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
一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五月初八（6月29日），在因“苏报案”系狱三年后，章太炎出囹圄的当晚即登上赴日本的轮船。孙中山专门派人至沪，迎为《民报》主笔。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至者二千人”。[1]太炎登台演说，“只就兄弟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略讲给诸君听听”。这场演讲标志着他进入革命派的核心阶层，同时也意味着经过多年变化淘洗，在思想与主张上形成了自己的定见。
在“平生的历史”部分，章太炎自承“疯癫”“神经病”，而追根溯源，则在于少年时代的阅读：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2]
民元以前章太炎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为“民族思想”注入“学理”。而蒋良骐《东华录》，更是终其一生反复道及的一部书，被太炎描述成自己的“元阅读”。1903年《狱中答新闻报》：“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3]同年《致陶亚魂柳亚庐书》：“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4]其于公开私下场合均不讳言。民国成立后，他仍然不断回顾，1918年《光复军序》云：“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有清代明，宁与张、李也。”[5]而到晚年，则有更详细的回忆：
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名有虔，海盐人。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6]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叙述中阅读蒋氏《东华录》的年龄也从十六七岁逐步降至十一二岁。或许这是忆往的常态，不足为异。[7]不过，“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则道出章太炎参与革命的基础立场。所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者，王夫之《周易外传·离》：“夏商之授于圣人，贤于周之强国；周之授于强国，贤于汉之奸臣；汉之授于奸臣，贤于唐之盗贼；唐之授于盗贼，贤于宋之夷狄。”又《宋论》“恭宗、端宗、祥兴帝”第二条：“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8]至于顾炎武，则《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9]
无论是兴中会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还是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均改写自朱元璋所发布《谕中原檄》中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其前半部分，所诉诸的都是种族复仇，似乎与章太炎所谓“种族革命思想”并无二致。但孙中山早期文献，如《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0]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亦即后来所谓《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首次用到汉语词“中华民国”[11]，其论述重点都在“民国”二字，于世界历史大势的格局中，从义理上予以论证。至于“中华”，在孙那儿是不证自明的，并未述及。而一年半后《民报》刊发太炎《中华民国解》，洋洋洒洒：“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12]其所论者，全在“中华”二字，由古而今，遍及四裔，而于“民国”之“民”究所云何几不着一字。
此可见于“邦国”、于“种族”，章太炎与孙中山及绝大多数革命党人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和侧重：
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13]
太炎所关心，简而言之就在所谓“衣冠文物”，因而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依据是其根本，亦即“历史民族”其所云者。
