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我不禁惋惜和遗憾：我才刚刚来到非洲，他怎么能这样快就走了呢！3秒钟之后，我反应过来，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做报道的。我赶紧告诉后方编辑：“曼德拉去世了！”得到回复：“7点直连！头条！”
一 亲历曼德拉葬礼
2013年12月5日是我抵达津巴布韦的第25天，一切都如往常般平静。晚上11点多，我照例回到卧室，打开电视机，调到BBC电视台，打算看一会儿新闻，心里还盘算着明天约朋友去看一场关于曼德拉的电影。
以南非国父曼德拉同名自传改编的电影《曼德拉：漫漫自由路》11月底已经在津巴布韦各大电影院上映了。在离曼德拉这么近的地方看以他为原型的电影，该是多么亲切！
曼德拉是我的偶像。来非洲驻站前，在“曼德拉国际日”的那天，我曾特意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向这位95岁的老人致敬。而之所以能鼓起勇气来非洲驻站，曼德拉的魅力和感召也是重要的因素。
正看着BBC新闻，节目突然中断了，开始插播突发新闻。我正诧异间，只见南非总统祖马身着黑色西装赫然出现在屏幕上，面色沉重。我心中一紧，不会是曼德拉出事了吧？20多年的牢狱生活让他的肺部成为其“阿喀琉斯之踵”，近年来，曼德拉数次因肺部感染入院接受治疗，几度传出病危的消息。
果不其然，最让人揪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祖玛用低沉凝重的嗓音说道：“亲爱的南非民众，我们敬爱的纳尔逊·曼德拉、我们民主国家的首位总统已经离我们而去。5日晚8点30分左右，他安详去世，享年95岁。我们的国家失去了最伟大的儿子。”祖马随即下令南非全国降半旗致哀，并宣布为曼德拉举行为期10天的国葬。
菜鸟记者的成长
得知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我不禁惋惜和遗憾：我才刚刚来到非洲，他怎么能这样快就走了呢！3秒钟之后，我反应过来，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道。我赶紧告诉后方编辑：“曼德拉去世了！”得到回复：“7点直连！头条！”
我看了一下时间，当时是津巴布韦时间12月5日2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月6日早上6点，只剩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我披上衣服，急忙从楼上飞奔到楼下办公室的电脑前。自从来到津巴布韦，我几乎被当地慢节奏的生活同化，反应速度很久没有这么快了。
可是，当我打开电脑，却傻眼了：网络瘫痪，一个网页都打不开。我急得快哭了。万幸的是，微信还能用。我赶紧联系国内的朋友，请朋友通过微信发来关于曼德拉的最新消息，又调出几天前做过的曼德拉的报道和曼德拉生日时做的纪录片文案，当作连线的背景资料。
就这样，我用了50分钟写好稿子，报道了曼德拉去世的最新消息、南非国葬的安排以及曼德拉的主要事迹，又在播出前迅速地演练了两遍。要知道，我此前一直在国内做编辑，从未经过做记者的训练。如今刚做记者就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北京时间7点，电话铃准时响起。我稳了稳心神，用深情又沉痛的语气回答了主持人所有的问题。此时的新闻电话连线对我来说是一种倾诉，让我把对曼德拉的敬仰以及对他离世的惋惜之情都通过这个连线倾吐出来。与主持人的电话连线结束后，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花了很长时间来平复激动的心情。
平静下来，我开始思索去南非报道葬礼的事情。在到津巴布韦之前，我从未出过国，也没有办过任何出国的手续，津巴布韦的居住许可证还是站长带着我一起办理的。如今站长正在南非出差，所有的事情都得我一个人来处理，这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菜鸟来说真是莫大的挑战。但是，可以想象曼德拉的葬礼会有多么隆重，这可能是我任期内最大的新闻了，我一定要去现场，无论多难也要去。
打定主意，我立即着手申请南非的签证。南非的签证是所有南部非洲国家中最难办理的，我发信息向远在南非的站长求助。站长建议我除了常规的申请材料外，请中国使馆开一封给南非使馆的照会信，再给南非使馆写一封言辞恳切的申请信，他认为这些有助于拿到南非的签证。
时间不等人，我按照站长的指点，连夜准备申请南非签证的材料。申请签证还需要我3个月的当地银行存款或者价值200美元的旅行支票。我刚来津巴布韦半个多月，只能选择后者。办理旅行支票要先在当地的南非银行开户，我又开始准备银行开户的材料，全部材料准备齐全，天已大亮。
我在床上躺了1个小时，根本睡不着。7点一到，我一翻身爬了起来，先给使馆打了电话，请他们出具照会信。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是热心肠，一口答应。
我喝了碗牛奶、咬了口面包，又匆匆往银行赶。
12月正值津巴布韦的雨季，一夜小雨，出门时雨依旧未停。我着急赶路，顾不上打伞，来往车辆溅起的水花很快就将裤子打湿。
在申请旅行支票时，我又遇到了问题。南非使馆指定的南非标准银行嫌我的材料不完整，不愿给我开户，而我在短时间内又实在无法凑齐所有的资料。我再三请求，说明要去南非参加曼德拉的葬礼。也许对方是被这个理由打动，终于同意在不开户的情况下卖给我旅行签证，但要收取25美元手续费。紧急关头，25美元也算不得什么了。
这时，我又接到台里的电话，要求给晚间节目做一个新闻电话连线。非洲人的办事效率很低，我没有时间在银行等待，只好先跑回站里，查资料做完连线，然后又打车到银行取支票、去中国使馆取照会信。当我到达南非使馆的时候，已是中午11点10分。
南非使馆平日里拥挤的大厅这时却空空荡荡，我隐约觉得不妙，急忙冲到窗口，把所有的材料递给签证官，说要申请南非签证。
签证官看都没看我的材料，就不太耐烦地说：“我们已经下班了，你知道吗？”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
签证官耐着性子给我解释：“我们周五只工作到上午11点，下午休息，周末不工作。你下周再来吧。”
下周？现在申请签证就已经晚了，下周可能就赶不上葬礼了。我心中焦急，赶紧把中国使馆的照会信从资料中拿出来给她看，恳切地说道：“这是中国使馆给南非内政部的照会信，我要代表中国媒体去南非报道曼德拉的葬礼，请让我今天就递交材料吧！”
签证官认真地看了照会信，沉思了一下，说：“我要和领导商量，你等一会儿。”
十分钟之后，一个胖胖的女人走出来，笑眯眯地问：“你为什么要去南非？”
我说：“我是中国驻南部非洲的记者，要去南非报道曼德拉的葬礼，曼德拉既是南非人民的国父，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的听众非常想听到关于他的报道。”
不知是使馆的信起了作用，还是我的真诚打动了这位女领导，她热情地说：“欢迎你来，我们会给你办理半年的签证，你等一下就好。”
我不由得喜出望外！原想周一能把签证拿下来就不错了，没想到能立等即取。按照惯例，办理南非签证需要10个工作日，而且通常只办理3个月以内的单次入境签证，而我拿到了半年的多次往返签证，真是托了曼德拉的福。
12月7日一大早，我拖着从国内带过来的巨大的行李箱，打车去哈拉雷国际机场。
由于对机场的标识不熟，排队换登机牌时，我不慎排错了队。等我转到了南非航空的通道处，却发现那里一个乘客都没有了。
我焦急地问空乘：“我是不是来晚了？”
空乘严肃地对我说：“是晚了，你改签吗？”
我急忙说：“改签！改最近一班航空。”
空乘见我那么着急，笑着说：“开玩笑呢！还不晚，赶紧去吧。”
就这样，我一路磕磕绊绊地踏上了报道曼德拉葬礼的行程。而接下来的挑战会更大：我们能否参加曼德拉的葬礼，过去以后应该和谁联系，应该怎么做报道，一切都是未知数。
载歌载舞纪念亡灵
南非航空的登机口放着一叠南非的报纸。我拿了一份南非的《明星报》，上面好几版都是曼德拉去世的消息，内容有曼德拉的事迹、世界各国领导人向南非发来唁电、南非政府对曼德拉葬礼的筹备，等等。从报纸上看，曼德拉的国葬声势浩大，不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表示要参加葬礼。
飞机抵达约翰内斯堡坦博国际机场后，我打车前往旅馆与站长会合，然后一同前往曼德拉位于桑顿的家采访。
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有两个家：一个位于索韦托的黑人贫民区，另一个位于金融中心桑顿。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待在桑顿的家中。12月5日晚，他就是在位于桑顿的家中去世的。
曼德拉门前载歌载舞的民众
离曼德拉的家一公里处，警察拉上了警戒线，不允许车辆进入。我们停好车，拿上采访设备，步行前往曼德拉故居。街道两边，到处是新闻转播车和做现场直播的各国记者。还有越来越多的同行正在赶来的路上。从曼德拉病危开始，世界主要媒体的记者就日夜蹲守在他入住的医院外，随时对他的病情进行直播。
我们越往前走，人越多，到达曼德拉家门口时，道路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
在我的印象中，哀悼逝者应该是一件肃穆、悲伤的事情，但当我接近曼德拉家门的时候，却被眼前热闹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各种肤色的人们正在曼德拉家门前载歌载舞，有的身穿印有曼德拉头像的衣服，有的身披印有曼德拉头像的旗帜，还有的举着他的照片和画像。人们高声呼喊着曼德拉的名字，唱着颂歌，往往一人起个头，就会有一群人唱和，主唱、伴唱、合唱分工明确，层层推进，就像排练过似的。
曼德拉家门前的花束堆成了小山
寄托哀思的蜡烛
人群中，领唱的邦格祖女士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一边投入地高歌，一边挥舞着手臂，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的气氛不断推向高潮。在她唱完一曲后，我挤到她身边，询问她歌曲的含义。
她热情地说：“你说刚才那首吗？那是一首革命歌曲，歌词的大意是我的母亲是一位厨娘，我的父亲是一位花匠，所以我是一个无产者。”
她主动和我讲起了她的童年：“我小的时候，黑人是白人的奴隶，我的父母劳苦工作，却无力给我们更好的生活。我的父亲就是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第一位被绞死的黑人。曼德拉推翻了这种不平等的种族制度，他的坚强意志为我们赢得了独立。”
我还是不太懂，问道：“可是，曼德拉去世不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吗？你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唱歌跳舞？”
她解释道：“在非洲文化中，当我们遇到悲伤或者喜悦的事情时，都会歌唱，这是一种释放。曼德拉一生都在为我们穷人努力工作，所以我们要用歌声来纪念他。”
“那你们排练过吗？为什么唱得这么整齐？”我追问道。
她笑了：“我们不用排练。这些革命歌曲和歌颂曼德拉的歌曲，每个黑人都会唱。”
邦格祖女士转身又带领身边的人唱起歌来。我接着在附近寻找不同肤色的人进行采访。
将印有曼德拉头像的旗帜披在身上的黑人小伙子汉斯对我说：“我深爱曼德拉，曼德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如今这个理想已经实现。黑人、白人，无论是什么肤色的人，都团结在了一起。”
一位印度裔的老者达格伍德说：“在我心中，曼德拉是第二个圣雄甘地。他促进南非以和平方式制定了新宪法，而没有鼓动人们拿起武器，相互杀戮。他与政敌实现了和解，鼓励人们忘掉过去的仇恨，和睦相处。”
我一边采访，一边挤过人群，来到曼德拉的家门前。这是一幢普通的二层小楼，平日里和南非大部分中产阶级的房子并无两样，而如今它已经成为人们寄托哀思的场所：鲜花在空地上堆积成了小山，烛泪在台阶上流淌成河，人们给曼德拉写的信、画的画更是将院墙外的栅栏遮得密不透风。
两个白人小孩子在父亲的指导下，为曼德拉点燃蜡烛，敬献鲜花，态度毕恭毕敬。这位父亲对我说：“我带孩子来这里，是希望孩子长大后能明白，今天的自由来之不易，要有感恩之心。我告诉孩子，要继承曼德拉留下的精神财富，学会关爱别人、谅解别人、尊重别人，无论他人是何种肤色，都应如此对待。”
曼德拉的一生可谓传奇，他的前半生一直在为推翻不平等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不懈斗争，他虽然为推翻白人统治而战，但也并不愿建立一个黑人统治白人的世界，他追求的是一个“崇尚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谐相处，都拥有平等的机会”。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理想中的自由国度，他被白人统治者关押在监狱中长达27年，受尽折磨，但决不妥协。当他被无罪释放，成为令无数人仰慕的英雄后，又将个人的恩怨抛之脑后，在白人极右翼势力、黑人激进组织、黑人右翼组织之间斡旋，为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耗尽心血。当他被南非选民选举为第一任黑人总统之后，他又成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推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和解与宽恕，求得了国家内部最大程度的和平与稳定。而当他刚刚做满一任总统，扭转了南非经济长达十年的负增长，实现年均3％的经济增长后，他又在威望如日中天时选择了急流勇退，将国家交给他认为更有能力的人治理。
从斗争到和解再到腾飞，这个国家每走一步，都无比艰难，但曼德拉硬是靠他不懈地斗争、宽博的胸怀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南非奇迹。曼德拉为南非人民做的一切，他的人民从未忘记。在接下去报道葬礼的日子里，我一次次被民众的热情所感动，一次次随着他们的悲伤而悲伤，每跟随曼德拉的灵柩走过一个城市，我都能感受到人们对他发自内心的爱戴。所谓世纪伟人，曼德拉当之无愧。
后曼德拉时代，南非站在十字路口
12月9日一大早，我和站长驱车去媒体中心注册，只有注册了记者证，才能参加之后一系列的曼德拉葬礼的官方报道活动。
8点30分左右，我们抵达了位于国家银行体育馆旁边的注册中心。虽然还没开门，但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已经排起了一百多米的长队。如今，像曼德拉这样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政治家屈指可数，稍有实力的媒体都会派记者来报道他的葬礼。
记者们三五成群地边排队边聊天，因担心政府对记者人数有限制，积极打听各种小道消息。一位记者说，网上注册过的记者会优先得到记者证，其他人慌得赶紧上网注册。
正在焦虑等待时，我突然发现队伍最前端有中国记者的身影，急忙凑过去寒暄一番。攀谈之下，得知他们是《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驻非洲的记者和当地华文媒体《非洲时报》的记者。在国外看到中国记者分外亲切，套了一会儿近乎之后，我厚着脸皮说：“我就跟着你们混了”，然后把站长也拉了过来。平日里我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地排队，但这次为了确保能够拿到记者证，也只好做点不太符合规矩的事情。
9点整，注册中心的大门打开，没想到注册过程却出奇的顺利。数十位训练有素的媒体管理人员在注册大厅里协助记者办理。半小时后，每个人都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印着大头照的记者证。把记者证挂上脖子的那一刻，我踏实了不少。
一早搞定了注册，上午空余出大把的时间。站长和我决定去曼德拉在索韦托的故居看一看。
索韦托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24公里处，是种族隔离政策形成的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区，也是南非最大的贫民窟。1994年以后，随着黑人地位的提升，很多房子重新修葺，形成一个个独立屋。曼德拉故居一带由于成了景点，更是整修得非常漂亮。
1941年，23岁的曼德拉为了躲避一场由摄政王为他包办的婚姻，逃婚来到了约翰内斯堡，白天在煤矿打工，晚上住在索韦托的贫民窟。那次出走使他的生活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他原本出生在南非科萨族一个部落酋长家庭，从小受到摄政王的照顾，生活环境优渥，迟早会接任酋长。但来到约翰内斯堡后，他从昔日的贵族沦落为最底层的工人，居住在划给黑人的隔离区，每天都面对黑人被奴役和欺压的残酷现实。就是在索韦托，他越来越深地体会到黑人因为种族隔离制度遭受到的苦难，从此走上了反抗种族不平等的道路。
1985年，曼德拉在索韦托的家被大火烧毁，现在的家是按照原样重建的，后又被改为博物馆。根据复原的博物馆来看，他的家仅有五六十平方米，包括两室一厅和一个小卫生间，陈设简单，狭小逼仄。在入狱前的近20年，曼德拉就是在这里和战友们一次次挑灯商讨抵抗计划；一次次从这里趁着夜色出走，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又一次次被警察带走、关进监狱，只留下妻子温妮和幼小的儿女，为他担惊受怕。
1990年，曼德拉出狱后，曾回到阔别27年的家中短暂居住，和从小缺少父亲陪伴的子女、从未谋面的孙子孙女享受天伦之乐。他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一切，唯独亏欠家人。
曼德拉去世的消息传出后，索韦托故居前的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和他位于桑顿的家相比，前来这里悼念的多是黑人。人们手捧鲜花、遗像，载歌载舞，小商小贩趁机兜售印有曼德拉头像的纪念品。由于参观和悼念的人太多，记者们甚至爬到墙头或屋顶，拍摄全景。
我们刚到不久，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的老兵们声势浩大地涌到曼德拉家门前，摩托车队将引擎开得震耳欲聋，退伍军人登上临时搭建的台子演讲，一边悼念曼德拉，一边宣传非国大。说到兴奋处，台上和台下的老兵们开始手舞足蹈。
当年，曼德拉加入非国大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光环此后也一直照耀着非国大，成为非国大团结民众的一面旗帜。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低迷使得南非的失业率高企、贫富差距增大、治安问题严峻，加之非国大内部不断爆出贪污腐败问题，人们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2014年4月，南非举行第五次议会和总统选举，非国大的执政地位受到白人政党民主联盟、黑人激进政党经济自由斗士等反对党的严峻挑战。他们此时在曼德拉的家门前大搞纪念活动，正是希望借悼念曼德拉的机会，为选举造势。
有趣的是，就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又看到南非反对党经济自由斗士的党员们穿着整齐的红色T恤衫向曼德拉的家游行而来。看来谁都不愿意错过通过曼德拉来提升自己支持率的机会。
从索韦托回来，我们又去了曼德拉基金会。站长之前和基金会下属的曼德拉纪念中心文献档案部主任哈里斯约好，要对他进行专访。
曼德拉在基金会的办公室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参观曼德拉基金会
1999年，曼德拉卸任南非总统后，亲手创立了曼德拉基金会，从事防控艾滋病和捐建学校等慈善工作。基金会下成立了曼德拉纪念中心，宣传曼德拉的生平事迹。我们刚到不久，就遇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南非的大主教图图前来参观曼德拉的生平事迹展。
哈里斯回忆说，关于纪念中心，曼德拉曾叮嘱他们三件事：第一，不要把纪念中心办成纪念堂；第二，这里不应仅回忆他本人的事迹，还要纪念与他并肩奋斗的同事们以及南非人民所做的贡献；第三，不必一味褒奖他，要允许批评的声音存在。
哈里斯遵从了曼德拉的意愿，在曼德拉纪念中心出版的《与自己对话》一书中特意收藏了曼德拉的日记、笔记和他的自省文字。在这些曼德拉亲笔写下的资料中，他不再是公众面前光芒四射的圣人，也有缺点，也会恐惧和疑虑，也会有急躁和失误的时候。
事实上，曼德拉在当选南非总统之后，接手的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压迫了黑人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一朝被推翻，人们迫切渴望变革。新政府立即启动了《经济重建与发展纲领》。
但那时，南非经济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萧条期，殖民政府早就将预算赤字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6％，而外汇储备甚至不足以支付三个星期的进口额度。接手的新政府内债数额惊人，能用于改善民生的资金少得可怜，《经济重建与发展纲领》的改革计划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即便如此，由于新政府在短期内实现了政治平等、民族和解、社会稳定，南非经济扭转了殖民政府统治时期长达十年的负增长。但是，2008年之后南非的经济衰退导致长久以来的社会矛盾再次加剧，人们的不满情绪正在增加。
哈里斯说：“如今，失去曼德拉的南非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未来十年，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像曼德拉1994年任总统时说的那样：‘此时的我就像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终点，但事实上，这只是更长、更复杂的旅程迈出的第一步。’曼德拉给了我们一个好的开始，如果我们以他为荣，就应该继续努力，继续奋斗。”
见证世纪葬礼
12月10日，我们此次采访的重头戏终于来了，规模空前的曼德拉国家追悼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体育场举行。
清晨5点，我们抵达体育场的时候，体育场外已聚集了大批等待入场的民众，人影密密麻麻看不到尽头。细雨纷纷，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却丝毫不能阻挡人们来悼念国父的热情。身边的一位黑人大妈对我说，为了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她凌晨就从家出发了。
随着天光渐渐亮起，我逐渐看清楚了眼前这个非洲大陆最大的足球城体育场。它的外观看起来有些像鸟巢，外墙涂成了红、白、灰、褐等多种颜色的小方块，象征着南非的多元文化。
南非选择足球城体育场作为追悼会的场所是有讲究的，它曾经见证了曼德拉人生的很多精彩瞬间。1990年2月12日，曼德拉结束27年牢狱生涯后的第二天，便在这里向数万民众发表演说。2010年7月11日的夜晚，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年迈的曼德拉携妻子现身体育场，全场欢声雷动，那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
大约等待了1个小时，媒体通道开始放行。我们穿过一个长长的密闭的通道，人和机器要分别经过严格和烦琐的安检，照相机被要求打开试拍两张，以验证里面没有藏其他机关。要知道，曼德拉的追悼会被称作全球历史上最隆重的追悼会，全世界91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听闻曼德拉去世，都放下手头的政务赶来南非。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南非几乎出动了所有的警力。
根据南非官网的报道，参加追悼会的重量级人物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英国王子威廉和查尔斯、法国总统奥朗德、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加拿大总理哈珀、德国总统高克、意大利总理莱塔、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巴西总统罗塞夫、印度总统穆克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等。此外，来与曼德拉道别的还有美国总统卡特、布什和克林顿，英国首相梅杰、布莱尔和布朗等前政要。
我顺着媒体通道走到体育场中的媒体区，眼前豁然开朗。体育场中央是绿草茵茵的场地，四周环绕着橘红色的座椅，整个体育场可以容纳10万名民众。
媒体区位于贵宾区的下方，对面的大屏幕上出现曼德拉的头像。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民众在警方的指导下鱼贯而入，很多人不忘带上曼德拉的照片和画像、南非国旗、非国大的党旗。
随着入场的民众越来越多，场上逐渐热闹起来。不知是谁唱起了曼德拉的赞歌，全场的观众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边唱一边在座位旁跳起整齐的舞蹈，歌声一浪高过一浪，甚至还有人吹起了南非世界杯上风靡一时的呜呜祖拉助兴。我置身其中，感受南非民众澎湃的热情，也不由激动起来。
一位跳舞的白人小伙告诉我：“我从德国来到南非做义工。因为钦佩曼德拉，所以特意来参加追悼会。看到大家都跳得那么投入，也忍不住加入进来。”
各种肤色的人们在追悼会上跳起整齐的舞蹈
当时针指向中午12点，追悼会正式开始。喧闹的人群安静下来，全球政要们一个个走到体育场中间的主席台上，献上对曼德拉的致辞。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第一个致辞：“南非失去了一位英雄和国父。曼德拉是我们这个时代卓越的领袖，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言传身教，为推进自由、平等、民主和正义事业，他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
