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凯伦·路易斯·厄德里克（Karen Louise Erdrich，1954— ），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本土裔作家之一，出生于明尼苏达州，在北达科他州的小镇沃普顿（Wahpeton）长大。厄德里克的父亲为德国人，母亲为奥吉布瓦（Ojibwe）
与法国血统的混血儿。尽管厄德里克只有八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统，但不论在其访谈，还是作品创作过程中，都显示出奥吉布瓦文化对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72年，厄德里克进入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学习写作，后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续深造。1981年，厄德里克与具有印第安血统的作家迈克尔·多里斯（Michael Dorris）结婚，两人协作进行文学创作。1982年，在丈夫多里斯的鼓励下，厄德里克凭借《全世界最伟大的渔夫》（“The World's Greatest Fishermen”）获得内尔森·阿尔格莱小说奖（Nelson Algren Fiction Award）。1983年，诗歌《印第安寄宿学校》（“Indian Boarding School”）获普士卡特奖（Pushcart Prize），短篇小说《鱼鳞》（“Scales”）获当年的“国家杂志小说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 for Fiction），该篇小说也被《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1983）收录其中。1984年出版长篇小说《爱药》（Love Medicine）和诗歌集《照明灯》（Jacklight），《爱药》更是获得当年“国家图书评论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至此，厄德里克作为本土裔重要作家的身份基本确立。
三十多年来，厄德里克一直笔耕不辍，依赖娴熟的艺术创作手法、优美的语言以及对历史与人文现实的高度关注，现已成为当代美国文学阅读和批评中的热点人物。她的作品多围绕美国本土裔文化展开，再加上作家自身的奥吉布瓦血统，早在1983年，美国本土裔批评家凯尼斯·林肯（Kenneth Lincoln）在谈及美国本土裔文化发展状况时就将其视为“美国本土裔文艺复兴”运动第二次浪潮的重要代表人物（8）。并且，林肯当时就前瞻性地预言厄德里克将是一位能够步入国际文坛的美国本土裔作家。从其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爱药》（1984）以来，厄德里克几乎每一到两年就有新作出版，截至2017年11月，加上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现世上帝之未来之家》（Future Home of the Living God），厄德里克共出版16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集，3部诗集，6部儿童作品和3部散文集，并先后获得纳尔逊·阿尔格伦短篇小说奖、苏·考夫曼奖、欧·亨利小说奖（7次）、全国书评家协会奖、《洛杉矶时报》小说奖和司各特·奥台尔历史小说奖、“美国小说索尔·贝娄成就奖”等各类文学大奖。2009年4月，其第12部小说《鸽灾》（The Plague of Doves， 2008）入围普利策小说奖的最后竞逐，并获得明尼苏达州图书最佳小说奖。小说《圆屋》（The Round House，2012）更是一举获得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认为她同哈克贝利·费恩的作者一样，具有天生的洞察力，在人物书写时既充满关爱，又能机智地进行嘲讽。威廉姆·W·贝翁（William W．Bevin）在《华盛顿邮报》上更是将厄德里克与福克纳相媲美，赞誉她为美国本土裔文学创作的先驱。
厄德里克的创作内容多围绕美国本土裔人的历史与当下展开，如《爱药》《甜菜女王》《痕迹》与《宾格宫》通常被视为其“齐佩瓦四部曲”，几部作品都讲述了北达科他州龟山居留地上的印第安人的生活。但其创作也不限于族裔问题，阅读中读者可以体察到作家不断打破族裔文学阈限的努力，如《屠宰场主的歌唱俱乐部》，书写了德裔居民在美国的生活，《踏影》描写了一位中产阶级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困惑，《现世上帝的未来之家》则利用反乌托邦的手法关注了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
