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9年戴晴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书很好看，并且发掘和披露了相当多重要的史料和史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出书前把书稿发给我看，让我写一段介绍评语，我几乎是一口气就把书稿读完了。不过，后来登在封底的评语和我发给编辑的内容稍稍有点不同，编辑删掉了我对这本书的个别推论略有保留的话。
我的保留严格说来不是因为史实。对史实掌握的多少或深入与否，往往会受到研究者获取资料条件的限制，且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人读来，也难免会有不同的理解。就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来说，这或许并不算特别重要的问题。我的保留多半是因为戴晴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太过明显，没能保持住一位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以至对张东荪一案的认识和判断有些地方显得有些偏颇和武断。书中对张东荪在1949年以后留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的地位的评价，也不够实事求是。给人印象是，好像其他名人教授，包括最具独立性格的梁漱溟等，都不得不低眉顺眼地向权势示好，只有张东荪能够洁身自好，一直保持了他的“沉默的自由”。就连运动中他的种种检讨，按她的说法，也都是当年思想比较活络的儿女们“捉刀代笔”硬塞给他的。
张东荪，1910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成名较早，“五四”时期已经是国内重要报刊《时事新报》的主笔，他创办的《学灯》副刊和《解放与改造》杂志，都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刊物，对当时新思想的传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张东荪本人甚至还曾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者，尽管他赞同的只是英国的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当时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苏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也因此一度被苏俄派来中国的代表招揽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激进组织，和随后建立起来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发生过些许关系。
张东荪没有加入陈独秀发起组织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他甚至很快就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与陈独秀等人围绕着中国应否马上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在此之后，他在理论上更是始终坚持批评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映在政治行动上，他和好友张君劢一道，不仅是梁启超研究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两人并共同创立了与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组为中国民主社会党）。
如果张东荪像张君劢一样，始终坚持既有的立场和主张，他最终一定会与张君劢走上大致相近的道路，不仅不会接近中共，而且会因为在战后逐步站到国民党一边去，而与中共完全决裂，在1949年只能选择离开大陆，也不会有所谓张东荪“叛国”案问题发生了。但是，张东荪与张君劢明显不同。抗战开始后，他就逐渐表现左倾，和共产党人有了较多往来。抗战结束前后，他反而与张君劢越走越远，与共产党越走越近了。
张东荪在政治上发生令人吃惊的转变，是在担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前后。他原本是和张君劢一道，代表国社党参加民盟的。但做了民盟秘书长后，他明显地开始表现出和张君劢不同的立场。为此，他不仅公开抵制了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而且不惜与坚持参加国民大会的张君劢和民社党公开决裂，牺牲了与张君劢长达二十多年的共同政治追求。1949年他会坚定地留在大陆，原因一目了然。
由上可知，张东荪靠拢中共，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建国后，他作为民盟华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荣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一般人只能跷却仰望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超额回报。但令人惊异的是，张东荪没有满足于这一系列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转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秘密与美国人发生关系，最终因为向变成敌国的美国透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仅丢掉了各种职位和荣誉，被民盟开除，政治上备受屈辱，晚年还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戴书没有能够具体说明张东荪战后为什么会和好友张君劢决裂并靠拢中共，却相信张和中共关系的恶化，纯粹是源于一次不记名投票的结果。书中写道，1949年身为政协主席团成员的张东荪，因为内心不满中共的政策，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选举国家主席投票时，投了当时选票中唯一一张毛泽东的“反对票”。
有关这段史实，书中唯一的根据是张东荪女儿晚年的回忆。张东荪女儿回忆的依据，又是源于她记忆中1993或1994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党支部书记几十年后的“回忆”。这位支部书记当时“回忆”中的根据，也是间接得来的，而且也是“猜”。据说他“回忆”称：“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那时刚刚解放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
作为受父辈牵连遭受过不幸的张东荪子女，听到支部书记的类似说法，怀疑张即是因此惹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支部书记几十年后一面地、间接地回忆当年如何“猜”，是难以作为凭据的。况且，回忆把1949年政协会上毛泽东缺的那一票，说成是“反对票”，也与史实不合。只要读一下《人民日报》10月1日的报道和投票人的日记，就能了解，9月30日的选举投票方法，并没有设计弃权票和反对票。当天的选票对每位候选人只有两种选择，要选的划圈，不选划叉。因此，毛泽东少一票，也不意味着就是一票“反对票”。
这位支部书记1949年只是在校大学生，他当时自然不可能参加这种“猜”测。回忆中提到的“他们”，应该是指张案发生多年后上级党组织中的个别人。如果他的回忆不错，也只能说明党组织中后来有过这样的议论。但回忆中所说“他们当时就猜”，却给人以误导，让人以为选举结果一出来党内人就在“猜”了。事实上，1949年9月30日投票日在场的576位投票人，统战对象的成分极其复杂，不少人当时与中共关系就不很融洽，有些后来更是成了“敌对分子”或“右派分子”。如果真的当时会“猜”，恐怕也想不到张的头上吧。因为在民主人士中间，当时张东荪表面上恰恰还是与中共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也因此才获得了政府委员的提名，并和毛泽东一起顺利当选。事实上，在这一时间问题上，戴书自己也推测，这个“当时”可能是在一年之后了，并不是在1949年当年。书中说，只是到了1950年张东荪和美国人的关系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这才重点“猜”到张东荪的头上去了。换言之，如果当时党内真有人也在“猜”，想来也只能是在张东荪案发之后了。而那时再来“猜”，就纯属有罪推定了。
戴书中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有些分量的间接证据，出自当年在政协投票现场的一名参加计票的干部几十年后的回忆。他在回忆中提到，统计选票时发现毛泽东少了一票，说他们很遗憾，因此建议把那一票做废票处理。回忆说毛当时答复称：“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作者举出这段回忆，意在证明少的那张票肯定不是毛泽东自己投的。但一来这证明不了那张票就是张东荪投的；二来这种回忆中的说法到底也还是太过间接，不足以拿来做证据；三来这一回忆中的说法如同那位支部书记的说法一样，都存在着不那么合乎情理的地方。比如，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自尊心极强且对批评意见很敏感的人。自1949年初进入北平，开始筹建政府以来，毛一直频繁与各方人士打交道，始终保持着谦和礼让的形象。照理，投票选举国家主席，如果毛不参加投票，全票通过自然最为理想。毛参加投票，则差一票最为理想。因为少一票丝毫不影响选举结果，还会让人相信是毛少投了自己一票，树立毛谦谦君子的形象。反之如果全票通过，谁都知道毛自己也投了自己一票，而这恰恰是中国人传统颜面观所忌讳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惹人闲话的。以毛泽东的性格，他绝不可能不知道。故对这位计票干部几十年后回忆中的说法，恐怕也不能轻信。
很遗憾，戴书太过轻信了那几则回忆，很简单地就得出了结论，认为“对‘冒犯’怀有切齿之恨”的毛泽东完全是不顾事实刻意制造了这样一个“叛国案”来报复张。即利用张所信赖的一个小商人，故意套出张几句实属“文人议政”的言论，给张戴上一顶“出卖情报”的政治大帽子，以报这一箭之仇。
由于长期以来官方没有公开过张东荪私通美国的“罪证”，对张东荪涉嫌“叛国”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围绕着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当今学界及文化界主要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是有罪论，一是无罪论。前者又可分为罪罚适当，罪重罚轻和于法有罪、于情可原三种观点。后者也可以分为有错无罪、阴差阳错和政治报复三种观点。
相对于不同时代，特别是不同制度的判罪标准来说，历史学介入对这一类有罪无罪的讨论通常没有多少意义。更何况，对于张东荪被控在1949年至朝鲜战争爆发后，先频繁与美国人接触，并通过王正伯（又名王志奇）向美方转达信息的情况，几乎没有人能认定无其事。既如此，在当代中国，长期以来，沾上“里通外国”嫌疑而罹罪者，上至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下至大学教授或一般草民，早不知凡几。张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尤其是，当年国家副主席高岗、国防部长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等被控犯有“里通外国”罪，其所“通”者，还是当时中国的盟国、友党——苏联；而张东荪案则是发生在中国对外战争期间，所“通”者又是中国当时的敌国——美国，故张会被当政者定“罪”，无论是叫“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还是叫“特务活动”，或者叫“叛国”，在当年都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
比较而言，对张东荪案，在今天最需要讨论的，恐怕只是阴差阳错和政治报复两说了。因为当政者长期不曾披露这一案件的历史细节，各种片断史料及回忆录又拼凑不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历史关系图谱，个别触及档案者的说法又破绽百出，再加上对张本人动机，以及对毛泽东“宽大”处理之反常，都得不出合理的解释，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的种种疑问。这里面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张东荪与美国人之间的这种接触与沟通，是否原本就是在中共高层的直接掌控之下，仅仅因为安全部门办案时阴差阳错，或因为政治领导人蓄意报复，才致张遭此灭顶之灾？
笔者并没有足够证据解答上述所有困惑，也无法全面还原当时的各种历史情景，故对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颇感犹豫。但是，戴书出版后，相关讨论越来越多，多数看法都倾向于中共相关机构甚或毛、周等有意构陷。而这中间的许多研究和讨论，或基本上不掌握第一手史料，或掌握到部分史料却主观先行，随意肢解材料为我所用。结果，许多重要信息得到披露，史料却没有得到准确解读，张东荪一案的史实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矛盾百出，就连一些从常情、常理就可以看出的问题，也没有人在意了。这种情况实在不利于我们客观了解和认识历史，这是笔者不揣冒昧，想就戴书所涉及的一些说法和情况稍做考证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想要对这一问题再做讨论，还有另外一层想法，那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努力，能够比较多侧面地呈现张东荪当年的思想及其关怀之所在。戴书考察张东荪案的一个最大的欠缺，就是几乎没有讨论到，一个在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的堂堂大教授，何以竟会被一个一望而知“好吹且能吹”的到处钻营的小商人所蒙骗？其实，张东荪求助这个小商人经香港向美国政府传递意见或信息这件极其荒诞的事情本身，就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个案。可以肯定的是，1949年前后转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走向及其命运的看法，并非都是积极乐观的。问题是，和张东荪一样有着类似的忧虑，同时又书生气十足，甚至多少有些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的知识分子，并不少见。对他们，特别是对他们不得不在政治强势下转变思想的研究，我们今天显然做得还很不够。
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要弄清楚张东荪案，首先必须了解张东荪在成为中共座上宾之前究竟与中共有过怎样的关系。这既包括中共对张东荪的观感与态度，也包括张东荪自我的认识。
中共何以会一到北平，就高度重视张东荪，并不惜委以各种要职，过去谈论最多的，也是戴书着墨颇多的，就是张东荪对北平和平解放有过特殊贡献。戴书并明确提到，毛泽东曾当着张东荪的面讲过一句评价很高的话，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张东荪自己对此事也津津乐道，以之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
有关张东荪与北平和平解放关系的资料不多，核心资料只有两部分：一见于戴晴从张家人那里看到的，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友人称赞张此番作为的《围城题记》和张写的“自识”；一见于当时中共中央与平津前线领导人之间的几份来往电报。前者说明，张于1948年冬“北平围城”之际，曾“与刘厚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并曾得中共和傅作义“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而后者证实，张作为见证人直接参与了双方的一次谈判，时间在1949年1月上旬。
但是，如果细读这些文献史料，尤其是中共内部之间的来往电报，我们恐怕很难得出“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的印象。
首先，从电文反映的情况可知，最早尝试推动傅作义放弃抵抗，与中共携手，共谋和平前途的，是来自香港的前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彭泽湘。从毛泽东1948年11月18日、19日给林彪等前线指挥员的电报看，彭泽湘在11月7日、8日就曾分别写过两封信，托在长沙做过毛泽东中学老师的符定一带往驻在石家庄附近的中共中央，送交给毛泽东，说明他们正在做傅作义的劝和工作。毛泽东接信时因还没有见到符定一，只是电告林彪等人，符定一已到石家庄，明后即可见面，说听闻“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他建议仍转经彭泽湘告诉傅作义：“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
几天后，毛泽东与符定一见面并谈了话。他发现，彭函所讲并不确切，傅作义并没有主动通过彭泽湘等找中共和谈，而是傅之好友侯少伯与背后有李济深背景的彭泽湘两个人相商后，由彭写信委托符定一带给自己，准备得到毛和中共中央的回音后，再向傅说明。据符称，傅虽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却还没有下决心找中共谈判。因此，彭虽到北平多日，傅也知道彭受李济深之托前来劝和，他却根本不见彭泽湘。傅的解释是：“一见面就要行动”，现在还不到时候。
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相当恼火。一是毛很难忘记傅作义1945、1946年两发公开信向自己挑战的傲慢态度；二是他这时对众多国民党将领动辄通过“起义”之名，以求保存自己的军队，并在新政权下取得政治地位，已颇生反感，不愿轻许起义名义；三是他从彭泽湘信及符定一谈话中得悉李济深一派人活动积极，怀疑李济深等有乘机收罗国民党反蒋派将领，壮大中间派势力的意向，因而变得十分戒备。但经林彪等给彭的信既然已经发出，只好将计就计。他再电林彪等：“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这是“为了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不是真想与傅谈和，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
过了将近一个月，傅作义那边仍毫无动静。不过，由于林彪率领的中共第四野战军应命及时入关，很快就把自张家口、新保安至北平、天津、塘沽，直至唐山一线的傅部分别切割围困起来，傅作义终于不得不在12月中旬初主动尝试着派《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去找共产党，谋求谈判解决问题。
读第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12月15日20时给林彪等人的电报等资料可知，傅作义的代表是14日绕经颐和园，步行至黑山扈，经过一段无人区来到东北野战军十一纵所在区域的。按照与崔同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提供的联络方式，十一纵与晋察冀边区城工部联络证实来人身份后，15日与崔等进行了接触。从李炳泉说明的情况可知，傅作义这次与中共谈判，不仅没有张东荪的作用，甚至也没有彭泽湘参与其间。
贺说明：前来接头的是“北平地下党南方局支部关系人李炳泉”。“参加此事者还有傅之《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该员已与李炳泉到了我部，他们带有电台（留在城内）、密本与傅通报（报务员、译电员与李、崔均已到我部）。”据李报告说，北平地下党这次是“经过李腾九（傅之联络处长）、傅冬菊（傅的女儿，系准备吸收的党员）劝说傅作义投降。八日开始（做工作），十日傅答复条件：（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14日晚双方接触交涉之后，贺晋年报告称，崔载之表示同意：“（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发通电缴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炳泉是通过其堂兄，时任国民党傅作义华北“剿总”联络处处长的李腾九，进入北平《平明日报》，做到了采访部主任的。这一次，正是李及其所在北平南系学委支部多头游说傅作义，才促成了傅下决心通过《平明日报》社这样一种中间人的形式采取这一试探性行动。
贺晋年所报傅作义代表承诺的条件虽然诱人，但注意到崔载之等人的身份，毛泽东就不相信。他16日当天就电复林彪等说：“李炳泉所说十四日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的条件，很可能……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果然，崔载之次日即告诉中共代表，他已收到傅作义方面的来电，要求解放军立即停止进攻，允许其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撤回北平，并成立有傅作义参加的联合政府，军队交联合政府指挥。
毛泽东得讯后大为光火。他在回电中怒气冲冲地把傅作义等斥为“匪首”，电告林彪等人说：“你们可以从各种线索与傅作义、侯镜如，甚至刘化南这些匪首进行谈判和分化，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将这些匪首逮捕起来，决不容许这些人保存其反动力量。谈判和分化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因此不要给谈判的人以任何文字上的把柄。”
这次谈判自然没有取得丝毫效果。林彪所部紧接着即发动了对新保安的进攻，并于12月22日一举歼灭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战败自戕。傅作义这一下受到了强烈刺激，不得不于23日亲自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接受中共领导，并承诺自己绝不保留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傅在电报中表示，他只希望公开通电全国，下令所部停止战斗后，“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
毛泽东深知对一向十分自负的傅作义这种人，绝不能有求必应。25日，毛审定批准了惩治战犯名单，并经由新华社于当天公布于世，傅作义的名字赫然在列。傅得知消息后极为尴尬与沮丧。他一面加紧部署平津作战，一面不得不开始改换渠道，试图另辟蹊径。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到1948年12月底，一方面，傅作义走投无路，不得不病急乱投医地想到走彭泽湘这条路径；另一方面，住在北京西郊中共占领区内但仍可以出入北京城的张东荪，和彭泽湘等又相熟，大家想法一致，如此也就有了所谓“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之举动。张因为时任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民盟是中共的重要盟友，傅作义自然也乐于得到张的帮助。
12月29日，中共北平学委电告华北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称：今天，傅作义主动见了彭泽湘、张东荪，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据称，傅希望他们能够作为中间力量，居间调处，以避免战争。“傅（称）无任何要求，只要如何给傅一台阶下野，并用协商办法处理傅之军政权问题（即可）。”
毛泽东相信，傅作义的威风这时应该已经打下去了，故也不妨让他再派代表来谈，以探究竟。31日，毛再电林彪等称：“请你复电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第二天，他又具体提出了六点意见，要北平地下党秘密通知傅作义。其中包括：傅作义和平交出北平可免除战犯罪名；不要彭泽湘参与此事；可以让张东荪陪同傅之代表出城谈判等内容。
毛泽东所以不要彭泽湘参与此事，根本上就是要防止李济深一派人从中渔利。当然，他在电报中的解释用了另外一种理由，说：“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在这封电报里，他又重申了可以让民盟代表张东荪参加谈判的意见。说明：“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当然，他也强调，这一切必须秘密进行。“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由上可知，正如傅作义决定找中共谈判，与彭泽湘的推动和彭的渠道没有多少关系一样，张东荪的参与也不是他主动介入的结果，而是傅需要有中间人士从中作证，张经彭介绍及张的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身份这时起了作用。
张东荪后来最感到自豪的，就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于1949年1月6日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一道，秘密出城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作为双方和谈见证人，参加了双方之间的谈判。只是，从中共中央与林彪等人的来往电报可知，这次谈判并没有能够决定北平的命运问题，仍只是一次初步接触而已。
张、周到达八里庄已是7日，由于头一天得到傅作义通过李炳泉电台转达的政治要求，毛泽东7日凌晨曾十分不满地指示称：“傅之态度前后矛盾，可以看出傅在得我六点意见后，认为有机可乘，故得寸进尺。所谓投降起义均不愿意，而愿取得国民党进步分子地位，以为将来在政治舞台上的资本，明显的是彭泽湘教给他的那一套，即走中间路线，除保存军权之外，还要一个不是站在我们方面，而是站在李济深派国民党方面的地位，以便出席政协及做其他文章。”
