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风
在中国历史上，凡社会变动都会伴随着文风的变化。这也好理解，文章、讲话、文艺作品都是表达思想的，形式要服从内容、表现内容。一个人在戏台上穿戏服，在球场上就穿运动服，服装随着动作内容变。正当十八大闭幕不久、十二届全国人大召开之际，各方面的工作都待一变，文风亦有一变。
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和时代之风。 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渗于根，发于表。凡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上而发于下，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人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所以党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清算”和反对“党八股”。
远的不必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三次大的文风问题。一是1958年及之后两三年的浮夸之风，上面讲大话，“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报上登亩产几万斤，机关炼钢铁，公社办大学，文艺作品口号化。二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之风，全民处于个人迷信、政治癫狂的状态，报纸成了政治传单，文学作品“高、大、全”，舞台上只剩下样板戏。三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文风了，习近平同志概括为“长、空、假”，他说：“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
58′之“浮”、“文革”之“左”、现在之“假”，这是我们60多年来的“文风三痛”。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58′之惩是饿肚子、死人；“文革”之惩是国家濒临崩溃；现在“长、空、假”之惩是信任危机，离心倾向加重。所以十八大新班子一开始就疾呼整顿文风，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作风。
1958年刊登亩产三万多斤的《人民日报》
文风，望文生义，一般地可以理解为文字之风、文艺之风、文化之风，凡是经文字、语言、艺术等手段之传播而成为一种时尚的，都可以算作文风。文风的范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与政治、行政关系密切的文件、讲话、会议及政要人物的文章、著作；二是大众传媒中的文字和节目；三是出版或上演的文学艺术作品。由于文风与社会政治走向，特别是与主政者的好恶关系极大，所以文风的倾向最先反映在与施政相关的第一类文字中，再从第二类到第三类。
“长、空、假”的要害在“假”。虽然坏风无有不假，但与前两次相比，现在的假风已深入骨髓，更加可怕。无论1958年之吹嘘经济方面的高产，还是“文革”歌颂“红太阳”，人们内心还有几分真诚，哪怕是在蒙蔽中的真诚。连毛泽东听到钱学森的理论推算，都相信土地能够高产。“文革”中红卫兵真的可以随时为革命、为领袖去献身。“文革”后期曾有“牛田洋”事件，一群军垦大学生和战士手挽手迎向海浪，相信下定决心就能争取胜利，最终却葬身大海。这当然是一幕悲剧，但说明那时还是有一点愚忠、愚真的。现在没有人这么“傻”了，学会了伪装、弄假。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没有了“天真”，却假装真诚；没有了“迷信”，却假装服从，这才是最可怕的。
“长”和“空”是为“假”做掩护的。习近平同志说：“假，就是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夸大其词，歌功颂德。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懂。”为什么开长会、讲长稿、发空文、争版面、抢镜头及急着个人出书呢？是在作秀，是装着在干活，要弄出点动静来，好显得有才、有政绩。已在位的树碑立传，未到位的借机要官；没有政绩的玩花架子遮假，没有真本事的靠秀才艺壮胆：把工作、干部、群众都绑架在他借公谋私的战车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这些“长、空、假”的人心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解决问题，都是在为自己捞资本。工作为轻，我为重，工作都是假的，文风焉能不假？我们可以对比一下，1958年人人头脑发热，“文革”中大搞个人迷信，但还很少有哪一个干部为了个人目的去出书、争版面、抢镜头、发长文。文风之堕落，于今为烈。
