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相对集中于北京、上海、延安、重庆、昆明、桂林等特别的区域。这些区域的文学并非全都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也并不一定形成以区域作为划分标准的文学流派，但这一区域作为作家的生存和写作空间却一定能够或多或少地影响作家的创作。京派作家主要活动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城市，八年的抗战又使他们流亡到偏僻的西南边陲，而他们的创作也频频回顾广大的乡土中国。因此，以“古城”和“边城”作为起点和视点来考察其文学创作就显得相当必要。
一、动荡与寂寞并存的“文化古城”
1368年，朱元璋的大将徐达率兵攻破了元大都，将大都改名为北平府；1403年，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夺取了帝位，遂将他长期驻守的北平第一次改名为“北京”，并于1421年定为国都；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出北京，国民党南京政府又将北京改为“北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平改名“北京”并成为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北京”与“北平”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这一改一变却显示着朝代的更替与政治权力的转换。北京这地方也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更迭中无言地承受着它的辉煌和失落。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并不会完全相同。1928年的这次更改，封建的中国早已步入了现代社会，北京则成了一个特别的“文化古城”。关于“文化古城”，邓云乡曾经作过简单的说明，他说，“文化古城”“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对北京的一种侧重称谓”，“北京”改名“北平”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宫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员、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传统文化的老先生们，另外就是许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公园、图书馆、名胜古迹、琉璃厂的书肆、古玩铺等，这些对中外人士、全国学子，还有强大的吸引力……”很显然，这段略显简单的话已基本描述了“文化古城”的特征，而我们所说的“京派作家”主要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在“文化古城”里聚集、活动的一些教授、学子和文化人。
从“北京”到“北平”，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的南移，它给北京带来的是市面的荒凉、大量的失业和人心惶惶。首先是“文化古城”初期，由于张作霖及其国务总理潘复在北伐军的压力下于1928年6月逃出北京所造成的北洋政府的倒台，它使众多的大小官僚失去了饭碗，一时间出现了政局混乱和“灾官”遍地的现象。其次是当时正值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再加上国内经济中心的南移，同时又因东北形势的逐渐加剧而涌入的大量人口，使北平下层人民的就业和生活更加艰难。梁启超在1928年8月22日给他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曾经描述了当时的形势与这种“灾官”遍地的景象。他说，京、津间的气象“极不佳”，“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起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而京、津的每个机关中都有四五伙人在接收，党人们纷纷抢机关、抢饭碗；北京城内有近十万住兵，又有四五十万党军屯聚畿辅，新军阀们则“各务扩张势力，满街满巷打旗招兵”，可说是出现了历史上“向来所无的现象”。朱英诞曾经这样回忆他在1932年回北京的感受：“我回北京是在一九三二年夏天，那时经济中心南移，北京城中地旷人稀，独自一个人走路，经过好几条街巷也看不到一个人影，是常有的事。太萧条了，晚间灯光如鬼火……”而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本市附刊》及其他栏目上也充满了有关北平经济和下层人民生活的报道。如1928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第三版上有一则名为《这就是北平？》的“氓叟通信”，其中写道：“一自首都南迁，偌大一个城市，便一天天地衰落下来，虽然党国要人们口口声声要造新北平，不说要把北平做成文化中心，便说要把北平供外人游览，其实北平依旧还是繁荣不起来，市衢萧条而物价腾贵。大饼要卖到四十二枚铜子一斤，车夫苦力成天价拉不到买卖，即便挣个三毛五毛，交了车租便糊不了口……”1933年2月18日的《大公报·本市附刊》则以《国都南迁以后 北平日趋贫困》的特大标题表达了人们的哀怨：“北平自从失掉了国都的地位以后，已有五年的历史了，在这短短的过程中，虽然不至于冷落到荒漠似的，但它的旧日光辉，已是逐渐的消磨殆尽。”在这位作者看来，“尽管有巍峨的宫殿、庄严的牌坊、幽秀的三海和列国的使馆，依然在伴着这典雅的古城，然而任何的景色全不能掩盖着它的内容，那即是有将近百万人的生活陷入了长期贫困。”这就充分显示出，“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平有大批的下层人民在贫困线上挣扎，而许多人都把人民的贫困归罪于国都的南迁。同时还可以看出，国都的南迁牵动了北平的各个阶层，它给北平居民带来了精神上的更大伤害和失落。一方面，北京作为历史古都曾经给人们以无限的荣耀和自豪，现在一下子失去了国都的地位，岂不让它的国民们产生一种遗弃感？另一方面，“北京”改为“北平”，还不仅仅是国都的南迁，更意味着将要成为“边塞”，它所面临的是日本人的随时侵入和蹂躏，这又怎能不让人们感到焦虑和担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平文化界变得消沉和寂寞起来。本来，在此前张作霖的高压统治下，已经有大批的文化人南下，像《京报副刊》《现代评论》《语丝》等影响极大的刊物和报纸先后被查封或迁移上海。“北伐成功，北京变为北平，龌龊的五色旗，换了青天白日旗”，但青天白日旗之下的北京并不比以前好多少。1928年6月，《晨报副刊》又因报社的研究系分子与国民党不和而终刊。1929年10月，国民党政府勒令北平《新晨报》及建设通讯社停刊。这样，到1930年《骆驼草》创刊前后，北平文坛如一片“沙漠”。查这一时期周作人给胡适和江绍原的书信，常有“北京毫无善状可以奉告”“北平一切如故”的话，可见他这一时期心情的寂寞和意志的消沉。而在杨振声的眼里，国家惶惶，人生苦痛，“北京是个打盹的老头”，“文艺的田园久旱了，它将枯萎以老死”。由此看来，对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众多的文化人来说，政治的交替只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无论是“龌龊的五色旗”还是“青天白日旗”，都不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什么好处。
