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子善

本卷是《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第三卷，也即最后一卷，时限为1937至1949年，以往文学史教科书习惯地称之为“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这“第三个十年”其实是13年。这13年又分为前后两期，即抗日战争八年和国共内战五年。也因此，现代文学的进程在这13年中体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特征。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国共合作，全面抗战，中国的文学版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形成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三大板块。三大板块的文学态势各有特点，又互有关联（一些作家也往返于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而且三大板块也并非一成不变。除此之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香港，虽然仍是英国殖民地，但戴望舒、叶灵凤、萧红、端木蕻良等以及先前已在香港的许地山等组成的内地南下作家群，创作出《呼兰河传》、《铁鱼底腮》等佳作。香港沦陷后，香港文学就呈现出另一种面貌了。

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后迁往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抗战八年中团结国统区各方作家的重要文艺团体。“文协”容纳了左倾、右倾和无党派作家，先锋和通俗作家，文坛元老和文学新秀。担任该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的老舍折冲尊俎，不负众望；该会主办的《抗战文艺》也成为抗战八年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

当时以重庆为中心，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贵阳、永安等地和“孤岛”上海的抗日文艺运动蓬蓬勃勃地展开。《文艺阵地》、《七月》、《希望》等文学刊物相继创刊，配合抗日宣传的各类集体创作相继问世，“与抗战无关”论、民族形式问题、关于战国策派、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的论争也相继展开。就作品而言，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吴组缃的《鸭嘴涝》（后改名《山洪》）、沙汀的《淘金记》、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憩园》、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张恨水的《夜深沉》、徐的《风萧萧》、沈从文的《长河》、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蜕变》和《北京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冰心的《关于女人》、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艾青的《北方》、冯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慰劳信集》等等，都诞生在这一时期，充分显示了国统区文学创作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些作品的美学理想和文学追求并不相同，但都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乃至经典。

延安解放区文学则呈现另一种面貌。抗战爆发后，许多追求进步的中青年文化人接连不断奔赴延安。这一时期，延安的文学活动丰富多样，文艺论争也尖锐激烈。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示了新形势下中共文艺政策的确立，成为划分时代的重要标志。解放区产生了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何其芳的《夜歌》等重要作品，特别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一系列中短篇作品，成功地开创了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新的小说体式，也显示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融合，代表了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沦陷区文学则以上海和北平为中心，还包括东北沦陷区文学。仍在北平的周作人一方面与当局“合作”，另一方面仍在思考中国文化的诸多问题，出版有《秉烛谈》、《药堂杂文》等众多散文集。俞平伯、常风、袁犀、梅娘、吴兴华等新老作家坚持写作，以文史随笔为特色的《艺文杂志》等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上海沦陷后，“孤岛”时期有很大影响的《鲁迅风》杂文作家群分道扬镳，但《万象》等杂志的创刊，又标志着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合流的新趋向。《杂志》等刊则代表了上海沦陷区文学的最高水平。姚克的《清宫怨》、杨绛的《称心如意》、苏青的《结婚十年》、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等各具特色，张爱玲以《传奇》为代表的小说创作和以《流言》为代表的散文创作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沦陷区文学“最美的收获”，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文学版图随着沦陷区的收复又回复到两大板块，即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随着内地大部分作家回到上海、北平，《文艺复兴》、《文学杂志》、《诗创造》等大型文学杂志出版或复刊，《大公报·文艺》津、沪版恢复、《益世报·文学周刊》等创刊，文学创作取得了新的繁荣。钱锺书的《围城》、师陀的《果园城记》、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黄谷柳的《虾球传》、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辛笛的《手掌集》、穆旦的《穆旦诗集》、夏衍的《芳草天涯》、陈白尘的《升官图》等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作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

与此同时，解放区文学也日益壮大。丁玲的《桑干河上》（后改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问世。为了统一思想和步调，由主要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评论家，和创刊于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共同发动了对胡风一派及包括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民主自由主义分子”在内的所谓国统区各种错误创作倾向的批判。

具体到1940年代的文学宣传，由于战乱，作家生活清苦，出版社勉强维持，文学出版时常处于动荡的状态，这一时期的文学广告就数量和质量而言，逊于1930年代，大都比较简短，特别是抗战八年期间更是如此。解放区则主要是以文坛消息、文艺报道之类的形式出现。抗战胜利后，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新成立的星群出版社等，以及在香港出版的多种新文学丛书，重新注重文学宣传，文学广告又颇具规模，叶圣陶、巴金等名家也都继续亲自撰写文学广告。

从上述粗略的梳理，应能清楚地看到1940年代的文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文学创作进一步走向成熟。抗日救亡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许多作家在投身于时代洪流的同时，也坚持自己的文学追求，无论国统区、解放区还是沦陷区，都诞生了在现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极有分量的代表性作品。

二、文学进一步多样化。在先锋文学和大众文学各自发展的基础上，还出现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合流的新倾向，不但文学刊物兼容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品，还产生了张爱玲、赵树理等创作实绩出类拔萃的代表作家。

三、文学社团、流派的创作意识和实践的进一步加强。七月派、先在昆明后在上海的现代诗派（九叶诗派），乃至小小的“张派”的形成，京派的一度重振，都是证明。

四、文学“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在国民党崩溃、政权更替的过程中，中共强化文学“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对文学界不同文艺思想和创作流派的批判接连不断，直至1949年7月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初步完成。

本卷由主编钱理群和袁盛勇、姚丹、吴敏、彭林祥、王宇平、王贺等以及我自己撰稿，钱理群、袁盛勇两位出力尤多，我的博士生张德强也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谨此向各位深深致谢。我忝为分卷主编，却忙于《现代中文学刊》的编辑工作和杂务，未能恪尽其职，这又是要向主编、各位作者和广大读者致歉的。本卷疏漏不当之处一定甚多，恳盼读者不吝指教。

2013年4月15日于海上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