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

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五月初八(6月29日),在因“苏报案”系狱三年后,章太炎出囹圄的当晚即登上赴日本的轮船。孙中山专门派人至沪,迎为《民报》主笔。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至者二千人”。[1]太炎登台演说,“只就兄弟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略讲给诸君听听”。这场演讲标志着他进入革命派的核心阶层,同时也意味着经过多年变化淘洗,在思想与主张上形成了自己的定见。

在“平生的历史”部分,章太炎自承“疯癫”“神经病”,而追根溯源,则在于少年时代的阅读: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2]

民元以前章太炎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为“民族思想”注入“学理”。而蒋良骐《东华录》,更是终其一生反复道及的一部书,被太炎描述成自己的“元阅读”。1903年《狱中答新闻报》:“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3]同年《致陶亚魂柳亚庐书》:“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4]其于公开私下场合均不讳言。民国成立后,他仍然不断回顾,1918年《光复军序》云:“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有清代明,宁与张、李也。”[5]而到晚年,则有更详细的回忆:

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名有虔,海盐人。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6]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叙述中阅读蒋氏《东华录》的年龄也从十六七岁逐步降至十一二岁。或许这是忆往的常态,不足为异。[7]不过,“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则道出章太炎参与革命的基础立场。所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者,王夫之《周易外传·离》:“夏商之授于圣人,贤于周之强国;周之授于强国,贤于汉之奸臣;汉之授于奸臣,贤于唐之盗贼;唐之授于盗贼,贤于宋之夷狄。”又《宋论》“恭宗、端宗、祥兴帝”第二条:“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8]至于顾炎武,则《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9]

无论是兴中会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还是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均改写自朱元璋所发布《谕中原檄》中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其前半部分,所诉诸的都是种族复仇,似乎与章太炎所谓“种族革命思想”并无二致。但孙中山早期文献,如《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0]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亦即后来所谓《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首次用到汉语词“中华民国”[11],其论述重点都在“民国”二字,于世界历史大势的格局中,从义理上予以论证。至于“中华”,在孙那儿是不证自明的,并未述及。而一年半后《民报》刊发太炎《中华民国解》,洋洋洒洒:“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12]其所论者,全在“中华”二字,由古而今,遍及四裔,而于“民国”之“民”究所云何几不着一字。

此可见于“邦国”、于“种族”,章太炎与孙中山及绝大多数革命党人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和侧重:

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13]

太炎所关心,简而言之就在所谓“衣冠文物”,因而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依据是其根本,亦即“历史民族”其所云者。

普通述及章太炎,总会谈到他从维新到革命的变化,约略以1900年《解辫发》《客帝匡谬》为分界。想必在当年就是这样的评价,因而1903年狱中答记者,他对此做了明确的否定:

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

联系同文中小时读蒋氏《东华录》种种,构成一个具有逻辑脉络的完整叙事。而接下来的论述,则直接陵轹“维新”“革命”二语,以为“惟以维新革命,锱铢相较,大勇小怯,秒忽相衡”,因而需要“正名”:

夫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吾之序《革命军》,以为革命、光复,名实大异。从俗言之,则曰革命。从吾辈之主义言之,则曰光复。会朝清明,异于汤武,攘除贵族,异于山岳党。其为希腊、意大利之中兴则是矣,其为英、法之革命则犹有小差也。[14]

王夫之《黄书·原极第一》云:“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15]“革”是汉种自己的事情,对于“夷类”,那就不是“革命”而是“光复”了。亦即《革命军序》所谓:“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16]所以“变法”“救民”,这些维新或革命的口号皆非根本。所谓“能变法亦当革”,所谓“能救民亦当革”,章太炎语气决绝,他的目标,在于“祀夏配天,光复旧物”。[17]