在文学归类上，目前研究者多将厄德里克的作品纳入美国本土裔文学。的确，其本土裔身份背景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本土裔人的历史、当下生存状况以及宗教观、环境观、口语传统等在其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创作就是本土裔人在现世美国文化下的文化表达。其创作经历同美国本土裔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对她的作品研究往往就不能脱离美国本土裔文学的整体性考量。鉴于此，在对厄德里克作品进行研究前，有必要对美国本土裔人的文学整体情况进行简单梳理。
一、美国本土裔文学的历史与现状
美国本土裔文学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的传统口头文学，主要有典仪、曲词、神话以及传说等口头文学；第二阶段是从18世纪起本土裔书面文学的开端到20世纪中期的初步发展阶段，此期间本土裔文学开始逐步形成书面形式，早期多为历史、传记、演讲等，后渐渐出现了如里奇、马修斯和麦克尼克等知名作家，但是此阶段本土裔文学处于美国文学的边缘地位，根本得不到主流文化的重视，而且本土裔作家人数较少，形成不了气候；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至今的繁荣发展阶段，本阶段，本土裔文学得到了多元化发展，诗歌、小说、戏剧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不断出现，作家数量越来越多，诸如西尔科、莫马迪、厄德里克等的作品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针对此类文学的批评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文学创作的繁荣加上批评的推动，当下本土裔文学已然成为美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美国本土裔文学研究现状
1969年，俄克拉荷马大学英文系艾伦·维利（Alan Velie）教授首次在美国开设本土裔文学课程，随之出现了早期类似于人类学性质的读本，如凯尼斯·罗生（Kenneth Rosen）的《送雨人》（The Man to Send Rain Clouds，1974）和《彩虹之声》（Voices of the Rainbow，1975）、盖瑞·霍布森（Geary Hobson）的《被铭记的大地》（The Remembered Earth，1981）。查理斯·拉森（Charles Larson）1978年发表第一本批评著作《美国印第安小说》（American Indian Fiction，1978），四年后，艾伦·维利发表《四位美国印第安文学巨匠》（Four American Indian Literary Masters，1982）。1983年林肯发表了宣言性质的著作《美国本土裔文学复兴》，次年库鲁帕（Arnold Krupat）也加入本土裔文学批评，发表了著作《后来者》（Those Who Come After，1983），并于1989年发表具有争议性的著作《边缘的声音》（The Voice in the Margin：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anon，1989）。这些非本土裔批评家的著作多本着学习本土裔文化真相的写作目的，专注于文本中的历史真实性。早期本土裔文学研究中，针对美国本土裔文学的批评家多来自非本土裔，研究视角单一，本土裔作家的文学作品常被降低为文化读本，并被批评界视为对本土裔人人类学研究的范本。同时，由于研究对象较为有限，当时多被大众了解的也只有莫马蒂（Navarre Scott Momaday，1934— ）、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1948— ）、韦尔奇（James Welch，1940—2003）等少数作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本土裔文学批评逐渐走向繁荣，库鲁帕推出新作《族裔批评》（Ethnocriticism，1992），路易斯·欧文（Louise Oven）发表《不同的命运：理解美国印第安小说》（Other Destinies：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Indian Novel，1992），让内特·阿姆斯特朗（Jeannette Armstrong）编辑《看下我们的文字：文学的第一民族分析》（Looking at the Words of Our People：First Nations Analysis of Literature，1992）一书。1977年创刊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1997）在90年代也摆脱了七八十年代无力的状态，逐渐成为该领域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杂志。1995年罗伯特·沃瑞尔（Robert Warrior）发表《部落秘密：恢复美国印第安智性传统》（Tribal Secrets：Recovering American Indi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1995），库鲁帕于1996年又发表《转向本土裔：批评文学研究》（The Turn to the Native：Studies in Criticism and Culture，1996）。