普通述及章太炎，总会谈到他从维新到革命的变化，约略以1900年《解辫发》《客帝匡谬》为分界。想必在当年就是这样的评价，因而1903年狱中答记者，他对此做了明确的否定：
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
联系同文中小时读蒋氏《东华录》种种，构成一个具有逻辑脉络的完整叙事。而接下来的论述，则直接陵轹“维新”“革命”二语，以为“惟以维新革命，锱铢相较，大勇小怯，秒忽相衡”，因而需要“正名”：
夫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吾之序《革命军》，以为革命、光复，名实大异。从俗言之，则曰革命。从吾辈之主义言之，则曰光复。会朝清明，异于汤武，攘除贵族，异于山岳党。其为希腊、意大利之中兴则是矣，其为英、法之革命则犹有小差也。[14]
王夫之《黄书·原极第一》云：“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15]“革”是汉种自己的事情，对于“夷类”，那就不是“革命”而是“光复”了。亦即《革命军序》所谓：“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16]所以“变法”“救民”，这些维新或革命的口号皆非根本。所谓“能变法亦当革”，所谓“能救民亦当革”，章太炎语气决绝，他的目标，在于“祀夏配天，光复旧物”。[17]
晚清革命党人大体由三支组成：主要人物籍属广东的兴中会，籍属湖南的华兴会，以及籍属浙江的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会名或许就来自章太炎。其后他在不同场合不断将当时已经通行的“革命”正名为“光复”，会中同仁想必皆佩服其学问，但似乎也没人孜孜于其间的分别。
章太炎实践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近日办事的方法”部分，他首先言及：“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显然此类形而下的事情，不能入他的法眼。“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至于如何成就“感情”，则“全在宗教、国粹两项”。
宗教问题，章太炎选择的是佛教，以为可以“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才干得事来”。至于国粹，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其中“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18]
这场演说后五十日，章接任主编的《民报》第七号出版，刊有《国学讲习会序》，谓“天特留此一席以待先生”，宣布太炎讲学：
先生已允为宣讲者：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源；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且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19]
可见演说中“近日办事的方法”，马上要一一实行。而据宋教仁日记，国学讲习会规模甚广，科目繁多，计划中也非一人施讲。[20]但《国学讲习会序》中所标榜者仅是章太炎，可见自家阵营中已经以他为旗帜。当时的讲学情况已不可知，今所留存者仅是当月出版署名章炳麟的《国学讲习会略说》，则确可知太炎是开讲了的。《国学讲习会略说》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文很快也在上海《国粹学报》连载，《论文学》改题《文学论略》，《论诸子学》改题《诸子学略说》。《国学讲习会略说》中还保留着讲学的口气，《论语言文字之学》开头“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国粹学报》本作“今欲知国学”。《论诸子学》起首“上来既讲文学，今就学说中诸子一类，为诸君言其概略”，《诸子学略说》中删去。因可知本都是口说的文字据本，其后也只有一半文字入集《国故论衡》，即《论语言文字之学》抽取部分改题《语言缘起说》，《文学论略》删削为《文学总略》。[21]
《国学讲习会序》作者应为章士钊，中谓：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22]
这段文字的风格颇有梁启超的气息，但意思应该来自太炎，也是当年国粹派同志的根本立场。所谓“国学”，本就不仅仅是“学”，其上还有个“国”，“学”是“国”“成立之源泉”。也就是说，光有“学”未必能有其“国”，而无“学”必不能立其“国”。章太炎反复认真分辨他所从事的是“光复”而不是“革命”，缘由正在于此：
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23]
