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我不禁惋惜和遗憾：我才刚刚来到非洲，他怎么能这样快就走了呢！3秒钟之后，我反应过来，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做报道的。我赶紧告诉后方编辑：“曼德拉去世了！”得到回复：“7点直连！头条！”
一 亲历曼德拉葬礼
2013年12月5日是我抵达津巴布韦的第25天，一切都如往常般平静。晚上11点多，我照例回到卧室，打开电视机，调到BBC电视台，打算看一会儿新闻，心里还盘算着明天约朋友去看一场关于曼德拉的电影。
以南非国父曼德拉同名自传改编的电影《曼德拉：漫漫自由路》11月底已经在津巴布韦各大电影院上映了。在离曼德拉这么近的地方看以他为原型的电影，该是多么亲切！
曼德拉是我的偶像。来非洲驻站前，在“曼德拉国际日”的那天，我曾特意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向这位95岁的老人致敬。而之所以能鼓起勇气来非洲驻站，曼德拉的魅力和感召也是重要的因素。
正看着BBC新闻，节目突然中断了，开始插播突发新闻。我正诧异间，只见南非总统祖马身着黑色西装赫然出现在屏幕上，面色沉重。我心中一紧，不会是曼德拉出事了吧？20多年的牢狱生活让他的肺部成为其“阿喀琉斯之踵”，近年来，曼德拉数次因肺部感染入院接受治疗，几度传出病危的消息。
果不其然，最让人揪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祖玛用低沉凝重的嗓音说道：“亲爱的南非民众，我们敬爱的纳尔逊·曼德拉、我们民主国家的首位总统已经离我们而去。5日晚8点30分左右，他安详去世，享年95岁。我们的国家失去了最伟大的儿子。”祖马随即下令南非全国降半旗致哀，并宣布为曼德拉举行为期10天的国葬。
菜鸟记者的成长
得知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我不禁惋惜和遗憾：我才刚刚来到非洲，他怎么能这样快就走了呢！3秒钟之后，我反应过来，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道。我赶紧告诉后方编辑：“曼德拉去世了！”得到回复：“7点直连！头条！”
我看了一下时间，当时是津巴布韦时间12月5日2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月6日早上6点，只剩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我披上衣服，急忙从楼上飞奔到楼下办公室的电脑前。自从来到津巴布韦，我几乎被当地慢节奏的生活同化，反应速度很久没有这么快了。
可是，当我打开电脑，却傻眼了：网络瘫痪，一个网页都打不开。我急得快哭了。万幸的是，微信还能用。我赶紧联系国内的朋友，请朋友通过微信发来关于曼德拉的最新消息，又调出几天前做过的曼德拉的报道和曼德拉生日时做的纪录片文案，当作连线的背景资料。
就这样，我用了50分钟写好稿子，报道了曼德拉去世的最新消息、南非国葬的安排以及曼德拉的主要事迹，又在播出前迅速地演练了两遍。要知道，我此前一直在国内做编辑，从未经过做记者的训练。如今刚做记者就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北京时间7点，电话铃准时响起。我稳了稳心神，用深情又沉痛的语气回答了主持人所有的问题。此时的新闻电话连线对我来说是一种倾诉，让我把对曼德拉的敬仰以及对他离世的惋惜之情都通过这个连线倾吐出来。与主持人的电话连线结束后，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花了很长时间来平复激动的心情。
平静下来，我开始思索去南非报道葬礼的事情。在到津巴布韦之前，我从未出过国，也没有办过任何出国的手续，津巴布韦的居住许可证还是站长带着我一起办理的。如今站长正在南非出差，所有的事情都得我一个人来处理，这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菜鸟来说真是莫大的挑战。但是，可以想象曼德拉的葬礼会有多么隆重，这可能是我任期内最大的新闻了，我一定要去现场，无论多难也要去。
打定主意，我立即着手申请南非的签证。南非的签证是所有南部非洲国家中最难办理的，我发信息向远在南非的站长求助。站长建议我除了常规的申请材料外，请中国使馆开一封给南非使馆的照会信，再给南非使馆写一封言辞恳切的申请信，他认为这些有助于拿到南非的签证。
时间不等人，我按照站长的指点，连夜准备申请南非签证的材料。申请签证还需要我3个月的当地银行存款或者价值200美元的旅行支票。我刚来津巴布韦半个多月，只能选择后者。办理旅行支票要先在当地的南非银行开户，我又开始准备银行开户的材料，全部材料准备齐全，天已大亮。
我在床上躺了1个小时，根本睡不着。7点一到，我一翻身爬了起来，先给使馆打了电话，请他们出具照会信。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是热心肠，一口答应。
我喝了碗牛奶、咬了口面包，又匆匆往银行赶。
12月正值津巴布韦的雨季，一夜小雨，出门时雨依旧未停。我着急赶路，顾不上打伞，来往车辆溅起的水花很快就将裤子打湿。
在申请旅行支票时，我又遇到了问题。南非使馆指定的南非标准银行嫌我的材料不完整，不愿给我开户，而我在短时间内又实在无法凑齐所有的资料。我再三请求，说明要去南非参加曼德拉的葬礼。也许对方是被这个理由打动，终于同意在不开户的情况下卖给我旅行签证，但要收取25美元手续费。紧急关头，25美元也算不得什么了。
这时，我又接到台里的电话，要求给晚间节目做一个新闻电话连线。非洲人的办事效率很低，我没有时间在银行等待，只好先跑回站里，查资料做完连线，然后又打车到银行取支票、去中国使馆取照会信。当我到达南非使馆的时候，已是中午11点10分。
南非使馆平日里拥挤的大厅这时却空空荡荡，我隐约觉得不妙，急忙冲到窗口，把所有的材料递给签证官，说要申请南非签证。
签证官看都没看我的材料，就不太耐烦地说：“我们已经下班了，你知道吗？”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
签证官耐着性子给我解释：“我们周五只工作到上午11点，下午休息，周末不工作。你下周再来吧。”
下周？现在申请签证就已经晚了，下周可能就赶不上葬礼了。我心中焦急，赶紧把中国使馆的照会信从资料中拿出来给她看，恳切地说道：“这是中国使馆给南非内政部的照会信，我要代表中国媒体去南非报道曼德拉的葬礼，请让我今天就递交材料吧！”
签证官认真地看了照会信，沉思了一下，说：“我要和领导商量，你等一会儿。”
十分钟之后，一个胖胖的女人走出来，笑眯眯地问：“你为什么要去南非？”
我说：“我是中国驻南部非洲的记者，要去南非报道曼德拉的葬礼，曼德拉既是南非人民的国父，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的听众非常想听到关于他的报道。”
不知是使馆的信起了作用，还是我的真诚打动了这位女领导，她热情地说：“欢迎你来，我们会给你办理半年的签证，你等一下就好。”
我不由得喜出望外！原想周一能把签证拿下来就不错了，没想到能立等即取。按照惯例，办理南非签证需要10个工作日，而且通常只办理3个月以内的单次入境签证，而我拿到了半年的多次往返签证，真是托了曼德拉的福。
12月7日一大早，我拖着从国内带过来的巨大的行李箱，打车去哈拉雷国际机场。
由于对机场的标识不熟，排队换登机牌时，我不慎排错了队。等我转到了南非航空的通道处，却发现那里一个乘客都没有了。
我焦急地问空乘：“我是不是来晚了？”
空乘严肃地对我说：“是晚了，你改签吗？”
我急忙说：“改签！改最近一班航空。”
空乘见我那么着急，笑着说：“开玩笑呢！还不晚，赶紧去吧。”
就这样，我一路磕磕绊绊地踏上了报道曼德拉葬礼的行程。而接下来的挑战会更大：我们能否参加曼德拉的葬礼，过去以后应该和谁联系，应该怎么做报道，一切都是未知数。
载歌载舞纪念亡灵
南非航空的登机口放着一叠南非的报纸。我拿了一份南非的《明星报》，上面好几版都是曼德拉去世的消息，内容有曼德拉的事迹、世界各国领导人向南非发来唁电、南非政府对曼德拉葬礼的筹备，等等。从报纸上看，曼德拉的国葬声势浩大，不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表示要参加葬礼。
飞机抵达约翰内斯堡坦博国际机场后，我打车前往旅馆与站长会合，然后一同前往曼德拉位于桑顿的家采访。
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有两个家：一个位于索韦托的黑人贫民区，另一个位于金融中心桑顿。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待在桑顿的家中。12月5日晚，他就是在位于桑顿的家中去世的。
曼德拉门前载歌载舞的民众
离曼德拉的家一公里处，警察拉上了警戒线，不允许车辆进入。我们停好车，拿上采访设备，步行前往曼德拉故居。街道两边，到处是新闻转播车和做现场直播的各国记者。还有越来越多的同行正在赶来的路上。从曼德拉病危开始，世界主要媒体的记者就日夜蹲守在他入住的医院外，随时对他的病情进行直播。
我们越往前走，人越多，到达曼德拉家门口时，道路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
在我的印象中，哀悼逝者应该是一件肃穆、悲伤的事情，但当我接近曼德拉家门的时候，却被眼前热闹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各种肤色的人们正在曼德拉家门前载歌载舞，有的身穿印有曼德拉头像的衣服，有的身披印有曼德拉头像的旗帜，还有的举着他的照片和画像。人们高声呼喊着曼德拉的名字，唱着颂歌，往往一人起个头，就会有一群人唱和，主唱、伴唱、合唱分工明确，层层推进，就像排练过似的。
曼德拉家门前的花束堆成了小山
寄托哀思的蜡烛
人群中，领唱的邦格祖女士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一边投入地高歌，一边挥舞着手臂，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的气氛不断推向高潮。在她唱完一曲后，我挤到她身边，询问她歌曲的含义。
她热情地说：“你说刚才那首吗？那是一首革命歌曲，歌词的大意是我的母亲是一位厨娘，我的父亲是一位花匠，所以我是一个无产者。”
她主动和我讲起了她的童年：“我小的时候，黑人是白人的奴隶，我的父母劳苦工作，却无力给我们更好的生活。我的父亲就是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第一位被绞死的黑人。曼德拉推翻了这种不平等的种族制度，他的坚强意志为我们赢得了独立。”
我还是不太懂，问道：“可是，曼德拉去世不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吗？你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唱歌跳舞？”
她解释道：“在非洲文化中，当我们遇到悲伤或者喜悦的事情时，都会歌唱，这是一种释放。曼德拉一生都在为我们穷人努力工作，所以我们要用歌声来纪念他。”
“那你们排练过吗？为什么唱得这么整齐？”我追问道。
她笑了：“我们不用排练。这些革命歌曲和歌颂曼德拉的歌曲，每个黑人都会唱。”
邦格祖女士转身又带领身边的人唱起歌来。我接着在附近寻找不同肤色的人进行采访。
将印有曼德拉头像的旗帜披在身上的黑人小伙子汉斯对我说：“我深爱曼德拉，曼德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如今这个理想已经实现。黑人、白人，无论是什么肤色的人，都团结在了一起。”
一位印度裔的老者达格伍德说：“在我心中，曼德拉是第二个圣雄甘地。他促进南非以和平方式制定了新宪法，而没有鼓动人们拿起武器，相互杀戮。他与政敌实现了和解，鼓励人们忘掉过去的仇恨，和睦相处。”
我一边采访，一边挤过人群，来到曼德拉的家门前。这是一幢普通的二层小楼，平日里和南非大部分中产阶级的房子并无两样，而如今它已经成为人们寄托哀思的场所：鲜花在空地上堆积成了小山，烛泪在台阶上流淌成河，人们给曼德拉写的信、画的画更是将院墙外的栅栏遮得密不透风。
两个白人小孩子在父亲的指导下，为曼德拉点燃蜡烛，敬献鲜花，态度毕恭毕敬。这位父亲对我说：“我带孩子来这里，是希望孩子长大后能明白，今天的自由来之不易，要有感恩之心。我告诉孩子，要继承曼德拉留下的精神财富，学会关爱别人、谅解别人、尊重别人，无论他人是何种肤色，都应如此对待。”
曼德拉的一生可谓传奇，他的前半生一直在为推翻不平等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不懈斗争，他虽然为推翻白人统治而战，但也并不愿建立一个黑人统治白人的世界，他追求的是一个“崇尚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谐相处，都拥有平等的机会”。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理想中的自由国度，他被白人统治者关押在监狱中长达27年，受尽折磨，但决不妥协。当他被无罪释放，成为令无数人仰慕的英雄后，又将个人的恩怨抛之脑后，在白人极右翼势力、黑人激进组织、黑人右翼组织之间斡旋，为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耗尽心血。当他被南非选民选举为第一任黑人总统之后，他又成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推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和解与宽恕，求得了国家内部最大程度的和平与稳定。而当他刚刚做满一任总统，扭转了南非经济长达十年的负增长，实现年均3％的经济增长后，他又在威望如日中天时选择了急流勇退，将国家交给他认为更有能力的人治理。