同年，库克·琳（Cook-Lynn）针对“库鲁帕的国际主义”视角发表编著《为何我无法读懂华莱士·斯戴格那》（Why I Can't Read Wallace Stegner，1996），紧接着杰斯·维沃（Jace Weaver）和克莱格·沃玛克（Craig Womack）加入批评争论，分别发表《民族将继续生存：美国本土裔文学和美国本土裔社区》（That the People Might Live：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 and Native American Community，1997）和《红对红：美国本土裔文学中的分裂主义》（Red on Red：Native American Literary Separatism，1998）。
这些研究著作，不论在研究路径还是研究视野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不单因为更多像库鲁帕一样有影响力的非本土裔批评家加入了本土裔文学批评，在本土裔内部，也出现了大量像厄德里克、阿莱克西、霍根等知名作家，以及精通各种后现代批评理论的沃马克、维沃、维兹诺等具有影响力的批评家。目前最主要的批评理论有艾伦的女性中心视角、沃瑞尔与沃马克的本土裔智性理论、格雷格·萨里斯（Greg Sarris）与欧文的对话主义理论以及维兹诺利用恶作剧形象的解放与生存理论。
各种文学理论和视角的介入，使得美国本土裔文学批评同样呈现出多元化的姿态，同时，也促使批评界深入思考本土裔文学的走向问题。在批评中，学者们之间的观点既有重合，也有冲突。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被广泛用于本土裔文学批评。这种主流文学批评理论的使用，在本土裔批评家内部，以及本土裔与非本土裔批评家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议。这些争论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问题
自1983年林肯发表《美国本土裔文学复兴》一书以来，在所有的争论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本土裔文学创作中的文化表征问题，以及本土裔文学批评中是采用国际主义（cosmopolitanism）、部落主义（tribalism），抑或民族主义（nationalism）视角的问题。此争论最早出于1981年美国本土裔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西蒙·奥缇兹（Simon Ortiz）发表的论文《通往民族性的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中的文化真实性》（“Towards a National Indian Literature：Cultural Authenticity in Nationalism”，1981），文中作者指出在美国本土裔文学中应坚持民族主义的态度，印第安故事中最应凸出的就是他们对领土的主权问题。（Ortiz 12）然而在80年代，由于美国本土裔文学批评整体力量薄弱，此观点并未立刻引起评论界足够的重视。
1989年，库鲁帕在《边缘的声音》一书中提出：“美国文学经典不但应包括在美国具有统治地位的欧美作家作品，同时也应将很多非洲裔和本土裔作家的作品纳入其中”（Krupat 202）。书中库鲁帕区分了“地方文学”“民族文学”和“国际文学”三种不同的文学概念，认为“地方文学”就是指传统的本土裔人或其他族裔的文学，“民族文学”则指某个地域内所有地方文学的总和，而“国际文学”显然就是所有“民族文学”的总和，从而库鲁帕指出，应以国际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美国本土裔文学。这种观点立刻引起了本土裔文学批评界的广泛注意，并受到库克·琳和罗伯特·沃瑞尔等人的严厉批评。库克·琳指出，“学者们应该谨防小说创作和批评中对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模式的破坏，在文学理论应用到美国本土裔作家作品的批评中，这种对破坏的提防也应成为批评话语中的一部分”（Cook-Lynn 82-83）。两年后，沃瑞尔在《部落秘密》一书中提出“智性自主”（intellectual sovereignty）概念，认为在讨论自主性的问题时，美国本土裔作家必须转向他们内部自己的智性资源。针对库克·琳和沃瑞尔两人的观点，库鲁帕在1996年发表的《转向本土裔》一书中一方面肯定了他们民族主义的论述，同时也对自己的国际主义概念进行辩护，认为本土裔人的“智性自主”根本不可能，从而提倡本土裔人与非本土裔人间的互相依赖性。正是这种观点的提出使得另外两位批评家维沃和沃玛克迅速加入争论，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本土裔文学三“Ws”。维沃在《民族将继续生存》一书中提出“社区主义”概念，强调了本土裔作家与社区之间的紧密关系。沃马克的《红对红》一书被认为最能代表民族主义观点。