晚清革命党人大体由三支组成:主要人物籍属广东的兴中会,籍属湖南的华兴会,以及籍属浙江的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会名或许就来自章太炎。其后他在不同场合不断将当时已经通行的“革命”正名为“光复”,会中同仁想必皆佩服其学问,但似乎也没人孜孜于其间的分别。

章太炎实践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近日办事的方法”部分,他首先言及:“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显然此类形而下的事情,不能入他的法眼。“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至于如何成就“感情”,则“全在宗教、国粹两项”。

宗教问题,章太炎选择的是佛教,以为可以“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才干得事来”。至于国粹,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其中“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18]

这场演说后五十日,章接任主编的《民报》第七号出版,刊有《国学讲习会序》,谓“天特留此一席以待先生”,宣布太炎讲学:

先生已允为宣讲者: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源;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且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19]

可见演说中“近日办事的方法”,马上要一一实行。而据宋教仁日记,国学讲习会规模甚广,科目繁多,计划中也非一人施讲。[20]但《国学讲习会序》中所标榜者仅是章太炎,可见自家阵营中已经以他为旗帜。当时的讲学情况已不可知,今所留存者仅是当月出版署名章炳麟的《国学讲习会略说》,则确可知太炎是开讲了的。《国学讲习会略说》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文很快也在上海《国粹学报》连载,《论文学》改题《文学论略》,《论诸子学》改题《诸子学略说》。《国学讲习会略说》中还保留着讲学的口气,《论语言文字之学》开头“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国粹学报》本作“今欲知国学”。《论诸子学》起首“上来既讲文学,今就学说中诸子一类,为诸君言其概略”,《诸子学略说》中删去。因可知本都是口说的文字据本,其后也只有一半文字入集《国故论衡》,即《论语言文字之学》抽取部分改题《语言缘起说》,《文学论略》删削为《文学总略》。[21]

《国学讲习会序》作者应为章士钊,中谓: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22]

这段文字的风格颇有梁启超的气息,但意思应该来自太炎,也是当年国粹派同志的根本立场。所谓“国学”,本就不仅仅是“学”,其上还有个“国”,“学”是“国”“成立之源泉”。也就是说,光有“学”未必能有其“国”,而无“学”必不能立其“国”。章太炎反复认真分辨他所从事的是“光复”而不是“革命”,缘由正在于此:

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23]

“光复”与“学”,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章太炎学术工作的动机,以及他“讲学”的目的。1906年下半年的讲学似乎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其后章太炎陷入《民报》以及大量的政治事务中,大概未能“讲学”。1908年10月《民报》遭禁,按他自己的说法,又开始讲学。《自定年谱》“宣统元年”条:

《民报》既被禁,余闲处与诸子讲学……焕卿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同盟会人亦有附者。然讲学如故。[24]

太炎不愧文章圣手,此节记同盟会涣散,陶成章拟重建光复会,翌年正月成立时且以章为会长。但此处追述,仅“余诺之”三字表明态度。在叙述这些政治大事时插入数语,“余闲处与诸子讲学”“余方讲学”“然讲学如故”,从文章角度似是以闲笔调理辞气,变换节奏,实则“讲学”乃是叙述主脉,“闲处”“方”“然”等,其意态正在这不言而言中。

作为掌门大弟子,黄侃是可以洞澈乃师肺腑的,多年后,其追叙如此:

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可谓独立不惧,暗然日章,自顾君以来,鲜有伦类者矣。[25]

其谓“退居”讲学,与章太炎所述一致。不过据朱希祖日记,早在《民报》被禁前半年,神田大成中学的《说文》课已开班。章、黄所记并不准确,但也许不是记忆问题,而是强调与《民报》被禁的因果关系。甚至朱日记中,神田开课前半个多月,还有太炎他处演讲的记载[26],可知“讲学”也许是章在日期间的常态。脱却《民报》社务,则更可以“谢公社事,专务厉学。徙居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署门曰‘国学讲习会’。杂宾不至,从游者皆素心人”[27]。黄侃将太炎拟之为“顾君”,实则顾亭林曾改名“绛”,又改名“炎武”,而章炳麟亦曾改名“绛”,而号“太炎”。此与康有为自比孔子之“素王”,而号“长素”,一诚笃,一虚骄,其间不可以道里计也。