毛泽东明确告诉林彪：“傅作义是一个很狡猾的家伙，野心很大。但现在很痛苦，很动摇。手里又只有四个师，目前仅能利用我不愿破坏城市一点来讨价还价，故我们是能够迫其就范的。暂时不肯就范，只要我能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必能就范。”因此，“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当天，毛泽东进一步得到周北峰、张东荪已出城前来谈判的消息。他随即又去电重申谈判中必须取严厉态度。其电称：“你们应准备对周北峰严正表示下列四点：（甲）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氏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否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乙）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丙）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部的办法办理。（丁）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即将举行攻击。”
8日，林彪、聂荣臻与周北峰进行了初步接触，张东荪在座。他们随后电告中央军委，说明傅作义此次所提为四条件，即：（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毛泽东9日电示林彪等称：“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他要求林彪等做如下答复：
“（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成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毛泽东坦言，如此答复，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估计傅作义对于乙项是不能实行的，如果他能实行将军队开出城外，我们亦尽有办法将其缴械。故可大胆答应傅方提议，表示仁至义尽。你们即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例如军队出城所取道路、驻地及其他事项。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
由于中共中央表面上满足了周北峰带来的傅作义四条件，因此，双方的谈判很快达成了妥协。在约定14日为最初实行期限后，周北峰于9日当天即返城复命。然而，傅作义却并未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反而来电要中共保证民主权利，并提出要再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出城做进一步商谈。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几乎是怒不可遏。在11日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他异常强硬地指示说：“你们应将你们向周、张宣布的三条电告北平党，叫北平党督促傅方实行，并严正地向傅左右（刘厚同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六点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他指示说：为逼傅就范，必须在我方规定的最后期限断然发动对天津的进攻。“天津攻克后，傅作义必感恐慌，势必被迫就我范围，照我们六点意见去做。”
当天，余怒难消的毛泽东还再度电示林彪等称：见到邓宝珊时，必须“当着邓宝珊痛骂傅作义及其部属的滔天罪行，驳斥傅作义九日电所持立场，指出战犯傅作义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立功自赎，方有可能赦免战犯罪。否则是不可能的。平津如果糜烂，其责任全在傅方……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匪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
一直拖到13日，傅作义仍未接受中共方面的条件，而是再派邓宝珊和周北峰出城与林彪等谈判。
为了彻底打掉傅作义的傲气，迫其就范，毛泽东明令林彪等按时发动对天津的攻城行动。14日，林彪所部遵令发动了对天津的总攻击。仅历时二十七个半小时的激战，便全歼守敌，生擒了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占领了天津城。
眼看大势已去，傅作义再无条件好讲，不得不授权邓宝珊等人于15日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判，全盘接受了中共方面的条件，草签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十四条。傅作义最终同意将全部守军开至城外的指定地点，实行改编；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由新政府予以适当安排，由中共派代表全面接收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等。
几天后，双方代表正式在北平傅作义总部签署了经过增补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至此，北平和平解放问题，才告实现。
由上述经过当可了解，张东荪确曾冒险参与了对傅作义的劝和工作，但其主要作用只是担当过一次北平前线国共两军谈判的见证人而已。无论是对此次和谈的发起，还是对北平和平协议的达成，张东荪本人都没有起到过直接的和重要的作用。
三、中共为何重视张东荪？
张东荪如果不是因为成功推动北平和平解放而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中共刚开始建国之际就成为新政权的座上宾呢？
事实上，早在中共围攻北平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已经对张东荪印象深刻，且颇多好感了。
如前所述，张东荪最初与中共建立起某种秘密关系，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因为身在沦陷区北平，秘密从事抗日工作，因此与各方势力，包括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一些合作的关系。抗战中期，在中共协助下，中间党派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实行团体会员制，身为国社党党魁之一的张东荪也已列身其间。抗战胜利前夕，已经成为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的张东荪更进一步加入了几乎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秘密政治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进而在北平秘密参与了中共统战工作，其公开政治身份则为华北民盟总支部主委。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初，中共曾一度计划要夺取平津。当时在北平唯一能够帮助中共的，除中共自己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外，只有张东荪主持的民盟组织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中共中央刚一形成夺取平津的想法，就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崔月犁找过张东荪，寻求合作，张当时也表示愿意配合。虽因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下令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队缴械，美军并很快运送国民党军进至平津，这一计划未能实行，但张东荪领导华北民盟组织与中共直接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
1946年初，因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居间调处，国共两党一度实现了全面停战，并且与各中间派成功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和平协定，中国大有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希望。但是，国共对东北的争夺，导致战火再燃，国民党当局诉诸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心理日渐强烈，国共两党为此都展开了对中间党派的争取工作。民盟是国共双方全力争夺的最主要的一股中间势力，而民盟内部各派面对国民党抛出的各种橄榄枝，也态度不一。民盟中最重要的党派之一国社党（8月间改组为民主社会党）多数倾向于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所谓宪政方案，作为国社党负责人之一的张东荪，这时却表现出了十分不同的态度，基本上站在了共产党一边。
1946年5月22日，张东荪基于政协决议的精神，发表了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公开演讲。和此后施复亮等公开主张应在国共之间另组一个第三势力，“形成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同，张东荪虽然也同意在“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应有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势力”，但他根本上主张的，却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希望能够在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之间，找到一个能够兼具两种制度优点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制度实行于中国。
张东荪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了他在抗战爆发前后即开始形成的这样一种思想和主张。如1936年初，他就大胆地发表过一篇评论中共“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章，明白表示过这样的观点。他宣称，自己“于经济赞成社会主义，于政治相信民主主义”。且相信许多同情共产党的人其实也有同样的观点，许多挂着国民党党籍者心中也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故“将来万一能由这一些人们在国共两党之间于理论方面作个调停的努力，则未始非中国之福”。
抗战爆发后，张东荪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一观点。他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从中国抗战必须要争取到国际联合阵线“方有胜算”的角度提出，苏联和美英所以不能同时援华，根本是因为二者政治上是两个不同主义的国家，彼此都有猜疑，都不放心，都怕援华会引起对方的疑惧。中国要想使双方放心，就“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即政治上要合作，不要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要自由，不要放任，不要资本家垄断。“果真这样做成了以后，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虽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的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不建立于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既使得他们双方都可放心了，同时中国自己再加强其反法西斯的作用，便可希望取得他们的大量援助。”
张东荪后来回忆过抗战初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及其结果，说：“我那时挟着满腔热血，希望将我所想到的这番意见直接向政府陈述。”为此，他专门从沦陷区北平潜赴当时还未沦陷的汉口，找到国民党高层的关系，然而对方却告诉他说，现在的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真心诚意之上，这样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他“于是大扫兴而返”。想不到回北平后，张把这个意见讲给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听，对方却“大为赞成，请我详细写出来愿意负责设法一方面送至延安，一方面送到重庆。同时我更求他再以一份投到重庆‘再生’杂志使其登出”，尤其希望能呈蒋介石一阅。最终，文章是送到重庆了，蒋介石那里不仅毫无反响，国民党的检查员还把寄给《再生》杂志的文章扣去了。他感慨道：“原来国民党始终没有了解这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主与法西斯之争，他们还想战后维持其一党专政永久下去，所以不愿意在那时使民主的言论在杂志上登出。”他说，即使到了战后，国民党中一些人口头上喊几声民主，其实怕也只是出于万不得已罢了。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撰文指出，国民党虽然没有明确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但“现在的官僚资本的实况却是国民党一手造成”；共产党在现在也并不主张实行共产主义，但“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当然不能不说是过左的举动”。他表示：“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我们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平和方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发展之。”在他看来，“这便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张东荪明白宣称：这个“中间性的路线乃是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我们国共之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更不是抛开国共两党，另立一个什么第三势力来主持中国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我们在国共中间的人宁愿作一个调和的媒介，并不希望分得一些甚么。”
张东荪因为有国社党的背景，因此，中共对他的好感来得较晚。虽然1936年他评论中共“八一宣言”、主张全国大合作的文章得到了刘少奇的重视和回应，但抗战开始后他和国社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服从国家利益之类的主张，也曾受到过中共内部的严厉批驳。直到抗战后期，张东荪与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了较多的联系。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际张积极配合中共夺取北平的态度，才使中共中央对他身为华北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继续保持着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联系，同时在政治上公开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包括他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的倾向，也都让中共中央相信他在政治上属于民盟中的左翼。再加上1946年和1947年张东荪两度出任民盟秘书长，在民盟中有较高的人望和影响，中共方面从争取团结民盟的角度，也对他更为重视。而张东荪也很看重与中共的这层关系，经常把自己的看法和活动通报给中共人员。直到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全部撤回延安之前，张东荪的各种动态和意见，经常会出现在延安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来往电报中。他不仅会让中共代表了解自己的行踪，甚至还会就形势发展和如何挫败国民党军事进攻等问题，向中共方面提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11日张君劢决定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准备提交民社党名单，派中常委孙宝刚去北平劝张来南京，并参加国大。周恩来得讯后马上要张东荪的学生叶笃义赶回北平，劝说张这时千万不要来南京和参加国大。张东荪毫不犹豫地告诉叶说，他不会去南京参加国大。同时他并写信给张君劢，明确表示反对张君劢和民社党参加国大。不仅如此，他在信中还表示了十分决绝的态度，称：“民社党交出名单（即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之日，即我事实上脱离民社党之时。”之后，张君劢不顾张东荪反对，向国民党交出了民社党加入国大的代表名单，张东荪也果断地实践了他的诺言，宣告退出了民社党。张东荪的这一举动，显然让中共高层对他更加重视和另眼相看。
1947年1月，负责调停工作的三人军事小组中的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代表蒋介石邀请张东荪前往南京面谈，张马上向中共方面做了通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赴南京，且到南京后还进一步与中共代表董必武交换了意见。因此，当蒋介石当面邀请张东荪加入即将改组的国民政府时，张不仅表示拒绝，而且劝告蒋不要忙于改组政府，应马上着手恢复与中共的和谈。
显然，相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张东荪明显地对中共抱有更多好感。这一方面源于他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效力的热切向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这个时候越来越深信中共会按照毛泽东所宣称的那样，大力推行他最为欢迎的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不会搞苏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1947年以施存统为代表的一批中间人士极力鼓吹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团结起来，使第三势力具有左右国共两党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时候，最先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张东荪，却坚持中间派应该要在国共之间起调和作用，而不应试图成为左右政治的力量的观点。他公开发表文章肯定和称赞中共的政治诚意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他说：共产党固然党性太强，不适宜于民主政治，“不过共产党确有一点较国民党为优，就是它对于它的主张尚有诚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义，则它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仍为一个障碍了。我们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说即算数的。反之，国民党却因为言行始终不一致，不能唤起人的信任。例如，国民党口口声声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而其实在心理与行为上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
对于美国、国民党以及社会上一些人担心共产党终究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必会拿出它的共产革命来这一点，张东荪也为之辩护说：共产革命再快也是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五六十年以后的中国是甚么样子，谁亦不能预测。亦许到那时候，中国的人民个个有饭吃，生活水准完全提高。在一个家给户足的社会，加以中国人有爱好平和与笃守中庸的天性，而谓那时仍必掀起社会革命，恐怕太忽略了客观条件。共产主义者如果忠实于马克斯，必是一个客观主义者。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想革命，这是主观主义。何以必知五六十年以后这些客观条件即能具备，恐怕共产党并没有把握。因此，我主张我们对于这种未来革命论实在不必认真，尤其不应该害怕。”
他并且以苏联为例，说：“请问现在的苏联究竟是向左呢还是向右？在前二十年以先，谁能猜得出苏联今天的状态？总之，五六十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是决于从今天起的经济措施。倘使在土地与工商业上都能用含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政策，则大概可以说将来革命的避免是极有可能性的。所以我认为共产党没有丝毫可怕的地方。”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推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联合政府，就足以创造出和平建设的机会，同时也足以使中共这种革命党最终转变为普通的政党。他据此批评说，中国今天无法实现联合政府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本来国民党就是实现联合政府的最大阻力，美国仍旧总是“意图加强国民党、消纳共产党，而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以亲美”。如此只能造成国民党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使共产党难以再回谈判桌前来。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和倾向，张东荪明显地更看好中共，因而每每会为中共着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张东荪甚至专门给毛泽东去信表示关切。之后，他亦不止一次地通过相关渠道希望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不难想见，毛泽东对张东荪的这些做法和观点会抱有相当的好感。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准备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首先想到的邀请对象就有张东荪。还在正式发出给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邀请信之前，毛泽东就专门给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写了一封信，说明：“去年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有信给我，我本想回信给他们，又怕落入敌手，妨碍他们的安全。今年张东荪先生又想和我们联络，现在请你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此外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毛泽东还特别叮嘱刘仁：“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
据此，中共中央于5月2日发出明确指示，进一步正式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张东荪等“来解放区开会”。
5月底，中共中央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时，毛泽东又想到张东荪。他去电刘少奇、周恩来等称：“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及某教授（四教授）尽快从平津接出来。如果他们能出来，又得他们同意，则将他们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似甚有益。”
双方之间的频繁互动和中共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也大大推动了张东荪对中共的理解和政治观点上的左倾。1948年7月，一向以主张改良、要求民主、反对专制政治著称的张东荪接连发表文章，破天荒地开始公开表示出赞同革命甚至理解专政的态度来了。他宣称：“须知历史上所有革命期前都有平和改革的尝试，只是因为不能成功，所以才迫得不能不走革命的路，并不是开始即主张革命。”“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也就只有革命这一条路。”他甚至声称：“历史上所有民主的实现没有不是由于流血所换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而不是常轨。”至于革命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乃由革命的实际境况决定。他说，因为这些“乃是出于事实上不得已的要求。如果评论其是否民主，那便是把事实的不得已变为理论上应当与否的问题了”。
由上可知，早在平津被围，和谈之事发生之前，张东荪和中共已经走得很近，因而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事实上成为了中共重要的统战对象，被内定为新政权的尊贵客人，毛泽东早就计划要赋予其相当的地位和权利了。1949年新中国建国伊始张东荪即进入中央政府，荣任政府委员等职务，实为水到渠成，和毛泽东要褒奖他在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上的贡献没有多少关系。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戴书没有讲到张东荪在中共中央进北平前思想上发生的转变，和张对中共寄予了怎样的期望。但书中像其他讲述张东荪与中共关系的著作文章一样，特别提到了张东荪1949年1月去中共中央当时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见到毛泽东后的“失望”。那么，张东荪是不是因为一次见毛谈话失望，就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期望呢？情况也没有那么简单。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发出的信函电文中，张东荪几乎是唯一一位被毛泽东单独点名邀请去访问的民主人士。这封电文发自1949年1月9日凌晨2时，毛以中央军委名义在指示平津前总林彪、聂荣臻与傅作义谈判策略时，特别说明，陪同傅作义谈判代表出城来做谈判见证人的张东荪，“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
