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子
一、飞往莫斯科
某年仲夏，一个酷热异常的傍晚，一辆开自粤北、行驶了近七百公里的中巴，徐徐驶进潮州宾馆的停车场。刚一停稳，车门倏地被打开，十三位旅客从里面鱼贯而出，他们都是我四十年前在中学教过的学生。
十三张疲惫的笑脸，黑发中冒出秋霜点点，眼角边已出现鱼尾纹。虽然多年未见，但他们的一颦一笑，还是将我沉睡多年的记忆唤醒：“你不就是那嘴尖舌利的小丫？”我逐一对他们加以辨认，“你——你，应该就是‘泡泡糖’啦？”当年任班学委的小刘见状，忙在一旁对我作现况介绍。他半开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丫已长成了枝叶茂盛、果实累累的树干。”又说，“‘泡泡糖’是位能说会道的小学高级教师。”
晚间，在下榻的宾馆里，我们又重新沿着时光隧道，返回到昔日沸腾的学校生活中，寻找着记忆中那一道道流光旧痕。有人用英语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有人举起攥紧拳头的右手，演示着当年课堂上的情境，喊着“Down with the new Ttsar！”（打倒新沙皇！）的口号，声音还是那样的洪亮，话语还是那样的流畅，只是没了当年那份澎湃的激情。
当话题转到苏联时，有位男生提起了他的父亲——曾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团长——1991年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时，泪水夺眶而出。这位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革命军人，对着话筒那边的老战友，哽咽着：“难道苏联就这样，说没有就没有了么？！”我听着，心里想，他们可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是烧不毁的荆棘。他们的眼泪绝不会轻弹，更不用说当着家人的面。他们震惊，他们悲痛，他们不理解，是因为那面业已陨落的红旗，是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的标志！后来，在莫斯科红场上国家历史博物馆里，一次不经意的抬头让我发现从克里姆林宫顶上降下的那面苏联国旗，正无声无息地悬挂在天花板上，孤单地俯视着从它下边走过的为数不多的参观者，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那一瞬间，竟无法让心情平静下来，更不知道该对它说些什么话好。
我读过A.别雷谢夫写的一篇文章，作者写道：五十年代的一天，一批中国朋友登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他们走到舰首甲板上的那门大炮旁，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出人意料地伸出双手，将炮管揽到怀中，低下头去，亲吻起它来，滴滴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溅落在炮管上……
七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我带学生上当地的一家变压器厂“学工”。有天晚上，在厂里的一位技术员家中做客。闲聊中，技术员的妻子，一位中学英语教师，突然问起我来：“还记得瓦尔瓦拉吗？”那语气，就跟提起我们的一位熟人一样。
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是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中女主角的名字。那部影片成为我们那个时代师范院校新生的入学思想教育课的教材内容。瓦尔瓦拉毕业后，放弃在大城市里的生活，甘愿到偏僻的乡村，教农民的子女学文化。这种精神感染着我们中的许多人，震撼着我们青春的心灵。不少同学在毕业后，奔赴当时广东最为落后的粤北山区和海南岛，在山寨和海岛中从事教育工作，瓦尔瓦拉成了我们的榜样，如同“保尔·柯察金与吴运铎们”，“巴莎与梁军们”，以及小说《勇敢》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的主人公与共青团员、科学工作者一样。
2011年夏末秋初的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我站在圣彼得堡华西里耶夫斯基岛的河岸街边，隔着河水丰盈、泛着深蓝色微波的涅瓦河，遥望对岸彼得保罗要塞里教堂的金色尖塔，心中想起离开圣彼得堡的前夕，与自己所熟悉的这座城市作默默告别的情景。
那天，我开启电脑，点击妻子当年的知青农友的“风雨同路”网页。当一张张记录她们昔日“战天斗地炼红心”的旧照片呈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听到电脑在播《窑洞里》这首苏联战斗歌曲：“……在这困难的日子里……心中能听到我的歌声，歌声寄托我无穷的想念……”她们选用这支歌，作为展示旧照的背景乐，或许是为了重温过去心中“燃烧着不灭的爱”和对未来“幸福的召唤”吧。