然而，北平并非一味的寂寞，北平的前途、命运以及更为广泛的文化问题常常成为古城内外人们谈论的焦点。1929年8月11日，周作人在给江绍原的信中就表示了他对北平前途的担忧：“我想政府既搬出了北北，这座城池早晚终要荒废……北平地方似乎不在国民政府之内。”周作人的这种感叹无疑代表了众多北平居民的心理，它包含着一种失落、恐惧与抱怨，但更多的还是心急如焚。1932年10月，北平文教界江翰、刘复、马衡等30余人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更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议论。1933年5月22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刊载了常燕生的《故都赋并序》，目的即在于“爰仿班孟坚为‘今两都赋’，将以扬新朝之仁风，恪顽民之梗化”，既讽刺了南京新贵，又是对古都的一种凭吊。特别是1936年《宇宙风》杂志陆续推出的三个“北平特辑”以及而后结集的《北平一顾》，就很让北平热闹了一番，实际上既是投合人们的怀旧心理，也是对北平及其文化的一种眷恋和关怀。与此相联系，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南北文化问题也受到了人们的进一步关注。朱谦之于1935年出版《文化哲学》一书，他在谈到南方的文化运动时就将北方文化、中部扬子江流域文化、南方的珠江流域文化分别定为“解脱”的文化、“教养”的文化和“实用”“科学”的文化，并认为北方文化成熟保守，“实在太老了”，“老到好比一座‘死城’”、老到令人“已经绝望”，而中部文化又富于“妥协性质”，所以他感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希望”只有在南方。而同年出版的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也从“北方与南方”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同时还应看到，在此期间发生的革命文学的论争，左翼文学的兴起，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梁漱溟、熊十力等竭力捍卫儒家精神，胡适与王新命、萨孟武等10位教授关于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争等，也没有忽略了北平。由此，我们可以理解，1933年由沈从文的那篇并没有明显挑战意味的《文学者的态度》能引起文学上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京海论战，并且不少参与者借文学来谈文化而“骨子里却含政治问题”，也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鲁迅先生在1934—1935年连续发表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文章，不仅对京派与海派、北方与南方作出了他那著名的历史文化论断，而且又在1935年11月创作的历史小说《理水》中讽刺挖苦了“文化山”上的学者，可见他对北平这一“文化城”的关心。京派作家周作人一边劝说胡适“别说闲话”，一边又批判“固有文化”，同时还在议论着“革命文学”；沈从文则一边批判“海派”和“左派”，一边又讽刺“恢复固有道德”的提倡者。他们似乎既是响应胡适，又是在不甘寂寞地表达着自己的“文化”关怀。这就正如沈从文在给燕京大学学生刊物《青年作家》所写的“发刊辞”中所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明明白白，当前是住在一片被恶临困辱也近于被家长所遗弃的土地上，这地方当前与将来的种种，是特别值得国人关心的。即单单以这个大城一百五十万住民而言，人事上如专家学者的沉默努力，有血性人的悲愤呼喊，多幻想的青年与无心肝的汉奸的目的不同各自暗中活跃，负责当局无可奈何的委曲求全，大小商人藉特殊环境的竞争牟利，小市民的苟安旦夕，以及四郊农民普遍的挨饿待毙，来表现描写，无事不可以着笔。这种作品毫无可疑可以成为中国多数人一种警告，一种兴奋剂。”这样，直到抗战胜利归来，文化建设以及北平的“文化中心”问题仍为人们所关注。显而易见，生活在“文化古城”里的京派作家，既要承受政治的黑暗和文坛的寂寞，又要面对下层人民的疾苦和即将来临的民族灾难，同时又与北平以及全国的文化讨论紧密相连。笼罩他们的并不是桃花源，也不是象牙塔。
二、“兼容并包”的传统都市形态
北京和北京文化是什么？这恐怕是一个见仁见智而又没有谁能够完全说清楚的问题。因为它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时代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眼光和感情牵连。因此，我们还是先看一看当时一些人们的说法：
北平有海一般的伟大，似乎没有空间与时间的划分。他能古今并容，新旧兼收，极冲突，极矛盾的现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点不调和也没有。例如说交通吧。在同一个城门洞里，可以出入着极时兴的汽车，电车，极轻便的脚踏车，但是落伍的四轮马车，载重的粗笨骡车，或推或挽的人力车，也同时出入着。最奇怪的是，在这新旧车辆之中，还夹杂着红绿轿，驴驮子，甚而至于裹着三五辆臭气洋溢的粪车。
从紫袍黄褂的蒙古西藏僧徒，蓝袍青褂的重辫老者，光头大肚的商人，蓝布罩袍的名士，中山服的政军服务人员，加上上海的种种，无不兼容并蓄。他们的思想，从忠君爱国一直到共产；他们的生活，从游牧民族一直到工厂的工人；他们的来历，从冰天雪地一直到炎天热海；他们的信仰，从拜佛一直到无神；他们的时代，从乾隆一直到一九三六，形形色色，比肩并存于一城之内，这是何等奇观！
与上面的描述基本相同，老舍说，他爱北平就像爱母亲一样的“说不出”，而把北平与巴黎相比，巴黎太热闹、太空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林语堂说，北平是宏伟的，又是“大度”的，它容纳古时和近代，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开放性的都市之一”，而且还像一个“宽厚的老祖母”。郁达夫则认为，北京是个“田园都市”，它“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徐訏站在海上看北平，他不无讽刺地尽情数落了北平的角角落落与形形色色。在他的眼里，北平是一个“同都市比起来不够敏捷，同乡村比起来则不够健全与真朴”的“畸形发展”的都市。上述这些纠缠着现代作家和学者不同情感的作品，无疑从自然环境、名胜古迹、日常生活、新旧变化、思想状态以及城市的乡村化等各方面表达了他们的北京观。尽管他们观察的角度不同，甚至观点有时还完全相左，但他们似乎都揭示出北京的“兼容并包”这一特点。
确实，北京是“兼容并包”的，也是独具特色的。历史上，它曾是战争要塞，至少是做过辽、金、元、明、清五个独立王朝的国都，不仅接纳并同化了来自全国特别是北方的少数民族，而且很早就有外国传教士和使节到来。特别是明清两代，北京城经过重建、扩建，曾经名列世界大都市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外国列强的烧杀掠夺，北京城处处呈现出满目疮痍的景象，它给中外游客的突出印象是街道的“崎岖不平”与河流像污水沟一样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不待说，这些现代作家所看到的还不是那个一味古旧与衰败的北京城，而是20世纪初以来经过不断修补和改造的北京。
