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学里的新课程
一 朱自清的新文学史课
《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体分类型的体例——新文学史编纂传统的创立
建国前，在我国少数大学，曾开设中国新文学史的课程，较早者有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的“中国新文学研究”。朱自清讲授此课程始于1929年春季，编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还曾在北师大和燕京大学讲过此课。据朱的学生王瑶回忆，当时“他无疑受到了压力”[1]，这似指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言，1933年后便不再教这门课了。朱先生所编《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当时没有发表，只发给学生作为讲义使用。保留下来的稿本共三种，据整理者赵园的叙述：“原稿本共三种，一为铅印，一为油印，第三种虽有部分油印，但以手写为主。这第三种扉页上书有‘十八年’（1929年）字样，且内容也较其他两本粗略，当为初稿。铅印本最为后出，但油印本上‘剪帖补正’之处颇多，其‘补正’时间，多在铅印本之后。油印本似为朱先生讲课时所用，并在讲授过程中随时有所补充。”[2]1980年，赵园以铅印本为主，将其余两稿中剪贴补正的内容，斟酌插入有关章节，经整理后，发表于《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上。
朱自清的《纲要》创立了文体分类的体例，这是新文学史著作最早采用的体例。全文分为“总论”、“各论”两大部分。
“总论”共三章。第一章“背景”，主要述戊戌维新后的文学，除首节讲政治革命的背景外，其余六节分述“梁启超的新文体”（含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吴沃尧等的小说”、“林纾的翻译小说”、“苏曼殊等的小说”、“礼拜六派”和“白话运动”。朱自清把戊戌维新后的文学运动，看做五四新文学的背景。
第二章“经过”是“总论”的重点，不仅介绍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也十分重视文学社团和流派，因而除了未曾详细介绍作家作品，这一章实际上是从文学革命到1930年代初期的新文学发展概述。这一章的十四节分别为：一、《新青年》时期；二、国语运动及其他；三、第一次反响（指《国故》月刊、林纾蔡元培之争、胡先罗家伦之争）；四、五四运动时期；五、文学研究会时期；六、第二次反响——学衡社的复古活动；七、创造社时期；八、语丝社时期；九、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时期；十、新月派；十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十二、大众文艺的讨论；十三、“文艺自由”的论辩；十四、幽默文学。今录其叙文学运动的“《新青年》时期”和介绍社团流派的“文学研究会时期”两节，以观其貌：
一 《新青年》时期
1 胡适
a 《文学改良刍议》
（一）“历史进化的眼光”
（二）“八不主义”
（三）美国影象派[3]（或译形象主义幻象派）的影响
b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一）“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二）“真文学”“假文学”与“活文学”“死文学”
2 陈独秀
a 《文学革命论》中的“三大主义”
b “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
3 周作人
a 《人的文学》
（一）人的界说——从动物进化的
（二）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三）人道主义的文学——正面的，侧面的
（四）普遍与真挚——平民的
（周作人：《平民文学》，1918年12月20日）
（五）感情与理性的调剂
b 欧化的文体——“直译的文体”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
4 《新青年》以外的刊物
a 《每周评论》（1918年）
b《新潮》（同时）
五 文学研究会时期
1宣言与简章
a发起人——十二人
b宗旨——“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
2“基本的态度”——“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校正那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见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现代》第三卷第一期）
3《小说月报》的改革
a注重“迻译西欧名著”
b提倡创作——“创作讨论”
c提倡写实主义
d主张“为人生的艺术”
e介绍被屈辱民族的新兴文学和小民族的文学
4《文学旬刊》（1921年5月创刊）
5“文学研究会丛书”从这两小节可见，介绍的史实比较全面、清晰；为了略为细致地弄清有关历史内容，这些都是应该讲的，都是必要的。《纲要》中有一张表格，列出以下项目：背景、社团、领袖人物、外国影响、思想、语言、型类（指各社团流派所擅长的、成就突出的文体型类）、反响、其他（如文学研究会之儿童文学运动，创造社之标点旧小说运动等）。这张表格说明朱自清认为介绍社团流派和文学运动，以上几个方面是不可缺少的。由于这张表格并非附录，又不像是任何一章的组成部分，而是夹在《纲要》之中的，推测是朱自清自用或发给学生参考的，有了它，叙述历史便能较为周到而少遗漏。大学里开设新文学课程，应讲授多少历史知识为适宜，朱自清这份《纲要》，可供参考。今日某些大部头的新文学史教材，所含历史知识，比朱的《纲要》要少。此外，这“经过”一章还较为集中地表现了朱自清叙述历史的客观态度。虽然某些部分也含作者的评价与态度，这主要指“左联”部分。如评“文艺自由”论辩，作者的主观态度是鲜明的。不过这是个别的例子，大多数只是客观地介绍史实。