记得在五六十年代，夏天的傍晚，在我家乡的小镇环城公路上，大杂院里，公园的小径上，树荫下，草坪中，乃至小巷深处，榕江岸边，常常可以听到一支支曲调优美、意境深邃的俄罗斯民歌及苏联歌曲。歌唱者大多是正值青春期的少女少男，尤其以女性为多。他们三五成群，一边散步、纳凉，一边用歌声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和甜蜜爱情的向往。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常常根据自己心灵的需要和所处的环境选唱或欣赏曲目。《山楂树》便是其中被广为传唱、经久不衰的一首，即便时至今日，它仍然以其优美的曲调、和缓的节奏和浓浓的诗情画意，获得许多年轻人的青睐。歌曲唱出了一个正常人生的必经阶段：异性交往与择偶。即便是老年人唱着它，往事的美好记忆也会浮现于心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一所师范学校任教时，几乎每一年的年级歌咏比赛中，小学英语专业班的同学都会因为挑选并出色地演唱了这首歌而夺魁。
欢庆节日之时，人们爱唱《我们举杯》、《五月的莫斯科》；爱国的热情激荡时，爱唱《祖国进行曲》、《共青团之歌》；思念亲人时，爱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而《道路》这首有着不朽旋律的永恒之歌，则适合任何时候吟唱，难怪它能那样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常常选编一些来自苏联革命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文章。在我的印象里，我读过的就有《海燕之歌》、《母亲》片断、《古丽雅的道路》、《列宁的通行证》以及《伟大的创举》等。
记得有一回上《海燕之歌》这一课时，语文老师组织部分学生，通过有节奏地上下扇动，表现海浪翻滚的样子，并用手电光和声响摸拟电闪雷鸣。有一位身材瘦小的女生，伸开双臂，穿行在这电闪波涛之中，就像一只海燕一样。别的同学，则齐声朗诵或背诵起课文。那情那境那声音，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苏联革命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帮助我们看清了一个现实：个人的价值直接取决于他参与生活的动机、热情和程度，无论是尼洛芙娜、“海燕”、古丽雅还是革命导师列宁，他们都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苏维埃精神文化，就这样以各种形式，有形或无形地、润物细无声地进入我们那一代人的生活中，融入我们的思想里，在与我们固有文化的相融、同化中实现共情。这样一个具有伟大精神文化的地方，很早就像磁铁一般吸引着我和我的俄语系同班同学，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踏上那片土地，去走走、看看、触摸和感受一番。这种体验，虽说还不够深刻，但却是书籍或其他媒介所无法替代的。2009年和2011年，我先后去了俄罗斯两次，实现了期盼已久的愿望。
二、伴我同行
念小学时，每年放暑假，街边的租书摊便成为我打发时间的好去处。有时一连几个小时，我都会沉浸在连环画引人入胜的故事里，以致忘记回家吃饭。常常是这样的：当天色渐暗，我才依依不舍地站起身来，伸展一下因久坐而发麻的四肢，揉揉干涩的眼睛，付过租书钱，告别生活在这些无声世界中的人物，动身回家。
那时究竟看了多少册图书，它们的名字和内容，大多已难以记清，但仍能记得一些俄罗斯故事类图书的内容，比如《童年》、《在人间》、《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连环画构图精美，人物形象生动，文字叙述简洁达意，特别是它那摄人魂魄的故事情节，更能搅荡着我的心，让我产生无穷无尽的想象。
首次赴俄时，在莫斯科的纳沃捷维奇公墓里，当我站在苏联英雄舒拉的墓前与镶嵌在碑石上的遗像对视时，舒拉那张稚气尚未完全脱尽，嘴角露出些许调皮微笑的面孔，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小时读过的连环画里的一页，梦幻般地浮现在眼前：一天，姐弟俩像往常一样，与邻居的一位同学结伴上学。对方照例要卓娅为她提书包，卓娅直言相拒。事后，舒拉对姐姐说：“姐，你做得对，她不爱劳动。”儿童时代会给一个人贮存起心灵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些东西会影响人一生的言行。
