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月亮原型与古典审美意境的创造

第三节 月亮原型与古典审美意境的创造

月亮原型给予中国文化影响最深巨的还是古典审美意象,一个民族审美象征形式的选择也意味着一种审美风格的倾向。在传统美学冲淡高古风流蕴藉的审美意味里,我们总能体味到月的绰约、月的风采、月的神韵。这种审美境界中的月光精神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典型反映,明人张大复在他的《梅花草堂笔谈》里说:

邵茂齐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涧,梵刹园亭,屋庐竹树,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净;金碧之彩,披之则醇;惨悴之容,承之则奇;浅深浓淡之色,按之望之,则屡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涛,远于岩谷,草生木长,闲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尝忘我之为我也。今夜严叔向,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华可爱,旦视之,瓦石布地而已。

在中国文人的审美意识里月亮竟是如此神奇的美学大师。在太阳下袒露无遗的屋庐竹树、瓦石僧舍,一经月光的沐浴霎时变得澄空碧净幽华可爱。宗白华先生在引用张大复这段话时不无赞叹地写道:“月亮真是一个大艺术家,转瞬之间替我们移易了世界,美的形象,涌现在眼前。”“天上月色能移世界”的审美感情,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意味深长的思索:月色怎样移动着这个现实世界,扑朔迷离的月光又怎样创造出美的境界?

1.月亮作为一种象征形式,它唤起了人们苍茫浩渺的宇宙意识和历史意识,唤起了具有广大空间的人生喟叹,触动着悠远荒古的文化原始意象,因此月亮意象的出现总伴随着阔大苍凉的宇宙空间、浩渺悲壮的天问意识和雄浑高古的审美境界。月亮在中国文化里构成了两个传统。一个是历史的传统,一个是审美的传统。月亮的历史传统记录着月亮意象来自母系社会的往古岁月的云烟,反映着寻找母亲旧梦重温的文化主题,因此每当月亮升起在诗的王国中,便激荡起邈远的原始世界的反响,唤起人们熬过漫漫长夜的亲切力量。

月亮的历史传统也引发了月亮的审美意识。《周易》中那些富有韵律和情韵的爻辞诗歌已开始描绘那轮苍凉的古月了。《易·中孚》就有“月几望,马匹亡”的爻辞,记载着一轮满月映照的古战场的苍凉悲壮。宗白华在谈到《周易·离卦》时说:“离也者,明也。‘明’古字,一边是月,一边是窗,月亮照到窗子上,是为明。这是富有诗意的创造。”《离》卦所表现的月亮的审美意识已上升为一种美学观念。在此之前应该有一个更为悠久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月亮到了《诗经》那些无名诗人手里已是典范的抒情意象了。《陈风·月出》有诗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楚楚动人的倩影沐浴在月光的朗照里,审美的愉悦与相思的幽忧浑融一体,这不正是古典文学里月下佳人传统审美意象的生动表现吗?

正由于月亮包含着文化传统与审美传统,所以月亮意象里既表现出一种古雅的审美情趣,又体现出阔大深长的历史意味。因此诗人站在月光下便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思古幽情,月亮成了阅尽沧桑的历史见证。张若虚“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春江花月夜》),李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把酒问月》),元耶律楚材“我爱长天汉家月,照人依旧一轮明”(《过金山和人韵》)等等,在这些诗句里皎月横陈,普照乾坤,引发的是人事历历、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喟然长叹,月亮构成了宁静而永恒的存在。人生如寄,年命迫促的主题一旦纳入月亮宇宙和历史意识中就增添了一层神秘开阔的魅力。月亮作为宁静而永恒的存在,启迪着人类面向苍穹的“天问”意识,中国古人的天问意识常常因月而发。屈原有“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天问》)的质问,李白有“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苏轼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无不把月视作崇高的象征形式,引导人们对万里长空茫茫人生的深沉思考。诗人们在抒发无边的思古幽情和深沉的现实感慨时,月亮便精灵般地出现在诗的意象里。例如:

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

李白:“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送杨山人归嵩山》)

崔融:“月生西海上,气逐边风壮。万里度关山,苍茫非一状。”(《横吹曲辞·关山月》)

章碣:“残霞卷尽出东溟,万古难消一片冰。”(《对月》)

李煜:“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捣练子令》)

姜夔:“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慢》)

虽然这些诗篇表达的情感不尽相同,但其中月亮总是以一种历史的原型出现在诗的王国里,引月入诗使诗的境界变得开阔,人生短暂的忧思被淡化提纯,无声冷月超越了具体时空的限制,这就难怪诗人们在永恒的追求里希冀着“抱明月而长终”了。我们注意到诗人们为着表现月光世界的深沉历史之感,往往刻意表现“古月”“关山月”“松月”之类,古月苍茫弥漫着历史的云烟,触动着人们回首往事的心绪;关山森寂,冷月无声,显示着充斥天地的苍凉;松月高古,反映着遗世超群的独立品格。在月亮出现的地方,也就表现出一种宇宙的宽广历史的深沉,朗朗明月照亮了返顾生命本源的路程,在融融月色里我们便接纳了历史的匆匆来访。