从斗争到和解再到腾飞，这个国家每走一步，都无比艰难，但曼德拉硬是靠他不懈地斗争、宽博的胸怀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南非奇迹。曼德拉为南非人民做的一切，他的人民从未忘记。在接下去报道葬礼的日子里，我一次次被民众的热情所感动，一次次随着他们的悲伤而悲伤，每跟随曼德拉的灵柩走过一个城市，我都能感受到人们对他发自内心的爱戴。所谓世纪伟人，曼德拉当之无愧。
后曼德拉时代，南非站在十字路口
12月9日一大早，我和站长驱车去媒体中心注册，只有注册了记者证，才能参加之后一系列的曼德拉葬礼的官方报道活动。
8点30分左右，我们抵达了位于国家银行体育馆旁边的注册中心。虽然还没开门，但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已经排起了一百多米的长队。如今，像曼德拉这样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政治家屈指可数，稍有实力的媒体都会派记者来报道他的葬礼。
记者们三五成群地边排队边聊天，因担心政府对记者人数有限制，积极打听各种小道消息。一位记者说，网上注册过的记者会优先得到记者证，其他人慌得赶紧上网注册。
正在焦虑等待时，我突然发现队伍最前端有中国记者的身影，急忙凑过去寒暄一番。攀谈之下，得知他们是《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驻非洲的记者和当地华文媒体《非洲时报》的记者。在国外看到中国记者分外亲切，套了一会儿近乎之后，我厚着脸皮说：“我就跟着你们混了”，然后把站长也拉了过来。平日里我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地排队，但这次为了确保能够拿到记者证，也只好做点不太符合规矩的事情。
9点整，注册中心的大门打开，没想到注册过程却出奇的顺利。数十位训练有素的媒体管理人员在注册大厅里协助记者办理。半小时后，每个人都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印着大头照的记者证。把记者证挂上脖子的那一刻，我踏实了不少。
一早搞定了注册，上午空余出大把的时间。站长和我决定去曼德拉在索韦托的故居看一看。
索韦托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24公里处，是种族隔离政策形成的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区，也是南非最大的贫民窟。1994年以后，随着黑人地位的提升，很多房子重新修葺，形成一个个独立屋。曼德拉故居一带由于成了景点，更是整修得非常漂亮。
1941年，23岁的曼德拉为了躲避一场由摄政王为他包办的婚姻，逃婚来到了约翰内斯堡，白天在煤矿打工，晚上住在索韦托的贫民窟。那次出走使他的生活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他原本出生在南非科萨族一个部落酋长家庭，从小受到摄政王的照顾，生活环境优渥，迟早会接任酋长。但来到约翰内斯堡后，他从昔日的贵族沦落为最底层的工人，居住在划给黑人的隔离区，每天都面对黑人被奴役和欺压的残酷现实。就是在索韦托，他越来越深地体会到黑人因为种族隔离制度遭受到的苦难，从此走上了反抗种族不平等的道路。
1985年，曼德拉在索韦托的家被大火烧毁，现在的家是按照原样重建的，后又被改为博物馆。根据复原的博物馆来看，他的家仅有五六十平方米，包括两室一厅和一个小卫生间，陈设简单，狭小逼仄。在入狱前的近20年，曼德拉就是在这里和战友们一次次挑灯商讨抵抗计划；一次次从这里趁着夜色出走，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又一次次被警察带走、关进监狱，只留下妻子温妮和幼小的儿女，为他担惊受怕。
1990年，曼德拉出狱后，曾回到阔别27年的家中短暂居住，和从小缺少父亲陪伴的子女、从未谋面的孙子孙女享受天伦之乐。他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一切，唯独亏欠家人。
曼德拉去世的消息传出后，索韦托故居前的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和他位于桑顿的家相比，前来这里悼念的多是黑人。人们手捧鲜花、遗像，载歌载舞，小商小贩趁机兜售印有曼德拉头像的纪念品。由于参观和悼念的人太多，记者们甚至爬到墙头或屋顶，拍摄全景。
我们刚到不久，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的老兵们声势浩大地涌到曼德拉家门前，摩托车队将引擎开得震耳欲聋，退伍军人登上临时搭建的台子演讲，一边悼念曼德拉，一边宣传非国大。说到兴奋处，台上和台下的老兵们开始手舞足蹈。
当年，曼德拉加入非国大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光环此后也一直照耀着非国大，成为非国大团结民众的一面旗帜。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低迷使得南非的失业率高企、贫富差距增大、治安问题严峻，加之非国大内部不断爆出贪污腐败问题，人们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2014年4月，南非举行第五次议会和总统选举，非国大的执政地位受到白人政党民主联盟、黑人激进政党经济自由斗士等反对党的严峻挑战。他们此时在曼德拉的家门前大搞纪念活动，正是希望借悼念曼德拉的机会，为选举造势。
有趣的是，就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又看到南非反对党经济自由斗士的党员们穿着整齐的红色T恤衫向曼德拉的家游行而来。看来谁都不愿意错过通过曼德拉来提升自己支持率的机会。
从索韦托回来，我们又去了曼德拉基金会。站长之前和基金会下属的曼德拉纪念中心文献档案部主任哈里斯约好，要对他进行专访。
曼德拉在基金会的办公室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参观曼德拉基金会
1999年，曼德拉卸任南非总统后，亲手创立了曼德拉基金会，从事防控艾滋病和捐建学校等慈善工作。基金会下成立了曼德拉纪念中心，宣传曼德拉的生平事迹。我们刚到不久，就遇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南非的大主教图图前来参观曼德拉的生平事迹展。
哈里斯回忆说，关于纪念中心，曼德拉曾叮嘱他们三件事：第一，不要把纪念中心办成纪念堂；第二，这里不应仅回忆他本人的事迹，还要纪念与他并肩奋斗的同事们以及南非人民所做的贡献；第三，不必一味褒奖他，要允许批评的声音存在。
哈里斯遵从了曼德拉的意愿，在曼德拉纪念中心出版的《与自己对话》一书中特意收藏了曼德拉的日记、笔记和他的自省文字。在这些曼德拉亲笔写下的资料中，他不再是公众面前光芒四射的圣人，也有缺点，也会恐惧和疑虑，也会有急躁和失误的时候。
事实上，曼德拉在当选南非总统之后，接手的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压迫了黑人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一朝被推翻，人们迫切渴望变革。新政府立即启动了《经济重建与发展纲领》。
但那时，南非经济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萧条期，殖民政府早就将预算赤字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6％，而外汇储备甚至不足以支付三个星期的进口额度。接手的新政府内债数额惊人，能用于改善民生的资金少得可怜，《经济重建与发展纲领》的改革计划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即便如此，由于新政府在短期内实现了政治平等、民族和解、社会稳定，南非经济扭转了殖民政府统治时期长达十年的负增长。但是，2008年之后南非的经济衰退导致长久以来的社会矛盾再次加剧，人们的不满情绪正在增加。
哈里斯说：“如今，失去曼德拉的南非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未来十年，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像曼德拉1994年任总统时说的那样：‘此时的我就像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终点，但事实上，这只是更长、更复杂的旅程迈出的第一步。’曼德拉给了我们一个好的开始，如果我们以他为荣，就应该继续努力，继续奋斗。”
见证世纪葬礼
12月10日，我们此次采访的重头戏终于来了，规模空前的曼德拉国家追悼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体育场举行。
清晨5点，我们抵达体育场的时候，体育场外已聚集了大批等待入场的民众，人影密密麻麻看不到尽头。细雨纷纷，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却丝毫不能阻挡人们来悼念国父的热情。身边的一位黑人大妈对我说，为了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她凌晨就从家出发了。
随着天光渐渐亮起，我逐渐看清楚了眼前这个非洲大陆最大的足球城体育场。它的外观看起来有些像鸟巢，外墙涂成了红、白、灰、褐等多种颜色的小方块，象征着南非的多元文化。
南非选择足球城体育场作为追悼会的场所是有讲究的，它曾经见证了曼德拉人生的很多精彩瞬间。1990年2月12日，曼德拉结束27年牢狱生涯后的第二天，便在这里向数万民众发表演说。2010年7月11日的夜晚，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年迈的曼德拉携妻子现身体育场，全场欢声雷动，那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
大约等待了1个小时，媒体通道开始放行。我们穿过一个长长的密闭的通道，人和机器要分别经过严格和烦琐的安检，照相机被要求打开试拍两张，以验证里面没有藏其他机关。要知道，曼德拉的追悼会被称作全球历史上最隆重的追悼会，全世界91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听闻曼德拉去世，都放下手头的政务赶来南非。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南非几乎出动了所有的警力。
根据南非官网的报道，参加追悼会的重量级人物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英国王子威廉和查尔斯、法国总统奥朗德、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加拿大总理哈珀、德国总统高克、意大利总理莱塔、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巴西总统罗塞夫、印度总统穆克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等。此外，来与曼德拉道别的还有美国总统卡特、布什和克林顿，英国首相梅杰、布莱尔和布朗等前政要。
我顺着媒体通道走到体育场中的媒体区，眼前豁然开朗。体育场中央是绿草茵茵的场地，四周环绕着橘红色的座椅，整个体育场可以容纳10万名民众。
媒体区位于贵宾区的下方，对面的大屏幕上出现曼德拉的头像。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民众在警方的指导下鱼贯而入，很多人不忘带上曼德拉的照片和画像、南非国旗、非国大的党旗。
随着入场的民众越来越多，场上逐渐热闹起来。不知是谁唱起了曼德拉的赞歌，全场的观众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边唱一边在座位旁跳起整齐的舞蹈，歌声一浪高过一浪，甚至还有人吹起了南非世界杯上风靡一时的呜呜祖拉助兴。我置身其中，感受南非民众澎湃的热情，也不由激动起来。
一位跳舞的白人小伙告诉我：“我从德国来到南非做义工。因为钦佩曼德拉，所以特意来参加追悼会。看到大家都跳得那么投入，也忍不住加入进来。”
各种肤色的人们在追悼会上跳起整齐的舞蹈
当时针指向中午12点，追悼会正式开始。喧闹的人群安静下来，全球政要们一个个走到体育场中间的主席台上，献上对曼德拉的致辞。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第一个致辞：“南非失去了一位英雄和国父。曼德拉是我们这个时代卓越的领袖，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言传身教，为推进自由、平等、民主和正义事业，他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
