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9年戴晴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书很好看，并且发掘和披露了相当多重要的史料和史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出书前把书稿发给我看，让我写一段介绍评语，我几乎是一口气就把书稿读完了。不过，后来登在封底的评语和我发给编辑的内容稍稍有点不同，编辑删掉了我对这本书的个别推论略有保留的话。
我的保留严格说来不是因为史实。对史实掌握的多少或深入与否，往往会受到研究者获取资料条件的限制，且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人读来，也难免会有不同的理解。就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来说，这或许并不算特别重要的问题。我的保留多半是因为戴晴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太过明显，没能保持住一位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以至对张东荪一案的认识和判断有些地方显得有些偏颇和武断。书中对张东荪在1949年以后留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的地位的评价，也不够实事求是。给人印象是，好像其他名人教授，包括最具独立性格的梁漱溟等，都不得不低眉顺眼地向权势示好，只有张东荪能够洁身自好，一直保持了他的“沉默的自由”。就连运动中他的种种检讨，按她的说法，也都是当年思想比较活络的儿女们“捉刀代笔”硬塞给他的。
张东荪，1910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成名较早，“五四”时期已经是国内重要报刊《时事新报》的主笔，他创办的《学灯》副刊和《解放与改造》杂志，都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刊物，对当时新思想的传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张东荪本人甚至还曾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者，尽管他赞同的只是英国的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当时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苏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也因此一度被苏俄派来中国的代表招揽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激进组织，和随后建立起来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发生过些许关系。
张东荪没有加入陈独秀发起组织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他甚至很快就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与陈独秀等人围绕着中国应否马上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在此之后，他在理论上更是始终坚持批评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映在政治行动上，他和好友张君劢一道，不仅是梁启超研究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两人并共同创立了与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组为中国民主社会党）。
如果张东荪像张君劢一样，始终坚持既有的立场和主张，他最终一定会与张君劢走上大致相近的道路，不仅不会接近中共，而且会因为在战后逐步站到国民党一边去，而与中共完全决裂，在1949年只能选择离开大陆，也不会有所谓张东荪“叛国”案问题发生了。但是，张东荪与张君劢明显不同。抗战开始后，他就逐渐表现左倾，和共产党人有了较多往来。抗战结束前后，他反而与张君劢越走越远，与共产党越走越近了。
张东荪在政治上发生令人吃惊的转变，是在担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前后。他原本是和张君劢一道，代表国社党参加民盟的。但做了民盟秘书长后，他明显地开始表现出和张君劢不同的立场。为此，他不仅公开抵制了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而且不惜与坚持参加国民大会的张君劢和民社党公开决裂，牺牲了与张君劢长达二十多年的共同政治追求。1949年他会坚定地留在大陆，原因一目了然。
由上可知，张东荪靠拢中共，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建国后，他作为民盟华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荣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一般人只能跷却仰望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超额回报。但令人惊异的是，张东荪没有满足于这一系列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转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秘密与美国人发生关系，最终因为向变成敌国的美国透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仅丢掉了各种职位和荣誉，被民盟开除，政治上备受屈辱，晚年还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戴书没有能够具体说明张东荪战后为什么会和好友张君劢决裂并靠拢中共，却相信张和中共关系的恶化，纯粹是源于一次不记名投票的结果。书中写道，1949年身为政协主席团成员的张东荪，因为内心不满中共的政策，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选举国家主席投票时，投了当时选票中唯一一张毛泽东的“反对票”。
有关这段史实，书中唯一的根据是张东荪女儿晚年的回忆。张东荪女儿回忆的依据，又是源于她记忆中1993或1994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党支部书记几十年后的“回忆”。这位支部书记当时“回忆”中的根据，也是间接得来的，而且也是“猜”。据说他“回忆”称：“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那时刚刚解放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
作为受父辈牵连遭受过不幸的张东荪子女，听到支部书记的类似说法，怀疑张即是因此惹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支部书记几十年后一面地、间接地回忆当年如何“猜”，是难以作为凭据的。况且，回忆把1949年政协会上毛泽东缺的那一票，说成是“反对票”，也与史实不合。只要读一下《人民日报》10月1日的报道和投票人的日记，就能了解，9月30日的选举投票方法，并没有设计弃权票和反对票。当天的选票对每位候选人只有两种选择，要选的划圈，不选划叉。因此，毛泽东少一票，也不意味着就是一票“反对票”。
