现在日本鬼子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华北，国难当头，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就忍心让自己的国土被别国占领？自己的同胞被日本强盗欺凌吗？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了，还是为抗日做点事吧。”
联络官和区长一听，先是两腿抽筋打哆嗦，不知所措，后来看到我们没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一个个托着苍白的脸，鸡啄米似的点头：“是，是，感谢不杀之恩，我们愿意抗日。”
“红军优待俘虏，不欺负同胞，你们回去报告警备司令，红军就要攻打贵阳，我们要活捉蒋介石！”
联络官连连点着头哈着腰，像打了败仗一样落荒而逃。
我们不虚此行，不管他们怎么汇报，横竖都把蒋介石和他的守城部队搅和乱了。
听到消息的蒋介石如坐针毡，一面急调滇系军阀龙云火速增援，一面急遣嫡系薛岳布防东线。而我红二师在贵阳虚张声势后，与红军主力一起，突然转向西南，取道昆明以北，西渡金沙江，直向川南会理插去。
蒋介石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农场渡河
红军巧渡金沙江，红三军团一部围攻会理，红一军团和中央纵队进至会理以北短暂休整后，迅即以风驰电掣之势继续北上。一路上经德昌，绕西昌，通过彝族区，直向大渡河畔抵进，决心渡过大渡河，进占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
大渡河是一道天然屏障，它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一路向南入川，流经泸定，于高山峡谷之中，汹涌地滚淌奔腾，穿过安顺场、农场、大树堡再折向东，汇入长江。
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在安顺场渡大渡河时留下了全军覆灭的悲壮先例。
蒋介石派重兵对我红军进行前堵后追和侧击，企图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央红军消灭在大渡河安顺场，声称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面对天险强敌，红军必须强渡大渡河！红一军团决心：红一师抢占安顺场渡口，掩护主力渡河；红二师四团直插泸定，夺取泸定桥。二师陈光师长、李棠萼参谋长指挥六团从农场强渡。红一军团左权参谋长随五团从农场下游大树堡强渡。渡河后，互相接应，共同北上。
来到农场河边，只见大渡河偏偏在这陡峭连绵的深山中拐了一个弯，宽二三百米的河面上，一个漩涡接一个漩涡，激流涌着波浪撞在岸边的岩石上，立刻摔成白白的水花，溅起1米多高，又狠狠地抛进河里。
这里从来就没做过渡口！
就是找来木料也根本无法架桥！
陈师长着急！红军们都在着急！
光着急不行，关键是拿出办法。于是派六团的干部和战士找遍附近的角角落落，也没找到能用来绑筏子的竹竿木料，或者能连接起来固定在两岸的铁丝绳索，只找来几截竹筒、两个船工和一条小木船，木船还朽漏了两个大窟窿。
“立即组织抢修。”陈师长命令道。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忽见对岸有人举着红旗，面朝这边使劲地摇摆。
这时陈光师长发现对岸的部队是我们自己的红军部队，但具体哪个部队不清楚。陈师长同李参谋长研究决定派一个水性好的同志凫水过去联络（当时红军缺乏通信联络设备）。
李参谋长叫来了我，给我安排了任务：选一位水性好的同志过河联络。
我建议说：“报告师长，你的警卫员‘土狗子’水性好，他曾经游过赣江。”
陈师长听我说后一愣：“噢，‘土狗子’还有这么好的水性啊。叫他来。”
随后陈师长亲自向“土狗子”交代了凫水过河联络的任务。
“土狗子”爽快地回答：“请师长放心，保证游过去！”
为安全起见，我为他准备了竹筒。
只见“土狗子”在水流湍急、波涛咆哮的大渡河里奋勇前进，不时被水浪淹没，一会儿又浮出水面，大家焦急地看着他，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土狗子”不负众望，游到了对岸，在沙滩上小憩一会儿，就与对岸部队联系上了。
他回到河边，高声呼喊……
由于江河咆哮，涛声太大，隔河如隔千里，只见他在对岸手舞足蹈地比划，尽管他用尽力气喊破嗓子，仍听不清，而他也无力再游回来。
这时陈师长、李参谋长更着急了，人是派过去了，不能回来，情况还是不清楚，为尽快争取时间，还得派人过去……
我说：“有办法了，我去修船的那里看一下，如修好了，坐着船不就能去能回吗？”
果然，小船已修复好了，我选了一名40开外的船工，这位靠摆渡谋生的老乡对红军的请求满口答应，赶紧把木船抬下了水。
我带着温先星，把捆竹筒的绳握在手中，以防万一。我心想，如果船真的翻了，有竹筒就能获救。
船离岸边较近时，波涛浪花都较小，坐在船上感觉不大，船越接近河中心，就越起伏不定，东倒西歪，颠上漂下，船头顶起的浪花都灌进了船里，我和温先星一手死死地把住船帮，一手用小瓢拼命向外舀水，不时听到水流冲击石头发出的嘭嘭声，使人心颤。
船工用全力撑桨，左摇右支，小船在波涛咆哮的大渡河上就像一片树叶，随风浪漂上漂下，颠簸得我俩肚腹翻腾，头晕目眩，不过我们还是胜利地到达了对岸。
我俩被浪花浇了个透，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干的地方。我让温先星下船后赶快去联系，得知是一团一营的部队，他们是昨天从安顺场渡过来的。了解了相关情况之后，我和温先星又乘小船返回农场，在河中同样又遭受了一次惊涛骇浪的考验。船工看我们有一点紧张，就给我们打气：“我说你们不用害怕，这条河我过了不知多少次了，闭着眼划都没问题，我能送你们过来就能把你们送回去。”
到达农场渡口后，我给了船工两块白洋作为船工费，而后向陈师长报告了对岸的情况……
陈师长满意地说：“你这通信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俩，任务完成得很好，你们两人有功。”
一会儿，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了电报，指示陈师长率六团火速北上，经安顺场，随四团跟进，飞夺泸定桥。
30日晨，陈师长率领师部和六团抵达泸定城南。我走在前面，老远就看到十几根粗粗的铁索高悬于大渡河上。
四团的英雄们已经夺下了泸定桥。
“土狗子”过江后，随一团一营来到泸定。我同“土狗子”见面后他感激地说：“曾主任，多亏你给我竹筒子，不然只能去下游捞我了。”
泸定桥夺下来了，击溃了敌人，蒋介石欲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罪恶梦想没能实现，相信他一定很失望，很沮丧。
二师师部从铁索桥上通过大渡河，在一个小村庄歇息。此时，大家都饿得肚子咕咕叫，可米袋空空，中午饭还没有着落，到哪里去弄些吃的呢？我想起在行军途中发现河中心有一座小岛，岛上有座天主教堂，到那里或许能搞到吃的。
李参谋长让我带上民运科刘干事和警卫连一个班，又返回到河岸。岸与小岛之间有两条索道相连，索道上有铁笼子似的缆车，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洋玩意，干着急不会用。在当地找到一个老乡，教我们怎样使用。我与刘干事和其他战士按照老乡讲的方法，兴致勃勃地登上去，借着岸高岛低的重力作用，很快就滑到小岛上。
这座天主教堂，只有一位长者看守。长者告诉我们，这天主教堂是外国教士主持的，前几天风声紧，就躲到雅安去了，这铁索道也是外国人修的，上岛后能自动滑过来，回岸时要靠人把绞车拉过去。