这种“长、空、假”怎么治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风是末，官风是本。治文风要先治党风、政风，特别是官风。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文风问题上下都有，但文风改不改，领导是关键”，“要增强党性修养。坚持以德修身，努力成为高尚人格的模范。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
纵观历史，每当一种不好的文风得到治理时，社会也就大前进一步了。
我们期待着。
(《北京日报》2013年3月11日)
开会与讲话
党政部门的日常工作是大量的开会和讲话，它就像我们吃饭和喝水一样平常。但是在这最平常的事情中却最能体现出我们的作风和效率。因此，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平时开会与讲话的质量，以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
开会是在酿造新思想
会议有各种类型，传达会、报告会、汇报会、研讨会等等，但不管有多少种名堂，一律要有新思想。与会者到会场来就像人肚子饿了进食堂，总不能再空着肚子回去。但是很可惜，我们的许多会议就像一张没有上菜的餐桌，大家只能拿着筷子空比划。会议是酿造新思想的，是制作精神之餐的，一个好的会议，连会场中的空气中都充满着思想。一个好的报告会，报告人要能牵着人的思维走，就像一面聚焦镜，能将人的思维从会场的各个角落聚拢来又发射出去，使每一个与会者都感到一种共鸣的力量，整个会场有一种共振的效果。一个好的讨论会，会场像一场无形的足球赛，每个人的思维之足都伸向那个唯一的球，激烈地争夺，充分地交锋。如果与会者言不及义，言不由衷，就像一场没有球的球赛，有什么踢头？一个好的汇报会，每一个汇报者就是一团吐着新焰的火苗，听者是一锅平静的冷水，得用你的温度去使他激动，使他沸腾，直到整个会场万焰跳动，热气腾腾，思想气化、升华，贯满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开会是一件很严肃、很郑重的事。解放前我们在根据地开一次重要会议，常常要让干部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回来，有的同志就牺牲在来开会的途中。但是没有办法，不开会就不能统一思想，革命会损失更大。现在世界上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双边、多边甚至全球性的会议。人们总是带着原来的想法来到会议室，又带着新的想法离开会议室，去工作，去实践。可以说是会议推动各方面的工作，推动这个地球。
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只记录那些新的创造、新的思想，而把重复的东西统统甩掉。比如科学史上记住了牛顿、爱因斯坦，社会科学史上记住了马克思、恩格斯等，因为他们有创造。一个会议也是这样，历史只记住了那些划时代的有开创意义的会议，比如中共党史上的一大、七大、遵义会议，因为这些会议产生了新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党的路线，胜利地指导了党的实践。大会如此，小会也是这样，我们开一次会总要能产生一点新的思想，对工作有一点推动，这样的会议才值得开。可惜就像大吃大喝已经失去了吃饭充饥的意义一样，现在许多会议也早已失去了酝酿新思想的意义。会议的浪费是一种更大的隐形的浪费。
要想切实提高会议的质量，有两条应该做到。一是主持者要精心选题。要摘熟瓜，不要摘生瓜。会议既然是酿造新思想的，就先要看酿造的时机是否成熟，先找到突破口，选准题，会前要做细致的调查准备工作。会议题目选准了，这个会也就成功了一半。会议应急社会之急、工作之急和与会者之急，有的放矢。党的历史上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因为时局危急，不开不行。这种会，绝不会空泛，不会说旧话、套话，它逼着我们必得产生一个新思想、新方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会。现在有些会议所以质量不高，就是因为它不急，不反映工作发展到此时此刻的话题，是一种四季歌式的例会。于是就空谈、就旅游、就吃喝，到时散会走人。二是要调动与会者积极参与。开会如打仗，既要选战机又要鼓士气。会议开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与会者的思想变化。与会者的思想就是会议的原料，主持人的本事就是博采众料，善掌火候，把与会者的各种想法掏出来，再酿出一个统一的新思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水过地皮湿，会议也就走了过场。本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想法，大家凑到一起，总会有新思想、新方案，许多突然召集的会议也有开出效果的。可惜我们的许多主持人“武大郎开会”，听不出、发现不了每个人的新思想，更不能像好厨师一样巧用料，善掌火，变出一个新菜。而是像典礼上的司仪，只会刻板地宣读程序。过去，农村搞极左，农民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产不下粮食。同样，言不由衷，你哄我、我哄你的会议也产不出新思想。凡开会，会前没有急切之心，会上没有求新之心，这样的会议是开不好的。