太炎奋力讲学,“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当时他自然不可能预知清廷何时覆灭,所可以努力的是维系“学术不绝”,才能有所依俟,以期于“复阳之望”。荧光爝火,守先待后,是为太炎学术的真精神。

正因为身任顾炎武,自以为文化命脉所系,当生命受到威胁,章太炎总有无限焦虑。1903年上海狱中,有《癸卯□中漫笔》: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保守残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国,惟□翼□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28]

语气似乎夸慢,而拳拳之心,读之令人动容。1908年因刘师培与之反目事,他移书孙诒让,请前辈为之调停,自言“非为一身毁誉之故,独念先汉故言不绝如缕,非有同好,谁与共济”,所希望于刘师培者,乃是“与麟戮力支持残局”。诒让尚未接到函件便已离世。[29]翌年直接致函刘师培,极言“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思君之勤,使人发白”[30],痛心疾首,溢于言表,所为者尽在“国粹日微,赖子提倡”。[31]

辛亥“秋八月,武昌兵起,余时方与诸生讲学”,很快“湖南、江西相继反正”,大局已变,章太炎“始辍讲业”。[32]

1906年7月章太炎第三度赴日,1911年11月返国。此数年间,概而言之即其自言之“提奖光复,不废讲学”。期间所出版,最早系1906年9月《国学讲习会略说》,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文。最晚系1910年6月《国故论衡》,“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类”,《教育今语杂志》上的广告,称“本在学会口说,次为文辞”。[33]正可见其一以贯之的“讲学”,在结构上,基本都是这三支。

因太炎有“语言文字之学”一语,遂被后来的学者赋予现代学术转型的意义,即与传统“小学”划然有别。此说甚是浑沦,实则二语在太炎处通常混用,等而为一,用“小学”者更为常见,“语言文字”一般在论述二者关系时使用。《论语言文字之学》只在开头部分言“语言文字之学”,此后俱称“小学”。不过,不管“语言文字之学”还是“小学”,他确实有不同前人与时人的界定。[34]《论语言文字之学》云:

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周秦诸子史记汉书之属,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学者必不能读。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如上所说,则小学者,非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

有清一代,朴学大师辈出,其中“小学”一门,早已由附庸蔚为大国。但在一般观念上,“小学”确为通经之用。而在章太炎那儿,正如孔子并不居于特殊的“教主”之席,《语》《孟》应回归诸子之部列一样,经部诚如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也不具有特出的典籍地位。“小学”是一切学术的基础,因而“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

“所谓小学,其义云何,曰字之形体、音声、训诂而已。”太炎如此界说,实在平平无奇。不过对于诸多清儒名著,他认为仅可称“说文之学”“尔雅方言之学”“古韵唐韵之学”,而“不得称为小学”,只有像戴东原以下如段、王、郝,能够“兼此三者,得其条贯”,才当得起其心目中的“语言文字之学”。[35]

章太炎所谓“语言文字之学”或“小学”,有远超乎前贤的关怀。《国故论衡》开卷首篇之《小学略说》,是章的纲领性文件,其言曰:

……凡治小学者,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划篆,缴绕文字而已……[36]

太炎之前,“小学”本是“通经”的工具。太炎之后,一般人的观念,诚如吴稚晖所言,“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37]。但对于章太炎来说,“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从国故到民俗,负载着古今上下的文化。而且,“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38]这岂是“器具”而已,简直就是中华文明的本体。