我向长者说明来意，恳请帮忙。
长者见我们本分规矩，不像那些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中央军”，就带我们到仓房品尝传教士们享用的高级食品。
我们进入到墙面雪白的套房里，外间堆有大米、面粉，里间的货架上摆放着成箱的香烟、罐头等等。长者取过一个开了盖的木桶罐头（像马桶似的），抓出一把干果递给我。
这干果色泽鲜艳，吃起来甜甜的，还略带点酸的味道，我越吃越想吃，一连吃了三大把，吃得牙都快倒了。末了，我给长者写个收条，带了一些大米、面粉和香烟、罐头快速返了回来。
刚走到政治部符竹庭主任门口，就被机关一帮人围住，伸手争着尝鲜儿。
我提着一桶果脯进到屋里，还没报告，正在看文件的符竹庭主任扭过身来一看，劈头就问：“曾主任，你搬个马桶来干什么？搬回去给你们参谋处用吧！”冷不丁一句话，连屋外的人都给逗乐了。
我回答：“我来给主任送吃的，你真不要？那我可搬走了。”
刚出门槛，战友们就上来抢，都说：“主任不要我们要。”
符主任觉察出不对劲儿，跨出门来一看，见是果脯，便显出很大方的样子，爽快地笑着说：“大家都吃吧，算我请客。”随后伸手抓了一大把，和大家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为毛主席挑选担架队员
1935年4月底的一天，红一军团第二师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李棠萼参谋长接到总部保卫部门通知，要二师给毛主席挑选担架队员，师首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我。
我接受任务后，在全师几个担架队里挑出了六名同志。这六名年轻力壮的担架队员都是江西人，其中一位肖班长和一位姓刘的兴国老表是我比较熟悉的。在贵州桐梓县王家烈的军官之家，我因流鼻血不止，陈师长、刘政委让卫生部担架队派一副担架抬着我走了两天时间，抬担架的这两位就是肖班长和刘同志。
在抢渡金沙江的路上，中央纵队休息让路，让红二师先行。毛主席坐在担架上利用休息时间看着书。负责主席日常事务的管理员以及医生、护士、炊事员、马夫（饲养员）、挑夫和警卫排及抬担架的六名同志在担架两旁陪同主席休息。
随二师先行的我忽然听到路旁休息的同志喊我：“曾主任，曾主任，你们赶上来啦。”
这时，只见利用休息看书的毛主席问担架员：“哪个曾主任？”
担架员用手指着我告诉毛主席：“他就是我们二师司令部的通信曾主任，他也是我们江西信丰老表，我们几个人就是他逐个谈话后选定的。”
我赶紧停住脚步，向毛主席敬礼、问好，并再一次郑重地嘱咐几名担架员：“在山地行军中，一定要谨慎小心，确保主席安全。”
肖班长仍以部下的身份向我汇报：“我们非常小心谨慎，主席非常关怀和体谅我们。道路起伏不平或爬山时，主席就不坐担架，拄着一个拐杖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爬山行路，只有在道路平坦时才坐在担架上看书。”
听了我对担架队员的嘱托后，毛主席说：“哦，你这位信丰老表很精干哪！通信工作很重要啊，在长征路上，通信员跑前跑后很辛苦，有许多命令就是靠你们铁脚板完成的。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我回答：“报告主席，我24岁了。”
毛主席说：“噢，才24岁，年轻小伙嘛，我们现在原地休息让路，让你们二师先行抢渡金沙江。”主席接着说：“我曾两次到过你们信丰，1930年4月份曾经攻克你们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发给你们县苏维埃政府10支步枪。要想革命就不能怕死，就要有克服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你们县有赣南唯一的一座古塔，在桃江上，还有一座长廊式的上面盖着瓦的水东桥也很壮观。”
这是我第三次见到毛主席（第二次相见是年初，毛主席、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进遵义城时），和毛主席面对面谈话，这还是第一次。当时，对我来说既特别兴奋又深感拘束。
当毛主席讲了这些话后，我就完全放松了拘束的心情，同时也感到毛主席的话对我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时至今日，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我仍记忆犹新。毛主席书不离手，利用一切时间抓紧读书学习的精神鼓舞了我一辈子，使我也学会了抓紧时间看书学习，养成了读书学习、记笔记的良好习惯。
在整个战争年代，我把每一天的工作、战斗都记录下来。我之所以能把自己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回忆录整理出来，除了靠较好的记忆力外，主要的史料来源就是我当年的日记、笔记、战斗总结。
翻越夹金山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势如破竹，犹如神兵天降，很快就夺取了天全、芦山、宝兴等地，乘胜继续北上。
1935年6月8日，红二师进占宝兴。由于身担通信主任之责，我每到一地，就首先去调查了解行军路线。我来到宝兴街上，看见有一家客栈，就与客栈刘姓老板侃谈起来，想从他嘴里了解一些情况。从家常谈起，越谈越近乎，刘老板也来了兴致。当我告诉刘老板我母亲和他同姓时，刘老板就更高兴地说：“都是一家人，你初来乍到，有什么事要办，只要我能帮得上忙，尽管开口，我一定尽力而为。”
我说：“谢谢你，我还真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你能不能帮我借一本县志看一看？”
刘老板说：“那没问题。”
很快，他就派人找来一本县志，我拿着县志快速地翻看起来。据县志记载：大雪山——夹金山，也叫神仙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雨，时雪时雹；只见山巅乌云翻滚，紧接着可能就是冰雹倾盆而下；雪山500米以下青山绿水，500米以上就是冰雪世界。
看完县志我又问刘老板：“县志里记载着夹金山是这样的气候，人能够来往通行吗？”
刘老板就滔滔不绝地把他年轻时跑马帮翻越夹金山的经历，以及现在跑马帮的来往客人（都在他的客栈住店）等翻越大雪山的故事讲给我听。
他告诉我：“现在的季节正是翻越雪山的最佳时节，山上寒冷要准备些生姜、辣椒，用来祛寒，再带些吃的东西。因空气稀薄，最好每人带一根木棍做拐杖。遇到暴风冰雹时，要就地站住，不要行走，以免踩着滚动的冰雹滑下山坡。脚上要绑上稻草或绳子防滑，马要挂掌。在山巅上不要大声喊叫（老百姓说以免惊动山神引来更大的冰雹），走路要按前人摆的路标行走，走内不走外，走外遭祸害……”
我问老表：“你看我们红军能过大雪山吗？”
刘老板说：“从你们的穿着、体格来看，很难翻过雪山。但看你们个个意志坚定，信心十足，你们是经历过多次磨难的队伍，我想没有什么艰难困苦能难得住你们，你们肯定能翻过神仙山。你们红军是天兵天将，是有福之人，加上这个季节是爬雪山的最好时节，你们一定能爬过去。”
刘老板用亲切的语气称我为老表，并一再对我说有什么事尽管开口。我见他真心诚意地想帮我，想帮我们红军，就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上马帮那儿帮我找两个年轻力壮的向导给我们带路，我会付给他们带路费的，你看行不？”