这位支部书记1949年只是在校大学生，他当时自然不可能参加这种“猜”测。回忆中提到的“他们”，应该是指张案发生多年后上级党组织中的个别人。如果他的回忆不错，也只能说明党组织中后来有过这样的议论。但回忆中所说“他们当时就猜”，却给人以误导，让人以为选举结果一出来党内人就在“猜”了。事实上，1949年9月30日投票日在场的576位投票人，统战对象的成分极其复杂，不少人当时与中共关系就不很融洽，有些后来更是成了“敌对分子”或“右派分子”。如果真的当时会“猜”，恐怕也想不到张的头上吧。因为在民主人士中间，当时张东荪表面上恰恰还是与中共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也因此才获得了政府委员的提名，并和毛泽东一起顺利当选。事实上，在这一时间问题上，戴书自己也推测，这个“当时”可能是在一年之后了，并不是在1949年当年。书中说，只是到了1950年张东荪和美国人的关系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这才重点“猜”到张东荪的头上去了。换言之，如果当时党内真有人也在“猜”，想来也只能是在张东荪案发之后了。而那时再来“猜”，就纯属有罪推定了。
戴书中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有些分量的间接证据，出自当年在政协投票现场的一名参加计票的干部几十年后的回忆。他在回忆中提到，统计选票时发现毛泽东少了一票，说他们很遗憾，因此建议把那一票做废票处理。回忆说毛当时答复称：“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作者举出这段回忆，意在证明少的那张票肯定不是毛泽东自己投的。但一来这证明不了那张票就是张东荪投的；二来这种回忆中的说法到底也还是太过间接，不足以拿来做证据；三来这一回忆中的说法如同那位支部书记的说法一样，都存在着不那么合乎情理的地方。比如，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自尊心极强且对批评意见很敏感的人。自1949年初进入北平，开始筹建政府以来，毛一直频繁与各方人士打交道，始终保持着谦和礼让的形象。照理，投票选举国家主席，如果毛不参加投票，全票通过自然最为理想。毛参加投票，则差一票最为理想。因为少一票丝毫不影响选举结果，还会让人相信是毛少投了自己一票，树立毛谦谦君子的形象。反之如果全票通过，谁都知道毛自己也投了自己一票，而这恰恰是中国人传统颜面观所忌讳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惹人闲话的。以毛泽东的性格，他绝不可能不知道。故对这位计票干部几十年后回忆中的说法，恐怕也不能轻信。
很遗憾，戴书太过轻信了那几则回忆，很简单地就得出了结论，认为“对‘冒犯’怀有切齿之恨”的毛泽东完全是不顾事实刻意制造了这样一个“叛国案”来报复张。即利用张所信赖的一个小商人，故意套出张几句实属“文人议政”的言论，给张戴上一顶“出卖情报”的政治大帽子，以报这一箭之仇。
由于长期以来官方没有公开过张东荪私通美国的“罪证”，对张东荪涉嫌“叛国”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围绕着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当今学界及文化界主要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是有罪论，一是无罪论。前者又可分为罪罚适当，罪重罚轻和于法有罪、于情可原三种观点。后者也可以分为有错无罪、阴差阳错和政治报复三种观点。
相对于不同时代，特别是不同制度的判罪标准来说，历史学介入对这一类有罪无罪的讨论通常没有多少意义。更何况，对于张东荪被控在1949年至朝鲜战争爆发后，先频繁与美国人接触，并通过王正伯（又名王志奇）向美方转达信息的情况，几乎没有人能认定无其事。既如此，在当代中国，长期以来，沾上“里通外国”嫌疑而罹罪者，上至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下至大学教授或一般草民，早不知凡几。张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尤其是，当年国家副主席高岗、国防部长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等被控犯有“里通外国”罪，其所“通”者，还是当时中国的盟国、友党——苏联；而张东荪案则是发生在中国对外战争期间，所“通”者又是中国当时的敌国——美国，故张会被当政者定“罪”，无论是叫“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还是叫“特务活动”，或者叫“叛国”，在当年都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
比较而言，对张东荪案，在今天最需要讨论的，恐怕只是阴差阳错和政治报复两说了。因为当政者长期不曾披露这一案件的历史细节，各种片断史料及回忆录又拼凑不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历史关系图谱，个别触及档案者的说法又破绽百出，再加上对张本人动机，以及对毛泽东“宽大”处理之反常，都得不出合理的解释，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的种种疑问。这里面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张东荪与美国人之间的这种接触与沟通，是否原本就是在中共高层的直接掌控之下，仅仅因为安全部门办案时阴差阳错，或因为政治领导人蓄意报复，才致张遭此灭顶之灾？
笔者并没有足够证据解答上述所有困惑，也无法全面还原当时的各种历史情景，故对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颇感犹豫。但是，戴书出版后，相关讨论越来越多，多数看法都倾向于中共相关机构甚或毛、周等有意构陷。而这中间的许多研究和讨论，或基本上不掌握第一手史料，或掌握到部分史料却主观先行，随意肢解材料为我所用。结果，许多重要信息得到披露，史料却没有得到准确解读，张东荪一案的史实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矛盾百出，就连一些从常情、常理就可以看出的问题，也没有人在意了。这种情况实在不利于我们客观了解和认识历史，这是笔者不揣冒昧，想就戴书所涉及的一些说法和情况稍做考证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想要对这一问题再做讨论，还有另外一层想法，那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努力，能够比较多侧面地呈现张东荪当年的思想及其关怀之所在。戴书考察张东荪案的一个最大的欠缺，就是几乎没有讨论到，一个在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的堂堂大教授，何以竟会被一个一望而知“好吹且能吹”的到处钻营的小商人所蒙骗？其实，张东荪求助这个小商人经香港向美国政府传递意见或信息这件极其荒诞的事情本身，就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个案。可以肯定的是，1949年前后转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走向及其命运的看法，并非都是积极乐观的。问题是，和张东荪一样有着类似的忧虑，同时又书生气十足，甚至多少有些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的知识分子，并不少见。对他们，特别是对他们不得不在政治强势下转变思想的研究，我们今天显然做得还很不够。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要弄清楚张东荪案，首先必须了解张东荪在成为中共座上宾之前究竟与中共有过怎样的关系。这既包括中共对张东荪的观感与态度，也包括张东荪自我的认识。
中共何以会一到北平，就高度重视张东荪，并不惜委以各种要职，过去谈论最多的，也是戴书着墨颇多的，就是张东荪对北平和平解放有过特殊贡献。戴书并明确提到，毛泽东曾当着张东荪的面讲过一句评价很高的话，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张东荪自己对此事也津津乐道，以之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