“光复”与“学”，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章太炎学术工作的动机，以及他“讲学”的目的。1906年下半年的讲学似乎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其后章太炎陷入《民报》以及大量的政治事务中，大概未能“讲学”。1908年10月《民报》遭禁，按他自己的说法，又开始讲学。《自定年谱》“宣统元年”条：
《民报》既被禁，余闲处与诸子讲学……焕卿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同盟会人亦有附者。然讲学如故。[24]
太炎不愧文章圣手，此节记同盟会涣散，陶成章拟重建光复会，翌年正月成立时且以章为会长。但此处追述，仅“余诺之”三字表明态度。在叙述这些政治大事时插入数语，“余闲处与诸子讲学”“余方讲学”“然讲学如故”，从文章角度似是以闲笔调理辞气，变换节奏，实则“讲学”乃是叙述主脉，“闲处”“方”“然”等，其意态正在这不言而言中。
作为掌门大弟子，黄侃是可以洞澈乃师肺腑的，多年后，其追叙如此：
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可谓独立不惧，暗然日章，自顾君以来，鲜有伦类者矣。[25]
其谓“退居”讲学，与章太炎所述一致。不过据朱希祖日记，早在《民报》被禁前半年，神田大成中学的《说文》课已开班。章、黄所记并不准确，但也许不是记忆问题，而是强调与《民报》被禁的因果关系。甚至朱日记中，神田开课前半个多月，还有太炎他处演讲的记载[26]，可知“讲学”也许是章在日期间的常态。脱却《民报》社务，则更可以“谢公社事，专务厉学。徙居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署门曰‘国学讲习会’。杂宾不至，从游者皆素心人”[27]。黄侃将太炎拟之为“顾君”，实则顾亭林曾改名“绛”，又改名“炎武”，而章炳麟亦曾改名“绛”，而号“太炎”。此与康有为自比孔子之“素王”，而号“长素”，一诚笃，一虚骄，其间不可以道里计也。
太炎奋力讲学，“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当时他自然不可能预知清廷何时覆灭，所可以努力的是维系“学术不绝”，才能有所依俟，以期于“复阳之望”。荧光爝火，守先待后，是为太炎学术的真精神。
正因为身任顾炎武，自以为文化命脉所系，当生命受到威胁，章太炎总有无限焦虑。1903年上海狱中，有《癸卯□中漫笔》：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保守残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国，惟□翼□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28]
语气似乎夸慢，而拳拳之心，读之令人动容。1908年因刘师培与之反目事，他移书孙诒让，请前辈为之调停，自言“非为一身毁誉之故，独念先汉故言不绝如缕，非有同好，谁与共济”，所希望于刘师培者，乃是“与麟戮力支持残局”。诒让尚未接到函件便已离世。[29]翌年直接致函刘师培，极言“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思君之勤，使人发白”[30]，痛心疾首，溢于言表，所为者尽在“国粹日微，赖子提倡”。[31]
辛亥“秋八月，武昌兵起，余时方与诸生讲学”，很快“湖南、江西相继反正”，大局已变，章太炎“始辍讲业”。[32]
二
1906年7月章太炎第三度赴日，1911年11月返国。此数年间，概而言之即其自言之“提奖光复，不废讲学”。期间所出版，最早系1906年9月《国学讲习会略说》，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文。最晚系1910年6月《国故论衡》，“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类”，《教育今语杂志》上的广告，称“本在学会口说，次为文辞”。[33]正可见其一以贯之的“讲学”，在结构上，基本都是这三支。
因太炎有“语言文字之学”一语，遂被后来的学者赋予现代学术转型的意义，即与传统“小学”划然有别。此说甚是浑沦，实则二语在太炎处通常混用，等而为一，用“小学”者更为常见，“语言文字”一般在论述二者关系时使用。《论语言文字之学》只在开头部分言“语言文字之学”，此后俱称“小学”。不过，不管“语言文字之学”还是“小学”，他确实有不同前人与时人的界定。[34]《论语言文字之学》云：
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周秦诸子史记汉书之属，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学者必不能读。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如上所说，则小学者，非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
