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又说文风

说文风

在中国历史上,凡社会变动都会伴随着文风的变化。这也好理解,文章、讲话、文艺作品都是表达思想的,形式要服从内容、表现内容。一个人在戏台上穿戏服,在球场上就穿运动服,服装随着动作内容变。正当十八大闭幕不久、十二届全国人大召开之际,各方面的工作都待一变,文风亦有一变。

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和时代之风。 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渗于根,发于表。凡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上而发于下,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人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所以党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清算”和反对“党八股”。

远的不必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三次大的文风问题。一是1958年及之后两三年的浮夸之风,上面讲大话,“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报上登亩产几万斤,机关炼钢铁,公社办大学,文艺作品口号化。二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之风,全民处于个人迷信、政治癫狂的状态,报纸成了政治传单,文学作品“高、大、全”,舞台上只剩下样板戏。三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文风了,习近平同志概括为“长、空、假”,他说:“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

58′之“浮”、“文革”之“左”、现在之“假”,这是我们60多年来的“文风三痛”。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58′之惩是饿肚子、死人;“文革”之惩是国家濒临崩溃;现在“长、空、假”之惩是信任危机,离心倾向加重。所以十八大新班子一开始就疾呼整顿文风,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作风。

1958年刊登亩产三万多斤的《人民日报》

文风,望文生义,一般地可以理解为文字之风、文艺之风、文化之风,凡是经文字、语言、艺术等手段之传播而成为一种时尚的,都可以算作文风。文风的范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与政治、行政关系密切的文件、讲话、会议及政要人物的文章、著作;二是大众传媒中的文字和节目;三是出版或上演的文学艺术作品。由于文风与社会政治走向,特别是与主政者的好恶关系极大,所以文风的倾向最先反映在与施政相关的第一类文字中,再从第二类到第三类。

“长、空、假”的要害在“假”。虽然坏风无有不假,但与前两次相比,现在的假风已深入骨髓,更加可怕。无论1958年之吹嘘经济方面的高产,还是“文革”歌颂“红太阳”,人们内心还有几分真诚,哪怕是在蒙蔽中的真诚。连毛泽东听到钱学森的理论推算,都相信土地能够高产。“文革”中红卫兵真的可以随时为革命、为领袖去献身。“文革”后期曾有“牛田洋”事件,一群军垦大学生和战士手挽手迎向海浪,相信下定决心就能争取胜利,最终却葬身大海。这当然是一幕悲剧,但说明那时还是有一点愚忠、愚真的。现在没有人这么“傻”了,学会了伪装、弄假。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没有了“天真”,却假装真诚;没有了“迷信”,却假装服从,这才是最可怕的。

“长”和“空”是为“假”做掩护的。习近平同志说:“假,就是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夸大其词,歌功颂德。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懂。”为什么开长会、讲长稿、发空文、争版面、抢镜头及急着个人出书呢?是在作秀,是装着在干活,要弄出点动静来,好显得有才、有政绩。已在位的树碑立传,未到位的借机要官;没有政绩的玩花架子遮假,没有真本事的靠秀才艺壮胆:把工作、干部、群众都绑架在他借公谋私的战车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这些“长、空、假”的人心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解决问题,都是在为自己捞资本。工作为轻,我为重,工作都是假的,文风焉能不假?我们可以对比一下,1958年人人头脑发热,“文革”中大搞个人迷信,但还很少有哪一个干部为了个人目的去出书、争版面、抢镜头、发长文。文风之堕落,于今为烈。

这种“长、空、假”怎么治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风是末,官风是本。治文风要先治党风、政风,特别是官风。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文风问题上下都有,但文风改不改,领导是关键”,“要增强党性修养。坚持以德修身,努力成为高尚人格的模范。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

纵观历史,每当一种不好的文风得到治理时,社会也就大前进一步了。

我们期待着。

(《北京日报》2013年3月11日)

开会与讲话

党政部门的日常工作是大量的开会和讲话,它就像我们吃饭和喝水一样平常。但是在这最平常的事情中却最能体现出我们的作风和效率。因此,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平时开会与讲话的质量,以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

