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王家新是中国乃至国际诗坛上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其特殊性在于，他既在断续的异域生活经历中获得了反思本土的视野，又与故土之间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感同身受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家新与北岛一类的真正的流亡者构成了区隔，因此，无法把他完全纳入流亡者的精神谱系中。尽管有时王家新也赋予自己的身份以想象性的“流亡”内涵，但王家新在诗中更多传达的是一种自我漂泊感，漂泊在语词之中，漂泊在内心的孤寂之旅中，漂泊在跨语际与跨文化之间的复杂体验中。这种阶段性的漂泊的域外生活方式使王家新获得了超越性的视角，以一种有距离的眼光重新深思母语与诗性、个人与社会以及现实与历史。这种思考又与王家新在域外的孤独体验相结合，从而使他的诗思伴随着对存在的切身性的体悟。然而，当这种漂泊的域外孤旅都以回归本土而告一段落的时候，一切漂泊中的体悟最终都化为“进入大地，从属大地”的感受，这种回归于祖国土地上的栖居之感，恰是那些真正的流亡者们所很难获得的体验。
在这一创作阶段，王家新赋予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定位既是一个僭越语言边界的“伟大的游离者”［1］，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承担者。这种一以贯之的承担者的姿态，最终指向的是“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
寻找词根的诗人
无论怎样估价《瓦雷金诺叙事曲》在王家新的“天路历程”［2］中的意义都是不过分的。这首诗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诗人王家新80年代的终结以及诗歌写作历程的新的原点。这个原点是从王家新在《瓦雷金诺叙事曲》中怀疑“我们怎能写作”开始的。当“从雪夜的深处，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的间歇中，／狼的嚎叫传来，无可阻止地／传来”，“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那一声凄厉的哀鸣／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来自我们的内心”的时候，以往的诗歌写作方式，甚至是写作本身，都变得需要质疑，需要重新加以定义了，就像阿多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著名的判断中所表达的那样。
无可阻止地传来的狼的嚎叫，逼迫诗人重新面对历史面对生存面对语言以及面对内心，这诸种维度的重新面对，预示着一个有着大承担的民族新诗人有可能将在脱胎换骨般的蜕变中诞生。于是，诗坛开始出现了人们前此很少读过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