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称赞曼德拉为增进中南两国友谊做出了卓越贡献：“曼德拉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作为中南关系的奠基人，他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推动中南、中非合作，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中南友好、中非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而深感悲痛。”
曼德拉生前致力于南非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和解，而他的追悼会则再次成为昔日宿敌改善关系的契机。出于交通原因，奥巴马较原定时间迟到一小时抵达会场，但他到场后，随即与古巴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握手，后者报以微笑。这一举动令不少人出乎意料。
奥巴马在演讲中将曼德拉比作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一样的领袖：“曼德拉就像甘地，领导了一场刚开始看起来希望渺茫的运动。曼德拉就像马丁·路德·金，向种族压迫发出有力的反对之声，为种族平等提供道德的支持。在他生命的长河中，他通过斗争与智慧、坚持与信念赢得了历史地位。他告诉我们，奇迹不仅存在于沾满尘土的历史书页当中，也存在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
在诸多领导人致辞完毕之后，南非总统祖马最后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说：“我们纪念曼德拉，是因为他为我们建立梦想中的南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是一个团结、不分种族、无性别歧视、民主和繁荣的南非。我们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贫穷、饥饿、无家可归和不平等现象存在的国家。”
与这么多大牌政要声情并茂的演讲相比，更让我感动的是站在雨中的民众。追悼会开了四个多小时，绵绵的雨下了四个多小时。体育馆的顶棚仅能遮住部分座位，大多数民众没有带伞，也未穿雨衣，就在雨中站了四个多小时，任凭雨水浇透身体。一些民众把唯一的雨伞打在了曼德拉的巨型照片上，他们宁愿雨水淋透自己，也不愿打湿国父的遗像。
我一次次打着伞冲到体育场中央，给人群拍照。他们在雨中冲我微笑，摆出胜利的造型。南非人民的热情岂是雨水就能浇灭的呢？
我见到了曼德拉的遗容
12月11日至13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遗体被送往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联邦大厦陈列，供曼德拉的家人、各国贵宾和民众吊唁三天。我们追随曼德拉的灵柩，从约翰内斯堡来到了比勒陀利亚。对于我来说，这是唯一可以亲眼见到曼德拉的机会。
比勒陀利亚联邦大厦
12月11日早上7时，灵车载着曼德拉的灵柩，从军事医院出发前往总统府联邦大厦。曼德拉的灵柩上覆盖着国旗，16辆摩托车在两旁护送。灵车途经中央监狱和最高法院，这些是在种族隔离时期曼德拉被关押和审判的地方。
在长长的街道两旁，早早就等候着数千民众。灵车到来时，街道两旁的民众呼喊着他的名字，挥舞着旗帜为他送行。人们一改往日热烈奔放的劲头，空气中凝聚着悲伤的情绪。
灵车抵达联邦大厦后，人们将他的灵柩缓缓抬上联邦大厦的阶梯，陈列在联邦大厦顶部一个圆形的平台上。曼德拉的遗孀格拉萨将双手放在棺椁上，向她深爱的人做最后的告别。
联邦大厦是南非政府和总统府的所在地，它坐落在比勒陀利亚城内海拔最高的一座小山上，可以俯瞰整座城市。这座建筑由花岗石砌成，呈圆弧形展开，东西两翼和两座塔楼象征着南非的英国人和布尔人，而中间的法院则象征着南非联邦。它的底座设计采用的是英国新古典主义演化而来的爱德华风格，而顶部设计则借用了荷兰建筑的风格。
1910年，南非的布尔人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将布尔人统治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殖民地与英国人统治的开普和纳塔尔殖民地合为一体，命名为英属南非联邦。从那时起，统一的南非殖民政府形成，英国人与布尔人分享权力的格局也成为殖民者口中津津乐道的民主制度。
然而，那次所谓的民主与南非的4000万非洲人毫无关系。直到1994年，南非第一次举行不分种族的民主选举，曼德拉成为第一任黑人总统之后，南非所有的人民才终于享受到了平等的权利，联邦大厦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12月11日上午是曼德拉家人、各国贵宾和南非政要对曼德拉的吊唁时间，但民众还是一早就在联邦大厦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其中不乏坐着轮椅的老人。那些愿意排一天甚至三天的队来瞻仰曼德拉遗体的人，曼德拉对于他们的意义不同寻常，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亲眼见过曼德拉，受过他的影响和恩泽。
在人群中，我见到了家住南非北部林波波省的普林斯，他凌晨四点就赶来排队。他向我回忆起在大学读书时与曼德拉交谈的情景。他说：“那是在1994年，我与曼德拉握手，并问他，‘人们大学毕业后，能获得什么改变吗？’曼德拉回答道：‘教育会改变命运，我希望你们都去学校上学，努力读书，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用和平的方式治理国家。’直到现在，我对他的这番话记忆犹新，感觉他就站在我对面，在和我讲话。”
中午12点，烈日高照，酷暑难当，这时，瞻仰的队伍已经从联邦大厦前排到了几个街区之外。在通往联邦大厦的小山坡上，人们手拉着手，一起爬过最陡的地段。
身穿白袍的南非阿拉伯社区主席阿卜杜勒说，他曾经多次见过曼德拉，曼德拉的人格魅力和宽恕、平等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但他在出狱当上总统后，并没有惩罚关押过他的人，而是宽恕了他们。他对待穆斯林和其他教徒一视同仁，他将不同肤色和宗教的人团结在一起。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总统像他一样，那么我们的世界会更好。”
下午1点左右，联邦大厦正式对公众开放，我们随着参观的人流进入了陈列曼德拉遗体的联邦大厦顶部平台，瞻仰曼德拉的遗容。只见曼德拉身穿标志性的褐色衬衫，躺在深棕色的棺椁里，面容平静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
由于瞻仰的民众太多，人们只能从棺椁两侧缓缓走过，不能停留。不少人在看到曼德拉的遗容之后，激动地痛哭起来，有的人甚至哭倒在地，被警员搀扶着走下台阶。
工作人员对民众的反应早有准备，贴心地在棺椁旁边的桌子上放上卫生纸盒，方便人们拭泪。但人们沉浸在悲伤之中，很少有人去取。
瞻仰遗体的地方不允许采访和拍照，也不允许记者停留。但我看这么多人真情流露，实在不愿意错过这个采访的机会。我跟随人流走到平台下面，在远离安保人员的地方偷偷拿出采访机，拦住刚刚瞻仰过的民众进行采访。
南非白人妇女佩雷拉哽咽着对我说：“我太激动了！他是我的英雄！我一直希望亲眼见到他，却没想到，直到他去世后才见到他的容颜！我要向敬爱的领袖道别了。我再没机会亲自握住他的手，问候他了。一切都太晚了！”
黑人妇女爱丽兹走出平台后，脸上泪痕犹在。她激动地对我说：“我为曼德拉而哭泣，因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一生都在为我们的权益而斗争。因为他的斗争，我们才有了房子；因为他的斗争，所有的事情才变得如此美好。”
一位名叫凯迪堡恩的年轻女孩深情地说：“曼德拉就像我的父亲。1994年我上学，排队申请助学基金，有人告诉我，这个基金的创始人是曼德拉。我之所以能够完成学业，都是由于曼德拉的帮助。”
比勒陀利亚联邦大厦门前排队瞻仰遗体的民众
瞻仰曼德拉遗体的队伍排到了几个街区之外
刚做完几个采访，突然发现警察巡视而来。我急忙取出采访机里的存储卡，放进衣服口袋里，另外拿了一张备用卡塞了进去。果然，两名警员径直朝我走了过来，要求我把设备拿出来给他们检查，在确认我没有录音后，方转身离去。
我长出一口气，这时才感到脖子火辣辣的疼痛，在太阳下站了几个小时，皮肤已被炙热的阳光晒伤了。
在此后的三天里，前来瞻仰曼德拉遗体的人络绎不绝。我们还在人群中见到了一百多位华人华侨。他们的右臂上缠绕黑纱，T恤衫上印着“曼德拉先生，南非华人怀念您”的文字。
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会长姒海是华人瞻仰活动的组织人，他说，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除了黑人遭到打压外，华人等外来族群的生存境遇也不好。而曼德拉倡导推动的种族和解政策令南非的华人受益不少。1994年之前，南非的华人只有一两万人，而现在则发展到了30万人。
姒海还特别讲到了曼德拉对华人治安情况的重视。他说：“那是1998年，我们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华人小孩被劫匪打死了，华人非常愤怒，举行了汽车大游行。曼德拉知道消息后，当天就打电话给家属，说一定会到小孩的家里探望。后来，曼德拉专门与我们华人举行了座谈会，还到小孩的遗像前鞠了躬。我们华人非常感动，这件事令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瞻仰仪式一直持续到12月13日下午5点45分，这时，还有长长的队伍排在联邦大厦外面。排在最前面的几百人试图推开挡在他们前面的警卫，冲进大厦，他们实在不想错过与国父最后说再见的机会。
虽然曼德拉在世的时候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比起这些因无法与国父道别而失望哭泣的民众，我又是幸运的。因为中国记者的身份，我终于见到了他的遗容，稍稍了却心中的遗憾。
世纪伟人魂归故里
曼德拉的遗体在联邦大厦停放3天后，被运往他的家乡东开普省东伦敦市乌姆塔塔镇库努村下葬。这是曼德拉最后的心愿。
自从知道了葬礼的安排，站长立即买了从约翰内斯堡飞往东伦敦市的机票，但在曼德拉家乡的住宿成了难题。曼德拉的葬礼举世瞩目，全世界有那么多政要、记者赶去参加葬礼，乌姆塔塔方圆几百公里的酒店早已被抢订一空，平日里50美元一晚的小旅馆一夜之间涨价到三四百美元，依旧一房难求。我挨个给那里的酒店打电话寻找空房，得到的答案都是全部订满，我们甚至做好了在车里过夜的准备。
我抱着姑且一式的态度打通了刚刚认识的《非洲时报》梁铨老师的电话，问他有没有地方可住。
他说：“我在乌姆塔塔正好有位华商朋友，可以住在他家。”
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能不能带上我们？”
他爽快地说：“可以啊，其他几个中国记者也在托我找地方呢，但大概只能打地铺了。”
我忙说：“没问题！只要有地方住就行！”
12月13日凌晨3点，夜色正浓，我们从比勒陀利亚的酒店出发，开车前往约翰内斯堡的机场。这时，我们已经奋战了8天，每天白天采访、做连线，晚上写录音报道和第二天的采访提纲，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睡觉，已经极度疲劳。站长怕开车犯困，随身携带了风油精，一边开车一边往太阳穴上擦。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的治安都不好，夜晚开车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但我们为了赶这天唯一的一趟航班，别无选择。
曼德拉故乡乌姆塔塔民众迎接曼德拉灵柩归来
飞机抵达东伦敦市后，我们又开了两个小时的车，才抵达乌姆塔塔镇。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镇，却因为曼德拉的葬礼而热闹起来。街道两侧处处悬挂着曼德拉的照片和画像，大量涌入的外国人让这个小镇显得有些拥挤。
在乌姆塔塔镇，我们顺利地与其他几位中国记者会合，通过梁铨老师的介绍，住进了当地侨领的一套闲置的房子里。这个房子长久不用，连床铺都没有，好在那位热情的侨领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床垫和毛毯，给我们打地铺用。
12月14日一大早，乌姆塔塔的民众就在道路边排起队伍，开始等候曼德拉的灵车。
11点58分，曼德拉的灵柩离开比勒陀利亚的沃特克鲁夫空军基地，被C-130型军用飞机空运至乌姆塔塔。曼德拉的前妻温妮搂着他的遗孀格拉萨·马谢尔，一起在机场等候灵柩回家。灵柩抵达时，二人相拥而泣。
下午3点，曼德拉的灵车一行穿过乌姆塔塔时，守候在道路两旁的人们顿时沸腾起来。与此前约翰内斯堡送行人群的庄严肃穆相比，这里的人们更愿意用热烈的歌舞与呼喊表达他们的情感。他们欢呼着马迪巴的名字（南非人民对曼德拉的爱称），伸出手臂，与车队里送行的人们握手。还有很多民众跟着灵车奔跑，久久不愿离开。
也许是灵车开得太快，民众的情绪还没有得到宣泄，我们刚找了一位民众采访，就有好几位民众一拥而上，将我们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发表看法。
高中生丽玛克说：“我们一直在等他，他是我们的英雄，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们不哭，我们要欢庆他的一生，纪念他为我们做的一切。”
市民库朗齐大声说：“今天，我与敬爱的领袖只有一米之隔。从来都没有这么接近过！我悲喜交加。悲伤的是，这是我与曼德拉的最后一面。而喜悦的是，我终于见到他了。”
一位中年妇女激动地说：“曼德拉为我们牺牲得太多了，他牺牲了他的生活，他的家庭。我要跟随灵车，去参加他的葬礼。我才不在乎那些规矩，我只想见到他。”
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语速飞快地说：“我小时候，长辈总会谈到曼德拉，但那会儿我还太小，还不太懂事。直到1993年1月，我在约翰内斯堡亲眼见到了曼德拉，当时大家都在为他欢呼，庆祝他取得的胜利。他为我们南非人做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说到这里，小伙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挥着手臂高呼：“马迪巴万岁！”周围的人也跟着他喊了起来：“马迪巴万岁！马迪巴万岁！”
央视的记者周涛也遭到民众的包围。人群散去后，他一边收机器，一边对我说：“看见没？刚才那些人全都冲到镜头前面来了，虽然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镜头，特有冲击力，但还真有些后怕，怕他们情绪激动之下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其实，我们的担心有些多余了，乌姆塔塔的民众只是在向外国的记者表达他们对曼德拉的热爱。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他们为他感到自豪。
根据南非官方的安排，曼德拉的葬礼将于15日上午在库努村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只有各国贵宾、曼德拉家人等大约5000人可以参加国葬。主要仪式结束后，曼德拉家人以及极少部分受邀请的嘉宾将前往墓地参与下葬仪式。
曼德拉的国葬是整个葬礼仪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新闻报道中最后的高潮，但我们被告知，只有南非广播公司的记者可以到现场进行直播，其余记者只能在两公里外的媒体中心看南非广播公司的转播。也就是说，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从约翰内斯堡赶到乌姆塔塔，却无法靠近国葬现场。听闻这个坏消息，我们的沮丧之情难以言说。
不过，我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南非的安保并不严格，说不定有混进去的可能。
15日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几个中国记者就驱车赶往官方指定的媒体通勤车的乘车点。南非警方将库努村围了个水泄不通，不允许个人进入。无论是参加葬礼的嘉宾，还是去媒体中心的记者，都必须乘坐南非政府准备的通勤车前往。
也许是我们到得太早，也许是南非政府的安排有误，当我们抵达媒体乘车的地点时，只看到了一辆给嘉宾准备的大巴，一群身着正式礼服的嘉宾正在登车。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趁乱蹭上这个嘉宾车，说不定可以混进葬礼现场。
我们小心翼翼地跟着嘉宾登上大巴车，还好没有遭到盘问。大巴车驶出城区，穿过草原和村庄，一直开到曼德拉的灵棚旁边。
从大巴车下来，我们看着近在咫尺的曼德拉灵棚，又是激动，又是忐忑。在一群身着礼服的人群中，我们记者的着装显得太过醒目。
我们低声商量着，是冒充参加葬礼的嘉宾混进灵棚，还是先在外围蹲守，伺机而入。这时，宋方灿老师已经忍不住拿出照相机，拍了一张灵棚的照片，这个举动立即引起了维持治安的警察的注意。
两个持枪的警察走过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不敢隐瞒，只好承认是来采访的记者。警察命令我们不要随意走动，随即用对讲机调来一辆小巴车，载我们去媒体中心。
就这样，我们几乎是被押送一般，离开了曼德拉的灵堂。路上，遇到其他的外国记者在警察的押送下离开，我们相对苦笑。
载我们的司机并没有按照指令开到媒体中心，半道就将我们赶下了车。我们只好徒步前往媒体中心，一个个垂头丧气。
突然，梁铨老师喊了一句：“快看，三军仪仗队！”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远处果然有一行队伍转过山坡，向我们这边走来。随着队伍越来越近，渐渐地看清楚了：穿白色军服的军乐团一边演奏军歌，一边在前方开道，陆海空三军仪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跟随其后。队伍中间是覆盖着国旗的曼德拉的灵柩，原来这是三军仪仗队护送曼德拉的灵柩前往灵棚。
我们见这阵仗，立即来了精神，纷纷拿出照相机、摄像机，一通忙活。奇怪的是，这时却没有警察来阻止我们拍摄。
就这样，我们走走拍拍，当抵达媒体中心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上千名各国记者。拍摄的、打字的、打电话的、在镜头前解说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虽然不能够进入灵棚进行直播，只能切南非广播公司的信号进行转播，但既然已经跟随曼德拉灵柩来到了这里，谁都不愿意放弃最后的一仗。
媒体中心坐落在库努村旁的一座小山上，在这里，我们正好可以俯瞰整个村庄。库努村不过百户人家，炊烟袅袅，牛羊点点，近处是茫茫大草原，远处是绵延不绝的山脉，如同世外桃源一般。
曼德拉国葬的大帐篷和仪仗队
尽管库努村并不是曼德拉的出生地，但在这里，他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在自传《漫漫自由路》中，曼德拉这样描写库努村：“清澈的小河在这里相互交错，村子被青山环抱。不到5岁，我就成了一个牧童……和同村的男孩子玩耍、打斗，在田野照料牛羊……”
曼德拉对库努村的感情深厚，生前就与家人讨论过要将自己埋葬在库努村的愿望。而曼德拉的父亲、母亲、夭折的长女马卡兹维、车祸中丧生的长子泰姆比基勒、感染艾滋病去世的小儿子马克贾托也都埋葬在库努村。
早上8点，国葬仪式开始，电视屏幕上响起了名为《履行你的诺言》的科萨语赞美诗，军乐队奏响南非国歌，21响礼炮声从现场传来，这是南非对于已故总统的最高的礼遇。
灵棚内，曼德拉的灵柩停放在场地前方中央，上面覆盖南非国旗，舞台正中悬挂着曼德拉微笑的画像。画像前方点着95根洁白的蜡烛，象征他95年的光辉岁月。时任南非总统祖马、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等政要纷纷发表悼词，缅怀曼德拉从囚徒到总统的传奇一生，颂扬他为反种族隔离和缔造彩虹之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国葬仪式结束后，曼德拉的家人和极少数受邀请的嘉宾前往墓地，参加下葬仪式。曼德拉是滕布族人，属于科萨族人中的一个分支，因此，他的下葬仪式遵从科萨族的传统葬礼仪式进行。后半程下葬仪式由于过于隐私，电视不再转播，我们只能通过文字的描述想象最后的场景。
参加下葬仪式的人们身着传统的科萨族服装，戴着蓝色和白色的头饰和项链。当曼德拉的遗体抵达墓地的时候，哀悼者连喊三声“Aaah！Dalibhunga”，欢迎曼德拉回家。Dalibhunga是曼德拉16岁接受成人礼后被给予的宗族名字。
在下葬仪式上，人们宰了一头公牛。腾布族的酋长说：“让动物的热血喷出，可以陪伴逝者的灵魂。”下葬仪式结束后，滕布族的酋长按照滕布族礼仪，向曼德拉遗体三鞠躬，然后将曼德拉葬入家族墓地。
曼德拉卸任之后，其实并没有过上闲居的生活。已经习惯了为民众奉献的他，依然活跃在世界的政治舞台，用他巨大的影响力弥合世间的分裂，消除人间的疾痛。直到这一天，2013年12月15日，他才真正实现了当年归隐家乡的夙愿，再也不用离开。
长达十天的曼德拉国葬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和站长告别了媒体的朋友和好客的华商，踏上了回津巴布韦的路程。在南非的最后一晚，我们是在东伦敦市度过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傍晚，夕阳温润，海风习习，在海滨公园里，处处是前来休闲放松的家庭。孩子们在沙滩上追逐嬉戏，老人们喝着饮料欣赏着风景，年轻人则三五成群地冲进海里，又唱又跳，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轻松、快乐的神情。
想想20年前的南非，充满血腥和暴力，压迫与反抗，随时可能卷入内战的旋涡。而仅仅过了20年，它就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彩虹之国，各个肤色的人和谐相处，共享美景，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缔造者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留下的遗产将永远滋养他的人民。
二 九旬总统穆加贝执政的最后几年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如果要评选最具有影响力的两位政治领袖，一位是南非国父曼德拉，另一位恐怕就非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莫属了。对于前者，人们不吝惜所有的赞美之词，而对于后者，人们的感情则复杂得多。他是津巴布韦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引导的和平过渡曾被视为建立新南非的榜样，但他又因过度贪恋权力而晚节不保。他和中国是老朋友，对中国饱含感情，一手主导了“向东看”的政策。他曾经和西方关系如胶似漆，被评为非洲最佳领导人，后来却和西方国家彻底闹掰。他曾经创造过津巴布韦经济的十年奇迹，却也使这个国家经济遭遇恶性通货膨胀，以至于废除本国货币。
我有幸见证了穆加贝执政的最后几年，看到了人们对他的爱戴和批评，领教过他的强悍和铁腕，见识过他的智慧和昏聩。我被他对中国的感情打动过，也驳斥过无良媒体栽赃他的言论。目睹津巴布韦经济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我也曾希望津巴布韦政坛能出现新的气象，但当他真正被迫走下了总统宝座，我却说不清楚得百感交集。我只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
总统府夜半惊魂
几乎每个驻非洲的记者都曾经猜想过，穆加贝在2018年大选连任后还会干几年，但我们甚至都没有对他能否连任真正怀疑过。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穆加贝活着一天，就会当一天总统。没有想到，一场政变却在大选之前发生了。
2017年11月15日凌晨2点，一向平静的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突然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奇温加率领部队闯入穆加贝的官邸蓝顶别墅，单刀直入地告诉93岁的老总统：“您已经被我们软禁了。”据当地媒体报道，穆加贝闻言大为震惊，昏倒在地，而他年轻的妻子格蕾丝则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奇温加放她一条生路。
当天，国防军还占领了津巴布韦广播公司。西布西索·莫约少将出现在电视直播间，声明这不是军事政变，穆加贝和他的家人都很安全，军方针对的是穆加贝身边“那些正在犯罪并让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的罪犯”。这番讲话颇有清君侧的意味，当时，人们都在猜测，军方所指的罪犯是穆加贝的妻子格蕾丝和她麾下的“40人集团”。
第二天，总统官邸到总统府和办公楼的路上再不见浩浩荡荡的总统车队，取而代之的是津巴布韦国防军的坦克，而官邸内的穆加贝卫队成员也被忠于奇温加的士兵替换。穆加贝被软禁在官邸内，除了几位亲人，谁都见不到，他的亲信官员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穆加贝虽然还是名义上的总统，但已无法发号施令。军方安排他在下午1点发表退位声明，但被穆加贝坚决地拒绝了。