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称赞曼德拉为增进中南两国友谊做出了卓越贡献：“曼德拉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作为中南关系的奠基人，他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推动中南、中非合作，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中南友好、中非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而深感悲痛。”
曼德拉生前致力于南非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和解，而他的追悼会则再次成为昔日宿敌改善关系的契机。出于交通原因，奥巴马较原定时间迟到一小时抵达会场，但他到场后，随即与古巴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握手，后者报以微笑。这一举动令不少人出乎意料。
奥巴马在演讲中将曼德拉比作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一样的领袖：“曼德拉就像甘地，领导了一场刚开始看起来希望渺茫的运动。曼德拉就像马丁·路德·金，向种族压迫发出有力的反对之声，为种族平等提供道德的支持。在他生命的长河中，他通过斗争与智慧、坚持与信念赢得了历史地位。他告诉我们，奇迹不仅存在于沾满尘土的历史书页当中，也存在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
在诸多领导人致辞完毕之后，南非总统祖马最后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说：“我们纪念曼德拉，是因为他为我们建立梦想中的南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是一个团结、不分种族、无性别歧视、民主和繁荣的南非。我们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贫穷、饥饿、无家可归和不平等现象存在的国家。”
与这么多大牌政要声情并茂的演讲相比，更让我感动的是站在雨中的民众。追悼会开了四个多小时，绵绵的雨下了四个多小时。体育馆的顶棚仅能遮住部分座位，大多数民众没有带伞，也未穿雨衣，就在雨中站了四个多小时，任凭雨水浇透身体。一些民众把唯一的雨伞打在了曼德拉的巨型照片上，他们宁愿雨水淋透自己，也不愿打湿国父的遗像。
我一次次打着伞冲到体育场中央，给人群拍照。他们在雨中冲我微笑，摆出胜利的造型。南非人民的热情岂是雨水就能浇灭的呢？
我见到了曼德拉的遗容
12月11日至13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遗体被送往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联邦大厦陈列，供曼德拉的家人、各国贵宾和民众吊唁三天。我们追随曼德拉的灵柩，从约翰内斯堡来到了比勒陀利亚。对于我来说，这是唯一可以亲眼见到曼德拉的机会。
比勒陀利亚联邦大厦
12月11日早上7时，灵车载着曼德拉的灵柩，从军事医院出发前往总统府联邦大厦。曼德拉的灵柩上覆盖着国旗，16辆摩托车在两旁护送。灵车途经中央监狱和最高法院，这些是在种族隔离时期曼德拉被关押和审判的地方。
在长长的街道两旁，早早就等候着数千民众。灵车到来时，街道两旁的民众呼喊着他的名字，挥舞着旗帜为他送行。人们一改往日热烈奔放的劲头，空气中凝聚着悲伤的情绪。
灵车抵达联邦大厦后，人们将他的灵柩缓缓抬上联邦大厦的阶梯，陈列在联邦大厦顶部一个圆形的平台上。曼德拉的遗孀格拉萨将双手放在棺椁上，向她深爱的人做最后的告别。
联邦大厦是南非政府和总统府的所在地，它坐落在比勒陀利亚城内海拔最高的一座小山上，可以俯瞰整座城市。这座建筑由花岗石砌成，呈圆弧形展开，东西两翼和两座塔楼象征着南非的英国人和布尔人，而中间的法院则象征着南非联邦。它的底座设计采用的是英国新古典主义演化而来的爱德华风格，而顶部设计则借用了荷兰建筑的风格。
1910年，南非的布尔人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将布尔人统治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殖民地与英国人统治的开普和纳塔尔殖民地合为一体，命名为英属南非联邦。从那时起，统一的南非殖民政府形成，英国人与布尔人分享权力的格局也成为殖民者口中津津乐道的民主制度。
然而，那次所谓的民主与南非的4000万非洲人毫无关系。直到1994年，南非第一次举行不分种族的民主选举，曼德拉成为第一任黑人总统之后，南非所有的人民才终于享受到了平等的权利，联邦大厦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12月11日上午是曼德拉家人、各国贵宾和南非政要对曼德拉的吊唁时间，但民众还是一早就在联邦大厦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其中不乏坐着轮椅的老人。那些愿意排一天甚至三天的队来瞻仰曼德拉遗体的人，曼德拉对于他们的意义不同寻常，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亲眼见过曼德拉，受过他的影响和恩泽。
在人群中，我见到了家住南非北部林波波省的普林斯，他凌晨四点就赶来排队。他向我回忆起在大学读书时与曼德拉交谈的情景。他说：“那是在1994年，我与曼德拉握手，并问他，‘人们大学毕业后，能获得什么改变吗？’曼德拉回答道：‘教育会改变命运，我希望你们都去学校上学，努力读书，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用和平的方式治理国家。’直到现在，我对他的这番话记忆犹新，感觉他就站在我对面，在和我讲话。”
中午12点，烈日高照，酷暑难当，这时，瞻仰的队伍已经从联邦大厦前排到了几个街区之外。在通往联邦大厦的小山坡上，人们手拉着手，一起爬过最陡的地段。
身穿白袍的南非阿拉伯社区主席阿卜杜勒说，他曾经多次见过曼德拉，曼德拉的人格魅力和宽恕、平等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但他在出狱当上总统后，并没有惩罚关押过他的人，而是宽恕了他们。他对待穆斯林和其他教徒一视同仁，他将不同肤色和宗教的人团结在一起。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总统像他一样，那么我们的世界会更好。”
下午1点左右，联邦大厦正式对公众开放，我们随着参观的人流进入了陈列曼德拉遗体的联邦大厦顶部平台，瞻仰曼德拉的遗容。只见曼德拉身穿标志性的褐色衬衫，躺在深棕色的棺椁里，面容平静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
由于瞻仰的民众太多，人们只能从棺椁两侧缓缓走过，不能停留。不少人在看到曼德拉的遗容之后，激动地痛哭起来，有的人甚至哭倒在地，被警员搀扶着走下台阶。
工作人员对民众的反应早有准备，贴心地在棺椁旁边的桌子上放上卫生纸盒，方便人们拭泪。但人们沉浸在悲伤之中，很少有人去取。
瞻仰遗体的地方不允许采访和拍照，也不允许记者停留。但我看这么多人真情流露，实在不愿意错过这个采访的机会。我跟随人流走到平台下面，在远离安保人员的地方偷偷拿出采访机，拦住刚刚瞻仰过的民众进行采访。
南非白人妇女佩雷拉哽咽着对我说：“我太激动了！他是我的英雄！我一直希望亲眼见到他，却没想到，直到他去世后才见到他的容颜！我要向敬爱的领袖道别了。我再没机会亲自握住他的手，问候他了。一切都太晚了！”
黑人妇女爱丽兹走出平台后，脸上泪痕犹在。她激动地对我说：“我为曼德拉而哭泣，因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一生都在为我们的权益而斗争。因为他的斗争，我们才有了房子；因为他的斗争，所有的事情才变得如此美好。”
一位名叫凯迪堡恩的年轻女孩深情地说：“曼德拉就像我的父亲。1994年我上学，排队申请助学基金，有人告诉我，这个基金的创始人是曼德拉。我之所以能够完成学业，都是由于曼德拉的帮助。”
比勒陀利亚联邦大厦门前排队瞻仰遗体的民众
瞻仰曼德拉遗体的队伍排到了几个街区之外
刚做完几个采访，突然发现警察巡视而来。我急忙取出采访机里的存储卡，放进衣服口袋里，另外拿了一张备用卡塞了进去。果然，两名警员径直朝我走了过来，要求我把设备拿出来给他们检查，在确认我没有录音后，方转身离去。
我长出一口气，这时才感到脖子火辣辣的疼痛，在太阳下站了几个小时，皮肤已被炙热的阳光晒伤了。
在此后的三天里，前来瞻仰曼德拉遗体的人络绎不绝。我们还在人群中见到了一百多位华人华侨。他们的右臂上缠绕黑纱，T恤衫上印着“曼德拉先生，南非华人怀念您”的文字。
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会长姒海是华人瞻仰活动的组织人，他说，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除了黑人遭到打压外，华人等外来族群的生存境遇也不好。而曼德拉倡导推动的种族和解政策令南非的华人受益不少。1994年之前，南非的华人只有一两万人，而现在则发展到了30万人。
姒海还特别讲到了曼德拉对华人治安情况的重视。他说：“那是1998年，我们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华人小孩被劫匪打死了，华人非常愤怒，举行了汽车大游行。曼德拉知道消息后，当天就打电话给家属，说一定会到小孩的家里探望。后来，曼德拉专门与我们华人举行了座谈会，还到小孩的遗像前鞠了躬。我们华人非常感动，这件事令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瞻仰仪式一直持续到12月13日下午5点45分，这时，还有长长的队伍排在联邦大厦外面。排在最前面的几百人试图推开挡在他们前面的警卫，冲进大厦，他们实在不想错过与国父最后说再见的机会。
虽然曼德拉在世的时候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比起这些因无法与国父道别而失望哭泣的民众，我又是幸运的。因为中国记者的身份，我终于见到了他的遗容，稍稍了却心中的遗憾。
世纪伟人魂归故里
曼德拉的遗体在联邦大厦停放3天后，被运往他的家乡东开普省东伦敦市乌姆塔塔镇库努村下葬。这是曼德拉最后的心愿。
自从知道了葬礼的安排，站长立即买了从约翰内斯堡飞往东伦敦市的机票，但在曼德拉家乡的住宿成了难题。曼德拉的葬礼举世瞩目，全世界有那么多政要、记者赶去参加葬礼，乌姆塔塔方圆几百公里的酒店早已被抢订一空，平日里50美元一晚的小旅馆一夜之间涨价到三四百美元，依旧一房难求。我挨个给那里的酒店打电话寻找空房，得到的答案都是全部订满，我们甚至做好了在车里过夜的准备。
我抱着姑且一式的态度打通了刚刚认识的《非洲时报》梁铨老师的电话，问他有没有地方可住。
他说：“我在乌姆塔塔正好有位华商朋友，可以住在他家。”
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能不能带上我们？”
他爽快地说：“可以啊，其他几个中国记者也在托我找地方呢，但大概只能打地铺了。”
我忙说：“没问题！只要有地方住就行！”
12月13日凌晨3点，夜色正浓，我们从比勒陀利亚的酒店出发，开车前往约翰内斯堡的机场。这时，我们已经奋战了8天，每天白天采访、做连线，晚上写录音报道和第二天的采访提纲，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睡觉，已经极度疲劳。站长怕开车犯困，随身携带了风油精，一边开车一边往太阳穴上擦。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的治安都不好，夜晚开车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但我们为了赶这天唯一的一趟航班，别无选择。
曼德拉故乡乌姆塔塔民众迎接曼德拉灵柩归来
飞机抵达东伦敦市后，我们又开了两个小时的车，才抵达乌姆塔塔镇。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镇，却因为曼德拉的葬礼而热闹起来。街道两侧处处悬挂着曼德拉的照片和画像，大量涌入的外国人让这个小镇显得有些拥挤。
在乌姆塔塔镇，我们顺利地与其他几位中国记者会合，通过梁铨老师的介绍，住进了当地侨领的一套闲置的房子里。这个房子长久不用，连床铺都没有，好在那位热情的侨领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床垫和毛毯，给我们打地铺用。
12月14日一大早，乌姆塔塔的民众就在道路边排起队伍，开始等候曼德拉的灵车。
11点58分，曼德拉的灵柩离开比勒陀利亚的沃特克鲁夫空军基地，被C-130型军用飞机空运至乌姆塔塔。曼德拉的前妻温妮搂着他的遗孀格拉萨·马谢尔，一起在机场等候灵柩回家。灵柩抵达时，二人相拥而泣。
