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讴歌大自然，是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的共同的“永恒主题”。在我国，游记散文这一以自然景物为题材，以讴歌祖国的河山为主题的文学样式，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关于我国游记散文的起源，钱钟书先生有一段较为清晰的叙述：“尝试论之，诗文之及山水者，始则陈其形势产品，如京都之赋，或喻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尝玩物审美。继乃山水依傍田园，若茑萝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谢灵运《山居赋》所谓‘仲长愿言’，‘应璩作书’，‘铜陵卓氏’，‘金谷石子’皆‘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即指此也。终则附庸蔚成大国，殆在东晋乎？袁崧《宜都记》一节足供标识：‘其迭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词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游目赏心之致，前人抒写未曾。六法中山水一门于晋宋间应运突起，正亦斯情之流露，操术异而发兴同者。”（《管锥编·全后汉文》卷八九）这里是说，东晋以前，自然景物的题材不是文学作品主要描写的对象，即使有的作品中有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只是处于附庸地位，与欣赏大自然的作品不同。比如汉大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上林赋》，其中写了山水、动物、植物，也只是叙述了山水的形势及物产而已。同一时代的董仲舒作《山川颂》，用山水来比喻品德，把大自然山水人格化，成为君子品德的寄托，也不是出于对大自然美的欣赏。至于东汉人仲长统“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水之畔”的愿望，三国时魏人应璩的“托崇岫以为宅，因茂林以为荫”，“铜陵卓氏”在山川附近开采铜矿，晋代石崇建金谷园，等等，或是借山水点缀衬托田园，或是从经济利益考虑，都不是从欣赏自然出发，也与隐居山水情趣不同。而游记文学的创立大概肇始于东晋，袁崧的《宜都记》就是一篇山水游记。那么，游记文学何以肇始于东晋六朝呢？简单地说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那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无休止的战乱、饥荒、疾疫之中，阶级之间的、民族之间的、统治集团之间的杀戮充斥于这一历史时期，这一严酷的社会现实，引起文人们的不满、厌恶以至恐惧，从而采取了无可奈何的退避之术——归隐山林，以全身远祸。这样他们就把自然山水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抒情的凭借、吟咏的题材；二是这一时期的大动荡表现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心理上，是儒学的统治地位的动摇，荒唐的谶纬之学，烦琐、迂腐的两汉经学的垮台，异端思想的出现，老庄思想成为时髦，玄谈之风大盛，以及人们对自然认识的觉醒，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自然山水的那神秘庄严的面纱渐渐被揭去，因此自然山水成为人们游赏的对象，也成了文人们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同时，由于这一时期人的思想相对解放，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对自然的审美能力也有了显著提高，从而能艺术地表现山水主题，不仅能绘声绘色地描摹自然山水之美，而且已经开始借山水表达自己的情感了。
东晋六朝的游记文学作品，由于种种原因，传下来的极少，本书选录了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和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宋元思书》三篇书信体的山水游记。鲍照写山水荦荦大气，远眺近览，不拘泥地点方位，凭借想象，超越时空，气势恢宏。他写道：“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此段写得雄奇壮丽，同时又表达了自己的情怀。而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则文辞清秀，风格恬淡安逸。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又是一种清丽细致的风格，我们从这篇小文中，不仅能看到作者对秀丽景色的欣赏，同时也可窥见作者避世退隐的淡泊情怀，以及对世俗官场利禄之徒的蔑视。这三篇游记的不同风格反映了三位作者不同的生活经历，表现了他们三人融入作品中的不同个性。此外，在六朝时期，还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这两部描写山川风物的著名作品。应该说这两部名著只是记述地理人文的“学术著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游记，但它们描写山川风物的文字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对后世的游记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中国的游记文学脉络是肇始于东晋六朝，成熟于唐宋，大盛于明清。