一般认为，“20世纪的前30年（1900—1930年）是北京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北京最早而又较大规模地表现出西方色彩的区域是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尽管外国公使馆早就存在，但在义和团运动以后才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新公使馆区比1900年以前约扩大了九倍”，它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从北城南城墙的前门向东面的哈德门延伸。在公使馆区和它的周围，有著名的顺利饭店和北京饭店，有汇丰、道胜、德华和横滨正金等银行，还有外国人建的商店、医院、教堂、学校以及用于打马球、踢足球、学骑马的运动场等，并且，公使馆内的建筑有西式的，也有中式的，有的还是用“进口的材料以堂皇的殖民地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建成”。很显然，公使馆区作为西方化的象征无疑成了古都北京的一块“飞地”，尽管它给“兼容并包”的北京带来了一道奇丽的风景，也会对人们的生活和心态造成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它长期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而很少与普通百姓发生联系。相比之下，与普通百姓联系密切的是北京市政工程的改造。20世纪初，由清末建立的“内外城巡警总厅”和民国建立后成立的“市政公所”这样的新型市政机构开始领导实施了对北京的改造工程。到20年代中后期，北京先后成立了电灯公司（1905年）、自来水公司（1908年）和电车公司（1921年），相继开放了中央公园（1915年）、先农坛公园（1915年）和北海公园（1925年）等。北京的主要街道用柏油和碎石子铺设一新；沟渠得到了重建；发展了商业区，出现了如“东安市场”这样的包括西式百货商店在内的能买到古今中外商品的理想购物场所；电力的使用改善了城市生活；开辟了公园、西式剧院等公众活动空间；引进了适于饮用的自来水；并修建了铁路和电车交通网。 这样，北京的城市面貌不仅在西方的直接影响下有了一定的改观，而且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同时还给人们增添了多种多样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使传统的北京人开始由封闭的四合院走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即如北京的各大公园、西式咖啡馆和传统茶座同时并存，秋千、网球厅和小高尔夫球场杂然相处，吸引了大批的中外游客、市民和知识分子。刊登在1936年6月出版的《宇宙风》第19期上的谢兴尧的《中山公园的茶座》一文，就详细描写了当年中山公园的盛景。作者说，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大都怀念中山公园的茶座，而北平的居民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为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那是“因为那地方有清新而和暖的空气，有精致而典雅的景物，有美丽而古朴的建筑，有极摩登与极旧式的各色人等”。而这各色人等又各选所需，春名馆以遗老们为基本队伍，长美轩是绅士和知识阶级的地盘，柏斯馨聚集的则是“春风满面”的“红男绿女”。事实确实如此，在不少中国现代作家的北京回忆中，几乎也都有逛这个公园和在公园餐馆聚会的经历。他们在这里招待朋友、交流思想、读书赏画，并寻求文学创作的情思和灵感。正如鲁迅在中央公园的一个茶桌上完成了俄罗斯小说《小约翰》的翻译、文学研究会成立于来今雨轩一样，京派作家也经常出入、活动于这些场所。卞之琳在《星水微茫忆〈水星〉》中曾说，《水星》的名字就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到北海的五龙亭喝茶时起定的。据《周作人日记》和《俞平伯年谱》记载，自沈从文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以来每月一次的聚会或宴会就常常在各大公园特别是中南海的丰泽园举行，其中，周作人、俞平伯、杨振声、沈从文、闻一多、叶公超、林徽因、朱光潜、李健吾、卞之琳等都是常客。又据北平“左联”作家王西彦回忆，他作为《大公报》的作者常常受到沈从文的帮助，除了去他家拜访，就是在公园里见面聚谈。他们大概是每隔一两个月就聚会一次，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厅，“每次都是从文先生亲自写简短的通知信，且无例外地归他付钱做东。大家先先后后地到了，就那么随随便便地坐了下来，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以从文先生为中心的局面……时间也没有规定，每次总是两三小时的样子。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聚会，目的似乎只在联络联络感情、喝喝茶，吃吃点心，看看树木和湖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些聚会或宴会最早是讨论“文艺副刊”的创刊，之后有时是约稿，有时也未必就有明确的目的和议题，但所谈内容大致以文学和写作为主，同时也涉及时局与人生诸问题。毫无疑问，这些聚会的场所和方式，显然起到了联结京派成员与凝聚京派文学精神的重要作用。
然而，应该看到的是，“兼容并包”的北平主要还是一个传统形态的都市社会。就其社会结构来说，它缺少同时期上海社会人员的流动性，更缺少上海社会“大批在外资和中资受雇的中方白领”。据有的学者分析，其社会成员主要由六个部分组成：一是旧皇族旗丁内监以及其他依附宫廷而生活者，他们有的仍是巨富，大部分则穷困潦倒；二是旧日公务机关的吏员差役之类，他们多为外地人，久居北京而被同化；三是民国以来依附军阀而起的各色人物，他们多为辽宁、天津和保定人，在别处发了财而在北京置房纳福；四是自前清至民国十七年做京官的士大夫，他们虽然多籍隶外省，但因世代为官，已成为地道的北京人，并且仍是北京文化的中坚力量；五是围绕在学府、文化机关周围的教授、学生和文化人；六是人数最多的农工商贾等普通市民，他们以老北京市民为主，也有部分从周边农村迁入的农民，他们是典型的北方血统。这六类人员中只有第五类人员流动性强，思想活跃，是北平社会中最具异己性的文化力量，但他们并不能改变由其他五类人员所决定的稳定性的社会结构。与这种社会构成相对应，也就使遗留的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和西方新文化处于杂糅状态，而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支撑起来的士大夫文化仍然相当突出，其官本位思想、用世与退隐思想、享乐思想以及讲究礼仪体面和生活的趣味化、艺术化、高雅化等仍普遍流行于北平社会。这种文化现象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和其他不少京味小说家的作品中都有很鲜明的反映。周作人曾说，“青天白日旗下之北京，前清的势力还着实伟大。”沈从文则指出周作人、俞平伯和废名的“趣味的恶化”就与他们在北平长时间的生活不无关系。