两天之后，让穆加贝更为心灰意冷的事情发生了。在军队的支持下，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约、瀑布城等多地举行了大规模的要求穆加贝下台的示威游行。黑人、白人、印度人都走上街头，举着“穆加贝必须辞职”“感谢我们的军队”“我们需要姆南加古瓦回来”“权力不是性交易”等牌子，挥舞着国旗，高喊各种反对穆加贝的口号。游行队伍中，一位白人冲着记者喊：“我们自由啦！”
津巴布韦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解除了穆加贝的党主席职务，并称穆加贝必须在11月20日中午之前辞去总统职务，否则议会将启动弹劾程序。有消息传出，穆加贝会在19日晚的电视讲话中宣布退位的消息。所有的媒体人都等候在电视机前，准备抢一个大新闻。谁知，穆加贝只是大谈特谈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简称津民盟）的历史传承和津巴布韦人的民族精神，还表示，他将以津巴布韦总统身份出席于12月召开的执政党津民盟的大会。最后，老总统还不忘调侃一句：“好长的讲稿。”
虽然军方一直在劝说老总统主动辞职，但穆加贝一直不肯松口。而最终改变他心意的是被他罢黜的前第一副总统姆南加古瓦从南非打来的电话。参与斡旋的罗马天主教神父费德列斯说：“在十分钟的通话中，他们俩敞开了心扉。”
21日下午，津巴布韦议会对穆加贝总统的弹劾动议进行辩论时，穆加贝给众议院议长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议长先生，我要写一个辞职信，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我准备辞职了。”穆加贝接着又说，“但他们告诉我弹劾已经开始了，如果我现在写辞职信，好像是在阻拦弹劾动议，借此规避我犯下的罪行。如果这样，让他们弹劾好了，我没有犯下任何值得弹劾的罪行。”议长解释说：“现在会议虽然开始了，但您仍可以写辞职信，发言人会在大会上宣读，这是符合程序的。”
于是，穆加贝写下了这封辞职信：“我，罗伯特·穆加贝依据津巴布韦宪法，辞去津巴布韦总统的职务，立即生效。”神父说，他看见穆加贝在信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满脸通红，还叹息了一声，那意思似乎不是“我失去了一切”，而是说“我终于把这件事做完了”。
曾经受人爱戴的国父
我还记得，刚去津巴布韦不久，就赶上了穆加贝90岁大寿。从1986年开始，每年2月21日穆加贝生日的这一天，津巴布韦都要举行规模浩大的庆祝活动，而2014年2月21日这一天，穆加贝因为在新加坡做眼睛手术，将庆祝活动推迟到了2月23日。
穆加贝90岁的生日宴会在哈拉雷附近的马隆德拉体育场举行。当我和站长早上8点多抵达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民众已经把马隆德拉围了个水泄不通。由于那次生日庆典的主题是“为了年轻人的权利和就业，提振经济”，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中有不少是青年人和中小学生。学生们穿着整齐的西装校服，在老师的带领下鱼贯入场，有些小学生戴着红领巾，那是执政党津民盟青年团的标志。
我仔细观察，大部分前来参加生日庆典的人都兴高采烈，像是参加他们自己的派对。津巴布韦经济在2009年废除津元之后，曾经一度取得10％的恢复性增长。2014年年初，津巴布韦经济尚好，看得出来，很多人是发自真心地参加穆加贝的生日庆典。
人们在各自的阵营载歌载舞，看到我的照相机，都热情地挥舞着手臂，一定要我拍下他们自认为最酷的表情。场地周边遍布小商小贩，他们趁着活动卖一些饮料、水果和零食，有位卖香蕉的老奶奶看到别人跳舞，按捺不住也扭动起腰肢，丢下自己的水果摊，加入狂欢的人群。
我们随机采访了一些参加活动的民众。一位来自布拉瓦约的21岁的女孩子热情地说：“为了给穆加贝过生日，我昨天就从布拉瓦约赶来了，我祝愿他能长命百岁！”站长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有人说，穆加贝年纪太大，该退休了。你怎么看呢？”那位女孩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人们不应该议论‘他是不是太老了’‘他是不是被疾病困扰’这样的问题。穆加贝总统最清楚自己的情况。他能够继续领导津巴布韦，所以，他还没有选择退休。”
在人群中，我们还遇到了一位黑人农民桑姆森。在穆加贝推行土地改革之后，他分到了土地，一家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善。这次，他专程从家乡赶来参加穆加贝的生日庆典。他说：“穆加贝是出色的领袖。他给了我们土地，带给我们力量。我希望上帝能赐予他更长的生命，让他一直领导津巴布韦。”
穆加贝和夫人格蕾丝出现在他90 岁的生日庆典上
上午10点左右，总统穆加贝和第一夫人格蕾丝站在一辆皮卡车上出现在体育场。车子在人群中缓缓移动，所到之处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穆加贝，只见90岁的穆加贝精神矍铄，看上去好像只有60多岁。他身着黑色西服和亮红色的领带，戴着黑色的墨镜，身子挺得笔直，时不时地向人群挥拳致意。而比他小41岁的妻子格蕾丝则身穿一身灰色的条纹西服，头上裹着黑色的头巾，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不时和周围的人群微笑互动。
在巡视之后，一位津民盟青年团的领袖为穆加贝戴上了红领巾。穆加贝缓步走上主席台，首先用绍纳语喊起了口号，每喊一句，台下的听众就跟着喊一句。“前进吧，津民盟！前进吧，独立与主权！前进吧，孩子的教育！前进吧，我们的农业！让我们的人民受到教育！让我们的人民得到权利、财富和幸福的生活！垮台吧，敌人们！垮台吧，叛徒们！”对于年迈的老总统来说，执政党、国家主权、农业和教育问题依然是他非常看重的问题。
穆加贝在90岁生日庆典上发表讲话
穆加贝与家人一起切下生日蛋糕
在随后一个小时的演讲中，穆加贝侃侃而谈，几乎不看演讲稿，英文和绍纳语转换自如，还时不时开个玩笑：“我感到又年轻了，就像9岁的男孩子一样充满活力！”
穆加贝是非洲最长寿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穆加贝先后任总理、总统，三十多年一直领导国家。和他同时代的领导人南非的曼德拉、纳米比亚的努乔马、赞比亚的卡翁达都已经过世或退休，只有他还活跃在非洲政坛。穆加贝在演讲中感慨道：“我时常在想，这些年我是如何逃脱死亡，幸存下来的。我的许多朋友与亲人都去世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但同时，我也非常高兴，我已经活到了90岁。”
和每次演讲一样，穆加贝一定要批评一下对津巴布韦进行制裁的西方国家和反对党。他挥舞着拳头说：“津巴布韦属于津巴布韦人！让我们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反对西方国家强加给我们的制裁！”
穆加贝还寄语年轻人：“人生如朝露，这一分钟光彩四射，下一分钟就消失不见了。我督促你们过一种纯洁的生活，远离混乱的男女关系，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些，上帝会让你们长命百岁。”
在生日快乐歌中，穆加贝和格蕾丝切下了生日蛋糕，并将蛋糕分给在场的民众。人们又随着音乐跳起舞来，把穆加贝的生日庆典变成了一个全民狂欢的派对。
穆加贝祝贺获奖学子
穆加贝喜爱出席的公共场合除了一年一度的独立日、英雄日、生日庆典和大型的经贸、农业展等商业活动之外，就是各种教育类的典礼。穆加贝是津巴布韦所有国立大学的校长。每年到了毕业季，如果没有外事出访，穆加贝会依次出现在各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致辞，并为学生们颁发毕业证书。
2016年8月，我曾参加过一次在总统府举行的由中国企业赞助的总统奖学金颁发仪式，那次的奖学金发给49名即将去中国青岛海洋大学深造的贫寒学子。92岁的穆加贝在保镖的陪伴下，颤巍巍地走到典礼现场，在别人发表致辞时不停打盹。但轮到他时，他又精神抖擞地发表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勉励学生们不要放松学业，不要整天上网，要努力学习，取得让家人骄傲的成绩。之后，穆加贝站在总统府的草坪上，在正午的烈日下与获奖学子和家人们一一握手，祝贺他们获此荣誉。面对学生时，穆加贝的脸上展现出平时难以见到的轻松与愉悦，看到一个几个月大的宝宝，他还抱过来逗弄。
穆加贝如此重视教育是有原因的，他本身就酷爱学习，是非洲获得学位最多的总统。1951年，他获得了南非福特赫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那是曼德拉曾经就读的学校。回到津巴布韦后，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进修，又获得了伦敦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在被关在英国人的监狱期间，他还自修了两个法律学位。他执政后更是花大力气抓教育。津巴布韦的财政收入虽然不高，政府却愿意拿出财政预算的约四分之一投入教育，使这个国家的国民识字率达到92％，哪怕一些做小生意的人都是大学毕业。
与西方国家的恩和怨
三十多年前，穆加贝在西方人眼中还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彬彬有礼、宽容睿智的政治明星。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穆加贝每天早晨四五点起床，收听BBC环球广播的新闻节目。比起津巴布韦的传统服装，穆加贝更爱穿西装，甚至很多西装是从英国定制的。穆加贝还喜爱观看板球，认为这一运动可以培养人们的绅士精神，他希望把国民培养成为英国式的绅士。
确实，在津巴布韦独立之初，穆加贝和英国的关系还是很好的。虽然他领导人民进行了长达20年的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其间还被殖民者关押长达10年之久，但在独立斗争胜利之后，穆加贝立即发表了种族和解的演讲：“我强烈要求你们，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与我一起许下新的誓言：忘记我们可怕的过去，彼此宽恕，友好携手，共同抗击种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让我们加深归属感，构建一种没有种族、肤色和信仰偏见的共同利益。”这一番讲话，足以与曼德拉在联邦大厦就职时的演讲相媲美。
穆加贝深知，在将近一百年的殖民统治时期，从英国移民而来的白人控制着津巴布韦的农业、矿业、工业、金融、商业等重要部门的经济命脉，掌握着几乎所有具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如果他们因为担心被报复而选择离开，将对津巴布韦的经济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为了安抚白人，穆加贝特意在新政府保留了两个白人部长的位置，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感激之下，这个警察头目主动向穆加贝坦白了当年安排暗杀穆加贝的计划。穆加贝对此一笑置之：反正你们也没成功，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来谈合作吧。这些举动，都给惴惴不安的白人吃了定心丸。
穆加贝对待白人的宽宏大度让他成为西方世界的政治明星，英国政府立刻派遣了军事人员，协助游击队转变成正规军，英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进入蜜月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穆加贝为爵士，并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美国也提供了2亿多美元的援助。仅在1981年的一次筹款会议上，津巴布韦就得到了6亿英镑的援助款项。西方国家向津巴布韦派出很多志愿者、专家，参与这个非洲明星国家的建设。
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穆加贝都是非洲除了曼德拉之外最著名的政治和精神领袖，他先后担任了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主席、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主席和南部非洲前线国家主席。1989年，穆加贝获得了印度政府颁发的“国际理解尼赫鲁奖”。1994年，穆加贝还获得英女王授勋，以表彰他对终结种族隔离的贡献。津巴布韦独立之后经济建设创造出十年奇迹，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子”的称号享誉全球，1990年，穆加贝被《新非洲人》杂志评选为“非洲最佳领导人”。
穆加贝在刻意与前殖民者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更不忘改变津巴布韦广大黑人长期以来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殖民统治时期，极少数的白人占据了全国绝大部分的良田，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则沦为没有土地的雇农和奴隶。执政党在独立战争时期，就将土地问题作为获取民众支持的基础。
掌权后的穆加贝到了兑现诺言的时候。最初，土地改革（简称土改）是基于穆加贝政府与英国政府签署的《兰开斯特大厦宪法》上的“愿买愿卖”，英国提供一半资金帮助穆加贝政府从白人手里赎买土地。但是，由于这一法案的限制颇多，土地改革进程缓慢。而且，白人出售给政府的土地大多位于降水少、交通不便和条块分割的地区。
1990年为津巴布韦的总统选举年，穆加贝明确指出要用革命性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津巴布韦政府通过修改《兰开斯特大厦宪法》与土地问题有关的条款和出台新的《土地征收法》，从而废止了“愿买愿卖”原则，《土地征收法》得到了津巴布韦绝大多数黑人的支持。
但是，英国、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将土地改革方式与向津巴布韦提供的援助相挂钩，最终迫使津巴布韦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向白人农场主做出妥协。
待英国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英国政府以花费太大、无力承担为由，单方面宣布废除与津巴布韦签订的协议。此外，津巴布韦国内土地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退伍老兵指责穆加贝政府忘恩负义，迟迟不能兑现土地承诺；穆加贝又迫切需要通过土地改革，巩固政权的合法性，转移社会矛盾，赢得1997年的大选。因此，轰轰烈烈的激进土地改革从1997年开始，津巴布韦政府将要征收的土地面积扩大到了津巴布韦商业农场总面积的将近一半。2001年，穆加贝进而宣布没收所有白人的农场，限令白人农场主在90天内让出土地，没有任何赔偿。
这一时期的土地改革过于激进，甚至演化为暴力土改。一些老兵闯入农场，强占土地，出现农场主被杀事件。一时间，大量白人农场主纷纷逃离，一些农场主在临走前捣毁灌溉设施，破坏农业机械设备，终止农产品贸易渠道。再加上黑人暴徒对农场的破坏，津巴布韦整个农业生产陷入瘫痪。
几乎所有被西方殖民过的非洲国家都存在土地问题，但绝大多数黑人政权在上台之后，顾虑经济发展和与前宗主国的关系，有些将土地问题束之高阁，有些因为阻力巨大而中途放弃土地改革。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之彻底，在非洲绝无仅有。因为土地改革，穆加贝再次成为全非洲“反帝国主义的先锋”。
土地改革使穆加贝和西方关系从情人转向了仇人。以英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支持津巴布韦的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简称民革运），积极培植代理人。在2002年的津巴布韦大选中，穆加贝在争议中获得了胜利。欧盟、美国、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和加拿大等国认为津巴布韦大选存在“严重舞弊”，“人权状况糟糕”，开始全面制裁津巴布韦，停止对津巴布韦的直接援助。据估计，仅欧盟的制裁就给津巴布韦带来了至少420亿美元的损失。以英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指责穆加贝迫害反对党候选人，选举缺乏公正和自由，宣布暂停津巴布韦的英联邦成员国资格。穆加贝政府随即以强硬的姿态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退出英联邦。津巴布韦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跌至冰点。
西方媒体开始频繁批评穆加贝政府。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在该国与西方国家的蜜月期时曾被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这时则被评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福布斯》杂志直接将穆加贝列入“非洲最糟糕的五大领导”，与其并列的，是在位34年的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以及靠推翻自己叔叔上任的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
面对西方的制裁和批评，穆加贝丝毫不为所动，他依旧在各种国内外场合批评西方强权，表示自己不会向他们低头。2016年9月，穆加贝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代表非洲国家发声，他警告西方国家：“我们将为非洲人民的权利奋斗。我们再也不能继续充当联合国的二等成员。如果西方国家一再阻挠联合国改革，不给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言权，我们非洲将毫不犹豫地退出联合国。”
穆加贝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称赞中国
穆加贝在时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林琳的陪同下参观从中国进口的病床
中国的老朋友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穆加贝作为时任非洲联盟（简称非盟）轮值国主席在开幕式上的一番话获得了全场的喝彩。在习近平主席做完主旨发言之后，91岁的穆加贝走上讲台，用洪亮又富有激情的声音说道：“让我们给他掌声，他是一个男子汉，他代表一个曾经被称为贫穷的国家，一个从未殖民过我们的国家。他正在做那些我们曾经期待殖民者所做的事。如果那些殖民者有耳朵，也请他们听听。所以说，习近平主席是上帝派来的人，愿上帝保佑中国和她的人民！”
其实，穆加贝不仅在国际场合总是力挺中国，在国内的公开活动中，穆加贝一有机会就会大谈特谈和中国的交情。2015年3月，在哈拉雷中心医院举行的中国帮助津巴布韦医院更新医疗器械的仪式上，穆加贝侃侃而谈了一个小时。和很多次演讲一样，他又从中国帮助津巴布韦争取民族独立讲起。
穆加贝说：“早在1980年之前，中国就帮助我们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从1976年开始，我每年都访问中国，每年都能收到来自中国的军事设备，用来武装我们的部队，支持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我们要永远和中国做朋友，做全天候的朋友。”
穆加贝是毛泽东的坚定拥趸。在10年的牢狱生活中，他读了许多毛泽东的著作，深受影响，并结合津巴布韦的历史与现状，思考如何让津巴布韦人民从白人的殖民统治中得到真正的解放。在独立后，穆加贝主张在津巴布韦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一党制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在遭到英美等西方国家严厉的经济制裁之后，为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减轻对西方国家资金与市场的依赖，穆加贝于2002年提出了“向东看”政策，积极发展同包括中国、印度、伊朗、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穆加贝曾深有感触地讲：“西方人靠不住，亚洲国家才是真正的朋友，它们的支持与援助从不附加任何条件。”
穆加贝对于到访的中国领导人和官员都非常重视。习近平主席2015年年底到访津巴布韦时，他亲自去机场接送，在习近平的车队下榻酒店的路上，穆加贝政府派出直升机护送。其他的中国官员来访，穆加贝大部分时候都要亲自接见，以至于我在任的三年多时间，就报道过近十次穆加贝和中国官员的会谈。他对于中国记者也没有架子，有时在中国官员访问间隙，我们把他随机拦住，他也愿意接受简短的采访，支持中国的各种外交政策。执政党的报纸上，但凡有涉及中国的报道，几乎都是积极正面的内容，翻译成中文可以直接转载到《人民日报》上。在他的影响下，大部分津巴布韦的普通百姓对中国的态度也是热情友好的。
我与穆加贝合影
穆加贝的“向东看”政策没有让他失望，连续多年，中国都是津巴布韦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国援助津巴布韦建设了哈拉雷国家体育场、医院、学校、水坝、水井、服装厂等项目。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口买方信贷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中国企业在津巴布韦承建了水电站扩容改造、水泥厂建设、移动壹网电信改造、国防学院建设、维多利亚瀑布市机场改扩建等项目。在中国的帮助下，津巴布韦的经济正在慢慢复苏。
祸起萧墙
在晚年穆加贝离民众越来越远。他出国异常频繁，甚至一个月当中有至少一半的时间在进行各种外事活动。总统每次出行都有浩浩荡荡的车队，摩托警车在几公里之外开道，所有路上的车辆都要立即靠边停车，稍有迟疑则会被殴打或者拘捕。有一次我们的车子行至一个十字路口，正遇上总统车队的开道摩托车经过，护卫队员跑到我们的车前猛敲玻璃，要求我们立即靠边停下，甚至伸手进来要打人。
2017年10月，穆加贝从南非访问回来时，听说哈拉雷的大街小巷都是摆摊的小贩，市容肮脏，非常生气。他找到内阁部长，质问他为何允许把道路变成杂货店，要求立即将这些小贩赶到固定的地点去。他说：“哈拉雷是我们的首都，应该是最漂亮的城市。”
在穆加贝的印象中，哈拉雷应该还像二十年前那样洁净美丽。我不禁愕然，他已经有多少年没有上街了解民情？他可知津巴布韦的小贩占道经营已经有数年之久？他可知为何有那么多人不去工作，而在街边摆摊？他是否知道，他管理了37年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穆加贝越来越陶醉于个人崇拜，而他手下的人更是投其所好，尽力巴结。2017年8月，津巴布韦政府正式宣布每年穆加贝的生日为全国的公共假期，津巴布韦内阁拨款10亿美元在马佐韦修建一所以穆加贝命名的大学。2017年9月，哈拉雷国际机场被改名为穆加贝机场。而这时，离他被迫下台仅剩下两个月。
早在穆加贝76岁生日之时，穆加贝就在电视讲话中表达过不再参加下次总统竞选的想法：“我不希望等到只能四肢朝天、进入我的第二个童年的时候才退休，我要留着精力来写我的回忆录和做许多其他的事情，因此我将在合适的时候退休。”而年过九旬之后，穆加贝对权力的贪恋却更加强烈起来，再也不提退休的事情。在2015年1月召开的津执政党津民盟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穆加贝被确定为该党参加2018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一旦连任，他将执政到99岁。
由于他年事已高，执政党内部围绕他继承人的问题总是争论不休，而他则不断敲打手下的人：“我活着一天，就一天不能讨论接班人的问题。”
按照津巴布韦的法律，第一副总统是第一顺位的接班人。当时，穆菊茹已经在第一副总统位置上经营10年，羽翼颇丰。第一夫人格蕾丝认为她有争权之意，屡屡公开指责她“滥权”“贪污腐败”“有野心”，甚至“妄图谋害穆加贝”。2014年12月，穆加贝以企图刺杀最高领导人为由，罢免了穆菊茹，并更换了7名与她同时任职的内阁部长，任命司法部部长姆南加古瓦接替第一副总统一职。
此事之后，穆加贝对手下官员越来越不信任，他开始任人唯亲，但又往往所托非人，造成党内更大的分裂。
他任命年轻的侄子朱沃担任津巴布韦青年、本土化及经济授权部部长，《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法案》的宗旨是非本地企业必须将不低于51％的股份或股权出售给当地黑人，这本来就是一个会影响到所有外来投资的敏感法案，而朱沃在推行时一味强硬，不惜在不同场合措辞严厉地批评外资企业。这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外商们惶惶不安，原本有投资意向的企业也望而却步。无奈之下，老总统只好出来救场，通过新闻部发表一份声明，澄清人们对“本土化”的误解。
但无论穆加贝再怎么解释，“本土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都很难一时间消除，非洲又不是只有一个津巴布韦，既然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不确定性，为何不投资其他非洲国家？联合国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6年，津巴布韦仅吸引外资4.286亿美元，而同一时期，赞比亚吸引外资14.936亿美元，莫桑比克吸引外资31.83亿美元。这些原本要仰望津巴布韦的穷邻居，现在的发展势头都远远超过了津巴布韦。