讲话就是在做工作
就像写字和说话是我们表达思想的两种方式，发文件和讲话也是我们工作的两种方式。但是常常有一种错觉，好像正襟危坐，宣读文件才算是工作，而讲话就常被当作是应酬、客套、例行公事。于是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到处可见。现在干部的文化水平高了，我们可以通过文件、报刊来工作。解放前我们动员打仗、搞“土改”，大多数时候都是靠讲话。那时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不少还是文盲，他们就只带着一双耳朵来开会，听了我们的讲话，回去一传达，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那时候要是也像现在这样打官腔，哪有这个江山？检验我们讲话质量的最好办法，就是问一问群众记住了多少。如果一句话也没有记住，说明你的话没有用，没有入脑、入心，没有起到工作效果，或者你原本就没有想到要通过讲话来做工作。
工作是什么，就是改变现状，原地踏步不是工作。重复不是工作，有突破、有增减、有改进才是工作。欲改工作之状，先变工作之人，要先武装他的头脑，改变他的思想。所以我们讲话时要给人新信息、新知识、新思想，要通过这三把钥匙开启听者的心扉，开启他头脑里紧闭的大门。他接受了你的新东西，精神变物质，去创造新的工作，这也就证明你的讲话有了作用。
现在为什么一些干部讲话人们不爱听？一是旧，没有新信息。不调查研究，捕捉不到新情况，总是在说老话，举老的例子，甚至比群众知道的还要少，就像局外人给当事者讲故事，听者不好意思捅破，只好耐着性子听。二是浅，没有知识度。知识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知识比信息又进了一步，已不是事物的皮毛，开始反映事物的规律。凡从事某一种工作，就必须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像一棵百尺之树必须有十丈之根。知识是某种专业、某种工作的根。而我们一些同志对自己所干的事察之不深，吃之不透，讲话讲不到根上，常抓住一点自以为得意的枝叶、花絮哗众取宠，而听的人却早在暗暗叫俗、叫浅了。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给这种人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样怎么能做好工作？三是死板，没有新思想。讲话的内容不但要有信息、有知识还要有新思想。信息和知识是死的，是垫在脚下的阶梯，思想是活的，是拿在手里的工具。给人以知识和信息好像替人打开窗户，吹进清风；给人以思想则是让他自己推窗望远，吐故纳新。“鸳鸯绣出从君看，‘又将’金针度与人”，工具比产品更宝贵。讲历史唯物主义比讲历史更重要，讲辩证法比讲故事更重要。有思想的语言人们才能记得住。为什么毛泽东、邓小平乃至孔子、老子这些哲人的话我们现在还记得，就是因为其有深刻的思想，是工具、是指南，起作用的时间长。我们平时讲话不敢企求有多么深的哲理，但既然指导工作，总要超出现象说一点道理，好让人家举一反三，去想去做。而不少同志讲话就是一架复印机，省里传达中央的，县里传达省里的，乡里传达县里的。上面的精神虽好，还得要加上我们创造性的劳动才能落实。每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一定要找到上面精神与自己工作的结合点，在这里生根发芽，结出自己的工作之果。这才是你的思想，才是活的东西，你只有讲这一点时，群众才爱听。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语言。我们许多同志讲出的话，就像隔日的蔬菜，干涩软蔫。信息、知识、思想都可以是转承过来的，唯有语言只能是自己的，它像笔迹、指纹一样有个性。说的过程也是创造，同样一句台词，不同的演员念出来，效果就不一样。清代学者李渔说：“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比如，他这里就放意把“心灰意懒”用成“意懒心灰”。讲话如穿衣，不能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衣服。人不变，衣常换，也有新鲜感。语言不新没有个性，人们听起来就“意懒心灰”，稍一转换，就“眉扬目展”。比如我们平常说不能讲空话，说多了这词也不新了。一位领导同志视察山区，听到一件事。山区多野猪，常于夜间糟害庄稼，农民先以锣鼓惊吓，后将喇叭悬于电线杆上放录音。野猪开始不敢来，后渐渐靠近，最后干脆将电线杆都掀倒了。这位同志说：讲假话连野猪都骗不了，谁还爱听。这就是“以尖新出之”，就有了新意，人们也容易记住。
关键是要有责任心和创造心