开会是在酿造新思想

会议有各种类型,传达会、报告会、汇报会、研讨会等等,但不管有多少种名堂,一律要有新思想。与会者到会场来就像人肚子饿了进食堂,总不能再空着肚子回去。但是很可惜,我们的许多会议就像一张没有上菜的餐桌,大家只能拿着筷子空比划。会议是酿造新思想的,是制作精神之餐的,一个好的会议,连会场中的空气中都充满着思想。一个好的报告会,报告人要能牵着人的思维走,就像一面聚焦镜,能将人的思维从会场的各个角落聚拢来又发射出去,使每一个与会者都感到一种共鸣的力量,整个会场有一种共振的效果。一个好的讨论会,会场像一场无形的足球赛,每个人的思维之足都伸向那个唯一的球,激烈地争夺,充分地交锋。如果与会者言不及义,言不由衷,就像一场没有球的球赛,有什么踢头?一个好的汇报会,每一个汇报者就是一团吐着新焰的火苗,听者是一锅平静的冷水,得用你的温度去使他激动,使他沸腾,直到整个会场万焰跳动,热气腾腾,思想气化、升华,贯满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开会是一件很严肃、很郑重的事。解放前我们在根据地开一次重要会议,常常要让干部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回来,有的同志就牺牲在来开会的途中。但是没有办法,不开会就不能统一思想,革命会损失更大。现在世界上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双边、多边甚至全球性的会议。人们总是带着原来的想法来到会议室,又带着新的想法离开会议室,去工作,去实践。可以说是会议推动各方面的工作,推动这个地球。

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只记录那些新的创造、新的思想,而把重复的东西统统甩掉。比如科学史上记住了牛顿、爱因斯坦,社会科学史上记住了马克思、恩格斯等,因为他们有创造。一个会议也是这样,历史只记住了那些划时代的有开创意义的会议,比如中共党史上的一大、七大、遵义会议,因为这些会议产生了新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党的路线,胜利地指导了党的实践。大会如此,小会也是这样,我们开一次会总要能产生一点新的思想,对工作有一点推动,这样的会议才值得开。可惜就像大吃大喝已经失去了吃饭充饥的意义一样,现在许多会议也早已失去了酝酿新思想的意义。会议的浪费是一种更大的隐形的浪费。

要想切实提高会议的质量,有两条应该做到。一是主持者要精心选题。要摘熟瓜,不要摘生瓜。会议既然是酿造新思想的,就先要看酿造的时机是否成熟,先找到突破口,选准题,会前要做细致的调查准备工作。会议题目选准了,这个会也就成功了一半。会议应急社会之急、工作之急和与会者之急,有的放矢。党的历史上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因为时局危急,不开不行。这种会,绝不会空泛,不会说旧话、套话,它逼着我们必得产生一个新思想、新方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会。现在有些会议所以质量不高,就是因为它不急,不反映工作发展到此时此刻的话题,是一种四季歌式的例会。于是就空谈、就旅游、就吃喝,到时散会走人。二是要调动与会者积极参与。开会如打仗,既要选战机又要鼓士气。会议开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与会者的思想变化。与会者的思想就是会议的原料,主持人的本事就是博采众料,善掌火候,把与会者的各种想法掏出来,再酿出一个统一的新思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水过地皮湿,会议也就走了过场。本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想法,大家凑到一起,总会有新思想、新方案,许多突然召集的会议也有开出效果的。可惜我们的许多主持人“武大郎开会”,听不出、发现不了每个人的新思想,更不能像好厨师一样巧用料,善掌火,变出一个新菜。而是像典礼上的司仪,只会刻板地宣读程序。过去,农村搞极左,农民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产不下粮食。同样,言不由衷,你哄我、我哄你的会议也产不出新思想。凡开会,会前没有急切之心,会上没有求新之心,这样的会议是开不好的。

讲话就是在做工作

就像写字和说话是我们表达思想的两种方式,发文件和讲话也是我们工作的两种方式。但是常常有一种错觉,好像正襟危坐,宣读文件才算是工作,而讲话就常被当作是应酬、客套、例行公事。于是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到处可见。现在干部的文化水平高了,我们可以通过文件、报刊来工作。解放前我们动员打仗、搞“土改”,大多数时候都是靠讲话。那时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不少还是文盲,他们就只带着一双耳朵来开会,听了我们的讲话,回去一传达,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那时候要是也像现在这样打官腔,哪有这个江山?检验我们讲话质量的最好办法,就是问一问群众记住了多少。如果一句话也没有记住,说明你的话没有用,没有入脑、入心,没有起到工作效果,或者你原本就没有想到要通过讲话来做工作。