有关张东荪与北平和平解放关系的资料不多，核心资料只有两部分：一见于戴晴从张家人那里看到的，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友人称赞张此番作为的《围城题记》和张写的“自识”；一见于当时中共中央与平津前线领导人之间的几份来往电报。前者说明，张于1948年冬“北平围城”之际，曾“与刘厚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并曾得中共和傅作义“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而后者证实，张作为见证人直接参与了双方的一次谈判，时间在1949年1月上旬。
但是，如果细读这些文献史料，尤其是中共内部之间的来往电报，我们恐怕很难得出“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的印象。
首先，从电文反映的情况可知，最早尝试推动傅作义放弃抵抗，与中共携手，共谋和平前途的，是来自香港的前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彭泽湘。从毛泽东1948年11月18日、19日给林彪等前线指挥员的电报看，彭泽湘在11月7日、8日就曾分别写过两封信，托在长沙做过毛泽东中学老师的符定一带往驻在石家庄附近的中共中央，送交给毛泽东，说明他们正在做傅作义的劝和工作。毛泽东接信时因还没有见到符定一，只是电告林彪等人，符定一已到石家庄，明后即可见面，说听闻“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他建议仍转经彭泽湘告诉傅作义：“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
几天后，毛泽东与符定一见面并谈了话。他发现，彭函所讲并不确切，傅作义并没有主动通过彭泽湘等找中共和谈，而是傅之好友侯少伯与背后有李济深背景的彭泽湘两个人相商后，由彭写信委托符定一带给自己，准备得到毛和中共中央的回音后，再向傅说明。据符称，傅虽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却还没有下决心找中共谈判。因此，彭虽到北平多日，傅也知道彭受李济深之托前来劝和，他却根本不见彭泽湘。傅的解释是：“一见面就要行动”，现在还不到时候。
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相当恼火。一是毛很难忘记傅作义1945、1946年两发公开信向自己挑战的傲慢态度；二是他这时对众多国民党将领动辄通过“起义”之名，以求保存自己的军队，并在新政权下取得政治地位，已颇生反感，不愿轻许起义名义；三是他从彭泽湘信及符定一谈话中得悉李济深一派人活动积极，怀疑李济深等有乘机收罗国民党反蒋派将领，壮大中间派势力的意向，因而变得十分戒备。但经林彪等给彭的信既然已经发出，只好将计就计。他再电林彪等：“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这是“为了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不是真想与傅谈和，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
过了将近一个月，傅作义那边仍毫无动静。不过，由于林彪率领的中共第四野战军应命及时入关，很快就把自张家口、新保安至北平、天津、塘沽，直至唐山一线的傅部分别切割围困起来，傅作义终于不得不在12月中旬初主动尝试着派《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去找共产党，谋求谈判解决问题。
读第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12月15日20时给林彪等人的电报等资料可知，傅作义的代表是14日绕经颐和园，步行至黑山扈，经过一段无人区来到东北野战军十一纵所在区域的。按照与崔同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提供的联络方式，十一纵与晋察冀边区城工部联络证实来人身份后，15日与崔等进行了接触。从李炳泉说明的情况可知，傅作义这次与中共谈判，不仅没有张东荪的作用，甚至也没有彭泽湘参与其间。
贺说明：前来接头的是“北平地下党南方局支部关系人李炳泉”。“参加此事者还有傅之《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该员已与李炳泉到了我部，他们带有电台（留在城内）、密本与傅通报（报务员、译电员与李、崔均已到我部）。”据李报告说，北平地下党这次是“经过李腾九（傅之联络处长）、傅冬菊（傅的女儿，系准备吸收的党员）劝说傅作义投降。八日开始（做工作），十日傅答复条件：（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14日晚双方接触交涉之后，贺晋年报告称，崔载之表示同意：“（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发通电缴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炳泉是通过其堂兄，时任国民党傅作义华北“剿总”联络处处长的李腾九，进入北平《平明日报》，做到了采访部主任的。这一次，正是李及其所在北平南系学委支部多头游说傅作义，才促成了傅下决心通过《平明日报》社这样一种中间人的形式采取这一试探性行动。
贺晋年所报傅作义代表承诺的条件虽然诱人，但注意到崔载之等人的身份，毛泽东就不相信。他16日当天就电复林彪等说：“李炳泉所说十四日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的条件，很可能……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果然，崔载之次日即告诉中共代表，他已收到傅作义方面的来电，要求解放军立即停止进攻，允许其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撤回北平，并成立有傅作义参加的联合政府，军队交联合政府指挥。
毛泽东得讯后大为光火。他在回电中怒气冲冲地把傅作义等斥为“匪首”，电告林彪等人说：“你们可以从各种线索与傅作义、侯镜如，甚至刘化南这些匪首进行谈判和分化，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将这些匪首逮捕起来，决不容许这些人保存其反动力量。谈判和分化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因此不要给谈判的人以任何文字上的把柄。”
这次谈判自然没有取得丝毫效果。林彪所部紧接着即发动了对新保安的进攻，并于12月22日一举歼灭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战败自戕。傅作义这一下受到了强烈刺激，不得不于23日亲自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接受中共领导，并承诺自己绝不保留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傅在电报中表示，他只希望公开通电全国，下令所部停止战斗后，“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
毛泽东深知对一向十分自负的傅作义这种人，绝不能有求必应。25日，毛审定批准了惩治战犯名单，并经由新华社于当天公布于世，傅作义的名字赫然在列。傅得知消息后极为尴尬与沮丧。他一面加紧部署平津作战，一面不得不开始改换渠道，试图另辟蹊径。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到1948年12月底，一方面，傅作义走投无路，不得不病急乱投医地想到走彭泽湘这条路径；另一方面，住在北京西郊中共占领区内但仍可以出入北京城的张东荪，和彭泽湘等又相熟，大家想法一致，如此也就有了所谓“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之举动。张因为时任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民盟是中共的重要盟友，傅作义自然也乐于得到张的帮助。