在节衣缩食的年月里，父母难以满足孩子看电影的心愿，尽管他们深知电影对儿童有强烈的吸引力。暑假里，每当夜幕降临，我常常独自跑到电影院门口，央求去影院的单身叔叔或阿姨把我捎带进去。那时，我的身高尚未达到凭票入内的高度。这种在别人眼里近乎死皮赖脸的纠缠的行为，有时也会招来对方的厌烦，但对于一个为能看上自己喜爱的电影而几乎置一切于不顾的儿童来说，如此的乞讨是不会在心里产生羞耻感的。大多数情况下，获益于叔叔阿姨们的爱心，我总能如愿以偿地看上免费电影，特别是当他们的目光与我那充满无限渴求的目光相遇时，愿望的实现往往十拿九稳了。如今想起，我对这些不认识的长辈仍然心存感激。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似懂非懂地看了不少苏联电影，只不过看过的大部分影片，都只停留在对它们的故事内容的粗浅记忆上。例如《沙漠苦战记》：当着前来谈判的白军代表的面，红军指挥官佯装用“救命”水洗澡。红军用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击退白军为夺得水源的轮番冲锋……《山中防哨》：驻守在中亚地区的苏联边防军，智擒偷潜入境的伪装敌特；《童年》：有一首韵味十足、易记易上口的童谣歌曲《卡马河畔有座城》；《驯虎女郎》：勇敢的姑娘与老虎成了好朋友……长大后，看的电影多了，觉得那个时代的苏联影片，所表现的大多是在生活和斗争中人们的崇高情感，许多先进的英雄人物个性鲜明、心地善良、品质高尚，令人无限钦佩和向往。
上了中学，我逐渐培养起从阅读中获得知识和感悟的爱好。在我所居住的小镇里，有一座颇具规模、气势不凡的孔庙，镇图书馆就设在庙里的大厅中。
那时的周六下午，我们还要上一节课。一下课，我便迫不及待地赶往图书馆，从那一排排红色书脊中挑选出想要借阅的图书。不用说，那大多是苏联革命文学作品。盖达尔的《学校》就是在那时读的，它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至今仍然记得作品的尾句：“……远处传来了低沉而又悲哀的军号声，救护队来了……”而主人公鲍里斯·葛烈科夫、红军战士丘蒲克和葛烈科夫的同学法捷加的形象，也一直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生活里，伴我同行的不仅有作品中的人物对艰辛的生活泰然处之的态度，还有作家对生活道路的哲学思考。读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时，萨尼亚与他年龄相近的小伙伴彼季卡在教堂花园里一起许下的誓言“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成了我工作的座右铭。当我的学生毕业，走上山区小学教师的工作岗位时，我用它作为对他们的临别赠言。
作家阿·班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切实的诺言》中，那个在军事游戏中扮演哨兵的不知名的七八岁男孩所表现出来的守信品质，让我终生难忘。第二回赴俄时，当同伴在礼品店里购物时，我在华西里耶夫斯基岛还专门独自去寻找书中故事里描绘的那座小公园。当然我心里清楚，我的举动近乎可笑，因为小说中免不了有虚构的成分存在。
至于诗人马尔夏克的儿童诗“愿你的智慧更加良善，愿你的心灵更加聪慧”，以及诗人让我们把时间放天平上称，思考为什么“有些钟点异常短促，有些分秒毕竟很长”，更是成为我生活里必不可少的警示。毕竟我们的生命是由有限的时间构成的，而心智的成熟则影响着我们生命价值和质量的提升。
在我的集邮册里，收藏着一套题为“作家、战士、共产党员”的苏联纪念邮票。方寸票面上的人物有盖达尔、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在苏维埃文学史上，这些作品与生活都无愧于时代要求的作家还有许多，他们因文如其人而赢得众多读者的敬仰和爱戴。
当然，还有另一类作家、诗人，他们的意识形态虽然与前者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仍然闪耀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光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后期，这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作家，不愿按照党在文学里的指令，在自己的作品中造假，去违心地粉饰现实生活，当“党的自动枪手”。他们因此而成为政治狂飙中的牺牲品，在苦闷和哀伤中被“噤声”。有的被迫远离祖国，或被关进劳改营，甚至丢掉自己宝贵的生命。虽然这些当时没有走上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康庄大道”的作家被孤立、遭冷遇，受到不公的对待，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同莱蒙托夫的诗《帆》中的叛逆者一样，在“浪在跃，风在吼”的生活大海中，“在暴风雨中求得安宁”。2011年夏，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透过车窗，望着那一片红土裸露的荒地和远处起伏的海岸，心中想起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他于1938年12月27日在这附近一处集中营里去世，终年仅47岁！
几年前，我在韩山师范学院的图书馆里，看到苏霍姆林斯基写的几本书，在它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过度使用的痕迹。随手翻开《怎样培养真正的人》，在第35页上读到这样的句子：“我认为教育上一条重要的目的，就在于使每个人在童年时代就能体验到人对义务顶峰的追求是一种魅力和美。”时至今日，苏氏所耕耘的教育园地并未荒芜，仍然果实累累，这可能是因为这位基洛夫格勒州帕夫累什中学前任校长、长期从教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所深切关注的教育理念是人的高尚精神的培养和形成吧。