有清一代，朴学大师辈出，其中“小学”一门，早已由附庸蔚为大国。但在一般观念上，“小学”确为通经之用。而在章太炎那儿，正如孔子并不居于特殊的“教主”之席，《语》《孟》应回归诸子之部列一样，经部诚如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也不具有特出的典籍地位。“小学”是一切学术的基础，因而“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
“所谓小学，其义云何，曰字之形体、音声、训诂而已。”太炎如此界说，实在平平无奇。不过对于诸多清儒名著，他认为仅可称“说文之学”“尔雅方言之学”“古韵唐韵之学”，而“不得称为小学”，只有像戴东原以下如段、王、郝，能够“兼此三者，得其条贯”，才当得起其心目中的“语言文字之学”。[35]
章太炎所谓“语言文字之学”或“小学”，有远超乎前贤的关怀。《国故论衡》开卷首篇之《小学略说》，是章的纲领性文件，其言曰：
……凡治小学者，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划篆，缴绕文字而已……[36]
太炎之前，“小学”本是“通经”的工具。太炎之后，一般人的观念，诚如吴稚晖所言，“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37]。但对于章太炎来说，“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从国故到民俗，负载着古今上下的文化。而且，“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38]这岂是“器具”而已，简直就是中华文明的本体。
太炎所处之世，李鸿章所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危机遍及所有方面。精英阶层的应对方案，也是言人人殊。具体到语言文字层面，则有拼音化、白话文的改革思路，此有增广民智、普及教育等思考背景。而现实的局面，由于西方文明大量涌入，已有语言文字不敷使用，造新字、用新词已到疲于奔命的局面。二十世纪伊始，以梁启超为代表，大量移用“和制汉语”，文章也染上日本风，影响所及，已成风气。太炎自幼“泛览典文”，及壮以光复为使命。在他眼里，文化命脉所系，首要在于语言文字，而这也是危机根本所在。时下局面，诸多改革方案，无论拼音化还是日语词等等，皆无异饮鸩止渴。
早在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就阐述了他的判断。从史籀到许慎，文字“九千名”，而“自《玉篇》以逮《集韵》，不损二万字”。但北宋以降，各项所用，“千名”至“四千名”而足，“其它则视以为腐木败革也已矣”。相对的，“今英语最数，无虑六万言。言各成义，不相陵越。东西之有书契，莫繁是者，故足以表西海”。[39]
当然，此说有个问题，汉字的“名”即“字”，与英语的“言”即“word”并不是可以直接比较的概念。太炎也不是不懂这一点，《订文》附录《正名略例》中就专有一条论及此：
西方以数声成言，乃为一字，震旦则否。然释故、释言而外，复有释训。非联绵两字，即以双声迭韵成语，此异于单举者。又若事物名号，合用数言……是皆两义和合，并为一称。苟自西方言之，亦何异一字邪。今通俗所用，虽廑跂二千，其不至甚忧困匮者，固赖此转移尔。由是言之，施于檄移，亦逾万字。然于理财正辞，其忧不逮甚矣。若有创作，用缵旧文，故一字训数字两端，皆称一字。是则书童竹笘，数必盈亿矣。[40]
此处“字”的界说，扩张成相当于如今的“词”。但即便如此，他认为也只是满足“通俗所用”，至于“理财正辞”，则远远不够。而现实状况中“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简直是最大的民族危机，“乌乎，此夫中国之所以日削也”。因为“于文字之盈欠，则卜其世之盛衰矣”，再也没有比这更形象地反映出当下国家的衰败。作为应对之策，《订文》云：
先师荀子曰，后王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孟晋之后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举者，循而摭之。故无其名，今匮于用者，则自我作之。[41]
此即“创作”与“用缵旧文”的两项方针。待到《訄书》重订本，《订文》所附，则杂入1902年《文学说例》内容，改名《正名杂义》。其最后部分提及，“武岛又次郎作《修辞学》曰：‘言语三种，适于文辞，曰见在语、国民语、箸名语，是为善用法。反之亦有三种，曰废弃语、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今亡佚者，曰废弃语。外来语、新造语，施于文辞，是为不善用法。’”对三种“不善用法”，武岛认为外来语、新造语有时非用不可，但须节制。而废弃语，“世人或取丘墓死语，强令苏生，语既久废，人所不晓，辄令神味减失”。对此，太炎同意“官号地望”“械器舆服”必用今名，即“有作于新名”者。至于废弃语，他则以为“顷岁或需新造，寻检苍雅，则废语多有可用为新语者”。此其所谓“有循于旧名”，同样是应对当下词语需求的策略。而更为章太炎所尤其关注者，也是他独有的思考和主张：