在书中，他认为在本土裔文学批评中，应该反对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难以理解的理论，要转向使用本土裔人自己的批评资源，优先考虑本土裔视角的内部阅读方法。“本土裔文学以及相关的批评都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本土裔人的具体问题上。”（Womack 1）“本土裔文学批评应该能凸出本土裔人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前的反抗运动，并围绕领土主权问题和本土裔民族主义进行讨论，探讨文学与本土裔解放之间的关系，将文学植根于土地和文化中，使得本土裔人特有的世界观和政治现实变得明显，在本土裔范围内，而不是在经典范围内建立本土裔文学的地位。”（Womack 11）
沃马克通过提出内部阅读方法，将本土裔文学批评内部争论推向白热化的状态，因此也促成了本土裔文学批评中的两大对立阵营，一方是三“Ws”所代表的民族主义视角，他们三人于2006年合作，出版论著《美国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American Indian Literary Nationalism，2006）对民族主义进一步解释，并对出现的批评观点进行反击。他们三人之后，里萨·布鲁克斯（Lisa Brooks）、丹尼尔·贾斯特斯（Danial Justice）、塞恩·特顿（Sean Teuton）、托尔·福斯特（Tol Foster）以及非本土裔作家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也分别发表论文及著作支持民族主义批评方法。
另一方则是支持国际主义视角的学者们，如罗伯特·帕克（Robert Dale Parker）、爱而维瓦·普里塔诺（Elviva Pulitano）、海伦·丹尼斯（Helen May Dennis）、凯尼斯·林肯。
当然，在两个阵营之间，也有些学者试图综合两种视角，如大卫·特鲁尔（David Treuer）在《美国本土裔小说：使用者指南》（Native American Fiction：A User's Guide，2006）中既能考虑到新批评理论的使用，也能努力利用本土裔的内部视角去研读诸如厄德里克、阿莱克西等当代本土裔作家的作品。
近年来，尽管两个阵营间的争论不断，但本土裔文学的内部批评视角逐渐被批评界接受并推广，《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杂志2014年第2期专门针对1999年乐安娜·豪（LeAnne Howe）提出的“Tribalography”概念，以及此概念在本土裔文学批评中的使用，刊登了多篇文章。其实库鲁帕在2002年发表的《重要的红色》一书中已经开始转变批评态度，认为国际主义的批评不能放弃民族主义的视角，现在库鲁帕完全赞同民族主义的批评方法，在2012年发表的著作中直接利用维沃的著作题目，强调美国本土裔文学内部视角的重要性。
持民族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随着本土裔文化与外部文化的不断接触，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也将世界主义的视角纳入自己的批评之中。如马修·赫尔曼（Matthew Herman）在2010年出版的《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中的政治与审美：跨越一切疆界》（Politics and Aesthetics in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Across Every Border，2010）中认为，我们在考察本土裔文学文化时，应该结合各种文化理论，重新审视经典的形成过程，对文本与传统进行溯源性研究，并对批判对象重新定义，以证实本土裔部落中存在着自己的文学传统，纠正历史中不合适的文化表征，重申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政治立场，在后民族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探讨本土裔文学中的审美问题。这样就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本土裔文学概念，其文学本质、文学功能和文学价值相对于传统理念也有所改变。在这种视角下再来观看本土裔文学，就可以发现其在具有政治性的同时也没有忽略文学的审美性，强调民族部落文化的同时也没有倡导文化孤立主义。维沃在2011年的文章《红色大西洋：跨越海洋的文化交流》（“The Red Atalantic：Transoceanic Cultural Exchange”，2013）和2013年由维利编写的《美国本土裔文学复兴》一书中都不断强调自己的世界主义转向，指出“本土裔性是一种寻根，但是大西洋盆地的本土裔人在不断移动着，他们大批跨越大西洋，身份不一，有的是俘虏，有的是奴隶、外交家、水手、士兵，也有的是艺人和游客，很多人已经变得世界化”（Weaver “The Red Atalantic：Transoceanic Cultural Exchange”33）。因此维沃指出他们的民族主义并不排外，是一种敞开心胸的多元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各种理论只要有益于他们的民族文化，都可以被使用在批评中，但是前提必须对本土裔人是友好的态度。