刘老板拍着胸脯打着保票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我回来后，根据县志和刘老板所讲归纳了五条翻越雪山的建议：一、选定晴天无风之日过山，八九点钟出发，黄昏前翻过去。二、骡马换新掌，人员鞋底绑上草绳，最好备一根拐棍。三、出发时带些辣椒、生姜。四、每人至少背一件能遮住头顶的行李、锅或其他物品。五、后人必须顺着前人踩出的路线走。我把这五条建议报给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李棠萼参谋长，他们看后比较满意。陈光师长当即决定要李参谋长把这五条建议迅速下达各部队并按此要求做准备。
刘政委指示符主任做动员，动员部队爬雪山要发扬不怕苦、不怕死，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大无畏精神……
6月11日，陈光师长带着我和两名向导随四团行动。当天下午部队进至夹金山下的客栈里宿营。6月的太阳像一个火球，夹金山500米以下鲜花遍地，青山绿水。
6月12日上午9时，迎着晴好的天气，我带两名向导随前卫连爬山开路，引导大部队攀登这座陌生而神秘的大雪山。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在没有敌情的背景下行军，但这雪山险情比敌情更难把握。
当我们快到寒婆庙时，天气骤变，乌云翻滚，瞬时，整个天空暗淡下来，滚滚乌云随风飘过，给人以恐惧感，接着就是雪花满天，冰雹倾下。一般的冰雹都像卫生球那么大，也有个别像乒乓球和鸡蛋那么大，幸好我们早有防备，不然脑袋都得起包。
下冰雹时，指战员们只好原地停下。滚滚而下的冰雹如流水一样从指战员们的脚背淌过。
向导一个劲儿地提醒我们：“拄稳拐棍不要动。”
如果走动就会踩着滚滚而下的冰雹滑下山去，后果就不言而喻了。同志们用背包顶在头上，炊事员把行军锅举在头上，还有的用菜盆盖在头上，只听到冰雹在行军锅、菜盆上“叮叮当当”的响声。同志们哈哈大笑，并风趣地说：“老天爷用冰雹打鼓在欢迎我们。”
向导再三嘱咐同志们，走路时要沿着雪包靠山内侧走，走外侧容易滑下山，滑下山去就上不来了。
到了寒婆庙，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有的大声叫喊着：“我们爬过雪山了，我们胜利了！”在红军勇士们的面前，雪山也得低头。走在前边的同志呼喊着后边的同志：“加油！加油！”
只见在寒婆庙旁边一大堆石头上插着木棍，系着红、白、黄颜色的布条，随风飘摆着。
我问向导：“这堆大石头和布条是干什么用的？”
向导说：“这是过山人为求寒婆保佑平安无事而堆的。”
我不信这一套，一屁股坐在石头上休息。
两名向导急忙说：“官长，这石头不能坐，寒婆怪罪下来，就要遭大殃的。”
两名向导赶紧到寒婆庙门前下跪，叩头，口中默念着什么。
我说：“红军将士不信天，不信地，不信神，只信自己救自己。”我坐在石头上吃起了干粮，就着生姜、辣椒和雪球，一会儿就感到浑身发热有了力气。两名向导也蹲在雪地上吃起了干粮。
我站了起来向东面山下望去，看见太阳从云雾中射出道道光柱，犹如林海，很是壮观，心情顿时开朗，心旷神怡，大声说：“东边还有这么美丽的地方，青山绿水，美景吸人。”向西看去高大的雪山银光闪闪，犹如雪白的壁障，更像从天而降的大瀑布一样。四川真是个好地方啊！
我取出银圆（通信主任掌管向导费），告别向导：“你们两位老乡为我们红军带路，辛苦了，谢谢你们，再见。”
两名向导恋恋不舍，一边往回走，一边回过头来向我们告别。
我站在那里，不时地向他俩招手致谢。
我带领通信员温先星、张万春随大部队下山。
由于雪山冰雪光滑，我们不时滑倒，四团卫生队一名挑药的挑夫摔倒后，药箱被摔破，药撒了一地。正如老百姓讲的“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途中，我看到左侧有一个石洞，就进去看了看，只见里面有一堆柴草灰，这是跑马帮在爬山前休息烤火的地方。
这时，我看到部队继续往山下走，直属队还没过来。
由于我在爬雪山前走访调查、寻找向导，很少睡觉，过于疲劳，现在已困得不行了。我就向温先星、张万春说：“我在这里躺一会儿，你们看着师直属队走得差不多了就叫醒我。”结果，他们两人也酣睡过去。
等我一觉醒来，发现师直属队已下山了，赶紧叫醒小张、小温：“快起来，快起来，直属队已过完了。”我们疾步拼命地去追赶部队。
缅怀李棠萼参谋长
我们翻越了大雪山之后，继续北上，在即将接近松潘大草地，与毛儿盖还距离一天行程时，我们党、我们红军一名优秀的指挥员牺牲在长征路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就是革命英烈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同志。
1935年8月的一天，早饭后，部队集合准备出发。李参谋长吃过早饭后带着警卫员到村外部队准备集合的场地上，突然，有几个藏匪挥着大刀向李参谋长砍来，李参谋长当即被砍倒在地，鲜血四溅。李参谋长的警卫员看到藏匪后掉头就跑了回来，他连哭带喊地对正在吃饭的同志们说：“李参谋长被藏匪砍死了！李参谋长被藏匪砍死了！”大家一听，顿时都愣在那儿一动不动，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不知谁大声说：“快，快出去！”这时大家急忙放下手中的碗筷，快速跑了出去，可藏匪已没了踪影。只见李参谋长躺在地上，鲜血浸透了衣服，手捂着胸前的伤口，已经壮烈牺牲。在场的同志无一不流泪痛哭。
他才30多岁，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他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红军部队无比热爱，对战术要求严谨，对工作要求严格，对同志、对部下友好和善，凡是熟悉他的同志都是深有感触的。我虽然在李参谋长的领导下工作仅10个月的时间，但事事处处都得到过他的关爱、帮助和指导，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想当初，我对当师通信主任没有把握，曾对师长、政委说：“让我做通信主任，我没有参谋知识，不懂司令部业务，恐怕做不好。”
刘亚楼政委说：“不要紧，你打仗行，做政治工作行，我相信你搞参谋业务、当通信主任也一定不成问题。让李参谋长带你，他对业务很熟悉，很精通，会耐心教你带你的。给你一本参谋条令你看一看，学一学就知道了。你有一股干劲，相信你一定能当好通信主任。”
在以后的工作中，像刘亚楼政委说的那样，李参谋长耐心细致地教我，对我进行专门培训，还经常跟我谈心，帮我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使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熟悉了通信主任的职责和应该掌握的业务知识。
李参谋长的牺牲，是我们红二师的一个重大损失，是我们整个红军的重大损失。在为李参谋长的牺牲痛哭的同时，我把思绪又拉回到湘江战役：记得当年李参谋长率领红五团扼守觉山，为了掩护后续部队渡江，他指挥红五团打得英勇顽强，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为保证红军后续部队渡过湘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一位有勇有谋，指挥有方，敢于靠前指挥，敢于打硬仗、恶仗，深受指战员尊敬的优秀指挥员。他那种认真负责、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关心同志、爱护部属的团结友爱精神给二师部队、给我们司令部机关工作人员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们终生难忘。我们永远缅怀你，李棠萼同志，我的好参谋长！好兄长！事后，师长、政委严厉地批评了李参谋长的警卫员怕死脱逃、严重失职的行为。我们用担架抬着李棠萼同志的遗体到达毛儿盖，举行了追悼会后，下地安葬了。