工作是什么,就是改变现状,原地踏步不是工作。重复不是工作,有突破、有增减、有改进才是工作。欲改工作之状,先变工作之人,要先武装他的头脑,改变他的思想。所以我们讲话时要给人新信息、新知识、新思想,要通过这三把钥匙开启听者的心扉,开启他头脑里紧闭的大门。他接受了你的新东西,精神变物质,去创造新的工作,这也就证明你的讲话有了作用。

现在为什么一些干部讲话人们不爱听?一是旧,没有新信息。不调查研究,捕捉不到新情况,总是在说老话,举老的例子,甚至比群众知道的还要少,就像局外人给当事者讲故事,听者不好意思捅破,只好耐着性子听。二是浅,没有知识度。知识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知识比信息又进了一步,已不是事物的皮毛,开始反映事物的规律。凡从事某一种工作,就必须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像一棵百尺之树必须有十丈之根。知识是某种专业、某种工作的根。而我们一些同志对自己所干的事察之不深,吃之不透,讲话讲不到根上,常抓住一点自以为得意的枝叶、花絮哗众取宠,而听的人却早在暗暗叫俗、叫浅了。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给这种人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样怎么能做好工作?三是死板,没有新思想。讲话的内容不但要有信息、有知识还要有新思想。信息和知识是死的,是垫在脚下的阶梯,思想是活的,是拿在手里的工具。给人以知识和信息好像替人打开窗户,吹进清风;给人以思想则是让他自己推窗望远,吐故纳新。“鸳鸯绣出从君看,‘又将’金针度与人”,工具比产品更宝贵。讲历史唯物主义比讲历史更重要,讲辩证法比讲故事更重要。有思想的语言人们才能记得住。为什么毛泽东、邓小平乃至孔子、老子这些哲人的话我们现在还记得,就是因为其有深刻的思想,是工具、是指南,起作用的时间长。我们平时讲话不敢企求有多么深的哲理,但既然指导工作,总要超出现象说一点道理,好让人家举一反三,去想去做。而不少同志讲话就是一架复印机,省里传达中央的,县里传达省里的,乡里传达县里的。上面的精神虽好,还得要加上我们创造性的劳动才能落实。每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一定要找到上面精神与自己工作的结合点,在这里生根发芽,结出自己的工作之果。这才是你的思想,才是活的东西,你只有讲这一点时,群众才爱听。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语言。我们许多同志讲出的话,就像隔日的蔬菜,干涩软蔫。信息、知识、思想都可以是转承过来的,唯有语言只能是自己的,它像笔迹、指纹一样有个性。说的过程也是创造,同样一句台词,不同的演员念出来,效果就不一样。清代学者李渔说:“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比如,他这里就放意把“心灰意懒”用成“意懒心灰”。讲话如穿衣,不能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衣服。人不变,衣常换,也有新鲜感。语言不新没有个性,人们听起来就“意懒心灰”,稍一转换,就“眉扬目展”。比如我们平常说不能讲空话,说多了这词也不新了。一位领导同志视察山区,听到一件事。山区多野猪,常于夜间糟害庄稼,农民先以锣鼓惊吓,后将喇叭悬于电线杆上放录音。野猪开始不敢来,后渐渐靠近,最后干脆将电线杆都掀倒了。这位同志说:讲假话连野猪都骗不了,谁还爱听。这就是“以尖新出之”,就有了新意,人们也容易记住。

关键是要有责任心和创造心

我们的讲话和会议如何才能不平淡呢?一是责任心要强,主持者不能例行公事。一般来讲,当我们的工作亟须突破时,这会议和讲话就有实效,因为这时不允许你敷衍。时势逼你尽职尽责。就像我们饭后在平路上可以漫不经心地散步,爬楼梯时就得认真出点力了。没有听说饭后在楼梯上散步的。散步的本意是走路,但它已被异化为一种休息;开会、讲话的本意是工作,但也能被异化为一种过场。如果我们时时有重任在身,有如履薄冰的责任心,会议和讲话的质量就高得多了。

