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国内《说文》学研究情况综述

被时人称为“五经无双许叔重”的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58—147）花费半生心血于121年著成《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这是我国第一部字书，它最早提出部首的概念，所谓“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建类一首，据形系联”，全书按540部首统摄众字，分类排列，共收字头9 353个。

《说文》在中国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1722—1797）在《说文解字正义序》中提到：“《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自成书以来，它一直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历代不乏整理研究者，人数之众、角度之多、成果之丰，令人瞩目，甚至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说文》学”，又称“许学”。^[1]申小龙认为：“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2]

孙雍长先生在《训诂原理》引言中指出：“汉语中的‘学’，可以指‘学科’，也可以指‘学术’，所谓‘学术’，主要是就‘比较专门的、有其一定内在系统性的学问’而言［而所谓‘学科’，则必须强调学说的系统性，强调其理论体系即方法的完整性和条理性。”^[3]正如英语中表示某某学科一般用后缀“-ology”来表示，而尚未成熟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一般用“studies”来表示一样，我们认为“《说文》学”译成英语应该是“Shuowen Studies”，其范畴宽泛，凡是和《说文》有关的各种学问都可包容其中，“学”这里是指学术的“学”。下面我们先对国内的《说文》学发展以时间为顺序作一个大略的陈述。

一、从问世到唐李阳冰的刊定

《说文》问世不久即为学者所重视，如郑玄注《周礼》、应劭著《风俗通义》、张揖著《广雅》、晋灼注《汉书》等都从《说文》中援引称述或寻取例证。此外，“汉魏之际有邯郸淳，吴则有严峻，晋则有吕忱，南朝有庾俨默、顾野王，北朝有江式、李铉、赵文深、颜之推，唐则有李阳冰、张参、唐玄度，五代则有林罕、徐锴，宋则有徐铉、铉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都曾肆力于《说文》之学，见于史传”^[4]。

遗憾的是，早期的《说文》研究著作大多已经失传，比如梁人庾俨默所注的《演说文》，仅有目录记载，原书已经亡佚。^[5]到了唐代，《说文》被尊为经典，甚至成为考试及第的必读书目，因其十分重要而被当时的文人竞相传抄。然而由于传写讹误，《说文》日益失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代宗大历年间。篆书家李阳冰率先刊定《说文》并将许书的15卷改为30卷，但他对许慎原书的篆法和解说都大加改动，臆说颇多。他的刊定本曾经盛行一时，直至二徐之书行世以后，才渐渐不传于后，其遗说现在还可在二徐书中考见梗概。

二、五代宋初二徐的全面整理

继李阳冰之后，对《说文》进行全面整理的是生活在五代宋初的徐铉、徐锴两兄弟，他们使《说文》基本恢复了许书的原貌，并且开创了研究《说文》的新局面。徐锴所著的《说文系传》世称小徐本，是第一本征引经传对《说文》进行注释并加进自己解说的著作，多创发新义，成一家之言。凡徐锴所发明及征引经传者皆加“臣锴曰”或者“臣锴案”以区别。徐铉承诏校订《说文》，世称大徐本，是现存流传最广的《说文》注本，大徐本于《说文》正文每卷后有新附字，书中的“臣铉等案”“臣铉等曰”体现了他的某些认识与想法。

三、清代学者的深入研究

二徐以后，《说文》学继续发展，到清代出现了研究《说文》的高峰，相关著作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一，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其二，校勘文本。如姚文田和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等。其三，匡正许说。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俞樾的《儿笘录》等。其四，订补关于《说文》研究的著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其中，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探讨《说文》体例、探求音义关系，从形、音、义三方面考订诸字，旁征博引，自创新意，修正前说，所加按语有很多真知灼见。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篇幅最长，材料丰富，列举大量例子广为疏证，同时也有自己的一些观点。王筠《说文句读》不仅统一体例，删繁举要，订讹补漏，把字和要表达的客观事物联系起来考察，而且引用了其他字书如《广韵》、《字林》、《玉篇》等进行对照。其《说文释例》则系统全面地揭示了《说文》的旨意和体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说文字，阐明词义之引申变化，兼及字之假借用法，尤其具有开创性的是打破了许慎540部首的框架，以文字声符为纲重新排列，对探究词源有重要价值。四人之中，尤以段玉裁、朱骏声最为突出。另外还有清代学者黎经诰著的《许学考》，共26卷，是关于“许学”（《说文》学）书目题解之书。此书辑录“许学”类著作书目246种，按内容分类编排。各类中先录清代学者谢启昆《小学考》中所列的《说文》类书目，而后推广于后起之作［每书之下抄录其序跋或作简介。清人的《说文》研究十分深入，使《说文》本体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达到一个高峰。