12月29日，中共北平学委电告华北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称：今天，傅作义主动见了彭泽湘、张东荪，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据称，傅希望他们能够作为中间力量，居间调处，以避免战争。“傅（称）无任何要求，只要如何给傅一台阶下野，并用协商办法处理傅之军政权问题（即可）。”
毛泽东相信，傅作义的威风这时应该已经打下去了，故也不妨让他再派代表来谈，以探究竟。31日，毛再电林彪等称：“请你复电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第二天，他又具体提出了六点意见，要北平地下党秘密通知傅作义。其中包括：傅作义和平交出北平可免除战犯罪名；不要彭泽湘参与此事；可以让张东荪陪同傅之代表出城谈判等内容。
毛泽东所以不要彭泽湘参与此事，根本上就是要防止李济深一派人从中渔利。当然，他在电报中的解释用了另外一种理由，说：“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在这封电报里，他又重申了可以让民盟代表张东荪参加谈判的意见。说明：“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当然，他也强调，这一切必须秘密进行。“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由上可知，正如傅作义决定找中共谈判，与彭泽湘的推动和彭的渠道没有多少关系一样，张东荪的参与也不是他主动介入的结果，而是傅需要有中间人士从中作证，张经彭介绍及张的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身份这时起了作用。
张东荪后来最感到自豪的，就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于1949年1月6日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一道，秘密出城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作为双方和谈见证人，参加了双方之间的谈判。只是，从中共中央与林彪等人的来往电报可知，这次谈判并没有能够决定北平的命运问题，仍只是一次初步接触而已。
张、周到达八里庄已是7日，由于头一天得到傅作义通过李炳泉电台转达的政治要求，毛泽东7日凌晨曾十分不满地指示称：“傅之态度前后矛盾，可以看出傅在得我六点意见后，认为有机可乘，故得寸进尺。所谓投降起义均不愿意，而愿取得国民党进步分子地位，以为将来在政治舞台上的资本，明显的是彭泽湘教给他的那一套，即走中间路线，除保存军权之外，还要一个不是站在我们方面，而是站在李济深派国民党方面的地位，以便出席政协及做其他文章。”
毛泽东明确告诉林彪：“傅作义是一个很狡猾的家伙，野心很大。但现在很痛苦，很动摇。手里又只有四个师，目前仅能利用我不愿破坏城市一点来讨价还价，故我们是能够迫其就范的。暂时不肯就范，只要我能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必能就范。”因此，“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当天，毛泽东进一步得到周北峰、张东荪已出城前来谈判的消息。他随即又去电重申谈判中必须取严厉态度。其电称：“你们应准备对周北峰严正表示下列四点：（甲）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氏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否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乙）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丙）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部的办法办理。（丁）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即将举行攻击。”
8日，林彪、聂荣臻与周北峰进行了初步接触，张东荪在座。他们随后电告中央军委，说明傅作义此次所提为四条件，即：（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毛泽东9日电示林彪等称：“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他要求林彪等做如下答复：
“（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成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毛泽东坦言，如此答复，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估计傅作义对于乙项是不能实行的，如果他能实行将军队开出城外，我们亦尽有办法将其缴械。故可大胆答应傅方提议，表示仁至义尽。你们即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例如军队出城所取道路、驻地及其他事项。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
由于中共中央表面上满足了周北峰带来的傅作义四条件，因此，双方的谈判很快达成了妥协。在约定14日为最初实行期限后，周北峰于9日当天即返城复命。然而，傅作义却并未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反而来电要中共保证民主权利，并提出要再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出城做进一步商谈。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几乎是怒不可遏。在11日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他异常强硬地指示说：“你们应将你们向周、张宣布的三条电告北平党，叫北平党督促傅方实行，并严正地向傅左右（刘厚同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六点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他指示说：为逼傅就范，必须在我方规定的最后期限断然发动对天津的进攻。“天津攻克后，傅作义必感恐慌，势必被迫就我范围，照我们六点意见去做。”
当天，余怒难消的毛泽东还再度电示林彪等称：见到邓宝珊时，必须“当着邓宝珊痛骂傅作义及其部属的滔天罪行，驳斥傅作义九日电所持立场，指出战犯傅作义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立功自赎，方有可能赦免战犯罪。否则是不可能的。平津如果糜烂，其责任全在傅方……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匪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
一直拖到13日，傅作义仍未接受中共方面的条件，而是再派邓宝珊和周北峰出城与林彪等谈判。
为了彻底打掉傅作义的傲气，迫其就范，毛泽东明令林彪等按时发动对天津的攻城行动。14日，林彪所部遵令发动了对天津的总攻击。仅历时二十七个半小时的激战，便全歼守敌，生擒了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占领了天津城。
眼看大势已去，傅作义再无条件好讲，不得不授权邓宝珊等人于15日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判，全盘接受了中共方面的条件，草签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十四条。傅作义最终同意将全部守军开至城外的指定地点，实行改编；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由新政府予以适当安排，由中共派代表全面接收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等。