2.月亮创造了心灵虚静和空间澄净的审美意境。月亮以其宁静安谧的神韵和玲珑晶莹的光彩,创造出心灵宁静与空间洁净的审美意境,引发出诗人妙悟宇宙万籁的空灵情怀。

月亮所反映的心灵空静与空间明净的审美趣味,与中国传统美学的追求正相吻合,体现着中国艺术精神的动向。静观一直是中国哲学的努力目标,老子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庄子谓:“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古代哲学家在静观中摒弃尘世中的凡念俗想,进入无牵无累的逍遥游的自由精神世界,这种哲学的思考到了文学理论家那里就成了“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的审美追求,而这种艺术境界就在恬淡而纯净的月色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这首先是因为月亮升起于“寂寂人定初”的夜晚,人类主要是在太阳下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这就赋予太阳与月亮不同的含义。太阳意味着真实与运动,而月亮象征着寂静与超脱。日神下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停歇之后,艺术的创造便在寂静的月色下悄然展开。其次月亮的文化内涵是阴柔的美学风范。当中国美学追求安详阴柔优美的明月意境时,也就找到了月亮原型,呈现出娴静与空灵的审美特征。

王维《竹里馆》诗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衬托着宁静自适的精神境界,寞寞心事中笼罩着一片飘逸出尘的寂寂梵音,月在艺术观照中的虚静,主要目的还在于表现心的虚静。孟浩然《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谓:“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初升的明月升起于松间,带来丝丝夜凉,凉爽的夜风送来阵阵悠扬的泉声,整个时空充满着天籁般的乐音和遗世独立的静谧。刘禹锡的《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几乎可以说是说破了月的虚静的审美底蕴,即使是茫茫尘世,只要望一望月亮,看一看月光,也可以澡雪精神,洗尽尘烦,带来审美的愉悦温馨。

月亮展示给人们的还是澄碧晶莹纤尘不染的洁净世界。从《陈风》的“月出皎兮”到张若虚的“江天一色无纤尘”“空里流霜不觉飞”,月亮始终是冰清玉洁的形象。刘禹锡这样写道:

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

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

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

能变人间世,翛然是玉京。

《八月十五日夜玩月》

静静的月光洗着大地、洗着宇宙,也洗着人们的肝胆精神。在月光的映照下,世界被改造了被移动了被诗化了,“能变人间世”与“天上月色能移世界”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喜欢用冰轮、玉盘、清辉等来指称月亮,正是表现着月的洁净品格。

提到月的洁净我们又联想到月光如水的比喻。在古人的观念里,月是水的结晶,水是月的灵魂。《淮南子·天文训》云:“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论衡·谈天》谓:“月者,水之精也。”《太平御览·天部》云:“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涛大。”而“水这个原型性象征,其普遍来自于它的复合的特性,水既是洁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水的洁净是月的洁净的原始意象。

在我国古代文学里心灵的空静与月的澄净契合一体创造出许多玉洁冰清的审美境界。皎然《送关小师还金陵》:“蕉花铺净地,桂子落空坛。持此心为境,应堪月夜看。”“看”不是一般的审视,而是审美的观照,所以才有了李白“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静夜思》),有了杜甫“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宿府》)。通行的《唐诗三百首》轻率地把李白的“床前看月光”改成“床前明月光”,是大大损伤了这首诗的艺术境界的。

宋代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云:

玉界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皎月当空,万里澄澈。月的静谧与心的静谧,月的晶莹与心的晶莹契合一体,孤光自照,肝胆冰雪,不知今夕何夕,这是月光的静与净的审美境界的典型反映。

3.月亮创造了温馨绰约、淡泊朦胧的审美物象。月亮来自于女性社会的光辉,使它体现着婉约和谐的美学风格。中国古代诗人之所以那么喜欢月亮,很大程度是因为月亮是美的代称,美的化身。

从谢庄《月赋》中对月“顺辰通烛,从星泽风;增华台室,扬采轩宫”的风采描绘,到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春江花月夜》)都充满了对月照乾坤、辉映苍穹的惊喜之情,充满了对月美的欣赏,月美的赞叹。李白更是用一颗天真烂漫的童心满怀灵机异趣地描绘富有诗情画意的月光世界,像“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水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二)等无不流露出对月光世界的欣赏赞美之情。

