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刀光血影下的母亲

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了。

在一张摄于妇产院的照片上，母亲紧紧抱着两个新生儿，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她靠在枕头上，注视着镜头，笑容里洋溢着幸福，也带着一丝疲惫，毕竟她已在产房里度过了好几个小时。在另一张照片上，闪光灯吓到了这两个孩子，当时她们四个月大，目光里流露出惊奇，嘴里正含着乳头。七个月大的蕾蒂西娅穿着粉色睡衣，稳稳地坐在几块坐垫之间。和我一起翻看照相本的杰西卡骄傲地评论道：“蕾蒂西娅脸上没肉，她瘦得更厉害。我，我脸上有肉！”

1992年5月4日，这对姐妹在南特出生，杰西卡是11点15分，蕾蒂西娅是11点16分。她们是异卵双胞胎，有一半的基因相同。

母亲西尔维娅·拉尔歇当时24岁，在学区监察部门当维护工。父亲弗兰克·佩雷25岁，是一个服务员。他们相识于一年前，不久就同居了。弗兰克回忆起自己知道B超结果之后的惊喜之情：“一下子就有了两个小孩，有得忙了！”与此相反，蕾蒂西娅的舅舅兼教父阿兰·拉尔歇指出，双胞胎的到来就是一场灾难。弗兰克·佩雷当时抱怨：“一个还好，但是两个，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办？”在孩子出生几天之后，他才承认她们是自己的女儿。

围绕着她们的幼儿时期，回忆再度产生了分歧。在弗兰克·佩雷的心里，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这对双胞胎很好带，蕾蒂西娅总是睡觉，而杰西卡哭得也不厉害。相反，阿兰·拉尔歇认为这是混乱的起点。父亲每晚都是醉醺醺地回来，还对母亲和女儿们横加指责。

她们的父母在1993年离了婚。西尔维娅独自和她的女儿们过活，其间患上了神经衰弱。弗兰克时不时来看望她们。他想恢复共同的生活，她接受了，想给彼此一次机会，然而弗兰克依然在外面花天酒地，举止粗暴。他讨厌看到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在地上玩耍：“够了！起来！你们站起来！”西尔维娅一插手，他的嗓门就会提高，最后以争吵告终。如果有人来调停，弗兰克就会反驳道：“她们是我的女儿，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阿兰·拉尔歇有这样一段回忆：杰西卡因为自己的尿布太脏而哭了起来。弗兰克怒气冲冲地逮住她，把她扔了出去，她飞过客厅里的一张茶几，从一张沙发掉到了另一张沙发上，幸亏家里的一只大型德国牧羊犬跳到杰西卡身边保护她。另外一次，弗兰克在三楼楼梯平台上抓着蕾蒂西娅的背带裤，把她吊在了半空中。他威胁上楼来为他妹妹抱不平的阿兰·拉尔歇：“不要走过来，否则我就松手了！”杰西卡啜泣着，紧紧抓住她母亲的大腿。

我来到阿兰·拉尔歇位于南特郊区的公寓里。他和他女儿来车站接我。我们在客厅里闲聊。壁炉台上的瓮中就装着那条狗的骨灰。阿兰·拉尔歇是主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电脑里播放的照片让我们回到了过去：布列塔尼的假期，给小姑娘们准备的塑料游泳池，蕾蒂西娅趴在水牛背上。我看到一棵绿色纸板做成的小枞树，这是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在圣诞节时送给他的，上面还贴着她们小学时代的照片。阿兰·拉尔歇本来盼着在教女刚成年的那段日子里陪伴她左右，直到有一天能出席她的婚礼。然而事与愿违，他筹备的是白色游行。

这是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蓝眼睛，棕色皮肤，留着平头，脸颊棱角分明，饱受失业和生活不幸的折磨。他的黑色衬衫敞开着，露出一条银链子。想起弗兰克·佩雷抓着蕾蒂西娅的背带裤把她吊在半空中的情形，这个壮汉热泪盈眶：

“我的公主被吊在了半空中。”

阿兰·拉尔歇怪罪弗兰克·佩雷。在我过来问询之前，他已经把这些事向《巴黎竞赛画报》和盘托出了：他妹妹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是瘀斑、青肿、伤口和剪刀的划痕。弗兰克在她不愿意的时候强迫她做爱。他还打过他们的两个女儿。西尔维娅不敢把事情告诉父母，因为他们曾经坚决地劝她不要和弗兰克同居。而且，自童年时代起，西尔维娅就已饱尝性骚扰；她父亲嗜酒如命，又有暴力倾向。最后，还是靠着父亲的帮助，她才得以在1995年4月把弗兰克扫地出门。