由于毛泽东电到时，傅作义代表周北峰与张东荪已经开始动身返北平城里复命，故张未能单独前往西柏坡村。但是，张东荪回北平燕京大学后，得知此消息后，马上决定放下一切，接受邀请。他并且推荐了同为民盟支部骨干的费孝通，同时从另外渠道受到邀请的还有张东荪在燕大的同事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以张东荪为首，他们四人一道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去了西柏坡村。
在当时形势下，眼看国民党摇摇欲坠，共产党马上就要占领北平，进而取得全中国，凡是对未来共产党多少寄予希望，或想要了解中国政治未来走向，贡献一二想法的知识分子，无不渴望得到这样一种机会。对共产党一直并无太多了解和好感的《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当时正住在费孝通家里，事后才知道这件事。他对因不了解情况错失了这一机会也懊悔不已，后来几度责怪费“怎么不叫上他”？一同去西柏坡，一同面谒毛泽东和见识中共的一切，他们四人的感受和心态看上去却不太相同。
雷洁琼的回忆充满了崇敬和幸福的感受。她说：
1949年1月中旬，我和严景耀以及费孝通、张东荪一行四人从解放了的北平西郊出发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记得那是日暮时分，我们有幸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同志共进晚餐。当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周恩来将我们四个逐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五十几岁，穿着一件军大衣，身材魁梧高大，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我们亲切握手问好。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但说起话来风趣幽默，平易近人，我们那种拘谨的心情一下子就驱散了。饭后，我们随毛主席走进他的办公室，围着书桌坐下，亲切交谈。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毛主席非常健谈，谈到了国内形势、对民主党派的希望和全国解放后的美好前景，一直谈到凌晨二时。毛主席透彻地说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推心置腹地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的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毛主席的这番话讲得生动形象，给人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费孝通的回忆透露出他内心充满了震惊和感动。他说：“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的。我们四人由八名解放军战士护送，一路乘大卡车，途经石家庄，到了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就接见了我们。”他坦白地讲，一路的观感和在西柏坡的谈话，使他由衷地开始佩服共产党。他写道：
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行进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赶着的粮队……这成千成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们……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这股深厚潜伏着的力量的一个考验，就是这个力量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
至于张东荪的感受，戴书引述的是张东荪后人的回忆，称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用了“非常失望”四个字。说是“话不投机”，毛泽东大谈梁启超，并说将来在外交上要“一边倒”。由此演绎出来的对话很多，但多半属于文学创作，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张东荪对中共中央明显的亲苏态度和准备站在苏联一边的政策立场，颇难接受。
张东荪对西柏坡谈话到底有怎样的感受，当然不能仅仅依靠张家后人的回忆来做根据。好在，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当年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执委，实为中共党员的李世濂和李炳泰两人的密报中有所了解。两人的密报称：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原来很热心盟务”，把北平民盟支部看成自己的小集团，经营十分上心。但是，这次回来后，突然就不再关心盟务了。他们二人了解的情况如出一辙：张出城参加傅作义与中共谈判时，在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见到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谈话中张东荪意外地了解到，他几年来苦心经营的这个北平民盟组织，“盟员中许多都是我们同志”。这个消息让张大受刺激，“自此感到失望、消极”，甚至“不满”。因此，从西柏坡回到北平后，几乎再不过问民盟支部的事情，更“不参加盟务活动”了。
那么，对于西柏坡之行以及与毛泽东谈话，张东荪有何看法呢？他们二人在与张东荪的谈话中都感觉到，提到与毛泽东谈话时，张还是会流露出一丝得意之色，但他对谈话的内容并不满意。当然，他没有用“失望”之类的说法，而是讲：这次去西柏坡和与毛泽东交谈“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没有解决什么问题”的说法，显示出张东荪去西柏坡确实是抱有某种幻想，想要阐述他的某些政策主张，并影响中共中央，或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取得某些共识的。结果未能如愿。但是，另一方面的情况显示，张东荪心情大变的主因还不是同毛泽东在西柏坡话不投机，而是在赴西柏坡之前就受了很大刺激。因此，他从西柏坡回来后情绪不高，表现出来的主要也不是反感毛的谈话内容，反而是对民盟的工作一下子没有了兴趣。
2月下旬，各方民主人士纷纷抵达北平，有记者“问张关于民盟前途问题，张东荪连说不谈、不谈、不谈”，态度也变得很不耐烦。
因为情绪低迷，张东荪甚至对一些重大政治活动也不热心了。2月25日，从东北来的大批民主人士乘火车抵达北平，作为民盟华北地区最主要领导人，他应邀与中共驻北平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薄一波、叶剑英、彭真及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一同去车站欢迎。他这一天不得不前往陪同。次日再开欢迎大会，中共及各民主人士又都全体出席，只有张东荪一人借故没有前往参加，十分引人注目。有人当面问到张为何变得如此消沉，他要么托辞说是家里有人生病离不开，要么说是自己太太不赞成他过多参加政治活动。但北平民盟内部的中共党员对他的解释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直接原因是张发现他辛苦经营的组织完全不在他的控制影响之下，因而心灰意懒；根本原因是张发现他和共产党“思想不一致”。西柏坡回来后，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因而“认为在中共领导下没前途”。
这段时间里，张东荪自然也参加甚至领衔了一些公开的拥护或响应中共政策的集体声明之类，但没有一件是他起草或主动提议的。一连几个月，他在政治方面最主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出面为民社党革新派争取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资格。
3月19日，张东荪突然致函民盟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帮民社党革新派讲起话来。他解释说，因为与民社党革新派的友谊关系，曾力促其成，并被聘为顾问。“今闻彼等有参加政协之要求，在弟个人亦认为彼等多年奋斗，应有一席地位。”
民主社会党革新派是1947年夏从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张东荪虽然公开宣告退出了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但对以自己为中心结成政治势力一直十分用心，因此他对革新派造反公开表示同情。他已宣布退出了民社党，却以顾问身份出席了该派举行的大会。大会选举他进入主席团并推举他为中常委，他也以默许的方式表示认可。因为张东荪一直对影响该派抱以希望，这次民社党革新派派代表汪世铭、卢广声2月下旬来到北平，希望通过民盟取得参加新政协的资格，张东荪一改近三个月不参加盟务的做法，亲自出面向民盟领导人说情争取，清楚地显示他对影响该派抱以希望。
但是，张东荪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民盟领导人多数对民社党革新派这时出现在北平表示反感，负责考察鉴别各民主党派及政协代表资格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与民盟负责人商谈后，亲自出面与汪世铭谈话，表明了中共中央的观点。他告诉汪，中共和民盟均认为民社党革新派内部严重不纯，人员情况复杂，不适宜以政党身份派遣代表参加政协。他建议该党领导人沙彦楷、汪世铭解散该党，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同时将组织中真正进步者引入民盟。最终，沙彦楷、汪世铭接受了李维汉的建议，解散了这一组织。该派部分成员随后加入了民盟。这种结果，不难想象对张东荪一定会再度造成某种刺激。
从西柏坡回来后，旁人所见唯一能够让张东荪在精神上感到某种满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谈论年初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他自信此举成功“保全人民古物”，意义非凡。为此，他不仅多次和朋友诗词唱和，还专门自题条幅，记述下参与此事的经过，声称自己生平一辈子学问，也“不抵此一行也”，故他精心做成题记，要“留示子孙”。此亦足见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能力与贡献颇多自得之处。
接连几个月情绪低迷后，张东荪于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后辗转托人给燕京大学老校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带去一封信，心灰意冷地发了一通牢骚，但由此也清楚地透露出一段时间以来其心绪苦闷之所在。
据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转述说：张东荪是民盟领导人之一，很受中共重视，几度见到过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了解到了中共的真实政策，结果令他痛苦得大失所望。因为他发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关注点转到国家民族的和平建设上来，它与克里姆林宫极为默契，还在谋求世界革命。为此，他们力图消灭在华的一切西方势力，以便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
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关于张东荪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戴书的记述很简单，主要是两度引述了司徒雷登和柯乐博提到与张东荪接触及所获信息的几封电报的部分译文，并解释说：“1949年夏天和深秋”，张东荪与美国驻北平总领馆“一直有处于当局掌控下的，无须隐瞒的接触”。但是，第一，戴书断定这些接触一直处于当局掌握之下，“公安机关一定清楚知道”，并未有史料文献的举证。第二，戴书对张东荪在与美国外交官接触中的种种复杂情况，明显地缺少分析和说明。
自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各个中间党派的代表人物就经常与美国驻在昆明、重庆、南京和上海的外交官进行接触了。尤其是1946年马歇尔使华，推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国共两党冲突加剧，美国政府愈发重视第三方力量，这种接触就变得更加密切和频繁。包括民盟骨干响应中共号召，集体北上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同时，他们也和美国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因此，身为民盟在华北的主要领导人，张东荪与美国外交官有接触和交往，确如戴书所说，本来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只不过，身在北平，远离渝、宁、沪等政治中心区域，张东荪本人过去与美国外交官员却很少接触。张早先与美国外交官接触的经历，还是在1946年底1947年初他担任民盟秘书主任，经常往返于京沪宁三地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张东荪对美国在国民党问题上的态度，还多少存有批评和不满，因此一连两年时间，他竟很少和自己所在的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及前校长、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发生关系。仅有的一次，还是在1947年1月国共和谈破裂，民盟刚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他刚刚被推举为秘书主任的时候。当时，民盟决议与中共同进退，同时努力促成恢复和谈。蒋介石则电邀张去南京，劝他参加新一届国民政府，意图借以分化民盟。在取得中共谈判代表董必武的同意后，张去南京拜见了蒋介石，当面力陈民盟力促和谈的主张。事后，是司徒雷登主动约张吃饭了解情况，而张一样坚持民盟全会的立场，甚至于要司徒雷登对蒋施加影响，促成和谈的恢复。此足以见他当时对美国人的态度。
国共内战爆发后驻华美国外交官在电报中提到张东荪名字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前后了，张东荪已回到北平做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从1949年1月11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电报中可知，他这时才刚刚注意到张东荪这位教授的名字不久。他依据间接得到的消息说，张和另外三位民盟成员7日已经离开北平前往石家庄，去参加旨在成立没有国民党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各派团体的协商会议去了。
从上述电文内容可知，张东荪直到这时还没有与柯乐博联系过，柯的信息是对的，但是辗转得来的，并不准确。事实上，张东荪7日当天还只是作为傅作义与解放军谈判的见证人，与周北峰一起动身去蓟县八里庄见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高层指挥官而已，四人去西柏坡是张9日返回北平以后第二天的事情。
正是因为张东荪这个时候还没有同柯乐博建立起直接的接触，因此，几个月后，即当他想要出面来做美国人的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去找就在北平城里的柯乐博，而是千里迢迢写信去联系南京的司徒雷登。
触动张东荪想到要联系司徒雷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发现中共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竟然没有撤离。他马上想到，这是美国政府有意想要和中国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表现。此前，张东荪不满美国偏袒国民党，促成国共武力相向。如今，张东荪却担心中共太过靠近苏联，因而希望分化美蒋，推动美国政府抛弃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新政权发生关系，进而对中国施加影响。
如何让自己一直拒而远之的美国人相信自己的诚意呢？一方面，他想到了自己学校的老校长司徒雷登；另一方面，他知道该如何取信于一贯怀疑共产党的美国人。张东荪特地给远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去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在述说他对中共失望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他经常可以见到周恩来等人的情况。司徒雷登收到张东荪的信后，很快致电柯乐博，要他去找张东荪，并要求张东荪能够找机会前来南京，以便取得张“掌握的资料”，“带回华盛顿”去。司徒雷登显然相信，由于张是民盟的负责人之一，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视，可以直接见周恩来，因此，他提供的资料一定对美国政府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甚为有用”。
从5月28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可以了解到，柯乐博已经直接与张东荪取得了联系，从而担当起了在张与司徒雷登之间传递信息的工作。从这个时候司徒雷登转述的情况可知，张东荪主动沟通美国外交官的一个主要目的，其实是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放弃争取和影响中共的努力。因为，中共的政策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在变化之中，是很可能会向美国政府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张介绍说，中共在外交事务上尚未准备好与苏联分手而改采不同路线，但在国内事务上已有可能倾向右转。当然，张东荪会提醒说，现在一切都还在未定之中，美国人“现在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从事，以保留将来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但他要司徒雷登重视的是，他刚刚见到周恩来，因而很清楚中共高层的政策意图。他宣称，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察觉到了与美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他们的意见并未完全被下面的干部所接受，但在对美政策方面明显地已经出现了调整的趋势。只是还需要等待。
直到6月上旬，我们都可以从司徒雷登及柯乐博等人的电报中清楚地了解到，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对中共建立新政权以后走南斯拉夫铁托式的道路，即与苏联破裂关系，接受美、英援助，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柯乐博甚至直接告诉国务院说，周恩来5月31日通过中间人转给美国政府一个秘密口信，说中共高层在对美政策方面发生严重斗争：激进派以刘少奇为首，主张联苏反美；自由派以周恩来为首，担心向苏联一边倒会卷入战争，希望在美苏之间走中间路线。柯乐博的这一消息和看法，也得到了张东荪提供的分析意见的支持。张东荪透过长子张宗炳在三次不同时间的谈话中均表示相信，中共最终一定会接受美国援助的。虽然，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相反的信息，比如就有公开报道宣称，周恩来在对平津地区的教授们的讲演中说明，中共决不会走南斯拉夫铁托主义的路线，云云。但张宗炳仍旧会告诉柯乐博说，他父亲不同意这样的解释，因为事实上中共正在走上铁托主义的路线。
由于相信确实存在着种种足以争取中共转向的可能，司徒雷登这时也不惜通过负责中共南京外事工作的前燕大学生黄华，与中共保持接触，并努力传达美国政府希望中共脱离苏联阵营的要求与意图。他甚至让他的秘书傅泾波告诉黄华，他有意在返回美国之前，亲赴北平面见周恩来。
对于司徒雷登有意前来北平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的问题，张东荪当然表示肯定，但他主张司徒雷登最好等到巴黎外长会议开完，看清苏联政策是否软化以后再考虑是否来平。用他的说法，如果巴黎外长会议破裂，美苏爆发更严重的对抗，那时中共将不得不紧随苏联。那样的话，司徒雷登来到北平反而会陷于被动。
6月上旬，中共中央与民盟等各党派最终达成共识，新政协代表名额分配基本确定。6月7日，张宗炳打电话给柯乐博，告知张东荪所得到的召开政协筹备会议高层磋商的结果。8日，张宗炳再通过电话做出补充和更正。据柯乐博电告美国国务卿，张东荪透露的内部消息显示：8月将会正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0月10日将正式成立中央政府。民盟有七名代表将参加马上要召开的政协筹备会议，包括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张澜、罗隆基和张东荪本人等。加上民盟中其他党派代表，民盟总共会有十至十二名代表与会。筹备会议将就一切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然后再召开正式会议，给有关决定盖上橡皮图章。张东荪认为，这一情况进一步显示了中共想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的意愿，而这很可能与苏联想要在亚洲后退的国际战略有关。在次日更进一步的消息通报中，张东荪表示，现在看来，毛、周、刘共同工作，牢牢地掌控着局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分裂的迹象。因此，如果中共真的会摒弃苏联阵营而转向西方民主国家的话，一定是整体发生转变。但如此则非要放弃东北不可，因为东北今天更多地掌握在苏联的手里，中共无力控制东北，“一旦关内转向铁托主义，有理由认为它将落入苏联阵营”。
张东荪的判断很快就被事实证明不正确了。1949年6月15—19日，政协筹备会议正式举行。会议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发表了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声明。毛泽东的强硬态度无疑让张东荪很受刺激。司徒雷登自然也彻底放弃了争取中国新政府转向美国的幻想和尝试。但是，北平总领事柯乐博仍不死心，他甚至通过张东荪的儿子张宗炳为此约谈了张东荪、罗隆基、周鲸文等民盟领导人，向他们具体了解中共决策的相关背景情况。他随后乐观地报告说，这次晤面能够举行，毛泽东理当是知情的。这意味着，情况未必那么悲观。
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后，张东荪再度心灰意冷。但是，由于这段时间中共与美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中共新政权全面接管接收实行新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在华外交机构及其人员接连遇到麻烦，甚至受到冲击。在与各地中共政权交涉难有结果的情况下，从司徒雷登到柯乐博，都不得不寄希望于自称能够见到周恩来的张东荪帮助沟通中共中央，以求尽快解决问题。因此，张东荪这时虽再无多少意见愿意提供，却不能不勉为其难地帮助柯乐博分析种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提供看似可能的解决办法。说其勉为其难，是因为事实上张东荪根本无法代为转递美方的要求和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法，但又不能不应允下来。
如7月17日，柯乐博专门就中共南京当局拒绝司徒雷登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南京返回美国一事，委托张东荪向中共中央进行疏通。张宗炳接受了柯乐博提供的备忘录，并转述了张东荪和罗隆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析。他表示，他应该可以在18日下午四点以前得知其父是否能够与中共高层取得联系。但实际上，他迟至20日晚才通过电话告诉柯乐博，备忘录虽于18日就送上去了，但未能得到中共中央的任何反应。
7月29日，尚未离开南京的司徒雷登电告柯乐博，当天上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被一批前中国雇员闯入，并阻止人员进出，他要求柯乐博尽快与张宗炳联系，通过张东荪“将此肆无忌惮之事态报告给周或毛”。8月1日，柯乐博向张宗炳说明了这一情况，张亦表示会通过其父向上转达，但事后柯乐博亦未得到任何回应。
10月31日，据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遭到拘押，并遭起诉。得此消息后，美国国务卿很快以司徒雷登的名义致电柯乐博，请通过张东荪向中共高层表达美国公众的愤怒心情。柯乐博转述美方要求后，张东荪于11月23日告诉柯乐博，他已就此写信给周恩来。但是，虽然11月下旬中共中央已经内定将华德判刑后驱逐出境，张东荪却一无所知。12月1日，柯乐博再见张询问此事，张则解释说，前一天还在会议上见到了周恩来，周表示说他已经收到他上呈的函件，但周随后不再提有关华德案件的事情，因此他也没有能够打听到任何消息。可想而知，一直到12月11日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驱逐华德的消息，张东荪都没有能够打听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给柯乐博。
1950年3月，柯乐博受命准备关闭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前，还曾要想办法最后见一下中共最高领导人。当柯乐博为此再次求助张东荪，并给张东荪展示美国可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帮助中共的种种诱人前景的时候，张终于不得不如实告诉柯乐博，他自己现在也很难见到中共领导人了。他并且分析说，这种时候要让中共领导人接见柯乐博也没有可能。他甚至一反他此前的看法，告诉柯乐博说：至少在两年内不要指望毛泽东他们会有任何公开的转变。他宣称，毛和他的党到底是共产主义教会的一分子，他们很怕被逐出共产主义教堂，因此中共现在是不可能对苏联采取中立立场的。中美关系的缓和，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美苏关系改善；一是美国在对苏战争中取胜。不要指望用美国的经济力量来吸引中共，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经济永远都是服从于政治的。