穆加贝重用的另一位高官是他的妻子格蕾丝。格蕾丝是他的第二任夫人，比他小41岁，泼辣能干，穆加贝对她颇为宠爱和依恋。他经常在一些公开的庆典上表达对格蕾丝的爱意：“她是我的爱人，我的支持者，永远站在我的身边。”
在穆加贝的纵容下，格蕾丝生活骄奢无度。在国内民众饱受经济危机的困扰时，她却经常一掷千金，花135万美元买一颗钻戒，在哈拉雷、约翰内斯堡和纽约大肆购买房产。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花7000万兰特（由南非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购买豪车；她和穆加贝所生的两个儿子在约翰内斯堡读书期间过着奢侈混乱的生活，他们酗酒吸毒，经常举行午夜豪华派对，还因争风吃醋把人打伤，被公寓的管理部门驱逐出来。
格蕾丝爱打人也是出了名的。此前，她因为在香港打记者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为争夺马佐韦的一个金矿的矿权而带人打伤金矿的员工。2017年8月，格蕾丝去南非看望儿子时，发现儿子和一名南非模特同居，盛怒之下的格蕾丝抡起酒店的插线板，将女模特的前额和后脑打得鲜血淋漓，此举一时引发南非和津巴布韦的外交危机。南非警察部长对全国各个进出口边境发出红色警报，严禁格蕾丝在结案之前逃离南非。后来，还是穆加贝亲自去南非，接回了格蕾丝，第一夫人海外打人事件才草草收场。
更要命的是，格蕾丝虽然没有治国理政之才，却对权力有很大的野心。2015年，格蕾丝以该党妇女联盟领袖的身份正式跻身政治局委员。但是，第一夫人显然并不满足于执政党妇女领袖的地位，她想要的更多。
穆加贝一直拒绝在公开场合透露中意的继任人选。而格雷丝则要求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总统，不要害怕。告诉我们谁是你的选择，我们应该为谁下注。”在格蕾丝的不断挑拨下，执政党内部越来越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格雷丝、副总统穆波科和国防部长赛克拉马依为首的“40人集团”；另一派是以姆南加古瓦为首的“鳄鱼派”。
格蕾丝不断公开指责姆南加古瓦，批评姆南加古瓦和他的盟友不忠，称他们是分裂主义的教父，应该立即被清除出党。还说姆南加古瓦只是“我丈夫的一个雇员”。虽然穆加贝一再呼吁党内团结，但每次听到妻子说这些话时，宠爱妻子的他都默不作声，似是在默许妻子的所作所为。
但是，格蕾丝无论是才干还是德行都难以服众。如果说人们念着穆加贝昔日的功勋还对他保有尊重，那么对于在治国理政上毫无建树、只会骂人和打人的第一夫人就没那么客气了。在一次集会上，格蕾丝演讲时遭到一些党员的嘲笑与嘘声，这让穆加贝十分恼怒。经过调查，他发现这些党员属于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派系。于是，穆加贝在11月4日布拉瓦约的一场集会中对姆南加古瓦发出警告：“我（任命姆南加古瓦为副总统）的决定是不是一个错误？如果是错误，我明天就可以解除他的职务。如果他想组建自己的政党，请他自便，我们不需要一个整天内斗的执政党。”当时，姆南加古瓦就坐在台上。
果然，3天之后，穆加贝解除了第一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职位，原因是他“不忠诚，不懂尊重，是不可靠的骗子”。据说，国防军总司令奇温加曾劝说总统，这个决定可能导致极大的风险，但穆加贝不为所动。事后看来，正是这个草率的决定导致他后来自食苦果。
姆南加古瓦并不是穆菊茹，他可是一位有手腕、有抱负的铁腕政治家，早在反抗白人殖民者的斗争中，他就获得了“鳄鱼”的绰号，津巴布韦解放后又在穆加贝阵营中经营了数十年，为穆加贝屡立功勋。由于穆加贝在党内有无人能及的威望，姆南加古瓦一直尊穆加贝为国父，对格蕾丝隐忍不发，如果穆加贝一直保留他第一副总统的职位，他也许会一直隐忍下去，直到穆加贝去世。但如今，穆加贝听信格蕾丝谗言罢免了他，姆南加古瓦认为已没有再忍耐的必要了。他逃亡国外之后，发表了长达5页纸的声明，愤怒地对穆加贝说：“津民盟不是你和你老婆的私有财产，不是你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他还发誓会回到津巴布韦，与之斗争到底。
多少年来，姆南加古瓦都对穆加贝毕恭毕敬，如今却如此疾言厉色地公开挑战他的权威，穆加贝哪里能忍得下？他宣布，要将所有亲姆南加古瓦派的公职人员清除出党和政府。还有消息说，穆加贝将以“叛国罪”逮捕姆南加古瓦。如果罪名成立，按照津巴布韦法律，姆南加古瓦将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
与此同时，格蕾丝在党内的呼声日渐高涨，青年联盟组织的团结大会推举格蕾丝为副总统。在布拉瓦约的集会上煽动民众为格蕾丝喝倒彩的四名主犯被以“破坏总统权威罪”逮捕。所有的迹象都在表明，穆加贝在为妻子格蕾丝接替他的职位而扫清障碍，而这些是追随穆加贝多年的军方人士不能容忍的。
津巴布韦国防军总司令奇温加11月13日发出明确警告，要求停止对参加过民族解放战争的党内人士的清洗，并威胁说，如果执政党内的政客们继续“搞诡计”，军方将“介入”。虽未指名道姓，但矛头显然指向穆加贝夫妇和“40人集团”。第二天，一份针锋相对的政府公告从穆加贝政府中发出，指控奇温加蓄意煽动暴乱，武力亵渎宪法，公然挑衅总统权威，是彻底的叛国行为。
军方的警告是向穆加贝和格蕾丝集团发出的最后通牒，但穆加贝统治津巴布韦太久了，早已视军队的忠诚为理所当然，并未对这一警告做出及时的调整和防范。他似乎忘了，国防军总司令奇温加和姆南加古瓦关系颇为密切，奇温加一直希望姆南加古瓦成为穆加贝的接班人。穆加贝撤下姆南加古瓦，力推自己妻子的做法已经和军队的利益背道而驰。
于是，2017年11月14日夜间至15日凌晨，奇温加率领军队控制了政权，软禁了穆加贝，才有了本文最初的那一幕。穆加贝统治津巴布韦37年之久，看似一言九鼎，根基牢不可破，没想到一夜之间众叛亲离，大势尽失。但回头看他在执政最后几年的所作所为，这样的结局却也并非不可预料。
我曾想，如果穆加贝选择主动退位，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会不会更高？毕竟，他领导津巴布韦广大黑人争取到了独立和自由，将他们从种族隔离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些过往，津巴布韦人从未忘记。津巴布韦人虽然对日益下滑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失望，对变革的期许越来越强烈，但对于这位曾经的民族英雄，人们一直给予足够的尊重，以至于穆加贝在宣读了辞职信之后，还有津巴布韦民众拦住我们的记者说：“穆加贝总统在过去37年都是我们的领袖，他确实犯了错误，但他是非洲的象征，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更为体面的下台的方式。”
如今，穆加贝下台引发的政治风浪已经渐渐平息，津巴布韦已经开启了姆南加古瓦的新时代。随着新政府开放力度的增大，外资纷纷回转，英联邦又向津巴布韦伸出了橄榄枝，希望它重新回到自己的怀抱。穆加贝似乎已经被这个时代渐渐遗忘，但不管怎样，在津巴布韦的史书上，他必定是浓重的一笔。他的功与过，自会有后人不断评说。
三 货币之殇 百姓之痛
在我去津巴布韦驻站之前，听说过的关于这个国家最多的故事，莫过于它曾经发行的面额100万亿津元的巨额钞票。其实，用这个人类历史上零最多的钞票发行一个月后甚至买不到一块面包，它没过多久就被美元替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人对它的追捧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在我驻站前，就有好几个朋友叮嘱我，从津巴布韦回来的时候“帮着带一张那种十几个零的钞票”。
传说中的100万亿钞票
到哈拉雷不久之后，我惦记着朋友的嘱托，开始寻找传说中的面额100万亿津元的钞票，但这时市面上早已不见它的踪影。有人告诉我，津元早已被禁止使用和买卖，只能去黑市上找。可是，黑市在哪里呢？初来乍到的我还摸不清这其中的深浅。
幸运的是，央视驻站的记者何绪酷爱收集钞票，他听说我在打听100万亿的津元，热情地指点我说：“哈拉雷东门那里有个白人开的钟表店，明面上是卖钟表的，但也会偷偷地卖津元。我在他那里买过很多了，他每次都给我打折，明天我带你去。”
第二天，何绪坐着他的专车来记者站接我。我羡慕他竟然还有专职司机，他却无奈地说：“嗨，你不知道，哈拉雷城里交通状况特别复杂，人又多又杂，还有警察敲竹杠。我进城就不爱开车，还是让当地人开比较安全。”
记者站位于城郊的使馆区，也是低密度住宅区，窄窄的小道旁是一个个独门小院，往来并无多少闲人。而车子一开进城区，就如同进入了喧闹的集市。市中心虽然是宽阔的马路和一座座高楼大厦，但街道上总是塞满了汽车，一群群衣衫破旧的人们无所事事地在街上闲逛，在众多汽车间闯红灯，过马路如同闲庭信步。我叹了口气，对何绪说：“还好你没亲自开车来。”
我们在著名的商业区东门附近下车，何绪带着我转了半个街区，找到了那个钟表店。这个钟表店看上去很普通，小小的房间里，一个白人老者正在摆弄手里的钟表。何绪和他说明来意后，白人老者从货柜底下拿出了一沓子崭新的钞票。我惊呼：“这么多！我只要最大面额的那几张津元就行。”
何绪对我解释说：“津巴布韦独立后发行过五代津元，还有很多的债券货币，你要的100万亿津元是第四代津元，第五代津元刚发行几个星期就被废除了。这些津元你可以都买下，以后肯定会升值的。”
我架不住他游说，花了200美元买了津巴布韦独立后发行的第三代至第五代津元和债券货币，一共66张。又买了20张100万亿的津元，每张价值2美元。何绪信心满满地说：“你好好收着这些津元，以后一定会升值！”
果不其然，等我半年后再去，100万亿津元已经涨到了10美元一张。2015年，黑市上面额100万亿的津元已经是15美元一张。而在2015年6月，津巴布韦中央银行（简称津巴布韦央行）不知为何又突然想起了早就不用的津元，发文宣布，正式取消津元的法定地位，人们可以将手中的津元拿到银行兑换，10万亿津元兑换2美分，50万亿津元兑换20美分，100万亿津元兑换40美分。
记者站有位已经工作了30年的资深女工，叫玛利亚。我问她有没有去银行兑换津元。她说：“当年津元贬值得那么厉害，我早就把银行里的钱取出来花掉了呀，哪里能留到现在？”我告诉她，现在100万亿津元在黑市上已经卖到了15美元。她听了，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夫人啊，当年津元停止使用后，我还在院子里烧了两麻袋津元呢！早知道留到现在，我怎么也是有钱人了！”
政府的一纸兑换令又勾起了人们对那段惨痛往事的记忆。虽然离2005年严重的通货膨胀过去不足十年，但受尽折磨的津巴布韦人已经很少提及那段往事。
2005年10月至2009年2月，津巴布韦货币不断贬值，每当贬值到无法控制的时候，津巴布韦中央银行就会一股脑抹去1后面的十几个零，作为1津元重新发行。但没过多久，通货膨胀又席卷而来，央行只好故伎重演，再次抹零发行新币。老百姓的资产就在这一次次清零运动中化为乌有，人们拿着巨额的钞票却只能饿肚子。
可是，当我再往前探究，却发现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事实：津巴布韦在1980年刚独立的时候，津元的汇率是和英镑等值的。那么，在过去的30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津元从坚挺的硬通货到一步步阵地全失，最后成为供人们把玩的纪念币呢？这其中的故事，真是一言难尽。
一场土地改革引发的经济危机
津巴布韦是南部非洲一个极富有传奇色彩的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津巴布韦还是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子”，向周边国家出口玉米、小麦等农产品，一个国家的粮食养活了整个南部非洲。它的工业实力在南部非洲也颇为领先，可以制造火车机车、铁轨、汽车，维修飞机引擎，服装制品物美价廉，畅销南部非洲。
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成为津巴布韦由盛至衰的分水岭（详情见上篇《九旬总统穆加贝执政的最后几年》）。
至今，人们对这场土地改革依然众说纷纭，赞美者、批评者各执一词。但无论土改对错与否，它的结果是令津巴布韦和宗主国英国彻底闹掰，欧美国家纷纷发出制裁令，不少外资撤出，良田荒芜，工厂关闭，年景一年不如一年。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津巴布韦就从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沦落为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白人农场主逃走了，也带走了先进的耕种技术。广大的黑人农民虽然分得了一小块土地，但是一没有资金，二不懂大规模种植技术，撒下种子就等着老天爷赏饭。津巴布韦每年都有半年的旱季，如果不懂培育和灌溉的技术，单纯靠天吃饭，收成只会越来越差。当农民们发现守着土地也难以填饱肚子以后，只好背井离乡寻找生路。津巴布韦有1400多万人，其中300万人在南非打工。还有一部分农民涌入哈拉雷等大城市，做点小生意，或是给有钱人家当花工、女佣。
如今，昔日令殖民者垂涎、令周边国家艳羡的万顷良田已是草比人高。风吹草低，让人总担心草丛中会钻出个狮子或是猎豹来。津巴布韦人自嘲说：“只要出了城，到处都是国家公园。”
经济制裁、外商撤资对于津巴布韦工业、制造业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哈拉雷郊区规划得整整齐齐的工业区十有八九大门紧锁，而位于奎鲁的一个个大型钢铁厂也如同一座座废城，炼钢机器早已锈迹斑斑。没有了自己的工厂，衣食住行只能大量依赖国外进口，物价逐年攀升。
伴随着经济下滑、物价高企的，是津巴布韦一次又一次的恶性通货膨胀。1980年至2009年2月，独立后的津巴布韦政府先后发行过四代津元和债券，除了第一代津元之外，之后政府发行的每一代津元都以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告终。特别是最后一代正式使用的津元，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2008年7月，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000％。
记者站有一个点钞机，是经历过2008年通货膨胀的记者留下的。据那时的记者朱曼君回忆，为了交1个月的网费，他们3个人用点钞机点了1个小时，才点清楚了所有的津元。但当他们扛着一麻袋的津元到了营业厅，遇到汇率上涨，一麻袋的钞票又不够了。
商品不停地涨价引起民怨沸腾，津巴布韦政府随后颁布限价令，禁止一些生活必需品涨价。可是，津元每天都在贬值，如果不涨价，就必定亏本，很多商家因此停止进货，或囤货不出，或私下销售。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人们背着成麻袋的巨额津元，却买不到东西。城市居民为了生存，只能去农村买猪、买羊。而农村居民更可怜，很多人一天只够吃一顿饭，连树皮都被剥下来吃了。
津元越贬越不值钱，美元成了人们的救命稻草。很多商店卖了货品、收了津元之后，尽量连夜换成美元保值。据一位来津巴布韦二十多年的华人讲，那时候津巴布韦稍有生意头脑的人似乎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换钱，连美国来的神职人员都拿着美元找到他们兑换津元。
由于卖家和买家都有需求，人们开始偷偷地在黑市用美元购买商品。虽然警察经常进行搜查，不允许人们用美元买卖，但根本无法阻止人们使用美元等外币的势头。美元、英镑、南非兰特等外币取代津元，逐步成为民间市场上的实际货币。
2009年4月，新成立的联合政府正式宣布暂停使用津巴布韦元，实行美元、南非兰特、英镑等一揽子货币的方案，商店可以用任意货币结算。津元从那时起，暂时退出了津巴布韦的历史舞台，津巴布韦进入了美元的时代。
美元带来的高消费
美元给津巴布韦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本已濒临崩溃的经济很快稳定下来。改用美元结算后，商店货架上的货品迅速充盈。经历了长时间的物资极度短缺，人们的消费热情高涨，进出口生意热火朝天，很多批发零售商赚得钵满盆满。
津巴布韦经济随着美元的使用开始恢复性增长，2010年至2012年实现年均10％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此同时，2010年至2013年年末的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3.0％、3.5％、3.8％、0.33％，和美元使用之前已是天壤之别。
但是，美元也并非万能的。由于美元的坚挺，津巴布韦物价高昂，民众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同时，美元也推高了津巴布韦制造业的成本，使本就岌岌可危的制造业更加缺乏竞争优势。
2013年年底，我初入津巴布韦，对津巴布韦商品的最大感受就是贵！一小盒豌豆2美元，回家炒炒还不够一盘。薄薄一小片火腿肠1美元，一根黄瓜1美元，一小根玉米1美元，一袋牛奶1美元，自己做一顿最简单的早餐也需要两三美元。每当我去采购时，用美元价格乘以6，都心疼不已，于是，没过多久，我就试着在记者站的菜园子里自耕自种，加入了津巴布韦人自给自足的大军。
吃的食品都这么贵，更别说用的了。超市里一卷普通卫生纸1美元，质量还没有我国价值2元的卫生纸好，害我时常寻思回国的时候运几箱卫生纸过来。出差用的洗漱包，20美元一个，而国内这种质量的洗漱包最多20元一个。没有办法，我只好节衣缩食，减少消耗，渐渐也就无欲无求了。
记者站的女工玛利亚对我说，津巴布韦刚独立的时候，物价并不像现在这么高，10津元就可以用1个月。但后来历经多次通货膨胀，商品价格越来越高。据说，在刚刚废除津元，改用美元的时候，很多商家利用百姓对美元价值不了解，再次提高了商品价格，之后就再也没降下来。
津巴布韦的进口关税高得惊人，很多食品和衣服从南非进口之后，价格就翻了一倍。有些中国进口的产品，都不用修改价格，直接把数字后的单位从人民币换成美元，就摆在商店里出售，照样因为价格相对低廉而深受欢迎。因为进口物品再贵，也比本土生产的便宜。本土仅存的一些轻工产业，因为原材料基本从外国进口，用美元结算后本身价格就不菲，再加上机器设备落后、人工生产效率低，制成品的价格更是高得离谱。
按说，物价这么贵，津巴布韦人也应该有相应的高工资才对。但事实恰恰相反，经过了20年的经济萧条，津巴布韦已经沦为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2016年，津巴布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27美元，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200美元，公务员平均工资也不过500美元。如果按照收入消费比来衡量，就相当于中国人拿着西双版纳的平均工资，承受着上海外滩的物价，物价水平严重偏离收入水平。哈拉雷的汽油价格基本维持在1.25～1.45美元，普通的开车市民往往一次只加5美元的汽油，这个油量仅够一个小排量轿车一天的消耗。
面对高物价、低工资，津巴布韦人可如何生活呢？在哈拉雷生活时间长了，我逐渐发现了其中的门道。能经常在超市里购物的，往往都是月薪1000美元以上的有钱人。穷人去超市最多只是买一条1美元的切片面包，而那些能用得起1美元一卷卫生纸的人，都不是普通人。
普通市民的购物场所往往是像梦巴黎之类的批发市场。
梦巴黎是哈拉雷最大的批发市场，位于国家公墓和污水处理厂旁边。整个市场露天而建，小贩们用木板和纸盒一搭，就是一个摊位。卖的东西从五金建材到吃的、穿的应有尽有。在这里，红薯、土豆、番茄等各种蔬菜水果都是成桶出售，价格只是超市的一半或者更低。而衣服和鞋子大部分都是二手的，只花1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件八成新的衣服或裙子。
梦巴黎旁边是一个长途汽车站。每天清晨，穆塔雷、马辛戈、卡里巴等地的农民都会将新鲜的蔬菜水果运到这里出售，也会有很多小贩从这里批发商品，再拿到市里摆个小摊。一个市场养活了半个城市的平民。
只是，梦巴黎旁边都是贫民窟，人口拥挤，遍地垃圾，2016年哈拉雷爆发的霍乱就是从梦巴黎贫民窟的一口被污染的水井开始的。市场缺少管理，人员鱼龙混杂，明抢暗偷总是防不胜防，当地人提起这个市场是又爱又恨。
住在津巴布韦南部的居民喜欢搭个长途车，去南非走私些生活必需品。在南非和津巴布韦关口的贝特桥上，大巴车、皮卡车总是源源不断地从南非向津巴布韦运送便宜物资。
玛利亚的女儿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工作，她每次去看女儿，回来时都会大包小包地采购。有一次，她搬回来了两桶食用油、四麻袋玉米面，还有毛毯、衣服。要知道，长途车并不从记者站门前过，她下了长途车，还要倒两次小巴车，才能回来。
我心疼她太累，埋怨她为什么千里迢迢地带这么沉的东西回来，哈拉雷又不是买不到。她说：“夫人，这些东西在南非的价格要比在津巴布韦便宜一半啊！只可惜，过关的时候警察向我索贿，我只好给了他两桶油。否则，这些东西都得被他扣下。”
玛利亚一个人干了女工和花工两个人的活，每个月记者站给她400美元工资，这工资在哈拉雷的女工中绝对是最高的，甚至比一些公务员的工资还高。但是，她要经常资助农村的穷亲戚，给生病的亲人医药费，给失学的孙辈学费，自己仍旧节衣缩食。一天只吃两顿饭，一个星期才吃一次肉。
我的一位朋友请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当小时工，这位女工工作十分勤恳，除了在朋友家工作，还另外兼着两份小时工的工作。但在她工作了一个月后，我的朋友发现，家里的糖罐空了。她很好奇，虽然总听说有女工偷东西，但偷糖能做什么呢？她找来女工讯问，女工一五一十招了。原来，这位女工每天都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只好靠喝糖水提劲。我这个朋友听着不忍，给她准备了面包，让她吃饱了再干活。
记者站旁的购物中心有一位负责巡逻的保安，我每次路过都会和他打个招呼。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的妻子以前做过女工，现在失业好久了，你能帮她介绍一份工作吗？”我看着他期待的眼神，不忍拒绝，只好答应帮他问问。我知道，如果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他又怎会求一个陌生的外国人找工作呢？但我所有的朋友家里都有女工，而且，我也不能将这种不认识的人介绍给朋友啊！后来，他每次看到我，都会问我有没有消息，我也只好回答他暂时还没有。我看得出，他的神情越来越黯然。一个保安的月工资最多不过200美元，靠这么点钱，如何养活妻儿！
亲历津巴布韦的钱荒
一个正常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而全靠美元在维持经济运转，实属不易。好在，津巴布韦的经济体量小，2016年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24亿美元，尚不及中国的一个四线城市。虽然国家商品主要依靠进口，但是每年津巴布韦的矿产和烟叶出口能创造几十亿美元的收入，加上有三成左右的津巴布韦人在外打工，他们每年都会往国内汇回大量美元，养活国内的亲人，所以从2009年美元开始流通，到2015年年底之前，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在过去的六七年里，从银行一次取一两万美元无人过问，海关虽然限制每人每次只能带出境5000美元，但检查得并不严格。虽然津巴布韦的美元破一点，臭一些，但人们毕竟挣的是美元，花的也是美元。津巴布韦似乎一度成了一个美元的绿洲。
但是，从2016年年初开始，津巴布韦的美元似乎一下子变少了。
最先出现问题的是银行。此前，自动取款机可以一次取2000美元，但几乎一夜之间，很多银行就把一次取款的最高额度限定为了1000美元，而且一定要清早才能取到钱，晚到一点，自动取款机的现金就被取光了。
紧接着出问题的是玛利亚的老公。他是位退休老兵，60岁左右。每个月，他都会从乡下的家中来到记者站，住上一两天，看看玛利亚，帮她干一些体力活，顺便去银行取退休金。
以前，他每次来都只住一两日，我往往刚和他打了个招呼，第二天就不见人影了。但自从银行限制取款之后，他每个月来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次破天荒地待了一个星期，每日里割草锄地，修剪枯枝，将记者站的院子收拾得整整齐齐。
我和他开着玩笑：“这次怎么待了这么久？是不是舍不得玛利亚？”
他憨厚地笑笑说：“现在退休金越来越难取了，我排了几天的队，也只取到一半，剩下的只好下个月再试了。”
我当时也许是脑子短路了，竟然不假思索地问他：“既然取钱那么辛苦，为什么非要取出来呢？可以刷卡买东西嘛！”
他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似乎是在笑我竟然会有“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的发问。不过，他还是耐心地向我解释：“我们乡下哪能刷卡买东西呢？都是用现金。城里可以刷卡的地方东西多贵啊！”
我很快发现，不仅是乡下不能刷卡，连城里也有很多地方不能刷卡。
津巴布韦购物场所的刷卡机并不多。以前，人们购物基本用现金，还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但自从银行限制提现以后，很多商家为了减少损失，想出各种办法拒绝刷卡：汽车加油不接受外资银行的银行卡，购买机票不能刷本国银行卡，在菜场买菜不能刷卡，工人来站里维修更不可接受刷卡，日常生活一下子艰难了很多。记者站虽然经费充足，但因为取不出钱又刷不了卡而陷入了困境。
而更让人困惑的是，流通了六七年的美元，为何突然就不够用了呢？津巴布韦央行解释说：“津巴布韦民众不愿使用信用货币，造成了津巴布韦以现金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本地生产水平低下，消费者需要用大量外汇购买进口物资，导致对外汇的需求增加；消费者和企业对银行信心不足，导致大家要在银行之外储存大量现金；干旱引起的进口需求也增加了外汇的需求，迄今为止，用于粮食进口的外汇已经达到8000万美元；黄金和烟草的小型生产者因为产量的提升，在扩大销售之后对提取现金有了更多需求。”
