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静精微，易之教也
无论怎样说我有虔诚心，也不敢称自己把别人买香水口红的钱拿来孝敬了艺术品。收藏在我，差不多如阿凡提把自备米饭搁在冒着肉香的饭馆锅台上，沾光熏味而已。
有人见我常到观者寥寥的展厅，对新人笔墨、大家作品一看半天，以为我是个行家里手，甚至有藏而不露的慧根；其实，我就是图个兴致。很感恩捧出自个儿好东西供别人观赏的人。对我来说，能入眼的、别具匠心的艺术品，无论是空灵还是稚拙，看的过程，心智上、创造力上，总会受些启发。
许是小时候对张伯驹的名字不陌生，凡去书店淘书，见到与他有关的书籍，就要翻开来寻找笔墨间的稀奇。对这位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的中国大文人，极为景仰。
几乎所有写书的人，都要落笔张伯驹为收古画，满地打滚向夫人潘素索钱的逸事。我却忘不了章诒和写他的淡泊、清幽和近乎透明的心底色泽。也只有那种特殊年代的命运交集，张伯驹才会对晚辈“小愚”，也就是对章伯钧家的女公子怡和先生，袒露自己的收藏所愿：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国外。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畲在三六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目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性格狷介的中国“公子哥儿”，为什么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这番剖白，可窥心迹。
深深敬畏如此前辈，便对“收藏”，不敢造次。
文艺界王刚懂瓷器，海岩喜黄花梨，张铁林好名人手札，他们的江湖地位，佳话多于嫉妒。写小说与管酒店都十分成功的海岩先生，靠收藏治愈了抑郁症；建立观复博物馆的收藏家马未都，因学识渊博而高拔于同类。可见收藏成了生活方式，于公于私都好。
在大连，我认识的人中，唯听被杨仁恺先生称为“得徐黄两家之法，细笔极精微，意笔极放逸”的学者型画家张继刚说过，他不惜为茶酒的商业发展殚精竭虑，四处奔走，是想攒足财力，把有幸撞进眼底的海外宝贝，迎入中华怀抱。这不啻为一种大境界。
同上述人士相比，我能进藏家密室，唯靠命中贵人。
无论怎样说我有虔诚心，也不敢称自己把别人买香水口红的钱拿来孝敬了艺术品。收藏在我，差不多如阿凡提把自备米饭搁在冒着肉香的饭馆锅台上，沾光熏味而已。
但我欢喜每天一睁眼，见到晶莹剔透、画风俊朗、笔意高洁的瓷瓶，凝视墨香沁脾、意蕴深厚的大家字画，以及许多得益于际遇和友情所赐的瑰宝。我始终相信，有它们环护，心得滋养，情受氤氲，会获旷达宁馨的引导。
每当听到诟病收藏界，说他们鱼龙混杂，铜臭熏天，我就像收了行会好处费似的要争执几句：
“附庸风雅怎么啦？”
“装大尾巴狼又如何？”
即使有人将收藏艺术品等同于购买黄金，在我眼里也好于数钱数得手发酸、什么情趣也没有的精神乞丐。
所谓“易之教也”，不就是从辨析真伪开始，洁静精微，慢慢浸染嘛。
2012年3月
从文物堆里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文革”中曾被打瞎一只眼睛。当问起耄耋之年的他每天伏案眼睛是否格外辛苦，他像一尊笑佛似的回答：“我现在才是独具慧眼啊!”
上图左起张继刚、林安西、杨仁恺、杨道立。
杨老生前，我既没行弟子之礼，也未尽老乡之谊，仅仅嘱与他老人家同城居住的朋友替他家换了个门铃。早就被我忘掉的小事，他却十分感念，嘴里绝不提却待我亲得很。他得知我喜欢张承志编的“生若直木，不语斧凿”这句话，就分别写了横竖两幅，放在长长的信里寄给我(见右图)。但是他合眼长眠，我却因故无法赶到沈阳为他送行，每每想起，心里就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