……若其雅俗称名，新故杂用，是宁有厉禁邪。至云人所不晓，致减神味，说尤鄙俴。夫废弃之语，固有施于文辞，则为间见，行于繇谚，反为达称者矣……此并旷绝千年，或数百稔，不见于文辞久矣。然耕夫贩妇，尚人人能言之……故文辞则千年旷绝，繇谚则百姓与能……然则不晓者仅一部之文人，而晓者乃散在全部之国民，何为其惛懑减味也。繇是以言，废弃语之待用，亦与外来、新造无殊……[42]
也就是说，“废弃语”只是不存于文人笔札，却为民间所惯用，文人笔下的死文字，在国民口中是活语言。因而“雅俗”“新故”可以并存，千年之久，万里之广，俱可统为一体，这是他解决文之“日以啙媮”的方案。[43]
时隔数年，太炎东渡日本后，开始有机会将这一观念转化为学术工作。1906年在致刘师培函中，他谈到这个想法：
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辑里语，作今方言……仆所志独在中国本部，乡土异语，足以见古字古言者不少……比类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杨子，辑为一书，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吾侪于此，犹能致力，亦有意乎。[44]
汉语方言，尤其南方方言中，遗存上古、中古汉语的音义，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不过，当初扬雄《方言》全名《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志诚如许慎《说文解字·丌部》，“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目的在于“采览异言，以为奏籍”。[45]后世所作，大体也是“采风”的余脉。而章太炎所设想，“上通故训，下谐时俗”，则是真正的“礼失求诸野”了。
一年后，《民报》刊出《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曰：“果欲文言合一，当先博考方言，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旁行通国，斯为得之。”[46]这里所揭橥的目标是当时盛行的“文言合一”，章太炎为此提供了一个他自己的方案。
晚清所谓言文合一，白话文与拼音化主张者都以此作为理论支撑。白话文相对文言文更接近现代口语，有着言文一致的基础，不过，其对接的传统是以白话小说为主的传统书写语言。真正接近当下口语的是白话报，但显然因过于简单，很难支持新书写语言的建设，况且还有方言的歧异。拼音化则是以取消汉字为目标，直接拼写口语，虽然可以言文一致，但由于各地方言差异，直接导致汉语书写的分裂。至二十世纪初，又有统一语言的口号，不过如此先须推行通用语，那么以拼音化实现言文一致的便捷性也就谈不上了。[47]
《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是为章太炎撰辑《新方言》征集资料，《新方言》成书，书末有刘师培和黄侃的“后序”，季刚言：“傥令殊语皆明，声气无阂。乡曲相鄙之见，由之以息。文言一致之真，庶几可睹。芳泽所披，于是远矣。”[48]申叔言：“夫言以足志，音以审言，音明则言通，言通则志达。异日统一民言，以县群众，其将有取于斯。”[49]一个说“文言一致”，一个说“统一民言”，似乎商量好了替太炎道出心志。普通凭印象认为章太炎“复古”“保守”“反对白话”等等，其实都是皮毛之见。恰恰相反，他的学术工作，正是为了解决“文言一致”与“统一民言”之类当下的文化问题。“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异同为大齐。”[50]只不过太炎的“路线图”与众不同，其所谋者大，计划也浩繁得无边无际。
《新方言》1907年10月在《国粹学报》连载，1909年8月成书出版。从书名看，是继武子云的方言学之作；不过从方法上看，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可看作语源学著作。“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在他看来，“盖有诵读占毕之声既用唐韵，俗语犹不违古音者；有通语既用今音，一乡一州犹不违唐韵者；有数字同从一声，唐韵以来一字转变，余字犹在本部，而俗语或从之俱变者”。“古音”早于“唐韵”，“唐韵”早于“今音”，因而所谓“俗语”，相对于“通语”和“诵读占毕之声”，更可以说是“雅言”。于此动人的存在，章太炎几于情不能自已：