四、近现代学人的转型研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现代时期有不少古文字新材料之发现，《说文》学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轨，这一时期的《说文》学与乾嘉时代相比，面貌焕然一新。近现代学人吸收西方语言学方法理论，结合古文字新材料，采用新的更科学的方法，大大拓宽了《说文》研究的视野，形成了《说文》学的又一个高峰。根据张标的《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2003），这一时期有超越前代的传统派、独辟蹊径的今证派、异军突起的纂集派、卓荦出人的会通派和发展前进的六书疏证派等。

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和黄侃。章太炎上承亁嘉学派，下开现代《说文》研究的新阶段，他把《说文》中的独体字命名为“初文”，研究文字的孽乳变易情况，将《说文》中音近义同的字“类其音训”，分别为编，制定音变、义变条例，写出独特的语源学著作《文始》，对《说文》的造字取义、本义推源多有可取之处。黄侃的《说文》研究体现在《说文笺识》、《手批说文解字》等著作中。他将《说文》对字义的说解归纳为互训、义界、推因等方式，把《说文》看作研究小学的门径，以为“形声训诂之学莫备于《说文》，不明《说文》，不足以通古文”^[6]，他还主张以《说文》为纽带，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把《说文》研究推进一个崭新的境界。章、黄之学在《说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外一位著名学者是杨树达。他学贯中西，精通古今，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专力研究《说文》，并提出“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的研究方法。^[7]他采用新发现的甲骨文、金文资料，综合应用语法、修辞、社会习俗等知识，不完全拘泥于《说文》旧说，思路开阔，创见颇多，主要表现在语源学和形义学方面。

这一时期的学者还利用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是甲骨文、金文）订补许书，代表人物有王懿荣、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另外，纂集派代表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及其《补遗》，是一部汇编《说文》研究论著的集大成之作。还有六书疏证派代表人物马叙伦，他著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8]。该书依据六书对《说文》全书逐字进行分析，各归其类，而且能够稽之甲金文，博采众说。

五、今人的多方面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说文》学也出现了新特点。首先研究成果数量增加。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1900—1949）所列的与《说文》研究相关的论文只有166篇^[9]，而我们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搜索1979—2009年题目与《说文》有关的文章就已经有2 200多篇了。其次，在众多研究中，出现了不同流派。根据张标《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2003），这一时期有述中有作的新传统派、由事及理的新综述派、努力攀登的新注疏派、独树大纛的新文化派、后出转精的新古文字学派、推陈出新的新词汇派、不断创新的新六书派、后来居上的新段注派，以及其他研究学派。

今人对《说文》的研究内容和角度是多方面的。根据董莲池的《十五年来＜说文解字＞研究述评》（1994）、班吉庆的《建国50年来的＜说文解字＞研究》（2000）和卞仁海的《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述评》（2003）等所归纳的，有综合研究、小篆研究、省声研究、古文研究、谐声系统研究、普及研究、词义研究、六书研究、部首研究、历史文化研究、注疏研究、体例研究、比较研究、方言研究、方法论研究、许慎和《说文》研究，还有版本、校勘、字体、字族以及若干个别字词的考证、对《说文》研究的研究等。蒋善国著有《说文解字讲稿》（1988），全面介绍了《说文》的内容和过去研究的成绩，以及今后研究的方法和要求。其中他把研究《说文》的学者分为校勘派、正字派、会意派、六书派、注疏派、声系派、通假派、释例派、语源派、专题派、古文字派十一个派别，并作了评价和批判。除此以外，还有检字研究，如李行杰主编的《说文今读五家通检》（1997），里面对《说文》所收字之汉语拼音以及段、桂、王、朱四家注的卷次、页码通过表格形式一并列出，以便查检。