在从教的漫长岁月中，除了研读一些西方教育家们的论著外，我也读乌申斯基、克鲁普斯卡雅和巴班斯基的著作，读、译《苏维埃教育学》中的一些文章，译介苏联实验教育学家阿莫纳什维利的作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得以攀登教育领域的一座座山峰。当我站在上面，我的视距在伸展，视野变开阔，居高临下，眼前见到的是一个宽广明媚的天地……
2006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受居住地一家出口公司经理的委托，我到宾馆接一位来自圣彼得堡的女商人玛丽娜·扎伊尔采娃到厂洽谈生意。玛丽娜是我在2005年的广交会上认识的俄罗斯人。五十挂零的年纪，看上去仍然精力充沛、神采奕奕，走进宾馆大堂，一眼就见到她坐在落地玻璃墙角的一把安乐椅上，手里捧着一本烫金封面的书，聚精会神地读着。阳光透过墙外树木的枝叶，经玻璃墙照射进来，在地板上编织起奇妙的斑影。这景象让我不由自主地收住脚步，默默地欣赏起她那身披朝霞、脚踏光点忘情读书的美姿。
在接下来的几天相处中，她给我讲圣彼得堡，讲普希金城，讲那儿的建筑和美。讲到得意处，她的眸子深处闪烁着明亮的光点。从她娓娓动听的介绍中，我隐约感到有一股看不见的魔力向我袭来，将我攫住，拽着我的思绪，顺着她的话往前走，就像神话里的魔笛所吹出的乐曲一般。这时，我更加渴望到俄罗斯，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尽快将多年来让我魂牵梦萦的愿望变为现实。2009年，我终于登上国际航班，飞向那个曾经大胆地开展过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制度改造实验，充满美好理想、激情迸发的国家。两年后，我再次踏上俄罗斯国土，漫步在莫斯科。
三、当一回“民间外交”的小使者
飞机憋足劲，开始向前滑行，加速，再加速，随着一声轰鸣，机身微微地抖动，终于挣脱了大地母亲的拥抱，像一只大鹏，展翅斜插入蓝天，朝北京的西北方向，风驰电掣般飞奔而去。
我坐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不一会便昏昏入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待我再睁开眼时，前面座位后背上的显示屏提醒我，飞机已飞越蒙俄边境，进入俄罗斯的领空。那一刻，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终于进入了俄罗斯，之前苏联的境内了。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也渐渐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三年的高中生活中，许多校方组织的、饱含着时代政治色彩的活动，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倒是与苏联学生通信交友的那段经历，长久地存留在我的记忆里。交友、友谊，对于正步入青春期的高中生来说，是令我们无限向往的神秘字眼。
1962年的春天，开学没多久，南方的空气中就已飘溢起初夏的温热气息，那一年的夏天似乎来得特别早。
一天下午，下课后，我与几个要好的同班同学一起去校图书馆更换图书。刚入内，迎面墙上不久前刚挂上的世界地图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大家不约而同地走到它面前，驻足观看。正当我们看得入神时，瘦高的刘伟华同学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地图前，右手举着一根细枝条，将它指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侧身转头，像地理课教师一般，向我们介绍起苏联的城市来。他手中的树枝，沿着那道细红线，缓慢地自东向西移动。每当它在一个蓝点处停下时，我们便齐声读出所代表的城市名字：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
突然，我的脑海里冒出一个大胆的主意：各人何不沿着这条铁路线，任选一座城市，再与那儿的学生建立起通信联系，建立友谊，促进俄语学习。这个主意刚一出口，便立刻获得大家一致的赞同，没花多长时间，各人便选好了自己的通信点。几天后，五封国际邮件便先后从我们居住的南方小城飞向苏联。每个信封上的收信人地址都写着“寄×市一中，随便一位17～19岁的男（女）学生收启”的字样。
心中有盼望，腿脚也勤快。从那以后，我们有事没事总往学校的收发室跑，在陈列信件的玻璃橱窗前转悠。十多天的时间眨眼便过去了，苏联那边仍然音讯全无。在焦急的等待中，许多猜测、想象和幻想不时在我的脑海里出没游荡：时而怀疑邮局将我们的信件弄丢，时而认为对方的学校不让他们的学生与我们通信；有时也会说服自己耐心等待，或者幻想着我的笔友将会是一个金发碧眼、高鼻梁的帅哥或靓女……等待使人烦心，却让人心存希望，不断编织着许多五彩缤纷的梦。就这样，一周又过去了。