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由上述可知，张东荪从1949年初到1950年春与美国外交官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主动建立起来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诱发了张东荪后来的所谓“叛国”案。戴书因为没有全面占有上述美国方面的外交文件，对张东荪案的资料线索主要来自《北京公安史志》上刊发的一篇文章，因而分析说明都显得有些简单化。
这篇文章提供的史料当然是有价值的，这是因为，该文作者朱振才供职于北京市公安局，确实看到了张案的部分资料。该文提供的主要有如下四则信息。
一是说1949年初公安部门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时，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
二是说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报。
三是说1950年张东荪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派人送到香港，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四是说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出卖情报的第二件线索，即张东荪为付梓出版数十万字的反动手稿给某人的一封信，信中对其反动观点大加赞赏，并对美国大加吹捧。
戴书详细讨论了朱文提供的这四则信息，认为第一条应该属于向壁虚造，是把第三条加到1949年初王的供词上去了；说第二条是误会，电台是老三张宗颖的法国老板1949年底离开北平时留下的，与张东荪完全无关；说第三条涉及中国出兵日期，张并无情报来源，财经预算等只属于“文人议政、亲朋间交流时局信息的范围”，不属于国家机密；说第四条不成立，因张这时并未写过书稿，且这种信更和情报无涉。
可以肯定，这篇文章确有颇多问题，但戴书的解释也不深入和周全。以下特尝试依据可见史料梳理一下张案最初发现之经过。
中共进城后虽然不承认美国在华外交机构的地位，但是，在中共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坚持留在南京不随国民党政府南迁，中共中央也接受斯大林的劝告尽量不去刺激美国。为了尽可能分化美、蒋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通过南京市委外事处负责人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几次接触，以试探美国抛弃蒋介石国民党的可能性。因此，中共一度也没有对其占领下的各大城市中的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采取封闭或驱逐的措施。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一直到1950年初中苏两国签订互助条约，美国驻华外交人员都可以自由活动，张东荪等人与美国外交人员相互来往，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那些与美国一些机构存在着经济上或文化上密切联系的学校、教会中的工作人员，这段时间更是经常进出于美国领馆，办理各种相关事务。像张东荪所在的燕京大学，因为本来就是美国基督教会资助下的学校，它里面的工作人员和一些教授，就与柯乐博等领馆人员频繁往来，柯乐博等也经常应邀前往燕京大学去参加活动。即使1950年初美国政府决定撤退驻华外交机构，驻北平新闻处图书馆关闭前，还将大批书籍杂志捐给了燕京大学图书馆。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除了张东荪以外，各种人士与美国外交人员不定期的会面与往还，在1949年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是一直存在的。民主党派中人也包括在内。比如，司徒雷登在1949年2月下旬就曾专门托北上的陈铭枢带过话给中共方面；6月中旬他还在上海与准备北上的罗隆基等进行过会晤，罗隆基7月到北平后也马上会晤过柯乐博。在美国领馆撤离中国大陆之前，我们还可以在美国驻北平和天津的总领事，以及在司徒大使的电文中，看到罗隆基与美国外交官谈话，或透过他的朋友传达信息的情况。其他民盟人士或著名民主人士这段时间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外交官接触的记录，也不难在美国政府保留的外交文件中看到。事实上，中共相关部门对这种情况也确实一直没有加以干涉或劝阻。
当然，由于中共1949年进城后对继续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在政治上事实上采取了明显戒备的态度，因此，多数过去与美国外交官经常来往的民主人士，这时也大都小心地减少了这种直接的往来。中共中央在表面上不干预这类接触的同时，也很明显地对热衷于保持与美国外交人员来往的民主人士抱以警惕和反感。除了中共中央坚信自己的革命和新政权与美国根本对立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1948年底中共进入关内之前，东北的苏联友人就提醒过中共，美国外交人员多半都在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1948年11月中旬被中共沈阳军事管制机关强行封闭，弄出一个“华德事件”来，就是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提醒和建议的结果。而中共沈阳军管机构随后在苏联安全部门的指导下，迅速破获了一个受到沈阳美领馆人员暗中扶植的专门用于刺探苏联和外蒙情况的秘密情报组织，就更进一步坐实了苏联人警告的可信性。
1949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突然公布了破获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消息。24日，毛泽东又亲自批准公开广播和发表《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30日，毛泽东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的意见，并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进行公开审判。结合毛泽东这一天公开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可知1949年6月下旬是中共中央对美政策明朗化的关键时期。而这一连串行动，又都发生在黄华与司徒雷登保持接触的过程中。表面上，毛泽东对司徒雷登释出善意，指示说如果司徒雷登想要来北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实际上，对照中共中央上述步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种外交接触和尝试其实丝毫也不曾减低或改变其高度怀疑美国在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对新政权具有敌意和危险的看法。因此，这个时候，民主人士，包括张东荪，即使是他通过儿子与美国外交人员之间来往，固然不被禁止，但也注定会引起中共安全部门高度的警觉与不安。
张东荪会被列入怀疑对象，最初其实还不是他与美国驻北平总领事之间有所来往，而是因为他的儿子。
张东荪早年仅留学日本，从未在美国生活过。他虽然任职于有美国背景的燕京大学，并曾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却因不能讲英文，无法介入到燕京大学的各项事务中去。因此，他虽研究西方哲学，却几乎从来不穿西装，永远是一袭中式长袍，并以自己是纯粹的中国人而自豪。然而，张内心深处对美国及其政治文化，还是充满好感，甚至有崇敬之情的。除了他的哲学研究及其政治论述中充斥着来自美国或欧洲的思想资源外，他的几个儿子或在美国留学，或在美国机构中工作，都能反映出他对美国的情感和态度。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最早注意到的张家的可疑对象，并不是张东荪本人，而是他的儿子，首先是其小儿子张宗颖。
有关这一点，戴书依据的朱振才一文即提到过。早在中共进入北平之初，即1949年3月，民盟内部中共工作人员就得到讯息说，张宗颖有特务嫌疑。其密报称：“张的第三子张宗颖有美特嫌疑，现在开滦矿务司人事科做科长。”
不久之后，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举报，张东荪通过其三子张宗颖掌握有一部电台。
在中共刚进北平之际，城里各方势力混杂，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有人掌握有电台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特嫌加电台的举报还是引起了中共安全机构对张东荪家庭成员的关注。很快，张东荪和罗隆基与美国外交人员频繁接触的情况，就引起了中共安全部门的注意。
194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负责国家安全的最主要领导人李克农与苏联大使进行了一次谈话，主要介绍中共对已知美国在华间谍的监控情况。他告诉苏联大使：“美国在中国的间谍，其基干部分是在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生活的中国华侨以及在外国留过学的中国人。”许多是借助各种贸易公司的掩护在开展活动，不少人过去就是附敌分子，参加过日伪政府，或在美国生活多年。从李克农的谈话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这时对于民主人士投靠美国政府的问题虽保持警惕，但怀疑的对象不多。他们的怀疑更多的还是透过对民主人士中与美国外交人员或海外机构来往及通信的情况，来做判断。因为罗隆基、张东荪与美国人接触较多，中共中央安全部门对二人的态度及动向自然会比较注意。但是，从李克农谈话中使用的语言来看，这时他们也还只是认为罗、张二人有被美国人吸收为间谍的危险而已。而比较二人的危险程度，基于当时所掌握的二人与美国外交人员往来的情报及历史上的情况，李克农甚至明确地把罗隆基排在张东荪的前面。他告诉苏联大使说：“进入联合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如罗隆基、张东荪之流也可能被美国人看作是招募间谍的补充来源。”
对张东荪及其儿子的侦监工作是由国家安全部门与地方公安多头依据各自掌握的线索分别进行的。与中央公安部门关注的侧重不同，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即侦讯处）对张东荪问题的关注，首先是从一个名叫王正伯（又名王志奇）的人身上发现疑点并展开侦监的。
进北平不久，市公安局二处就发现一个经营“建中公司”的经理王正伯形迹可疑，进而发现王与高层民主人士张东荪、张申府等来往密切。王正伯家住天津，每到北平来，通常会住在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家中。王同时也与张东荪关系密切，不仅曾与张东荪合作办过报纸，还在经济上给过张东荪、张申府以补助。鉴于深入侦查发现王有为美国前驻北平战略情报处工作过的经历，公安局二处一度以此为由，秘密拘捕过王。从王的口供中，他们得知了张东荪及其儿子的一些情况。由于案件没有侦结，公安局没有马上上报中共中央，故1949年年底李克农在对苏联大使谈话时还不大了解张东荪这方面的情况。直到1950年初，结合对张东荪三子张宗颖的取证与讯问，以及对张东荪大儿子张宗炳的外围侦察，北京市公安局二处才得出了初步的结论。
1950年春，张东荪已经属于国家领导人一级。故此案调查结果得出后，除按系统上报公安部并报至李克农外，亦经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于1950年3月31日正式上报给了毛泽东和刘少奇。
报告关于张东荪案性质的认定是：“张东荪及其两子与美帝有勾结”。已侦知线索如下：
“张与其子张宗炳介绍王正伯加入前美帝驻平战略情报处，王领得Robert I．Eschrach发给之情报工作证明。”
“北平解放之初，张与其子张宗颖以七十块美金收买报务员何振家，用电台与美方联络，曾供给美帝关于我们对美帝愿否通商的情报。”
“张与美帝领馆柯乐伯（博）关系极为密切，解放后因不便再去美帝领馆，以其子张宗炳保持与柯乐伯（博）频繁联系。”
“张宗炳是张东荪的长子，美国留学生，回国后任职于中美合作社，在西安一带，从事谍报活动。”“日降后，在美帝驻平战略情报处担任情报翻译及搜集情报等工作。”“解放后，彼经常代表乃父与柯乐伯（博）联络。”
“张宗颖是张东荪的三子，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曾任职于美帝红十字会、美帝新闻处，并受美帝情报局在华重要份子杜乐文之领导，搜集经济性之情报。”“解放之初，张（宗颖）亲自装置电台、指挥报务员何振家与美方联络。”
从彭真报告的行文可以看出，北京市公安局这时没有将王正伯定性为美国间谍，只说明王在解放前曾经张东荪及张大儿子介绍给美国前驻北平战略情报处，美国人给过他一张工作证明。因为王这时没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的证据，公安局没有给王定罪，王只受到几天讯问后就被释放了。
从彭真报告的行文语气可以看出，北京市公安局及彭真对王正伯的交代与说法毫不怀疑，对王声称是张东荪和其大儿子介绍王加入美方战略情报处工作也深信不疑。反过来，报告怀疑张东荪及其两个儿子的问题要比王正伯严重得多，甚至认定张的两个儿子都从事过替美国搜集情报的工作。说张宗炳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即在西安一带参加了“中美合作社”，从事过“谍报活动”，日降后更进入“美帝驻平战略情报处担任情报翻译及搜集情报等工作”。说张宗颖解放前曾就职美国在华机构，从事“搜集经济性之情报”的工作，还亲自装置电台，指挥报务员与美方联络，送出过中共愿与美国通商的情报。
北京市委这时的报告显然还没有发现张东荪有间谍行为或出卖情报的嫌疑，只是肯定张通过大儿子张宗炳，与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保持着“频繁联系”。
报告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电台问题。从报告中提到的情况可以看出，公安局曾专门向张东荪和张宗颖追问过电台的情况，也找到了他们使用的报务员何振家，并且肯定地认为张宗颖曾用电台与美方联络过，至少送出过一次情报。但公安局并没有因此就认定张东荪或张宗颖解放后仍旧通过这部电台继续向美国人输送情报。不仅如此，张东荪还一口咬定，当初架设这部电台，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崔月犁在解放前提议的。
这时担任彭真秘书的崔月犁也回忆过这一情况。他说，有一次他们正在打台球，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突然问他：“老崔，张东荪有个电台，他说是你让他安的。”崔当时答复说：“你去调查好了，调查是，就是我［叫］安的；调查不是，就不是我［叫］安的。”崔月犁的回忆显示，张东荪儿子掌握有电台一事被发现后，张确实告诉调查人员说，这部电台的架设有中共地下党的背景。因此，才有罗瑞卿向崔月犁求证电台来源的情况发生。从崔晚年回忆所述大致可以看出，崔的答复是含糊其辞的。尽管他晚年解释说，他并不知道张东荪架有一部电台，但这样的解释毕竟是事情过去几十年之后的一种说法，未必准确。因为无论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情理的角度，张东荪都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无中生有地把架设这部电台的事情硬赖到有崔月犁这种身份的中共干部头上去。恰恰相反，考虑到抗战前后张东荪与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关系，地下党提议张利用其中立身份，架设一部电台，也是合情合理的。且结合公安局和有关各方在张东荪案发后再没有就这部电台问题进行追查和揭批，张东荪本人也再没有就这部电台问题交代坦白和解释的情况，也可以推断，这部电台架设的原因还在1949年就已经搞清楚了。当然，这肯定不是戴书中所说那样，是张宗颖的法国老板离开北平时交张保存的，张从来没有使用过。否则的话，这种事情非在后来的运动中和揭批张东荪的斗争中被揪出来穷追猛打不可。
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有关张东荪案发的史料，笔者和戴晴掌握的程度相差不多，但戴书对资料的解读和引用，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失与不足。因此，以下的分析叙述当可提供有关这段史料的另外一种解读，并弥补戴书叙述说明之不足。
从1949年11月17日李克农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内容可知，至少在一个多月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时，中共中央对张东荪还比较重视，很少怀疑。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中共中央统战部1949年初就注意到张东荪情绪消极，得知张东荪三子张宗颖有美特嫌疑，以后安全部门也注意张东荪通过儿子与美国领事馆人员有来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却依旧看重张东荪在华北民盟中的地位和与中共的历史关系，接连赋予张东荪以很高的待遇。
已知到李克农与苏联大使谈话的1949年11月，张东荪的各种重要政治和社会头衔就已经达到十几个。他最重要的政府职务，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些职务使他得以享有国家领导人的专车等各种特殊待遇，同时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政治局委员，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发起人、常委，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新中国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以及燕京大学哲学系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中共中央对张东荪看法的改变，明显地是从1949年11月李克农与苏联大使谈话以后开始的。等到1950年3月底彭真报告上报以后，张东荪已经成为侦察对象，就连他自己也感觉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明显地和他在保持距离，他很少有机会再和他们见面了。张东荪没有因彭真报告在政治上很快受到冲击，仅仅是因为从报告中还看不出张东荪本人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故毛泽东和刘少奇只是要求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进一步侦察取证，以弄清张东荪与美国人的关系究竟如何，特别是要确定张两个儿子问题的性质。
非常凑巧的是，就在彭真报告报送毛、刘后不久，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就全部撤离了中国大陆。张东荪除了趁柯乐博到燕京大学来，在自己家里见了柯一面外，从此就与美国人断了来往，再也没有可能见到美国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公安局要想继续查证张东荪暗通美国的问题，自然会变得极端困难，甚至不大可能了。张东荪如果就此停止联系美国的努力，以后的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实难预计，但至少不会闹出所谓“叛国”案来。
美国驻华外交机构撤走不过两个月时间，就意外地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政府下令出兵朝鲜，并出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一下子就把中美关系推到了危险的战争边缘。就在中美两国已经全面开始敌对的严峻形势下，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张东荪竟主动寻找向美国传递信息的渠道，力图在此关键时刻发挥个人作用，这无异于自己撞到中共公安部门的枪口上去了。
张东荪从1912年起开始研究政治，三十多年来左右开弓，四面出击，特立独行，自认为有相当能力。抗战期间的经历也让他对这一点自信满满。当时，他曾周旋于国、共、伪三方之间，谋救国之途，一度还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但他也因此成为各方都极为看重的人物。尤其是北平被围时只身介入两军阵前参与谈判的经历，他不仅津津乐道，而且或多或少地相信自己真的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当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更让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他在政治关键时刻发挥重要历史作用的一种回报。也因此，他非常看重自己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系，燕京民盟支部成员就反映，他常常在众人面前说“毛主席对我说怎样怎样”，表现出一种骄傲态度。
再加上他内心深处对美国政治与实力充满敬畏，对中共新政权与美国对立充满担忧，这些都促使他想要代表明智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美走向冲突的危险时刻，再做出一番调解的工作。
一年来，他与美国外交人员频繁接触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想要使美国当局了解中国的内情，生怕因中共全面倒向苏联，美国方面会简单地把中苏视同一体，当成敌人。如今美国出兵朝鲜，并封锁台湾海峡，刺激中国政府和舆论迅速做出激烈的反美宣示，双方间这种相互刺激对抗不断升温的情况，不能不让他十分焦虑。他不仅生怕两国真的打起来，更担心一旦战争扩大，蒋介石国民党会重回大陆，那时他和民主人士将会走投无路。因为急于想要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人并不想与美国对立的种种情况，张东荪几乎是饥不择食地盲目寻找沟通美国的办法，而一向为他所熟悉和信任的商人王正伯，正好成了他可以求助的对象。
张东荪后来是这样解释他这次通过王正伯沟通美国政府的过程的：
他说，1949年王正伯被捕出来后便去天津成立了一个进出口公司，转去做买卖，好久没再露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王突然从天津来看张，说自己因为做禁运品出口买卖，又与美国人发生了关系。据王说，这回美国是决心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麦克阿瑟总部已经做了计划。他听了很紧张，觉得必须要预做一些准备。在他看来，无论是哪个国家和美国开战，最后注定都会是美国的胜利。如果中国卷到这一冲突中去，只会便利蒋介石。他于是急忙托王正伯到香港后转达他的看法给美国官方，一个重要的意见就是，如果美国打赢了，一定不要让蒋介石回来。他的分析很简单，因为蒋介石要是回来，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大家都有生命危险。而他相信，留在中国大陆的民主人士还是可以起作用的。而且，共产党一旦陷入危机，也一定会转回到现实主义的路线上来，那时民主人士就能够有所作为，中国也就能够实行中间路线了。为此，他还专门拿给王一份他勾画过的政协委员名单，告诉王说，其中那些他用笔勾出来的民主人士，将来都是可以共同做事情的。
关于张东荪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相信美国肯定会打赢，中共到时候非转变政策不可的这种心理，在他的学生叶笃义当年的揭发和后来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叶笃义在1957年曾交代说：战争爆发后不久，罗隆基、张东荪、周鲸文等曾在刘王立明家开会，研究时局，“罗隆基从马歇尔辞国务卿重任国防部长这件事推测，美国有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周鲸文则推测美国有占领东北的可能，张东荪就说他要劝毛主席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叶晚年亦再度讲述过这方面的情况。他写道：朝鲜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即1950年8月，他有一次见到梁漱溟，梁告诉他说：“东荪先生准备面见毛主席，在外交上有所进言。”叶听说后很紧张，马上跑到张东荪那里问张是怎么回事。张回答说：“我现在还不准备去见他（指毛泽东——引者），等到［北朝鲜］打一个时期打不下去的时候，我才去说。”因为只有到那时，中共高层才听得进劝。叶说，张东荪当时所谓的“进言”，就是建议中共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叶笃义听了吃惊不小，当场劝阻，并且告诉张说：“那是绝对不能谈的。”
张东荪这段时间与王正伯见面有六七次，他总是想知道和王正伯联系的美国人到底有没有官方背景，他希望他的意见能够传达到美国的国务院官员那里去。王始终也没有告诉他意见传达给了什么人，只说保证会传达到。为了换取从事贸易的王正伯的热心，他还特意把政府财政收入预算份额情况和折算的小米斤数告诉给了王，并分析说：“在国家预算收入总数中工商税占百分之三十几，你们商业还有前途，农业税占百了分之四十几，可见国营企业还不行。”
张东荪对王也并非毫无怀疑与戒备，也并非不知道这些尚未公开的政府数据属于国家机密。就在张通过王想要传达信息给美国人的时候，有一天竟意外听说王又因欠款被法院收押了。王写信给张申府，请张申府和张东荪设法将他保出来。张东荪正是因为有上述把柄握在王手里，“担心王（指王正伯——引者）会以自己叫他转达意见而要挟，所以不能不援助他”，便马上叫儿子张宗炳出面做保人，把王保了出来。
实际上，纵使是书呆子气十足的张东荪，早在1949年时就知道，和美国人接触，尤其是向美国人传递消息，在新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此，他并非心安理得，自信“无须隐瞒”，而是一直尽量避免直接和柯乐博见面，每每通过他的大儿子张宗炳传递信息。偶尔见面，或者是和其他民盟人士一起，或者是在燕京大学的公开场合。个别情况下单独见面，也多是在城里张宗炳的家里。柯乐博有急事来找他，也都特别小心翼翼，比如借着燕京大学有活动的名义顺道而来，或把汽车停到远处，一个人悄悄进到张东荪家里。