今人的《说文》研究成果举不胜举，在此我们仅能择要简述。章、黄以后对《说文》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当推陆宗达和王宁。陆宗达著有大量论文如《＜说文解字＞的价值和功用》（1978）等。其专著《说文解字通论》（1981）系统论述了《说文》的编制体例、训释方式、六书理论、字形演变以及该书的局限性等问题，对如何运用《说文》训诂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对《说文》中反映的社会状况、生产、科学、医学、制度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揭示。王宁著有《＜说文解字＞与汉字学》（1994）等，她还指导学生率先实现了《说文》研究与信息技术的结合。陆宗达的同门及门下弟子如刘赜、马宗霍、黄焯、殷孟伦、徐复、许嘉璐、李国英、石定果、宋永培、王贵元等也从不同角度对《说文》进行了研究。

另外张舜徽著有《说文解字约注》（1983），他重视造字理据的分析，注意从声音上贯通字义，从多个角度进行注解，简约易读，精见迭出。他还著有《说文解字导读》（2008），是通论性的入门书。普及性的著述还有由王宁、董希谦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许慎与《说文》小丛书”共九本：王宁的《＜说文解字＞与汉字学》（1994）、董希谦的《＜说文解字＞一夕谈》（1994）、李国英和章琼的《＜说文＞学名词简释》（1994）、宋永培的《＜说文解字＞与文献词义学》（1994）、谢栋元编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1994）、暴拯群的《＜说文解字＞与篆刻艺术》（1992）、齐冲天的《＜说文解字＞与篆文字体》（1994）、杨润陆的《怎样读＜说文解字＞》（1994）、王蕴智的《中国的字圣———许慎》（1994），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说文》一书的方方面面。

今人的多方面研究中，文化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比如谢栋元编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1994）以及王宁等于2000年出版的同名著作，还有臧克和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1995），黄德宽、常森的《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1995），宋永培的《＜说文＞汉字体系与中国上古史》（1996）、《＜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2001）等，都比较注重《说文》的文化学意义阐释，通过《说文》透视古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不断发掘其中奥秘。

还需要补充的是外语界学者许国璋先生1990年的论文《一位古代中国辞书学家许慎眼中的语言与社会》（Language and Society as Seen by Xushen，an Ancient Chinese Lexicographer）。该文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Volume 1990，Issue 81，Pages 51-62）上用英文发表，后来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1期以英文发表。另外由雍和明和彭敬撰写的《中国辞典学史（前1046—1911）》（Chinese Lexicography：A History from 1046 BC to AD 1911）于2008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面包含对《说文》的译介。不过这类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做得还比较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董莲池主编的《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以1911年为界，之前编为《古代卷》，之后编为《现当代卷》。其《古代卷》收录范围上自唐，下迄清末，分为“今存《说文解字》重要版本”“《说文解字》通论”“《说文解字》文本研究”“《解字》部首研究”“《说文解字叙》和六书研究”“《说文》学史研究”六大部分，收集文献两百余种，总计14卷。其《现当代卷》收录范围上自1911年，下迄2005年，分为“通论”“文本研究”“部首研究”“序、六书研究”“语言历史文化研究”“说文学史研究”六大部分，总计编成12卷，许多著名学者的成果，以及现当代中青年学者重要成果悉数在内。

六、成绩与问题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看出，国内《说文》学从《说文》问世到唐李阳冰的刊定、五代宋初二徐的全面整理、清代学者的深入研究、近现代学人的转型研究到今人的多方面研究，是一个继承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历史源远流长，成果甚多，形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然而通过上述考察也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对国外《说文》学的关注还不太多。比如，班吉庆在《建国50年来的＜说文解字＞研究》一文中就说：“限于资料，本文不包括港台学者及国外学者的研究。”^[10]集大成的《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几乎没有收录国外与此相关的研究文献。其实《说文》自成书以来，不仅在国内形成了《说文》学，而且在国外也有不少学者对其感兴趣，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对《说文》进行的译介和研究等学术性活动，按照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孙雍长先生对“学”的理解，也应该被《说文》学所包含。