周二的上午，做完课间操，我因事返回教室。半路上，远远听到课室里人声鼎沸，我三步并成两步，直奔课室。刚欲举步入内，就与伟华打了个照面。只见他意兴勃发，脸上写满“！”号。不用说，准是苏联朋友来信了。我的判断果真没错，他刚收到了来自伏尔加格勒的一封信。这座城市便是曾经闻名遐迩的斯大林格勒。信封上的几枚精美的苏联邮票特别惹人注目。
伟华的这位新朋友是个女生，名字叫伊拉。信和捎来的她本人的照片早已在同学们手中传开了。有人大声、结结巴巴地念起信文，一点也不顾及当事人的隐私；有人对着照片里伊拉俏丽的模样品头论足，发出会心的赞叹。每个人都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激动和喜悦中，就连班里那几位平时不苟言笑、不凑热闹、性格文静的女生，也都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和激动，加入到“争夺”信件和照片的行列中。她们发出了一阵阵从未听到过的难得的笑声。这个场面一直持续至面容清瘦、表情严肃的物理教师出现在课室门口。
不久，我和其他几位同学也都先后收到对方的回信，我们学着对方的说法，称这些信件为“温暖的信”（теплое письмо），至今回想起来，这一封封远方的来信，的确是暖人心窝的。
我的通信朋友名叫卓娅·基里特拉索娃，家住古比雪夫市，即现今的萨马拉市。城市坐落在萨马拉河注入伏尔加河的汇流处，人口过百万。卓娅那一手浑圆、饱满、工整的俄文使我感觉她可能是属于那种谦和、易与人相处的女生。
那时，在苏联国内，正值开展“共青团探照灯队”活动，党团组织号召在生产建设岗位的共青团员挖掘生产潜力，提高产量，同时要求学校共青团员利用课余时间，在为民众服务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卓娅是她所在学校学生会的干部，在她给我的信中，她激情满怀地谈到她对社会工作的热爱。我那时也负责学生会体育部的工作，共同的学习和生活内容拉近了我们谈话的距离，为我们的通信找到了共同话题。
用俄文写信，对于当时尚未学过多少俄语的我来说，困难实在不小。好在当年在大连科研所工作的三姐因患淋巴结核病在家休养，在学校的俄文教师和她的帮助下，我才好不容易地写好每一封回信。
当身边的题材日渐枯竭时，我便从教科书中挖掘可以利用的内容。记得那时，史地课教师讲古比雪夫水电站，其内容始终没能超过书中不足几百字的介绍。应我的请求，卓娅在信中对电站和水库作了具体形象的描述，还给我寄来电站及水库的照片。这样，原先以文字感知为基础的信息也就直观、生动了起来，并且令人自然而然地想起那曾经脍炙人口的革命口号：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这一口号，至今还写在俄罗斯乌利格奇水电博物馆的入口处。西方记者多报之以讪笑，但在我的心中，激起的是与他们不一样的情感和记忆。
1920年，俄罗斯的卡希纳还是一个偏僻、贫穷、落后的村庄，那里的村民世代靠点煤油灯照明。当时，内战尚未结束，国内物资奇缺。可是，卡希纳村的村民响应列宁的号召，硬是靠自己的力量修路、伐木、立线杆、架电线，四处寻购罕见的发电机。当所有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大家给列宁寄去一封信，热情邀请他参加电站的落成典礼。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一辆小轿车徐徐驶进卡希纳村。从车上走下他们盼望已久的列宁和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听完村代表向他介绍电站建设的经过之后，向他们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傍晚，电闸闭合前，列宁向村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卡希纳村建电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又说，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接下来要做的事是保证让全国的每一个地方都用上电。人们齐声唱起《国际歌》，在雄壮的歌乐声中，电工闭合电闸，霎时间，被暮色笼罩着的乌黑的村子灯火通明。卡希纳村人无不自豪地向前来观看的邻村的村民夸耀：“我们这里点的是伊里奇的灯泡！”
当列宁和他的夫人乘坐的轿车在凛冽的寒风中驶离卡希纳村时，列宁禁不住内心的喜悦，透过车窗，回眸凝视车后那座被灯光照亮的村子。
四十年后，在一套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邮票中，有一枚邮票的票面上就绘制着苏联电气化的成就。方寸中，列宁正习惯性地眯着眼睛，远眺灯光闪烁的苏维埃大地，当年卡希纳村的星星之火，如今已经“燎原”。