而张兆和说沈从文“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干净”“纯朴”的本来面目让“各种不合适的花样给spoil了”，在美国的林徽因也说自己曾被北京“spoil”而又让在中国的徐志摩留心，大都是针对这种文化环境的负面影响而言。从商业和经济形式上看，尽管北京自近代以来也受到了西方和上海的影响，但一直到30年代仍然缺少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大型工厂和企业，它主要还是一个消费性的城市。其工商业以传统的金银玉器、食品、纸张和药材为主，且大都是手工作业或简陋的手工操作机器，因而技术相当落后。如与作家们联系密切的新书业，当时的沈从文就感到了北平“在印刷技术上落后”和“在广告技术上落后”，简直无法与上海的新书业竞争。在商业关系上，北平既不像茅盾所描写的上海、江浙一带的资本家和小商人那样精打细算与相互算计，也没有众多作家笔下所经常出现的上海房东或者二房东的冷眼和催逼房租，相反，多的却是作家学者们常常感叹的“人极和平”、公寓可以拖账、书店可以给现钱也可以记账等所谓“士风”。这就正如丁玲所说：
上海的房东不像北京的公寓老板，在北京时也频因为交不出房租，被老板留着为他的儿子补习功课。在碧云寺居住时，房东看见我们在很冷的时候，整天在外边晒太阳，只到晚上才生一次火炉，又看见我们天天只吃菠菜面条，便自动告诉我们房租还可以欠着。而在上海呢，房东就不那么客气了。到日子交不出房租，你就得看面孔，听冷言碎语，过三五天还没有交，房东就逼上门来，一个月再交不出来，就得赶你，还得扣家具。
很明显，在这些现代作家的眼里，现代都市的上海以“规则”和金钱为中心，多冷酷少温情，而北京的商业文化则缺少现代商业规则，带着极浓的家庭味和人情味。这种现象显然是传统农业社会轻商重义的一种体现。再就是北平的市容面貌，尽管有20世纪初以来的改善和建设，但由于它的古都身份和经常处于战场状态，它的城市环境变革也相当有限，很多项目都未能得到及时迅速的实施和发展，现代性的设施也并没有让广大市民阶层享用。这种规模和速度自然无法与迅速“崛起”的现代都市上海相比，所以结果也只能是宽阔干净的大街与狭窄泥泞的土道并存，中国传统遗产与西方城市规划和实践等因素的结合。如果把西方因素与传统遗产相比，传统遗产自然比西方因素醒目。特别是北京城内存在着大量的园林和湖泊，再加上它被广大的农村包围，风大沙多，于是给人以“土城”和“田园”的感觉。到30年代，古都变成了边塞，这风沙覆盖着的老城，就更加让人感到荒凉！京派作家作为文化古城里的一股“异质性”力量，他们远离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又身陷中国最大的以传统形态为主的文化都城。他们的身心、他们的人格以及他们的创作将要得到怎样的沐浴和怡养，又要经受多大的牵扯和困扰！
三、大学里的“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
“文化古城”最大的特色是文化，而能集中创造、引进和传播文化的学术机构无疑是大学。这一时期的北平各主要大学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燕京大学等确实是集聚中外英才的地方。有些学校如清华、燕京大学不但没有因为国都的南迁而衰落，反而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其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当然，这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学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相称’”的情况下，主要是就文科而言。然而，这在当时“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而“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的状态下，也可谓是一个奇迹。究其实，这除了学校的发展需要时间积累与像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有美国人司徒雷登主持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年那批具有中西文化背景和现代教育理念的专家、学者、教授们所造成的“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的环境氛围。
就“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提倡与实施的情况来看，三所学校虽然有早有晚，但基本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共同的风气。这既表现在课程设置上的中西和文理的沟通，也表现在教师学术研究、讲课和学生听课的自由，同时还有互聘讲学的自由风气。北京大学自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就立下了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的办学宗旨，并逐渐养成了“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他不但广纳人才，让辜鸿铭、胡适、陈独秀、鲁迅等这样一些具有不同思想和文化背景的人站在同一个课堂上讲课，而且让“校”与“刊”（《新青年》）结合，直接促成和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的发展。到20年代初期，北大就成为一所“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大学。据1921—1927年在北大学习的冯至回忆，北大的课程就是按照蔡元培所主张的“大学里应培养通才，学文史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要有自然科学知识，学自然科学的要有文史知识”的精神安排，而北大又提倡跨系选课、自由听课，所以他入的是“本科德文系，同时也选修国文系的课程”，因此能够“得以中西比较，互相参照”。20年代初，沈从文在其表弟的帮助下搬到“红楼”附近去住，目的就在于能够到北大自由听课与多接近些五四文化空气。到“文化古城”时期，尽管北大缺少了五四时期的辉煌，但它那一贯的学术自由和民主风气依然存在，并且还有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著名学者在这里任教，也有冯至、梁宗岱、废名、朱光潜这样的年轻学者加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文系的卞之琳旁听了梁宗岱的法文课，哲学系的何其芳既与梁宗岱结识并选了法文作为第二外语，又“每课必到”地去听朱光潜的“欧洲文艺批评课”，并且两人还结识了废名，成为他的“小朋友”，后来曾一度搬到他北河沿甲10号的小院里借住。也是在这个时期，李广田在沙滩“红楼”听了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的讲演，给他留下了一个“意态非常潇洒”的印象。清华大学因有美国“退款办学”的历史背景，它的早期曾有“一切仿照美国”的所谓“国耻”做法，但在1925年改办大学以后，开始注重中西与文理的沟通。1931年梅贻琪任校长后，“通才教育”的方略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和实施。