几天后，双方代表正式在北平傅作义总部签署了经过增补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至此，北平和平解放问题，才告实现。
由上述经过当可了解，张东荪确曾冒险参与了对傅作义的劝和工作，但其主要作用只是担当过一次北平前线国共两军谈判的见证人而已。无论是对此次和谈的发起，还是对北平和平协议的达成，张东荪本人都没有起到过直接的和重要的作用。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张东荪如果不是因为成功推动北平和平解放而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中共刚开始建国之际就成为新政权的座上宾呢？
事实上，早在中共围攻北平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已经对张东荪印象深刻，且颇多好感了。
如前所述，张东荪最初与中共建立起某种秘密关系，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因为身在沦陷区北平，秘密从事抗日工作，因此与各方势力，包括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一些合作的关系。抗战中期，在中共协助下，中间党派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实行团体会员制，身为国社党党魁之一的张东荪也已列身其间。抗战胜利前夕，已经成为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的张东荪更进一步加入了几乎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秘密政治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进而在北平秘密参与了中共统战工作，其公开政治身份则为华北民盟总支部主委。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初，中共曾一度计划要夺取平津。当时在北平唯一能够帮助中共的，除中共自己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外，只有张东荪主持的民盟组织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中共中央刚一形成夺取平津的想法，就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崔月犁找过张东荪，寻求合作，张当时也表示愿意配合。虽因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下令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队缴械，美军并很快运送国民党军进至平津，这一计划未能实行，但张东荪领导华北民盟组织与中共直接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
1946年初，因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居间调处，国共两党一度实现了全面停战，并且与各中间派成功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和平协定，中国大有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希望。但是，国共对东北的争夺，导致战火再燃，国民党当局诉诸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心理日渐强烈，国共两党为此都展开了对中间党派的争取工作。民盟是国共双方全力争夺的最主要的一股中间势力，而民盟内部各派面对国民党抛出的各种橄榄枝，也态度不一。民盟中最重要的党派之一国社党（8月间改组为民主社会党）多数倾向于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所谓宪政方案，作为国社党负责人之一的张东荪，这时却表现出了十分不同的态度，基本上站在了共产党一边。
1946年5月22日，张东荪基于政协决议的精神，发表了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公开演讲。和此后施复亮等公开主张应在国共之间另组一个第三势力，“形成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同，张东荪虽然也同意在“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应有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势力”，但他根本上主张的，却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希望能够在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之间，找到一个能够兼具两种制度优点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制度实行于中国。
张东荪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了他在抗战爆发前后即开始形成的这样一种思想和主张。如1936年初，他就大胆地发表过一篇评论中共“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章，明白表示过这样的观点。他宣称，自己“于经济赞成社会主义，于政治相信民主主义”。且相信许多同情共产党的人其实也有同样的观点，许多挂着国民党党籍者心中也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故“将来万一能由这一些人们在国共两党之间于理论方面作个调停的努力，则未始非中国之福”。
抗战爆发后，张东荪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一观点。他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从中国抗战必须要争取到国际联合阵线“方有胜算”的角度提出，苏联和美英所以不能同时援华，根本是因为二者政治上是两个不同主义的国家，彼此都有猜疑，都不放心，都怕援华会引起对方的疑惧。中国要想使双方放心，就“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即政治上要合作，不要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要自由，不要放任，不要资本家垄断。“果真这样做成了以后，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虽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的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不建立于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既使得他们双方都可放心了，同时中国自己再加强其反法西斯的作用，便可希望取得他们的大量援助。”