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苦难很早就开始了。她们是否是一次强奸的结果，因而在子宫里的时候就开始受难了？在出生之后，她们就生活在家庭内部的暴力之中，因为小孩和母亲是在一起的。在家里，没有人是安全的。阿兰·拉尔歇回忆道：“以前，我妹妹的处境不错：她活泼，爱笑，生活幸福。如果她不曾遭受过所有的这些家庭暴力，她也不会陷入抑郁，女孩们更不会被安置到别处。”他屡次劝她擦亮双眼，但是她深陷热恋，眼里只有弗兰克，她还是想和女儿们的父亲一起生活。有一天，阿兰·拉尔歇来到他妹夫上班的一家大学食堂，他在一个出口处等到他，打断了他的鼻子。“算他运气好，别人把我们分开了。”

经过南特的共和国检察官授权，我查阅到了弗兰克·佩雷的刑事审判文件，从中得知，弗兰克在1995年10月16日去了女儿所在学校的门口。他一路尾随西尔维娅，而后自顾自进了她家。晚上，双胞胎姐妹一入睡，他就夺走了西尔维娅的电话，强迫她脱掉衣服，在她嘴里塞了抹布，拿剪刀威胁她，最后强奸了她，还在她的前臂上造成了一道3厘米长的刀伤。一个礼拜之后，他还想故伎重施，但是她逃进厕所，躲在里面喊救命。邻居们闻讯赶到的时候，她哭了起来。

在兄长的支持下，西尔维娅提出了指控。弗兰克·佩雷遭到监禁。两年之后的1997年9月16日，他被大西洋卢瓦尔省的重罪法院判定为强奸和持械强奸未遂。对他来说，是五年牢狱，其中两年缓刑；对她来说，则是抑郁症和精神病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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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兰克·佩雷代理律师的事务所里，我见到了他本人。他矮小敦实，穿着整洁的黑色衣服，长着一个拳击手的鼻子，金黄色的头发剃了个平头。他的胳膊和胸脯上刺满了文身，看上去好像一个内心温柔的硬汉。他的句法和他的生活一样支离破碎，不仅词不达意，而且前言不接后语。一连串的临时工作和有名无实的培训让他心生厌倦。他推动建立起了一个纪念他女儿的网站，以自己的方式成了一个有用之人。我们的会面正逢其时：他正在物色一个作家。

弗兰克·佩雷生于1967年。他在南特下游的库厄龙长大，除了一个姐妹，他还有两个兄弟，一个叫斯蒂芬，另一个是残疾人。他的父亲是油漆工，有酗酒问题。母亲是医院维护员，她认为弗兰克童年过得很艰辛，但是，弗兰克自己却有着美好的回忆。他和斯蒂芬一起小偷小摸，追逐女孩子，用滚珠、木块之类的小玩意儿自娱自乐。9岁那年，他被送去寄宿学校，“因为我发不出卷舌音”。那里的老师很严厉：强制灌输和随时随地的惩罚。12岁的时候，他进了南特一所初中的特殊教育班。16岁时，他开始接受建筑油漆工的培训，接着是木匠学徒、糕点师学徒、机修工学徒、手艺学徒，直到成为沿海一家饭店的“高级美食服务员”。后来，他签了临时工合同。

他的弟弟斯蒂芬曾被安置在儿童之家。有一天，斯蒂芬自己去见了社会救助人员，感化教育工作者就此取代了父母的位置。在他眼里，弗兰克是一个好父亲：“我们和孩子们骑着车闲逛。我哥哥有两个女儿，一个坐前面，一个坐后面。我们一起野餐，一起踢球。我总能想起女孩们的脸庞，她们坐在自行车上，咧着嘴大笑。”

弗兰克·佩雷是一个饱受生活摧折的人，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易怒而且暴力，但是我确信他在事过境迁之后，还是爱自己的女儿们的。他们之间的联系从没断过。他总是履行自己的探视权，支付抚养费。他把20年前说过的话向我重复了一遍：“我喜欢看到我的女儿们，我喜欢她们。”今天，他问了杰西卡的消息，给她带了些小礼物。当她想去妹妹在拉贝讷里镇的墓地时，他都会到那里等着。

相反，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说，他爱过她们的母亲。因为这需要对诸如“爱”“共同生活”“相互保护”这些表达取得一致。女性所承受的那些暴行被记录在案、形诸报告，千言万语，却道不尽如今西尔维娅·拉尔歇目光中痛之入骨的恐惧。这是对嗜酒而暴力的父亲的恐惧，对那些割破你们的皮肤、对待你们犹如处置财产般肆意侵犯的男人的恐惧；这也是对其他东西的恐惧，对权威的恐惧，对人类的恐惧——颓丧和期待交织其中，凝固成僵硬的笑容，表现为害怕做错事，并为了讨好别人而默默地全力以赴。