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已飞临中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上空，机外一片光明。“喝点什么吗，先生？”过道上飘过来空姐柔声的询问。我要了一杯绿茶，啜吸着，细细品味着齿颊上的留香和舌底的回甘，心想，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稳定和谐的关系，不正是始于老百姓之间的接触和了解吗？这种接触最好从童年或青少年时代开始，或许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组成部分吧。而我和我的同学，多年以前，在未经任何官方“授权”下无意间扮演了一回“民间外交”活动的小使节。
我们从前、今天所做的，以及今后仍要坚持下去的事情，可以用伊尔库茨克民俗博物馆馆长的话来概括：“你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大家交往越多，了解得越深刻，世界就越稳定。”
四、在伊尔库茨克上空
打开遮光板，透过舷窗，我见到窗外全是团团絮絮的云堆，飞机像一只银白色的大鸟，一动也不动地静卧在云堆上。蜂鸣似的发动机声，单调匀称却不扰人，倒像是一支没有停止的催眠曲，哄人沉沉入睡。我想起电影《萨特阔》中那只人面鸟身的催眠怪，她那轻声叨念的魔咒“睡吧，睡吧，幸福就是睡觉，幸福就是安眠”不知迷昏了多少入侵者，只有心神淡定的勇士萨特阔除外。已睡足了午觉的我，又继续梳理着昔日旧痕。
当1964年的脚步渐渐远去，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时，我收到了瓦列金娜·波波娃的一封来信。她告诉我，新年里，她就要出嫁当新娘了。瓦列金娜是伊尔库茨克市一所高校的学生，是我考进师范学院后结识的苏联新笔友。她要结婚的消息，让我觉得既兴奋又惊讶，心里想，她那时的感受应该如同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幸福像春天的小树林一样在头上喧闹，世界豁然开朗，在她的面前展现出奇妙的景象——一条蔚蓝色的道路，一直伸向无限遥远的地方……
我拿起她随信寄来的近照，仔细端详起来。雪白的女式绒帽下，鹅卵形的脸蛋上，一对棕色眼睛炯炯有神。在这对秋水般的眼睛上方，有一对正展翅飞翔的海鸥。挺秀的鼻梁、微微翘起的鼻尖下，是一对丰满红润的嘴唇。最能吸引人的是她的那对眼睛，里面盛满了青春的热情，让人觉得她仿佛有许多温存细语，要与亲友倾诉似的……
当我的心情平静下来时，猛然间觉得似乎有些地方不对劲。在我国，有一条严厉的校规：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一律严禁谈恋爱。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又将信读了一遍。“我生命里美好的时刻就要到来……”没错，瓦列金娜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们往往习惯拿自己的生活准则去衡量其他的人和事，在这件事情上也不例外。刚进学院门，我们便被告知，必须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警钟响过之后，理想教育紧锣密鼓地展开。“先立业，后成家”、“胸怀远大的目标，树立崇高的志向”、“不做绕梁盘旋的家雀，要当展翅高飞的雄鹰”之类的口号成为我们大学生们的生活准则和目标。尽管当时的中苏关系，在国家层面上，已出现了裂痕，但“苏联的今天，便是我们的明天”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苏联的在校大学生可以恋爱、结婚，而我们却不能，这种现象让我迷惘了一段时间。
今天回想起来，让人为的法则更多地服从于自然界的秩序，是一种值得充分肯定的理性思考。只要有恰当的教育、引导和良好的榜样，学业与恋爱，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件事。人处于青春期，必然会产生对异性的向往和对友谊、爱情的追求。中苏两国在这件事上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做法，主要在于对人的认识上的差异，同时也与形势和国情有关。在那个时候，即使是国内出版的文学作品里也鲜见像苏联文学中那样有深度描写两性间“生命的火花、友谊的升华和心灵的吻合”的力作问世。
九十年代初，念国际关系学院的儿子假期回家度假，常常听到他在哼唱电影《卡萨布兰卡》中那支《随着时光流逝》的主题曲。歌中唱道：“……谁都不会否认，男需要女，女需要男，到头来还是老调重弹。为了爱情和荣誉战斗，要进行到底，世界总是欢迎情侣，随着时光流逝。”
在校纪严明的那些日子里，仍然有一部分同学，敢于“背临悬崖”，悄悄地开展着谈情说爱的“地下活动”。在这条隐蔽战线中，外语系的条件得天独厚。一个教学小班中，男女生的人数往往平分秋色。更有甚者，比如我所在的俄语专业班里，只有15名学生，其中男生仅有5名。