张东荪后来回忆过抗战初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及其结果，说：“我那时挟着满腔热血，希望将我所想到的这番意见直接向政府陈述。”为此，他专门从沦陷区北平潜赴当时还未沦陷的汉口，找到国民党高层的关系，然而对方却告诉他说，现在的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真心诚意之上，这样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他“于是大扫兴而返”。想不到回北平后，张把这个意见讲给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听，对方却“大为赞成，请我详细写出来愿意负责设法一方面送至延安，一方面送到重庆。同时我更求他再以一份投到重庆‘再生’杂志使其登出”，尤其希望能呈蒋介石一阅。最终，文章是送到重庆了，蒋介石那里不仅毫无反响，国民党的检查员还把寄给《再生》杂志的文章扣去了。他感慨道：“原来国民党始终没有了解这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主与法西斯之争，他们还想战后维持其一党专政永久下去，所以不愿意在那时使民主的言论在杂志上登出。”他说，即使到了战后，国民党中一些人口头上喊几声民主，其实怕也只是出于万不得已罢了。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撰文指出，国民党虽然没有明确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但“现在的官僚资本的实况却是国民党一手造成”；共产党在现在也并不主张实行共产主义，但“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当然不能不说是过左的举动”。他表示：“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我们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平和方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发展之。”在他看来，“这便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张东荪明白宣称：这个“中间性的路线乃是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我们国共之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更不是抛开国共两党，另立一个什么第三势力来主持中国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我们在国共中间的人宁愿作一个调和的媒介，并不希望分得一些甚么。”
张东荪因为有国社党的背景，因此，中共对他的好感来得较晚。虽然1936年他评论中共“八一宣言”、主张全国大合作的文章得到了刘少奇的重视和回应，但抗战开始后他和国社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服从国家利益之类的主张，也曾受到过中共内部的严厉批驳。直到抗战后期，张东荪与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了较多的联系。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际张积极配合中共夺取北平的态度，才使中共中央对他身为华北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继续保持着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联系，同时在政治上公开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包括他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的倾向，也都让中共中央相信他在政治上属于民盟中的左翼。再加上1946年和1947年张东荪两度出任民盟秘书长，在民盟中有较高的人望和影响，中共方面从争取团结民盟的角度，也对他更为重视。而张东荪也很看重与中共的这层关系，经常把自己的看法和活动通报给中共人员。直到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全部撤回延安之前，张东荪的各种动态和意见，经常会出现在延安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来往电报中。他不仅会让中共代表了解自己的行踪，甚至还会就形势发展和如何挫败国民党军事进攻等问题，向中共方面提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11日张君劢决定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准备提交民社党名单，派中常委孙宝刚去北平劝张来南京，并参加国大。周恩来得讯后马上要张东荪的学生叶笃义赶回北平，劝说张这时千万不要来南京和参加国大。张东荪毫不犹豫地告诉叶说，他不会去南京参加国大。同时他并写信给张君劢，明确表示反对张君劢和民社党参加国大。不仅如此，他在信中还表示了十分决绝的态度，称：“民社党交出名单（即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之日，即我事实上脱离民社党之时。”之后，张君劢不顾张东荪反对，向国民党交出了民社党加入国大的代表名单，张东荪也果断地实践了他的诺言，宣告退出了民社党。张东荪的这一举动，显然让中共高层对他更加重视和另眼相看。
1947年1月，负责调停工作的三人军事小组中的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代表蒋介石邀请张东荪前往南京面谈，张马上向中共方面做了通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赴南京，且到南京后还进一步与中共代表董必武交换了意见。因此，当蒋介石当面邀请张东荪加入即将改组的国民政府时，张不仅表示拒绝，而且劝告蒋不要忙于改组政府，应马上着手恢复与中共的和谈。
显然，相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张东荪明显地对中共抱有更多好感。这一方面源于他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效力的热切向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这个时候越来越深信中共会按照毛泽东所宣称的那样，大力推行他最为欢迎的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不会搞苏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1947年以施存统为代表的一批中间人士极力鼓吹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团结起来，使第三势力具有左右国共两党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时候，最先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张东荪，却坚持中间派应该要在国共之间起调和作用，而不应试图成为左右政治的力量的观点。他公开发表文章肯定和称赞中共的政治诚意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他说：共产党固然党性太强，不适宜于民主政治，“不过共产党确有一点较国民党为优，就是它对于它的主张尚有诚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义，则它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仍为一个障碍了。我们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说即算数的。反之，国民党却因为言行始终不一致，不能唤起人的信任。例如，国民党口口声声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而其实在心理与行为上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
对于美国、国民党以及社会上一些人担心共产党终究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必会拿出它的共产革命来这一点，张东荪也为之辩护说：共产革命再快也是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五六十年以后的中国是甚么样子，谁亦不能预测。亦许到那时候，中国的人民个个有饭吃，生活水准完全提高。在一个家给户足的社会，加以中国人有爱好平和与笃守中庸的天性，而谓那时仍必掀起社会革命，恐怕太忽略了客观条件。共产主义者如果忠实于马克斯，必是一个客观主义者。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想革命，这是主观主义。何以必知五六十年以后这些客观条件即能具备，恐怕共产党并没有把握。因此，我主张我们对于这种未来革命论实在不必认真，尤其不应该害怕。”