但以我在津巴布韦生活了三年的经验，总觉得前三条因素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长期存在，为什么那时不缺钱，现在却短缺了？而后两条因素尚不足以构成严重的现金短缺。
而津巴布韦经济学家则普遍认为，现金短缺一是因为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二是由于政府几个部门在本土化问题上态度不一致，外资和储户因恐慌而撤资；三是因为津巴布韦经济过于依赖进口，从一根牙签到一瓶矿泉水都需要进口，长期的贸易逆差必然导致美元不足。
不管美元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导致后来美元呈断崖式减少的原因却是显而易见的。
津巴布韦中央银行行长曼古蒂亚2016年5月4日宣布，津巴布韦将发行价值2亿美元的债券货币，并同时限制各大银行每日取款额度不得超过1000美元，离境人员携带美金数每人不得超过1000美元。
这个消息如同一个重磅炸弹，市场愈发恐慌，银行门口排队取款的人数增加了几倍。债券货币面额从2美元到20美元不等，如果超量发行，完全可能再度造成通货膨胀。虽然央行行长再三解释，这只是缓解现金短缺的权宜之计，政府会严格控制债券货币的发行量，债券货币也并不意味津元的回归，但人们难以相信政府的解释，他们宁可彻夜排队，也要赶在债券货币发行之前取出自己的美元。
津巴布韦央行规定各大银行每日取款额度不能超过1000美元，但各大银行怕蜂拥而至的百姓把美元取光，把取款限额定得更低。渣打银行一个月之内三次下调取款额度，无论是公司账户，还是个人账户，每天最多只能取100美元。巴克莱银行个人账户每周只能取一次，一次只能取350美元，但只有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几个人才可能取到钱。BancABC银行的取款金额下调到60美元，若想从自动取款机取这60美元，还要分3次操作，手续费每次2.5美元。本地银行NMB和CBZ每日最多能取50美元。尽管大部分银行的取款手续费高达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几不等，但排队取现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代人彻夜排队、代人取款的生意越来越俏。
记者站经费所在的渣打银行因是外资银行，手续费较高，客户大部分是中产阶级。可是，自从排队取款要一两个小时以来，前来排队的人却有一小半穿着工人的工服。原来，这些中产阶级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排队，很多人不得已让自己的工人来占着位置，等到快轮到的时候，他们才出面。
有一次，我去得晚了，打着伞在队尾排了十几分钟，也不见队伍往前挪动一下。一问才知，自动取款机里根本没有钱，大家都在等着银行往机器里放钱。不知前面的人在太阳下暴晒了多久，丝毫不见恼怒。一位长者见我打了把小花伞，还夸我这伞真漂亮。我等了半个小时，虽然打着伞，还是被晒得口干舌燥。眼看已经中午，我自言自语道：“我先去吃个饭，再来排队吧。”其他人听了，哄然大笑，称赞我的想法不错。可是等我吃了午饭再回来，却发现自动取款机前一个人都没有了。我把卡插进去，系统提示，机器现金已经取完。我只好宽慰自己，别人等了半天，还不一定能取到钱，我这又怕晒又怕饿的，取不到钱不是很正常吗？
和外资银行的客户比起来，津巴布韦本土银行的客户大部分是普通的城市平民、公务员、退休工人、老兵，他们的境遇就惨得多了。
津巴布韦国家银行是发放公务员工资和退休金的地方，自从限制取款数量后，这些银行门前排的队伍甚至可以绕着银行所在的街区一圈。很多人从凌晨就开始排队了，而排在后面的人根本取不到钱，只好第二天再来。有一次，我凌晨三点打车去机场，看见银行外面睡着一排人，等着第二天一早取钱时能占得先机。七八月正值哈拉雷的冬季，昼夜温差极大，白天20多度，晚间有时接近零度。瑟瑟寒风中，那些人卷曲着身体，和衣而卧，实在让人看着心酸。
CABS银行还没开门，门口就排起几百米长的队伍
由于人人在家中囤积美元，银行现金愈发告急。5月之后，个人通过银行向境外汇款需要经过严苛的审核和长时间排列等待。不属于优先项目的采购资金几乎全部无法出境。为了把一个月的工资汇回国，我填了一堆额外说明，但在申请两个月后，这笔钱还是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所有的外资银行都停止增开账户，对在境外刷卡消费也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美元，只准进，不准出。
可是，美元就像水中的鱼，抓得越紧，逃得越快。无法从正规渠道汇款的商人们只好悄悄走地下钱庄，将资金汇往国外进货，再把货运回津巴布韦来销售，这其中，印度的钱庄最为有名。但是，由于地下钱庄的汇款手续费远比银行高出许多，也就抬高了商品的价格，市面上的粮油价格开始悄然上涨。
6月初，津巴布韦中央银行再出一道急令，要求每一位在津巴布韦经商的企业都必须把当天维持企业正常运营以外的盈余存入银行，如果不遵守法令，商家会面临最高50万美元的罚款以及吊销营业执照、被告上法庭的惩处。
可是，人们其实都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钱一旦存进银行，就取不出，也转不走，商人们拿什么来进货呢？更何况，2013年津巴布韦大选前，津巴布韦一些外资银行和实力雄厚的外国企业都遭受过政府的强行借款，几亿美元的资金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只剩下一张政府打的欠条，至今还有大量资金没有偿还。前车之鉴历历在目，2018年大选又近在眼前，谁能不做两手准备？
祸不单行，福无双至。6月11日，津巴布韦执政党报纸《先驱报》披露，穆加贝在执政党全国协商会议上批评中国商人不把在津巴布韦赚得的美元存进银行，而是寄回中国，并称此举是导致津巴布韦现金短缺的罪魁祸首。虽然这只是穆加贝在一次内部会议中的讲话，但不知怎么就通过参会人员流传给了媒体。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原本也许只是发发牢骚的话就变成了公开的批评，引发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且不说一些华商不将现金存入银行实属无奈之举，就算所有华商都不存钱，那人数也不超过几千人，对津巴布韦经济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更何况，美元为什么减少，津巴布韦各界早有结论。一些当地的中立媒体发表文章，为华人打抱不平，认为政府拿中国人说事，不过是转移人们视线、逃避责任的一种做法。
穆加贝点名批评华商的事情被津巴布韦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中国政府紧急召见津巴布韦驻华大使；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黄屏也与津巴布韦几位部长紧急磋商。几番询问与解释，算是把这件事情平息了下来，但这件事对华人造成的恶劣影响持续了很久。
一位华人朋友说，他在自己的工厂上班的时候，突然有几个自称津巴布韦总统办公室、中央储备银行的人闯入工厂，打开保险柜搜查现金，并索要工厂每日的销售、存款和日常花费单据。在他全部提交之后，这些人觉得查不出太多问题，又转而检查工厂各种证件，挑卫生方面的毛病，最后索要了一笔钱才离开。
歹徒们猜到华人会将美元放在家中，针对华人的抢劫案件一下子增加了不少。一个月内，就有4家中国企业的驻地遭到入室抢劫。
现金危机引发的城市躁动
美元减少，对于我来说，虽然要天天跑银行，不胜其烦，但至少不用担心饿肚子。而对于广大津巴布韦民众来说，现金短缺引发的困难是全方位的。好几位津巴布韦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工资被扣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还在银行里取不出来，眼看就快撑不下去了。
而公务员发不下工资的恶果，看看满马路的交警就知道了。
津巴布韦的公路上没有安装摄像头，维持交通、排查隐患全靠交警，这几乎是给了交警借机敲竹杠的特权。我刚去津巴布韦的时候，也会在路上碰到交警查车，但那时交警还算客气，有时就是例行公事地检查一下，有时看我是一个中国女孩，想趁机聊聊天。我一般软磨硬泡，夸夸交警长得帅，或是说要去采访总统、部长，基本都能被放行。
但自从交警发不下工资，查车的人一下多了好几倍，严苛程度也增加了几倍。据说，他们每天都要完成一定的罚款额度，才能下班。为了收取更多的罚款，他们给出的理由很奇特：汽车屁股上的反光纸不够鲜红，罚款！车子轮胎上缺一颗螺丝，罚款！车明明已经在示意停车的红线处停了，但交警硬说没停，罚款！一次，我激动地据理力争，没说两句，又因言辞冒犯警察被追加了20美元罚款。他们一旦把车拦下，不收到罚款绝不会放行。有一个月我被罚了80美元。
我觉得这样被罚下去实在不是办法，于是开车只走小路，见到前方有交警，立即果断掉头。估计和我有一样行动的人并不在少数，很快，交警增加了在小路上的部署力量。
有一次，我在小路上看到前方三五个交警正在查车，立即在十字路口向右转去，没想到，刚一拐弯，还有两个交警守在路口。他们见我的车子突然拐过来，明白是漏网之鱼，提着警棍就冲了过来，要敲打车窗。我看他们凶恶的样子，和拦路的劫匪没啥两样，心中惊惧，下意识地猛踩油门，在交警的咒骂声中逃走了。我算是幸运的，没过多久，就有朋友因为躲避交警，被交警扔过来的钉耙砸烂了汽车尾灯。
交警的执法方式越来越暴力。一次，交警在拦截一辆逃跑的小巴车时扔了钉耙，害得小巴车侧翻，不少乘客受伤。愤怒的人们从车上冲下来，将交警暴打一顿。为了平息众怒，政府出面，要求交警不能再扔钉耙，只能在道路上设置固定的路障。
虽然不能再扔钉耙，但交警的嚣张气焰一点儿也没收敛。当地人把交警称作可以移动的取款机，提起他们就恨得牙痒痒。谁要是约会迟到了，只要说是因为警察查车，都会得到同情和理解。
进入2016年7月，眼看离发行债券货币的时间越来越近，一向温和的津巴布韦人再也忍不住了，在反对派的领导下，人们开始罢工和罢市的运动，要求政府取消发行债券货币。
8月，哈拉雷的中央商务区一周之内爆发了两次示威游行活动，抗议发行债券货币，要求改革2018年的大选制度，提前举行选举，并要求穆加贝总统下台。后来示威游行演化成打砸抢烧的暴力冲突，示威者们向沿街商铺投掷石块，洗劫了城内的Edgar、Bata、Jet等服装店，烧毁汽车、轮胎，在马路中间设置路障，阻挡交通。而防暴警察则使用催泪瓦斯、高压水枪和警棍驱逐示威人群，一些示威者和民众在暴力冲突中受伤，市内大部分店铺被迫关闭。
冲突结束后，我去市中心转了一圈，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主干道上，烧毁的汽车仍在冒着黑烟，临街的很多店铺被洗劫一空，橱窗的玻璃被砸得粉碎，一地的玻璃、石块，一些缺胳膊少腿的塑料模特横在大街上，看着让人触目惊心。那应该是近些年哈拉雷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事件。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认为这些示威活动都是反对党和他们背后的西方势力在捣鬼。他警告说，反对党领导人茨万吉拉伊试图通过暴力推翻他的合法政权，政府不会对他们的行为坐视不管，“阿拉伯之春”不会在津巴布韦上演。他要求民众保持冷静和团结，和反对派蓄意破坏津巴布韦经济的行为做斗争。
而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前总统事务部部长穆塔萨针锋相对地说：“今天，是我在这个国家遭遇的最糟糕的一天，我亲眼看到，政府违背了法律，用催泪瓦斯和水枪袭击他的人民。如果警方想用这样的方式威胁我们，我们将在下周五继续举行和今天同样的示威活动。”
但事实上，从那以后的示威活动都“胎死腹中”，政府颁布了戒严令，禁止一切形式的示威活动。津巴布韦的躁动再次沉寂下来。
存进的是美元，取出的是债券
不管人们如何抗议、如何抱怨，债券货币终究还是发行了。
2016年11月28日，津巴布韦央行开始正式发行价值2亿美元的债券货币。最初流入市场的是面额2美元的债券货币共1000万美元、面值1美元的债券硬币共2000万美元。津巴布韦央行表示，债券货币与美元等值。
为了避免此次债券货币重蹈以往津元恶性通胀的覆辙，央行也是煞费苦心。央行对债券货币的提取做出限制，每个账户每天最多可以取价值50美元的债券货币，每周最多可取价值150美元的债券货币。央行说，这些措施将确保银行发行的债券货币量与市场目标一致，防止滥发债券货币。
11月28日一早，我就去银行取钱，单子填的100美元，营业员只给了我50美元，其余的是25张面额2美元的债券货币。我不禁暗暗叹服：央行好牛，可以自己印美钞了，说它和美元等值，它就等值啊！我明明开的是美元账户，取出的却有一半是债券货币，这不是抢钱吗？
2美元的债券是绿色的，虽是在欧洲印刷的，但质量不怎么好，沾一点水，就掉色，弄得满手绿墨，于是，人们把债券货币戏称为绿钞。虽然大部分民众对债券货币仍旧存有疑虑，但不再像最初那么抵制，毕竟没有现金的生活也非常麻烦，每日去银行取款耗费人们太多的精力。
可是，央行说发行债券货币是为了弥补美元现金的不足，现在债券货币发行了，每天能从银行取出的金额总数不变，美元数量却自动减半，又谈何缓解美元困境呢？
我和津巴布韦的财经记者莫妮卡聊天，向她讲了我的困惑。她轻描淡写地说：“央行此举并不是为了缓解美元困境，而是为了收回美元。你看吧，等市面上的债券货币越来越多，美元会逐渐消失的！”
我听闻此言，大吃一惊。三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使用美元，甚至觉得在津巴布韦用美元早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元怎么能说没有就没有呢？
莫妮卡看我惊讶的样子，又解释说：“民间其实藏着大量的美元，但是债券货币一发行，人们就更不愿把美元拿出来花了，都会想着先把债券货币花出去。而银行渐渐也不会再流出美元。所谓缓解美元危机、补贴出口企业，都是政府的一种说辞，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发行债券货币的方式收回本国货币的发行权，债券货币将是正式发行津元前的序曲。当然，这是津巴布韦必须要经历的阵痛。”
是啊，对于我这个外国人来说，使用美元自然是省事，但对于1000多万津巴布韦人来说，没有本国货币，经济永远无法彻底回归正轨。既然美元已经无法充足供应，那么也许这正是一个发行津元的契机。
后来的事实证明，莫妮卡的预言逐一实现。银行能取到的美元越来越少，市面上再也见不到100美元、50美元的大票，甚至连20美元都很少见到。再往后，从大部分银行中只能取出债券货币，美元几乎从银行绝迹。
虽然人们都不舍得用美元，但是，精明的商家还是会悄悄把商品的价格提高，再告诉客户，只有用美元现金才能打折，以此吸引美元入账。更荒唐的是，像买卖房产这种动辄几十万美元的生意，绝大部分卖家只愿接受境外汇款，拒绝境内美元转账，好像境内的美元就不是美元了。
提前进入手机支付时代
津巴布韦央行守住了它的承诺，并没有像之前超量发行津元那样超量发行债券货币，所以债券货币在一年之中仅仅贬值了20％左右，尚属可接受的范围。让津巴布韦央行始料未及的是，在津巴布韦与莫桑比克的边境，因为债券货币较为值钱，外国人反而愿意使用债券货币，这又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债券货币。
虽然发行了债券货币，但市面上的货币数量还是不够。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聪明的津巴布韦人顺势而为，提前进入了手机支付时代。
津巴布韦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并不算高，大部分普通民众还用着只能通话和发信息的功能手机。华为手机在津巴布韦的手机销售中排名第二，旗下三四十美元的功能机最为畅销。
按说，以津巴布韦民众的经济实力和通信业发展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实现手机支付的程度。但现实是，美元取不出，债券不够用，想用银行卡刷卡消费，又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刷卡机，刷卡消费的手续费高，也不太受消费者和商家欢迎，这些都给了手机支付发展壮大的土壤。
其实，早在2013年，津巴布韦就有手机支付的渠道了。津巴布韦电信公司Econet开发了手机钱包技术Ecocash，用户可以将钱存入手机的Ecocash账户，或是将自己的银行卡与之关联。在需要付钱的时候，只需要用自己的手机输入一串号码和金额，就可以支付了。
Ecocash的手续费比银行卡便宜，可以提现，又不需要刷卡机，方便操作，哪怕是个体户，只要有一个最普通的功能手机，都可以用Ecocash收费。因此在现金短缺问题出现之后，手机支付迅速流行起来，大有将津巴布韦打造成非洲第一个无现金的国家的势头。
津巴布韦电信公司Econet开发的Ecocash深受人们青睐
但是，无论是债券货币，还是Ecocash，都只能在津巴布韦境内使用，向国外汇款转账还是要通过美元账户。但除了涉及国计民生的几项优先产业具有向国外汇款的权利之外，绝大多数批发零售商还是只能走黑市的途径向外汇款。
经过这一番折腾，到2017年下半年，在黑市取美元的手续费更是高得惊人，曾经一度飙升到1.9：1，也就是说，银行账户里有1900美元，但从黑市取出汇出国后，就只剩1000美元了。这样的窘境只能导致进口产品物价急速攀升。一年之内，食品普遍涨价20％到50％，而五金建材的价格更是涨了几倍。一位朋友装修房子，一年前看到的浴缸仅售1200美元，而因为工期拖得过长，等到要买的时候，已经涨到了3600美元，真是欲哭无泪。
我从津巴布韦回国之前，津巴布韦已经出现美元、债券货币、手机支付共同存在的局面。何绪给我的临别礼物是两张有央行行长签名的债券货币，他笑着说：“好好留着，说不定以后这张债券货币和100万亿的津元一样值钱呢。津巴布韦是个神奇的国家，虽然一次次地跌倒，但总能找到办法爬起来，你就等着看吧。”
在我写下这篇文章之时，津巴布韦刚刚发生了政治巨变，执政37年的穆加贝总统下台，姆南加古瓦接任总统一职。虽然美元目前还处于紧缺状态，但债券货币的价值已经渐渐回升。让我感动的是，无论过去二十多年出现多少波折，津巴布韦人始终相信，他们的国家终有一天会走上正轨，重新找回往日的荣光。
四 遭遇南非大选
在报道曼德拉葬礼后不到半年，我独自踏上了去南非的路程，这一次，是为了报道曼德拉去世后南非的第一次大选。
站长提前数月就开始申请南非的签证。他如实向南非使馆说明要去南非报道大选，签证官要求他提供南非选举委员会的批准函。而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直到南非大选开始前5天，我们在选举委员会网站上注册信息的回复都是“正在办理中”，网站上所有的电话都无人接听，写了多封邮件也无人回复。
站长一周之内跑了三趟南非使馆，但南非使馆就是不肯松口。站长气得和签证官吵了一架，仍然无济于事。我心中逐渐了然：南非使馆上次给我半年多次往返签证，纯属是看在曼德拉的面子上。而随着南非大选临近，国际媒体对于南非大选和执政党非国大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多。也许正因如此，南非政府不再欢迎外国的记者。
传奇总统祖马和他的非国大
一般来说，大部分国家的大选最大的看点是选举总统，但南非大选的制度是选举执政党，得票最高的政党的主席自动成为南非的下一届总统。当时，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已经执政了一个任期，如果此次执政党非国大再次赢得大选，祖马将自动连任总统，成为大选的最大赢家。而令人尴尬的是，身兼执政党主席和国家总统的祖马却在大选前接连爆出各种丑闻，这似乎成了非国大继续成为执政党最大的绊脚石。
祖马出席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
我第一次见到祖马，是在曼德拉的追悼会上。2013年12月10日，数万人聚集在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悼念曼德拉。祖马刚一站到主席台上，全场就发出了巨大的长时间的嘘声。他不为所动，依然饱含感情地念完了哀悼词。当时，离2014年大选只剩下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在南非政坛，祖马可谓一个颇具传奇色彩和饱受争议的政治人物。
祖马出生于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在二战中死去，母亲做佣人维持生计，他很小就开始做零工补贴家用。17岁时，他加入了南非的非国大，投身反种族隔离运动。他曾经被殖民者在罗本岛上关押了10年，与曼德拉、姆贝基同为监狱中的战友。1973年，祖马从监狱中刑满释放后，又到邻国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领导开展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在新南非政府成立之后，祖马的领导才干获得了曼德拉等人的赏识，被任命为非国大全国主席。1999年，他出任南非副总统，2004年再度连任。
祖马的政治道路看似是步步走向权力的顶峰，但其实，自从他担任副总统之后，围绕他的指控就一直没有停歇过。
2005年6月，祖马卷入财务顾问兼密友沙比亚·谢克的腐败案，被时任总统姆贝基解除副总统职务。同年12月，他的一位老战友的女儿以强奸罪把他告上法庭。然而，无论是贪腐指控，还是强奸指控，后来都被南非的法律机构一一推翻。仅仅两年之后，祖马就在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上以绝对优势当选非国大主席，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在2009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非国大再次成为执政党，而祖马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南非的新总统。
虽然官司缠身，但祖马的民意基础极好。他注重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因此，在妇女团体、非国大青年团、工会、老兵团体当中，都有大量的支持者。在祖马因强奸案而受审的5个月期间，每次开庭，总有数千名支持者聚集在法庭之外为他呐喊助威，还有年轻女子在衣服上写着：“祖马，我们要做你的情人！”在祖马64岁生日那天，他的支持者们在法院门口摆了一个大蛋糕，齐声高唱《生日快乐》歌。祖马吹灭了蛋糕上的蜡烛，向人们挥手致意，然后阔步走进法庭，那神态简直就像个凯旋的英雄。
祖马只上过小学，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身上没有一般政客那种高人一等的架子。在竞选集会上，祖马有时会披上豹皮，拿上盾牌，和支持者跳一段传统舞蹈。但他有时过于随意的表态也让人不敢苟同。在身为南非全国防治艾滋病委员会主席期间，他竟然说冲个热水澡就可以预防艾滋病，引发舆论一片哗然。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担任总统之后，在防治艾滋病上下了极大的工夫。
再来说说南非的执政党非国大，这个政党成立已经超过百年，在南非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一直起着领导作用。1994年南非举行不分种族的大选之后，非国大在历次大选中都保持着三分之二以上的得票率，在内阁中保持着一党独大的地位。1994年至2007年，在曼德拉和姆贝基领导的非国大的治理之下，南非扭转了种族隔离制度时期长达10年的经济逆增长，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
而祖马当上总统之后，似乎有些时运不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依赖矿业出口的南非经济受此影响，增速逐年放缓。2013年年底，南非被评为经济最为脆弱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全年经济增长只有2％。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使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南非的支柱产业——矿业的铂金矿工人持续罢工，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加大，犯罪率升高，越来越多的南非民众对执政党非国大心存不满。
而就在南非经济低迷的时候，祖马又被爆出花费2300万美元公款装修位于老家夸祖鲁-纳塔尔省恩坎德拉的私宅的丑闻。祖马辩解说，豪华装修是为了加强安保措施，因为他的一位夫人曾经在家中被歹人入室强奸。而他修缮后的私宅包括了足球场、游泳池、会客中心、圆形露天广场、牛栏、养鸡场等。反对党借此质问：养鸡场、游泳池能是什么安保措施呢？还有好事者按照“江南style”的曲风编出了“夸祖鲁-纳塔尔style”的歌曲，讽刺祖马的奢侈生活。
这下，不仅反对党频频攻击祖马，连非国大内部也有很多人对祖马不满。南非前情报部长卡斯里尔斯和前卫生部副部长马德拉拉·劳特利奇于大选前在媒体上公开呼吁，要求选民们将选票作废，以此表示对非国大和祖马的警告。
种种迹象都让人觉得，2014年的大选，祖马和他领导的非国大有点悬。
热闹非凡的选战
去南非报道大选之前，很多朋友好心地提醒我，南非治安不好，何况是大选期间，谁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情，一切小心为好。我很听劝地在比勒陀利亚选择了一家离联邦大厦不远的酒店，每天乘坐城铁或者酒店的班车往来约翰内斯堡采访。
2014年5月4日上午是南非选战的最后关头，大街小巷处处是迎风招展的旗帜、红红绿绿的海报。执政党非国大、反对党民主联盟和经济自由斗士的宣传板时常出现在同一条街道上，相互对峙的竞选标语似乎是无声的宣战。而身着不同颜色T恤衫的各党派支持者们则在街头举行各种集会，说到兴奋处，他们总能又唱又跳地将一场政治集会变成一场歌舞派对。这种竞选集会在南非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而这一天是最为热烈的。
在能容纳10万人的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体育场，身穿黄色T恤的非国大支持者几乎将这里变成了一片黄色的海洋。执政党举行了最后一次大选造势活动。南非总统、非国大主席祖马发表了长篇演讲。