太炎所处之世,李鸿章所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危机遍及所有方面。精英阶层的应对方案,也是言人人殊。具体到语言文字层面,则有拼音化、白话文的改革思路,此有增广民智、普及教育等思考背景。而现实的局面,由于西方文明大量涌入,已有语言文字不敷使用,造新字、用新词已到疲于奔命的局面。二十世纪伊始,以梁启超为代表,大量移用“和制汉语”,文章也染上日本风,影响所及,已成风气。太炎自幼“泛览典文”,及壮以光复为使命。在他眼里,文化命脉所系,首要在于语言文字,而这也是危机根本所在。时下局面,诸多改革方案,无论拼音化还是日语词等等,皆无异饮鸩止渴。

早在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就阐述了他的判断。从史籀到许慎,文字“九千名”,而“自《玉篇》以逮《集韵》,不损二万字”。但北宋以降,各项所用,“千名”至“四千名”而足,“其它则视以为腐木败革也已矣”。相对的,“今英语最数,无虑六万言。言各成义,不相陵越。东西之有书契,莫繁是者,故足以表西海”。[39]

当然,此说有个问题,汉字的“名”即“字”,与英语的“言”即“word”并不是可以直接比较的概念。太炎也不是不懂这一点,《订文》附录《正名略例》中就专有一条论及此:

西方以数声成言,乃为一字,震旦则否。然释故、释言而外,复有释训。非联绵两字,即以双声迭韵成语,此异于单举者。又若事物名号,合用数言……是皆两义和合,并为一称。苟自西方言之,亦何异一字邪。今通俗所用,虽廑跂二千,其不至甚忧困匮者,固赖此转移尔。由是言之,施于檄移,亦逾万字。然于理财正辞,其忧不逮甚矣。若有创作,用缵旧文,故一字数字两端,皆称一字。是则书童竹笘,数必盈亿矣。[40]

此处“字”的界说,扩张成相当于如今的“词”。但即便如此,他认为也只是满足“通俗所用”,至于“理财正辞”,则远远不够。而现实状况中“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简直是最大的民族危机,“乌乎,此夫中国之所以日削也”。因为“于文字之盈欠,则卜其世之盛衰矣”,再也没有比这更形象地反映出当下国家的衰败。作为应对之策,《订文》云:

先师荀子曰,后王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孟晋之后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举者,循而摭之。故无其名,今匮于用者,则自我作之。[41]

此即“创作”与“用缵旧文”的两项方针。待到《訄书》重订本,《订文》所附,则杂入1902年《文学说例》内容,改名《正名杂义》。其最后部分提及,“武岛又次郎作《修辞学》曰:‘言语三种,适于文辞,曰见在语、国民语、箸名语,是为善用法。反之亦有三种,曰废弃语、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今亡佚者,曰废弃语。外来语、新造语,施于文辞,是为不善用法。’”对三种“不善用法”,武岛认为外来语、新造语有时非用不可,但须节制。而废弃语,“世人或取丘墓死语,强令苏生,语既久废,人所不晓,辄令神味减失”。对此,太炎同意“官号地望”“械器舆服”必用今名,即“有作于新名”者。至于废弃语,他则以为“顷岁或需新造,寻检苍雅,则废语多有可用为新语者”。此其所谓“有循于旧名”,同样是应对当下词语需求的策略。而更为章太炎所尤其关注者,也是他独有的思考和主张:

……若其雅俗称名,新故杂用,是宁有厉禁邪。至云人所不晓,致减神味,说尤鄙俴。夫废弃之语,固有施于文辞,则为间见,行于繇谚,反为达称者矣……此并旷绝千年,或数百稔,不见于文辞久矣。然耕夫贩妇,尚人人能言之……故文辞则千年旷绝,繇谚则百姓与能……然则不晓者仅一部之文人,而晓者乃散在全部之国民,何为其惛懑减味也。繇是以言,废弃语之待用,亦与外来、新造无殊……[42]

也就是说,“废弃语”只是不存于文人笔札,却为民间所惯用,文人笔下的死文字,在国民口中是活语言。因而“雅俗”“新故”可以并存,千年之久,万里之广,俱可统为一体,这是他解决文之“日以啙媮”的方案。[43]