这从1927年以后文科各系的“学程”安排就可以略见一斑。1927—1937年出版的《清华大学一览》所载的《学程大纲》和《大学本科学程一览》显示：除本系专业课和外语课外，中国文学系、哲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系都有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课程和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课程在内的两组公共必修课，而中西历史、中西哲学、中西文学等课程则为各系所兼顾。特别是自1928年杨振声任中国文学系主任以来，他曾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作为办系宗旨，并相继开设了“西洋文学概要”“西洋文学专集研究”“现代西洋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歌谣”“当代比较小说”等课程，可说是充分显示了杨振声、朱自清和闻一多“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把新旧文学、中外文学联合在一起”的文学教育思想。这种文学教育思想由清华率先提倡，经过西南联大的汇合，到抗战胜利后返回而成为众多人们的“共同理想”。冯至和李广田也都主张“新旧并重，中外汇通”，并且为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的沟通、合并提出了很多建议。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比，燕京大学作为3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其实权人物司徒雷登的教育方针自然带有浓厚的教会色彩，但他既要使燕大“成为一所中国式的大学”，同时又具有“更为广泛的国际性”的培养“世界公民”的理念和把西方知识的各个方面传达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去的做法又客观上起到了培养“通才”的效果。为此，它一方面从美国大学聘来教授作短期讲学，另一方面又以“高薪”“学术自由”和“稳定性”等优厚条件聘请了一大批国内专、兼职教授。特别是1927年后对文科的重视，使新闻系、社会学系、国文系和燕京学社等声誉日隆。据金介甫考察，沈从文从北京许多教授处业余学习社会科学，使他能用科学观点研究民间艺术。这些教授中就有20年代结识的周作人和1930年通过燕京大学学生夏云认识的当时担任燕大心理系主任的陆志苇。又据萧乾回忆，正是1929年在燕大读国文专修班时，他被清华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的现代文学课所吸引，并在他的引导下阅读了俄国和英国作家的作品。而到1933年再入燕大新闻系时，他又受到了燕大兼职教授、美国青年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引导。因此说，燕大不仅给了他全面的知识，而且使他有缘结识了两位老师，后者影响了他的报界生涯，前者则将他培养、塑造成了一个京派作家。至此，我们自然触及一个问题，那就是新文学作家向学术和教育的转向以及大学教育与京派文学的关系。关于新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关系，学术界已有所注意，如陈平原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和《新教育与新文学》等文章就论述了“新教育”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推动作用。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新式教育不仅推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而且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密切。京派作家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中既有五四时期的前辈学者和作家，又有二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既有中国大学的施教者，又有被教育者。其间中国教育体制的逐渐完善与成熟，前辈作家加上教育家的有意识培养，不仅使他们的这种聚合带有薪火相传的特征，而且使不少人在国内就获得了中西文化背景并成为“通才”型、学者型的作家。特别是学院派提倡的“自由听课”“自由读书”到“自由创作”的引导都显示了其他各个时期和文学流派所没有的特征。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将京派作家塑造并联在了一起。
当然，这里还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对京派的这种塑造和联结作用不仅限于上述三所学校，也不仅限于北平一地。上面已经提及，“北京”变成“北平”也就意味着“都城”变成“边城”。尽管“边城”倍受冷落而又随时存在着危险，但北平和它的子民们还是在寂寞中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京派文学也就在这间隙中破土而出。但当北平真正沦陷的时候，京派文学也就随着作家开始流亡到了另一种“边城”。本来，京派文学就是在“古城”与“边城”间互动的产物。因而，它向“边城”的流亡也是本身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作家走进了京派，有些作家越出了京派的边界，甚至其文学思想发生些许的变化，都是文学流派发生、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京派并没有随着北平的沦陷而结束，而是转移到了它的另一个生存环境。这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大后方的西南联大成了京派活动的主要场地。在那里，虽然物质生活相当艰苦，甚至生命也时刻面临着威胁，但“学院派”的风采依然存在。据《清华大学校史稿》统计分析，“由于教师来自三校，具有各种学术专长、各派学术观点、各种政治倾向的教师荟集，各就所专所好开课，在各系讲坛上出现了旧中国各家纷然杂陈、‘自由’讲学的局面。”所以，“联大文学院在教学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自由主义教育较战前清华更为浓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杨振声和沈从文先后开出了《现代中国文学（附习作）》选修课，李广田开出了《文学概论》。这两门新文学方面的课程虽然不是系内重点，但学生选修的却很多。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都是新文学作家，而且还在于他们讲课的“自由”，即如汪曾祺所说的沈从文“讲课”的“毫无系统”“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课程之外，联大的师生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与学术活动。其中，西南联大文聚社于1942年创办的《文聚》杂志就是大后方的一个重要文艺刊物。其撰稿者中既有冯至、沈从文、朱自清、李广田和卞之琳等联大教师，也有穆旦、杜运燮和汪曾祺等联大学生，同时还有何其芳、方敬和袁水拍等作家的加入。