他并且以苏联为例，说：“请问现在的苏联究竟是向左呢还是向右？在前二十年以先，谁能猜得出苏联今天的状态？总之，五六十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是决于从今天起的经济措施。倘使在土地与工商业上都能用含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政策，则大概可以说将来革命的避免是极有可能性的。所以我认为共产党没有丝毫可怕的地方。”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推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联合政府，就足以创造出和平建设的机会，同时也足以使中共这种革命党最终转变为普通的政党。他据此批评说，中国今天无法实现联合政府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本来国民党就是实现联合政府的最大阻力，美国仍旧总是“意图加强国民党、消纳共产党，而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以亲美”。如此只能造成国民党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使共产党难以再回谈判桌前来。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和倾向，张东荪明显地更看好中共，因而每每会为中共着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张东荪甚至专门给毛泽东去信表示关切。之后，他亦不止一次地通过相关渠道希望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不难想见，毛泽东对张东荪的这些做法和观点会抱有相当的好感。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准备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首先想到的邀请对象就有张东荪。还在正式发出给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邀请信之前，毛泽东就专门给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写了一封信，说明：“去年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有信给我，我本想回信给他们，又怕落入敌手，妨碍他们的安全。今年张东荪先生又想和我们联络，现在请你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此外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毛泽东还特别叮嘱刘仁：“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
据此，中共中央于5月2日发出明确指示，进一步正式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张东荪等“来解放区开会”。
5月底，中共中央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时，毛泽东又想到张东荪。他去电刘少奇、周恩来等称：“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及某教授（四教授）尽快从平津接出来。如果他们能出来，又得他们同意，则将他们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似甚有益。”
双方之间的频繁互动和中共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也大大推动了张东荪对中共的理解和政治观点上的左倾。1948年7月，一向以主张改良、要求民主、反对专制政治著称的张东荪接连发表文章，破天荒地开始公开表示出赞同革命甚至理解专政的态度来了。他宣称：“须知历史上所有革命期前都有平和改革的尝试，只是因为不能成功，所以才迫得不能不走革命的路，并不是开始即主张革命。”“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也就只有革命这一条路。”他甚至声称：“历史上所有民主的实现没有不是由于流血所换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而不是常轨。”至于革命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乃由革命的实际境况决定。他说，因为这些“乃是出于事实上不得已的要求。如果评论其是否民主，那便是把事实的不得已变为理论上应当与否的问题了”。
由上可知，早在平津被围，和谈之事发生之前，张东荪和中共已经走得很近，因而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事实上成为了中共重要的统战对象，被内定为新政权的尊贵客人，毛泽东早就计划要赋予其相当的地位和权利了。1949年新中国建国伊始张东荪即进入中央政府，荣任政府委员等职务，实为水到渠成，和毛泽东要褒奖他在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上的贡献没有多少关系。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戴书没有讲到张东荪在中共中央进北平前思想上发生的转变，和张对中共寄予了怎样的期望。但书中像其他讲述张东荪与中共关系的著作文章一样，特别提到了张东荪1949年1月去中共中央当时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见到毛泽东后的“失望”。那么，张东荪是不是因为一次见毛谈话失望，就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期望呢？情况也没有那么简单。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发出的信函电文中，张东荪几乎是唯一一位被毛泽东单独点名邀请去访问的民主人士。这封电文发自1949年1月9日凌晨2时，毛以中央军委名义在指示平津前总林彪、聂荣臻与傅作义谈判策略时，特别说明，陪同傅作义谈判代表出城来做谈判见证人的张东荪，“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
由于毛泽东电到时，傅作义代表周北峰与张东荪已经开始动身返北平城里复命，故张未能单独前往西柏坡村。但是，张东荪回北平燕京大学后，得知此消息后，马上决定放下一切，接受邀请。他并且推荐了同为民盟支部骨干的费孝通，同时从另外渠道受到邀请的还有张东荪在燕大的同事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以张东荪为首，他们四人一道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去了西柏坡村。
在当时形势下，眼看国民党摇摇欲坠，共产党马上就要占领北平，进而取得全中国，凡是对未来共产党多少寄予希望，或想要了解中国政治未来走向，贡献一二想法的知识分子，无不渴望得到这样一种机会。对共产党一直并无太多了解和好感的《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当时正住在费孝通家里，事后才知道这件事。他对因不了解情况错失了这一机会也懊悔不已，后来几度责怪费“怎么不叫上他”？一同去西柏坡，一同面谒毛泽东和见识中共的一切，他们四人的感受和心态看上去却不太相同。
雷洁琼的回忆充满了崇敬和幸福的感受。她说：