我们的讲话和会议如何才能不平淡呢？一是责任心要强，主持者不能例行公事。一般来讲，当我们的工作亟须突破时，这会议和讲话就有实效，因为这时不允许你敷衍。时势逼你尽职尽责。就像我们饭后在平路上可以漫不经心地散步，爬楼梯时就得认真出点力了。没有听说饭后在楼梯上散步的。散步的本意是走路，但它已被异化为一种休息；开会、讲话的本意是工作，但也能被异化为一种过场。如果我们时时有重任在身，有如履薄冰的责任心，会议和讲话的质量就高得多了。
二是要有创造心。作家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艺术家追求技压群芳，运动员追求破纪录。他们都把自己的专业生命定位在创造出新上，不新不如不做。工作也是这样，开会必得形成新思想，讲话必得有新效果，不新就没有必要去做。当工作没有新意时，会议就没有生气，讲话就没有新词；当工作找不到新问题时，会议就没有焦点，讲话就讲不到点子上，就像拿眼药水往腿上抹。当一个人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创造心时，他就会把每一次会议、每一次讲话都当作一次创造，力求有新的效果。同时许多没有必要的不出新思想的会议，许多不起作用的只是应酬的讲话可以统统省掉，这样我们工作的效率也不知可以提高多少倍。
(1996年7月8日)
笑谈真理又何妨
这个题目是我读初中时，在《人民日报》上见到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引列宁的话意说，我们谈话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板着面孔？就是严肃的真理也可以笑着来谈。这是讲宣传方式和效果。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掉这个题目，因为天天读报，特别是读言论时，看到的仍是板面孔多，笑面孔少。所以在参加了一次言论评奖后又拾起这个少时的旧题想再做篇文章。
这次参评作品中有一篇题为《“揉屁股”现象及其他》(《承德市报》)的言论，终于使我笑了起来。文章说小时候惹了祸，父亲气得拉过来狠揍一顿屁股；过后母亲又搂过来心疼地揉一揉。现在不少单位在报上挨了批评后，便要求接着发篇改正稿，甚至表扬稿，不发还不行，非得给“揉一揉”才算了事。此稿批评捧场、作假、护短甚至耍赖的社会风气，入木三分，却又让人忍俊不禁，可谓笑谈真理。
真理的内容是一回事，表达方式又是一回事。许多重大的、艰深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来笑谈的。毛泽东同志一生大都在笑谈真理。重庆谈判，人问：“和谈破裂，毛先生能战胜蒋先生吗？”他说：“蒋先生的‘蒋’是将军头上加棵草，不过草头将军而已。”说完大笑。“那‘毛’字呢？”“我的‘毛’是毛手毛脚的毛，又是个反‘手’，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易如反掌。”这是何等的自信，又何等轻松。当大革命失败，许多人心灰意冷时，他说，革命高潮就要到来，是海上已露出桅尖的航船，是喷薄欲出的红日，是躁动于母腹的婴儿。革命快胜利了，我们要进城了，他说，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警惕糖衣炮弹。作为接班人的林彪突然叛逃，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科学家也在笑谈真理。有人向爱因斯坦请教相对论，他说，与老妪相坐日长如年，与漂亮的姑娘相坐时快如梭。法拉第作学术演讲，并表演磁变电实验，台下一位爵士问：可是这又有什么用？法拉第说：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向你交税的。现在全世界用电创造的财富究竟有多少，谁能统计清楚？
真理是既深刻又平凡的。深刻是因为它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又常为表象所掩蔽；平凡是因为和人的切身利益有关，人人可以感受感知。新闻是不断通过信息(现象)的叠加，供读者分析认识事物；理论是直接揭示规律(如原理、定理、公式)给读者；笑谈真理则是借读者已经感受到的现象或道理喻知事物的本质，如诗歌艺术中的比兴手法，由此及彼，由浅入深，渐入佳境，更见效果。
真理而能笑谈，第一是作者拥有真理的自信，第二是他知识的渊博。笑，是胜券在握时表现出的轻松。两人辩论，理屈词穷的一方总是紧张得手心都出汗，而将胜一方可以一言不发，只以微笑来逼视对方的窘态。笑谈又是一种附加了形式美的对内容的阐述。像足球射门，可定点射入，也可凌空倒钩一脚射入，虽然都得一分，但后者更能博得观众雷动的欢呼。杂技舞台上的丑角恰由水平最高的演员担任，他能在技巧之外又加进艺术(语言的、形象的)，从而使观众获得轻松的享受。苏东坡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是一种何等自信的实力的显示。
言论作者只有在吃透了自己所论的问题，同时在知识、语言、方法上又都绰绰有余时，才能笑谈真理，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又真又美。
(1992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