这样的作家阵容真可谓高手云集、“名家荟萃”，它不仅“冲破了文坛的寂寞”，而且也“给高原带来清新气息”。1943年，联大成立“十一学会”，抗战后期的知识分子则又有了一个“坐禅论道”的重要组织和场所。最初参加的有闻一多、潘光旦、雷海宗、朱自清、吴晗、闻家驷、冯至、卞之琳、李广田、孙毓棠、沈从文、陈铨等教授、副教授，后来王瑶、季镇淮等学生也加入进来。其名字中的“十一”就是“士”字的拆解，显然表明了这群知识分子在此时此地的志向和情趣，即他们作为一介“儒生”，既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又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944年5月8日，联大国文学会组织了包括联大、云大、中法大学学生在内的三千人参加的纪念五四文艺晚会，罗常培、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李广田、闻一多、杨振声分别讲了“五四前后文体的辩争”“新文艺中诗歌的收获”“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谈现代中国戏剧”“从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新文艺中杂文的收获”“新文学与文学遗产”“新文艺的前途”等题目。1945年4月6日，联大中文系和外文系联合举办诗歌晚会，闻一多、罗鹰中、朱自清、浦江清、闻家驷、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又分别讲了有关中外新旧诗歌及文化等方面的十个问题。又据施蛰存回忆，他到昆明后与沈从文见面的机会多了，沈从文的那间矮楼房就“成为一个小小的文艺中心”，并在那里认识了杨振声和林徽因。而对于林徽因来说，这里虽然没有了北平的“太太的客厅”，但她仍然具有极大的吸附力。她不仅在昆明12里外的龙头村自建住宅，把“整个北总布胡同集团”“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而且还使住在“耳房”的金岳霖一边感叹“依然那么迷人、活泼、表情生动和光彩照人”，一边又预期着“将会有某种微型的北京生活”。上述这些教学和课外文艺活动虽然并不仅限于京派作家，但京派作家的参与或主体性参与无疑显示出这些活动的倾向性：一是自由主义的精神，二是对五四文学的追寻，三是民族精神的张扬。应该说，这些都是京派作家的生命底色。另外，京派作家流亡到大后方，既使他们生命中的民族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又使他们再一次回到了乡土的“边城”环境，同时也得到了对“边城”现实生活与优美的自然山水的重新体认和沟通。这正如冯至所说：
西南联大在昆明建立，北平天津三校的师生把士大夫气和“一二·九”精神都带到昆明。士大夫气由于生活日趋困难，逐渐失去它的经济基础；国民党各级政府的贪污腐化，民间的疾苦日益加深，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都促使“士大夫们”有较多的机会睁开眼睛看现实。现实不断地教育他们，使他们由自命清高转化为对国民党政府的鄙视，由不问时事转化为关心民族命运的前途。大家在艰苦的条件下却保持着三个学校的优良传统，即认真教书，踏踏实实地进行科学研究。
也如李健吾所说，“八年的流离扩展了我们的眼界，也增强了对于祖先的土地的热爱。”于是，我们看到，林徽因终于走出了“窗子之外”，在长沙，在昆明，在李庄，她深深地体味着民族的灾难、“张大爹临街的矮楼”和那八个空军小战士的内心世界，她写下了《昆明即景》和《哭三弟恒》等诗篇。沈从文将民族命运与湘西结合，将自然山水与人生相结合，他写下了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和散文《湘西》《云南看云集》以及《非梦集》中的大部分篇章。冯至的小说《伍子胥》与《十四行集》《山水》中的部分诗歌和散文则是他面对自然山水所作的生命的“沉思”。李广田的《回声》《日边随笔》《圈外》和卞之琳的《山山水水》也创作于这一时期。而这些作品可说是形成了新的“地方文学”，它不仅帮助人们“互相了解”，而且还“透破乡土的囿见，促成民主的精神的团结。”同时，更为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他们为京派文学培养了一批以汪曾祺为代表的后起之秀。
四、在政治、商业与纯文学追求夹缝中的期刊活动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曾经指出，“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而中国现代著名的资深编辑和出版家赵家璧更是认为：“现代文学就是通过现代文学期刊，展现了它最原始、最真实、最生动的面貌的。文学理论的斗争场面，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作家由默默无闻而名扬四海，作品由最初在期刊上初露头角逐渐成为传世名作。”这都与文学期刊很难分开。在这里，他们几乎相同的言说不仅说明了近代文学的存在状态，而且也强调了期刊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实际上，中国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传诵一时”和“人手一抄”的创作和流传形式，而是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学生产”。书店和书局的作用显得相当重要，期刊无疑成了文学生产和流传的主要载体，因此开始大规模地出现。现代作家更是认识到了期刊对于文学、个人和社会的作用，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办刊的经历，他们的文学活动已经和期刊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当然也就无法与商品脱离干系。京派作家十分重视文学刊物，朱光潜甚至认为，“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要更广大，更深长。”京派中的大部分作家曾经作为《语丝》和《新月》等刊物的成员，有的参与了这些刊物的创办工作，有的是主要撰稿人。所以，当北平的几个刊物相继停刊或南迁上海时，他们就像失去了阵地，感到十分无奈和寂寞。
也正是在这种无奈和寂寞中，《骆驼草》周刊于1930年5月12日创刊。它在周作人的支持下由废名和冯至编辑，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至、梁遇春、徐祖正、程鹤西等。它属于同人刊物，自办发行，“经费是几个朋友拼凑的”，并且“一概不付稿酬”，其目的完全是为了“继承《语丝》的传统”和冲破北平“沉闷的空气”。废名撰写的《发刊词》以十分低调的口气，说是“不谈国事”又想于有闲之暇多少做点“正经”的工作，并且“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可说是表明了他们不事张扬，不谈政治而又追求个人自由和趣味的文学创作态度。而冯至在《骆驼草》问世前向朋友杨晦约稿和要钱的信中表示，“我请废名当吉色德先生，我愿意当他的Sancho Pansa”，又可看出他们当年想要打破荒漠式的北方文坛而办刊的那份悲壮。再从26期所载的文章来看，有像《莫须有先生传》《桥》《水里的东西》《夜半的园林》等这样洁净、清新、自然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也有像《又是没落》《死之Beauty》《猫狗》等这样充满哲思、反驳和忧愤意味的散文、杂文，而“古”“苦”“老”“死”等特别醒目的字眼又似乎表示着他们共同的寂寞和伤感。