二是要有创造心。作家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艺术家追求技压群芳,运动员追求破纪录。他们都把自己的专业生命定位在创造出新上,不新不如不做。工作也是这样,开会必得形成新思想,讲话必得有新效果,不新就没有必要去做。当工作没有新意时,会议就没有生气,讲话就没有新词;当工作找不到新问题时,会议就没有焦点,讲话就讲不到点子上,就像拿眼药水往腿上抹。当一个人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创造心时,他就会把每一次会议、每一次讲话都当作一次创造,力求有新的效果。同时许多没有必要的不出新思想的会议,许多不起作用的只是应酬的讲话可以统统省掉,这样我们工作的效率也不知可以提高多少倍。

(1996年7月8日)

笑谈真理又何妨

这个题目是我读初中时,在《人民日报》上见到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引列宁的话意说,我们谈话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板着面孔?就是严肃的真理也可以笑着来谈。这是讲宣传方式和效果。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掉这个题目,因为天天读报,特别是读言论时,看到的仍是板面孔多,笑面孔少。所以在参加了一次言论评奖后又拾起这个少时的旧题想再做篇文章。

这次参评作品中有一篇题为《“揉屁股”现象及其他》(《承德市报》)的言论,终于使我笑了起来。文章说小时候惹了祸,父亲气得拉过来狠揍一顿屁股;过后母亲又搂过来心疼地揉一揉。现在不少单位在报上挨了批评后,便要求接着发篇改正稿,甚至表扬稿,不发还不行,非得给“揉一揉”才算了事。此稿批评捧场、作假、护短甚至耍赖的社会风气,入木三分,却又让人忍俊不禁,可谓笑谈真理。

真理的内容是一回事,表达方式又是一回事。许多重大的、艰深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来笑谈的。毛泽东同志一生大都在笑谈真理。重庆谈判,人问:“和谈破裂,毛先生能战胜蒋先生吗?”他说:“蒋先生的‘蒋’是将军头上加棵草,不过草头将军而已。”说完大笑。“那‘毛’字呢?”“我的‘毛’是毛手毛脚的毛,又是个反‘手’,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易如反掌。”这是何等的自信,又何等轻松。当大革命失败,许多人心灰意冷时,他说,革命高潮就要到来,是海上已露出桅尖的航船,是喷薄欲出的红日,是躁动于母腹的婴儿。革命快胜利了,我们要进城了,他说,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警惕糖衣炮弹。作为接班人的林彪突然叛逃,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科学家也在笑谈真理。有人向爱因斯坦请教相对论,他说,与老妪相坐日长如年,与漂亮的姑娘相坐时快如梭。法拉第作学术演讲,并表演磁变电实验,台下一位爵士问:可是这又有什么用?法拉第说: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向你交税的。现在全世界用电创造的财富究竟有多少,谁能统计清楚?

真理是既深刻又平凡的。深刻是因为它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又常为表象所掩蔽;平凡是因为和人的切身利益有关,人人可以感受感知。新闻是不断通过信息(现象)的叠加,供读者分析认识事物;理论是直接揭示规律(如原理、定理、公式)给读者;笑谈真理则是借读者已经感受到的现象或道理喻知事物的本质,如诗歌艺术中的比兴手法,由此及彼,由浅入深,渐入佳境,更见效果。

真理而能笑谈,第一是作者拥有真理的自信,第二是他知识的渊博。笑,是胜券在握时表现出的轻松。两人辩论,理屈词穷的一方总是紧张得手心都出汗,而将胜一方可以一言不发,只以微笑来逼视对方的窘态。笑谈又是一种附加了形式美的对内容的阐述。像足球射门,可定点射入,也可凌空倒钩一脚射入,虽然都得一分,但后者更能博得观众雷动的欢呼。杂技舞台上的丑角恰由水平最高的演员担任,他能在技巧之外又加进艺术(语言的、形象的),从而使观众获得轻松的享受。苏东坡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是一种何等自信的实力的显示。

言论作者只有在吃透了自己所论的问题,同时在知识、语言、方法上又都绰绰有余时,才能笑谈真理,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又真又美。

(1992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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