“总论”的第三章分量不大却很特别，为“‘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将外国文学对新文学的影响单独列出，既反映了新文学创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很有必要，也反映了朱自清很重视外来影响的研究，重视新文学这一历史特征的探索。这一节共分五个小点。也许是看到庞德等的意象派的文学主张对胡适的影响，和辛克莱的主张对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的影响，故将美国的影响单独列为第一项。其他为“俄国与日本的影响——理论”、“北欧东欧文学的影响”等。在新文学史的编著中，这样突出评介外国文学影响的，朱自清是第一人。
“现在的分野”则是介绍1930年代初期文坛的派别，有“无产阶级文学”、“语丝社及其追随者”、“新月派”、“郁达夫及其追随者”、“民族主义的文艺”。这里的归纳似乎有不准确之处，且内容恐与“经过”一章有重复。这个内容与“外国的影响”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把这两个内容并为一章，则表现《纲要》的体例编排尚未臻圆满。
《纲要》的最重要部分是“各论”，共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文学批评五章。其中诗歌一章介绍最为详尽，从胡适的《尝试集》到臧克家的《烙印》（1933年出版，表明朱自清随时将新出现的优秀作品列入《纲要》），均有评述。这一章实在可以作为一部新诗史的纲要供后人参考。但有的部分未免过简，如散文一章，就连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重要作家的许多精彩作品，也未列入。而将文学批评单独列章介绍，实为创举。
“各论”的显著特色其一是记述历史的范围比较宽广。其内容包括各类文体的创作理论（如诗论、剧论、小说论）、文学批评（如介绍胡先、朱湘先后对胡适《尝试集》的批评）、作家作品、各类文体、文学流派社团、文学运动、翻译等。试以戏剧一章为例，基本上依照时序：第一节叙戏剧改良运动，即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的理论主张，易卜生问题剧的介绍，以及“《娜拉》极笨拙的仿本”《终身大事》等。第二节叙爱美剧运动，有陈大悲等的戏剧主张，介绍他们“从文明戏到爱美的戏剧，从幕表制到正式剧本。不很彻底的社会思想，含有宣传意味的教训”。同时也介绍他们的舞台演出情况，“喧嚣。男女合演”，“官感的刺激，趣味的创造”等。第三节集中介绍田汉、洪深、欧阳予倩，显然把他们视为初期话剧的最重要的作家。其中又着重介绍田汉，叙述他的上海艺术大学、南国社小剧场、南国艺术学院。介绍他的第一期剧作概貌，“感伤与教训。或堕入感伤，或偏于概念”，批评作家“感觉敏锐，情感丰富，但对于人生缺少观察（情胜于理）”。最后又很详细地介绍田汉的戏剧主张，归纳为“戏剧是艺术的一种，是文学的一种，是诗的一种，非诗人莫办”，“戏场为民众而设，是艺术而非纯粹之艺术”等四条。第四节则把郭沫若、丁西林、白薇、徐志摩等放在一起介绍。第五节介绍“国剧运动”（余上沅）。第六节介绍熊佛西。第七节为“近年各地的戏剧运动”，介绍的内容有上海剧艺社、南国社、艺术剧社，广州戏剧传习所，山东实验剧院，北平的戏剧运动等。第九节专论各家剧论，有《宋春航论剧》、周作人的《中国戏剧的三条路》、梁实秋的《戏剧艺术辨正》、杨振声的《新文学之将来》。最后的第十节为“其他”，所含内容有“改译”、“狂言”的介绍与模拟、“花鼓戏”的改写，“木人戏”的提倡。今日，无论是通史型的新文学史或专史型的现代戏剧史，都偏重于作家作品的介绍，涉及戏剧运动的多方面史实，反少于《纲要》。因此，它至今仍不失其参考的价值。
还要提到，“各论”中对各类文体的理论是很注意的，有的介绍得相当详细，如诗歌理论，所述胡适、刘复（半农）、《少年中国·诗学研究号》（含宗白华、康白情）、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郭沫若以及梁实秋、周作人的诗论，都是比较详细的。在文学史中介绍作品时，增述各家的理论主张，对深入地反映文学发展面貌，很有好处。
今录第四章“诗”的“第二节，初期的创作”中的第三小节，以概“各论”之貌：
3 郭沫若《女神》（1921年）
a诗剧
b诗
（一）“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
①“动的世纪”②“反抗”的精神③“绝望与消极”
（二）自然的崇拜
①“泛神论”②“大”的崇拜与“美”的欣赏③太阳与地球、光与夜的赞颂④自我崇拜
（三）古代的憧憬
①《匪徒颂》与“偶象崇拜”（狭义的）②故事的重写
（四）语汇的展扩
①科学名词②地名③西洋历史及神话中的典故④西洋的事物名词⑤外国字
（五）单调的表现
①“单色的想象”②单调的结构
（六）其他的表现
①呼格，叹调，与叹号（如《晨安》）②复杂的句法③旧诗词的影响④象征的，印象的，立体的，表现的⑤长诗与小诗
（七）“自然流泻”与生硬的字句韵脚
附《女神》以后的诗
（一）“歌咏自然的诗”——《星空》（此与《女神》为一类）
（二）“恋歌”——《瓶》
