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玛丽的道德审视和谏言：《寓言故事》
玛丽的代表作有《法国的玛丽的籁歌》（简称《籁歌》）（Lais of Marie de France）、《圣帕特里克的炼狱之故事》（Espurgatoire Seint Partiz）和《圣奥德丽生平传》（La Vie Seinte Audree）。但值得注意的是，她把中世纪英语版的《伊索寓言》改写为盎格鲁-诺曼语版的《寓言故事》。布莱恩（Virgina Blain）等编写的《女性主义英语文学指南：从中世纪到当前的女性作家》（The Feminist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Women Writers from Middle Ages to Present）界定了玛丽在女性研究和英国研究中的地位，而她的两首寓言诗被收录在《诺顿英国文学选集：中世纪卷》（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Vol.1A Middle Ages, 2000）中。玛丽来自法国，身居英格兰，用盎格鲁-诺曼语写作。目前国外学界对玛丽的研究不仅停留在英语文学之中，法语界对她的研究也是成果倍出。现在，玛丽被看作中世纪英国诗人。她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研究中世纪英国人所讲的法语对英格兰影响方面。[4]
关于玛丽寓言故事的创作，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5]斯皮格尔（Harriet Spiegel）指出，玛丽诗歌选用的形式是当时的八音部双行体，在情感表达和语气展示方面完全不同于《伊索寓言》。它们简短明快、诙谐机智，充满讽刺性的寓意和警句，许多名句都出自动物之口，为这些寓言故事增添了智慧。事实上，玛丽不是简单地把故事堆放在一起，而是把这些故事中世纪化了，对当时的生活，尤其对封建社会结构和正义问题做出了评价。[6]莱西（Norris J.Lacy）指出，寓言传统不是简单地从伊索跳到菲德拉斯再到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玛丽在这个传统的发展和传播中代表着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7]吉尔·曼指出，玛丽是一位自我意识很强的作家，这对动物寓言故事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故事的空间设置从课堂转向宫廷。[8]这可以从《寓言故事》的手抄本中窥见一斑。[9]玛丽不仅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还有很强的性别意识。欣德曼（Sandra Hindman）指出，《寓言故事》的第一则故事是《公鸡与珍珠》，玛丽在表述寓意的时候把目标读者改为“男性与女性”。这种改编说明她不仅希望读者注意到她的女性身份，而且对男性和女性读者都表示欢迎。《寓言故事》的最后一则故事是《女性与母鸡》。故事中的母鸡不断地寻觅食物，对于女主人提供的食物却不屑一顾，而手抄本中女性和她的母鸡的插图表明玛丽主动表露自己的作者身份。[10]显然，从第一个故事中的“公鸡”过渡到最后一个故事中的“母鸡”，这种性别上的转化强化了我们对玛丽意识的理解，即她的目标读者既包括男性，又包括女性。[11]
玛丽的《寓言故事》共包含103则故事，外加40行前言和22行后记。在英法学界，它被翻译为现代英语和现代法语同时出版。[12]研究《寓言故事》有必要说明玛丽作为英格兰诗人在寓言文学传统中保持的创作独特性，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玛丽在《寓言故事》的前言和后记中提到“翻译”（translata/treire）。当代学者据此推断认为玛丽不过是典型的译者而已，即她把中世纪英语版的《伊索寓言》翻译为盎格鲁-诺曼语。[13]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在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文学发展模式之下，中世纪人对“翻译”的定义和当代的定义不同。当代学者用“原创性”的概念来界定玛丽的文学作品，但斯皮格尔指出，后罗马时期，把“原创性”这一标准用在寓言作家的身上并不妥当，因为他们的作品是在改编和改变现有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拉封丹被看作是现代寓言故事之父，自称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故事中翻译和选择了一些故事。[14]事实上，中世纪作家并不关心翻译中的文本忠实问题，原创的作品或原作只是作为其他人改写、说明、续写和扩写的模板。这种做法致使中世纪作家对古典材料进行了不合时宜或落伍的处理，审视地方史、地理或文学传统，文化上出现了不合时宜的表述，或者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出入。[15]布吕克内（Charles Brukner）指出，玛丽忽略了那些影响故事推进的细节，这就是她没有考虑拉丁传统的原因。这说明玛丽的寓言故事远远不是对早期寓言献媚般的模仿。[16]从叙述技巧方面来看，她的寓言故事非常有原创性，作为真正的诗人，她依照直觉进行写作，叙述和寓言故事整体布局以满足结构需要为要，这是拉丁语版的寓言故事所不具备的模式。她知道调整叙述顺序，添加细节，以适应中世纪读者的心理需要，有些故事纯粹是她的个人原创，在尊重寓言传统的基础上，她还再现自己所领略的政治世界和社会空间。[17]玛丽在继承西方寓言故事传统的基础上，在改编和重写的过程中添加了女性诗人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判和倾向性表述。[18]对比《伊索寓言》本身，我们发现，玛丽确实进行了一定的创造性改编。因此，对于她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她的创造性作品的研究，无需考虑是否是在研究拉丁传统的寓言故事。玛丽在《寓言故事》的“后记”中写道：
出于对威廉伯爵的爱戴，[19]
他是这个王国最勇敢之人
我从英语译（treire）为法语，
创作了这卷书。
这本书叫《伊索》（Ysopet）：
他翻译并请人把它
从希腊文译为拉丁版。
阿尔弗雷德大帝[20]喜爱它，
把它译为（古）英语，
我能力所及用法语
把它写成押韵诗（rimee）。（第9-19行）[21]