下午3点，曼德拉的灵车一行穿过乌姆塔塔时，守候在道路两旁的人们顿时沸腾起来。与此前约翰内斯堡送行人群的庄严肃穆相比，这里的人们更愿意用热烈的歌舞与呼喊表达他们的情感。他们欢呼着马迪巴的名字（南非人民对曼德拉的爱称），伸出手臂，与车队里送行的人们握手。还有很多民众跟着灵车奔跑，久久不愿离开。
也许是灵车开得太快，民众的情绪还没有得到宣泄，我们刚找了一位民众采访，就有好几位民众一拥而上，将我们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发表看法。
高中生丽玛克说：“我们一直在等他，他是我们的英雄，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们不哭，我们要欢庆他的一生，纪念他为我们做的一切。”
市民库朗齐大声说：“今天，我与敬爱的领袖只有一米之隔。从来都没有这么接近过！我悲喜交加。悲伤的是，这是我与曼德拉的最后一面。而喜悦的是，我终于见到他了。”
一位中年妇女激动地说：“曼德拉为我们牺牲得太多了，他牺牲了他的生活，他的家庭。我要跟随灵车，去参加他的葬礼。我才不在乎那些规矩，我只想见到他。”
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语速飞快地说：“我小时候，长辈总会谈到曼德拉，但那会儿我还太小，还不太懂事。直到1993年1月，我在约翰内斯堡亲眼见到了曼德拉，当时大家都在为他欢呼，庆祝他取得的胜利。他为我们南非人做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说到这里，小伙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挥着手臂高呼：“马迪巴万岁！”周围的人也跟着他喊了起来：“马迪巴万岁！马迪巴万岁！”
央视的记者周涛也遭到民众的包围。人群散去后，他一边收机器，一边对我说：“看见没？刚才那些人全都冲到镜头前面来了，虽然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镜头，特有冲击力，但还真有些后怕，怕他们情绪激动之下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其实，我们的担心有些多余了，乌姆塔塔的民众只是在向外国的记者表达他们对曼德拉的热爱。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他们为他感到自豪。
根据南非官方的安排，曼德拉的葬礼将于15日上午在库努村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只有各国贵宾、曼德拉家人等大约5000人可以参加国葬。主要仪式结束后，曼德拉家人以及极少部分受邀请的嘉宾将前往墓地参与下葬仪式。
曼德拉的国葬是整个葬礼仪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新闻报道中最后的高潮，但我们被告知，只有南非广播公司的记者可以到现场进行直播，其余记者只能在两公里外的媒体中心看南非广播公司的转播。也就是说，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从约翰内斯堡赶到乌姆塔塔，却无法靠近国葬现场。听闻这个坏消息，我们的沮丧之情难以言说。
不过，我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南非的安保并不严格，说不定有混进去的可能。
15日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几个中国记者就驱车赶往官方指定的媒体通勤车的乘车点。南非警方将库努村围了个水泄不通，不允许个人进入。无论是参加葬礼的嘉宾，还是去媒体中心的记者，都必须乘坐南非政府准备的通勤车前往。
也许是我们到得太早，也许是南非政府的安排有误，当我们抵达媒体乘车的地点时，只看到了一辆给嘉宾准备的大巴，一群身着正式礼服的嘉宾正在登车。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趁乱蹭上这个嘉宾车，说不定可以混进葬礼现场。
我们小心翼翼地跟着嘉宾登上大巴车，还好没有遭到盘问。大巴车驶出城区，穿过草原和村庄，一直开到曼德拉的灵棚旁边。
从大巴车下来，我们看着近在咫尺的曼德拉灵棚，又是激动，又是忐忑。在一群身着礼服的人群中，我们记者的着装显得太过醒目。
我们低声商量着，是冒充参加葬礼的嘉宾混进灵棚，还是先在外围蹲守，伺机而入。这时，宋方灿老师已经忍不住拿出照相机，拍了一张灵棚的照片，这个举动立即引起了维持治安的警察的注意。
两个持枪的警察走过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不敢隐瞒，只好承认是来采访的记者。警察命令我们不要随意走动，随即用对讲机调来一辆小巴车，载我们去媒体中心。
就这样，我们几乎是被押送一般，离开了曼德拉的灵堂。路上，遇到其他的外国记者在警察的押送下离开，我们相对苦笑。
载我们的司机并没有按照指令开到媒体中心，半道就将我们赶下了车。我们只好徒步前往媒体中心，一个个垂头丧气。
突然，梁铨老师喊了一句：“快看，三军仪仗队！”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远处果然有一行队伍转过山坡，向我们这边走来。随着队伍越来越近，渐渐地看清楚了：穿白色军服的军乐团一边演奏军歌，一边在前方开道，陆海空三军仪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跟随其后。队伍中间是覆盖着国旗的曼德拉的灵柩，原来这是三军仪仗队护送曼德拉的灵柩前往灵棚。
我们见这阵仗，立即来了精神，纷纷拿出照相机、摄像机，一通忙活。奇怪的是，这时却没有警察来阻止我们拍摄。
就这样，我们走走拍拍，当抵达媒体中心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上千名各国记者。拍摄的、打字的、打电话的、在镜头前解说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虽然不能够进入灵棚进行直播，只能切南非广播公司的信号进行转播，但既然已经跟随曼德拉灵柩来到了这里，谁都不愿意放弃最后的一仗。
媒体中心坐落在库努村旁的一座小山上，在这里，我们正好可以俯瞰整个村庄。库努村不过百户人家，炊烟袅袅，牛羊点点，近处是茫茫大草原，远处是绵延不绝的山脉，如同世外桃源一般。
曼德拉国葬的大帐篷和仪仗队
尽管库努村并不是曼德拉的出生地，但在这里，他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在自传《漫漫自由路》中，曼德拉这样描写库努村：“清澈的小河在这里相互交错，村子被青山环抱。不到5岁，我就成了一个牧童……和同村的男孩子玩耍、打斗，在田野照料牛羊……”
曼德拉对库努村的感情深厚，生前就与家人讨论过要将自己埋葬在库努村的愿望。而曼德拉的父亲、母亲、夭折的长女马卡兹维、车祸中丧生的长子泰姆比基勒、感染艾滋病去世的小儿子马克贾托也都埋葬在库努村。
早上8点，国葬仪式开始，电视屏幕上响起了名为《履行你的诺言》的科萨语赞美诗，军乐队奏响南非国歌，21响礼炮声从现场传来，这是南非对于已故总统的最高的礼遇。
灵棚内，曼德拉的灵柩停放在场地前方中央，上面覆盖南非国旗，舞台正中悬挂着曼德拉微笑的画像。画像前方点着95根洁白的蜡烛，象征他95年的光辉岁月。时任南非总统祖马、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等政要纷纷发表悼词，缅怀曼德拉从囚徒到总统的传奇一生，颂扬他为反种族隔离和缔造彩虹之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国葬仪式结束后，曼德拉的家人和极少数受邀请的嘉宾前往墓地，参加下葬仪式。曼德拉是滕布族人，属于科萨族人中的一个分支，因此，他的下葬仪式遵从科萨族的传统葬礼仪式进行。后半程下葬仪式由于过于隐私，电视不再转播，我们只能通过文字的描述想象最后的场景。
参加下葬仪式的人们身着传统的科萨族服装，戴着蓝色和白色的头饰和项链。当曼德拉的遗体抵达墓地的时候，哀悼者连喊三声“Aaah！Dalibhunga”，欢迎曼德拉回家。Dalibhunga是曼德拉16岁接受成人礼后被给予的宗族名字。
在下葬仪式上，人们宰了一头公牛。腾布族的酋长说：“让动物的热血喷出，可以陪伴逝者的灵魂。”下葬仪式结束后，滕布族的酋长按照滕布族礼仪，向曼德拉遗体三鞠躬，然后将曼德拉葬入家族墓地。
曼德拉卸任之后，其实并没有过上闲居的生活。已经习惯了为民众奉献的他，依然活跃在世界的政治舞台，用他巨大的影响力弥合世间的分裂，消除人间的疾痛。直到这一天，2013年12月15日，他才真正实现了当年归隐家乡的夙愿，再也不用离开。
长达十天的曼德拉国葬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和站长告别了媒体的朋友和好客的华商，踏上了回津巴布韦的路程。在南非的最后一晚，我们是在东伦敦市度过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傍晚，夕阳温润，海风习习，在海滨公园里，处处是前来休闲放松的家庭。孩子们在沙滩上追逐嬉戏，老人们喝着饮料欣赏着风景，年轻人则三五成群地冲进海里，又唱又跳，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轻松、快乐的神情。
想想20年前的南非，充满血腥和暴力，压迫与反抗，随时可能卷入内战的旋涡。而仅仅过了20年，它就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彩虹之国，各个肤色的人和谐相处，共享美景，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缔造者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留下的遗产将永远滋养他的人民。
二 九旬总统穆加贝执政的最后几年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如果要评选最具有影响力的两位政治领袖，一位是南非国父曼德拉，另一位恐怕就非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莫属了。对于前者，人们不吝惜所有的赞美之词，而对于后者，人们的感情则复杂得多。他是津巴布韦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引导的和平过渡曾被视为建立新南非的榜样，但他又因过度贪恋权力而晚节不保。他和中国是老朋友，对中国饱含感情，一手主导了“向东看”的政策。他曾经和西方关系如胶似漆，被评为非洲最佳领导人，后来却和西方国家彻底闹掰。他曾经创造过津巴布韦经济的十年奇迹，却也使这个国家经济遭遇恶性通货膨胀，以至于废除本国货币。
我有幸见证了穆加贝执政的最后几年，看到了人们对他的爱戴和批评，领教过他的强悍和铁腕，见识过他的智慧和昏聩。我被他对中国的感情打动过，也驳斥过无良媒体栽赃他的言论。目睹津巴布韦经济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我也曾希望津巴布韦政坛能出现新的气象，但当他真正被迫走下了总统宝座，我却说不清楚得百感交集。我只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
总统府夜半惊魂
几乎每个驻非洲的记者都曾经猜想过，穆加贝在2018年大选连任后还会干几年，但我们甚至都没有对他能否连任真正怀疑过。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穆加贝活着一天，就会当一天总统。没有想到，一场政变却在大选之前发生了。
2017年11月15日凌晨2点，一向平静的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突然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奇温加率领部队闯入穆加贝的官邸蓝顶别墅，单刀直入地告诉93岁的老总统：“您已经被我们软禁了。”据当地媒体报道，穆加贝闻言大为震惊，昏倒在地，而他年轻的妻子格蕾丝则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奇温加放她一条生路。
当天，国防军还占领了津巴布韦广播公司。西布西索·莫约少将出现在电视直播间，声明这不是军事政变，穆加贝和他的家人都很安全，军方针对的是穆加贝身边“那些正在犯罪并让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的罪犯”。这番讲话颇有清君侧的意味，当时，人们都在猜测，军方所指的罪犯是穆加贝的妻子格蕾丝和她麾下的“40人集团”。
第二天，总统官邸到总统府和办公楼的路上再不见浩浩荡荡的总统车队，取而代之的是津巴布韦国防军的坦克，而官邸内的穆加贝卫队成员也被忠于奇温加的士兵替换。穆加贝被软禁在官邸内，除了几位亲人，谁都见不到，他的亲信官员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穆加贝虽然还是名义上的总统，但已无法发号施令。军方安排他在下午1点发表退位声明，但被穆加贝坚决地拒绝了。