（三）“革命诗”——《前茅》、《恢复》朱自清的《纲要》虽然只是一个纲目性的章节提纲，但从“戊戌政变”一直写到1930年代初期，内容相当完整，所列出的纲目也很细致，是一部颇有见地的、充实的新文学史著作的骨架子。倘能铺衍成书，则比较之前的胡适、陈子展等的著作，更具有完整的新文学史著作的形态，而且其见解较之后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年出版，为第一部新文学史著），显然高出一筹。朱自清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亲自参加新文学的创造与建设，又一直关注新文学的发展，写过许多精辟的评论文章。以他的学识来完成第一部新文学史著作，无疑会使这一学科具有一个较高的起点。然而历史总有许多遗憾之事，他只完成了一个《纲要》，而且尘封数十载，到了1980年代初才得以发表。
朱自清的这个《纲要》对后来的新文学史编纂有着长远的影响，因为它创立了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传统。这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以致用。他开课之时新文学发生不过十二年左右，六年后才有赵家璧那套总结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朱开讲这门课，在当时不妨名为“当前文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在那个时候，对新文学无论说是说非，都不是单纯的学者之见，而是对于当前文学的发展发生作用之举。几十年来新文学研究始终与现实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至今尚不能说是一门纯学术的研究部门，这是它与古代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的区别之一。朱自清开了这样的头。二是树立朴素的学风，承续汉学传统。名为《研究纲要》，实为《新文学史纲要》。其任务首先是整理历史，然后就史论史，就事论事，平实朴素，实证为上，贯彻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若论理论高度，可以答曰：卑之无甚高论。当时尚未有专门的新文学史著，顶多挂在人家的尾巴上说几句，所以先得把新文学历史的大架子搭起来。培良、草川的文体史不能成功，就因太多的主观性，竟连个像样的各体文的历史发展框架也未能建成。人们看到朱自清做的搭架子的工作，承认这是必要的工作，却忽视了这个工作中间所含的方法、学风：重证据，重证明，力求符合客观实际，不重主观的惊人之见。可惜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这样的价值标准，后来不断地受到严重的冲击。好在几十年学科发展过程中，中间经王瑶等人的继承，现在还可说有愿为其后继者，其影响未泯。王瑶是朱自清的学生，在195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只要将王的《史稿》与朱的《纲要》稍加比照，是不难看出前者于后者的师承关系，至少，是明显地受到其影响的。
据193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听过朱自清课的人回忆，朱曾给图书馆开列《纲要》课的必读作品目录。图书馆特将这部分书开架，供选修的学生使用。朱自清授课，往往事先通知后几周的计划，学生要在他讲课之前交上读书心得。朱每授课，总先援引这些作业中的不同观点。他称学生为“先生”，说：“某某先生认为……”，接着宣读该生作业中重要段落，最后才作总结，讲自己对该作品的评价，但亦并未作太多的发挥。[4]这些简单的回忆可以看出朱自清的教学，重在启发式，重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他们思考问题，而不一味地灌输。
另外，《纲要》中未列入朱自清自己的创作。据说当时曾有学生要求讲他的作品，未被采纳。这也可见朱的谦虚谨慎的品德。但如为了反映历史面貌，这种遗漏又无论如何是个缺陷。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选小说时，便选了自己的作品，并在《导言》中很客观地评论了这些作品。这不仅对人们理解鲁迅的创作有重要的价值，而且那客观而恰切的评述，同样表现了鲁迅高尚的品格。
同一时期还有杨振声在燕京大学开现代文学课，具体情况不详[5]。苏雪林也在武汉大学开过此种课程[6]，她的讲稿后经整理在台湾出版。最早在大学讲新文学史的，都是有名的新文学家。那时作家与学者是二而一的，创造新文学的作家们，也为创建新文学史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二 周作人的讲演稿
周作人讲演“中国新文学源流”——循环论的观点
另一位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周作人，于1932年在北平辅仁大学讲演新文学的源流，同年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9月出版），即这次讲演的整理稿。这部著作是“论”，不是“史”，是借“史”谈“论”。全书五讲，虽然第五讲是“文学革命运动”，但也不是用记述历史的写法，而意在证明周氏的见解：五四新文学是明代公安、竟陵派文学的承续，公安、竟陵派是五四新文学的源流。由于那时新文学史著很少，这样一部与新文学史有密切关系的著作，也在这里略作介绍。
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现在已有较多人注意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兴盛后该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新文学与本民族文学传统关系的探究，就显得薄弱了。周作人的见解，对研究这个问题有参考和启发的作用。