确实，作为沙漠般北平文坛上的一株小草，它是清新的，又是孤独的，可惜刚过半年就停刊夭折了。《学文》月刊也是一份自办发行的刊物，它由林徽因、叶公超、沈从文、闻一多等组成的“学文社”于1934年5月创办，刊名“引用‘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的典故”，既是“北平一些大学教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又表示它的“业余性质”和“不事论争”，同时还暗含着对《新月》的继承和对“自由纯正原则”的“坚守”以及与“左联”的《文学》“开小玩笑”和“唱对台戏”的意思。其封面由林徽因亲自设计，明显带有西方现代主义的色彩和意味，其内容除了林徽因、孙毓棠、杨振声、何其芳、废名、季羡林、陈梦家、沈从文等的文学创作外，李健吾、卞之琳、闻家驷、梁实秋、叶公超等人的翻译和论文既充分显示了京派的“学院气”，又表明了他们对西方理论的重视，可以说，它对京派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不幸的是，它也像林徽因笔下的人物一样“红颜薄命”，仅仅出了四期便告停刊。在《学文》停刊的当月而创刊的《文学评论》只出了两期，它的编辑是李长之和杨丙辰，他们在《发刊词》中提出的“健康”“严肃”“公正”和反对党派政治的“文学目标”和态度则明显体现了京派的文学主张，而在仅有的两期上所发表的李长之的批评、林庚的诗歌以及李广田等人的外国文学研究等也都是京派新人的作品。巧合的是，在《文学评论》终刊的1934年10月，《水星》月刊又创刊于北平。《水星》其实是与1934年1月创刊的另一个刊物《文学季刊》同为“一副炉灶，一副人手”。《文学季刊》作为“中国第一个大型文学杂志”，它由郑振铎、章靳以主编，李长之、林庚列名为“编辑人”，卞之琳是特邀的108个“撰稿人”之一。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的口号，既有研究介绍中外文学的“论文”“翻译小说”“书报副刊”等栏目，也刊登“小说”“诗”“创作”“散文随笔”等创作，而且废名、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和芦焚等京派作家的名字特别醒目。因此，当时就有人把它看作是与傅东华等编辑的《文学》和施蛰存等编辑的《现代》相并列的三个“还值得一读的文学杂志”。它的前三期由北平立达书局印行，从第四期起即改由文学季刊社自行出版并委托上海生活书店总经销，在出版了8期之后自行宣布终刊。《水星》作为《文学季刊》的“茶点”式刊物，尽管卞之琳认为当时文学上“乱搬用戏曲界‘京派’‘海派’名称，并不适当”，但从编委会的组成和他对“同人刊物”的认同以及他所罗列的主要作者来看，还是以京派作家为主。这个刊物是在北平的经售书商看见《季刊》“销路好”和《季刊》的挂帅人也“乐得有一个‘副刊’”的情况下而由书商商请出资另办的一个纯登创作的小型文学月刊，它由北平文华书局发行，只出版了9期就先于《文学季刊》而停办。由此我们看到，京派作家由对文学的自觉而执着的追求开始了他们的期刊活动，他们或者自办发行，或者依托书局书商，但他们都是在寻求文学的自由发展出路。他们在期刊活动的初期并没有集聚京派的明确意识，但他们反对党派和商业的纯正的文学趣味又使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而这些刊物的停刊尽管各有原因，但其普遍的短命却无疑显示了京派作家在北平的期刊活动的步履维艰和困难处境。这正如沈从文在《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里所谈到的，尽管在北平这大城里陆续有人在“冒险”办刊，但他们的结果却无非都像《骆驼草》《学文》《水星》和《文学评论》等刊物一样“完全在商业上失败”。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京派作家才在商业面前被迫作出了一种两难或者说是机智的选择，因而也就形成了他们既要依靠商业又不向商业低头的办刊风格。
关于这种办刊风格，在上述的《文学季刊》和《水星》上已有所显示，而《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的创办则得到了充分体现。《大公报·文艺副刊》是由《大公报》报社主动聘请杨振声和沈从文主办的。就《大公报》的办报人来说，他们为了保证报纸的质量和扩大报纸的销量，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和开明之举就是聘请京、津两地的大学教授担任报纸的副刊主编，如聘请吴宓编文学副刊、司徒乔编艺术副刊、张申府编哲学副刊等都是利用名人效应来组织作者和吸引读者，文艺副刊的创办自然也有这个意图。对于杨振声和沈从文来说，他们正苦于没有一个新文学的阵地，因而也乐于被“利用”。特别是他的实际主编沈从文，早在20年代初进北京时就萌发过自己办刊物的想法，1928—1929年与胡也频、丁玲一起办过《红与黑》《红黑》和《人间》，1932年与林庚等合办过《小说月刊》，可说是尝够了挫折与失败的滋味。这一次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十分高兴也充满了信心。而林徽因发表在文艺副刊第1期上、颇有点类似“发刊辞”的《惟其是脆嫩》一文，则更能看出京派作家对自己文学阵地的普遍渴望。她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品是不能不与时代和读者见面的，一个刊物尽管“常是极脆嫩的孩儿”，但它能将许多人“联聚”在一起，“逼着创造界又挺出一个新鲜的萌芽”。这篇文章不仅强调了刊物对于文学的重要作用，而且充满了对“活泼和健康”的文学“创造界”的诚恳期待和呼唤，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久旱不雨的干渴。然而，京派作家并不因渴望的急切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他们在对《大公报》的“利用”中仍然坚持自己自由办刊的立场和反对党派与商业的文学主张。《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前曾约请周作人等人商谈，这既是因为周作人的名气，更是因为与他们早已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文艺副刊办刊不讲宗派，它广泛吸引了甚至包括左翼作家在内的各个方面的作者，但从第1期上的五位作者周作人、林徽因、卞之琳、杨振声、沈从文全是清一色的京派作家以及以后各期也以京派作家为主来看，它又确实成了京派的主要阵地。特别是沈从文在创刊后连续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元旦试笔》和《论“海派”》等文，不仅批判了“名士风度”“天才”“灵感”、党派政治与“商业竞卖”等文坛习气，而且还着力提倡一种“真诚”“朴实”的文学态度，这似乎也就成了文艺副刊的办刊方针。这样，到1935年萧乾接编文艺副刊，同时改革《大公报》 的“小公园”栏目，《大公报》这样一个在近现代历史上具有极大影响而又保守性和先进性并存的报纸就为京派聚集了包括新老作家在内的庞大的作家阵容，而1936年《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出版和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奖、发奖则又让京派作了一次集中亮相，并大大热闹了一番。