时隔数年,太炎东渡日本后,开始有机会将这一观念转化为学术工作。1906年在致刘师培函中,他谈到这个想法:

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辑里语,作今方言……仆所志独在中国本部,乡土异语,足以见古字古言者不少……比类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杨子,辑为一书,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吾侪于此,犹能致力,亦有意乎。[44]

汉语方言,尤其南方方言中,遗存上古、中古汉语的音义,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不过,当初扬雄《方言》全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志诚如许慎《说文解字·丌部》,“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目的在于“采览异言,以为奏籍”。[45]后世所作,大体也是“采风”的余脉。而章太炎所设想,“上通故训,下谐时俗”,则是真正的“礼失求诸野”了。

一年后,《民报》刊出《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曰:“果欲文言合一,当先博考方言,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旁行通国,斯为得之。”[46]这里所揭橥的目标是当时盛行的“文言合一”,章太炎为此提供了一个他自己的方案。

晚清所谓言文合一,白话文与拼音化主张者都以此作为理论支撑。白话文相对文言文更接近现代口语,有着言文一致的基础,不过,其对接的传统是以白话小说为主的传统书写语言。真正接近当下口语的是白话报,但显然因过于简单,很难支持新书写语言的建设,况且还有方言的歧异。拼音化则是以取消汉字为目标,直接拼写口语,虽然可以言文一致,但由于各地方言差异,直接导致汉语书写的分裂。至二十世纪初,又有统一语言的口号,不过如此先须推行通用语,那么以拼音化实现言文一致的便捷性也就谈不上了。[47]

《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是为章太炎撰辑《新方言》征集资料,《新方言》成书,书末有刘师培和黄侃的“后序”,季刚言:“傥令殊语皆明,声气无阂。乡曲相鄙之见,由之以息。文言一致之真,庶几可睹。芳泽所披,于是远矣。”[48]申叔言:“夫言以足志,音以审言,音明则言通,言通则志达。异日统一民言,以县群众,其将有取于斯。”[49]一个说“文言一致”,一个说“统一民言”,似乎商量好了替太炎道出心志。普通凭印象认为章太炎“复古”“保守”“反对白话”等等,其实都是皮毛之见。恰恰相反,他的学术工作,正是为了解决“文言一致”与“统一民言”之类当下的文化问题。“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异同为大齐。”[50]只不过太炎的“路线图”与众不同,其所谋者大,计划也浩繁得无边无际。

《新方言》1907年10月在《国粹学报》连载,1909年8月成书出版。从书名看,是继武子云的方言学之作;不过从方法上看,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可看作语源学著作。“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在他看来,“盖有诵读占毕之声既用唐韵,俗语犹不违古音者;有通语既用今音,一乡一州犹不违唐韵者;有数字同从一声,唐韵以来一字转变,余字犹在本部,而俗语或从之俱变者”。“古音”早于“唐韵”,“唐韵”早于“今音”,因而所谓“俗语”,相对于“通语”和“诵读占毕之声”,更可以说是“雅言”。于此动人的存在,章太炎几于情不能自已:

……后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之时,为之理解,犹愈于放失已……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陟升於皇之赫戏,案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知也。[51]

其对“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满怀深情,而“临瞻故国”的“恻怆”,刘师培则为之疏解:

抑自东晋以还,胡羯氐羌,入宅中夏,河淮南北,间杂夷音。重以蒙古、建州之乱,风俗颓替,虏语横行。而委巷之谈,妇孺之语,转能保故言而不失,此则夏声之仅存者。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虇蕍于此。今诸华夷祸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此则太炎之志也。[52]

“思古”乃为了“光复”,这始终是章太炎学术的最原始动力。因而“国故”固然是学术,但更重要的是其指引向“故国”,维系人民的记忆,这使其保持原有的根本,不被同化,亦即所谓“国性”:

小学故训萌芽财二百年……其以柀析坟典,若导大窾。次即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苓落,必有与立。盖闻意大利之兴也,在习罗马古文,七八百岁而后建国。然则光复旧物,岂旦莫事哉。在使国性不醨,后人收其效耳。[53]

“小学故训”的重要,以及“董理方言”的现实关怀,可谓寄意遥深。“光复旧物”并非“旦莫事”,太炎当年是以为自己看不到的。因而对于学术工作,他期以长远,努力维持“旧贯”“故常”,只要“国性不醨”,则总会有一天“后人收其效耳”。

1907年,日本有“汉字统一会”之设,并将端方、张之洞两位极具势力并且有相当文化影响的封疆大吏拉进去挂名。这个组织“反对罗甸字母,且欲联合亚东三国”,亦即中日韩,共同维护汉字地位。这大概即今时髦所称“汉字文化圈”第一次共同的文化行动,但其策略之一是“选择常用之字以为程限”。[54]这个思路其实并不奇怪,而且延续至今。“汉字统一会”未必是始作俑者,但却是最早试图使其成为多国共同政策的。对于章太炎来说,这显然是个问题严重的方案,他素所忧心“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并全力为此工作以求解决办法,《新方言》的一个重大目的即在于此。“夫语言文字之繁简,从于社会质文”[55],而“汉字统一会”却“以限制文字为汉字统一之途”,完全南辕北辙,国内居然有势力者支持。于是,在上海的《国粹学报》开始连载《新方言》的同时,东京《民报》上刊登章的《汉字统一会之荒陋》。

在这篇文章中,太炎谈到汉字对于日本和对于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声音训诂,古今相禅”,而日本汉字之外有假名,汉字只是“补阙之具”。因此限制字量在日本或可,在中国岂止不可,反而应该反其道而行。由此介绍到《新方言》,“得三百七十事”,均是为方言寻本字:

若综其实,则今之里语,合于《说文》《三仓》《尔雅》《方言》者正多。双声相转而字异共[其]音,邻部相移而字异其韵,审知条贯,则根柢豁然可求……若遍讨九州异语,以稽周秦汉魏间小学家书,其文字往往而在,视今所习用者,或增千许……

这些一般人眼中的“废弃语”,存于“今世方言”,在太炎看来,“上合周汉者众,其宝贵过于天球九鼎,皇忍拨弃之为”。[56]因而,“略殊语,征之古音”[57],则可以使得“已陈之语,绝而复苏,难谕之词,视而可识”[58]

“笔札常文”中的“死文字”,在“今世方言”中是“活语言”。章太炎《新方言》所致力的方向,就是要从方言中复活已废弃文字,在这样的“文言一致”基础上“统一民言”:

俗士有恒言,以言文一致为准,所定文法,率近小说、演义之流。其或纯为白话,而以蕴藉温厚之词间之,所用成语,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义之征,而又深契古义,视唐宋儒言为典则耶。昔陆法言作《切韵》,盖集合州郡异音,不悉以隋京为准。今者音韵虽宜一致,如所谓官音者。然顺天音过促急,平入不分,难为准则。而殊言别语,终合葆存。[59]

当时所谓“言文一致”,主体思路是以文就言。而北方方言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其中北京方言因政治、文化上的原因颇居优势。至于书写语言,则发端于唐宋的白话文,与所谓“官话”语法系统一致,即太炎所谓“小说、演义之流”。不过他反对“纯为白话”,就因为只是源出唐宋,远不如方言“本无言文歧义之征,而又深契古义”。“一返方言”,既解决言文一致的现实问题,又与语言文字的历史建立高度统一性。地域之别、古今之异,在他的方案中遍包众有,融为一体,得到彻底的安置,“合天下之异言以成新语”[60]。不得不说,这确实是完美得让人晕眩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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