两天之后，让穆加贝更为心灰意冷的事情发生了。在军队的支持下，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约、瀑布城等多地举行了大规模的要求穆加贝下台的示威游行。黑人、白人、印度人都走上街头，举着“穆加贝必须辞职”“感谢我们的军队”“我们需要姆南加古瓦回来”“权力不是性交易”等牌子，挥舞着国旗，高喊各种反对穆加贝的口号。游行队伍中，一位白人冲着记者喊：“我们自由啦！”
津巴布韦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解除了穆加贝的党主席职务，并称穆加贝必须在11月20日中午之前辞去总统职务，否则议会将启动弹劾程序。有消息传出，穆加贝会在19日晚的电视讲话中宣布退位的消息。所有的媒体人都等候在电视机前，准备抢一个大新闻。谁知，穆加贝只是大谈特谈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简称津民盟）的历史传承和津巴布韦人的民族精神，还表示，他将以津巴布韦总统身份出席于12月召开的执政党津民盟的大会。最后，老总统还不忘调侃一句：“好长的讲稿。”
虽然军方一直在劝说老总统主动辞职，但穆加贝一直不肯松口。而最终改变他心意的是被他罢黜的前第一副总统姆南加古瓦从南非打来的电话。参与斡旋的罗马天主教神父费德列斯说：“在十分钟的通话中，他们俩敞开了心扉。”
21日下午，津巴布韦议会对穆加贝总统的弹劾动议进行辩论时，穆加贝给众议院议长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议长先生，我要写一个辞职信，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我准备辞职了。”穆加贝接着又说，“但他们告诉我弹劾已经开始了，如果我现在写辞职信，好像是在阻拦弹劾动议，借此规避我犯下的罪行。如果这样，让他们弹劾好了，我没有犯下任何值得弹劾的罪行。”议长解释说：“现在会议虽然开始了，但您仍可以写辞职信，发言人会在大会上宣读，这是符合程序的。”
于是，穆加贝写下了这封辞职信：“我，罗伯特·穆加贝依据津巴布韦宪法，辞去津巴布韦总统的职务，立即生效。”神父说，他看见穆加贝在信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满脸通红，还叹息了一声，那意思似乎不是“我失去了一切”，而是说“我终于把这件事做完了”。
曾经受人爱戴的国父
我还记得，刚去津巴布韦不久，就赶上了穆加贝90岁大寿。从1986年开始，每年2月21日穆加贝生日的这一天，津巴布韦都要举行规模浩大的庆祝活动，而2014年2月21日这一天，穆加贝因为在新加坡做眼睛手术，将庆祝活动推迟到了2月23日。
穆加贝90岁的生日宴会在哈拉雷附近的马隆德拉体育场举行。当我和站长早上8点多抵达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民众已经把马隆德拉围了个水泄不通。由于那次生日庆典的主题是“为了年轻人的权利和就业，提振经济”，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中有不少是青年人和中小学生。学生们穿着整齐的西装校服，在老师的带领下鱼贯入场，有些小学生戴着红领巾，那是执政党津民盟青年团的标志。
我仔细观察，大部分前来参加生日庆典的人都兴高采烈，像是参加他们自己的派对。津巴布韦经济在2009年废除津元之后，曾经一度取得10％的恢复性增长。2014年年初，津巴布韦经济尚好，看得出来，很多人是发自真心地参加穆加贝的生日庆典。
人们在各自的阵营载歌载舞，看到我的照相机，都热情地挥舞着手臂，一定要我拍下他们自认为最酷的表情。场地周边遍布小商小贩，他们趁着活动卖一些饮料、水果和零食，有位卖香蕉的老奶奶看到别人跳舞，按捺不住也扭动起腰肢，丢下自己的水果摊，加入狂欢的人群。
我们随机采访了一些参加活动的民众。一位来自布拉瓦约的21岁的女孩子热情地说：“为了给穆加贝过生日，我昨天就从布拉瓦约赶来了，我祝愿他能长命百岁！”站长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有人说，穆加贝年纪太大，该退休了。你怎么看呢？”那位女孩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人们不应该议论‘他是不是太老了’‘他是不是被疾病困扰’这样的问题。穆加贝总统最清楚自己的情况。他能够继续领导津巴布韦，所以，他还没有选择退休。”
在人群中，我们还遇到了一位黑人农民桑姆森。在穆加贝推行土地改革之后，他分到了土地，一家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善。这次，他专程从家乡赶来参加穆加贝的生日庆典。他说：“穆加贝是出色的领袖。他给了我们土地，带给我们力量。我希望上帝能赐予他更长的生命，让他一直领导津巴布韦。”
穆加贝和夫人格蕾丝出现在他90 岁的生日庆典上
上午10点左右，总统穆加贝和第一夫人格蕾丝站在一辆皮卡车上出现在体育场。车子在人群中缓缓移动，所到之处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穆加贝，只见90岁的穆加贝精神矍铄，看上去好像只有60多岁。他身着黑色西服和亮红色的领带，戴着黑色的墨镜，身子挺得笔直，时不时地向人群挥拳致意。而比他小41岁的妻子格蕾丝则身穿一身灰色的条纹西服，头上裹着黑色的头巾，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不时和周围的人群微笑互动。
在巡视之后，一位津民盟青年团的领袖为穆加贝戴上了红领巾。穆加贝缓步走上主席台，首先用绍纳语喊起了口号，每喊一句，台下的听众就跟着喊一句。“前进吧，津民盟！前进吧，独立与主权！前进吧，孩子的教育！前进吧，我们的农业！让我们的人民受到教育！让我们的人民得到权利、财富和幸福的生活！垮台吧，敌人们！垮台吧，叛徒们！”对于年迈的老总统来说，执政党、国家主权、农业和教育问题依然是他非常看重的问题。
穆加贝在90岁生日庆典上发表讲话
穆加贝与家人一起切下生日蛋糕
在随后一个小时的演讲中，穆加贝侃侃而谈，几乎不看演讲稿，英文和绍纳语转换自如，还时不时开个玩笑：“我感到又年轻了，就像9岁的男孩子一样充满活力！”
穆加贝是非洲最长寿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穆加贝先后任总理、总统，三十多年一直领导国家。和他同时代的领导人南非的曼德拉、纳米比亚的努乔马、赞比亚的卡翁达都已经过世或退休，只有他还活跃在非洲政坛。穆加贝在演讲中感慨道：“我时常在想，这些年我是如何逃脱死亡，幸存下来的。我的许多朋友与亲人都去世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但同时，我也非常高兴，我已经活到了90岁。”
和每次演讲一样，穆加贝一定要批评一下对津巴布韦进行制裁的西方国家和反对党。他挥舞着拳头说：“津巴布韦属于津巴布韦人！让我们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反对西方国家强加给我们的制裁！”
穆加贝还寄语年轻人：“人生如朝露，这一分钟光彩四射，下一分钟就消失不见了。我督促你们过一种纯洁的生活，远离混乱的男女关系，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些，上帝会让你们长命百岁。”
在生日快乐歌中，穆加贝和格蕾丝切下了生日蛋糕，并将蛋糕分给在场的民众。人们又随着音乐跳起舞来，把穆加贝的生日庆典变成了一个全民狂欢的派对。
穆加贝祝贺获奖学子
穆加贝喜爱出席的公共场合除了一年一度的独立日、英雄日、生日庆典和大型的经贸、农业展等商业活动之外，就是各种教育类的典礼。穆加贝是津巴布韦所有国立大学的校长。每年到了毕业季，如果没有外事出访，穆加贝会依次出现在各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致辞，并为学生们颁发毕业证书。
2016年8月，我曾参加过一次在总统府举行的由中国企业赞助的总统奖学金颁发仪式，那次的奖学金发给49名即将去中国青岛海洋大学深造的贫寒学子。92岁的穆加贝在保镖的陪伴下，颤巍巍地走到典礼现场，在别人发表致辞时不停打盹。但轮到他时，他又精神抖擞地发表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勉励学生们不要放松学业，不要整天上网，要努力学习，取得让家人骄傲的成绩。之后，穆加贝站在总统府的草坪上，在正午的烈日下与获奖学子和家人们一一握手，祝贺他们获此荣誉。面对学生时，穆加贝的脸上展现出平时难以见到的轻松与愉悦，看到一个几个月大的宝宝，他还抱过来逗弄。
穆加贝如此重视教育是有原因的，他本身就酷爱学习，是非洲获得学位最多的总统。1951年，他获得了南非福特赫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那是曼德拉曾经就读的学校。回到津巴布韦后，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进修，又获得了伦敦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在被关在英国人的监狱期间，他还自修了两个法律学位。他执政后更是花大力气抓教育。津巴布韦的财政收入虽然不高，政府却愿意拿出财政预算的约四分之一投入教育，使这个国家的国民识字率达到92％，哪怕一些做小生意的人都是大学毕业。
与西方国家的恩和怨
三十多年前，穆加贝在西方人眼中还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彬彬有礼、宽容睿智的政治明星。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穆加贝每天早晨四五点起床，收听BBC环球广播的新闻节目。比起津巴布韦的传统服装，穆加贝更爱穿西装，甚至很多西装是从英国定制的。穆加贝还喜爱观看板球，认为这一运动可以培养人们的绅士精神，他希望把国民培养成为英国式的绅士。
确实，在津巴布韦独立之初，穆加贝和英国的关系还是很好的。虽然他领导人民进行了长达20年的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其间还被殖民者关押长达10年之久，但在独立斗争胜利之后，穆加贝立即发表了种族和解的演讲：“我强烈要求你们，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与我一起许下新的誓言：忘记我们可怕的过去，彼此宽恕，友好携手，共同抗击种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让我们加深归属感，构建一种没有种族、肤色和信仰偏见的共同利益。”这一番讲话，足以与曼德拉在联邦大厦就职时的演讲相媲美。
穆加贝深知，在将近一百年的殖民统治时期，从英国移民而来的白人控制着津巴布韦的农业、矿业、工业、金融、商业等重要部门的经济命脉，掌握着几乎所有具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如果他们因为担心被报复而选择离开，将对津巴布韦的经济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为了安抚白人，穆加贝特意在新政府保留了两个白人部长的位置，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感激之下，这个警察头目主动向穆加贝坦白了当年安排暗杀穆加贝的计划。穆加贝对此一笑置之：反正你们也没成功，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来谈合作吧。这些举动，都给惴惴不安的白人吃了定心丸。
穆加贝对待白人的宽宏大度让他成为西方世界的政治明星，英国政府立刻派遣了军事人员，协助游击队转变成正规军，英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进入蜜月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穆加贝为爵士，并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美国也提供了2亿多美元的援助。仅在1981年的一次筹款会议上，津巴布韦就得到了6亿英镑的援助款项。西方国家向津巴布韦派出很多志愿者、专家，参与这个非洲明星国家的建设。
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穆加贝都是非洲除了曼德拉之外最著名的政治和精神领袖，他先后担任了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主席、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主席和南部非洲前线国家主席。1989年，穆加贝获得了印度政府颁发的“国际理解尼赫鲁奖”。1994年，穆加贝还获得英女王授勋，以表彰他对终结种族隔离的贡献。津巴布韦独立之后经济建设创造出十年奇迹，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子”的称号享誉全球，1990年，穆加贝被《新非洲人》杂志评选为“非洲最佳领导人”。