阿兰·拉尔歇告诉我，他的妹妹对任何人都说是，但他不确定她是否真的理解别人的意思。在她服用了那么多药物之后，他对她的古怪行为也习以为常了。比如，她放水准备洗澡，却跑到外面边遛狗边等，等她回来时，消防员早已经因为水漫金山而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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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旧制度之下，性侵受到了极大的纵容。是女人激起了男人的欲望，男人只是将它表现出来而已。这体现在定罪上的颠倒黑白，其逻辑源于一种价值判断，它置“弱势”的性别于强势的性别之下，使“半人”服从于完整的人。在夫妻关系中，暴力的概念是不可思议的。根据拿破仑的民法典，女性应该“服从她的丈夫”。显然，丈夫对性的需求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在新婚之夜，对贞洁而无知的年轻妻子施加的性关系是一种义务。暴力构成了人权的一部分。

直至晚近—20世纪90年代初，在法国、荷兰、瑞士和英国，法律才允许女性就其配偶对她们施加的性暴力提出起诉。在法国，根据2006年起实施的法律，对由丈夫或者同居男性施加的强奸（被定义为：通过暴力、威胁或者欺骗而实施的性器进入行为）的惩处被加重了。但是在夫妻关系中存在着大量的暴力，其目的是实现一方的统治和另一方的屈从：反复辱骂、恐吓、骚扰、感情敲诈、心理压迫、对孩子的威胁、强迫的性关系、侮辱、殴打、虐待，等等。

根据2000年问世的一项针对法国妇女所受暴力的全国性调查，在拥有配偶的女性中，10%的人在此前数年中遭受过精神、口头、身体或者性方面的暴力。比起她们的长辈，有此遭遇的年轻人（从20到24岁）明显为数更多。在遭强奸的女性中，半数由其伴侣或者前伴侣所为，这些强奸很少被诉诸控告，立案的则更少。所有的社会阶层都牵涉其中，但根据1996年一项针对大西洋卢瓦尔省的全科医生所进行的调查，其中有一半的情况涉及了经济不稳定，超过90%涉及酗酒问题。

弗兰克·佩雷对其女儿们的母亲造成的伤害达到了何种程度？西尔维娅·拉尔歇遭受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死亡。与此相比，其他女性碰到的是非常短暂的死亡。在法国，每年有为数过百的这样的女性：被勒死或者被枪打死的家庭妇女；不分白天黑夜地收到数十条辱骂短信，而后死于前夫拳打脚踢的离异女性；因为拒绝性关系而被刀刺伤的女性。数以百计这样的案件被送到杰西卡的律师手里，也就是塞西尔·德·奥里维拉的办公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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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卢瓦尔省的重罪法庭位于南特的大审法院，大厅所占据的空间并不大，但天花板有7米或8米高。在这个立方体中，灯光和深红色的石板交相辉映。我数次看到塞西尔·德·奥里维拉在里面工作，黑色的裙子代替了（或者说是遮盖了）牛仔裤，短上衣上别着花。她倾听，记笔记，问询，最后辩护。当她代表的是原告时，为了一起找出真相，她会试着和被告建立起联系，这是某种道德契约。如果行不通，她便会用无关的问题，把对话引到出人意料的方向上，让被告措手不及，通过这种迂回策略，她就能更行之有效地回到被告的罪行问题上去了。

这次是贝尔纳的诉讼案，他被控告用螺丝刀杀害了自己的一个同事。爱情的怨气。受害者是在公司的设备间里被发现的，她浸没在自己的血泊之中。贝尔纳的汽车被彻底清洗了一遍，但警察使用了蓝星血迹显现试剂，即便血迹被清洗，这款产品也能使其显示出来，最后他们在变速杆上发现了她的血。被告席上的是一个40岁上下的男人，他穿着正式，埋着头，看上去温和而无害，并明智地保持着耐心：这就是贝尔纳。他热衷于计算机、音乐和电影，孤独而沉默寡言。他父亲一直希望他能多出门。

诉讼开始的时候，他抢先以失忆症来为自己辩护。他一成不变地回答说他忘了，他不知道，这是一个“黑洞”——直到代表受害者家庭的塞西尔·德·奥里维拉站在了他面前。我在抵达南特火车站时买了一份《法兰西西部报》，2014年6月25日的那一期就报道了这一幕：

“你把沾满血的运动鞋扔在了哪里？”

观众听到贝尔纳嗫嚅道：

“在一个垃圾箱里。”

塞西尔·德·奥里维拉鼓励他道：

“我相信你能描述当时的场景。”

她口气温和地问他，当他的同事因为他变得“太黏人”而与他断绝了往来的时候，他是否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自从那一天起，除了母亲、父亲和信仰，他的生命中是否一无所有了。贝尔纳动摇了：

“我们当时面对面，就在设备间里。我想起了她的尖叫声，太可怕了。”

半小时之内，塞西尔·德·奥里维拉让他说出了可怕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