进入到1950年，张东荪就更加慎重了。4月柯乐博撤离时，张东荪破天荒主动要求柯乐博到燕大自己家来过一次。柯乐博也是借着参加燕大校长陆志韦举办的话别会过来的。而张要当面见柯乐博的目的，除了表示惜别外，也是要柯乐博告诉海外的美国办事人员，以后再不要由香港给他寄杂志了。由此也不难看出，张东荪在这方面不是完全不知道深浅。
1950年11月初，中央政府几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张东荪知道对美战争不可避免，再向美国传送消息即成犯罪，故11月3日晚，即在次日公布各党派宣言拥护抗美援朝前夕，他急忙把王约来，劝王赶快离开。这之后，王一家也真的搬到香港去了，将近半年时间再没有来找过张东荪。
1951年五六月间，王正伯又出乎意外地出现在张东荪面前了。他告诉张说，他这次是为了接洽钨矿出口的事情回来的。但同时他又告诉张，美国很想结束朝鲜战争，问张对此有什么看法。半年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成功地打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完全没有出现张东荪早先认定必然会出现的那种危机局面。因此，国内反美情绪不降反升。在这种情况下，张东荪对王正伯的到来，不能不异常不安。他只是敷衍了王正伯两句，说只要条件能谈拢，战争打不到中国来就好，然后马上就劝王正伯赶快离开中国大陆。很明显，张东荪不敢再与王有往来，他非常害怕被王的美国关系背景所拖累，以至暴露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谈话内容。让张东荪一度感到安心的是，王此后也的确再没有来找过张了。
可是，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张东荪就听说王正伯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而这一次不同以往，据说王是因为特务嫌疑被捕的，故一进去就再没能出来。王正伯被捕的消息着实让张东荪承受了不小的精神压力。
在此之前，即这一年6月间，政协召开全国委员会。那个时候的张东荪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动辄就发牢骚。比如说：“民盟工作现在无法展开，民主党派的领袖讲话，像严景耀（燕京大学教授——引者）讲马列主义一样，只能按字按句的说，总怕说错越出范围。”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总像不是一家人，罗瑞卿在政协会上报告镇压反革命的那些话实在应该拿到街上去讲才对。因为“大家全参加了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镇压反革命是共同纲领的实施，我们讨论的应该是如何执行的方法”，而不应该弄些大道理来让各民主党派领袖表态拥护。说：梁漱溟“多轻闲呀，没有民盟的包袱，我写信给他说：‘悔未从公之后’。当年我和他一起脱离了民盟，现在省下多少麻烦！”说：“当年我拉章伯钧。……现在是革命初期，总有人想拼命往上爬，让他们爬好了……现在我要是爬在章伯钧头上，那还了得？我一切都是让，罗努生（即罗隆基）就要硬吵，何必呢？”说：“北平解放以前像我这样的人，国民党是不大愿意动我的。那时，我拼命团结左派，要是中间路线，我何必去团结他们？现在大家倒说我这，说我那，这怎能叫人不寒心？”说：“思想问题，狗屁！……民主个人主义谁没有？不过程度不同而已。Only difference in degree not in quality，not in nature。”
不仅如此，做过燕京大学代理校务主任、总务主任和音乐系主任的美国传教士范天祥这时被迫离开北京，举家回国。张东荪与范向无来往，只因听邻居传说他们收拾了数十箱行李准备带回美国去，马上就冒着风险让身边的友人悄悄在深夜去到范家，“拉下所有百页窗帘，轻声谈话”，转达他关于应该小心提防的一些劝告。
然而，到了1951年国庆节前后，即知道了王正伯被捕的消息后，张东荪再没有那么多牢骚了。张太太刘拙如压抑了几天后，终于当着张东荪助教吴允曾的面哭了起来，说：“东荪受姓王的连累了。”“姓王的是跑进出口的，不知什么时候摔到他们手里了。”张东荪也很紧张，却又不便自己出去询问情况，因此特别委托寄居在他家多年的蓝公武的弟媳，到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的蓝公武处打探消息。
张东荪自1949年以来是从来不屑于去做公开附和共产党的言论的。这一方面是他想要坚持自己原来的自由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是他坚信中共这一套肯定行不通，终究得变，自己不变，到时候才有资格站出来讲话。张的这种心态，一直到王正伯这次被捕前，都没有多少改变。戴书也谈到了这一情况，并引述了叶笃义的一段回忆。叶讲到，这一年7月1日前后，因为知道这次是“党的三十周年大庆，大家都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的文章。解放后张东荪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这样的）文章，我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
但王正伯被捕后，孙东荪坚持不住了，他很清楚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后果。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其实与其他民主人士并无不同，一样拥护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他破天荒地发表了一篇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文。
文章宣称：“我早承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分析及其预测。”他过去之所以对有些事情看不惯，主要是“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并不是思想上不接受新事物，说“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改革无不是百分之百的诚心诚意赞成”的。何况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蒸蒸日上，面貌一新。“一个新文明已经在中国土地上生了根，我们知识分子要面对这个事实。”过去一直在探索的知识分子，“今天应该明白中国已经有了出路，不必再找了。共产党已经替中国找着了出路，好像治病的药方一样，中国不但已经得到了药方，并且在这个短短的二年中服了下去，已经大大见效了。今后只有再继续服这剂药，使中国由病愈而强壮。这就是大家所高呼的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人应该在他的领导下继续前进”。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张东荪再怎么表态，也都无助于改变北京市公安局二处调查侦讯的结论了。虽然，安全部门并没有找到张被美国吸收为特务的证据，也没有找到张受美国指示搜集中国情报的事实，但是，在对美战争的背景下，张东荪把政协委员名单按照他的政治倾向分析画钩后交给王正伯，尤其将并未公布的政府预算收入来源分类比例和具体数字透露给王正伯，以提供给美国人，这些都足以被新政权认定为是向敌国美国透露国家机密了。据此，彭真再度将市公安局二处所报张东荪案的情况上报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提议应将张逮捕定罪。
八、政治高压下的示弱与屈服
戴书在张东荪生平史实说明方面最为薄弱的，就是思想改造运动中张东荪的种种遭遇和表现。由于张东荪问题的侦察、定性基本告一段落时，正是北京市高校全面掀起思想改造运动之际，不难想象他在运动开始时急于争取主动，以避开王正伯问题以及和美国人关系问题的复杂心情。
据当时领导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张大中和燕大党总支统战委员兼教职工支部书记张世龙回忆，将校长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和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确定为重点批判对象，要“批倒、批臭”，是由当时负责清华、燕大两校运动工作组组长蒋南翔于运动开始之际就传达的党中央的决定，燕大工作组只是按工作组的要求组织实施。批张，最初公开算的还只是张东荪三十年反共的老账。
运动伊始，张东荪刚刚经历了王正伯被捕所引起的高度紧张，惊魂未定。燕京大学刚一开始教员检讨环节，张东荪就率先要求带头检讨，希望早主动，早过关。他首次检讨是面对历史、哲学、心理、国文四系，即小文学院师生。时间在1952年2月8日，全校运动开始才不过几天时间。从这天下午3时半起，张东荪检讨了一个半小时。2月14日，他又进一步在哲学系全系大会上做了检讨，两次检讨的内容基本相似。他一上来都是说：“我对以往的错误很痛恨，就是我在燕京二十年，没有能使燕京翻身。今天毛主席来了，燕京翻身了。我过去是左倾的，为何我这么懦弱？不能对不合理的事进行斗争揭发？这是我的错误。”
他具体介绍自己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哲学系没有办好。客观原因是缺少经费，请马列主义学者不容易。主观原因是有做客思想，且不像工人阶级那样勇猛，不能大刀阔斧。二是对校务不关心，因为以前校务会上大都讲外国话，自己不会说，故怕去开会。三是作风、性格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两面性，既有革命性，也有保守性。“我在苏联大革命前就接受了马列主义，但思想混乱”，尤其是以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来学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分来看，这是错误的”。
他声称：在燕京二十年，“同外国人不往来，与司徒不往来，选不好的房子住”，有好有不好。说：“在晚年能看到新社会，大家当面说出错误，这只有毛主席领导才能做到，这是整个社会的翻身。”
不难想象，张东荪这时已年近七十，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重要民主人士，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妨碍燕大师生对张东荪的问题大胆进行揭发检举和无情批判。针对这种情况，张东荪初步检讨后，为贯彻中央“批倒、批臭”的指示精神，“工作组党组即在党团内部进行‘贷款’（即供给党、团员以批驳张东荪的资料和论据），使大家先对张东荪和他的报告进行研究分析，找出破绽，提出疑问，然后在群众中展开酝酿，并说明越是政府委员，便更不能例外”。
经过内部动员、启发和组织，15日，小文学院专门就张东荪的检讨问题再开全体大会，当着张东荪的面对他的检讨进行评议。总体上这时师生们的态度都很温和，大多数人的意见也不很尖锐，如认为张说自己是文人型小资产阶级，估计不当；指出张所著《哲学ABC》一书将唯物论列为五种哲学派别之一，实际上是贬低唯物论。包括学校党支部负责人张世龙举出的问题，也只是强调张著《辩证唯物论总检讨》一书“对辩证唯物论进行了很大的攻击，可以说是反马列主义”。真正比较尖锐的意见，是阎简弼教授揭露说张东荪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与汉奸市长有来往。郑必俊同学揭发说，沦陷期间日本人曾希望张东荪来做燕大校长，必有内情。
经过这一次大会，张东荪的检讨全都被否定了。但校工作组党组并不满足于此，按照中央的要求，他们必须把张东荪变成全校的典型问题人物，还要升级到全校去进行批判斗争。因此，“为了逐渐地把张东荪推向全校，油印快报把他检讨全文登出来，同时组织读者来信，纷纷向张提质难”。
19日，学校广播站宣布：张东荪检讨不老实，明日须再行检讨，尤其须就与司徒雷登关系、沦陷期间与汉奸关系一一说明。
为了配合师生们提出的种种质疑，还在15日大会后，张东荪就已经着手从历史问题的角度来重写他的检讨书了。2月20日下午，张东荪就做了第三度（实为第二次）检讨。
张东荪一上来就承认说：“上次检讨极不深刻，找出的错误都不是主要的。”这一次他从留学日本和认识梁启超谈起，特别着重说明了自“九·一八”事变后与共产党的关系。说自己是最早主张抗日必须联合共产党的，他的文章也因此得到了刘少奇同志的公开回复。抗战期间他经常给华北敌后根据地送药品，还派自己的学生去过根据地，见到了彭德怀同志。日本投降前夕，他还组织了一些人，想要帮助中共受降。战后民盟被迫转入地下后，他更是和中共方面的人经常联系。至于说沦陷期间曾经和汉奸有来往，他解释说，当时日本人要派日本教官和日本教授到燕京大学来，目的是进行政治监视。司徒雷登听说他认识华北伪政权头号大汉奸王克敏，就请他去找王，设法阻止，他因此与王有过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因被捕入狱，需要保人，想到认识伪北平市长刘玉书，就请他出面担保，因此与刘也就不免有了来往。他又主动承认说司徒雷登战后也回北平来找过他，想要让他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被他拒绝了。他主动交代的较为严重的问题，是在战后去南京见过蒋介石的事。他解释说，在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后，为了民盟的事情曾到上海去过一趟，当时张群邀请他去南京，他接受了。在南京见了司徒雷登，还见了蒋介石。他沉痛地表示说，虽然自己当面劝告蒋介石最好接受中共恢复和谈的两个条件，但国共两党关系当时已经破裂，民盟已经站到中共一边来了，这种时候去见蒋介石这件事本身就是极端错误的，应该“当着大众认罪”。
张东荪为准备这次检讨接连多天难以入睡，以至于吃了三十多片安眠药，才断断续续得到一些休息。因为担心交代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因此，他在交代自己政治历史中的这些问题时，总是特别小心地注意两方面的平衡，刻意要强调自己与共产党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和有时还倾向革命的一面。
看到张东荪那么大的岁数，身体又不好，多数教职工听了张这次的检讨，觉得张已有很大进步了。许多人觉得差不多了，认为可以让张过关了，因此，大家不仅在会上对张表现得比较客气，而且在下面的讨论中也不赞成进一步深揭猛批，有人甚至明确提出：“何必翻老账？”校工作组当然不能照一般师生的意见行事。工作组“党组先对张东荪问题作了讨论，指出破绽，提出问题，又指定专人准备材料，先在党内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并展开讨论，又召开积极分子会讨论，然后再开群众小会酝酿”。他们并通过燕京三反快报发表评论，直接针对同情张东荪的言论进行批评。评论声称：“任何危害人民利益的思想或现象，都应该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能因为‘老了’、‘小了’而放弃了这个原则。”“批评得尖锐与否，是按照错误的性质是否严重而定，而不是按照年岁大小来定。”评论指出：张东荪“一贯反对马列主义，主张亲美反苏，是著书立说来反对，是一个积极的宣传者”，他“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至今没有对自己做出很好的批判，谁能说他现在就不存在这些反动思想了？
在多方面动员之后，小文学院2月22日上午又举行师生大会，按照工作组的布置，由积极分子向张东荪群起而攻。可想而知，纵使这个时候工作组还没有掌握到张东荪太多思想或政治反动的可靠证据，大会依旧没有通过张东荪的检讨。会议对张东荪第二次检讨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检讨态度不诚恳，不老实；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非常不够；三、（没有交代）一贯政治立场问题；四、（没有交代）解放后的政治态度问题；五、（没有）检讨‘亲美不反苏’的问题。”
张东荪也听说了群众中意见不一，有不少师生对他有所同情的情况。注意到会议上批评者的意见仍旧只是集中在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批判方面，因此，他显然认为可以进一步上纲上线，争取过关。为此，他不顾身体的虚弱和严重的失眠，抓紧时间又写完了第三次检讨稿，并要求再做检讨。
2月26日，他第四度（实为第三次）在小文学院师生大会上宣读了自己最新一稿的检讨书。
他说：“我是从一个很古老的、腐朽的、衰败的旧中国里成长的，我过去充满了旧社会给予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单在过去支配了我，就是在现在还限制了我，使得我对于中国人民非但没有尽了应尽的责任，反而造成了很多损失，这是我很痛心的。”
张东荪这次检讨为适应师生大会提出的意见，较多地检查了自己的政治思想问题。他不再强调自己过去革命的历史和思想了，而是承认说，自己一贯是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反对革命的。虽然因为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治行动的自由遭到限制，不得不躲到燕京大学来，但是自己的思想倾向并无改变。即使在抗战期间，自己的基本思想也是希望日本投降后，中国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因此，自己对国共两党都不喜欢，战后看到美国的力量，就发生了拉美国来帮助中国，走一条中间路线，以实现民主政治的想法。即使共产党胜利后，自己也没有转变这一立场。
当然，他仍旧突出强调自己1949年以后还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他说：解放后，“我佩服共产党，他们流了血，真的革了命”，因此“我抱有封建意识的‘效忠’观念效忠毛主席；对于重要的事情，我每次竭诚贡献我的意见”。然后，他才转而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说自己主要坚持的，只是“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下保留两点：一是一部分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一是资产阶级所谓的学术自由”。对于解放以来自己公开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他的解释是，因为思想不正确，所以一直在“闹情绪”。原因是对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不服气，“觉得自己有功，好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他最后用很沉痛的语调总结说：
我参加了人民政协，我参加订定共同纲领，我亲自举手通过，而且还当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我这种错误思想还是没有得到完全改正。我竟然对新民主主义基本精神没有认识清楚，我想到这里，我真无地自容，我只有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我知道了我的思想是不纯正的，我又不高兴学习。解放三年，我进步很慢，事实上是不如人家。我自高自大，今天想来，我很难过。在三反运动中，我看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疯狂进攻，它的危害性是很大的：腐蚀了我们的干部，危害了我们的政权。现在我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彻底批判，立即肃清……我们民主人士必须很老实地检查自己、责备自己、改造自己，然后才能真诚团结，在共产党领导下前进。
张东荪的检讨明显地一次比一次深入了，因此对张东荪问题和历史缺少了解的燕大师生自然也越来越多地觉得他的检讨基本上符合要求，可以不必再以将近七十岁的高龄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了。但是，校工作组仍不可能就此鸣金收兵。因为这个时候中央还没有向工作组具体说明张东荪“里通外国”的问题，工作组的主要目标还只是着眼于如何把张东荪在政治上“批倒、批臭”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非找到足够硬的材料不可。问题在于，工作组最初并无准备，全靠张东荪检讨和师生揭批来挖掘线索。而张东荪的检查，又总是像挤牙膏，群众批判一次，他就多挤出一点，结果工作组也十分被动，拿不出多少过硬的证据来证明张的问题十分严重，张的态度极端不老实。
终于，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组织发动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全面检查深挖张东荪的各种著述文章和出版物，包括调查张在历史上的各种疑点，工作组终于掌握到几件实实在在的证据，完全可以发动群众把张东荪“批倒、批臭”了。
2月29日，即在张东荪第三次检讨三天后，校工作组公布了两件必定会让张东荪的问题升级的历史资料。
一件是张东荪在其抗战前所著《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末页的一段亲笔题词。全文是：
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二者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
柯亨语 东荪书
一件是张东荪在与汉奸伪市长刘玉书来往期间与刘玉书、梁秋水共同拟定的国社党内部提案。内称：
依最近情势，华北政局或有变化之可能性。本党虽经多次之议决，不以本党名义对外接洽作政治活动，但万一日本方面非正式向本党提出此项要求时，倘无充分讨论与决议，必致临时难于答复。将来演变虽不可预测，但为准备计，不可不有一定之方针。兹条具各项要点如左：
（一）将来华北政局如有改组时，本党既决定不以党的名义出面，则只有容许党员自愿参加，以前须向本党报告，受本党之指示，并须严格遵守本党所决议之个人参加而不代表本党一点，对外切实声明之。
（二）为使本党党员个人参加新政治机构之便利计，对于今后之新政府形成似应主张由各方面人物名流混合以成之。
（三）在上述混合式政治组织中，必须有一实际负责任之人。此人最好虽非本党党员，但必须对于本党曾有多年历史关系，对于本党曾有所援助，又与君劢先生有相当感情者，则运用时亦有多种便利。
……
（八）倘对方对于本案以为尚有未足之处，本党应切实声明本党应保留重要党员，仍以个人名义专从事于全面和平，故不参加政府，其效用亦正异曲同功[工]，殊途同归。
提案者：刘玉书。连署人：梁秋水、张东荪。
公布者并专门注文称：张东荪三次检讨都强调自己是“同情革命”并“帮助革命”的，说自己是“坚决抗日”的。而这里公布的文献说明：张东荪不仅极端痛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且是明确打算要“投降日本去当汉奸”的。
这两件材料的披露正是在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进入高潮的情况下，燕大举办的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览几乎同时开展，全校师生群情激昂，对张东荪的态度马上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29日下午，燕大召开全校师生会讨论张东荪的第三次检讨，大会竟然连续讨论了五个小时之久，众人批评之尖锐，无以复加。
学生会主席伍愉凝发言公开认定张东荪是反动阶级的代表。他说：
从张东荪先生的历史上看，从他的阶级本质上看，从他各方面全面的看，他是代表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的。他的极端的唯利是图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揭发的许多事实，凑起来看一看，可以认识到：张东荪是一个典型的买办的、封建的投机政客，反苏反共，谩骂歪曲马列主义的专家。像这样的人，实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阶级的特产。张先生的这些思想和行为是丑恶的，可耻的。
张世龙身为校工作组成员，在发言中对张东荪干脆直呼其名，声称对张已完全失望，清楚显示校领导部门对张的态度已根本改变。
光是拿出张东荪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的题词和提议可以个人名义自愿参加日伪政治组织这两则资料，就轻而易举地达成了中共中央交付的把张东荪“批倒、批臭”的任务。
3月3日，民盟燕大区分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讨论了中常委张东荪的问题，通过决议，要求撤销张东荪盟内外一切职务。次日，燕大哲学系以全体师生名义发出公开信，要求校方撤销张东荪所担任的系主任职务。很快，民盟中央和燕大校方都做出了撤销张东荪相关职务的明确决定。张的教职也被宣布停止了。
张东荪的问题会升级到这种情况，是很多民主党派中人想不到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就很不理解，他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了不满的态度，讲：“燕京搞张东荪搞得太凶，这样搞下去民主党派还有什么办法。”
多半为了回应一些人的质疑，毛泽东这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部讲话中首次点了张东荪的名，指出张身为政府委员，竟然勾结美国人，泄露情报，不可容忍。毛泽东的讲话很快即在高校部分党员干部和上层民主人士中进行了传达。许多人都被这一通报震惊了，一个个表现得怒不可遏。
据报，马寅初听了通报后当场即对周培源、汤用彤说：“毛主席说张东荪是大坏蛋，要是我就枪毙他了。”民盟北京市支部派人和燕大区和北大区分部负责人谈了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的谈话内容，两个区分部委员听了传达都非常震惊。新闻系主任蒋荫恩直言：“张东荪是中国的斯兰斯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罪人。”孙承谔说：“让学生知道了，非揍他一顿不可。”李济深听到通报后，也马上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严办张东荪。
对于这样的消息，就连与张东荪一向较熟，来往较多，且向来不问政治的燕大历史系教授邓之诚，也感到难以接受。他从燕大干部那里得知了张的这一行为后，内心十分困惑。他在日记中写道：很想亲自去质问张东荪，只是“避嫌不敢”。但他还是相信这消息恐怕是真的，因此深感愤怒，谓：“往昔吾识子之面，今吾识子之心矣。”
因为这个时候整个运动的气氛发生了很大改变，群情激昂，众多教授成为斗争批判的对象，因此，张东荪虽然注意到一些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升级了，却还不知道他与美国人秘密往来的问题东窗事发了。他这时感到难以应付的，主要还是工作组抛出来的两件证物，以至于要求再检讨也不是，不要求检讨也不是。此前，同为民盟委员的周鲸文等即批评过他太过主动了，用周的话来说：“李维汉表示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可以不做检讨”，何必自找麻烦。张东荪这时才明白了这一点，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由于整个情况完全失控，进退失据，又摸不清上面的意图，张东荪不得不分别去找了民盟的几位领导人，希望从他们的谈话中能发现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3月5日，民盟主席张澜约了几位领导人和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自己家里，专门和张东荪见面谈话。张东荪当面向李维汉表示“深自悔悟”，承认群众揭发的事情大部分是对的。沈钧儒明确提出，张不要再抛头露面去参加政府方面的公开会议和活动了，应“回家请假反省”。李维汉表示同意。于是，张不得不按照沈钧儒的劝告，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请了假。