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篇章，而我国的游记文学发展到此，也开始步入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的游记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上说，大多表现的是壮志难酬、遭际不遇的愤激和无可奈何的超脱。这里我们要提到的两位作家是元结与柳宗元。元结写了不少短小精致的山水铭文题记。这些作品与前人不同之处就是元结的作品将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具有较高的现实性。他的《右溪记》记述了唐代道州城西的一条风景秀丽的无名小溪，过去“无人赏爱”，经作者整治后重放光彩的经过。全文语言质朴，风格清峻，写景叙事之中寄托感慨，读来令人回味。柳宗元是唐代游记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不朽作品也是我国游记文学成熟的标志。他的代表作品“永州八记”是写景、抒情、哲理、象征有机的组合，开创了游记以山水抒写情怀的传统，对后世影响巨大。他对大自然的观察至微，对大自然的体会至细已经到了“入妙”的地步。例如在《袁家渴记》中，柳宗元描绘风中的袁家渴：“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他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自然万物以性格和情感，将大风中的自然万物的千姿百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融入了自己的情思。同时，他也被这大自然的气象所感染，为之震撼、惊叹、陶醉，自语对这美景也“无以穷其状”了。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反照，物的意蕴深浅和人的性分密切相关（朱光潜语）。倏忽风过，子厚亦有几多感悟，所谓深入所见于物亦深，大概说的就是柳子厚吧！
有宋一代，游记文学更趋成熟，此时的游记文学有最显著的两大特点：一是体裁的扩大。出现了日记体游记，即出现了陆游乾道五年（1169）任夔州（今四川省）通判，次年闰六月从山阴出发，十月至任所，写道路经过的《入蜀记》和范成大淳熙四年（1177）由四川制置史任所回朝，自成都至平江，一路写下的《吴船录》这两部日记体游记。二是宋人将“理趣”融入游记，以“山水说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就是“山水说理”的名篇。从而把游记的思想内容提高了一步。
我们说游记文学大盛于明清，是基于以下几点说的。一是描绘的地域范围更加扩大，东北、新疆、西藏、台湾等地都有所涉及。这是和国家的统一，交通的进一步发达分不开的。二是题材更加广泛，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讴歌，有对边疆风土人情的记述，有即景抒情、睹物怀旧的小品、有诙谐有趣的拟人化的山水游记，还有对游地沿革的考证的“学术游记”……另外，作者群也更加壮大，各骋其能，创作更加繁荣，真是异彩纷呈。有明一代游记首推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此书是作者从22岁起进行旅行考察，直到56岁病逝，足迹遍及现在的华北、华东、东南沿海，云贵地区，历尽艰险的心血结晶。作者将其观察所得，按日记载，所记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对山脉、河流、地质、生物等方面作了详尽记载，而且对各地的风土人情、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也作了如实的描述，写下了篇幅很大（现存六十多万字）的旅游日记。这笔宝贵财富经后人整理，编为《徐霞客游记》。这部游记是一部地理学名著，由于它文笔优美，又是一部文学名著。明代初年，宋濂的《游钟山记》借记述游山，婉转道出了对山川的钟情，对纷繁世事的厌倦，文笔朴素简洁，自然流畅。乔宇的《恒山游记》又别具一格，乔宇身为朝廷重臣，游恒山又负有使命，所以他的这篇游记不似寻常游记“轻松”，全文始终贯穿神灵、国家、君臣之思，虽也不乏景物描写，但让人读来仍感沉重。明代正德六年状元、著名学者杨慎的《游点苍山记》是他遭事谪戍云南永昌时所作，这篇游记是记述点苍山景致较为完整的游记之一。“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游记《满井游记》、《虎丘》等“忠实地贯彻”他的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作游记清新活泼，颇具特色。晚明小品中，堪称代表的是张岱，他的诗文取公安、竟陵两派之长，描写自然风景的小品如《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等写得清丽活泼，富有诗情画意。有些回忆往事的小品，又多寄托故国之思，表现了浓厚的感伤情绪。
有清一代，游记各体皆备，风格多姿多彩。顾炎武的《五台山记》实际上是一篇“考据调查报告”，结尾处总结斥佛不力的教训，表现了作者的“忧患意识”。朱彝尊的《游晋祠记》讲述晋祠沿革，睹塞外胜景，引发对故乡的情思，让人读来感慨不已。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描述了北国的风土人情。郁永河的《采硫日记》记录了台湾的海岸、地理、火山、矿藏、风俗，等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各族人民为开发宝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洪亮吉的《游天台山记》是有清一代最著名的骈文游记。而龚自珍的《己亥重过扬州记》，则写扬州的由盛至衰，折射出整个世运的衰微，表现了作者一种对时代的敏感和对国家的热切关注与忧虑。
上面我们对我国的游记文学做了一个极简略的叙述。我们在编选此书时力图使选入的作品能够反映那个时代游记文学的基本面貌，同时也照顾到地区及作家。由于水平所限，在编选、注释、翻译之中，如有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教，不胜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