1949年1月中旬，我和严景耀以及费孝通、张东荪一行四人从解放了的北平西郊出发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记得那是日暮时分，我们有幸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同志共进晚餐。当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周恩来将我们四个逐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五十几岁，穿着一件军大衣，身材魁梧高大，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我们亲切握手问好。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但说起话来风趣幽默，平易近人，我们那种拘谨的心情一下子就驱散了。饭后，我们随毛主席走进他的办公室，围着书桌坐下，亲切交谈。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毛主席非常健谈，谈到了国内形势、对民主党派的希望和全国解放后的美好前景，一直谈到凌晨二时。毛主席透彻地说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推心置腹地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的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毛主席的这番话讲得生动形象，给人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费孝通的回忆透露出他内心充满了震惊和感动。他说：“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的。我们四人由八名解放军战士护送，一路乘大卡车，途经石家庄，到了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就接见了我们。”他坦白地讲，一路的观感和在西柏坡的谈话，使他由衷地开始佩服共产党。他写道：
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行进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赶着的粮队……这成千成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们……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这股深厚潜伏着的力量的一个考验，就是这个力量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
至于张东荪的感受，戴书引述的是张东荪后人的回忆，称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用了“非常失望”四个字。说是“话不投机”，毛泽东大谈梁启超，并说将来在外交上要“一边倒”。由此演绎出来的对话很多，但多半属于文学创作，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张东荪对中共中央明显的亲苏态度和准备站在苏联一边的政策立场，颇难接受。
张东荪对西柏坡谈话到底有怎样的感受，当然不能仅仅依靠张家后人的回忆来做根据。好在，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当年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执委，实为中共党员的李世濂和李炳泰两人的密报中有所了解。两人的密报称：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原来很热心盟务”，把北平民盟支部看成自己的小集团，经营十分上心。但是，这次回来后，突然就不再关心盟务了。他们二人了解的情况如出一辙：张出城参加傅作义与中共谈判时，在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见到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谈话中张东荪意外地了解到，他几年来苦心经营的这个北平民盟组织，“盟员中许多都是我们同志”。这个消息让张大受刺激，“自此感到失望、消极”，甚至“不满”。因此，从西柏坡回到北平后，几乎再不过问民盟支部的事情，更“不参加盟务活动”了。
那么，对于西柏坡之行以及与毛泽东谈话，张东荪有何看法呢？他们二人在与张东荪的谈话中都感觉到，提到与毛泽东谈话时，张还是会流露出一丝得意之色，但他对谈话的内容并不满意。当然，他没有用“失望”之类的说法，而是讲：这次去西柏坡和与毛泽东交谈“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没有解决什么问题”的说法，显示出张东荪去西柏坡确实是抱有某种幻想，想要阐述他的某些政策主张，并影响中共中央，或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取得某些共识的。结果未能如愿。但是，另一方面的情况显示，张东荪心情大变的主因还不是同毛泽东在西柏坡话不投机，而是在赴西柏坡之前就受了很大刺激。因此，他从西柏坡回来后情绪不高，表现出来的主要也不是反感毛的谈话内容，反而是对民盟的工作一下子没有了兴趣。
2月下旬，各方民主人士纷纷抵达北平，有记者“问张关于民盟前途问题，张东荪连说不谈、不谈、不谈”，态度也变得很不耐烦。
因为情绪低迷，张东荪甚至对一些重大政治活动也不热心了。2月25日，从东北来的大批民主人士乘火车抵达北平，作为民盟华北地区最主要领导人，他应邀与中共驻北平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薄一波、叶剑英、彭真及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一同去车站欢迎。他这一天不得不前往陪同。次日再开欢迎大会，中共及各民主人士又都全体出席，只有张东荪一人借故没有前往参加，十分引人注目。有人当面问到张为何变得如此消沉，他要么托辞说是家里有人生病离不开，要么说是自己太太不赞成他过多参加政治活动。但北平民盟内部的中共党员对他的解释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直接原因是张发现他辛苦经营的组织完全不在他的控制影响之下，因而心灰意懒；根本原因是张发现他和共产党“思想不一致”。西柏坡回来后，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因而“认为在中共领导下没前途”。
这段时间里，张东荪自然也参加甚至领衔了一些公开的拥护或响应中共政策的集体声明之类，但没有一件是他起草或主动提议的。一连几个月，他在政治方面最主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出面为民社党革新派争取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资格。
3月19日，张东荪突然致函民盟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帮民社党革新派讲起话来。他解释说，因为与民社党革新派的友谊关系，曾力促其成，并被聘为顾问。“今闻彼等有参加政协之要求，在弟个人亦认为彼等多年奋斗，应有一席地位。”
民主社会党革新派是1947年夏从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张东荪虽然公开宣告退出了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但对以自己为中心结成政治势力一直十分用心，因此他对革新派造反公开表示同情。他已宣布退出了民社党，却以顾问身份出席了该派举行的大会。大会选举他进入主席团并推举他为中常委，他也以默许的方式表示认可。因为张东荪一直对影响该派抱以希望，这次民社党革新派派代表汪世铭、卢广声2月下旬来到北平，希望通过民盟取得参加新政协的资格，张东荪一改近三个月不参加盟务的做法，亲自出面向民盟领导人说情争取，清楚地显示他对影响该派抱以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