周作人把中国文学分为“载道”、“言志”两派。所谓“道”，指的思想，如孔孟之道；所谓“志”，指的感情，“言志”就是抒发性灵。载道和言志作为不同的潮流，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轮流占据主导地位，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作为之前的前后七子复古倾向的反动而出现，是“言志派”取代“载道派”。他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到了清代，他们被乾嘉学者打倒，文学又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载道派”又占了统治地位，以桐城派为其代表。五四新文学反桐城派，反对“文以载道”，又回到公安、竟陵的传统上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第55页）。新文学作品，有许多与公安、竟陵派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的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从此，也更可见出明末和现今两次文学运动的趋向是相同的了”（第52页）。而文学革命最早提出的主张，“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第90页）。区别只在于那时公安派作家没有西方思想，“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第43页）。
像这样从文学风格上寻找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对后来的新文学史研究，是很有启发性的。只是可质疑之处甚多。
周氏称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是言志、载道两股潮流的更迭，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各时代文学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变，是丝毫没有说明的。为什么会有五四新文学的产生，以前一些著作，如陈子展的书，已有相当的解释，周氏却不涉及；似乎只是因为“载道派”已经统治了一段时间，现在该返回“言志派”去了，因此，周氏的理论中又有明显的循环论的嫌疑。新文学与公安、竟陵派比较，他认为“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学哲学各方面的思想，遂使两次运动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则仍无多大差异处”（第100页），可以说不承认历史的进步，甚至还倒退了，因为公安派作家“对于中国文学变迁的看法，较诸现代谈文学的人或者还更要清楚一点”（第43页）。那么提倡白话文呢，总是明人所没有的吧，周作人竟以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第102页），是为了言志，才用白话的，与公安派本系同一纲领，“同是从‘言志’的主张中生出来的必然结果”（第109页）。这样，连提倡明代所没有的白话文，也不是新鲜事了，历史便只在“言志”、“载道”的圈圈里转过来转过去。
再说把整个新文学归之于言志派，以“言志”为新文学的基本观念，也是不科学的。周作人举出了胡适、冰心、徐志摩、俞平伯、废名等例子，不能概括新文学创作的主要面貌。丢了最有代表性的鲁迅、郭沫若等，丢了新文学中风格多样的许多作家、流派，这样得出的结论必有严重的片面性。退一步，即使新文学可归入言志派，其所继承者，也绝不应止于公安、竟陵派。即便周氏自己列出文学史上的各言志派，应该都会对新文学有所影响，因而均应是新文学的历史源流，不可一概弃之不顾。
周著出版方二月，就遭到22岁的清华学生钱锺书的严格批评[7]。钱文发表于4卷4期的《新月》上，指出从基本概念的理解，到历史事实的运用，周著都是混乱的或错误的。因为“载道”、“言志”在传统文学中并非完全对立的，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载道”的文人作起诗来也可能是“言志”的。1935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里，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将“载道”分为“载他人之道”和“载自己之道”，后者与“言志”是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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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瑶：《先驱者的足迹》，《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49页。
[2] 赵园：《整理工作说明》，《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46—47页。
[3] 今通译为意象派。
[4] 这是吴组缃先生的回忆，吴先生另有《敬悼佩弦先生》一文，描述朱自清讲授该课情形。
[5] 萧乾在《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中，曾述：“1930年，我在燕京旁听了杨振声老师的‘现代文学’。”但未有该课程情况的详述。
[6] 苏雪林在台湾出版《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纯文学出版社，1983年），其《自序》中说，她从1932年起，在武汉大学担任新文学课。
[7] 钱锺书的文章题为《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署名中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