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献给与它有关的约翰和贝蒂，以及菲利普·奥康纳（Philip O’Connor），因为他在我写这本书时写给我的那些信。
J. B.
风景有其迷惑性。风景是栖居者的生活环境，有时似乎更接近于一幅幕布，人们的挣扎痛苦、成就辉煌、意外事件在幕前一一上演。
风景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对于那些居于巨幕背后的人们来说，它同时有着传记性质和个人色彩。
有人大喊危险，但已为时过晚。他被树的枝叶几乎优美地带倒，又被细小的枝杈团团困住，这棵大树和整座小山把他压住了。
一个人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一位伐木工被一棵树压在了下面。医生让药剂师去问清楚事故具体发生在哪儿，而后又猛地抓起电话，打断她径自去问了。他必须要知道确切的地点：距离事故发生地最近一块田的最近一扇栅栏门在哪儿？那是谁的田？他需要一副担架，但他的那副前一天落在医院了。他告诉药剂师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让救护车等在最近一个路口的桥边。家里仓库有一扇门的合页松了，于是他先从药房拿了血浆，又从仓库搬了这扇门板。他开车穿过小巷，大拇指始终按在喇叭上，一是为了警示来往车辆，二是想着被树压在下面的人或许能听到喇叭声，知道医生就快到了。
五分钟后他驶下大道，开车上山，冲进雾里。河谷上方常常浓雾弥漫，白花花一片，仿佛要吞没掉万物的重量和体积。医生途中不得不两次下车开栅栏门，第三扇门开了条缝，他便停也不停直接冲了过去，门摆回来，撞在了他那辆路虎车的车尾上。受惊的羊群出现一霎，又消失在浓雾之中。为了让伐木工听见，他一路都按着喇叭。又开过一块地，他看见雾里有人朝他招手，就像在努力擦干净一块蒙了雾的巨大玻璃。
医生终于到了，有人上前跟他说：“那人一直在大叫，痛苦极了。”他此后将无数次讲起这一则故事，第一回是这天夜里，地点在镇子上。故事目前还不完整，不过医生的到来让结局更近了一步，但这场意外还远未结束：受伤的伐木工疼得大喊，另外两人正用锤子在树上凿楔子，准备把树抬起来。
“上帝啊，求求你放过我吧！”在伐木工人哭喊着乞求“放过”之时，他身旁的医生并没有放弃。他认出了医生，眼睛亮了。对他来说，一切就要结束了，这也给了他安静下来的勇气。突然之间一片寂静，两个凿树的男人也停手了，跪在地上盯着医生。伤者的双手已经适应了眼下的状况，虽然二十分钟之前他还毫发未损。抵达这儿才几秒钟，医生就给他打了吗啡，让旁观的三个人松了一口气。但对他们来说，这位可信可靠的医生，看上去就像是此次事故的一部分——几乎算得上是个同谋。
“他本来能逃过一劫的，”一个跪在地上的男人开口了，“哈利在这儿大喊的时候，他掉头跑错方向了。”
医生备好了血浆，准备给伤者手臂输血。他走上前，把他接下来的操作跟周围的人解释了一遍，以消除他们的顾虑。
哈利说：“我朝他喊了，他如果跑快点儿的话就没事儿了。”
“是啊，那样就没事儿了。”第三个人说。
吗啡奏效了，受伤的伐木工表情放松，眼睛也闭上了。他的痛苦得到了一瞬缓解，其他人也稍微安心了。
“很幸运，他还活着。”哈利说。
“是啊，那样就没事儿了。”第三个人说。
医生问他们能否移动一下那棵树。
“三个人一起上的话，我估摸可以。”
跪着的两位站起来，三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雾更重了，水汽在装着半瓶血浆的瓶子表面遇冷凝成水。医生注意到了细微的颜色变化，血浆瓶的颜色看上去比正常时候更黄了些。
“你们抬树，”医生说，“我把夹板放他腿上。”树被撬了起来，伤者听到树中传出的回响，再度呻吟起来。
“我们可能让他伤得更重了，”哈利说，“快拽他出来。”他瞅见了那条被砸断的腿，就像马路上的一条死狗。
“抬稳了！”医生说。他在树底下处理着那条可能报废的腿，这位众人熟悉的医生看起来仍像是这场灾难的一个同谋。
那第三个人说：“我们压根没想到，你能这么快过来。”
“你认识瞌睡乔吗？”医生问他，“他被树压了十二个小时才获救。”