在我们系的低年级教学活动中，有一项“结对子，练会话”的传统活动。每天晚上，自习课上课前的半个小时里，常常可见到一、二年级的学生，出现在课室周围，或徜徉在树荫下，或徘徊在池塘边。这种近距离的面对面接触，不但有利于提高口语运用能力，而且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进而引起相互间感情的变化，碰撞出爱情的火花。我的一位同学后来告诉我，他最初感到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那位女生向他传递的爱意是来自称谓的变化。起初，他们彼此用“вы”（您）相称，后来有一天，对方改用“ты”（你）称呼他，而且谈话的语调与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称谓的改变，很有可能是一种爱慕的暗示。
虽然校园里不时有“莽撞汉”与“粗心女”不慎引火烧身，最终受到校方的严厉处分，有的甚至还卷起铺盖，打道回府。但是，诗人那“三步之内遇上伟大的爱情，死神都得绕道而走”的预言，使地下情侣们一个个勇气倍增，铤而走险。
毕业分配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昔日的秘密情侣纷纷摘下面具，从“地下”走到地面上。他们大胆地向毕业生分配工作小组亮出准夫妻关系的底牌，提出让他们“彩蝶双飞”的请求。对于一心避免遭遇“孔雀东南飞”的厄运，决心实现“鸳鸯同戏水”的愿望的学生，早已成家立业的教师们很难不产生同情心。况且在这些老教师们之中，说不定还有人至今仍然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呢。
目睹情侣们心想事成、满脸朝霞灿烂的样子，从前听话、循规蹈矩的学子们，这才认识到自己过去一次次地躲闪丘比特的箭，甚至刻意怠慢、压抑自己内心情感所付出的代价；而对于在缔造幸福爱情的过程中曾经担惊受怕的情侣来说，过去的这段经历一定会成为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
毕业三十年后，当我们这批鬓发斑白的老同学，重逢相聚于母校时，知情者不忘指着从前“爱的地下工作者”们谈情说爱而如今却高楼林立的地方，向我们讲述起发生在当年“秘密接头点”那梦幻般美丽的往事……
思绪回来时，伊尔库茨克早已落在我们身后，我想，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聚居，便能够听到歌颂爱情的动人的歌曲。在苏联，不仅普通的大学生，就连后来成为苏共领导人的那个群体，同样在阿尔布佐夫的剧本《伊尔库茨克的故事》里，认识到爱情是可以改变人们对生活和劳动的态度的；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俄罗斯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离伊市不远的安加拉河的一片冰窖边，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临刑前，这名白军将领为他的爱妻季米廖娃留下了一首浪漫爱情曲《燃烧吧，我的星星》。上将唱道：“你是我唯一的星星，永远也不会对我背叛……你那天使之光，照亮我的一生；但愿在我离去之时，你还会在我的坟墓上空闪烁。”
伊尔库茨克的记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爱情是一支古老而又美好的歌曲，不论在过去还是今天，要唱好它并不容易。秋天的泥泞，冬天的雪，这支歌，是要男女双方合唱一辈子的。我相信，瓦列金娜和她的丈夫会唱好它的。
我记得，童年时妈妈对我说道：
炉灶里只一根木柴便不会燃烧，
可把两根木柴放在一起，
它们便烈火熊熊，
直烧到最后的火星闪耀。
我们投身火海，而且我相信，
在爱情的熔炉里我们会心心相印，
愈烧愈旺，愈热愈近，
直烧到在日日夜夜的烈火中，
尚未成为灰烬。
炉灶里只一根木柴便不会燃烧，
但我俩在一起应发出通明的火苗，
让我们的心灵、命运和火焰般的翅膀，
成为人们的希望和温暖的炉灶。
——法·加·阿利耶娃《让我们一起燃烧》，王守仁译
五、初抵莫斯科
“各位旅客，飞机已飞抵莫斯科上空，很快就要降落，请大家系好自己座位上的安全带。”广播里的话音刚落，机舱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人左右转动着脖子，伸伸腰，蹬蹬腿，舒展起因久坐而发酸的四肢。窗边的乘客，更是迫不及待地将目光投向窗外，注视着朝我们奔来的、越来越清晰的大地。莫斯科热情地张开双臂，要把远方来的客人揽进自己宽阔温暖的怀抱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我一同学习俄语的几位同班同学，先于我在几年前结伴游览了俄罗斯，回来后，他们兴高采烈地对我谈起他们的感想和体会。从前的同桌告诉我，在俄罗斯，不论你置身于湖水浩渺、林木葱茏的贝加尔湖畔，还是穿行在笔直整齐的涅瓦大街；不论你徜徉在圣彼得堡的夏宫，还是漫步于壮丽的宫殿广场，都会感到自己被美紧紧地包围着。这位从小便在广州少年宫里学习舞蹈的女生，还仔细地介绍了他们如何在冬宫的小剧场观赏著名的基洛夫芭蕾舞剧团的演出。听着她不停地絮絮叨叨的描述，真让我产生了亲临其境的感觉。我在想，在世界性的艺术体操、花样滑冰和水上芭蕾的竞赛中，俄罗斯姑娘们屡屡夺冠，这可能与她们从小生活在美的环境中，在生活中接受美的熏陶有关。