既然《说文》学是“以我国古代语言学大师、东汉学者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一书以及许氏以降、中外历代《说文》研究论著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11]，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撇开外国同行的同类研究，因为我们的研究客体相同。虽然由于研究主体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也不同，国外对《说文》的研究确实有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然而这不是什么坏事。正如美国学者卜弼德（P.A.Boodberg，1903—1972）所说：“虽然我们是外国人，不可能像中国学者在那种传统的熏陶下知识渊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所贡献。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各种研究材料来说都是新的，也有别于那些研究同一材料的中国学者。”^[1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学者的《说文》研究自有他们的特点甚至是某些方面的长处，我们应该“调整自己的研究心态和思路，不断破除与此不相适应的观念、思维、方法，为《说文》学弘扬光大、走向世界的既定目标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3]。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国外《说文》学的现状进行总结分析，使之与国内《说文》学形成跨文化的对话，从而推动我们的《说文》学乃至整个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节 国内学界对国外《说文》学之关注与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国外《说文》学的关注和研究还比较薄弱，不过也已经开始有所关注。下面我们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主要依时间顺序就国内对国外《说文》学的关注与研究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国内学界对国外《说文》学的关注

《人民日报》1989年5月29日报道：“现在，国外不少汉学家都把研究《说文解字》作为学习中国文化的管龠，许学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同年6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报道说：“目前‘许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国外一些汉学家把研究《说文解字》作为学习中国文化的钥匙。”^[14]

董希谦《＜说文解字＞的学术价值》（1990）一文提到：“在国外，美国、苏联、日本、朝鲜、新加坡、菲律宾等国都有专攻《说文解字》的学者，特别是日本还立有‘《说文》会’的组织，不断交流研究成果。”^[15]董希谦还在《＜说文解字＞一夕谈》（1994）一书“当代《说文解字》研究概况”一节中提到：“《说文解字》研究不仅在国内出现热潮，而且在海外也引起广泛的注意。”^[16]接着他又简略谈到了当代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说文》研究概况。^[17]

侯宏伟《许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1992）一文报道：“许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9月21日至24日在许慎故里河南漯河举行。日本、南朝鲜、马来亚和‘台湾省’的一些说文研究者参加了研讨会。”^[18]

姚小平《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语言学史》（1996）一文提到，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语言学简史》（1967）一书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出版的《语言学史概论》对《说文》有介绍^[19]。

林伦伦、王振泽《“有家难归”的大学者——饶宗颐》（2001）一文提到印度学者白春晖慕名与饶先生结交，饶先生教他《说文》之事。^[20]黄宇鸿《近二十年来“说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2001）一文指出：“当今，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及（中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专攻《说文》的学者。”^[21]

李明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2002）一文用一句话提到俄罗斯汉学家王西里（V.P.Vasiliev，1818—1900）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一书中有对《说文》的介绍和评价。

顿蒿元《谈字圣许慎》（2005）一文提到：“许学在国外，欧亚美澳四大洲，研究者亦不乏其人。如俄国康德基著《说文部首》[新加坡孙清水著《六书浅探》，钟自森著《形声字造字通借法》[马来西亚黄碧云著《字群论》、《＜说文解字＞的科学性》[韩国权丙勋著《六书寻源》，金模著《说文通论》，许壁著《许慎与＜说文＞考》，且还有研究《说文》的组织[日本赖惟勤著《说文入门》，白川静著《说文新义》达十五册，高桥由利子（女）著《说文解字读》，仓石武四郎专讲《说文解字注》。日本还建立有‘说文会’‘中国学’等研究讲学的组织[各大学中文系都设有《说文解字注》研究课。”^[22]马毛朋《当代西方的中国语言学史研究》（2005）一文谈到瑞典学者马悦然在其著作中介绍了《说文解字》。^[23]另外据报道，2005年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除了国内专家学者以外，还有来自美国、加拿大、乌克兰、利比里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知名专家学者参加^[24]。