请假两周多之后，张东荪越想越觉得心里没底，因此又鼓足勇气提出请辞人民政府委员的要求，想探一探他的问题到底到了怎样严重的情况。让他多少有点意外，同时也让他多少感到宽慰的是，张大中在请示彭真之后拒绝了他的要求。而彭真的批复是：“暂不理他，薪金仍照发他。如他问时，即覆以‘此类事都尚无暇处理’。”
九、从“挤牙膏”到“彻底坦白”
戴书对张东荪在运动中的遭遇和表现介绍得十分简单，而且只介绍到1952年3月初，即张东荪第三次公开检讨后便不再介绍了。好像张东荪此后没有再做检讨，前面检讨的文字，也大都是儿女们“捉刀代笔”拼凑出来的，与张东荪个人的主动无关。戴书并解释说，张东荪与司徒雷登和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交往的情况在运动中大会小会和猛烈批判中“都忘了提”或“没有人提”。给人印象，作者应该没有读到张东荪第四次检讨的文字。但与此同时，戴书又大量引述了张东荪第五次检讨的文字，并为之做了长篇的辩白，这说明作者是读到过张第五次检讨的内容的。问题是，在第五次检讨开篇，张东荪就明白提到：“我在第四次检讨中交代了我和美帝的关系”，最后他还就自己与柯乐博等交往联络的情况专节做了“补充交代”。无论第四还是第五次检讨，都在一定范围内受到工作组领导的群众的当面批判和质疑，并不存在“忘了提”或“没有人提”的情况。而且，像第四、五次检讨书里面的内容，就是张家儿女想要代写也写不出来的。
因此，笔者这里还是要接着把戴书没有讲到的一些情况，再做些介绍和说明。
从1952年3月初开始，张东荪的问题明显被“挂”了起来，群情激昂的上纲上线式的大批判热潮也很快冷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开滦遭到停职的儿子意外地得到复职，好友蓝公武又告诉他说：“有人主张将张东荪、陆志韦送公安局，是毛主席不同意”，这些情况都使他的情绪日渐稳定下来。他甚至开始猜测：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否正在由运动时的激进又向“右”转了。他对身边的朋友说：可能是下面搞得太凶，上面不予处理。他估计说：“我的问题要等上级决定。最近毛主席忙，管不过这些小事情，不过暑假前总可解决。”张东荪的太太这时也对张的助教讲：“外面有些人说刘王立明、罗隆基、周鲸文、潘光旦、张东荪是一个小集团，要整一整，但最近没什么动静，可能是他们没找到材料或政策变了。”
毛泽东这时对张东荪问题究应如何处理，似乎还没有确定的意见。4月下旬，毛泽东读了彭真报送的北京市高校一些重点教授所作的思想检讨材料后，明显地对多数教授的检讨或态度都表示满意，唯独对张东荪明确表示不能让其过关。他的批示是：“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
从毛泽东批示内容可知，他已经把张东荪和“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了，但到底还没有把张直接视为“敌特分子”，而是用了“个别的人”的提法。这也就意味着，中共中央这时还无意或无法照“严重的敌特分子”那样来处置张。因此，就连是否应撤销张东荪现有待遇等问题，都还未有定论。
毛泽东之所以不能马上确定处理张的办法，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公安部门掌握的张东荪暗通美国的种种证据，只是限于张单方面对美幻想的材料，因而整个案件始终无法定案和结案。即使毛泽东已经在内部宣布张东荪勾结美国人，泄露情报，但具体案情并未通报，北京市公安局其他各处对这一案件始终不甚了了，更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如1952年5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文教口的第四处所做张东荪“罪恶”的材料，仍只限于思想方面，行动方面的情况几乎毫不了解。
材料将张东荪的罪证分为反动历史和活动两部分做了说明。
在“反动历史”方面，它归结为三点：“一、官僚政客集团——民社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说他早年是梁启超研究系（保皇党）的干部，后因害怕中国被“赤化”，和张君劢等组织了国社党，并且先后出书污蔑和谩骂共产党，说“马克思派的人们所有的思想，都等于他们膀胱中出来的小便”。“二、抗日期间与日伪勾结，继续反共。”说他除了继续出书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拟外，还在国社党内提议允许以个人名义从事对日和平工作，并接受汉奸政府的经济资助与活动经费。“三、投靠美帝，进一步进行反革命活动。”说他抗战胜利后转向了亲美反苏，多次写文章扬言：“中国的民主人士愿意以至诚至恳的态度向美国保证：绝对担保中国于和平成立以后不会偏向苏联一方面去，即无论如何不会投入苏联的怀抱。”
在“活动”方面，材料仅举出以下“嫌疑活动迹象”：
1．北平解放前，民社党革新派卢广声（军统特务，曾在香港活动，与孔、宋均有关系）领了五千元港币的活动费自港来平，解放初期与梁秋水、张东荪拉拢以民社党革新派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2.1949年4月，司徒雷登曾派代表与其联系商谈，内容不详。
3．解放后一贯不积极，不参加学习，处处对党不满，当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后，民盟选他作捐献委员会委员时，他表示拒绝，自己也分文不捐，仇视运动。他污蔑无产阶级领导权，说：“无产阶级因为被压迫很久，所以能有力量敢向前，因为从未居于领导地位，所以有活气有朝气。”常在校外说：“马列主义有什么可说”，又称知识分子的转变“最可贵之处即在于自发”，思想上抗拒马列主义的领导。
由上可知，毛泽东这时掌握的张东荪的罪证，最多也只有张勾出某些政协成员名字和介绍政府预算的一些数字给王正伯这两件事，王正伯本身既不是美国人，又够不上定“间谍”，说张东荪向美国出卖情报毕竟太过牵强。因此，毛泽东对此事痛恨归痛恨，却并不同意照彭真的意见将张东荪逮捕法办。在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毛泽东从来认为，类似张东荪这样的人在民主人士当中并不是个别的。
1949年以来，无论公开，还是内部，毛泽东都一直在尖锐地提醒共产党人要注意民主人士可能里通外国，做帝国主义在中国代言人的情况。他不止一次讲，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都是亲美、崇美、媚美，注定了是想要依靠美国人的。真要抓这类问题，他相信不少人都有。考虑到这个时候联合政府这一统战形式还十分重要，对张东荪这类人还不能一棍子打死，故毛泽东明显地还在等着看张东荪交代坦白的态度。
毛泽东的讲话在一定范围内传达后，高度敏感的张东荪不可能毫无感觉。但因为完全脱离了公共事务，运动以来朋友也多不再上门，张东荪想要弄清楚上面的情况又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他甚至有点后悔听了沈钧儒的话，向中央人民政府请假，弄到现在也不好销假。特别是看到做过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的北大教授周炳琳再度检讨后都得到了解脱，他就更是坐不住了。为了尽快从目前的环境中解脱出来，他又突击写出了长达两万字的第四次检讨书，然后连同恳求组织帮助他早日获得新生的信件，于5月7日送给了燕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这一次，他主动交代了和司徒雷登、柯乐博等人来往的一些情况，却仍旧隐瞒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与王正伯的关系。
这时，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已告结束，开始进入到院系调整的工作中。燕京大学又恰恰改组了校务委员会，并按教育部规定，计划将燕大归并到北大等若干所高校中去，因事务繁忙，张东荪的问题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讨论。
直到8月上旬，院系调整的基本规划和分配方案已经做完并开始实施，燕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才在北京市委的指示和参与下，将张东荪和陆志韦的检讨书印发给各委员。8日上午先由张大中与翁独健等商量好处理意见，下午再开党团干部会进行部署，晚上又开节委会讨论贯彻。11日，节委会正式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张东荪、陆志韦的第四次检讨。
陆志韦的问题所以拖到现在，也主要是因为与美国人的关系。但是，陆志韦的问题多半只是教会学校与美国基督教会之间的业务问题和陆本人政治上崇美亲美的问题，没有张东荪那样复杂的情况。因此，按照张大中、翁独健和党支部已经商定的意见，在会议上认可了陆的检讨。张东荪的检讨则再度遭到了否决。
据相关报告称：“会上对于张东荪在这次检讨中不老实地暴露他和汉奸、美帝国主义勾结的事实，并把他自己的思想说成是‘双重的自由主义’、‘没有不动产的资产阶级’、‘旧民主’等，表示不满；特别是对于张东荪不‘闭门思过’，反而坐着汽车，‘开门活动’，表示很气愤。学生、职工和部分教授都提出对张东荪要严加处置，职工要他‘劳动改造’，学生提出‘三停’——停职、停薪、停车（以上意见我们做了解释）。最后一致认为张东荪的问题十分严重，检讨极不老实。”
当晚，燕京大学节委会召开全体师生职工大会，当面宣布对张东荪、陆志韦问题的处理意见，决定继续督促张东荪交代问题。在内部决定中，则确定燕大和北大两校合并后，将张东荪移交新北大继续处理，直到交代清楚问题为止。据报，“群众一般都接受节委会对陆志韦的意见”，但“一般表示对张东荪很气愤，当大会上宣布张东荪检讨不老实时，大家都哄起来，并支起脚来看他”。
就在燕大节委会决定讨论张东荪第四次检讨书的前两天，即1952年8月7日，梁漱溟刚刚向毛泽东代张东荪求过情，希望了解毛的态度。关于这件事，梁漱溟是这样回忆的：（1952年8月7日与毛泽东谈话）临末因受张东荪之托，提到张东荪犯罪问题。称：“他亲美、惧美，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不意主席于此事竟不见恼怒，回答我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
但梁的这一回忆可能有误差。因为，张东荪此时应该并不了解内部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他的问题的讲话内容，否则，张也就不会再继续隐瞒他与王正伯的关系问题而不做交代和检讨了。类似的说法也可以在蓝英年的文章中见到。
蓝英年说：民盟主席张澜这时也曾向毛泽东探询过张东荪的处理问题，并为此约上统战部正副部长李维汉和徐冰一道拜见了毛。李维汉代毛讲出张东荪问题的要害：“他出卖了国家情报。”毛当场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但蓝说，张澜在这次谈话中得知张东荪还有一个重大情节没有交代，即通过美国间谍王志奇向美国出卖抗美援朝的情报，随后赶快告诉了张东荪的夫人，这同样也让人怀疑。
因为，无论是梁漱溟，还是张澜，随后都没有把毛泽东或李维汉所谈到的涉及王正伯的间谍案问题告诉张东荪。否则的话，张东荪理当马上就明白他的第四次检讨稿不仅不合格，而且非常糟糕。然而，张东荪虽然交稿后心里直打鼓，但却仍旧抱有某种幻想，一直希望能够侥幸过关。当听到节委会宣布不予通过的结论时，他明显地缺乏思想准备。这时他才明白他的问题不是燕京的党组织在起作用，而是上层的意志在起作用。
张东荪在第四次检讨被否定后对助教说：“这一定不是燕京决定的，是中央统战部对我不满意。”“三个月没管我，现在忽然处理，大概掌握了我的材料。”他左思右想，想要找党支部试探一下，又怕摸不出什么，反而更受怀疑。不得已，他连夜给接替陆志韦主管燕大工作的翁独健写了一封信，想请同为燕大同事的翁能够和他当面谈一下。
其函称：“今日之会使弟十分惶悚，再作检讨如何着笔，亟盼公能抽暇约期一谈，俾弟得有所借助也。拜恳拜恳。弟张东荪上。”
和党支部商量后，翁独健几天后找张东荪进行了谈话。翁的意见很明确，张东荪必须要交代清楚的主要问题，是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总是这样挤牙膏式的交代问题是得不到政府原谅的。
经过这次谈话，张东荪终于了解到了问题所在。事后，他甚至主动和助教谈到了自己和美国外交人员来往的一些在第四次检讨中没有讲到的细节。说1949年柯乐博常来找他，但把汽车放在别的地方；说有一次柯乐博拿着一批机器订货单来探他的意思；说柯乐博也找过张澜、罗隆基。他特别讲到了自己的恐惧，说他怕政府怀疑，不敢向政府报告这些情况。并且说他一直怕共产党，特别是看到东欧各新民主主义政府清洗资产阶级，生怕自己也会遭此风险，想不到现在果然就搞出来了。
与翁独健谈话后，张东荪把自己关在家里开始重新写检讨。但是，要不要交代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问题，特别是通过王正伯想要联系美国政府，还透露了政府机密的问题，张东荪一时间还是犹豫不决，反反复复下不了决心。因此，第五稿总共不过六千多字，他竟写了二十天之久。
9月6日，张东荪向节委会送上了第五次书面检讨。由于他终于把自己与王正伯的关系问题交代出来，张一家人都极度不安。他太太对亲友表示：“以前张大中说张东荪的大头在后面时，张东荪不敢交代，怕受处分，这一次都交代了，可能要受处分。”
张东荪的第五次检讨主要只集中讲了一个问题，就是与王正伯的关系问题。他开篇即说明：
他的检讨分为“事实”、“动机及思想”、“补充交代”和“总结”四个部分。
我在第四次检讨中交代了我和美帝的关系，但却故意隐瞒了一个主要的事实，一来我以为检讨的主要是思想问题，因此我便借此把它隐瞒；二来我当时存有极大的顾虑，生怕受到处分，因此就不敢暴露。交了检讨之后，我的心中始终还是苦痛，不感轻快。现在我明白不彻底交代就是对政府不信任，只有坦白彻底才能重新做人。所以现在我有勇气下决心交代问题。
在“事实”部分，他说明：“这个事实是我与一个美帝特务往来，这个人就是王志奇，又叫王正伯。”他说明他认识王是在抗战中，王一直很有钱，各方面关系很多，战后王还资助他办过一份报纸。1949年以后王开始做出口买卖，朝鲜战争爆发后王从天津来北京，说是与美国人发生了关系，说美国正在布置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为世界大战必起，想要利用王和美国取得联系，转达他的一些想法。为了“让王知道我的神通广大，有前途，使他对我有期待”，因而给了王一个经过勾画的政协委员名单，并向王透露了政府预算的一些数字。后来，知道政府决心要出兵，他就通知王赶快走掉。1951年春末王又来北京见他，他怕受王牵连，见了一面就再没有和王接触过了。
在“动机及思想”部分，他解释说：
我明知他是一个美帝的特务而还和他往来，当然有一个动机与思想根源的。我主观上始终认为大战必起，所以一听王志奇的话即认为与我一向的担忧相合，我并且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全球大半毁灭，因为我迷信现代杀人武器的力量太大，而我们阵营虽以和平为号召，但我仍荒谬地认为事实上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只是走向战争。我感觉到人类前途极为危险，在这样尖锐斗争的世界中，我这样不爱斗争的人，感到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同时我自解放以来，觉到处处被动，没有自由（旧民主主义的），十分苦闷。我虽想退在学校专教书，但教书也成了困难。在这样极端苦闷之中，我听了王志奇的话，同时证实了我的老看法，我遂勾引起政治野心，我知道中间路线在现在已成过去，将来或可能复活，向政府方面我不敢再提对美应该缓和的话，但不妨冒险向美帝方面表示一下。
在“补充交代”中，他主要交代了在第四次检讨中没有讲到的与司徒雷登、柯乐博及司徒雷登中文秘书傅泾波之间往来的一些情况。
他的“总结”是：
明知王志奇是特务而和他往来，为了要他替我向美帝传达意见而供给他以情报。发生这样问题的总祸根是由于我抱定中间路线在将来可以再现的迷梦，认定大战必起，同时又存在恐苏与反苏的思想……只想消极下来，留出身份以便将来活动。
讲到自己所以不敢老老实实地把这件事和动机交代清楚的原因时，他的解释是：最初误解了三反的意思，“以为三反单纯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做了三次检讨以后，我才想到要交代这个问题。但我害怕，我妻尤其害怕。我怕失去了地位与名誉，我怕受处分，我又怕群众责备，我也怕从此与党失去了关系，因此我想隐瞒起来这件事。”
他保证说：“我这次坦白已将所有事情暴露清楚（除小节记不清楚外），决无保留”了。说自己“以政府人员身份泄露国家机密，则我应请求予以应得的处分”，争取“重新做人，再取得党与政府的信任”。
最后他说：“我得此教训虽在暮年，然深到刻骨”，故终于认识到过去以为要人检讨“是控制思想，破坏人权”，是资产阶级的观点。“现在我大觉悟，知道非此不能使有错误的人暴露其错误……改过自新。”
张东荪第五次检讨是否像他自己所讲的，毫无保留了，肯定是大可怀疑的。对此，只要将其第四、五两次检讨涉及与美国外交人员往来情况的交代内容，与已经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中相关内容稍加对照，即可了解一二。从美国外交文件中可知，张东荪向美国人透露新政府内部信息，如透露政协代表内定名额分配及构成之类信息的情况，早在1949年新政协筹备期间就已经发生过。张在检讨中只交待了1950年他向王正伯透露的两条信息的情况，对此前与美国外交人员接触的一些具体内容不是只字不提，就是讲的情况明显与美国外交人员电报上说的情况出入很大。比如，张东荪在检讨中强调说他曾屡次拒绝司徒雷登或柯乐博委托或要求的事情，比较美国外交人员电报中记述的情况，显然大不相同。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那样一种政治高压的态势下，结合以东欧国家接连出现斯兰斯基被判刑或处决之类的所谓内奸案例的刺激，张东荪最终也不敢真正无保留地交代他与美国人讲过或透露过些什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中共相关部门当年也无法从美国方面获得任何资料用以印证张东荪的说法。张东荪第五次检讨上交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即小范围报送给了中央领导人，并分发给了民盟高层。10月间，统战部又将张的检讨摘要分发给各党派团体的领导机关。民盟在此基础上马上成立了张东荪问题的专案审查小组。
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中央也并不相信张东荪的这次检讨像他自己所保证的那样是再无保留了。统战部11月下旬进一步扩大发送张检讨范围时曾明确地表示过中共中央的这一看法和后续处理意见。其通知说：
张在此检讨书内讲了一点勾结美蒋、出卖国家机密的罪行，但未彻底坦白。民主同盟召开了中常委扩大会议，议决“撤销张东荪在盟内一切职务，令其彻底交代，听候处理”。并组成审查小组，进行专案审查。在令张继续坦白过程中，不公布他的材料，民盟除向其北京市支部传达外，亦不向其他地方组织作正式传达。张的检讨书，我们已印发党、政、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高级负责人。党内同志收到此项文件，只供内部掌握，遇到党外人士谈及时有所根据，但不要外传，更不可公开发布。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现在尚未传达，亦未分发，故暂时不必故意推动他们讨论。
十、“叛国”案的严重后果
考虑到张东荪案尚未公开，张身为政府领导人的职务亦未明令撤销，因此，燕京大学归并北京大学后，北大校方无论对张个人有什么看法，除了因为搬迁校园后住房紧张，不得不要求张让出一半住房外，无权改变张原有各种待遇。11月初，教育部派人到北大了解张东荪等人的生活情况后即通报说：张现留北大哲学系，不能开课，薪金照发，只是原住房子比较大也比较好，这次院系调整，因为房子不够住，大家都要挤，所以把他的房子分出一半给了另一教授住。政府给他的一部汽车，群众要求撤销，学校没有同意。这次评薪，为了照顾他，也没有把他的薪金拿到群众中去评。
因为改变张东荪的住房不在上级部门的指示范围内，因此，北京市委得知这一情况后还专门指示北大党委了解原因并汇报擅行改变张住房后张东荪本人的情况。据此，11月24日，北大总务长助理专门去了张家，当面询问情况。张东荪自然不能表示不满，他的答复很委婉，说：“房子很满意，将来如果有条件时，希望能一个人住一所房子，现在两家住在一起，也非常好。”北大党委在汇报了上述情况的同时，亦向市委提出，张东荪在燕大薪水原为一百七十万元，但作为政府委员，这笔钱尚未达到应有的标准，不足之数是否由中央政府发给？因为北大方面不了解张东荪现在从中央政府方面有无获得补助，是否可请市委到中央政府查一下？
根据市委了解到的上述情况，彭真于12月11日一并将包括张东荪生活情况在内的有关问题上报给了周恩来和毛泽东。
虽然民盟成立了专案组，继续调查张的问题，但对张东荪的第五次检讨也只在小范围进行了揭批，没有再开大会批判。年底，民盟对张东荪问题的追查事实上也已告一段落，除决定开除盟籍外，亦征求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未再建议做其他惩罚。
中共中央对张东荪问题的最终看法，基本上反映在1953年3月周恩来对民革代表的一段讲话里。周说：
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张东荪在解放前与美、日、蒋、共四方面都有联系，有人说他是“押四宝”。过去的事情以一九四九年为限，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就不追究了，以后仍在搞这些活动就不可饶恕了。说毛主席厚道，共产党宽大，这是对好人、对能改过自新的人而言的，如果对敌人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张东荪事件应引起严重注意。
由于“中央对其罪恶行为不拟作刑事处理”，张东荪也就得以留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被养了起来。而进入1953年以后，张东荪的心态已经比较放松了。他很清楚他的政府委员肯定是做不成了。这一年中共中央宣布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张东荪马上就意识到政府取消他的政府委员职务的时机到了。张太太就告诉张东荪的朋友说：“因为要撤掉（张东荪的职务）是要开会的，改组（政府）自然而然就改组掉了。并且有人告诉我们，东荪的问题会一直拖到改组（政府）。”张东荪还是和过去一样热心于做政治上的预估，他评论说：“这次固然我有问题，但是其他的一些人恐怕也要下来。”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早就对丢掉政府委员职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了，政府这次召开全国人大竟然还正经八百地搞起了普选，而有没有选民资格，远比会不会丢掉政府委员职务更让自己和家人感到紧张。
1953年秋末，海淀区开始登记选民。张东荪全家反复研究选民资格的相关政府文件，认为张并未被政府明令剥夺选举权，因此是符合选民资格的。虽然全家人都担心去登记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但大儿子张宗炳还是认为不去登记更是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自己就把自己摆在了被剥夺了选民权的位置上。张太太也觉得“没有选举权很不光彩”。张东荪也认为，自己并没有被政府宣布管制，应该有资格参加选举。因此，虽然心怀忐忑，他还是在太太的陪同下去选民登记站登了记。因为担心得不到选民资格，张太太还两三次去找代理系务的洪谦副教授，请其帮助张讲讲话。
1954年元旦刚过，符合选民资格的名单即张榜公布出来了，张东荪的名字赫然在列。知道消息后，张东荪很高兴，对人说：“这次选举真民主，比资产阶级的还好。”然而，看到张东荪的名字上了选民榜，马上就在北大教授群里炸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表示强烈不满。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声称：“我早已控告他了，怎么还有他的名字？”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提出应该将张东荪从教职工工会和中国哲学研究会中开除，并撤销张的教授职位。数学系教授吴光磊斥责北大选举工作组严重失职。图书馆馆长向达声称：“别人有他犯的一件罪行，早就劳动改造去了，如果我泄露志愿军出国秘密，怕早已魂归天外了。”
北京市普选工作委员会在1月4日的普选情况通报中记述称：
选民小组开会时，教授们都非常气愤，骂张“竟想混进我们的队伍”！“恬不知耻！”一致提出要“分清敌我”，“剥夺张东荪的选举权”！有些中间教授并检讨了自己对张的选举权曾抱自由主义态度是“思想麻痹”，“缺乏当家作主精神”。只有贺麟（曾被管制）表示“事实如此，非常痛心”，但立即遭到驳斥。现已有二十多名教员向选举工作组控告张的罪行。
张东荪也去参加了选民小组会，因受到与会者围攻，据说“时而以手遮目，时而抬头漠视室内书架，神态颇为不耐烦”。轮到他说话时，则说：“我本来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参加选举，我对自己过去的罪行感到非常忏悔，我登记参加选举是为了表示拥护政府，现在既然知道我不应该参加，那就不参加了。”会议休息时，张即离开了会场。
两天后，即1月6日下午，海淀区选举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受理要求剥夺张东荪选举权的检举案件。张东荪原不打算参加，但住在隔壁的原燕京大学的老同事孙瑞芹一向和他关系不错，劝他还是去参加的好。孙的意见是，一方面表明愿意接受批评的态度，一方面干脆到会上去表示愿“辞去政府委员的薪金”，争取主动。张东荪虽然不同意现在就主动辞去政府委员薪金，却还是硬着头皮去参加了会议。
据委员会整理的会议简报讲述当天会议情形称：
冯友兰、高名凯、吴达元等十余人代表北大八十余名检举人出席控诉。张东荪由其妻陪同到场，情绪紧张，手有些抖。为免于双方对质造成紧张局面，在会议进行约半小时后，宣布休会，令张暂退场，张亦知趣，并要求单独和区选委会主席谈，不在群众面前交代。在所有检举人代表控诉完毕离去后，张进场交代称：“群众所提的基本上是事实。‘三反’中的检讨已送中央，因为不彻底，政府叫我在北大改造；既是改造，就不能不是人民。在选民登记时，我想，如不去登记，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不可改造的人，那我就对不起政府，当时心里很踌躇，看了选举法，应该是贪污被剥夺选举权的才不给选举权，于是我就登记了。现在群众提出来了，对我更是很好的教育。既然群众是这样，我也只能听从群众的意见。”
从会上回到家里，张东荪告诉家人说，会上北大的人骂得很厉害，“自己学哲学，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北大、清华教授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们，因此结了怨，一犯错误就都来了”。张太太因此压力很大，一个劲儿埋怨儿子张宗炳当初不该劝父亲去登记，惹出这么大麻烦来。同时，她又请自己的姐妹，即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治委员会委员的蓝公武的弟媳，去蓝公武处说明眼下的情况。蓝要她转告张说：“张的选举权问题，市选举委员会无权决定，要更高级才能决定。至于张是否要辞政府委员的薪水问题，目前尚不宜动。”