祖马演讲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做今昔对比，将1994年以前的状况和20年之后的现状一一比较，而这些正是非国大在过去20年的功绩。对于即将到来的大选，祖马表现得势在必得，他已经开始规划未来五年非国大的执政重点，他说，非国大将改进教育和医疗，发展乡村地区，推动土地改革，打击犯罪，创造就业，改变由种族不平等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均衡。
最后，他振臂高呼：“让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建立一个没有贫穷、不平等和失业的南非。”他的口号带动了体育场内一轮又一轮的欢呼。
同一天，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西部奇维尔体育馆则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反对党经济自由斗士也举行了上万人参加的竞选活动。经济自由斗士党主席马勒马原来是非国大青年团的领袖，2013年从非国大中分裂出来，成立了左翼的激进政党。经济自由斗士推崇国家民族主义，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发展保护民族产业，受到了很多青年人和底层黑人的拥护，虽然成立才一年，但发展势头迅猛。
经济自由斗士党主席马勒马在竞选活动中大打民族主义牌：“只有经济自由斗士的民族主义政策可以创造工作岗位，民族主义可以带来平等，可以重新分配国家的财富。我们将通过保护我们的工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要将矿业公司收归国有，增加工人的最低工资。因为我们的工业已经被从国外进口的廉价产品破坏了。”
白人政党民主联盟是南非最大的反对党。在此前的竞选活动中，民盟多次批评非国大腐败问题严峻，指责祖马政府没有继承曼德拉的政治遗产，表示要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民盟在约翰内斯堡城市委员会的领导人梅曼说：“我们的观念很简单，我们希望为国家尽可能努力地工作，带给南非民众最好的生活。我们要确保建立一个简洁、高效的政府，不因为铺张浪费而臃肿。”
5月7日投票日这一天，喧闹的城市安静下来。政府把这一天定为公共假期。民众一大清早就赶往全国的22263个投票点，排队投票。我在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几个大的投票点观察了一圈，发现所有的投票点都秩序井然，选民们拿着自己的身份证进入投票点，核对身份后领取选票，在选票上勾选自己支持的政党，然后在投票箱中投下自己的选票。
一位身背小孩的妇女在投票站填写选票
据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统计，这一年的大选共有2500多万登记选民，比上一届选举增加了200多万人，占南非总人口的将近一半。参选的45个政党推荐了8651名议员候选人。选民并不直接对候选人进行投票，而是将选票投给自己青睐的政党，而后各个政党将根据获得选票的多少决定在议会中占有多少议席。大选期间，有来自南共体、非盟、英联邦、联合国的国际观察团进行监督。
很多选民穿着印有政党领袖头像的T恤衫，一眼就能让人知道他支持的是哪个政党。非国大的支持者最爱穿这种T恤衫，大部分人会选择印有曼德拉头像的T恤衫，也有不少T恤衫上印着祖马的头像。一位穿着印有曼德拉头像的T恤衫的黑人老者投完票后对我说，他投的是非国大：“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非国大的历史，你知道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那场沙佩维尔惨案吗？在那场惨案中，我有三个兄弟被白人杀害，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把票投给非国大。今年也是如此。”
比勒陀利亚市政厅门前的投票点排起长长的队伍
在我采访的选民当中，大部分黑人都对我表达了对非国大的支持，他们说，没有非国大就没有他们的今天，是非国大给了他们独立与自由，虽然非国大现在存在一些问题，但只有非国大能够领导好这个国家，他们会一直支持非国大。
在排队投票的过程中，大部分人都很安静，彼此很少交谈。但在比勒陀利亚的一个投票站，我发现队伍中有人吵了起来。我走近细听，发现是三位小伙子和一位老者在吵架，三位小伙子支持的是经济自由斗士，而老者是非国大的拥趸。就听小伙子一直在嘲笑非国大腐败无能，把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差，说只有经济自由斗士才能给国家带来希望。老者则怒怼：“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非国大？你们才多大？我和白人打仗的时候，你们还没出生呢！只有啥都不懂的毛孩子才会支持经济自由斗士！”他们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要打斗起来，队伍里的人连拉带劝，三个年轻人才不再吱声，而老者显然怒气未消，还自言自语了好久。
去的投票点多了，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部分投票点都是黑白分明，要不都是黑人选民，要不就都是白人选民，这大概是因为白人和黑人的聚居区本来就有差别，也与人们的投票意向有关。但是，对白人选民的采访远没有对黑人选民采访来得顺利。一位白人大叔听我问他支持哪个政党，毫不客气地呵斥我：“这是我的事情，和你无关！”他讲话的声音太大，以至于队伍里的其他白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让我很尴尬。据我了解，绝大部分白人都是白人政党民主联盟的支持者。南非白人占到总人口的不到十分之一，而上一届大选民主联盟在全国的支持率为16.7％，其中，白人选民贡献了大部分的选票。
虽然绝大部分黑人选民都会把选票投给非国大、经济自由斗士等黑人政党，但是也有例外。我在采访期间遇到一位黑人出租车司机，他对我说：“我觉得不应该以肤色作为支持某个政党的条件。虽然我是黑人，我也感谢非国大带给我的自由，但我并不认为非国大会治理国家。你看看南非这几年的经济成了什么样子？我觉得在治理国家这一块，民主联盟就是比非国大强，所以我把选票投给了它。”
大选计票工作进行了三天。根据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计票结果，非国大获得了62.15％的选票，连续第5次赢得大选。而和上一期大选投票结果相比，非国大的得票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虽然大选之前，各届对非国大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从投票结果来看，大部分南非人对执政党的感情还在，非国大的执政根基没有动摇。但支持率的下滑还是说明人们对于变革的渴望。
民主联盟获得22.23％的选票，比上次大选得票率高了5个百分点，位居得票率第二，巩固了最大反对党的位置。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民主联盟的得票数是白人总数的两倍还多。不难看出，不少黑人已经开始摆脱种族的限制，将票投给白人政党，这说明曼德拉力推的种族融合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而经济自由斗士也表现不俗，获得6.35％的选票，刚刚组建一年就成为南非第三大政党。这样的激进政党异军突起，反映出底层黑人民众和年轻黑人对现实的极度不满。不少人担心，这个政党对土地改革、矿业改革的激进主张也许会对南非经济带来影响，南非会成为下一个津巴布韦。
冒闯“刀锋战士”庭审法院
南非大概是世界上首都最多的国家，它有三个首都，体现了三权分立，并平衡了原先南非联邦各共和国的利益。比勒陀利亚为行政首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开普敦为立法首都，是议会办公的地方；布隆方丹为司法首都，是最高法院所在地。约翰内斯堡虽然没有首都的职能，但它是南非的经济中心，也是最大的城市，很多国际会议都会在此举行。
在南非，这些行政机构和政府官员给人的感觉相当亲民。比勒陀利亚的联邦大厦是南非中央政府所在地，每当有重要的国家元首出访南非，南非总统一般会在联邦大厦与之会谈。2015年12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南非之时，祖马总统就在联邦大厦的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而没有外事活动的时候，联邦大厦的外围是对公众开放的。它的下面是一个草坪公园，每到周末，很多家庭喜欢到公园里野餐，游客也可以顺着公园拾阶而上，参观联邦大厦宏伟的建筑。
开普敦的议会大厦也对公众开放，即使是外国游客，只需出示护照，就可以预约参观。在参观时，有专门的导游陪同，介绍南非议会的工作内容，如果运气好，还可以看到议员们热烈的辩论。就在议会大厦中，南非总统祖马共遭遇过8次由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案动议，但每次都得到执政党的支持，不信任案动议的危机被一一化解。
我在南非采访大选期间，正巧遇到比勒陀利亚高等法院公开审理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杀死女友的案子。皮斯托瑞斯是残疾人100米、200米和400米短跑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曾经是南非人和全世界人民的励志偶像。但在2013年情人节那天，皮斯托瑞斯在家中开枪杀死自己的女友瑞瓦·斯廷坎普。法医事后鉴定，斯廷坎普被打中了三枪，其中一枪正中头部，而这几枪都是皮斯托瑞斯从锁了门的卫生间外面向里面发射的。但是，皮斯托瑞斯否认是故意谋杀，他说将女友误认为盗贼。比勒陀利亚高等法院对此进行了漫长的审理，而且几乎全程现场电视直播。
清晨我抵达比勒陀利亚高等法院门口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上百家媒体的记者。我也拿出照相机，在记者群中等候。没过多久，一辆小车开到了法院门口，皮斯托瑞斯从车子中钻出来，在一片闪光灯中走入了法院的大门。我没有提前预约，想既然来了就试试运气，便也随着记者们走入侧门，将包和机器过了安检。没有遭遇任何人盘问，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我就走进了最高法院，旁听了当天上午全部的庭审过程。
在庭审中，皮斯托瑞斯的律师一直在做辩护陈述，而他坐在旁边，两手来回揉搓，头一直低着，看起来十分沮丧。我拿出照相机，想对着皮斯托瑞斯拍一张照，但刚举起照相机，就有法院的工作人员来阻止。旁边的记者告诉我，只有南非广播公司等为数不多的签约电视台才能拍摄，其他人是禁止拍摄的。他还对我抱怨说：“南非是民主国家，为什么不能允许所有人拍照和摄像？真是岂有此理！”而对我来说，能够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就看完了一场庭审，已经是意外之喜。
西餐厅里的两国政要会谈
我在南非也参加过几次中国领导人的访问活动，大部分被南非政府安排在正式的会议室，但也遇到过颇为接地气的、别开生面的会谈活动。
在2015年年底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召开之前，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到约翰内斯堡打前站，其间安排了一场和南非外长马沙巴内的会谈。当我赶到使馆给我的会谈地址时，我一时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这明明是一个普通的商圈，只有几家大型超市和餐厅，并没有大型酒店、会议中心等适合会谈的场所。我正在狐疑，突然看见人民日报社的记者也在那里转悠。他说他来得早，一开始也以为走错了，后来看见使馆的人员在一家餐厅布置会场，才确信这就是会谈地点。
我跟着他走进一家中档的西餐厅。当时是上午9点多，用餐客人不是很多。在餐厅最深处靠墙的地方，已经摆上了中国和南非的国旗和一张小茶几。餐厅灯光较昏暗，如果杨洁篪和马沙巴内在这个地方会谈，显然不利于拍照。正当我们几个文字记者为此发愁时，突然看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简称央视）的记者来了，不由都欢呼起来：“灯来了！”央视的同行带来了拍摄用的照明灯，才把这个餐厅的一角照亮。
我们等到11点多，也不见会谈的政要前来，倒是吃饭的顾客开始多了起来。很多记者没吃早饭，早已饥肠辘辘。由于担心会谈会持续很久，我们也围着餐桌坐下来，叫了一些意面、三明治等简餐来填肚子。谁知刚吃到一半，就见中国代表团和南非外交部的人走进餐厅。我们忙不迭地放下刀叉，有的嘴里还含着吃了一半的三明治，赶紧前去拍照和摄像，一通忙碌。杨洁篪和马沙巴内在国旗前进行了简短的会见仪式之后，走到餐厅里一张长餐桌前坐下，随行人员坐在餐桌两侧，他们就在餐厅开始了会谈。大概是因为环境较为随意，他们也谈得轻松愉快。而餐厅里并未有保安人员前来清场。其他顾客依然在从容地用餐，离会谈餐桌只有几米远的地方，一张长桌坐满了用餐的顾客，不时传来说笑声。
在非洲常驻期间，我去了十几次南非，写了上百篇关于南非的报道，但对于南非的政治，也只是管中窥豹。有时，我会觉得南非的政治像一出喜剧，每逢政治集会，从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要载歌载舞地热闹一番；有时，我又觉得南非政治像一出闹剧，执政党与反对党总是针锋相对，吵个没完没了，堂堂一国总统总是贪腐丑闻缠身，甚至被上诉到宪法法院，被多次提送国民议会进行不信任投票，在总统任期并未结束时被迫辞职；有时，我又觉得南非政治像一出正剧，特别是祖马因装修门被宪法法院判处违宪后，他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接受法院判决并对公众道歉，让人不得不佩服宪法法院的公正无私、祖马的光明磊落。但无论南非政治是一出什么样的剧，它都是一出相对公开透明的、普通老百姓可以看到的剧，甚至连我这个外国人，都看得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五 治安——永远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
自从我去了非洲，总有人问我，津巴布韦怎么样？细想来，这其实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国家，经济虽然不太好，但百废待兴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虽是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但民风淳朴、民众热情，教育水平高，让华人很快就会有“反认他乡做故乡”的归属感。更何况，它土地肥沃，四季如春，遍地花树，全世界像津巴布韦这样自然条件优越的国家并不多见。
在津巴布韦生活了三年半，我对它整体是非常喜欢的，只除了一点——治安。尾随入院的抢劫、半夜翻进院墙的偷盗、等红绿灯时的砸车……种种潜在的危险总让我时刻绷着一根弦。以至于我回到北京好几个月，还会梦见有劫匪要冲进记者站的院墙，我躲在房间的铁栏杆后给朋友打电话求助；在北京的长安街走夜路的时候，只要发觉有人跟得很近，我都会心里一惊，赶紧扭头查看。
华人餐厅老板遇害
其实，我在津巴布韦一直是比较幸运的，记者站周边的公司和住宅都被抢了个遍，唯独我们记者站没事。屡屡听说身边的华人朋友遭遇偷盗抢劫，而我虽然到处出差、东跑西颠，却也还安然无恙。窃以为自己多年积攒的人品在非洲这几年早已消耗完。
这几年，津巴布韦出现的最严重的一起华人命案发生在一家中餐厅。2016年8月7日晚9点多，就在与记者站一街之隔的老徐火锅店，两名歹徒冲进餐厅，对着华人老板老徐当胸就是两枪，老徐应声倒地。劫匪随即扔下手枪逃跑了。老徐立即被送往医院进行手术，医生从他胸腔中取出了一颗子弹。
老徐出事以后，许多华人捐钱为他治疗。怎奈津巴布韦当地医生误诊，一直没有发现老徐的腹部还藏着另外一颗子弹。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徐腹腔严重感染，病情持续恶化，主治医师束手无策。后来，在中国大使馆和华人商会的斡旋下，老徐被直升机送到了南非约翰内斯堡最好的医院进行救治。
约翰内斯堡枪支泛滥，南非医生治疗枪伤的经验比哈拉雷的医生更加丰富。可惜那时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老徐身上主要器官都已经被感染衰竭，南非的医生也回天乏术。好不容易挨到国内的儿子赶来见过最后一面，老徐即溘然辞世，将身家性命留在了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歹徒开枪是为了寻仇还是为了抢劫，警方至今都没个说法。按照津巴布韦的破案能力，这个案子恐怕永远是个谜团。
在我印象中，老徐是个高高瘦瘦的东北人，平日里话不多，但厨艺很好，调得一手香喷喷的麻酱小料，韩国烤肉和朝鲜冷面也做得地道。在他家吃火锅，麻酱小料极受欢迎，我们吃完了还会再要。老徐每次都把小料盛得足足的，或者干脆端来一大盆麻酱，让我们吃个够。我有时候写完稿子不想做饭，就会去他的店点一盘饺子。一直觉得他家做的猪肉馅饺子皮薄馅香个头大，是哈拉雷最好吃的。
老徐去世后，他的火锅店也关了门。每次从他家门口路过，看着紧闭的大门，都心有悲戚。
随着大选的临近和经济危机的到来，哈拉雷的治安情况也是每况愈下。今天听说一个朋友晚上回到家，发现劫匪就在家中守株待兔；明天听说几个华人朋友在家中聚餐，一伙劫匪破门而入。也曾有一个月内，就发生4起中国企业被入室抢劫的案件。
不过，虽然津巴布韦的入室抢劫案件频发，但劫匪还算比较厚道，一般只抢钱，不伤人，像老徐这样的案件在我驻站期间只发生了一次，不像南非动辄就有人用AK-47顶着别人的脑袋，稍有反抗劫匪就把人打死了再抢。
电视台直播现场的抢劫案
南非是世界上谋杀案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南非警方公布的数据，2013财年至2016财年，南非平均每天被谋杀的人数从47人攀升到了51人。
由于绝大多数的劫杀案件发生在晚上，所以城镇的店铺一到下午四五点就关门闭户，商业中心空无一人，如同鬼城，就连旅游胜地开普敦也不例外。
南非的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是有名的犯罪之都，犯罪率是世界平均犯罪率的5倍。歹徒猖狂到可以青天白日在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和警察打枪战；可以闯入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停机坪，抢走即将运往英国的、装有大量现金的保险箱；可以尾随旅游大巴车进入机场附近的假日酒店，在酒店大堂抢劫游客；而在高速公路上逼停私家车实施抢劫、入室抢劫、洗劫商店的案件更是比比皆是。
我每次去南非租车或者打车，都能听司机讲一堆他在公路上遇到的抢劫故事，还有司机把裤子卷起来，给我看腿上的子弹痕迹。而一位常驻南非的中国同行永远开着一辆挡风玻璃严重破损的车子。他说，这样才不容易被劫匪盯上。另一位华文媒体的记者则每次采访都随身带枪。
在我报道过的南非抢劫案中，最匪夷所思的莫过于电视台直播现场被劫匪洗劫的案件。2015年3月10日晚，南非广播公司新闻台的新闻团队正在约翰内斯堡的米尔帕克医院门口报道赞比亚总统埃德加·伦古到访一事，突然一伙劫匪闯入了直播镜头，抢走报道团队的几台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然后逃之夭夭。而当时一直工作着的摄像机录下了全过程。
如果这样说你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那么我来做一个类比。南非广播公司新闻台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央视。约翰内斯堡的米尔帕克医院是南非最好的医院之一，南非国父曼德拉晚年生病时都是在这家医院医治。这起抢劫事件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时政报道团队在协和医院门口报道外国总统到访，结果被一伙劫匪给抢了。你能想象吗？可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就在南非发生了。
而我报道过的南非最让人痛心的恶性案件，莫过于华人的“黑色一月”。
2015年1月2日，林波波省一家华人杂货店遭匪徒抢劫，年仅25岁的女店主被歹徒砍伤头部身亡。19日，西北省一家酒店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34岁的福建籍侨胞惨死于自己家中。20日，在位于约翰内斯堡杰米斯顿地区的工厂，43岁的重庆籍华人厂长被他解雇的工人用大口径枪支近距离残忍射杀。25日，德班地区20岁的广东籍侨胞遭遇劫匪抢夺货车，在跳车逃生中不幸身亡。26日，约翰内斯堡南部地区的华人农场内，49岁的广东籍侨胞被劫匪杀害于仓库中。31日，约翰内斯堡东区住宅内，从事装修工作的40岁福建籍侨胞被外籍员工抢劫，头部被钝器重击死亡。
据官方统计，南非有30万华人，数量为非洲华人之首。而民间广为流传的数字则是50万人，其中包括没有记录在案的非法移民。
来到南非经商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贸易起家。一般从摆地摊做起，从国内进口便宜的服装、箱包、玩具、家电、手机等商品在当地零售。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南非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利润颇高，来钱很快。用不了两三年，他们就开始租赁商铺，扩大经营规模。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中国批发市场，上百家中国商铺门庭若市。而约翰内斯堡中国城建成之时，更是惊动了南非总统祖马亲自前来挂牌，南非华商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约翰内斯堡唐人街
南非华人在当地属于富裕阶层，且保护防范意识不够，很容易被劫匪盯上。一般来说，每年都会有10名左右的华人遇害案件，平均每月一起。由于南非华人遇害太常见，南非媒体也并不会像在欧美国家死一个华人那样铺天盖地地报道。但是，在2015年的1月，就有6名华人遇害，“黑色一月”成了多家南非媒体的头条。
一时间，南非华人人人自危，甚至很多人因为缺乏安全感而萌生退意。
治安恶化因何起？
你也许以为，津巴布韦和南非一直以来就是这么乱，其实不然。
20世纪80年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建立记者站了。那些当年的驻津记者提起哈拉雷来都赞不绝口，说那里民风淳朴，风景优美，家家户户没有院墙，只有栅栏。园内的绿树红花毫不吝啬地从栅栏内长出来，和街道上的草坪、古树融为一体，整个城市一派安宁祥和。先后驻过津巴布韦和瑞士的资深记者更认为，津巴布韦比瑞士好多了。我听了不禁心向往之。
到了哈拉雷以后我发现，虽然道路上的草坪古树依旧，家家户户透绿的栅栏却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高高的院墙和墙头竖立的电网。任我望穿秋水，也只能透过高墙上的电网窥见些许院内繁花似锦的痕迹。
临街的店面清一色装上了比拇指还粗的铁栏杆。一些珠宝首饰店更是随时上锁，只有当顾客按了门铃，店主看清楚外面的情况时才可能开门。
津巴布韦，这个昔日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子”，因为过于激进的经济政策以及常年受西方制裁，20多年来经济水平不断下滑，很多原本可以成为白领阶层的人却沦落成街头小贩，乞讨者随处可见。还有很多边缘人既做不了小生意，又要不到钱，于是铤而走险入室抢劫，而且大多是持枪抢劫。
哈拉雷街头枪店的枪
我曾经探访过津巴布韦的枪店，发现只需要很简单的证件和手续，就可以买到手枪、步枪、猎枪等枪支，一把二手手枪仅售200多美元。普通百姓为求自保，稍有条件的就会买把枪放在家中。劫匪想弄到把枪更是不费吹灰之力。
而对于“犯罪之都”约翰内斯堡而言，得到这个称号也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据约翰内斯堡的老华人讲，在十几年前，约翰内斯堡还是秩序井然。但最近十几年，如果没有被抢过，就不好意思对别人说在约翰内斯堡生活。
我曾和白人、黑人、华人都探讨过南非治安差的原因，人们虽看法略有不同，但有些观点是相同的：南非虽然发达，但贫富差距巨大，富裕人口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的75％以上，而失业率又高达25％，这导致大量找不到工作又对社会不满的底层民众铤而走险。同时，南非没有死刑，枪支泛滥，抢劫犯几乎人手一把AK-47，对于这样糟糕的治安情况，政府却疏于管理，警方的贪污腐败问题严重，甚至与犯罪团伙同流合污。
种族隔离制度的遗留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南非黑人长期处于不公正的社会环境，导致仇视富人、漠视法律。为了自卫和争取更多的权利，很多黑人选择了武力抗争。当年国父曼德拉也曾走上过武力斗争的道路，只是27年的牢狱生涯磨平了他好斗的个性，让他重新思考和解之路。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年代，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流血冲突时有发生，暴力的传统一代代沿袭下来，渗透到了南非人的血液当中。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南非有将近500万外国移民，除了较为富裕的印巴人和华人，其余大部分来自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等相邻国家。而南非的许多恶性刑事案件，恰恰有一部分是来自这些穷兄弟国家的人干的。