穆加贝在刻意与前殖民者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更不忘改变津巴布韦广大黑人长期以来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殖民统治时期，极少数的白人占据了全国绝大部分的良田，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则沦为没有土地的雇农和奴隶。执政党在独立战争时期，就将土地问题作为获取民众支持的基础。
掌权后的穆加贝到了兑现诺言的时候。最初，土地改革（简称土改）是基于穆加贝政府与英国政府签署的《兰开斯特大厦宪法》上的“愿买愿卖”，英国提供一半资金帮助穆加贝政府从白人手里赎买土地。但是，由于这一法案的限制颇多，土地改革进程缓慢。而且，白人出售给政府的土地大多位于降水少、交通不便和条块分割的地区。
1990年为津巴布韦的总统选举年，穆加贝明确指出要用革命性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津巴布韦政府通过修改《兰开斯特大厦宪法》与土地问题有关的条款和出台新的《土地征收法》，从而废止了“愿买愿卖”原则，《土地征收法》得到了津巴布韦绝大多数黑人的支持。
但是，英国、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将土地改革方式与向津巴布韦提供的援助相挂钩，最终迫使津巴布韦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向白人农场主做出妥协。
待英国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英国政府以花费太大、无力承担为由，单方面宣布废除与津巴布韦签订的协议。此外，津巴布韦国内土地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退伍老兵指责穆加贝政府忘恩负义，迟迟不能兑现土地承诺；穆加贝又迫切需要通过土地改革，巩固政权的合法性，转移社会矛盾，赢得1997年的大选。因此，轰轰烈烈的激进土地改革从1997年开始，津巴布韦政府将要征收的土地面积扩大到了津巴布韦商业农场总面积的将近一半。2001年，穆加贝进而宣布没收所有白人的农场，限令白人农场主在90天内让出土地，没有任何赔偿。
这一时期的土地改革过于激进，甚至演化为暴力土改。一些老兵闯入农场，强占土地，出现农场主被杀事件。一时间，大量白人农场主纷纷逃离，一些农场主在临走前捣毁灌溉设施，破坏农业机械设备，终止农产品贸易渠道。再加上黑人暴徒对农场的破坏，津巴布韦整个农业生产陷入瘫痪。
几乎所有被西方殖民过的非洲国家都存在土地问题，但绝大多数黑人政权在上台之后，顾虑经济发展和与前宗主国的关系，有些将土地问题束之高阁，有些因为阻力巨大而中途放弃土地改革。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之彻底，在非洲绝无仅有。因为土地改革，穆加贝再次成为全非洲“反帝国主义的先锋”。
土地改革使穆加贝和西方关系从情人转向了仇人。以英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支持津巴布韦的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简称民革运），积极培植代理人。在2002年的津巴布韦大选中，穆加贝在争议中获得了胜利。欧盟、美国、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和加拿大等国认为津巴布韦大选存在“严重舞弊”，“人权状况糟糕”，开始全面制裁津巴布韦，停止对津巴布韦的直接援助。据估计，仅欧盟的制裁就给津巴布韦带来了至少420亿美元的损失。以英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指责穆加贝迫害反对党候选人，选举缺乏公正和自由，宣布暂停津巴布韦的英联邦成员国资格。穆加贝政府随即以强硬的姿态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退出英联邦。津巴布韦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跌至冰点。
西方媒体开始频繁批评穆加贝政府。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在该国与西方国家的蜜月期时曾被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这时则被评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福布斯》杂志直接将穆加贝列入“非洲最糟糕的五大领导”，与其并列的，是在位34年的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以及靠推翻自己叔叔上任的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
面对西方的制裁和批评，穆加贝丝毫不为所动，他依旧在各种国内外场合批评西方强权，表示自己不会向他们低头。2016年9月，穆加贝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代表非洲国家发声，他警告西方国家：“我们将为非洲人民的权利奋斗。我们再也不能继续充当联合国的二等成员。如果西方国家一再阻挠联合国改革，不给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言权，我们非洲将毫不犹豫地退出联合国。”
穆加贝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称赞中国
穆加贝在时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林琳的陪同下参观从中国进口的病床
中国的老朋友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穆加贝作为时任非洲联盟（简称非盟）轮值国主席在开幕式上的一番话获得了全场的喝彩。在习近平主席做完主旨发言之后，91岁的穆加贝走上讲台，用洪亮又富有激情的声音说道：“让我们给他掌声，他是一个男子汉，他代表一个曾经被称为贫穷的国家，一个从未殖民过我们的国家。他正在做那些我们曾经期待殖民者所做的事。如果那些殖民者有耳朵，也请他们听听。所以说，习近平主席是上帝派来的人，愿上帝保佑中国和她的人民！”
其实，穆加贝不仅在国际场合总是力挺中国，在国内的公开活动中，穆加贝一有机会就会大谈特谈和中国的交情。2015年3月，在哈拉雷中心医院举行的中国帮助津巴布韦医院更新医疗器械的仪式上，穆加贝侃侃而谈了一个小时。和很多次演讲一样，他又从中国帮助津巴布韦争取民族独立讲起。
穆加贝说：“早在1980年之前，中国就帮助我们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从1976年开始，我每年都访问中国，每年都能收到来自中国的军事设备，用来武装我们的部队，支持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我们要永远和中国做朋友，做全天候的朋友。”
穆加贝是毛泽东的坚定拥趸。在10年的牢狱生活中，他读了许多毛泽东的著作，深受影响，并结合津巴布韦的历史与现状，思考如何让津巴布韦人民从白人的殖民统治中得到真正的解放。在独立后，穆加贝主张在津巴布韦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一党制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在遭到英美等西方国家严厉的经济制裁之后，为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减轻对西方国家资金与市场的依赖，穆加贝于2002年提出了“向东看”政策，积极发展同包括中国、印度、伊朗、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穆加贝曾深有感触地讲：“西方人靠不住，亚洲国家才是真正的朋友，它们的支持与援助从不附加任何条件。”
穆加贝对于到访的中国领导人和官员都非常重视。习近平主席2015年年底到访津巴布韦时，他亲自去机场接送，在习近平的车队下榻酒店的路上，穆加贝政府派出直升机护送。其他的中国官员来访，穆加贝大部分时候都要亲自接见，以至于我在任的三年多时间，就报道过近十次穆加贝和中国官员的会谈。他对于中国记者也没有架子，有时在中国官员访问间隙，我们把他随机拦住，他也愿意接受简短的采访，支持中国的各种外交政策。执政党的报纸上，但凡有涉及中国的报道，几乎都是积极正面的内容，翻译成中文可以直接转载到《人民日报》上。在他的影响下，大部分津巴布韦的普通百姓对中国的态度也是热情友好的。
我与穆加贝合影
穆加贝的“向东看”政策没有让他失望，连续多年，中国都是津巴布韦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国援助津巴布韦建设了哈拉雷国家体育场、医院、学校、水坝、水井、服装厂等项目。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口买方信贷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中国企业在津巴布韦承建了水电站扩容改造、水泥厂建设、移动壹网电信改造、国防学院建设、维多利亚瀑布市机场改扩建等项目。在中国的帮助下，津巴布韦的经济正在慢慢复苏。
祸起萧墙
在晚年穆加贝离民众越来越远。他出国异常频繁，甚至一个月当中有至少一半的时间在进行各种外事活动。总统每次出行都有浩浩荡荡的车队，摩托警车在几公里之外开道，所有路上的车辆都要立即靠边停车，稍有迟疑则会被殴打或者拘捕。有一次我们的车子行至一个十字路口，正遇上总统车队的开道摩托车经过，护卫队员跑到我们的车前猛敲玻璃，要求我们立即靠边停下，甚至伸手进来要打人。
2017年10月，穆加贝从南非访问回来时，听说哈拉雷的大街小巷都是摆摊的小贩，市容肮脏，非常生气。他找到内阁部长，质问他为何允许把道路变成杂货店，要求立即将这些小贩赶到固定的地点去。他说：“哈拉雷是我们的首都，应该是最漂亮的城市。”
在穆加贝的印象中，哈拉雷应该还像二十年前那样洁净美丽。我不禁愕然，他已经有多少年没有上街了解民情？他可知津巴布韦的小贩占道经营已经有数年之久？他可知为何有那么多人不去工作，而在街边摆摊？他是否知道，他管理了37年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穆加贝越来越陶醉于个人崇拜，而他手下的人更是投其所好，尽力巴结。2017年8月，津巴布韦政府正式宣布每年穆加贝的生日为全国的公共假期，津巴布韦内阁拨款10亿美元在马佐韦修建一所以穆加贝命名的大学。2017年9月，哈拉雷国际机场被改名为穆加贝机场。而这时，离他被迫下台仅剩下两个月。
早在穆加贝76岁生日之时，穆加贝就在电视讲话中表达过不再参加下次总统竞选的想法：“我不希望等到只能四肢朝天、进入我的第二个童年的时候才退休，我要留着精力来写我的回忆录和做许多其他的事情，因此我将在合适的时候退休。”而年过九旬之后，穆加贝对权力的贪恋却更加强烈起来，再也不提退休的事情。在2015年1月召开的津执政党津民盟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穆加贝被确定为该党参加2018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一旦连任，他将执政到99岁。
由于他年事已高，执政党内部围绕他继承人的问题总是争论不休，而他则不断敲打手下的人：“我活着一天，就一天不能讨论接班人的问题。”
按照津巴布韦的法律，第一副总统是第一顺位的接班人。当时，穆菊茹已经在第一副总统位置上经营10年，羽翼颇丰。第一夫人格蕾丝认为她有争权之意，屡屡公开指责她“滥权”“贪污腐败”“有野心”，甚至“妄图谋害穆加贝”。2014年12月，穆加贝以企图刺杀最高领导人为由，罢免了穆菊茹，并更换了7名与她同时任职的内阁部长，任命司法部部长姆南加古瓦接替第一副总统一职。
此事之后，穆加贝对手下官员越来越不信任，他开始任人唯亲，但又往往所托非人，造成党内更大的分裂。
他任命年轻的侄子朱沃担任津巴布韦青年、本土化及经济授权部部长，《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法案》的宗旨是非本地企业必须将不低于51％的股份或股权出售给当地黑人，这本来就是一个会影响到所有外来投资的敏感法案，而朱沃在推行时一味强硬，不惜在不同场合措辞严厉地批评外资企业。这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外商们惶惶不安，原本有投资意向的企业也望而却步。无奈之下，老总统只好出来救场，通过新闻部发表一份声明，澄清人们对“本土化”的误解。
但无论穆加贝再怎么解释，“本土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都很难一时间消除，非洲又不是只有一个津巴布韦，既然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不确定性，为何不投资其他非洲国家？联合国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6年，津巴布韦仅吸引外资4.286亿美元，而同一时期，赞比亚吸引外资14.936亿美元，莫桑比克吸引外资31.83亿美元。这些原本要仰望津巴布韦的穷邻居，现在的发展势头都远远超过了津巴布韦。