几天后，市选举委员会通知张东荪，由于张的选民资格受到广泛质疑，张目前不能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活动。接到通知后，张的情绪自然不好，但也无可奈何，称：“实在要剥夺选举权，也没有法子”，“只好等着瞧”。
事情最后也确是张东荪预计的那样了结的：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张东荪等一批被认定有问题或表现不佳的民主人士，通过新的人大选举，彻底被排除在新政府的名单之外了。只是，张东荪因为想要获得一纸选民资格，反倒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了北大教授的众矢之的，最后导致自己不仅没有取得选民资格，反而在事实上成了没有管制处分的被管制分子。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发起人之一，张东荪过去的朋友，时任民革中央委员的许宝骙评论说：张这事办得太不聪明，虽未被管制，但应以被管制者自处，应否参加选举应先去请示党员或党委，冒冒失失去，自然会有人检举，并说：“以张的处境，不管心里如何，总须用沉痛深自责备的态度，事事请示领导，如果自认没有问题，焉能不糟。共产党的警惕性是很高的。”
有关张东荪最后的出路，看来还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时间才最后定下来。梁漱溟和蓝英年的说法或可参考。梁写道：后来，按照上面的要求，“张写出自己检讨文送主席阅看，主席不满意，嘱其再写。张第二次写来，仍未获准。第三次他所写的幸得谅许。于是既不加罪，且给予中央文史馆待遇，每月生活费百元云”。和张家关系密切的蓝公武之子蓝英年也有如此说法。他说：张东荪后来被清出北大，工资关系转到北京市文史馆去了，只是一家仍住在北大朗润园。反右运动结束后才不得不搬到北大东门外大城坊37号一座大杂院里去了。
十一、对张东荪涉案原因的简单讨论
由上可知，笔者对戴书围绕张东荪案的分析和观点不甚赞同。以下约略说明笔者的看法。
首先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不管是张东荪，还是其他抱有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之后，他们的思想或命运，或迟或早，或主动，或被动，会发生转折，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张东荪并无多少特别之处。
张东荪特别，是因为他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无论他历史上与中共有过怎样的矛盾冲突，中共新政府成立之初即向他敞开了大门，他曾获得过十分特殊的待遇和地位，这显示中共方面最初对他确曾相当重视。如果说曾经杀过不少共产党人的李济深等都能在中共政权的政治高位上被“统战”到底，如无特殊原因，张东荪未必会在中共建国初就被挑出来作为打击对象。张东荪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显然不同于1949年以后一些民主人士或中共党的领导人大起大落的情况。中共所以很快和张东荪翻脸，既不是因为张的政治历史问题，也不是因为双方在政策、制度、权力、人事等方面公开碰撞造成的。张东荪1949年后之所以很快被中共抛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共方面的原因，而是与他独特的个性与观念密切相关的。由于个性与观念使然，身为中国人却研究西方哲学的张东荪，到底脱不开“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教化。诚如唐君毅评价张东荪的老友张君劢时所说的，他们本质上都是中国古代的那种“国士”或曰“天下士”，抱负心极大。“退则为学术，授徒讲学，著书立说；进则从政，治国平天下。”因为有着强烈的抱负心，再加上个性固执，张东荪竟在救国心的推动下，意外地陷入到“叛国”的事件中去了。
张东荪案所以会引发许多讨论，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这个“叛国”的罪名。张东荪无意叛国，而且有心救国，这在今天学界中相信已能形成较多共识。但是，近年来，多数勇于为张洗罪者往往不敢正视张东荪1949年后积极尝试沟通美国政府关系的事实。谈及张东荪建国后命运转折问题时，要么放着一手资料不用，另找二手资料来强调张在与美国人关系问题上的无辜与不幸；要么简单地从同情的立场出发，将大量理应用来还原或重建当时历史真实的文献史料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做削足适履式的运用，对与观点不合的材料视若无睹。如此研究的结果，不仅张东荪和美国人的关系问题，就连张东荪因此在思想改造运动过程中被批判斗争不得不痛苦挣扎、反复交代的过程，也被演绎得离事实越来越远了。
其实，戴书对张东荪曾寄希望于说服美国政府同情新政权，因而努力尝试保持与美国人的关系这一情况，也是承认的。只不过，书中认为这多半是张东荪因为信息不畅，政治判断上一度陷于“弱智”的表现，称：“只能说，通往外界的大门砰地关上，对那些将资讯当做空气、当做水一样不可离之须臾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说给憋傻了，也真给逼急了。”但这种结论恐怕未必妥当。
首先，对于热衷于政治分析的张东荪来说，各种资讯来源的中断当然会对他准确认识形势造成麻烦，但这并不等于说张东荪就会失去正常判断问题的能力。事实上，即使从种种片断的、零散的信息中间，张东荪无论在案发前，还是案发后，都还是经常会做出一些事后证明很准确的形势分析。如1954年6月听了关于日内瓦会议报告的传达后，张就表示说：“对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前途的估计很对，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很困难，因战线是犬牙交错的，不像朝鲜有条三八线，所以即使停战了，再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很大。”事后的情况证明，他的这一判断就相当准确。
其次，资讯的缺乏并不会使所有热心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都变得弱智，对此可以拿罗隆基来做一个对比。罗隆基不仅同样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政治学家，长年从事政治研究和政治活动，其热心国事的热情也不输于张东荪。如果说与美国外交人员的交往，罗隆基早在抗战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战后直至1949年夏天来到北平前，他与美国人交往的频度远胜过张东荪。因此，1949年底，在中共中央安全部门眼里，罗隆基也远比张东荪更具危险性。然而，同样欠缺“资讯”，同样处于高压之下，罗隆基却知道适可而止。从上海来北京后，除了在张东荪引导下在张儿子家见过柯乐博一次外，罗即再不曾直接与美国外交人员接触过。进入到1950年，罗连间接与美国外交人员之间的联系也停止了。正是因为罗隆基有如此表现，他里通美国的嫌疑逐渐被取消了。在这一波“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他甚至得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特许，免于就最易惹出争议来的他过去与美国人关系问题进行检讨和交代。故就连罗隆基后来都明白地对张东荪的做法表示过不解和反感。
罗隆基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只要读一下叶笃义的一段回忆和他对二人区别的观感，就应该能了解其中之一二了。叶回忆说：
罗隆基注重人事安排，而张东荪却不感兴趣。他对政府和国家中的名位都无所谓，而想的是可能变天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罗隆基经常公开骂美国，而张东荪从来不敢这样做。张东荪对罗隆基说：“燕京大学骂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很快就会知道。”罗隆基说：“我们已经搭上了共产党这条船，不论它是贼船或者是诺亚方舟，我们只有跟到底，不能想变天。一旦真的变了天，左舜生（青年党领导人——引者）、蒋匀田（民社党领导人——引者）这班人回来也会杀我们头的。”
如实解读张东荪在当年政治高压下态度及思想变动的情况，对理解当年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和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状态，是十分重要的。除了陈寅恪因为身体原因和中共领导人特殊关照，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经历向群众反复检讨思想和交代历史的屈辱外，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找不到当年留在中国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谁曾经在这一运动中宁折不弯，靠抗争渡过了这一关。几乎所有著名知识分子，当年或真心、或违心，都经历过被迫检讨交代自己政治历史和检讨批判自己政治及学术思想的情况。即使我们今天通过日记可以了解到内心里从来没有屈服过的吴宓，当年也一样公开发表过检讨文章，并且在校内做过各种“自我批评”和历史交代。因为没经历过，因为自尊，因为害怕，因为想不通，甚或因为讲不清楚有些历史问题等种种原因，许多人的检讨交代都经历过类似张东荪那样的挤牙膏和反复。运动组织者眼中平时表现较好或有特殊用处的知识分子，通常会被保护过关，不用遭受太过难堪的检举揭发和学生同事面对面的批判训斥。而像各学校、各单位的重点斗争对象，因为和张东荪一样过去有过比较复杂的政治历史问题或反共表现，不少也都经历过和张东荪一样从心存侥幸到违心屈就，从一点点挤牙膏到痛心疾首地向群众“和盘托出”、低头认罪的过程。如果今天的历史研究抹去了这一部分史实，我们想要做的任何一种历史辩白，不仅将徒劳无功，而且可能还会适得其反。因为，我们不尊重历史真实的话，也就发现不了历史真相。
有关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当今关于张东荪案的各种猜测与推论中看出来。
比如，今天不少学者都读到过张东荪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文字，知道张自己对自己的问题做过怎样的解读。但是，却几乎没有人对张如何一步步交代认错的情况及原因做过分析和说明，更谈不到客观描述张及其家人在一波又一波政治高压下恐惧、慌乱与不得不投降认罪的过程了。给人印象，当时用抗争的方法也能实现自我救赎似的。
比如，今天多数学者都很容易读到美国外交文件中那些涉及张东荪与美国外交人员往来经过及其谈话内容的电报档案。理论上，只要认真读过电报披露的张东荪1949—1950年间他自己或透过他儿子张宗炳讲的那些话，就不难了解张东荪这段时间在想什么，他想要实现什么。然而，即便存在着许多档案资料可以查阅，还是会有不少人相信，爱国如张东荪者，是不可能主动泄露国家机密的。
又比如，只要依据常情常理，就不难了解，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已成敌国，中共高层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蠢到要透过张东荪这样一介书生，经过像王正伯这样毫无根基的小商人，去游说美国政府。然而，有研究者却相信存在这种可能。一些看出此一逻辑破绽的研究者，则转而走向另外两个极端，要么相信：王正伯其实是北京市公安局布的诱饵，“奉公安局之命前来”引诱张犯下出卖情报的“卖国罪行”；要么相信：张东荪的背后一定是“受到别人的指使、暗示或鼓励”。而这个幕后指使、暗示或鼓励者，“只有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才有资格”。
张东荪案中最让人难以理解，并最容易让研究者想入非非的，就是张东荪和王正伯这样一个近乎骗子之间的关系。正像有学者所说，“以张的经验和学识，这样一个事关重大而有高度风险的行动”，他怎么可能会如此轻率、盲目、不近情理地去求助于这样一个毫不靠谱的小商人呢？
其实，在相关资料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历史研究大可不必去钻牛角尖，硬要去猜测王正伯的背景或使命。既然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张东荪，那么，即使退一万步，就算是公安局暗设陷阱，或就算是中共高层有暗示、鼓励，“以张的经验和学识”，通过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身份关系难以证实，且多次因欠款或其他原因犯案被捕的小商人来沟通美国政府，传递机密信息，他看不出有多荒谬和多危险吗？同样有心于此的罗隆基没有出此下策，比张东荪与王正伯来往还要密切的张申府、刘清扬夫妇也没有跌入这样的陷阱，为何偏偏张东荪会自陷其中且不知自拔？很显然，在张东荪问题上与其费心去猜测求证北京市公安局如何如何，中共高层如何如何，远不如在张东荪身上多找找原因。
有关张东荪缘何遭遇“叛国”罪而落难的原因，近几年有大量的文章著作做过分析和推测。几乎所有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或照抄了张东荪第五次检讨书的某些内容，但很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分析和推测都有意无意地省略或抹去了张东荪自己对自己的问题原由所做的解剖和说明。对于自己所以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张东荪在他的检讨中有过很直白的检讨和反省，其实很值得重视。他写道：
我自始至终在思想上总想中共与美国合作，从旧政协我托陈瑾昆带信给毛主席起，一直到解放后一面倒宣言宣布以后，我仍固执己见，以为第三次大战之后，或许还能实现我的理想。所以先经由王（正伯）与柯（乐博）作一些伏线，以便再做中共与美国拉拢妥协的工作。我始终没有想到倒在美帝一边去，我也决无推翻我们政权的心，所以群众说我脚踏两只船，是完全正确的。届时如能时局演变上有需要容许我出来呼吁，甚至叫我奔走，我是极愿意去做的。为了留出身份去做此事，所以，我在解放后一直避免参加反美的大会，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我也知道这件事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我已近七十岁了，身体又坏，别无他求。所以如将来果真时机来到，我就去做这样的妥协工作。由于我错误地认为时局一变，共产党也会有相当适应，于是一方面为了可以使中间路线重现，另一方面个人可以出风头，尤其我认为和平解放北京是我一生的一件大事，我还准备在国际上可能做出更大的事，倘能有这样的情形，便成为我晚年的一大成就。
概括张东荪历次检讨提到的问题原因，也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方面思想的影响确实在起作用：
（一）政治上总想起大作用，做大成就，因而总想能够拉起自己的队伍来。
（二）始终认为中共在美苏之间的选择是错的，想要抓住美国不放，将来机会到来时可以改变现状。
（三）一直迷信美国，迷信美国的新武器，相信战争打起来，美国必定会战胜。
（四）害怕战后蒋介石会回来，相信蒋介石回来自己这样的人就是有美国托庇也没有用，因此一定要设法阻止蒋回来。
（五）政治上对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和民主感到极端苦闷，相信中国必须要走中间路线，急于想让美国方面了解，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在这方面可以起作用。
由上不难看出，张东荪的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新中国政治外交上绝对不应也不能和强大的美国对抗，否则美国人终会取胜，结果蒋介石国民党一定会杀回来。即使为了所有留在大陆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也一定要推动中国与美国和好，“设法阻止蒋回来”。
当然，从张东荪个人性格、能力的角度，还有一点也不应忽视，这就是张的好友俞颂华曾经特别强调过的张的个性和他在政治上的处事能力问题。
俞颂华对张东荪的学问、人品称赞有加，但对张东荪一生热心于政治的做法，却不以为然。他很委婉，却是非常肯定地写道：张东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决不可能的”。
俞颂华对张东荪的这段评论，可谓有知人之明。这当然不仅仅是张东荪个人的问题，恐怕也是许多有张东荪同样个性的知识分子永远都难以克服的认识死角。早在1918年12月底，几度热心政治却几度挫败的梁启超，就曾以自身经历“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梁“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梁自以为这番告诫可以使张东荪等“换了一个新生命”，再不致重蹈他的覆辙了。殊不知，梁自己就未能做到，1927年广东政府北伐期间再度出来大发议论，甚至想要直接帮助北方政府，张东荪以后自然也是越来越痴迷于政治，他同样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见识能力颇为自得。明明不适宜做政治的工作，张东荪却总以为自己在政治上可以立大功。他之所以会对参与北平和谈这件事如此看重和骄傲，正是这样一种心理的反映。甚至，因为他自认为成就了和平解放北平这样一件大事，因此他内心里“还准备在国际上可能做出更大的事”。
直到晚年，张东荪都没有能够完全明白自己在1950年代初遭遇的这段人生波折的问题所在。他有检讨，但未必服气。其1960年有诗曰：
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
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
变成白话文，其实就是说：自己一介书生，清狂孤傲确会误事，但心总是为国家好的。
据说，就在他病重且不久人世之际，1972年2月中美两国发表了标志着打开中美建交之门的《上海公报》。躺在病床上的他得到这个消息后，讲了四个字：“还是我对”。
这很符合张东荪的性格。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397—400页。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6页。
见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0页；庞松：《共和国年轮·一九四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5—366页。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37—439页。
王仲方：《我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人民公安》1999年第1期，转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36—437页。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1—6、405—419页。
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参见《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的批语》，1952年4月21日，注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22页）；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左玉河：《张东荪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谢泳：《再说张东荪》，收于《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等等。因历年来这方面的讨论极多，网络上更是意见纷纭，故这里恕不一一注明其他各家观点之出处。
张东荪的正式罪名，向未公开宣布。“文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结论”意见是：“张东荪是特务分子，叛国罪证确凿，罪行严重。”（转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31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的说法只是“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见该书第422页）
阴差阳错说，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该书称：“最有可能是，在毛泽东的知情下，由周恩来向张作出某种暗示，使热衷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张东荪欣然付诸行动。”“可惜阴差阳错，这项绝密行动竟被自己的公安部门误认为是重大叛国案，一时间事情闹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好在最后毛先生发了话，也就没有人敢再追究下去。张东荪自然知道分寸，没有把全部内情抖出来，内心依然不服气。事情如果真的如此，则一切疑团都得以解答。”（第180页）
政治报复说，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1—6、405—419、438—439页。
其他较典型且有文字留世可证明的个例，还可以举出同为民盟骨干的周鲸文，1958年逃离大陆，出版有回忆录《风暴十年》（香港：时代批评社，1959年）；农民党创办人董时进，1950年离开大陆，著有《共区回忆》（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我认识了共产党》（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等；陈寒波，1951年逃出，著有《今日北平》（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年）、《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燕京大学副教授巫宁坤，“文革”后离开大陆，著有回忆录《一滴泪》（台北：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等等。另，《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及宋云彬的《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也都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今天笔者所见这方面做得较好的一个案例，是许纪霖的《走出阁楼以后》。但金岳霖还不是属于那种进入新中国后思想情绪十分纠结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谢泳和傅国涌的研究成果较多，包括对储安平以及张东荪都有研究。这些研究展示了作者的关怀，唯因研究角度与材料限制，似均未能深入。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100页。
戴晴最早披露《围城题记》的文章，应为《围城解纽：从一幅“横联”说起》，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5期。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27—429、432页。
彭泽湘曾任农工党前身组织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书记，1940年底因誓词问题脱党。相关情况参见《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读本》，转见中国农工民主党网站，http://www.ngd.org.cn/gs/3660.htm；杨力：《抗战时期的农工民主党》，转见http://www.cqngd.org.cn/news.php？no=20070928114352。
给彭泽湘电是毛以聂荣臻名义写的，内中提到了彭泽湘两信的时间，称：“符老先生带来虞寒两日大示收到，当即转呈上峰。”《毛泽东致萧明同志电》，1948年11月19日；《毛泽东致林、罗、刘电》，1948年11月18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92—393页。
抗战胜利后傅曾两致公开信给毛泽东，劝告中共放弃武力夺权企图和内战方针。见傅作义：《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央日报》1945年10月24日；《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央日报》1946年9月21日。
《军委关于东北大军入关作战计划必须适时决定给林罗刘并告程黄、杨罗耿电》，1948年11月26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01页。
北平地下党这时分有工委、平委和学委等不同的委员会，分片领导各方面的地下支部。负责做学校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工作的地下学委，又分南系学委和北系学委，双方互不隶属。南系学委是抗战时南迁各校中的中共地下组织战后返回北平后的领导机关，但由中共上海局领导，与一直在北平工作的北系学委仍属不同系统。李即在南系学委领导下工作。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转报第十一纵队关于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2月16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平津战役》，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参见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红旗飘飘》第27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第109—122页。
《军委关于与傅作义谈判原则与策略给林罗刘的指示》，1948年12月16日。
《军委关于与傅作义侯镜如等谈判的方针致聂并告林罗刘电》，1948年12月19日。
转见张新吾：《傅作义一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315页；王树增：《解放战争》（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50页。
参见《军委关于同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致林彪电》，1949年1月7日。