（注：关于李棠萼同志牺牲的原因和经过有多种说法，那都是不真实的，因为他牺牲时我在现场。）
回师部途中救舒同
在毛儿盖以东10多公里的地方，已有敌人的一个前哨营防备和监视红军，向松潘草地行动的二师部队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歼灭了该营守敌。在打扫战场时，我发现敌军厨房里有一条用牛毛制成的装糌粑的口袋。我一看这条口袋很特殊，就让通信员温先星把这条口袋收起来带走。温先星说：“主任，这口袋太脏了。”我说：“没关系，你有时间把它拿到河水里去洗干净。”
洗完晾干后，我拿出皮包里的针线包（当时，每人都有针线包，用来缝补衣服），让温先星把洗干净的毛口袋拿给我，我亲自量裁后，在温先星的协助下，做了一件毛坎肩。没有扣子就用布条当扣子，缀钉两边。当我穿在身上时，同志们都很羡慕我的坎肩，都感到奇怪，问我哪儿来的，谁做的。我告诉他们，这是我亲自动手的产物。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都说：“曾主任手真巧啊，还会缝制衣服，真是秃爪子进鸡窝——不简单（不捡蛋）啊。”
这条毛坎肩一直伴随我走完了长征，到了陕北苏区，我才把它送给陕北老乡。
在黑水地区的河水里，有一斤重左右的长着红眼睛的鱼直往人的腿上撞，我和温先星发现这一情况后，便抓起鱼来，共抓到十几条，带回去后，跟大家好好地吃了一顿，在长征中可算是吃得最好的一顿。
在毛儿盖的故事还很多，记得当时在街上贴着布告：红军某部的一个叫谢金古的人因严重违反军纪被处决。在江西中央苏区时给毛主席当过马夫的一个同志也叫谢金古，湖南人。我们很熟悉，经常见面。在以后的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我一见面就开他玩笑：“谢金古，你不是被枪毙了吗？怎么还活着？”他一看很多老战友都开这个玩笑，就改名叫黄达。1957年我到沈阳军区任参谋长，他任辽宁省副省长。我们见面时，常常谈起这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后，共同离开达维，红一方面军翻越梦笔山，来到毛儿盖地区的松潘大草地。
纵穿绵延数百公里渺无人烟的草地，必须有充足的粮食做保障。四方面军会合后，人员增多，给养保障日趋紧张。在物薄人稀的川西北，青稞、野菜、蘑菇、草根，凡是人能吃的东西，都充做了红军口粮，有的甚至把生皮带都煮熟吃了。过草地前尚且如此，入草地后更是难上加难。红军不得不停留一段时间，四处筹征粮秣，以解决过草地之必需。
红二师被分到黑水芦花地区筹征粮秣，我率领部分人员在芦花镇南部地区执行任务。
其实在这藏族聚居的偏远之地，普通藏族农奴原本就很微薄的收成早被国民党军阀和当地反动土司们盘剥光了，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拿出多余的粮食给我们，我们只能靠武装打击反动土司，没收他们囤积起来的粮食和牛羊解决燃眉之需。由于反动土司的残酷统治和宗教的影响，许多藏族同胞对红军戒心重重，征粮任务进展缓慢。
一天上午，我带温先星、张万春两名通信员从六团驻地回黑水师部驻地。
我挎着驳壳枪，两名通信员各背一支马步枪，从容行进在丘陵起伏、荒草遍野的小路上。
途经一个小村庄附近，突然从村中窜出一条狗向我们扑来。我抬手就是一枪，正中狗的脑门。
我们拎着死狗，进村搜寻，未见一个人影，反动土司已经要挟农奴都逃走了。
这些天来，尽管我们一直忙于筹征粮秣，但近水楼台未能先得月，筹来的那星星点点物品，必须留待过草地时才能食用，每天只能以野菜、野韭菜花等充饥，这些纯绿色天然食品，只有饿得实在不行了才能咽得下，但顶不了多长时间又饿了。看着这条虽不算大但肥墩墩的狗，一不做，二不休，找到一间民房，将狗皮剥了，随便剁成几块，放到锅里煮起来。
灶下熊熊烈火，锅上热气腾腾，香味四溢。一名通信员手伸出衣袖擦擦口水，迫不及待地用棍子插起一块肉就往嘴里塞。这时肉刚熟了一层表皮，里边还满是血丝。我让他把不熟的狗肉放回锅里，因为我知道吃半生不熟的狗肉最容易染病。
话音刚落，只听村外传来几声枪响，我以为是反动土司找我们寻衅报复来了，抓起枪就往外跑。
顺着喊叫声，我发现前面山坡上有一群藏匪，有的提着长枪，有的手持腰刀，嗷嗷叫着追赶三名红军，定眼细看是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舒同和他的通信员、马夫。我立即率温先星、张万春迎头向敌人射击，并招呼舒同他们向我们靠拢。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打蒙了，前边的几个家伙被我们的子弹打中倒下了，后边的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他们四处张望，待看清了红军仅有六个人，便仰仗人多，又嗷嗷叫着追过来。我和舒同互相交替掩护撤退，于下午安全回到师部驻地。
即将到嘴的狗肉没吃成，给我留下了一个长久的遗憾和思念，养成了爱吃狗肉的嗜好。直到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种嗜好才有条件得以实现。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期间，每逢军长们到军区开会，都要鼓动我弄一桌狗肉解馋。解放以后，经常有机会吃狗肉，可不论厨艺多高的师傅给做，不论用什么妙方烹制，总也吃不出当年闻到的那种香味了！
急送毛主席亲笔信
1935年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开辟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并决定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组成左、右路军，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为右路军，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率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与张国焘的主力组成左路军。本来两军会合形势大好，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野心把这大好形势破坏了。
1935年9月10日，右路军的先头部队红二师已向草地急速行军一天，驻在一个只有几户藏族人家的小庄子里。师领导住在老百姓的房子里（房子是用木头架子抹牛粪盖成的），部队在起伏山冈下的粗大古雪松下面的树针叶子（多年积落有1米厚，非常松软，但扒开一看，里面很多虫子，非常恶心）上面露营。
第二天早晨，乌云满天，雾气笼罩，8时左右，一支马队急驰到二师驻地，陈光师长、肖华政委前去迎接，只见毛主席、周副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博古、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同志随陈师长、肖政委进到他俩住的房子里，急促地、秘密地、聚精会神地研究着什么大事。
我们二师司令部机关参谋人员都对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突然来到二师深感意外，都估计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大家都怀揣着一颗紧张的心，静静地等待着消息传出。
不一会儿，陈光师长把我叫去，在另外一间房里和肖华政委一同给我交代了一项任务。
陈师长神情严肃地说：“曾主任，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十万火急的任务。”