段怀清在《＜中国评论＞时期的湛约翰及其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2006）一文简单提到英国传教士湛约翰对《说文》的译介和研究。

吴义雄《＜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2008）一文提到裨治文有对《说文》的探索和介绍^[25]。另外，李峰等人的《＜中国丛报＞中文提要（之七）》（1988）一文^[26]、吴义雄的《＜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2008）一文^[27]、张西平主编的《＜中国丛报＞篇名目录及分类索引》（2008）一书^[28]，都提到裨治文对《说文解字徐氏系传四十卷》的译介，但都只是提到，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陆续成立了一些海外汉学研究机构，比如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献中心海外汉学研究室、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研究所、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西安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等。这些机构还办有刊物，如《海外中国学评论》《国外中国学论丛》《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在这些机构和刊物的引领下，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海外《说文》学，但总体来说还比较少，专门研究的人员更是少之又少。而且研究国外汉学的学者如偶有涉及国外《说文》学，通常也只是粗略提及，很少进行专门研究。

二、国内学界对国外《说文》学的研究

国内学界对国外《说文》学的专门研究确实不多。

较早研究国外《说文》学的文章有卜平的《＜说文解字＞在日本》（1985），不过此文只研究到江户时代，对明治以后日本的《说文》研究成果则未及介绍。

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2002）一书有一节“《说文》学研究”，简略介绍了20世纪东西方汉学界的《说文》学成果，提到了威格尔、高田中周、冈井慎吾、小林博等人，着重介绍了白川静和他的《说文新义》。

华东师范大学臧克和教授指导韩国学生金玲敬所作博士学位论文《说文解字翼徵》（2004），介绍了朝鲜李朝时代末期朴瑄寿（1821—1899）对《说文》所作的研究。

还有中国台湾魏慈德《成家彻郎〈说文解字的研究〉译介》（2006）一文译介了日本学者成家彻郎于《修美》19卷69号到23卷87号连载19期（2000.1—2004.7）的《说文解字的研究》。

黄卓明《韩国朝鲜时代的〈说文〉研究》（2009）一文全面调查和整理了韩国朝鲜时代的《说文》研究文献，考察和讨论了其主要内容、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29]［《李圭景〈说文辨证说〉探微》（2010）一文中探讨了韩国朝鲜时代学者李圭景的文章《说文辨证说》，指出了其价值与不足^[30]。

总之，从上述情况来看，国内学界对国外《说文》学虽有所关注，但真正的研究还比较少，总体情况还没有人进行系统考察，有的关注只是泛泛提及而缺乏具体实际的研究，更很少有人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专门进行研究。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国内学界的“两张皮”问题有关：研究外语的很少关注《说文》研究［而研究《说文》的往往外语水平不够高，或者觉得国外《说文》研究不值得一提。由于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和译介，造成了信息不通畅、国内学界对国外《说文》学成果缺乏了解的局面，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国外《说文》学进行考察。

从现有关注和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国内学界对东方日韩的《说文》学的关注要比对西方欧美的《说文》学的关注多一些，这也许是因为日韩历史上与中国联系密切，同属汉字文化圈，其成果容易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而欧美《说文》学，因为欧美与中国的联系又疏远了一些，以致长期被忽视，因此更有必要加强对欧美《说文》学的研究。

第三节 本书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之说明

国外《说文》学也是国外汉学的一部分。国外汉学的格局有二分、三分、四分之说：二分为东方与西方，三分为日韩、欧美与俄罗斯，四分为美国、俄罗斯、日本与西欧。我们进行国外《说文》学研究也可以借鉴这些格局。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我们采用三分说，即把《说文》学分为日韩《说文》学、欧美《说文》学和俄罗斯《说文》学三大块，本书选定国内学界关注较少的欧美《说文》学进行研究。