《军委关于转告傅作义派负责代表出城谈判事致林彪电》，1948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关于认真进行傅作义工作致林彪电》，1949年1月1日，《平津战役》，第231—232页。
《军委关于同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致林彪电》，1949年1月7日。
《军委关于对傅作义应准备严正表示四点意见致林、聂电》，1949年1月7日。
《军委关于傅方军队可调出平津到指定地点改编给林、聂电》，1949年1月9日。
《军委关于对傅作义拒绝我方六点意见的对策致林、聂电》，1949年1月11日。
《军委关于同邓宝珊谈时应痛斥傅作义所持立场致林、聂电》，1949年1月11日。
关于张东荪秘密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及从事策反和统战活动，以及该组织成立和解散的经过，可参见王昆仑、王炳南、屈武：《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及附件五《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盟员名单》，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七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12、26—27页；许宝骙：《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一幕军事活动》，《北京盟讯》，1981年3月，第29—30页、第31页注3。
施复亮在张东荪文章发表一个月后，也接连发表文章提出中间路线问题。但其主张明显不同于张东荪，而是明言必须在国共两党之外，把国内所有中间力量联合起来，另组第三势力，“形成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才能解决当前的政治问题。见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46年5月22日，《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0期，1936年2月7日。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46年5月22日，《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44—345页。
如《张东荪等四十余人通电反对内战电》，1946年7月16日；《张东荪批评驻华美军言论电》，1946年10月22日；《张东荪认为应加强国军反正电》，1946年11月17日；《东荪对目前形势的态度电》，1946年12月16日；《东荪有日飞沪电》，1946年12月20日；《东荪有日抵沪电》，1946年12月24日；等等。
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41—42页。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42—43页。
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1947年3月20日，《观察》周刊，第2卷第6期，1947年4月5日。
《毛泽东关于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代表会议事给刘仁的信》，1948年4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43—144页。
《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9—150页。
《毛泽东关于从平津接出张东荪等及对他们的安排意见致刘、周、朱、任电》，1948年5月31日。
张东荪：《纪念闻李二先生——民主与革命之关系》，《北大半月刊》第8期，1948年7月20日；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51页。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5页。
《军委关于傅方军队可调出平津到指定地点改编给林、聂电》，1949年1月9日。
转见《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张志平编：《感受西柏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87—188页。
《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费孝通：《我的这一年》，1949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5页。
目前见到演绎出来的最长的对话见于郝在今《协商共和：1948—1949年中国党派政治日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的第六章。郝在今乃一纪实文学作家，发挥想象尚可理解，但有些历史研究著作文章也使用这类演绎的文字，就让人不易理解了。见左玉河的文章《张东荪与中共扑朔迷离的关系》（《党史博览》2001年第5期），及于化民的文章《“三大政策”：新中国外交的奠基石》（《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等。
《民盟盟员思想情况材料》，1949年2月16日。
《（民盟）工作汇报》，1949年3月31日。
《民盟分子动向》，1949年3月。
《（民盟）工作汇报》，1949年3月31日。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民社党（革新派）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的报告》，1947年9月15日，《党派活动专报第五号》，1948年5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469—472、482—483页。
《民盟内情》，1949年3月31日。
转见戴晴：《围城解纽：从一幅“横联”说起》，《同舟共进》2008年第5期。
张东荪在1952年9月6日第五次检讨书中曾说明：“我和司徒自一九四七年以后就没有见面，在此以前所有谈话都是为了旧政协。”另参见《驻华大使致国务卿》，1949年4月26日，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9，Vol．VIII，pp.277-278。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22页。
有关情况可参见叶笃义著《虽九死其犹未悔》第59—66页内容。另从美国外交文件中可知，叶笃义1949年1月还很详细地告诉过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当时民盟领导人及其与中共关系的种种情况。见《上海总领馆致国务卿》，1949年1月3日，FRUS，1949，Vol．VIII，pp.3-5。
《驻华大使致国务卿》，1947年1月23日，FRUS，1947，Vol．VII，p.22。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42—43页。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1月11日，FRUS，1949，Vol．VIII，pp.33-34。
《驻华大使致国务卿》，1949年5月28日，FRUS，1949，vol．VIII，p.350。
《驻华大使致国务卿》，1949年5月28日，FRUS，1949，vol．VIII，p.350。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6月1、2、6日，FRUS，1949，vol．VIII，pp.357，364，375。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爱德温·马丁著，姜中才等译：《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38—47页。
《驻华大使致国务卿》，1949年5月28日，FRUS，1949，vol．VIII，p.350；《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6月1、2、6日，FRUS，1949，vol．VIII，pp.373。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6月8、9、11日，FRUS，1949，vol．VIII，pp.376-377，380。
即1949年6月30日拟就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见《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6月8、11日，FRUS，1949，vol．VIII，pp.443-445。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7月18日，FRUS，1949，vol．VIII，pp.790，794。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7月18日，FRUS，1949，vol．VIII，pp.1248，1263，1264。
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参见《新华月报》，1949年12月11日，1950年新年号，合订本第620—624页。
《国务卿致北平总领事》，1949年11月4日，《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11月18日，FRUS，1949，vol．VIII，pp.1004，1024，618。
柯乐博转述张东荪的原话大意是：“如今他自己也从不去找共产党人，与他们没有接触，除非他们来找他。”FRUS，1950，vol．VI，pp.327。
《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50年4月9日，FRUS，1950，vol．VI，pp.327-328。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07—408、412—413页。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08—420页。
《驻华大使致国务卿》，1949年6月19日；《北平总领事柯乐博致国务卿》，1949年6月8、11日，7月18日，8月31日，9月27日，10月30日；《天津总领事斯迈思致国务卿》，1949年9月29日；FRUS，1949，vol．VIII，pp.763，790，443-445，537，513，993，542。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人民日报》1949年6月24日。
见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6月21日。
《民盟分子动向》，1949年3月。并参见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参见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李克农和罗申关于美国侦察机关在华活动的谈话》，1949年11月17日，沈志华提供苏联档案译件，SD09072。
《彭真关于张东荪及其子张宗炳、张宗颖等与美帝关系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1950年3月31日。
张东荪1952年第五次检讨材料亦提到当时的情况，说北平解放后，王正伯忽然被捕，托一个朋友要张和刘清扬设法保释，张和刘还没有来得及商量，“而他已经放出来了”（《张东荪第五次检讨》，1952年9月6日）。
崔月犁：《文革风雨磨炼》，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cuiyueli.com/news/view.php？article70。
与张东荪电台问题恰好形成对比的，是燕大校长陆志韦解放前夕架设电台的事情。因为在北平被围时，陆志韦在报请附近中共军事当局同意后，曾让物理系助教架设了一部电台，与美国领事馆通电，并通过后者向司徒雷登汇报过燕京大学的情况。这部电台后来很快就被拆除了。但是，1952年初思想改造运动中，陆还是因此事被揭批，要他交代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参见张世龙：《燕园絮语》，北京：华龄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从张东荪1950年初所谓自己如今“从不去找共产党人，与他们没有接触”的说法中，或可从看出张此时的这种感受。FRUS，1950，vol．VI，pp.327．
参见《彭真关于张东荪及其子张宗炳、张宗颖等与美帝关系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1950年3月31日。
中央人事部四局：《关于团结、使用京津大学教授方面几个具体情况的报告》，1951年1月18日。
转见《好险恶毒辣的阴谋——看罗隆基反共集团的内幕》，《人民日报》1957年8月28日。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82—83页。
戴书写道：“尽管这些数字来自他参加的一些政府会议，但依照一般民主国家的标准，张教授并不觉得属于国家机密。”此说似难成立。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16—417页。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18页。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22页。
《张东荪第五次检讨》，1952年9月6日。
《张东荪谈话纪要》，1951年6月23日。
北京市统战室：《张东荪、刘王立明、罗隆基、曾昭抡、章伯钧、薛愚对民盟等问题的意见》，1951年7月11日。
《范天祥致美国友人的信》，1951年5月8日，转见范燕生著，李骏康译：《颖调致中华：范天祥传——一个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的生命交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79页。
《张东荪情况汇报》（2），1951年11月23日。
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83页。
张东荪：《读了梁漱溟先生的文章谈谈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光明日报》1951年11月15日。
笔者未能查到彭真这一报告，但从1952年1月30日中央统战部致各中央局、分局统战部函内容可知有此报告。关于彭真提议处理办法，则参见李渊庭等编著：《梁漱溟先生年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6页。
张大中口述：《谈燕大思想改造运动》，《新京报》2005年6月9日，转见《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编写组，2005年，第182页；张世龙：《燕园絮语》，第9—13页。
参见《张东荪情况汇报》（2），1951年11月23日。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日记》（6），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6页。
《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检讨情况简报》，1952年2月24日。
《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在全系大会上的检讨》，1952年2月14日。
《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检讨情况简报》，1952年2月24日。
《小文学院全体师生认真讨论张东荪的检讨，对张先生学术观点、政治立场提出很多意见》，燕大节约检查委员会、新燕京社联合出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20期，1952年2月19日。
《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检讨情况简报》，1952年2月24日。
《邓之诚日记》（6），第20页。
《报道张东荪今天在小文学院作第二次检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24期，1952年2月20日。
《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检讨情况简报》，1952年2月24日。
《思想杂谈：为了国家人民利益积极展开思想斗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30期，1952年2月27日。
《小文学院二十三日师生大会讨论张东荪先生第二次检查，纷纷发言提出许多意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25期，1952年2月23日。
张东荪：《我的第三次检讨》，1952年2月26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30期，1952年2月27日。
《从〈提案〉看张东荪先生的欺骗手段》，《揭穿张东荪检讨的欺骗，张东荪亲笔题词坚决反共》，《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34期，1952年2月29日。
《邓之诚日记》（6），第26页。
《伍愉凝同学在给张东荪检讨提意见大会上的发言：坚决站稳人民立场，坚决向反动思想作斗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35期，1952年3月1日。
《邓之诚日记》（6），第27页。
《中国民主同盟燕大区分部全体盟员要求撤销张东荪盟内外一切职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41期，1952年3月4日。
《哲学系全体教师同学来信，建议学校行政撤销张先生在哲学系所担任的系主任的职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第42期，1952年3月6日。
《北京市委关于张东荪、陆志韦最近情况的简报》，1952年5月23日。
鲁道夫·斯兰斯基，前捷共中央总书记，1951年因组织领导“反国家阴谋中心”的罪名被捕并被处以死刑。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法院撤销此判决，宣布恢复其名誉，但未恢复其党籍。
《张东荪情况汇报》（5），1952年3月1日。关于李济深写信事，见周恩来1953年3月1日与民革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的讲话。周提到：“任潮先生（李济深）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严办（张东荪），这是正气。”参见《周恩来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53年3月1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42页。
《邓之诚日记》（6），第27页。
参见《北京市委关于张东荪、陆志韦最近情况的简报》，1952年5月23日；周鲸文：《风暴十年》，香港：时代批评社，1959年，第231—233页。
转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396页。
《彭真给（张）大中的关于张辞职的指示》，1952年4月28日。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397—400、420—422页。
《统战部关于发送张东荪第五次检讨的通知》，1952年9月。
戴书仅提到“张在民盟总部做出第五次检讨”和“张东荪的检讨一直持续到12月底”。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26—427页。
《北京市委关于张东荪、陆志韦最近情况的简报》，1952年5月23日。
《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的批语》，1952年4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
北京市公安局第四处：《燕大情况第15号：反动政客张东荪的真面目》，1952年5月10日。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北京市委关于张东荪、陆志韦最近情况的简报》，1952年5月23日。
《关于张东荪、陆志韦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反映》，1952年8月15日。
《关于张东荪、陆志韦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反映》，1952年8月15日。
《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梁漱溟全集》第7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1页。
蓝英年：《话说张东荪》，《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张东荪给翁独健的信》，1952年8月11日。
《燕京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的最近情况》，1952年9月13日。
《燕京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的最近情况》，1952年9月13日。
《统战部关于发送张东荪第五次检讨的通知》，1952年9月。
有关情况读者可对照本文第二节所述内容并查阅所引美国外交文件各出处。
《中央统战部关于发送张东荪第五次检讨通知》，1952年11月26日。
《教育部办公室给市委办公厅关于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等人生活问题的通报》，1952年11月4日。
《张大中关于张东荪情况的汇报》，1952年11月25日。注：张东荪这时仍享受政府委员的津贴。
《周恩来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53年3月1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42页。
转见《关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东荪前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神学院教授蔡咏春三人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953年。
《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张东荪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反映》，1953年1月23日。
《普选情况（七）》，1954年1月4日。
《普选情况（七）》，1954年1月4日。
市委高校党委整理：《有关张东荪的一些最近情况》，1954年1月18日。
《海淀区选举委员会受理检举张东荪案简况》，1954年1月6日。
市委高校党委整理：《有关张东荪的一些最近情况》，1954年1月18日。
多数文章著作说张东荪1952年辞去政府职务，或被免去政府职务，包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注释2的说法，均不确。
市委高校党委整理：《有关张东荪的一些最近情况》，1954年1月18日。
《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53页。
蓝英年：《话说张东荪》，《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关于张东荪在西学与中学关系问题上的种种说法与主张，学界有许多讨论，意见并不统一。笔者相对来说比较赞同高波《超越“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张东荪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2期）一文中的观点。
唐君毅：《从科学与玄学论战谈君劢先生的思想》，［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3期，1976年3月。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16页。
高校党委办公室整理：《关于张东荪近况简报》，1954年6月30日。
叶笃义：《虽九死而犹未悔》，第80、83—84页。叶关于张东荪“想的可能是变天”的这段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读，事实上张想的并不是要变共产党的天，而是担心美国人打回来扶植国民党重新上台。
包括戴晴的书，也只是有选择地讲述了很少部分的情况，使人看不出运动的压力和刺激，以及张东荪态度转变的过程。
参见吴孝武：《张东荪与民主主义思潮》，《中国文化》第10期，中国文化杂志社，1994年；转见谢泳：《再说张东荪》，《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05—109页。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14—419页。
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179—180页。
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179页。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或议论文实在举不胜举，故这里恕不一一注明。
《中央统战部关于发送张东荪第五次检讨通知》，1952年11月26日。
《中央统战部关于发送张东荪第五次检讨通知》，1952年11月26日。
转见谢泳：《张东荪这个人》，《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3页。
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4页。
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中央统战部关于发送张东荪第五次检讨通知》，1952年11月26日。
转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50页。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第486—4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