穆加贝重用的另一位高官是他的妻子格蕾丝。格蕾丝是他的第二任夫人，比他小41岁，泼辣能干，穆加贝对她颇为宠爱和依恋。他经常在一些公开的庆典上表达对格蕾丝的爱意：“她是我的爱人，我的支持者，永远站在我的身边。”
在穆加贝的纵容下，格蕾丝生活骄奢无度。在国内民众饱受经济危机的困扰时，她却经常一掷千金，花135万美元买一颗钻戒，在哈拉雷、约翰内斯堡和纽约大肆购买房产。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花7000万兰特（由南非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购买豪车；她和穆加贝所生的两个儿子在约翰内斯堡读书期间过着奢侈混乱的生活，他们酗酒吸毒，经常举行午夜豪华派对，还因争风吃醋把人打伤，被公寓的管理部门驱逐出来。
格蕾丝爱打人也是出了名的。此前，她因为在香港打记者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为争夺马佐韦的一个金矿的矿权而带人打伤金矿的员工。2017年8月，格蕾丝去南非看望儿子时，发现儿子和一名南非模特同居，盛怒之下的格蕾丝抡起酒店的插线板，将女模特的前额和后脑打得鲜血淋漓，此举一时引发南非和津巴布韦的外交危机。南非警察部长对全国各个进出口边境发出红色警报，严禁格蕾丝在结案之前逃离南非。后来，还是穆加贝亲自去南非，接回了格蕾丝，第一夫人海外打人事件才草草收场。
更要命的是，格蕾丝虽然没有治国理政之才，却对权力有很大的野心。2015年，格蕾丝以该党妇女联盟领袖的身份正式跻身政治局委员。但是，第一夫人显然并不满足于执政党妇女领袖的地位，她想要的更多。
穆加贝一直拒绝在公开场合透露中意的继任人选。而格雷丝则要求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总统，不要害怕。告诉我们谁是你的选择，我们应该为谁下注。”在格蕾丝的不断挑拨下，执政党内部越来越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格雷丝、副总统穆波科和国防部长赛克拉马依为首的“40人集团”；另一派是以姆南加古瓦为首的“鳄鱼派”。
格蕾丝不断公开指责姆南加古瓦，批评姆南加古瓦和他的盟友不忠，称他们是分裂主义的教父，应该立即被清除出党。还说姆南加古瓦只是“我丈夫的一个雇员”。虽然穆加贝一再呼吁党内团结，但每次听到妻子说这些话时，宠爱妻子的他都默不作声，似是在默许妻子的所作所为。
但是，格蕾丝无论是才干还是德行都难以服众。如果说人们念着穆加贝昔日的功勋还对他保有尊重，那么对于在治国理政上毫无建树、只会骂人和打人的第一夫人就没那么客气了。在一次集会上，格蕾丝演讲时遭到一些党员的嘲笑与嘘声，这让穆加贝十分恼怒。经过调查，他发现这些党员属于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派系。于是，穆加贝在11月4日布拉瓦约的一场集会中对姆南加古瓦发出警告：“我（任命姆南加古瓦为副总统）的决定是不是一个错误？如果是错误，我明天就可以解除他的职务。如果他想组建自己的政党，请他自便，我们不需要一个整天内斗的执政党。”当时，姆南加古瓦就坐在台上。
果然，3天之后，穆加贝解除了第一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职位，原因是他“不忠诚，不懂尊重，是不可靠的骗子”。据说，国防军总司令奇温加曾劝说总统，这个决定可能导致极大的风险，但穆加贝不为所动。事后看来，正是这个草率的决定导致他后来自食苦果。
姆南加古瓦并不是穆菊茹，他可是一位有手腕、有抱负的铁腕政治家，早在反抗白人殖民者的斗争中，他就获得了“鳄鱼”的绰号，津巴布韦解放后又在穆加贝阵营中经营了数十年，为穆加贝屡立功勋。由于穆加贝在党内有无人能及的威望，姆南加古瓦一直尊穆加贝为国父，对格蕾丝隐忍不发，如果穆加贝一直保留他第一副总统的职位，他也许会一直隐忍下去，直到穆加贝去世。但如今，穆加贝听信格蕾丝谗言罢免了他，姆南加古瓦认为已没有再忍耐的必要了。他逃亡国外之后，发表了长达5页纸的声明，愤怒地对穆加贝说：“津民盟不是你和你老婆的私有财产，不是你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他还发誓会回到津巴布韦，与之斗争到底。
多少年来，姆南加古瓦都对穆加贝毕恭毕敬，如今却如此疾言厉色地公开挑战他的权威，穆加贝哪里能忍得下？他宣布，要将所有亲姆南加古瓦派的公职人员清除出党和政府。还有消息说，穆加贝将以“叛国罪”逮捕姆南加古瓦。如果罪名成立，按照津巴布韦法律，姆南加古瓦将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
与此同时，格蕾丝在党内的呼声日渐高涨，青年联盟组织的团结大会推举格蕾丝为副总统。在布拉瓦约的集会上煽动民众为格蕾丝喝倒彩的四名主犯被以“破坏总统权威罪”逮捕。所有的迹象都在表明，穆加贝在为妻子格蕾丝接替他的职位而扫清障碍，而这些是追随穆加贝多年的军方人士不能容忍的。
津巴布韦国防军总司令奇温加11月13日发出明确警告，要求停止对参加过民族解放战争的党内人士的清洗，并威胁说，如果执政党内的政客们继续“搞诡计”，军方将“介入”。虽未指名道姓，但矛头显然指向穆加贝夫妇和“40人集团”。第二天，一份针锋相对的政府公告从穆加贝政府中发出，指控奇温加蓄意煽动暴乱，武力亵渎宪法，公然挑衅总统权威，是彻底的叛国行为。
军方的警告是向穆加贝和格蕾丝集团发出的最后通牒，但穆加贝统治津巴布韦太久了，早已视军队的忠诚为理所当然，并未对这一警告做出及时的调整和防范。他似乎忘了，国防军总司令奇温加和姆南加古瓦关系颇为密切，奇温加一直希望姆南加古瓦成为穆加贝的接班人。穆加贝撤下姆南加古瓦，力推自己妻子的做法已经和军队的利益背道而驰。
于是，2017年11月14日夜间至15日凌晨，奇温加率领军队控制了政权，软禁了穆加贝，才有了本文最初的那一幕。穆加贝统治津巴布韦37年之久，看似一言九鼎，根基牢不可破，没想到一夜之间众叛亲离，大势尽失。但回头看他在执政最后几年的所作所为，这样的结局却也并非不可预料。
我曾想，如果穆加贝选择主动退位，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会不会更高？毕竟，他领导津巴布韦广大黑人争取到了独立和自由，将他们从种族隔离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些过往，津巴布韦人从未忘记。津巴布韦人虽然对日益下滑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失望，对变革的期许越来越强烈，但对于这位曾经的民族英雄，人们一直给予足够的尊重，以至于穆加贝在宣读了辞职信之后，还有津巴布韦民众拦住我们的记者说：“穆加贝总统在过去37年都是我们的领袖，他确实犯了错误，但他是非洲的象征，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更为体面的下台的方式。”
如今，穆加贝下台引发的政治风浪已经渐渐平息，津巴布韦已经开启了姆南加古瓦的新时代。随着新政府开放力度的增大，外资纷纷回转，英联邦又向津巴布韦伸出了橄榄枝，希望它重新回到自己的怀抱。穆加贝似乎已经被这个时代渐渐遗忘，但不管怎样，在津巴布韦的史书上，他必定是浓重的一笔。他的功与过，自会有后人不断评说。
三 货币之殇 百姓之痛
在我去津巴布韦驻站之前，听说过的关于这个国家最多的故事，莫过于它曾经发行的面额100万亿津元的巨额钞票。其实，用这个人类历史上零最多的钞票发行一个月后甚至买不到一块面包，它没过多久就被美元替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人对它的追捧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在我驻站前，就有好几个朋友叮嘱我，从津巴布韦回来的时候“帮着带一张那种十几个零的钞票”。
传说中的100万亿钞票
到哈拉雷不久之后，我惦记着朋友的嘱托，开始寻找传说中的面额100万亿津元的钞票，但这时市面上早已不见它的踪影。有人告诉我，津元早已被禁止使用和买卖，只能去黑市上找。可是，黑市在哪里呢？初来乍到的我还摸不清这其中的深浅。
幸运的是，央视驻站的记者何绪酷爱收集钞票，他听说我在打听100万亿的津元，热情地指点我说：“哈拉雷东门那里有个白人开的钟表店，明面上是卖钟表的，但也会偷偷地卖津元。我在他那里买过很多了，他每次都给我打折，明天我带你去。”
第二天，何绪坐着他的专车来记者站接我。我羡慕他竟然还有专职司机，他却无奈地说：“嗨，你不知道，哈拉雷城里交通状况特别复杂，人又多又杂，还有警察敲竹杠。我进城就不爱开车，还是让当地人开比较安全。”
记者站位于城郊的使馆区，也是低密度住宅区，窄窄的小道旁是一个个独门小院，往来并无多少闲人。而车子一开进城区，就如同进入了喧闹的集市。市中心虽然是宽阔的马路和一座座高楼大厦，但街道上总是塞满了汽车，一群群衣衫破旧的人们无所事事地在街上闲逛，在众多汽车间闯红灯，过马路如同闲庭信步。我叹了口气，对何绪说：“还好你没亲自开车来。”
我们在著名的商业区东门附近下车，何绪带着我转了半个街区，找到了那个钟表店。这个钟表店看上去很普通，小小的房间里，一个白人老者正在摆弄手里的钟表。何绪和他说明来意后，白人老者从货柜底下拿出了一沓子崭新的钞票。我惊呼：“这么多！我只要最大面额的那几张津元就行。”
何绪对我解释说：“津巴布韦独立后发行过五代津元，还有很多的债券货币，你要的100万亿津元是第四代津元，第五代津元刚发行几个星期就被废除了。这些津元你可以都买下，以后肯定会升值的。”
我架不住他游说，花了200美元买了津巴布韦独立后发行的第三代至第五代津元和债券货币，一共66张。又买了20张100万亿的津元，每张价值2美元。何绪信心满满地说：“你好好收着这些津元，以后一定会升值！”
果不其然，等我半年后再去，100万亿津元已经涨到了10美元一张。2015年，黑市上面额100万亿的津元已经是15美元一张。而在2015年6月，津巴布韦中央银行（简称津巴布韦央行）不知为何又突然想起了早就不用的津元，发文宣布，正式取消津元的法定地位，人们可以将手中的津元拿到银行兑换，10万亿津元兑换2美分，50万亿津元兑换20美分，100万亿津元兑换40美分。
记者站有位已经工作了30年的资深女工，叫玛利亚。我问她有没有去银行兑换津元。她说：“当年津元贬值得那么厉害，我早就把银行里的钱取出来花掉了呀，哪里能留到现在？”我告诉她，现在100万亿津元在黑市上已经卖到了15美元。她听了，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夫人啊，当年津元停止使用后，我还在院子里烧了两麻袋津元呢！早知道留到现在，我怎么也是有钱人了！”
政府的一纸兑换令又勾起了人们对那段惨痛往事的记忆。虽然离2005年严重的通货膨胀过去不足十年，但受尽折磨的津巴布韦人已经很少提及那段往事。
2005年10月至2009年2月，津巴布韦货币不断贬值，每当贬值到无法控制的时候，津巴布韦中央银行就会一股脑抹去1后面的十几个零，作为1津元重新发行。但没过多久，通货膨胀又席卷而来，央行只好故伎重演，再次抹零发行新币。老百姓的资产就在这一次次清零运动中化为乌有，人们拿着巨额的钞票却只能饿肚子。
可是，当我再往前探究，却发现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事实：津巴布韦在1980年刚独立的时候，津元的汇率是和英镑等值的。那么，在过去的30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津元从坚挺的硬通货到一步步阵地全失，最后成为供人们把玩的纪念币呢？这其中的故事，真是一言难尽。
一场土地改革引发的经济危机
津巴布韦是南部非洲一个极富有传奇色彩的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津巴布韦还是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子”，向周边国家出口玉米、小麦等农产品，一个国家的粮食养活了整个南部非洲。它的工业实力在南部非洲也颇为领先，可以制造火车机车、铁轨、汽车，维修飞机引擎，服装制品物美价廉，畅销南部非洲。
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成为津巴布韦由盛至衰的分水岭（详情见上篇《九旬总统穆加贝执政的最后几年》）。
至今，人们对这场土地改革依然众说纷纭，赞美者、批评者各执一词。但无论土改对错与否，它的结果是令津巴布韦和宗主国英国彻底闹掰，欧美国家纷纷发出制裁令，不少外资撤出，良田荒芜，工厂关闭，年景一年不如一年。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津巴布韦就从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沦落为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白人农场主逃走了，也带走了先进的耕种技术。广大的黑人农民虽然分得了一小块土地，但是一没有资金，二不懂大规模种植技术，撒下种子就等着老天爷赏饭。津巴布韦每年都有半年的旱季，如果不懂培育和灌溉的技术，单纯靠天吃饭，收成只会越来越差。当农民们发现守着土地也难以填饱肚子以后，只好背井离乡寻找生路。津巴布韦有1400多万人，其中300万人在南非打工。还有一部分农民涌入哈拉雷等大城市，做点小生意，或是给有钱人家当花工、女佣。