医生指导他们把伤员抬到门板上，然后放进路虎车的后座。“你很快就会好了，杰克！”有人跟伤者说。杰克的脸潮湿而苍白，如同这大雾一般。第三个人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救护车已等在桥上。车开走后，哈利悄悄问医生：“那条腿保不住了吧？”
“不，他不会失去那条腿的。”医生回答道。
哈利转身慢慢走回了森林，往山上爬的时候，他用手压着大腿使劲儿，还把医生的话转告给了另外两位伐木工。他们一整天时间都在剥树皮，不禁一次次瞥见那个把杰克困住的深坑。四周的落叶又暗又潮，几乎分辨不出其中的斑斑血痕。他们每看向那里一次，心里就泛起个疑问：医生说的是真的吗？
她三十七岁上下，身上还残留着一丝女学生的气质。她比别人四肢发达，但头脑不太灵光，身体健硕让她显得迟缓，浑身上下散发着母性光辉，看着既不精明，也不性感。她身上最后的一点女学生的味道即将散尽，两年后将荡然无存。她照顾着她母亲，医生光临这座农舍，通常是为了她母亲，而不是她。
第一次见这个女儿，还是十年之前。她那时候感冒加咳嗽，抱怨说浑身没劲。她的X光胸片显示一切正常，医生有预感，这个女人有什么事儿要说。她始终不直视他，只是焦虑地匆匆瞥一眼，可不知怎的，医生反而感到亲近了些。他问她怎么了，她也没什么信心开口。
几个月后，她先是失眠，而后开始哮喘。所有的过敏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哮喘却越来越严重了。医生前来探望时，她病恹恹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笑容。她的双眸浑圆，就像兔子的眼睛。疾病于她而言仿佛一座笼子，对于笼外的一切事情，她都感到羞怯。要是有人离她太近，她的眼睛就开始抽搐，如同兔子抖动着鼻翼，但这张面庞实在没什么线条可言。医生确信，这一系列问题是精神极度紧张导致的，可她本人和她母亲坚持认为，她并没什么愁事儿。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医生发现了真相。有一次他半夜出诊，为一位产妇接生，照料产妇的有三位妇女。在等待的空当儿，他在厨房和她们喝了杯茶。其中一个女人在一家大型机械化乳制品厂工作，厂子就在沿铁路线最近的镇子上，患哮喘的姑娘此前也在那里干过活。工厂经理是个救世军，与她发生了婚外情。他显然曾许诺娶她，后来出于懊悔和宗教方面的顾虑把她抛弃了。真的是一场婚外情吗？或者他只不过是在某个晚上拉起她的手，从工厂车间走进了那间放了一把真皮座椅的办公室？
医生去问姑娘的母亲：“在乳制品厂工作期间她快乐吗？”“是的，非常快乐。”他又问姑娘在那儿过得开心与否，疾病缠身的她点了点头。他直截了当，问那位经理是否曾对她大献殷勤。她呆住了，仿佛一只动物意识到自己已无法脱身。她的双手不动了，头转向另一边，呼吸声几不可闻，一句话也没说。
她的哮喘病不断复发，肺脏因此结构性退化了，眼下只能依靠类固醇过活。她的脸在激素作用下圆得像月亮，一双大眼睛静若止水。每当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动静声响，她的眼眉眼睑和颧骨上紧实的皮肤就会抽搐几下。她照料着母亲，很少出门。一看见医生，她便朝他微笑；如果此时再见到那位救世军士兵，她或许也会露出这样的笑容。
从前她如静水流深，而后上帝和男性奔流如注，再往后便是浅滩，清澈见底，却屡屡受到惊扰，没完没了地被人们的肤浅激怒，就像没完没了的过敏症和哮喘。河流曲折，时常警醒着这位医生曾犯下的过失。
英国秋天的早晨与众不同。空气冰凉，地板也冷冷的。或许正是这寒意，让一杯热茶的气息格外鲜明。屋外轻霜微蒙，一脚踩在砾石路上，声音比一个月以前更响了些。烤面包的香气飘过来，性急的人最后切一块黄油，由着面包碎屑粘在上面。窗外的阳光软绵绵的，同时又精密细致，似乎将每一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仔仔细细分割了开来。
她躺在一张四柱大床上，面色苍白，两颊深陷，双目因疼痛而紧闭着，每一次呼吸都发出嘶嘶的响声，呼气尤甚。