就《文学杂志》来说，它作为最能体现京派的流派特征而又是京派创办的最后一份杂志，这种特点也就更为突出，这不仅在于它与商业发生了关系，而且还在于它与曾经出版了新文学的重要刊物《小说月报》而又在商业发达的上海与商务印书馆发生了关系。关于《文学杂志》的创办，其主编朱光潜后来曾经回忆：“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了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我”，并且“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文学杂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6月出版的《宇宙风》第43期上 为《文学杂志》写的介绍辞却说：“本馆‘一·二八’前所刊的《小说月报》，已有二十多年悠久的历史，向来被认为专载文艺的唯一刊物，民十革新后，又成为传播新文艺作品的有力机关，自‘一·二八’停刊到现在的五年多时间内，屡得爱好文艺的读者来信，要求我们复刊。本馆为适应读者需要计，遂决意来编印一种文艺刊物，定名《文学杂志》，不再袭用《小说月报》的旧名”，而“《文学杂志》的内容包含着诗、小说、戏剧、散文各体的创作，以及论文书评。论文不仅限于文学，有时也涉及文化思想问题。主编者是文艺界极负时誉的朱光潜先生，特约撰稿的也都是文坛上成名的作家”。这里我们且不管“编委会”和商务印书馆两家是谁先提的动议，但至少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京派”想办自己的纯文艺刊物，而以前所办杂志的“完全在商业上失败”又使他们对老牌子而又有实力和技术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看好。二是商务印书馆失去了给它赢得良好声誉和利润的《小说月报》，它也想再创办一个文艺刊物并且利用这些成名的作家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应该说，这里有互相利用之意，也有共通之处。就京派作家单方面来看，这也是多次“失败”之后的一种无奈而又明智的选择。不管怎样，京派作家以反党派、反商业的自由主义态度将《文学杂志》办成了一个“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并且使京派迎来了辉煌，达到了它的高潮期。至于抗战胜利后的复刊也不仅仅是使京派的流脉得到延续，就是在当时的所有现代文学期刊中也别具一种意义。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看到京派作家的矛盾处境：一是京派作家执着于文学事业，他们始终想办自己独立的刊物，但又因北平新书业的“落后”使得他们在和上海新书业的竞争中接连失败。二是新文学“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京派文学的发生发展必然依赖主要以赢利为目的的书局和报社，京派作家既要利用它，又要争取自己的利益；有意味的是，京派刊物中影响较大的《文学季刊》《文学杂志》和《大公报·文艺副刊》都主要在商业比较发达的上海和天津发行。三是京派作家一直在追求文学的自由与纯正，就要不断排除政治、商业和名士才情的多重影响和干扰，他们把自己置于一个狭窄的夹缝中，既要超然独立，又要左右开弓。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他们那执着的文学追求之外，还与他们的“学院派”身份有关。当然，作为学院中人，特别是“文化古城”时期的教授学者们，他们的生活不能说是处在北平社会的最上层，但也绝不在那个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生活是相对安静、平稳和优裕的。陈明远根据南京国民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和《大学教员薪俸表》分析，从1927年到20世纪30年代，大学教员的待遇标准有所提高。而他在考察了30年代北平各阶层的收支之后认为，“北京的知识阶层一般比较富裕”，“全国各地到北平求学者，几年后得到一个大学毕业的资格，生活是不犯愁的”。沈从文曾经亲身感受过北平各阶层的生活，他在1979年向来自美国的金介甫作过具体介绍。他说，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穷学生的最低生活“一月总得有廿元费用”，而“当时在大学作教授，每月必在三百元以上，讲师也有二百元上下”，相比之下，大学教授们的生活当然十分优裕。这样看来，胡适作为北大文学院的院长，乘坐“五百元买来的高头大汽车”或“一九三四年式的Dodge”自然可说是一种派头，大部分学者则是过着一种悠闲而又雅致的生活。谭其骧说，他在30年代“虽不是官僚、资本家，却也是一个生活水平比较优裕的大学教师”，而所谓“大学教师”还仅仅是“兼任讲师”，那些大教授的“收入当时比我大得多”。赵萝蕤曾这样描述叶公超教授“令人羡慕”的生活：“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证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三个菜，一碗汤，精致……”住在林徽因的后院又常常招徕京派作家的金岳霖回忆：“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一个拉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加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而从张兆和在1937年的信中对沈从文的抱怨来看，北京时代的沈从文虽然常常发生吃不上饭的事情，但在北平时期却有了“吃东西买东西越讲究越贵越好”的“习惯”。以此来看京派作家，他们以大学教师为主要职业（多为教授且大都有多个学校的兼职）或者兼编教材、翻译和编辑等收入显然使他们的创作有了一个比较从容的态度。这就难怪京海论战中的苏汶在《文人在上海》中抱怨，上海文人“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因而他们更“急迫的要钱”，“多产”当然也就算不得什么“可耻的事情”。而沈从文在《论“海派”》中回应他说“我同意那篇文章”，倒也显得十分真诚。因为他自己的早期就有为“对付生活”而“多产”的经历，而在1928年至1929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从文的作品和集子出版，现代、新月、神州国光、北新、人间、春潮、光华、中华、华光各书店也分别出版了沈从文的十多个作品集，这使他几乎沦为“文丐”，同时他也看到了“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对新文学健康发展的妨害，可说是充分体会到了“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的“幸”与“不幸”。于是，他一面著文批判南北方都有的“海派”风气，一面又给胡适写信要求“文化基金会”和“中美庚款委员会”拨出资金资助新文学或“作为给中国新文学作家奖金的支配”。由此也就不难看出，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既有执着的文学态度，也并不否定文学与商业的关系，而且还为改善作家的经济状况而作过努力。应该说，他们在文学和商业之间特别是京海论战中的心态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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