只见陈光师长手中拿着一封信说：“这是毛主席写给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的一封信，命你火速送交给他。你带六团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经过的那个岔路口。徐总指挥可能在今天下午由东而来，经这个岔路口向毛儿盖方向去。路上遇到各种问题，都要灵活处置，尽量避开，送信任务必须完成。”并再三嘱咐，无论如何要把毛主席的亲笔信送交徐总指挥。
随后，陈师长、肖政委带我到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开会的屋子里。陈师长向毛主席报告说：“这是我们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送信任务。”
我向毛主席敬礼。
毛主席：“哎，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主任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俩。”（在极其艰险的时刻，毛主席仍说出这种幽默的语言，体现出伟人的胆略。）毛主席用手指着地图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儿盖去，你必须争取时间，抢先赶到岔路口等候。”
我说：“请主席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我即刻带六团一营和电台，冒着细雨，迎着迷雾，火速赶路。
一营营长曾保堂，是我本族老表，由他和教导员边强行军赶路，边做政治动员。
此时，不光一营的同志们猜测着这次任务的突然性和重要性，就连当毛主席面受领任务的我也在猜测思索着：送一封信带一个营的兵力还配电台，可见此信非同一般，极其重要。为什么还要带一部电台呢？电台是何等珍贵稀少的通信工具呀！
我越想越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由于时间非常紧迫，我不能细想，现在要想的就是怎样准时赶到岔路口前等候徐总指挥，这才是完成任务的关键之关键。
想到这里，我和所带的一营由强行军不自觉地又加快了脚步。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衣裳湿透，曾保堂营长和教导员及各连干部跑前跑后进行动员，并帮助体质弱的同志背枪，发挥党、团员的模范作用，所以，尽管部队一路上是跑步前进，却没有一个掉队和叫累的。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从6月中旬在懋功地区会师以来，形势大好。由于张国焘这个野心家依仗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瞧不起毛主席的经过长途跋涉而人少、衣破、体弱、装备差的红一方面军，大耍军阀主义，不听中央指挥，想凌驾于中央之上，用枪指挥党，抗拒北上。经党中央多次劝说和批评，张国焘才口头同意北上，于8月底到达松潘草地的巴西、包座、阿坝地区。尽管中央在巴西一带等着阿坝附近的左路军按原定计划前来会合，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不仅不来，反而背信弃义，原形毕露，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记载：
8日夜，徐向前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和左路军其他领导人，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运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9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
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中曾写道：傍晚，徐向前正住在一座喇嘛庙里，正思索该怎么办时，毛泽东来了。两军会合以来，徐向前多次见过毛泽东，他敬佩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北上方针。毛泽东也尊重徐向前，认定他是位高明的军事将领。他们站在屋外谈话，毛泽东说，红军可能又要分开了，问徐向前怎么办好。徐向前说，已经会合还是不要分开，要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谈了一会儿后，毛泽东返回了驻地。
第二天凌晨，徐向前刚刚起床，便得到报告，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走了。事态发展突然，徐向前坐在床板上，惊呆了。这时，指挥部忙乱起来，又是电话，又是议论。前沿部队中有人不明真相，电话里请示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政治委员陈昌浩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此时他却问徐向前：“怎么办？”
在茫茫草地上，红军经历过人世间少有的苦难，同志之间原是那么相爱，有的人宁肯自己挨饿，把干粮送给战友；有的人自己挨冻，把织好的羊毛袜赠给远道来的红军同志。现在居然要打起来。在这严峻的关头，徐向前愤怒了。他不加任何思考严厉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一语千钧，稳住了部队，维护了红军团结，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这句话，对革命的最终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必将被史册所记载，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我们忙着做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这对于两个多月没尝到米味的红军特具吸引力。”
可见张国焘为了实现他另立中央的野心，达到南下分裂的目的，是何等的卑劣，采取了何等可耻的欺骗手段。
经过强行军，在下午2时左右，我和所率的一营就赶到了岔路口。我立即对由东向西的道路进行观察，判断徐总指挥（马队）尚未经过此岔路口。于是，我很是振奋，心里想这下好了，完成送信任务有把握了。曾保堂营长带部队在北侧山坡立即布置警戒，派出干部观察哨用旗语信号联络等候。我带一个班和通信员温先星、小罗（外号“调皮鬼”）在岔路口南侧雪松下休息等候。
大约等了两个小时，下午4时许，瞭望哨的旗语信号报告，东面有一支骑兵队向我们奔过来了。我想应该是徐总指挥的马队。一会儿，先头几名骑兵奔驰而来，我立即拿着信摇晃着并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马队停下了，我发现他们的衣服不仅整齐统一，还很新，戴的是八角帽，而我们中央红军的衣服比较破，服装不够统一，戴的帽子不是八角帽。
我马上问道：“哪位是徐总指挥？”
一位挎驳壳枪的同志用手指着对我说：“那位就是徐总指挥。”
我一看徐总指挥非常年轻，中等身材，鼻梁微高，双目明亮有神，确具有高级指挥员的风度。我向徐总指挥敬礼，并赶快把信呈上。