如今，昔日令殖民者垂涎、令周边国家艳羡的万顷良田已是草比人高。风吹草低，让人总担心草丛中会钻出个狮子或是猎豹来。津巴布韦人自嘲说：“只要出了城，到处都是国家公园。”
经济制裁、外商撤资对于津巴布韦工业、制造业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哈拉雷郊区规划得整整齐齐的工业区十有八九大门紧锁，而位于奎鲁的一个个大型钢铁厂也如同一座座废城，炼钢机器早已锈迹斑斑。没有了自己的工厂，衣食住行只能大量依赖国外进口，物价逐年攀升。
伴随着经济下滑、物价高企的，是津巴布韦一次又一次的恶性通货膨胀。1980年至2009年2月，独立后的津巴布韦政府先后发行过四代津元和债券，除了第一代津元之外，之后政府发行的每一代津元都以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告终。特别是最后一代正式使用的津元，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2008年7月，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000％。
记者站有一个点钞机，是经历过2008年通货膨胀的记者留下的。据那时的记者朱曼君回忆，为了交1个月的网费，他们3个人用点钞机点了1个小时，才点清楚了所有的津元。但当他们扛着一麻袋的津元到了营业厅，遇到汇率上涨，一麻袋的钞票又不够了。
商品不停地涨价引起民怨沸腾，津巴布韦政府随后颁布限价令，禁止一些生活必需品涨价。可是，津元每天都在贬值，如果不涨价，就必定亏本，很多商家因此停止进货，或囤货不出，或私下销售。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人们背着成麻袋的巨额津元，却买不到东西。城市居民为了生存，只能去农村买猪、买羊。而农村居民更可怜，很多人一天只够吃一顿饭，连树皮都被剥下来吃了。
津元越贬越不值钱，美元成了人们的救命稻草。很多商店卖了货品、收了津元之后，尽量连夜换成美元保值。据一位来津巴布韦二十多年的华人讲，那时候津巴布韦稍有生意头脑的人似乎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换钱，连美国来的神职人员都拿着美元找到他们兑换津元。
由于卖家和买家都有需求，人们开始偷偷地在黑市用美元购买商品。虽然警察经常进行搜查，不允许人们用美元买卖，但根本无法阻止人们使用美元等外币的势头。美元、英镑、南非兰特等外币取代津元，逐步成为民间市场上的实际货币。
2009年4月，新成立的联合政府正式宣布暂停使用津巴布韦元，实行美元、南非兰特、英镑等一揽子货币的方案，商店可以用任意货币结算。津元从那时起，暂时退出了津巴布韦的历史舞台，津巴布韦进入了美元的时代。
美元带来的高消费
美元给津巴布韦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本已濒临崩溃的经济很快稳定下来。改用美元结算后，商店货架上的货品迅速充盈。经历了长时间的物资极度短缺，人们的消费热情高涨，进出口生意热火朝天，很多批发零售商赚得钵满盆满。
津巴布韦经济随着美元的使用开始恢复性增长，2010年至2012年实现年均10％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此同时，2010年至2013年年末的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3.0％、3.5％、3.8％、0.33％，和美元使用之前已是天壤之别。
但是，美元也并非万能的。由于美元的坚挺，津巴布韦物价高昂，民众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同时，美元也推高了津巴布韦制造业的成本，使本就岌岌可危的制造业更加缺乏竞争优势。
2013年年底，我初入津巴布韦，对津巴布韦商品的最大感受就是贵！一小盒豌豆2美元，回家炒炒还不够一盘。薄薄一小片火腿肠1美元，一根黄瓜1美元，一小根玉米1美元，一袋牛奶1美元，自己做一顿最简单的早餐也需要两三美元。每当我去采购时，用美元价格乘以6，都心疼不已，于是，没过多久，我就试着在记者站的菜园子里自耕自种，加入了津巴布韦人自给自足的大军。
吃的食品都这么贵，更别说用的了。超市里一卷普通卫生纸1美元，质量还没有我国价值2元的卫生纸好，害我时常寻思回国的时候运几箱卫生纸过来。出差用的洗漱包，20美元一个，而国内这种质量的洗漱包最多20元一个。没有办法，我只好节衣缩食，减少消耗，渐渐也就无欲无求了。
记者站的女工玛利亚对我说，津巴布韦刚独立的时候，物价并不像现在这么高，10津元就可以用1个月。但后来历经多次通货膨胀，商品价格越来越高。据说，在刚刚废除津元，改用美元的时候，很多商家利用百姓对美元价值不了解，再次提高了商品价格，之后就再也没降下来。
津巴布韦的进口关税高得惊人，很多食品和衣服从南非进口之后，价格就翻了一倍。有些中国进口的产品，都不用修改价格，直接把数字后的单位从人民币换成美元，就摆在商店里出售，照样因为价格相对低廉而深受欢迎。因为进口物品再贵，也比本土生产的便宜。本土仅存的一些轻工产业，因为原材料基本从外国进口，用美元结算后本身价格就不菲，再加上机器设备落后、人工生产效率低，制成品的价格更是高得离谱。
按说，物价这么贵，津巴布韦人也应该有相应的高工资才对。但事实恰恰相反，经过了20年的经济萧条，津巴布韦已经沦为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2016年，津巴布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27美元，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200美元，公务员平均工资也不过500美元。如果按照收入消费比来衡量，就相当于中国人拿着西双版纳的平均工资，承受着上海外滩的物价，物价水平严重偏离收入水平。哈拉雷的汽油价格基本维持在1.25～1.45美元，普通的开车市民往往一次只加5美元的汽油，这个油量仅够一个小排量轿车一天的消耗。
面对高物价、低工资，津巴布韦人可如何生活呢？在哈拉雷生活时间长了，我逐渐发现了其中的门道。能经常在超市里购物的，往往都是月薪1000美元以上的有钱人。穷人去超市最多只是买一条1美元的切片面包，而那些能用得起1美元一卷卫生纸的人，都不是普通人。
普通市民的购物场所往往是像梦巴黎之类的批发市场。
梦巴黎是哈拉雷最大的批发市场，位于国家公墓和污水处理厂旁边。整个市场露天而建，小贩们用木板和纸盒一搭，就是一个摊位。卖的东西从五金建材到吃的、穿的应有尽有。在这里，红薯、土豆、番茄等各种蔬菜水果都是成桶出售，价格只是超市的一半或者更低。而衣服和鞋子大部分都是二手的，只花1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件八成新的衣服或裙子。
梦巴黎旁边是一个长途汽车站。每天清晨，穆塔雷、马辛戈、卡里巴等地的农民都会将新鲜的蔬菜水果运到这里出售，也会有很多小贩从这里批发商品，再拿到市里摆个小摊。一个市场养活了半个城市的平民。
只是，梦巴黎旁边都是贫民窟，人口拥挤，遍地垃圾，2016年哈拉雷爆发的霍乱就是从梦巴黎贫民窟的一口被污染的水井开始的。市场缺少管理，人员鱼龙混杂，明抢暗偷总是防不胜防，当地人提起这个市场是又爱又恨。
住在津巴布韦南部的居民喜欢搭个长途车，去南非走私些生活必需品。在南非和津巴布韦关口的贝特桥上，大巴车、皮卡车总是源源不断地从南非向津巴布韦运送便宜物资。
玛利亚的女儿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工作，她每次去看女儿，回来时都会大包小包地采购。有一次，她搬回来了两桶食用油、四麻袋玉米面，还有毛毯、衣服。要知道，长途车并不从记者站门前过，她下了长途车，还要倒两次小巴车，才能回来。
我心疼她太累，埋怨她为什么千里迢迢地带这么沉的东西回来，哈拉雷又不是买不到。她说：“夫人，这些东西在南非的价格要比在津巴布韦便宜一半啊！只可惜，过关的时候警察向我索贿，我只好给了他两桶油。否则，这些东西都得被他扣下。”
玛利亚一个人干了女工和花工两个人的活，每个月记者站给她400美元工资，这工资在哈拉雷的女工中绝对是最高的，甚至比一些公务员的工资还高。但是，她要经常资助农村的穷亲戚，给生病的亲人医药费，给失学的孙辈学费，自己仍旧节衣缩食。一天只吃两顿饭，一个星期才吃一次肉。
我的一位朋友请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当小时工，这位女工工作十分勤恳，除了在朋友家工作，还另外兼着两份小时工的工作。但在她工作了一个月后，我的朋友发现，家里的糖罐空了。她很好奇，虽然总听说有女工偷东西，但偷糖能做什么呢？她找来女工讯问，女工一五一十招了。原来，这位女工每天都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只好靠喝糖水提劲。我这个朋友听着不忍，给她准备了面包，让她吃饱了再干活。
记者站旁的购物中心有一位负责巡逻的保安，我每次路过都会和他打个招呼。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的妻子以前做过女工，现在失业好久了，你能帮她介绍一份工作吗？”我看着他期待的眼神，不忍拒绝，只好答应帮他问问。我知道，如果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他又怎会求一个陌生的外国人找工作呢？但我所有的朋友家里都有女工，而且，我也不能将这种不认识的人介绍给朋友啊！后来，他每次看到我，都会问我有没有消息，我也只好回答他暂时还没有。我看得出，他的神情越来越黯然。一个保安的月工资最多不过200美元，靠这么点钱，如何养活妻儿！
亲历津巴布韦的钱荒
一个正常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而全靠美元在维持经济运转，实属不易。好在，津巴布韦的经济体量小，2016年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24亿美元，尚不及中国的一个四线城市。虽然国家商品主要依靠进口，但是每年津巴布韦的矿产和烟叶出口能创造几十亿美元的收入，加上有三成左右的津巴布韦人在外打工，他们每年都会往国内汇回大量美元，养活国内的亲人，所以从2009年美元开始流通，到2015年年底之前，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在过去的六七年里，从银行一次取一两万美元无人过问，海关虽然限制每人每次只能带出境5000美元，但检查得并不严格。虽然津巴布韦的美元破一点，臭一些，但人们毕竟挣的是美元，花的也是美元。津巴布韦似乎一度成了一个美元的绿洲。
但是，从2016年年初开始，津巴布韦的美元似乎一下子变少了。
最先出现问题的是银行。此前，自动取款机可以一次取2000美元，但几乎一夜之间，很多银行就把一次取款的最高额度限定为了1000美元，而且一定要清早才能取到钱，晚到一点，自动取款机的现金就被取光了。
紧接着出问题的是玛利亚的老公。他是位退休老兵，60岁左右。每个月，他都会从乡下的家中来到记者站，住上一两天，看看玛利亚，帮她干一些体力活，顺便去银行取退休金。
以前，他每次来都只住一两日，我往往刚和他打了个招呼，第二天就不见人影了。但自从银行限制取款之后，他每个月来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次破天荒地待了一个星期，每日里割草锄地，修剪枯枝，将记者站的院子收拾得整整齐齐。
我和他开着玩笑：“这次怎么待了这么久？是不是舍不得玛利亚？”
他憨厚地笑笑说：“现在退休金越来越难取了，我排了几天的队，也只取到一半，剩下的只好下个月再试了。”
我当时也许是脑子短路了，竟然不假思索地问他：“既然取钱那么辛苦，为什么非要取出来呢？可以刷卡买东西嘛！”
他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似乎是在笑我竟然会有“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的发问。不过，他还是耐心地向我解释：“我们乡下哪能刷卡买东西呢？都是用现金。城里可以刷卡的地方东西多贵啊！”
我很快发现，不仅是乡下不能刷卡，连城里也有很多地方不能刷卡。
津巴布韦购物场所的刷卡机并不多。以前，人们购物基本用现金，还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但自从银行限制提现以后，很多商家为了减少损失，想出各种办法拒绝刷卡：汽车加油不接受外资银行的银行卡，购买机票不能刷本国银行卡，在菜场买菜不能刷卡，工人来站里维修更不可接受刷卡，日常生活一下子艰难了很多。记者站虽然经费充足，但因为取不出钱又刷不了卡而陷入了困境。
而更让人困惑的是，流通了六七年的美元，为何突然就不够用了呢？津巴布韦央行解释说：“津巴布韦民众不愿使用信用货币，造成了津巴布韦以现金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本地生产水平低下，消费者需要用大量外汇购买进口物资，导致对外汇的需求增加；消费者和企业对银行信心不足，导致大家要在银行之外储存大量现金；干旱引起的进口需求也增加了外汇的需求，迄今为止，用于粮食进口的外汇已经达到8000万美元；黄金和烟草的小型生产者因为产量的提升，在扩大销售之后对提取现金有了更多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