一、本书研究之范围

（一）时间范围

本书拟定对欧美《说文》学以时间为主线进行梳理和考察，力求把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给读者。将之细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讨论：明末至鸦片战争爆发（1600—1840），欧美来华传教士为了宣传基督教开始对《说文》进行关注，并将之译介到西方［鸦片战争爆发后至新中国成立（1841—1949）之前，欧美来华传教士以及外交人员为了更好地学习汉字而对《说文》进行进一步研究和译介，欧美本土学者对《说文》也更加关注并仔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1950—1978），研究《说文》的主体不再是传教士，而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汉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说文》进行研究或利用，不过由于当时与中国相对隔绝，他们和中国《说文》学界交流甚少［改革开放后（1979至今），欧美汉学家对现代中国更为关注，传统汉学退居其次，但由于《说文》的重要性，研究成果还是不少，而且与中国《说文》学界以及东方日韩的《说文》学界的交流日益增多，开始互相关注，形成了世界性的《说文》学。

（二）空间范围

本书研究范围涉及的欧美地区的国家众多，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主要选取汉学研究比较发达的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美国、加拿大等国。由于欧美《说文》学研究比较有特点、规模比较大的国家是法国和美国，正好它们也分别代表了欧洲和美洲。本书将以这两个国家为主，兼顾其他国家进行讨论。

（三）研究对象及语料范围

由于本书研究的重要目的是探求西方学术背景下欧美《说文》学之特点，因此主要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不包括在欧美但具有中国学术背景的华裔学者，也不包括在欧美但具有东方学术背景的日韩裔学者。欧美与《说文》关系密切的西方学者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要以《说文》为研究对象者，二是由于别的研究需要频繁引用《说文》者。本书讨论将以第一种情况为主，第二种情况只作一般之概述。

限于种种条件，本书的研究以英文和中文材料为主，其他语言材料为辅。

二、本书研究之方法

本书主要运用下列研究方法：

（一）系统分析法

本书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说文》学看作一个整体系统，欧美《说文》学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研究的过程中时时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欧美《说文》学，以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

欧美《说文》学是海外汉学的一部分，因此研究欧美《说文》学就要关注整个汉学及其发展的历史，从中逐步梳理出欧美《说文》学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的脉络。

欧美《说文》学反映了《说文》作为中国典籍之一被西方人接受的过程，从了解、学习到译介研究，和其他典籍西传有部分联系，因此需要对中国典籍西传有一个整体全面的认识。

（二）历时分析法

本书将对自1600年以来的欧美《说文》学进行历时分阶段分析，为了叙述的方便和尊重史实，将依据中国历史分期再细分为四个阶段：明末至鸦片战争爆发（1600—1840），鸦片战争爆发后至新中国成立（1841—1949），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1950—1978），改革开放后（1979年至今）。每个时期先概述欧美《说文》学的总体情况和所涉及的相关学者，然后再选取主要学者进行个案分析，最后进行总结。由于欧美国家研究《说文》的学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比较多，同一位学者可能曾经在不同国家工作，同一个国家又可能汇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因此我们不分国别讨论，而是将欧美看作一个整体，采用历时分析法来论述。

（三）比较分析法

国内《说文》学有自己的特点，国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说文》学也各有特点，汉字文化圈的东方（日韩为主）和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欧美为主）也因地域和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书将题目选定为欧美《说文》学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关注国内《说文》学，不关心以日韩为代表的东方《说文》学。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都将以比较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欧美《说文》学，结合国内《说文》学并参考日韩《说文》学，带着比较的意识，通过个体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对比分析，发现欧美《说文》学的特点，关注其不同的思想和方法，为《说文》研究提供他山之石。

（四）个案分析法

欧美《说文》学，情况复杂，所涉欧美国家的学者众多，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列举，只能择其要者着重考察，选取比较有特色的、对《说文》进行过较深入研究的相关学者进行个案分析，对其他学者则仅择要进行粗略概述。另外，本书所介绍的学者，如其《说文》研究跨不同阶段（这种情况比较少），为了介绍的完整性，姑且将之置于其主要成就所在的那个阶段中作一次性介绍。这样既方便读者全面认识同一学者的研究成就，也不影响我们最后从整体上对四百多年的欧美《说文》学的发展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总之，本书力求在所选研究范围内通过上述方法对欧美《说文》学的总体情况进行系统梳理，评述阐释其特点、成绩和不足，希望从中为《说文》学未来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