徐总指挥接过信，一看信封是毛主席亲笔所写，就迅速拆开，聚精会神地看着。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徐总指挥看信的神态，只见他看着看着，眉头紧锁，脸上突然严肃起来，并非常气愤地随口说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站在徐总指挥身边的我心情也是极度紧张，看到徐总指挥紧锁的眉头迟迟没有松展。
我说：“报告总指挥，您有回信吗？”
徐总指挥略加思索后说：“没有回信，我写个收条签上名。”
我接过签字的收条，向徐总指挥敬礼后，立即带领一营和电台追赶部队。
在返回的路上，我并没有感觉到完成送信任务的轻松，而是被徐总指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愤慨的话语撞击和刺激着。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对红军的前途命运担忧起来。
当我又想到有毛主席、周副主席、徐总指挥、叶剑英参谋长这些英明领导时，又感到红军前途无量，红军定会胜利。
给徐总指挥送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徐向前，徐总指挥的高级指挥员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揣摩着，毛主席给徐总的这封信，可能是揭露张国焘妄图危害党中央的阴谋，阐述为了挽救红军，避免红军内部冲突而造成互相残杀的悲剧。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右路军继续北上的事实真相，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当时，身为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历史最危急的紧要关头，旗帜鲜明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冒着连绵秋雨，迎着潮湿的迷雾，踏着泥泞的道路，经过连夜的急行军，我带一营在第二天上午赶上了大部队，回到了师部，并简要汇报了送信过程。
陈光师长、肖华政委听后兴奋而亲切地对我说：“我们一直在惦记着你，刚才还谈到你能否把信送给徐总指挥呢。沿途发生过什么问题吗？”
我回答：“有个小问题，随我去的通信员小罗因为拉肚子，把马步枪放在路旁，被他们给拿走了，小罗都急哭了，我劝他不要哭鼻子了，下次打仗给你弄一支更好的。”
陈师长、肖政委一听，哈哈大笑，满意地说：“通信主任亲自执行，火速送毛主席的亲笔信，圆满地完成任务，使毛主席放心了！”
我掏出了徐总指挥签字的收条交给陈师长。
陈师长迅速派人把收条送交毛主席。
突破腊子口
1935年9月16日，毛主席率领右路军历尽了艰难困苦，终于穿过了荒无人烟、气候变幻无常的松潘大草地和茫茫的沼泽地，在前进中击溃了敌人的阻截。红一军团二师前卫部队第四团于当日午后抵达了著名的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窄得出奇，两侧的山崖近在咫尺，整个地形就像被一把巨斧劈开似的，仅仅裂开了一道缝，看上去令人生畏，这真是大自然赐给人世间的神奇景象。
白龙江的上游流经腊子口下，河流湍急，汹涌激荡，清澈见底，当地人们又习惯地称它为腊子河。腊子河就从这峭壁下奔腾而过，腊子河上的一座桥成为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桥的西北侧石崖下，甘肃省国民党鲁大昌部筑有碉堡和工事互为依托扼守着，并用火力封锁着这座桥，东南侧是笔直的峭壁。
据侦察，敌鲁大昌部有3个团的兵力扼守着腊子口这个天险的峡谷。腊子口这个峡谷地域兵力配置是前轻后重，由于地域狭小，就是卡口子的这个营的兵力展开也是困难的。
大连电视台赠送的腊子口石块
当天夜间，第四团王开湘团长、杨成武政委组织部队实施第一次正面强攻未克。陈光师长、肖华政委命令我在桥的下游拐弯处组织骡马送迂回部队过河。陈光师长说：“把我骑的骡子也拉去！”这匹骡子曾伴随饲养员李德芳同志长途跋涉。老李同志把骡子送来时，恳切地对我说：“曾主任，请你千万不要把这匹骡子给淹死了。”由于腊子河是石头底，加之河水汹涌湍急，连人带骡马都被急流冲走，经过几次尝试，都未能成功（幸亏老李顺岸边向下游跑，当他看到急流中的骡子时，就“骡、骡、骡”地叫它。骡子听到老李的叫声，就挣扎着上了岸，把其他骡马也带上了岸。上岸的骡马被冰冷的河水冻得直打颤，老李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骡马擦水。被救起的战士冻得嘴唇青紫，浑身颤抖，腿都不能走路了）。
二师的前进指挥所在背敌山脚下路旁与第四团前沿指挥所相距不远，敌人轻重机枪、步枪火力甚猛，封锁着木桥及西南角地域，子弹在我们头上“嗖嗖”地飞过。我急忙返回到二师前进指挥所向陈光师长汇报：“腊子河水太急，骡马无法徒涉，都被激流冲走了，未成功。”此时四团的王开湘团长、杨成武政委也来到师部前进指挥所，只见他们在马灯光亮下围在一起看着地图，研究着敌情、地形和作战手段。这时，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陪同毛主席也来到二师前进指挥所。陈光师长向毛主席及军团首长汇报了第一次强攻和采用骡马渡河都未成功的经过，现正在研究强攻腊子口的作战手段：准备加强正面火力支援，砍倒河岸的大树架独木桥，由王开湘团长亲自率领突击队两个连从对面攀登悬崖峭壁，迂回到敌人侧后，同时组织步枪射击掩护，并派三个人居高临下投掷手榴弹到敌人的碉堡（敞开式，无顶盖）和工事里，配合正面强攻……
真是得道多助，天无绝人之路，虽然是深更半夜，但满天星星闪亮，明月悬空，照耀着山谷，犹如白昼，对攀登峭壁非常有利。此时，只见毛主席抽着烟沉思了一会儿，用十分铿锵有力的语气说：“好，我赞成这出其不意的奇袭战术。当前，正面有甘肃鲁大昌的3个团扼守，侧后有胡宗南的部队向我逼近，腊子口非久留之地，路，只有这一条！只能前进！要发扬抢夺泸定桥的精神，坚决突破腊子口，歼灭守敌，乘胜前进，保障后续部队迅速通过腊子口就是胜利！”毛主席还说：“组织工兵部队赶快砍树架桥，争取时间就是胜利！”
陈光师长见毛主席在二师前进指挥所焦急等待部队过河，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陈师长就拿出我在大渡河沙洲天主教堂搞到的铁桶洋烟递给毛主席。主席接过一看，有点惊讶地问道：“你抽这么好的烟啊？”陈师长告诉毛主席：“我哪抽得起这么好的烟啊，这是曾主任在沙洲天主教堂弄到的。”
为了送迂回部队过河，攀登峭壁插到敌人侧后，配合正面强攻，肖华政委带我亲自到工兵连进行深入政治动员，命连长冯志强带领全连以最快的速度砍倒河岸的大树，架独木桥。我指挥工兵连再次赶到河岸边，指挥砍倒了大树，很快就架起了可以过人的简易独木桥。年轻精干、英勇善战的王开湘团长自告奋勇地说：“我先带两个连攀登到对面去，迂回到敌人侧后，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接着他又愤慨地说：“他妈的，鲁大昌这个狗娘养的，妄想利用腊子口这道天险阻止我们红军北上，我们用铁脚板踏过千山万水，腊子口也照样能被我们突破。”说完他就率领迂回部队从简易桥上快速通过，开始攀登腊子口侧翼的悬崖。四团通信主任潘思明、在四团团部休息的杨有才营长和苗族战士外号叫“云贵川”的小李三人背着步枪，提着几袋子手榴弹顺峭壁而上，指战员们拽着树奋力地往上攀……