班长对我说，人生中最令人激动的莫过于“见到”自己心目中崇敬的人物，即便他们已不在人世间，但如果能够造访他们的故居或墓地，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班长向我介绍他们在莫斯科的纳沃捷维奇公墓里如何与契诃夫、果戈理、卓娅以及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主角扮演者等人“面对面”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班长着重向我提起教育家马卡连柯的墓地。这是一座集壮美和秀美、形象与思想于一身的极具个性化的雕塑墓地。在马卡连柯的雕像前，有一位坐着沉思的少先队员的雕像。他应当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马卡连柯创办的“高尔基工学团”或是在“捷尔任斯基劳动社”中接受教育的大批街头流浪少年儿童的代表吧。少年的脸上，流露着觉悟和怀念的表情，他或许正忆念这位恩师对他与他的伙伴们的教育和帮助，他的恩师使他们懂得：每一位少年儿童都应当昂起头来，仰望人生的高峰，而不该只低头凝视地面上的坑洼或堆积着腐枝败叶，发出龌龊臭气的烂泥塘。这个高峰，就是崇高的革命理想。只有这样，才能懂得哪些行为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哪些是“不行”，哪些是“应该”。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体验对亲人的高尚情感和意识到自己在祖国母亲面前的责任。
现居美国，念书时因喜欢独自闭目遐想而被我们称作“索妮娅”（Cоня）的女生，则深有感触地说：“在俄罗斯，只要你抬头，稍作张望，就会见到教堂顶上的光灿灿的十字架。十字架给人们带来了恩典，救赎和指明了人生的道路。”俄罗斯人，或者与上帝同在，或者也会反对上帝，但却永远不能没有上帝。
离开谢列梅捷沃第二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跟着导游，我们穿过机场的一道侧门，来到外面的一处空地等着接待的大巴到来。空地的小径旁，长着许多叶子肥大、绿莹莹的车前草，纤细的花梗上顶着朵朵黄白色的花蕊，随风摇摆，朝我们频频点头。我想起高尔基的外祖母，这位大自然的挚友，在夏秋两季，常常带着外孙阿廖沙到林子里采集野果和草药，其中就有这种车前草。外祖母将这些大自然的恩赐换钱补贴家用。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草药浸剂成为伤病战士的救星。后来，在从圣彼得堡开往莫斯科的快车中，透过车窗，我看到了沿途连成一片的茂密的林木、草地和湿地。俄罗斯有多么丰富的植物资源啊！
大巴尚未到来，这时已是莫斯科时间晚上八点多，天空仍然亮光闪烁。大自然对这座北方名都似乎格外恩赐，在夏日里为人们带来了充足的阳光，以此作为在漫长的冬日里，对不得不饱受风餐雪虐的莫斯科人的一种补偿。
身边一对老年夫妇的谈话传入了我的耳朵。他俩同是东南大学的退休教师。谈话的内容与我们刚才见到的签证厅中一间出入境宗教事务办公室有关。那是一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从半掩着的门往里瞧，一张办公桌与两把座椅已占去它的大半空间。椅子上坐垫的外包皮已经破损，露出脏黄的海绵填料。墙上霉点斑斑，有些地方的涂料已经掉落。那副样子，有点像个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流浪汉。两位身穿蓝色制服的海关壮汉，在里面正与一位来客交谈。
丈夫似乎在批评作为国家对外窗口的机场的残破模样，妻子则认为这恰好是“公开性”在人们心中得到确认的例证。俄罗斯无须对在生活中存在的缺陷加以刻意掩盖，也不必再违心搞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形象工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纪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访苏时，他希望能够随便到各处走走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反之，纪德眼中所见到的全是一些在主人看来是“美好”的东西。
1989年，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文艺科学界人士时，在场的莫斯科儿童音乐剧院的艺术指导萨茨发言道：“我认为，对于我们的时代，最主要的品质应该是诚实。”卫国战争前夕，苏军根据与希特勒签订的瓜分波兰密约，在波兰俘虏了二十多万波兰军人，并将其中两万余名军官押回苏联，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中秘密枪杀。事后，斯大林及其后任对这件“见不得人”的事矢口否认。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才不得不承认事实。这难道是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哥”该做的事情？
不远处传来了大巴发动机声，我们迎了上去，我跟在队伍最后边，登上了大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