医生站着观察她，要来了满满一杯温水和脱脂棉。给她上臂注射吗啡时，她有点儿畏缩。胸部的剧痛已将她折磨至此，她竟然还会畏惧那一下针刺，真是奇怪。医生用脱脂棉蘸温水，帮她把血滴擦掉，她赤裸着上臂，皮肤颜色仿佛石头或面包，似乎刚刚被用力擦洗和烘干过。
就着同一只手臂，医生又给她测了测血压。血压很低。她闭着眼，光线柔软而精致，落在她的两眼之间。过了许久，她还是一言不发。
医生准备好了注射器，打算再打一针。病人五十岁的女儿站在床尾，等候着医生支使。
针头扎进了靠近手腕处的血管里，这次她没缩手。注射到一半儿，他停了一下，注射器搭在皮肤松垮的褶皱里，如同皮肤长出了翅膀。他伸出另一只手，摸了摸她颈部，确认了一下病人脉搏的力度和颈静脉的堵塞程度。
年迈的女人睁开眼睛，一清二楚甚至是干脆明了地说了一句：“这不是你的错。”
医生听了听她的胸腔。她的胸脯白皙柔软，饱经沧桑的棕色手臂、皱纹深刻的脸庞和紧巴巴的脖子，似乎瞬间被这同一个身体否定了。她的儿子头发灰白，和奶牛一起待在院子里；床边的女儿脚踝浮肿，趿着一双绒拖鞋。这两人都曾爬上她的胸脯啜饮奶水，可她白皙柔嫩的胸部依然如少女一般，这是她为自己的存留。
在楼下的客厅里，医生解释了自己留下的那些药品。老女人沉重的呼吸声穿过地板，清晰可闻。地毯上趴着三只狗，头搭在伸出的前爪上，睁着眼睛，一个老头儿走进来，它们动都没动一下。
他看上去睡眼惺忪，医生问候了一句，“我挺好，”他说，“除了有点儿风湿痛。”
无论是这位父亲，还是女儿和屋外的儿子，没有人跟医生问过一句老女人的病。离开之前，医生说他当晚会再过来看看。
晚上再来时，客厅漆黑一片，医生有点儿不安。他喊了几声没人回应，就自己上楼了。台阶尽头是第一间卧室，他看见第二间卧室的门缝里有灯光透出来。
屋子里弥漫着病患的气息。梳妆台上摆着这家人所有的结婚照，照片镶在皮革相框里，还有一个19世纪的儿童杯，上面刻着童谣《知更鸟的死亡和埋葬》。梳妆台下摆着一只搪瓷碗，盛着病人的尿和带血丝的唾沫。女儿跟医生说，她妈妈每次咳嗽，都会无意识地流出一些尿。老女人的面色更苍白了，前额上搭着一块湿抹布。整间屋子仿佛在她四周干烧，她被烤干烧焦，才灌完药不久，就再次烧起来。
医生又听了她的胸腔。她精疲力竭地躺着，“对不起，”她说，听起来不像道歉，而是简单明了的事实。量完体温和血压，医生说：“我知道，你很快就能好好睡一觉了。”
她的丈夫坐在隔壁屋子里，没开灯，黑漆漆的。医生上楼经过时，没发现他在那儿。女儿赶着两个男人下楼去，还是没开灯。有那么一瞬间，漆黑寒冷的台阶和客厅仿佛不属于这栋房子，而属于那群夜深入栏安睡的动物。这个家似乎只有亮着灯的房间里那张四柱床大小，在床上，老女人的胸脯白皙柔软如故，而她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死亡。
当女儿一下开了灯，医生和老头儿都吓了一跳，恍惚有种置身舞台的错觉。熟悉的家具成了舞台布景的一部分，人和物肩负着各自的角色，彻底背弃了原来的真实本性，又试图伺机随时回归到正途上来。
老头儿坐下来，大衣搁在膝头。“她得了肺炎，”医生说，“除了我今早给你开的药，她还需要吃另一种药才行。你觉得她能咽下去吗？药片太大了。或者把药溶在水里喂她吃下去？通常是这么给小孩喂药的，但我们可以把剂量加大些。你看怎样好？”
顺从的女儿怀着最后的一丝信任和希冀说：“医生你决定吧。”
“不，”他说，“我在询问你们的看法，她到底能不能咽下去这些药？”
“那就用水化了喂她吧。”女儿说，连最后一线希望也放弃了。医生还给她妈妈吃了安眠药，也给了她父亲几粒。至少这一夜，他们能靠着同样的药片睡上一觉了。
在医生跟女儿介绍那些药片的时候，老头儿坐在他身前呆望着，手握着膝头那件大衣的硬布料，时而攥住，时而松开。
医生说完了话，屋子里鸦雀无声。女儿和老父亲都没起身送他出门，也没问他下次什么时候过来，他们就那么干等着。医生开口说：“眼下危险已经过去了，再过半小时，她可能今天一早就走了。她熬过了心脏病，没过得了这一关。”
“有意思，”老头儿头也不抬地说，“心脏病接着肺炎，真是个有意思的组合啊！她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他哭了，安静得如同一个女人，泪水涌满了他的眼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