此时，正面的部队采取佯攻钳制敌人，麻痹敌人，消耗敌人，转移敌人的注意力，等待迂回部队发出信号，随时准备发起总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四团杨成武政委和副团长张仁初（张仁初率四方面军1个团补充给四团）率部队做好了总攻前的一切准备，大家都睁大眼睛注视着对岸的天空，盼望着王团长发出信号。只见毛主席仍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盼望着迂回部队成功的消息，军团首长们也都在焦急盼望着。指战员们心中都明白腊子口非突破不可，这关系着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命运。杨成武政委又组织了小部队不断地佯攻，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彻夜都没有间断，敌人的轻机枪吐出一连串的曳光弹，在山谷中狂飞乱舞。
天将破晓，对岸的天空终于升起了一红一绿的信号弹，勇士们顿时欢腾起来，杨成武政委立即发出了总攻命令，刹那之间，山上山下都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号声在山谷里回荡着。王开湘率领着迂回部队出其不意出现在敌人侧后，居高临下以轻机枪向纵深帐篷里的敌人猛烈开火扫射，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狼狈逃窜，更激励着我们的红军勇士像猛虎下山一样奋勇前进！投弹组将一束一束的手榴弹倾泻在敌人没有顶盖的碉堡和工事里。全团的轻重机枪一起射击压制敌人，支援突击队进攻。勇士们端起刺刀与敌人拼搏，真像那自天而降的神兵！经过激烈的血战，终于一举突破了天险腊子口石崖下敌人坚守的阵地。陈光师长命令后续部队投入战斗，扩大战果，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在红军指战员潮水般的攻击面前，敌鲁大昌部纵深配置的3个团终于全线溃退，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阵地上到处是跪地求饶的伤员、俘虏兵和死尸。
俘虏兵说：“你们红军实在厉害，这么高的悬崖峭壁都能攀登上去，真犹如天降神兵！”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毛主席和军团首长带着胜利的微笑，随部队通过了腊子口。
当我们走进敌帐篷时，发现里面的物资很多，有棉衣、大衣、胶鞋、子弹、迫击炮弹、面粉、食品，帐篷外还有数十辆板车和数十头毛驴。敌鲁大昌准备用3个团的兵力长时间死守，没有想到，仅一夜之间就被红军突破。地面上、悬崖上血迹斑斑，山坡被熏得乌黑乌黑，树木被炸得枝条断落，树叶被熏得焦煳翻卷，手榴弹的木把子在地面上铺了一层，记录着腊子口战斗的异常激烈和极端残酷。毛主席不时地停下来，巡视着腊子口那险峻的地形和残酷搏战的痕迹，久久沉思，忽见他以非常振奋的语气动情地说：“是啊，被敌人吹嘘神奇的天险腊子口终于被我们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攻克了，我们的红军指战员不愧是英雄钢铁汉。在红军面前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没有战不胜的困难，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就这样，长征路上最后一处天险被征服了！
化装侦察俘获敌人运输队
1935年9月17日晨，突破天险腊子口后，陈光师长命我率师侦察连化装成“中央军”开进至哈达铺进行侦察。连长梁兴初化装成“中央军”中校，我和指导员曹德连化装成少校，几名机关人员和副连长刘云标化装成少校副官，走在队伍的前面。
我们于傍晚进至哈达铺。正巧，鲁大昌部下一名少校副官带领一支有几十匹骡马组成的运输队也刚刚住进了哈达铺的一个骡马店，他自己住在镇公所。当我们带领侦察连刚进到镇公所，这名少校副官和镇长就急忙跑步来到门口，规规矩矩地立正敬礼后毕恭毕敬地说：“中校，你们辛苦了！兄弟我没出来远迎，还敬请原谅！”梁兴初客气地说：“不必客气，因为你不知道我们来嘛，我们是兼程到此，人地生疏，还望少校多多提供方便啊！”少校副官忙说：“好说，好说，兄弟一定尽力。”梁兴初又问：“你们的运输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队伍都住哪儿了？安全吗？”敌少校副官马上一一做了回答，说：“我是从兰州来的，带运输队回队伍去。”梁兴初又问：“你们骡马队运些什么东西？”对方回答运了服装、弹药以及面粉等。梁兴初说：“你带我们到骡马大队驻地去看一看。”少校副官就带着我和梁兴初等来到了骡马队。看着满院的物资和骡马，大家都非常高兴，梁兴初连长一脸严肃地对那名少校副官说：“少校副官，骡马运输队的东西全部交给我们接收，不打收条。”少校副官听后茫然不知所措。梁兴初接着讲道：“不明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不过你不用害怕，你应该知道，红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只要放下武器，一律通通优待！”少校副官顿时脸色苍白，低下了头。就这样，少校副官和他的骡马队人员乖乖地放下武器，当了俘虏。清理物品时，有捆报纸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毛主席非常爱看报纸，我更知道报纸对于当时被严密封锁下的红军的重要性。所以，我以最快的速度亲自把报纸上交了师部，陈光师长、肖华政委也丝毫未耽搁，很快就把报纸亲手送到了毛主席手中。
陕北苏区有红军
1935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进至甘肃省西固县（今宕昌县）的哈达铺。
哈达铺是西固境内一个较大的镇子，居住着回民和汉民。
中央决定，在此地召开团以上干部会。会场设在关帝庙里，大庙院内有一座戏台，是供人们赶庙会看戏用的。
9月22日，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员陆续来到了关帝庙院内。
自从告别苏区长征以来，已经近一年时间没有和战友见面了。大家一见面，高兴、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有的紧紧握住双手久久不放，有的拥抱在一起，有的互相拍打，说：“你没有死，还活着！”当得知在长征路上，某某同志牺牲在战斗中，某某同志陷进茫茫泽国，某某同志躺在草地上再也爬不起来时说“我不行了，你们向前走吧……”等等，一想到这些悲惨的情景，这些钢铁般的汉子还是流下了泪水，有的甚至是痛哭流涕。
我也参加了本次会议。
一会儿，只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叶剑英、博古、洛甫（张闻天）、李德、聂荣臻、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健步登上关帝庙戏台，全场起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在关帝庙院内回荡。
首先是红军总政治部王稼祥主任宣布开会，然后是毛泽东同志讲话。
这时，只见毛泽东同志向大家招手致意，并微笑着向大家说：“同志们好！”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高声喊着：“毛主席好！”