……后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之时，为之理解，犹愈于放失已……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陟升於皇之赫戏，案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知也。[51]
其对“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满怀深情，而“临瞻故国”的“恻怆”，刘师培则为之疏解：
抑自东晋以还，胡羯氐羌，入宅中夏，河淮南北，间杂夷音。重以蒙古、建州之乱，风俗颓替，虏语横行。而委巷之谈，妇孺之语，转能保故言而不失，此则夏声之仅存者。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虇蕍于此。今诸华夷祸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此则太炎之志也。[52]
“思古”乃为了“光复”，这始终是章太炎学术的最原始动力。因而“国故”固然是学术，但更重要的是其指引向“故国”，维系人民的记忆，这使其保持原有的根本，不被同化，亦即所谓“国性”：
小学故训萌芽财二百年……其以柀析坟典，若导大窾。次即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苓落，必有与立。盖闻意大利之兴也，在习罗马古文，七八百岁而后建国。然则光复旧物，岂旦莫事哉。在使国性不醨，后人收其效耳。[53]
“小学故训”的重要，以及“董理方言”的现实关怀，可谓寄意遥深。“光复旧物”并非“旦莫事”，太炎当年是以为自己看不到的。因而对于学术工作，他期以长远，努力维持“旧贯”“故常”，只要“国性不醨”，则总会有一天“后人收其效耳”。
1907年，日本有“汉字统一会”之设，并将端方、张之洞两位极具势力并且有相当文化影响的封疆大吏拉进去挂名。这个组织“反对罗甸字母，且欲联合亚东三国”，亦即中日韩，共同维护汉字地位。这大概即今时髦所称“汉字文化圈”第一次共同的文化行动，但其策略之一是“选择常用之字以为程限”。[54]这个思路其实并不奇怪，而且延续至今。“汉字统一会”未必是始作俑者，但却是最早试图使其成为多国共同政策的。对于章太炎来说，这显然是个问题严重的方案，他素所忧心“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并全力为此工作以求解决办法，《新方言》的一个重大目的即在于此。“夫语言文字之繁简，从于社会质文”[55]，而“汉字统一会”却“以限制文字为汉字统一之途”，完全南辕北辙，国内居然有势力者支持。于是，在上海的《国粹学报》开始连载《新方言》的同时，东京《民报》上刊登章的《汉字统一会之荒陋》。
在这篇文章中，太炎谈到汉字对于日本和对于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声音训诂，古今相禅”，而日本汉字之外有假名，汉字只是“补阙之具”。因此限制字量在日本或可，在中国岂止不可，反而应该反其道而行。由此介绍到《新方言》，“得三百七十事”，均是为方言寻本字：
若综其实，则今之里语，合于《说文》《三仓》《尔雅》《方言》者正多。双声相转而字异共［其］音，邻部相移而字异其韵，审知条贯，则根柢豁然可求……若遍讨九州异语，以稽周秦汉魏间小学家书，其文字往往而在，视今所习用者，或增千许……
这些一般人眼中的“废弃语”，存于“今世方言”，在太炎看来，“上合周汉者众，其宝贵过于天球九鼎，皇忍拨弃之为”。[56]因而，“略
殊语，征之古音”[57]，则可以使得“已陈之语，绝而复苏，难谕之词，视而可识”[58]。
“笔札常文”中的“死文字”，在“今世方言”中是“活语言”。章太炎《新方言》所致力的方向，就是要从方言中复活已废弃文字，在这样的“文言一致”基础上“统一民言”：
俗士有恒言，以言文一致为准，所定文法，率近小说、演义之流。其或纯为白话，而以蕴藉温厚之词间之，所用成语，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义之征，而又深契古义，视唐宋儒言为典则耶。昔陆法言作《切韵》，盖集合州郡异音，不悉以隋京为准。今者音韵虽宜一致，如所谓官音者。然顺天音过促急，平入不分，难为准则。而殊言别语，终合葆存。[59]
当时所谓“言文一致”，主体思路是以文就言。而北方方言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其中北京方言因政治、文化上的原因颇居优势。至于书写语言，则发端于唐宋的白话文，与所谓“官话”语法系统一致，即太炎所谓“小说、演义之流”。不过他反对“纯为白话”，就因为只是源出唐宋，远不如方言“本无言文歧义之征，而又深契古义”。“一返方言”，既解决言文一致的现实问题，又与语言文字的历史建立高度统一性。地域之别、古今之异，在他的方案中遍包众有，融为一体，得到彻底的安置，“合天下之异言以成新语”[60]。不得不说，这确实是完美得让人晕眩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