古代诗人们是很懂得以月为美的形象美的空间移入诗篇的。姜夔《暗香》词“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这幅梅边吹笛佳人攀摘的图画只因有了“旧时月色”便平添了一番月色溶溶、梅影斑驳、笛韵悠悠的情韵,令人回味不已。月亮在中国审美的深层结构中始终流露出神秘的永恒的女性微笑,因此古典诗词里常常以“美人似月”“佳人月下”作为基本抒情意象,自《诗·陈风·月出》一曲唱出之后,这种抒情旋律便久唱不绝,在月下诗词里月亮干脆就直接比喻成佳人的形象。敦煌曲子词有“此时模样,算来似,秋天月”(《别仙子》),韦庄有“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菩萨蛮》),苏轼谓“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娟娟到湖上,潋潋摇空碧”(《宿望湖楼再和》),这种神秘微笑与略含忧戚融为一体的审美形象,正照应着女性崇拜的崇高和女性王国失落的忧伤的综合记忆。

中国古典审美传统不是无限制地接近审美对象,而是常常与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所谓“隔帘花叶有辉光”,因此中国艺术精神追求的不是写实式的洞微烛隐毛发毕现的日神阿波罗精神,而是写意式的绰约迷离明净朦胧的月神精神。月亮升起于寥寂的夜空,用晶莹玲珑的光亮,铺奇布彩,化神秘为希冀,这同太阳的炽烈显现无遗的热烈风格相比,更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要求。况周颐云:“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石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蕙风词话》卷一)中国古代诗人心仪明月的心理是饶有兴味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月亮是审美意境和审美形象的综合象征。月圆月缺,月晦月明创造着丰富多彩的美的形象。

新月如眉,让人想起玉阶伫立楚楚动人的月下佳人,构成一种恬淡婉约的宁静之美;烟月迷蒙,弥漫着难以名状的轻忧淡愁,构成一种朦胧凄楚之美;花月披离,余香袅袅,象征典雅艳丽之美;皓月当空,通脱潇洒,象征着雄浑高古之美,不尽的象征创造着不尽的月亮审美世界,无数的心灵创造着无数的月亮审美形象。

4.月亮以其内涵丰富的原始意象,建立了一种不落言筌,不涉理路的审美象征形式。言不尽意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命题。从儒家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系辞上》)到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以至佛教禅宗的拈花微笑,不立文字,各个流派的哲学家们都体味到人类意识中那些最深刻最精微的感受是难以用语言传达的。但这不是说中国哲学家们放弃表达意义的努力,他们追求的是“立象以尽意”(《系辞上》),通过蕴含丰富的象征形式,去表达难以言传的生命和情感意味。在中国文学艺术上就是比兴传统的诞生,运用比兴、兴会、意象、意境等艺术象征形式努力开掘艺术的表现空间。当月亮汇聚着母亲社会无尽的温馨和无尽的忧伤,汇聚着中国智慧的神秘和通脱,汇聚着审美意境和审美情感,走进广阔的艺术天地时,它就成了最富有典型意义的象征物。

司空图在他的《二十四诗品》中多次借助月亮意象去表达他对难以言传的艺术风格的体味,他用“夜渚月明”形容“沉著”;用“月出东斗”形容“高古”,用“乘月返真”形容“洗炼”,用“月明华屋”形容“绮丽”;用“明月雪时”形容“缜密”;用“如月之曙”形容“清奇”。司空图在品味艺术风格时,不是借助文字而是通篇运用象征形式引导人们对艺术流派的感悟,而月亮成为他运用最多的象征物象。究其原因,用司空图自己的话说就是“乘月返真”。

荣格说真正的象征“应该理解为一种无法用其他的或更好的方式而定形的直觉观念的表达”,月亮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形式的意义也在于此。每当人们面对宇宙苍茫的思想无从表达、面对世界审美的愉悦难以言筌时,就常常借助月亮意象去传达、感悟。我们信手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

白居易《琵琶行》中有:“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在激昂的乐曲戛然而止之后,突然推出一轮江中白月,诗人的怜人不幸和自我伤悲,弹奏者的慷慨情怀与欣赏者的心有戚戚、如烟之往事与现实之感慨都笼罩在一轮无言凄然的秋月之中了。再如: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辛弃疾的“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木兰花慢》)在这些诗里,月亮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普通意象入诗的,诗人也不单单是描绘月色,这里面包含着难以传达的人世沧桑的深沉感慨,人们选择了月亮这一象征形式,也就选择了并不存在于现实语言之中的强烈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

  1.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2. 同上书,第39页。
  3. 《老子·十六章》。
  4. 《庄子·天道》。
  5. 《文心雕龙·神思》。
  6. P.E.威尔赖特:《原型性象征》,见叶舒宪等编:《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
  7. 陈与义:《陪粹翁举酒于君子亭下海棠方开》。
  8. 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见叶舒宪等编:《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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