在这里，玛丽显然是通过类比的方式把她自己和伊索对等起来。虽然她在不断地强调她作为翻译者和作者的身份，但这符合当时的文学背景，即诗人的创作基于前人的成果进行个性化再创造。需要注意的是，玛丽的《寓言故事》在中世纪的接受程度可以从现存的手抄本数量看出。《寓言故事》有23本手抄本，其中4本配有插图。手抄本中的插图形式重新聚焦并形成女性版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 studii）概念：伊索也许起初是寓言故事的作者，但玛丽以一个完全成熟的作家而非翻译者的形象出现。《寓言故事》手抄本中的形象肯定了女性版的“翻译研究”，或作为女性写作的自我意识，或读者是两种性别的观念。在它的文本和配图诗学中，我们不仅看到的是女性化的翻译研究，而且是基督教化的翻译研究。[22]布吕克内指出，玛丽的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上的，即从动物到人、从人到动物的传递，而且她的翻译艺术挖掘出了人性和动物性是在什么时候、如何部分地达成一致。[23]
《寓言故事》中的动物并不具备她的代表作《籁歌》中动物身上的超自然色彩。表面上看，他们被寓言化、工具化和人格化了，用来展示道德伦理观和玛丽的社会批判意识，但深层次地看，她赋予动物和人一样的道德身份。《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De la suriz de vile e de la suriz de bois）、《农夫和蛇》（Del vilein e de la serpent）、《狐狸和狼》（Del gupil e del lu）、《兔子和青蛙》（Des lievres e des reines）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故事都囊括其中。她的寓言故事不仅关注动物群体，也表现出对人性深刻的理解与反思，尤其是对12世纪的英国社会和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玛丽不仅仅是在用动物来探索人性，而且再现动物世界的伦理，消解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差异，其书写是生态系统之间各个物种疆界的打通过程。哈里斯（Julian Harris）指出，玛丽的寓言故事结尾的寓意是她自己的想象。虽然有些寓意明白直接，有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体制，有些说明她怀着不安的心情理解并热爱着自己的同胞。[24]如果说在《籁歌》中权力关系在家庭关系中是以男性控制女性来再现，在《寓言故事》中，这种权力关系主要是在当权派和弱者之间出现。[25]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发生在人类世界，也发生在动物世界，甚至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中。玛丽的寓言不断地警告人们变化带来的危险，因为中世纪人不把流动性看作是获得机会和可能性的运动，而是看作脱离习以为常的已知的社会关系和等级制度的做法。[26]
《寓言故事》的103则故事共涉及各类动物大约有55种之多。统计显示，作为故事主角、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分别是狼（18次），狮子（12次），狐狸（11次），狗（9次），鹰（7次），老鼠、绵羊和猎鹰（分别为5次）。故事角色涉及上帝、人、女神、四足动物、鸟、昆虫等。从故事展开涉及的动物类型和角色来看，她所写的有关动物的故事[27]可以大致分为七大类：第一类故事全部发生在四足动物之间，约有40个故事；第二类故事发生在人与四足动物之间，这样的故事有17个；第三类故事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这样的故事有13个；第四类故事发生在鸟类之间，这种故事有7个；第五类故事发生在四足动物与鸟之间，有5个故事；第六类故事发生在女神与四足动物之间，这种故事有4个；第七类故事发生在昆虫之间或自然景物和四足动物之间，这样的故事分别有3个。
从故事涉及的角色可以看出，玛丽把人类和动物平等地置放在一个文本空间之中，在角色分工上进行平等处理。他们身上都承载了玛丽企图表达的道德寓意和文化含义。从深层次上看，玛丽显然是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探寻社会伦理关系，打破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界限，以宇宙整体观来看待所有生物，把社会价值赋予在不同的生命主体之上。这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绵羊，或是蚂蚁。对她而言，他们都具备道德身份。玛丽关注动物，关注生态系统社区、动物群体和自然物种等，在他们之中形成了脱离主观价值的统一性和客观价值。这正是环境伦理学一直呼吁的价值观。德里达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动物能承受痛苦吗？”他指出，没有人能够否认人类目击了有些动物的痛苦、恐惧。[28]动物具有知觉，这恐怕是像玛丽这样的寓言家能够让动物张口讲述故事，或者动物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角色的起点。
在《寓言故事》的第一类故事中，故事的角色都是四足动物。确切地说，这些动物之间的关系展示的是生态圈中“捕食者-猎物”的角色，在生物链中分别处于主动位置和被动位置。从故事的标题中可以看出，玛丽显然受到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涉及的每一种动物几乎都有其对立面，是“主角（protagonist）”-“反派角色（antagonist）”之间的对立。即使是几种动物同时出现，但最终还是一方代表正义和善，一方代表邪恶和不公。这种对不同动物的界定说明人们对文学动物和真实动物的看法不同。哈都（Jawaharlal Handoo）指出，民歌中的动物想象恰恰和现实生活中的动物相反。在现实世界中，体型小/弱的动物被认为是愚笨的，是失败的象征，体型大/强壮的动物是智慧的象征，意味着成功。但是，在民歌中，体型小/弱的动物意味着智慧，是成功的象征，体型大/强壮的动物没有智慧，是失败的象征。[29]动物故事没有神话故事的神秘气氛，这些动物和鸟类是按照不同的等级和类别安排的，只有在人类现实世界中才会有，这就是典型的象征主义。[30]在《寓言故事》中，从出现频率最高的几种动物中显现的对立角色或搭档中可以看出这种叙事中出现的“伙伴/搭档”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