毛泽东同志用双手招呼大家，示意大家坐下。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些幸存者终于踏过了千山万水，突破了敌人腊子口最后一道防线，胜利地到达这里。我们所剩人数虽然不多了，但我们是红军的精华，我们是钢铁英雄汉，是革命的骨干，正如古语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胜利了，长征就要胜利了。我们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红军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红军是英雄好汉。我们红军是宣传队，向全中国人民大众宣传……我们是播种机，把红军的种子播种在11个省内，我相信它会发芽、开花、结果的。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他们南下，此路是不通的，他们还要回来的。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红二师侦察连在哈达铺俘获了敌人的一个骡马大队，缴获了新近出版的报纸，上面登载了陕北‘赤区’的消息，那里有一支红军。”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异常兴奋，掌声雷鸣，在场的每一个指战员都感到前途无限光明。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再经过几天行程就到陕北了，就同陕北苏区红军会师了。”大家再一次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尔后，根据形势需要，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毛主席宣布：“中央红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和我组成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林彪兼任第一纵队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彭德怀兼任第二纵队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副司令员，萧劲光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兼任第三纵队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蔡树藩任政治部主任。”
主席最后心情舒畅地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提高了嗓门高声说：“散会后会餐，吃一顿红烧肉。”
大家一听，更是兴奋，有的鼓掌拍手叫好，有的情不自禁地欢呼跳跃起来。
随后，一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黄励说：“红烧肉是我们炊事班长老李的拿手菜，请同志们美餐一顿，八个人一盆，请同志们吃好。”
这时，只见黄励对陈赓说：“胡子，胡子（陈赓外号），你不要端菜盆子，我让炊事班多给你加几勺子红烧肉，保证你吃饱吃好。”只见陈赓哈哈大笑说：“你保证我吃饱吃好，我就不端菜盆子了。”
9月23日，陕甘支队由哈达铺出发，向陕北苏区前进。出发前，毛主席对大家说：“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腊子口虽然被我们突破了，但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对我们的围追堵截，已派青海、宁夏马家军向我们尾追过来了，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时刻准备痛击敌人，粉碎蒋介石妄图消灭我红军的美梦。”
10月7日上午，我率师侦察连为红军大部队侦察行进路线。在西（安）兰（州）公路的青石咀以南一个山坡小道上，遇到一个头扎白羊肚毛巾，肩背褡裢，手持拨浪鼓的货郎。部队进入黄土高原以来，敌情并不紧张，这货郎小贩又是地道的陕西农民装束，我没有多想，便和梁兴初连长、曹德连指导员迎上前去，打听道路。
“老乡，到静宁咋个走法？我们要到那找个活计。”我特意抛出几句生硬的陕西话。
这个货郎却眼睛圆溜溜地直转，半天才冒出一句：“俺只在这疙瘩串乡卖货，没去过静宁。”
我一听，顿生疑问：早就听说过东北人爱说“疙瘩疙瘩”的，这西北的货郎怎么也这么说？
他不是货郎，我断定。
“把头上的毛巾摘下来！”我大喝一声。
货郎被这突如其来的呵斥吓得六神无主，乖乖地把毛巾摘掉。
我一眼看到这“货郎”头上有一圈深深的凹印，那是长期戴帽子勒出来的。
我对他说：“国民党探子，还想耍滑头吗？”
“长官，请饶命。”
“红军大部队已经开过来了，你要想活命，就如实招来。”我看着“货郎”的狼狈相，步步紧逼。
“货郎”结结巴巴地供述：“我是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第七师十九团侦察员，获悉贵军路过此地向宁夏六盘山方向前进，奉命随骑兵连前来侦察堵截，主力还在后边，没想到贵军这么快就到了。”
“骑兵连现在何处？”我一点也不给敌人喘息思考的机会。
“我们经过一路行军，今天早上刚到，骑兵连住在青石咀骡马店内，现正在睡觉。”
我立即带上俘虏，向四大队（主要由红二师和红一军团一部分改称）首长报告。正巧，毛主席正在与第一纵队首长一起行军，毛主席当即决定立即消灭这个骑兵连。
一纵队的3个大队，采取南北两面钳形攻势，很快就冲进青石咀骡马店，睡觉的、喂马的、做饭的敌人，在我部迅猛的攻击面前，未来得及做任何抵抗就当了俘虏。当然，百余匹膘肥体壮的战马和大批没来得及发放的军装、布匹也更换了主人。
纵队通信科长刘鹏（北方人）把刚缴获的战马拉来一匹就骑上在大路上狂奔，由于马跑的速度快，道路中央有处大坑，他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狂奔的战马带人跌入崖下，刘科长和战马都负了伤。
战后，缴获的战马选了一部分给师以上首长做乘马，其余装备给了纵队新组建的骑兵侦察连和大队组建的骑兵通信班。
其实，爱国将领张学良的东北军，并不愿离开黑土地，是奉蒋介石之命被迫来西北“剿共”的，他们对蒋介石敢恨不敢言。大部分俘虏经过教育，都自愿加入了红军队伍。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附近。这时，宁夏马家骑兵也跟了上来，紧追不放。
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我们不利。毛主席与总部领导研究后，变被动为主动，决定向尾随的骑兵打伏击，歼灭这支骑兵队。
10月21日上午，陈光师长、肖华政委奉命率四大队、五大队在吴起镇西南5公里处一条时令河西侧设伏，一大队在东侧设伏。
敌人3个团的骑兵，沿着干涸的河床，气势汹汹地奔了过来。刚进入伏击圈，埋伏在两侧的红军同时开火，敌人自相堵塞，进退两难，顿时乱了套。在红军强大火力下，敌人纷纷落马，战马在河滩上东奔西窜。
肖华政委命我火速通知迫击炮连，立即向敌群轰击。
我疾速跑到炮兵连，传达了肖华政委的命令。连长赵章成正在吃饭，他放下饭盒：“奶奶的，老子把你们通通送回老家去！”说着，抱起迫击炮，一口气发射了10多发炮弹。
炮弹在敌群中开花，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四处逃窜。
各部队炊事员到战场上把打死的战马扒皮后，砍下肉来改善伙食，当地的老乡们兴高采烈地把受伤的马牵走，欢呼跳跃着庆贺中央红军打了大胜仗。
吴起镇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仗，此战毙、伤、俘敌千余人，缴战马千余匹。
历时一年，中央红军胜利进入陕北苏区，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