南非之于非洲，犹如美国之于美洲，那是非洲大部分国家民众眼中的天堂。不过，墨西哥底层人民要去美国尚需偷渡，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简称南共体）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只要拿着本国护照，就可以直接入境南非，不需要任何签证。这一惠及南共体所有国家的政策导致一些吃不饱饭的津巴布韦人、马拉维人、莫桑比克人等长期非法滞留南非。他们吃苦耐劳的性格和便宜的劳动力价格很容易得到华人老板的青睐，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人仗着没有在移民局备案而做一些非法的勾当，加速了南非治安的恶化。
经常有一些南非人或者南非华人对我说，“南非的治安是被津巴布韦人搞坏的，做坏事的都是津巴布韦人”。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言论，都忍不住用“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理论来驳斥他们。
从感性上讲，津巴布韦就像我的娘家，我怎么能够允许其他人诋毁我的娘家人呢？实际上和南非相比，津巴布韦的恶性案件不值一提，为什么津巴布韦人在本国大部分温良守法，但到了南非就变成了劫匪暴徒？这可能更多要从南非的社会矛盾、种族矛盾，以及黑人对黑人的次种族主义歧视等问题中寻找答案了。
但其实，津巴布韦人不喜欢南非人，就像南非人不喜欢津巴布韦人一样。不止一位津巴布韦人对我讲过他们在南非遇到的种种危险。
我常用的津巴布韦出租车司机万德福曾气愤地对我说：“我当时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大街上被人拿刀顶着胸膛，身边来来往往的人都像没有看到一样，特别漠然。这种事情在津巴布韦肯定不会发生。”我相信他说的话，因为我好几次在哈拉雷大街上看到一帮人追着一个人暴打，一问之下，被打的那个人往往是小偷或者抢劫犯。津巴布韦人对犯罪的容忍度远远低于南非人。
记者站的高墙电网
对付入室抢劫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住宅修成一座碉堡。
在非洲很多治安不太好的国家，安保系统、门窗防盗网、墙头电网是家家必备的标配。2000年以后的津巴布韦与南非也是如此。
我刚到记者站的时候，记者站女工玛利亚就为我讲述了记者站安保措施的历史变迁：刚买下这座房子时，院子围墙仅有一人高，后来屡次有人跳进来偷东西，只好将围墙加高到了两米多。
玛利亚还指着窗户上纵横交错的铁栏杆如数家珍地说：“外面这层粗的栏杆是10年前隔壁被抢以后安上的。里面这层细的是几年前新华社记者站遭遇劫匪后，我们找人加上的。夫人你看，这些栏杆做得真结实，这是白人给做的，哈拉雷质量这么好的铁栏杆可不多见。”我知道玛利亚是在安慰我，但我怎么也轻松不起来。
如果说防盗网和电网是住宅的第一道安全保障，安保公司则是第二道。
非洲抢劫案的破获率极低，这些入室抢劫的案例绝大部分都不了了之。如果劫匪进了家门再报警，警察也会以没车、没钱买油等理由拒绝出勤；即使磨蹭大半夜警察来了，劫匪早就逃之夭夭。
相比之下，非洲的保安公司要敬业得多，只要在住宅安上电网、摄像头、接收器，将信号连接到总部，一旦有人闯入私宅，引发报警器，保安就会在几分钟内持枪赶到。
中国有句古语：“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放到非洲一些国家可以改写为：“国家不幸保安幸”。在哈拉雷每况愈下的经济环境中，每年倒闭几百家企业，而津巴布韦保安公司却在不断壮大，“SAFEGUARD”“SECURICO”是津巴布韦最大的两家保安公司，服务几乎覆盖了城市所有的公司、店铺、住宅。他们配有大量训练有素的保安和多台巡逻车辆，派专人24小时按片区巡逻，接到信号立即出动，五六分钟内赶到事发地点。
记者站曾在2000年前后安装过电网和安保系统，但后来废弃不用了。2014年时，听到身边朋友的遭遇，又看到周围院墙清一色的保安公司的标志，唯独我们站里什么安保措施都没有，我越来越睡不踏实。虽说劫匪一般都盯着有钱的中国人，如果知道我们是清水衙门，断不会冒险，但谁又能保证有不长眼、不踩点、饿极了直接跳进来的呢？
临街的家庭旅馆栏杆上安保系统的标志
我们向台里打了报告，前前后后忙乎了半个月，终于装上了“SAFEGUARD”的安保系统，包括感应器、遥控器、报警器、电网，算是安保系统的最低配置。虽然比起很多人家里的摄像头、监视器、红外线的全套设备还差很远，但如果有贼闯入，至少我们不会再束手无策。
此前，我在楼下做节目的时候，只要听到院子里的狗叫，就会紧张地抱着笔记本跑上楼，再锁上楼里的几道铁门。自从有了安保系统，再听到狗叫，我便不再那么慌张，只需紧紧地握着安保系统的遥控器，稍有异常就动动拇指。很多朋友告诉我，津巴布韦的贼多是小毛贼，只要报警器一响，90％的贼都会被吓走。
我以为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谁知新的麻烦又随之而来。有好几次睡到半夜，警报突然响起，我惊得跳起来。仔细检查房间后，发现门窗都关得好好的，房间里也没有进人的迹象。我正在给保安公司打电话，两个保安就已经架着梯子爬到了记者站的墙头，拿着探照灯往院子里照。我只好跑到门口，满脸赔笑、满怀歉意地向他们解释。他们对这种情况倒是见得多了，说可能是昆虫爬过感应器，引发警报，或者是线路有些故障。
虽说保安们对大半夜的爬梯上墙却虚惊一场的事情没有怨言，但我还是很担心，这样的故障发生多了，会不会变成“狼来了”呢？有一次出差，我怕警报又无缘无故响起，就拔了主板的电源。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接到了保安公司的电话，说连接不上我家的接收器，要上门检查是什么问题。我不禁为之感动，安保公司的效率在非洲肯定可以排第一。
而在治安形势更为恶化的南非，安保已经成为一项巨大的产业。据统计，南非目前有9000多家安保公司，从业者达到40多万人，是警方力量的两倍。这其中，也不乏华人开的安保公司，他们主要为中资企业和政府要员赴南非的公务活动提供武装随身护卫，也为中资企业提供驻点守护。未来，随着进驻南非的中国企业不断增多，华人安保公司的规模和数量也会继续扩大和增加。
在我看来，比铁栏杆和安保公司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防范意识，这是第三道安全保障。
劫匪们的抢劫对象并不仅是中国人，所有的有钱人都是他们的作案目标。但中国人爱携带现金、爱在室内存放现金、爱住在工作区等习惯都构成了劫匪最充分的作案动机。
中国人在非洲是出了名的勤奋，也是出了名的节省。为了省住宿费，他们总是习惯住在厂房、商店等工作场所，而这些地方是最容易遭到抢劫的。为了节省开销，他们会雇用缺乏证件的非法移民，但如果出现劳务纠纷，一些非法移民有可能铤而走险，给华人老板带来杀身之祸。为了省去银行高额的手续费和行业监管的麻烦，他们往往不将每日流水存入银行，而是放在家中，积累到一定时候，从黑市汇入国内。几乎所有劫匪都知道中国人家里有钱，是一块流油的肥肉。
此外，还有不少案件发生在晚饭时分、房门未锁之时；不少发生在深夜开车进入家门之时；不少发生在电网和安保系统坏掉、未及维修之时；也有不少案件发生在雨夜开车等候红绿灯之时。那些原本可以避免的灾难，却往往发生于我们的疏忽大意之时。
一方有难八方救援
也许是因为治安不佳，在非洲的华人往往比在发达国家的华人更为团结。
2016年12月1日晚9点多，津巴布韦多个华人微信群里收到了一条语音信息，说保罗戴尔区（Borrowdale）的一个华人朋友家院子里闯入了六名蒙面劫匪，并附上了住宅地址。当时这个华人家庭中的丈夫在国内，家中只剩妻儿。所幸的是，当时房门已锁，门窗上都有铁栏杆，劫匪一时无法入内。恼羞成怒的劫匪转而劫持殴打花工，威胁屋内的华人妻子打开房门，同时用斧头劈砍大门，情况十分危急。
妻子在房间内打电话向朋友求助，朋友立即将信息发到华人群里求助。这个消息在华人微信群中炸开了锅，人们纷纷询问具体情况和位置，有三十多名华人迅速驱车赶到了出事的华人家外，将院子团团围住，并鸣枪示警。
虽然早已报警，但警察迟迟不能到来，人们决定破门而入，进行地毯式搜寻。人们在草地上发现了劫匪留下的作案工具、房间木门上被劈开的洞，但不见劫匪的踪影。在搜寻接近尾声的时候，警察终于赶到，并最终确认劫匪早已仓皇逃离现场。
从那以后，我更加坚定了晚上睡觉不能关手机的原则。关键时刻，还是华人更愿意出力。
为了加强安防，在哈拉雷蒙特·普莱森特地区居住的华人还与该地区的警察成立了联合互助中心。每周二和周四晚，华人代表和当地警察会联合在本地区巡逻，遇到可疑人员和盗窃行为，立即上前盘问或者抓捕。自从联合行动之后，这个地区很少再有华人遭遇入室抢劫。
说到在非华人的安全保护，就不能不提到中国使领馆在其中所做的努力。当华人遭遇恶性刑事案件时，中国使领馆总是在第一时间慰问受害者、处理医院治疗或善后事宜，同时与当地警方交涉，或紧急约见相关政府官员，督促破案。
然而，和每年1.2亿走出国门的庞大的中国人数量相比，中国外交部派驻在世界各地执行领事保护服务的专业人员只有600人左右，从数量上远远不能满足中国企业和公民在海外的领事保护要求。具体到津巴布韦这样的非洲小国，专业领事人员只有一名，很容易造成分身乏术的局面。在这种困局之下，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黄屏想出了“发动人民战争”的办法。
2015年4月28日，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成立了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网络，在津巴布韦华人主要聚居的省份中挑选了13名华人联络员。这些联络员或是华人企业的老总，或是大型中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高管，在津巴布韦工作生活多年，熟悉当地法律法规，了解当地情况，在当地社会、华人团体和政府部门都有一定影响力。在华人华侨遇到突发事件时，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当地的联络员寻求侨团和使馆的领事保护和帮助。
在团结互助保护华人安全方面，南非的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也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这个警民合作中心成立于2004年，是全世界首家华人警民合作中心。
我在2015年报道南非大选的时候，采访了当时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的执行长于海涛。他说：“2003年时，约翰内斯堡出现一些针对中国人的黑人犯罪团伙，他们多次尾随中国人进入家中，用电熨斗烧、开水烫的方式逼迫受害人交出现金。我们当时就想，如果我们不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就很难在侦破案件时进行信息沟通，从而解决这个问题。于是，2004年就成立了这个警民合作中心。”
从此，只要有针对华人的案件发生，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就会向受害人提供帮助，包括报案、做笔录、做案件整理。如果出现死亡案件，还要协助做好殡葬工作、将骨灰运回国，协调和使领馆的关系。南非的华人由于语言障碍无法很好地通过南非警方保护自己，所以当出现问题时，很多人更倾向于找警民合作中心。
在华人警民合作中心的努力下，南非豪登省警察厅特意在唐人街警民合作中心隔壁设立了一个豪登省警务室，24小时有人值班。只要有案件发生，警民合作中心就会带南非警察前去勘查现场，分析案件，并跟踪案件的进展情况。此外，在开普敦、德班、伊丽莎白港等华人较多的城市，也逐渐成立了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的分支机构。
和欧洲人相比，华人踏上非洲这片大陆晚了4个世纪。即使和在非印度人相比，华人也晚来了大半个世纪。由于来非洲时间短，华人在融入非洲、保护自身方面有大量的东西需要学习。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和血泪教训，针对华人的保护网已经逐渐形成。下一步，就是将这张保护网打造得更严密些、更结实些。
希望有一天，在这片热土上打拼的中国人永远不再担惊受怕。
六 坦赞铁路的春天来啦
相信很多对中非友谊稍有了解的中国人对坦赞铁路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非洲虽然离我们很遥远，坦赞铁路却仿佛很近。
在中国人的心中，坦赞铁路是神圣而传奇的，它汇集了中国工程师最顶尖的智慧、最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异常贫弱的情况下，集全国之力完成了当时欧美人都无法完成的任务。所以，近年来中国媒体爆出坦赞铁路因维护不当、运营不善而早已破败不堪、几近瘫痪，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从质疑非洲兄弟的管理能力到质疑这条铁路的修建意义。
而王毅外长2017年1月访问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宣布要将坦赞铁路升级改造，让它重新散发出活力，再次引发了国内的争论：既然当时修建坦赞铁路是为了打破政治封锁，那么时过境迁，当年的政治封锁早已不再，为何还要重修铁路？既然四十多年来非洲人都管理不好这条铁路，再次投入巨额资金改造完毕后，如何能保证不再重蹈覆辙？坊间批评的声音竟是比支持的声音还要多。
百闻不如一见，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非洲两个站的三位记者决定亲自走一趟坦赞铁路，看看它的真实面貌。在2017年3月中下旬的11天里，我和朱宛玲、邢一行在铁路沿线采访了坦赞铁路当年的发起人、现在的管理者、中国专家组、企业家、中坦赞三国的官员、司机与乘客，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这确实是一条有故事、有灵魂的铁路，而它折射出的诸多问题也值得国人细细思索与探讨。
穿越时空，寻找坦赞铁路的历史印迹
2017年3月中旬，赤道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方已是暑意尽去，凉意渐起，我们居住的哈拉雷和内罗毕更是因小高原而凉爽无比。而当我们的飞机降落在达累斯萨拉姆市（简称达市）机场，从机舱里走出来的刹那，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紧接着我们浑身就被包裹在一种又湿又热又沉甸甸的空气当中。如果不是因为心心念念的坦赞铁路，我真想立刻就逃回永远用不到空调的哈拉雷去。
接我们的司机一听说我们要去坦赞铁路，很爽快地说：“Tazara！我知道，这是你们中国人修的，中国人和坦桑尼亚人是好兄弟！”Tazara是坦赞铁路的简称，当地人都这样叫它。
达累斯萨拉姆比哈拉雷看上去更像一个现代化大都市，马路宽阔，交通拥挤，还时不时地会遇到交通管制，一堵就是一个小时。为了赶时间，司机带着我们一会儿逆行，一会儿又开上了人行道，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间来回穿行。突然间，车子在一片安静的广场旁停了下来，司机指着一座灰色的长条形建筑告诉我们，这就是Tazara。
当我站在坦赞铁路达累斯萨拉姆火车站面前时，我感到震撼。倒不是因为这个火车站有多么恢宏雄伟，这几年，我在非洲采访过中国人修建的体育馆、议会大厦、大学、酒店……每一个都比这座建筑更加恢宏雄伟，但它们都是崭新的、靓丽的，缺少了这座建筑独有的历史印记。
这座火车站是一座典型的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火车站建筑，外表砌着灰色的石砖，朴素又不失雅致。它的面前是一片空旷的广场，因为当天没有火车发车，也就没有乘客，显得广场更为宽阔。火车站的主体建筑从外面看有两层，两边是两条长长的斜坡，车子可以沿斜坡直接开到二楼候车室。
坦赞铁路达累斯萨拉姆火车站外观
达市火车站内部一尘不染
室外炽热难当，但一进入大厅内部，顿觉一阵清凉。大厅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天井，数十根柱子支撑起高大的穹顶，屋顶上的瓷砖装饰花纹融合了一些坦桑尼亚伊斯兰的元素。从一楼通向二楼候车厅的楼梯位于大厅正中央，笔直上去一段之后再分别从两侧蜿蜒盘旋而上，具有中国古典的对称和曲折之美。楼梯扶手上的木头有些已经被磨得光可鉴人，但没有一处裂纹，可以想见当时的用料是多么讲究。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从广场到候车室，处处一尘不染，干净得连一片废纸都看不到。
候车大厅旁边的小院是铁路局的办公室，一进门就能看到墙上悬挂着的毛泽东主席、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的大幅黑白照片。毛泽东的照片居中，那是我们在国内最常见到的他的标准照，睿智威严；一左一右分别是卡翁达和尼雷尔，两个人的笑容朴实温暖。自从坦赞铁路修好之后，这三位开国领袖的照片就被悬挂在这里，纪念他们为这条铁路做出的历史功绩。
在非洲待久了，我总有种错觉，以为自己在欧洲。特别是像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非这种被西方殖民者统治了上百年的国家，整个城市都是欧洲国家的翻版。而这座充满中国色彩的火车站则在讲述一段中国与非洲友好交往的历史，这段历史与西方的殖民与占领完全不同，它是平等的、真诚的，富于急人之难、帮人解困的侠义精神。这段历史足以使四十多年后的我们感到自豪。
更重要的是，这段历史不仅中国人记得，非洲人也一直没有忘记。此行，我们采访了亲身参与坦赞铁路的决策和修建过程的前赞比亚外交部部长姆旺加。73岁的他在讲起坦赞铁路的由来时，依然如数家珍：“1965年11月11日，南罗德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单方面宣布独立。由于我们赞比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不承认南罗德西亚的独立是合法的，所以他们禁止我们使用经南罗德西亚前往南非或莫桑比克出海口的南部铁路线。因此，我们当时的国家总统卡翁达找到邻国坦桑尼亚的总统尼雷尔商谈，决定要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之间修建一条铁路，来缓解南罗德西亚禁运给我们带来的进出口的运输压力。”
坦赞铁路局大厅一直挂着三位开国领袖的照片
姆旺加回忆道：“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首先向美国、加拿大、德国等西方国家寻求帮助，请求由他们来帮忙修建坦赞铁路。但是，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表示修建坦赞铁路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不愿予以考虑。因此，尼雷尔和卡翁达决定向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求助。先是尼雷尔带着这个想法前往中国，卡翁达也随后到访，最终他们联合请求中国政府来负责坦赞铁路的建设。”
姆旺加解释说，当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领导人之所以没有首选中国，主要是有两方面的担心：“第一，中国在当时从未在海外做过如此之大的工程项目；第二，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也跟我们一样正处在起步阶段，提出需要资金援助，着实让我们难于启齿。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政府欣然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除了提供资金和技术外，还为我们派出修筑铁路的工人。就这样，中、坦、赞三方政府于1967年签订协议，规定坦赞铁路为中国全套承包的工程项目。随后，我们于1968年开始实地勘测，1970年正式动工。”
那时，赞比亚的经济主要依赖铜矿的出口，周边的白人政府封锁了铜矿出口的铁路，使这个刚刚独立的国家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打通一条新的生命通道刻不容缓。
1968年，中国从各地选调的铁路骨干就乘着船漂洋过海来到坦桑尼亚，开始了勘探和筑路的工作。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杨优明给我们列举了一连串的数字：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政府为坦赞铁路提供了近10亿元的无息贷款和近100万吨的设备材料，先后派出工程和技术人员5.6万人，高峰期有1.6万人在现场施工。虽然后来中国在非洲又援建了许许多多的基础设施工程，但迄今坦赞铁路依然是规模最大的成套援助工程之一。
在距离坦赞铁路起点不到一公里的库拉西尼地区，坐落着中国土木工程东非有限公司（简称中土），它正是由援建坦赞铁路及东非国家其他工程的队伍整合而成的。中土的办公楼里，专门开辟了一个展厅作为坦赞铁路博物馆，展出当年中国建设大军用过的轨道车底盘、油印机、医药箱、收音机、电影胶带、养殖手册等老物件。
手绘的施工图如同印刷的一般工整
博物馆尽头是一排书柜。打开书柜，里面是一本本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当年各种道路、桥梁的施工技术文件册。我随便抽出一本，蓝色的软皮上写着“坦桑尼亚-赞比亚工程技术文件第五部分桥涵之跨线建筑物图（第1册 共4册）”，下面还有一行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而里面则是一张张折叠起来的工程图纸。纸张已经泛黄，上面用蓝色线条绘制的施工图依旧清晰，每张图上都有中英文的标注，无论是绘图还是文字都工整漂亮得和印刷体并无二致。一问之下才知道，这么多工程文件全部是手绘手写。当年中国工程师近乎苛刻的严谨、认真，仅从这些图纸就能窥见一二了。
我们又去拜谒了为坦赞铁路牺牲的中国专家的公墓。这座公墓位于达累斯萨拉姆西郊，距离市中心24千米。长眠在这里的是为援助坦桑尼亚国家建设而殉职的69位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其中51位为修建坦赞铁路而牺牲。每一块墓碑的正面刻着死者的名字，背面则刻着去世原因和生卒年月。我一个个地看过去，大部分人去世时都只有30多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不由得让人扼腕叹息。
据统计，在这些因公殉职的中国专家中，30％死在工地，40％死于交通事故，30％被恶性疟疾等疾病夺去了生命。而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也有100多名当地工人因修建铁路而殉职。这是一条用三国人民的生命共同铸就的铁路。
杨大使说：“现在坦赞很多地方很艰苦，而当时的条件更为艰苦，食品短缺，气候炎热，疾病流行，缺医少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和坦桑尼亚人、赞比亚人一起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建成了坦赞铁路。这个过程让坦赞两国人和中国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建立了信任，也为中国和坦桑尼亚、赞比亚之后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知道，中国人是真诚、友好、勤劳的，在他们需要中国帮助的时候，中国人会真诚地帮助他们。这种信任是什么都买不来的。现在中非之间之所以有这么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就是因为坦赞铁路期间中非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坚实的基础。如今，我们依然在吃这个老本。”
当年风光今何在？
1976年7月14日，中国将已经可以顺利通车的坦赞铁路交给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成立的坦赞铁路总局进行管理。根据周恩来总理定下的方针，中国不搞殖民者那一套，中国人只是铁路的建设者，不参加管理和运营，项目交付后，中国大部分工程人员和最初的管理者都撤回国内。不过，由于当时两国缺少铁路技术人员，中国还是留下了一些专家，帮助两国培训专业人才。
坦赞铁路设计的运输能力是每年200万吨，但实际运输量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高度。1977年，坦赞铁路的运力达到了127万吨，这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中期，坦赞铁路的运力还可以保持在100万吨以上，尚能赢利，但到了80年代后期，铁路运力就直线下滑。据坦赞铁路第十六期中国专家组组长苗忠介绍说，2016财年铁路的运力仅为12.8万吨左右。
铁路没有运力，也就无法赢利；没有赢利，就没有办法好好对铁路进行维护；而铁路状况越差，就越没有人愿意使用铁路，铁路亏损情况就更为严重。坦赞铁路似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呢？经过多次沟通，我们终于获得了坦赞铁路总局局长的采访许可。
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了坦赞铁路总局公共关系经理康拉德·塞缪柴尔的办公室，康拉德却迟迟没有出现。我们无意中发现了墙上白板上画的“坦赞铁路问题树”，将坦赞铁路的问题罗列出来，一目了然。
在这张树形图表中，大树的根部是铁路如今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包括无法获得资金支持、缺乏人力资源发展管理计划、缺乏运营资本、管理结构问题等。其中，缺乏资金导致缺乏投入，缺乏人员管理计划导致技术水平低，而缺钱、缺技术的结果是缺少维护，缺少维护又导致基础设施落后和设备不足。它们和工人素质低下、没有运营资本以及管理水平低下这些根系共同长出了效率低下的树干。树的上半部是效率低下长出的一些枝干，包括没有赢利、可靠性低、劳工问题、顾客满意度低等。由此看来，铁路总局对这条铁路的问题非常明白，他们也在研究应对之策。
