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老人

刚刚茅公亲属来告，久病的茅公于昨日凌晨遽然长逝。初闻时心中怦然一动，随之潸潸泪下而全不自知。哀痛未尽时，却不由得想起两件小事来。

第一件事是在一九七七年。我和李定兴同志所著的长篇小说《义和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定稿待发。茅公从他亲属那里得知这部《义和拳》是出自两个青年人之手的处女作，欣然给我们题了书名。初题时是用繁体字，而出版社规定要用简体。我觉得为了一个字（“义”字）再去麻烦老人很不合适。经出版社研究，只好由总编辑韦君宜同志出面去请茅公改写。没过几天，负责封面的编辑来找我，给我一张纸，上面写了十多条“义和拳”三字，都用了简体，字迹清劲，俊逸洒脱，笔笔又着意而不苟，一望而知，这是茅公的手迹。这位编辑说：“茅盾同志说，多写了几条，叫你们看哪条好，用哪条，随你们挑。”我听罢深受感动……茅公于三十年代就在文坛享有盛名，我们此时还都是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据我知道茅公右眼患眼疾，写这样的桃核大小的字颇为吃力。他何以这样认真和尊重我们？我于此间感受到的，除去老前辈的爱护与鼓励之外，还有一种伟大的文学家都具有的平等待人的高尚品德，如同璀璨的光照透我的心灵。使我学到了对于一个人民的作家来说比知识更为重要的东西。由此，我便生出要拜识茅公一面的渴望。

第二件事是一九七九年。我见到了茅公。

那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全国部分中长篇作者座谈会”上，茅公来讲话。

当时，新旧观念激烈抗争，多年来“左”的思潮正在受到“拨乱反正”的时代新潮流的猛烈冲击。出版社收到了三部中篇小说。其中包括我的《铺花的歧路》。这三部以“十年动乱”为题材的小说，都涉及当时尚未明朗化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故此众说纷纭。出版社为了促进出版和创作两方面解放思想，事先把这三部中篇的梗概打印出来，请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发表意见。那天，在北京友谊宾馆大会议厅，茅公在讲话中再次热情和率直地肯定了这三部中篇的创作倾向和立意。由于我的中篇的结尾部分尚未定局，韦君宜同志叫我上台讲讲这部中篇，以求教于茅公。我到台上，严文井同志引我到茅公身前说：

“这就是您给题书名《义和拳》的作者冯骥才。”

我终于见到这位渴望已久的当代文学大师。在台上大灯的强光里，我看到了他苍老而慈祥的面容，连颗颗老年痣与一脸皱痕都看得清清楚楚。头顶上那历尽沧桑而稀疏的发丝银白闪亮。老人和我握手，让我坐在他身旁，却叫我面对大厅内在座的人们讲话。我一口气说了二十分钟。说话间，我时而扭头看看身旁的茅公，他却一直把目光凝聚在我脸上，仿佛把他衰老的并不旺盛的精力全部集中在我所讲的内容里。偶然间偏过耳朵，为了听清我的每一句话，待我讲过，他肯定了我的创作意图，并即刻给我小说的结尾一个在艺术上颇有见地的修改意见。就这样我改好了小说。小说出版后，在我收到许许多多读者来信时，就想起了茅公。在当时“左”的思潮仍在禁锢人们的大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时，这位风烛残年、体弱神衰的老人的思想锋芒仍然是犀利的；他像怀着一颗童心那样，直截了当、无所顾忌地打开自己的心扉。青年们勇敢的尝试多么希望老一辈这样鲜明有力的支持呀！

此后，我去过茅公家几次。他总是在待客。听说老人正在写回忆录，整理旧作和旧稿，每日来访者又是接踵不绝。为此，我一直未去打搅他，侵占老人宝贵而有限的时光。在我与他的亲属谈话时，隔窗见到老人踩着蹒跚的步子，穿过那花木繁茂的小院，忙忙碌碌地迎客送客。想到他的为人，看到他的为人，感受过他的为人，我那心中便盈满了对老人的敬重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