在我们等了一个小时之后，终于见到了康拉德，他又带我们采访了坦赞铁路总局局长布鲁诺。
我们单刀直入地问他对于坦赞铁路运营不佳的看法，布鲁诺将坦赞铁路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货源问题。他说，在坦赞铁路刚建成的时候，赞比亚还处于被封锁的情况，货物无法从德班或是其他南方的港口出海，而那时的公路条件非常差，人们都只能使用坦赞铁路，因此铁路非常繁忙。但后来，周边的国家都纷纷独立了，很多港口又被重新启用，客户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此外，卡车运货的方式也逐渐兴起，和火车相比，卡车更快、更可靠。
不过，布鲁诺认为，虽然坦赞铁路问题重重，但对带动沿线经济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坦赞铁路修建之前，沿途只有一些很小的村庄，但随着铁路的修建，人们开始用火车运输货物、做生意，沿线的村庄逐渐发展成了城镇，还出现了大片的农场。”
我们想请公共关系经理康拉德帮我们找一位资历深的火车司机，请他以亲身经历讲一讲这条铁路的变化。康拉德倒是答应得很爽快，但条件是我们必须在他的办公室采访这位老司机。
康拉德找来的老司机名叫姆旺尼卡，为坦赞铁路工作了41年，去年正式退休。他面带憨厚，有些书卷气，见到我们既高兴又有点拘谨。
他说，1975年的时候，他刚刚19岁，高中毕业，正好姆皮卡培训学校在招收学员，就报了名。他在学校学习了一年的铁路理论知识，中国的老师用中文教学，有人为他们翻译成英文。理论学习结束以后是实践课，全部学业完成后，他顺利通过考试，正式成了一名坦赞铁路的火车司机。他对此非常自豪，他们全家人都以他为荣。
他热情地给我们看他在培训学校和中国老师的合影。照片上的中国专家们都穿着中山装，而40名当地学员则是清一色的白衬衣、白短裤。他至今叫得出一些老师的中文名字，虽然发音不太标准。他说，老师们对他很好，教会他很多东西。
在谈到铁路如今遇到的问题时，姆旺尼卡说：“最初，铁路一直运营得很好，但最近这些年不太好，一方面，铁路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总是晚点。另一方面，出现了竞争，人们总是愿意选择又快又便宜的运输方式。我最初做火车司机的时候，每24小时能发出6对货车，但现在只有两对了。”
我们问他的退休金是多少？他说，自2016年退休，就没有领到过退休金。这时，一直在旁倾听的公共关系经理突然插话：“你没有领到？”姆旺尼卡迟疑了一下，说：“到现在还没领到。”
我们又问：“那您担心退休以后的生活吗？”姆旺尼卡连忙说：“不，不，我很开心。”
事实上，因为坦赞铁路常年亏损，除了退休工人领不到退休金，就连正常上班的工人也时常拿不到工资，工人罢工的情况时有发生。就在2017年1月，坦赞铁路赞比亚段的工人刚刚进行了罢工，赞比亚的客运铁路一度中断。
在我们的计划中，对坦赞铁路的随车采访是本次采访的重头戏。考虑到此事较为敏感，我们一直在与公共关系经理康拉德沟通，希望申请到列车采访通行证。开始的时候，他对此不置可否。但等我们到了达市，他却突然提出火车上的采访需要得到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两国新闻部的书面批准。我们深知非洲政府的办事效率，在短短几天内是不可能拿到双方的批准的。他是不是在有意刁难呢？我们自掏腰包，去超市买了一瓶南非的红酒，偷偷塞给了他。
康拉德哈哈一笑，收下了红酒。过了一会儿，他找来了一名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你们可以采访，但要带上他，并每天付给他200美元导游费。”他的理由是，我们既然要在铁路上开展工作，他就要派人保护我们的安全。
且不说每天200美元的导游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算，而且他只会说斯瓦希里语，英语水平仅限于几个简单的单词，如何给我们做向导？更重要的是，有他跟着，谁还愿意说实话呢？我们谢绝了康拉德的“好意”，表示我们不采访了，就是坐车体验一下。
康拉德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就在我们上火车前，康拉德还特意打电话给我们，要求我们不能采访，否则后果自负。
采访之旅险情跌宕
担心被刁难，我们只好隐去了记者的身份，明访变为了暗访。
目前，坦赞铁路的客运每周四班，周二和周五，分别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的新卡皮里姆波希（简称新卡市）相对开出两辆列车，全程1860千米，快车全程需41个小时，慢车全程需48个小时。我们选择了周五的快车一等软卧，票价约合350元。车票是硬纸壳的小票，和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火车票很像。看来这么多年，坦赞铁路的火车票就从来没有变过。
3月17日下午2点半，我们登上了坦赞铁路的火车。因为我们此前看了很多关于这条铁路维护不佳、火车老旧不堪的报道，故把情况想得很糟糕。上车才发现这是一辆2015年的新车，车厢内干净整洁，各种设施和国内特快并无两样，包间里有电扇、电源，卫生间甚至还有淋浴设备。
虽然铁路完全由坦赞铁路总局运营和管理，但中国与铁路局的技术合作40多年来从未中断。每期技术合作中，中方都会给铁路局提供机车、客车、货车、零配件以及一些辅助设备，来支持坦赞铁路的基本运营。用当地朋友的话说：“没有中国的技术合作，坦赞铁路不可能维持到今天。”
火车上的餐车可以点餐，主食有牛肉、鸡肉、鱼，配两碗米饭或者一份玉米糊糊，价钱只要15～20元，味道很不错。这些条件比想象的好得太多，我们简直有些喜出望外。
下午4点，火车缓缓开动。和我们同样兴奋的还有隔壁的4个坦桑尼亚的年轻人，他们是假期结束返校的大学生。火车一开，他们就唱起歌来，一个主唱，其余相和，同时很有节奏地敲桌子给自己伴奏，热闹非凡。他们还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加入，教我们唱他们原创的英语和斯瓦希里语歌曲。
特快软卧车厢内部
一位坦桑尼亚老者在车厢里看香港的动作片，引起了我们的好奇。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原来是坦桑尼亚税务局的官员，现在已经退休，每年都会乘坐四五次坦赞铁路的火车。他见我们是中国人，主动谈起当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毛泽东主席决定修坦赞铁路的故事，称赞中国和坦桑尼亚、赞比亚的传统友谊。
由于担心采访被列车员制止，我们把老者邀请到我们的包厢。朱宛玲提问，我录像，邢一行在车厢外放哨，那情形颇有些紧张。老者对老一辈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领导人非常推崇，但认为现在的政府对铁路维护得不好，导致火车经常晚点、出故障。不过，他每次还是选择坐火车，因为他的农场就在火车站附近。他说：“如果走公路，要绕很远的距离，如果坐摩托车，会贵很多，坦赞铁路很便宜，所以当地的老百姓愿意乘坐。”
火车在崇山峻岭间行驶
一位来自德国的女大学生萨拉来肯尼亚和赞比亚支教，在孤儿院服务，在农场做调研。为了省钱，她选择了坦赞铁路。她笑称，这辆快车比她上次坐的慢车条件好多了。那辆慢车摇晃得更为剧烈，害她差点在车上摔了一跤。她睡的上铺也是摇摇欲坠，躺上去总会担心掉下来。虽然车上有电，但电扇是坏的，车速也只有二三十千米。不过，她还是很喜欢坦赞铁路，说道：“沿途景色优美，还可以认识到很多新朋友，这是一段有趣的旅行。”
车开之后，除了车身稍微有些晃，声音有点大，时不时传来橡胶烧煳的味道之外，一切正常，时速基本可达到每小时五六十千米。我们当时还在盘算，如果车速能一直保持这样，也许我们能准点到达。后来才知道，我们高兴得太早。
当我们伴着轰轰的车轮声渐渐睡去时，暴雨袭来，密集的雨水伴着狂风直往车厢里灌。我被雨水淋醒，一摸脚下，毯子已经被水浸透。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窗户关严，再次睡去。大概半夜1点，车子停了下来，一停就停到了早晨6点。
等待新的机车到来
车子再次启动后，开开停停，时不时会剧烈地咣当一下，退后，再向前，似乎要冲过一个坎，但始终过不去，只好又再次向后。反复多次以后，车子彻底停了下来。从火车上下去一些列车员，并搬下几袋沙子，开始往火车轨道上撒。
我们向一位列车员询问这是在干什么。他说：“因为下了一夜的暴雨，铁轨打滑，火车开不过去，为了增加摩擦力，维修人员必须在铁轨上铺上沙子。”
我们又问，那为什么半夜停了那么久？他轻描淡写地说：“那是因为对面过来的车子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也需要铺沙子才能通过。他们铺了大半夜，我们就等了大半夜。”
铺设沙子的效果并没有那么立竿见影，铺一段，试着开一开，开不过去，再接着铺。就这样反复折腾了近两个小时，车子终于再次启动，冲过了打滑的铁轨。
可是，正当我们欢欣鼓舞之际，车子再次停了下来，然后退了十几分钟，到达一个叫姆潘加的小站。很快，我们从火车广播里得知，因为刚才用力过猛，机车引擎出了问题，要从100多千米以外的车站调来另一个车头换上，预计晚上8点半车头可以到达。我们看了看时间，这时才刚刚中午12点。
停车的这段铁路位于姆林巴和马坎巴科之间，恰好是当年修铁路时路况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路段，山高坡陡，还有大量沼泽淤泥，对路基、桥梁和隧道的稳定性有较大影响。虽然这条铁轨当年的质量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但由于常年风吹雨淋，又缺少对路基的维护，如今部分地段路基沉降，路面起伏不平，而钢轨也遭到严重磨损。遇到雨天，就难免出现机车打滑的情况。
得知火车要等待八九个小时后，车上的旅客不急不恼，纷纷走下火车，有的坐在铁轨上闲聊，有的登上附近的小山寻觅佳景，有的则四处寻找食物。车站附近的村民似乎早已习惯了火车在这个小站坏掉，早有人拿来自家产的大芋头前来兜售，500先令3个，合人民币不到2元。我们买了一堆，芋头煮熟了撒了盐，味道很不错。我们拿着一捧芋头和隔壁的坦桑尼亚大学生分享，他们则拿出自家做的辣椒酱。芋头蘸辣椒，出乎意料的美味。
吃饱喝足，趁着漫长的停车时间，我们打算在车站探索一下当年的痕迹。资料上记载，在姆潘加这个小站，当年还建造了中国施工队的营地。现在，车站旁边是个村子，我们没有看到营地，却遇到了当年和中国工人一起工作过的老村长。他一看到我们，就紧紧握住我们的手不放，激动地流下热泪。他说，他今年已经99岁，1967年来到这里，曾经和中国人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认为中国工人工作特别勤奋，人也友善。他非常希望中国人能再次回来重修这条铁路。
为老村长做翻译的是同车一位坦桑尼亚执政党内的官员。在和我们谈起坦赞铁路时，他沉痛地指出，铁路维护不好和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有关：“一些官员自己拥有运输队伍，通过跑公路挣钱，如果铁路维护好了，费用又比公路低，就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愿意对铁路进行有效维护。”而这位执政党官员的话，我们又从其他采访对象口中听到多次。
停车以后，车上断了电，闷热无比。餐车上的食物和水也跟着坐地起价，一碗泡面的开水卖到了1000坦桑尼亚先令，合3.5元。服务员称，因为断电，开水只能用天然气烧开，因此异常昂贵。
晚上8点半，机车准时到达。工程师先用一个拖车挂上损坏的机车，将其拖走，再把好的机车挂上。我问车上的工程师，这种事情是不是经常发生，工程师想了一下回答：“也不算经常发生，三四个月会出现一次。”新机车换上后，车身剧烈地咣当了一声，缓缓上路，车厢里一片欢呼声。这时已经离预计时间晚点了17个小时。
第三天，一觉醒来，以为自己到了川西高原。近处是开满向日葵和黄槐花的村落，远处是绵延的山脉，海拔上升到了1000多米。从坦桑尼亚东北部的湿地和深谷开到了西南部的小高原之上，空气清冷凛冽，一扫前两日的湿热难耐。
车子接近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边境时，大的村镇逐渐多起来。每当到站停车时，大量的妇女会过来兜售各种吃的，烤鸡、玉米、煮花生、苹果、木薯，还有一种绿色的粉末状香料，闻起来有类似花椒的香味。
村里的小孩也会成群结队地跑到火车面前，对着车厢里的乘客挥手要吃的。想给他们拍照时，有的小孩羞涩地跑开，有的孩子则大方地冲着镜头摆着各种姿势。还有的孩子比较调皮，上演扒火车的游戏。
中午11点多，火车抵达了坦桑尼亚边境通杜马，漫山遍野的房屋意味着这里是一个重镇。一位坦桑尼亚移民局的大叔上车给乘客盖出境章。他进来以后，也不检查护照，直接大章一盖，扭头就走。
车子又开了约十分钟，到达赞比亚边境小镇纳康德。一面铁丝网将小镇和火车站隔开，但丝毫阻挡不住村民隔着铁丝网和乘客做买卖的热情。小镇上的房子被涂成鲜艳的黄色、绿色，上面还贴着大幅的广告，怀旧的风格仿佛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赞比亚的移民局官员上车查看我们的签证。微胖的签证官故作神秘地问我们：“你们猜我叫什么？”见我们不解地望着他，他这才不慌不忙地说：“我的名字叫中国。”看我们不相信的样子，他又加了一句：“是真的，很多人以为中国是我的绰号，但我真的叫这个名字，可能我的爸妈很爱中国，所以给了我这个名字。”他给我们一一贴好签证，临别还加上一句：“希望你们来赞比亚投资。”
在纳康德站，上来了大量乘客，有些带着巨大的行李包，利用铁路运输商品。我们在三等硬座车厢的尽头遇到了两姐妹，姐姐25岁，妹妹23岁。她们带了两筐重200公斤的香蕉、1箱菠萝、25斤大米。她们说，从2016年4月开始，她们每周从边境的纳康德站购买一些食物和衣服，用火车运到靠近终点站的家乡姆库施贩卖，每周去一次，一个月可得500美元左右的利润。她们的梦想是挣钱读大学，姐姐想读军事专业，妹妹想学护理专业，为了梦想，虽然这份工作很辛苦，她们还是愿意坚持下去。
进入赞比亚境内以后，铁路沿线出现的城镇越来越多，包括人口超过20万的卡萨马和15万的姆皮卡，火车还穿越了中部省的农业重镇姆库什和塞伦杰。铁路两旁大片肥沃的农场和热闹的城镇交错出现，火车上的乘客也较坦桑尼亚段多了不少。
在赞比亚高原，车速一直保持在每小时60千米左右，除了车身晃动较为厉害、时不时传来车轮和铁轨摩擦的金属声之外，一切都很正常。
但在晚上11点半左右，车子突然又剧烈地咣当了一声，然后停了下来。借着微弱的车灯，我们发现车子开到了荒草丛中，一人多高的野草几乎贴在了车窗上。这时，火车又出现了之前的情况，前进不得，只好再次后退。逐渐地，后退的速度越来越快，甚至超过了前进的速度。我们不由得紧张起来，担心火车已经失去控制。好在车子在快速倒退了十几分钟后停了一下，稍事休息，然后加快马力冲过了刚才卡住的地段。
第四天早上，我向列车员询问原因。列车员说是又遇到了铁轨打滑，但铺铁轨的沙子已经用完，所以车子只能后退，然后全速通过。我说，还以为车子的引擎又坏了呢。列车员笑着调侃道：“怎么会？这一段的司机是赞比亚人，可比之前的坦桑尼亚司机聪明多了。”
终于，在3月20日早上8点，火车抵达了坦赞铁路的终点站——位于赞比亚的新卡皮里姆波希市，比预计时间晚点将近23个小时，全程用了近64个小时。当我们背起行囊走下火车的时候，还颇有些依依不舍。
找寻坦赞铁路潜在的客户群
在新卡市的终点站，赞中经贸合作区谦比希园区的司机接上了我们，带我们去这座中国在海外建立的最大的经贸合作区参观。由于沿途几乎没有信号，我们也就无法及时将晚点的情况告诉他，害他在车站等了我们整整一天。
赞比亚每年出口铜矿70万吨，其中接近三分之一来自这个经贸区。那么，经贸区的铜矿企业如何看待坦赞铁路，他们会不会使用这条铁路，也成为坦赞铁路升级改造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驱车3个多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赞比亚北部铜带省的谦比希经贸区。它坐落在赞比亚的铜矿带上，四周都是矿山和荒原，而在这块占地面积超过11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却是井架高耸，厂房林立，仿佛在荒原里建起的新城。60多家驻扎的中国企业已经基本涵盖了铜矿从开采、选矿到冶炼、加工成品、出口的全部产业链。
赞比亚铜的蕴藏量占到全世界的5％，而且品位较高，因此赞比亚素有铜矿国的美誉。中国有色集团在收购和重建了谦比希铜矿之后，在此基础上建设了赞中经贸区谦比希园区，一方面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将冶炼出的粗铜和电积铜运回中国，实现资源报国。
谦比希铜冶炼公司副总经理邓云介绍说，他们这个项目是中国在海外单笔投资最大的铜冶炼厂，每年生产的粗铜大约20万吨，全部运往中国，占中国进口粗铜量的八分之一。
但遗憾的是，谦比希铜冶炼公司每年向中国运送20万吨铜的交通工具是昂贵的汽车，而不是平价的火车。其实，谦比希园区离坦赞铁路的终点站新卡皮里姆波希站仅200多千米，而离最近的赞比亚国家铁路仅仅一步之遥，用园区工作人员的话说，“睡觉时都能听到火车轰隆的声音”。
那为什么不采取火车运输呢？谦比希铜冶炼公司副总经理邓云解释说，2006年，公司曾经使用过坦赞铁路来运送铜精矿，但铁路因为管理不善，安全保障不能到位。“你们可能没看到过坦赞铁路货运的火车皮，车厢的四个角都有很大的漏洞，而且车厢是敞开的，一个车厢装满铜精矿，路上一半偷，一半漏，运到以后就只剩半车铜了。”
坦赞铁路的效率也不能让邓云满意：“那时候，铁路工人发不下工资，经常罢工，但我的货物不能等啊，我需要尽快销售出去，才能保证正常的运营。所以，我们都是走公路货运，一部分走达累斯萨拉姆港，一部分走纳米比亚鲸湾港，最多的还是南非的德班。因为我们国内进来的货物和设备也是走德班港，两边都有货物的话，运费就会低一些。”
谦比希赞中经贸区内还有中国在海外开的第一家湿法冶炼厂。这家冶炼厂的生产部负责人王勇介绍说，目前，企业生产的电积铜主要通过公路运往达市港口和南非德班港，然后销往中国及海外。他们要承担的运费、贴水和保险大约是每吨260美元。他说，如果坦赞铁路升级改造得好，效率比公路高，费用比公路低，他们肯定是会选择铁路的，到时候每吨电积铜他们需要承担的运费必然下降，对他们降低成本也是大大的利好消息。
2017年1月，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卢萨卡与赞比亚外长卡拉巴共同会见记者时，谈起了对坦赞铁路的改造构想：通过全面改革坦赞铁路的管理体制、实现铁路与港口的有效衔接、打造铁路沿线产业经济带这三大途径，使坦赞铁路成为带动赞坦两国以及周边沿线各国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合作之路”和“繁荣之路”。
谦比希湿法冶炼公司冶炼出的含量为99.99％的电积铜
赞中经贸区是王毅外长专门点名的铁路沿线的产业经济带，期冀赞中经贸区和坦赞铁路能互为助益。这一点，赞中经贸区总经理昝宝森是认可的，他为我们算了一笔账：“运费太高是赞比亚进出口行业的劣势，过去一吨货物的运费到中国要200多美元，虽然政府大力推行优惠政策，但高昂的运输成本还是让投资者望而却步。铁路升级以后，货运成本降下了，对我们招商引资能没好处吗？”
昝宝森对于坦赞铁路的升级改造也有很大的期待，他分析说：“采取铁路运输将大大降低进口和出口的成本，增加赞比亚作为内陆国家招商引资的成本优势。再加上政府对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再销往国外的企业提供免税政策，经贸区势必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入驻。而赞中经贸区对坦赞铁路的服务需求，也将促进坦赞铁路的良性运营和发展。此外，坦赞铁路运输的物资日益丰富，将带动铁路沿线地区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促进铁路沿线形成更多的产业经济带。”
而我们在赞中经贸区采访期间发现，多家大型铜矿加工出口企业都有向刚果（金）扩张的打算。刚果（金）自身铁路运力极低，绝大部分资源靠公路运输，目前，每年有100多万吨矿产品通过赞比亚运至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约40万吨）和南非德班港（约60万吨）。这一部分货源也将成为坦赞铁路的潜在货源。
谈判：寻找三方都能满意的方案
据坦赞铁路总局局长布鲁诺介绍，坦桑尼亚、赞比亚、中国政府都认为，坦赞铁路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2016年5月，三方在达累斯萨拉姆进行了商讨。
在我们对坦赞铁路采访期间，天津第三铁道勘测设计院已经对坦赞铁路的升级改造进行了系统调研，并出具了科研报告。坦赞铁路总局技术人员、中国专家组也参与了这份报告。中国专家组组长苗忠说，铁路运力只要能恢复到设计之初的200万吨，就可以实现赢利。
从目前各方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坦赞铁路的谈判久谈不下，倒不是因为对升级改造方案本身的分歧，而是三方在运营管理上的看法存在偏差。
局长布鲁诺认为，目前坦赞铁路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匮乏的问题：“运营一条铁路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力和密切的监管，这些都需要资金，但我们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监管方面，也没有资金购买材料。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百多辆机车，现在只有26辆，其中16辆可以使用。我们需要再购买26个机车车头。”
而中方则认为，和投资相比，好的管理更为重要。苗忠说：“给钱，可以，但升级改造只是在提升运输能力，还有个管理协调的问题。铁路是人和货物的位移，要想位移得快捷、舒适、便捷，没有好的管理不行，投资只是一个方面，而好的管理涉及三个国家。是中国人管，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管，合资合作来管，还是特许运营，三方必须达到一个共识。”
苗忠介绍说，目前全世界最主要的铁路管理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以欧洲为代表的管运分离，第二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区域分割管理，第三种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全方位大联动管理模式。
中国驻坦桑尼亚参赞苟皓东则表达得较为委婉：“我们发现，非洲兄弟的铁路运营能力要弱一些，这方面我们的经验比较丰富。全球大部分国家铁路都是亏本的，但中国的有些高铁的收支可以接近持平，甚至赢利。所以，我们并不想简单地把坦赞铁路升级改造一下，就交给两国去运营，而是要同时把运营的本领也传授给他们，帮助他们建立合理的管理模式。我们现在谈判的一个要点是，组成三方团队来共同运营，在升级改造后的运营初期，要以中方为主，目的是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培养出一批真正合格的铁路管理和运营人才。”
以中方为主的运营管理理念很难得到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的认同，他们认为，自己的铁路要让外国人来运营，这会让他们联想到殖民时期受到的欺压。因此，三方在铁路管理权的问题上一直僵持不下。
此外，坦赞铁路虽然归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共管，但坦赞铁路主要是让内陆国家赞比亚受益，而毗邻印度洋的坦桑尼亚则有更多的选择，因此两国在对待这条铁路的态度上也不尽相同。
虽然坦赞铁路的升级改造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但中国驻坦桑尼亚参赞苟皓东认为，这件事必须要做。因为坦赞铁路不仅具有十分宝贵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我们迄今最大的对外援助项目，曾经轰动世界，而且以目前东非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看，这条铁路一旦激活，仍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怎么能够允许它慢慢消失？
苟皓东说，坦赞铁路的背后还代表着中国的标准：“把铁路建到海外，不仅使用我们的铁轨、机车，还使用我们的标准。如果非洲大陆上的铁路都是中国标准，那么这个紧密的经济联系该多强，给中非双方带来的利益多么巨大！我们现在已经建有蒙内铁路、亚吉铁路、西非铁路，坦赞铁路激活后，东西南北贯通了，中国标准的铁路网就建成了。非洲10亿人口，增长潜力巨大，人口红利巨大，无论怎么看，激活坦赞铁路都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93岁的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坦赞铁路这样的项目能让我们都受益，也能让我们跟中国更有效地互动。我们可以建一个扩大版本的坦赞铁路，通过扩大版本的坦赞铁路，把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同中国的发展联系到一起，让其他国家可以像赞比亚一样同中国做生意。”
虽然已经多年没有乘坐过坦赞铁路，但这位一手促成了坦赞铁路的老总统对于坦赞铁路的升级改造依然充满热情。他对我们说：“让坦赞铁路恢复活力是很重要的。我甚至愿意为坦赞铁路升级改造的事项再次前往中国。”
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位老司机姆旺尼卡和那位99岁老村长的话也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我希望中国的专家们能够回来，和我们一起解决现在铁路遇到的问题。毕竟当年，我们一起修建了这条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