2．“印第安性”问题
在本土裔文学研究中，除了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的争论外，“真实性”即“印第安性”也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维沃在《其他言语》一书中指出，因为殖民主义的原因，美国政治一直影响着“印第安人”或“本土裔性”的定义，这直接影响了本土裔人的身份政治问题，所以，在本土裔文学文化研究中，任何学者都不应忽略“印第安性”（Weaver The Other Words 4）。的确，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如何定义“印第安性”一直困扰该领域的学者们。德波拉·迈德森（Deborah L.Madsen）在《本土裔真实性》（Native Authenticity，2010）一书中指出，本土裔文学研究的前提就是“本土裔性”或“印第安性”的存在（Madsen 1）。但是在长期的殖民和反对殖民过程中，这一概念的界定一直是充满斗争的过程，而且概念界定的过程也必然涉及本土裔文学中另一个常被提起的话题——“真实性”问题，即在本土裔人的批评和非本土裔人的批评中，谁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通常情况下，有两种对“何为印第安人”的界定，一种是美国政府自外强加给本土裔人的定义。1887年的“普通分地政策”（General Allotment Act）过程中，美国政府为了掠夺本土裔人的土地，将他们的土地收为国有后，按照本土裔人每家的人口数量进行分地，在认证谁为本土裔人的过程中，政府采取了“血统鉴定”办法（blood quantum）。1972年，鉴于美国人的不断反对，美国政府放弃血统鉴定方式，颁布《印第安教育法案》（Indian Education Act），开始采用“自我认同”的方式来对本土裔人进行认定，这就模糊了本土裔人一直关注的领土主权问题，在定义上将他们等同于其他少数族裔。另外一种是由本土裔人自己确定的认同方式，在有的部落中，他们采取的是基于文化活动的认同模式。随着本土裔人和欧美裔人的不断联姻，出现了大量混血人群，很多居住在城市的印第安人为了避免将“印第安性”视为部落身份的困扰，将本土裔和美国两种身份都纳入自己的认同方式中，但是这种认同方式同样又受到了仍然居住在自留地上的本土裔人的抵制，因为这样势必产生“泛印第安”的情形，而没有考虑美国本土裔人自身存在的多样性。
对于本土裔人来说，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方式往往得不到政府的认可，而且政府的不同部门在身份认证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从而使得“印第安性”变得更加模糊。如杰姆斯（M．Annette Jaimes）在文章《印第安身份联邦政策》（“Federal Indian Identification Policy”）中指出：“联邦和州之间对‘印第安性'的鉴定标准不一，有的时候联邦政府采用‘自我认同'模式，有的机构却根据在自留地上的居住情况来决定，还有的机构仍然采用‘血统模式'，甚至不同的地方采用的血统比例也完全不同，有的是要求二分之一，有的则只需六十四分之一。”（Jaimes 136）
这种主流社会对“印第安性”由外而内的身份强加，引发了本土裔文化研究者们的担忧。盖瑞·霍布森（Geary Hobson）和温迪·露丝（Wendy Rose）认为这是一种白人社会对美国本土裔人采取的“白人萨满主义”（whiteshamanism），是一种殖民策略，“为了达到自身目的，占取和扭曲本土裔文化，主流社会避开了本土裔人的土地和宗教等社会现实问题。”（Rose 404）金伯利·洛普罗（Kimberly Roppolo）则将这种界定“印第安性”的研究方法视为“人类学主义”（anthropologism），认为这种方法只是将本土裔人以及本土裔人的文化物品当作分析客体，而不是将他们视为意义生产的主体。
这样，来自本土裔自身的批评视角就成为一种必要。但是，非本土裔批评家是否可以介入此批评领域？如果可以，他们如何才能避免之前的那种殖民视角？露丝在书中担心本土裔人会极端地认为“只有本土裔人自己对自己的观察才具有权威性”（Rose 415）。洛普罗则建议在从本土裔人文化视角考察本土裔文学的同时，不完全脱离西方的文化假设，考虑个体部落文化的同时，也不忘部落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普遍化的部落中心文学研究方法，以摆脱主流社会强加的批评范式。由于库克·琳和沃马克在著作中言语的激进以及批评界对他们的误解，在90年代末期针对此问题产生了广泛的争议，争议的内容除了前文所说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其背后还有如何定义“印第安性”以及谁的视角更可信等问题。
既能从后结构主义又能立足本土裔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深刻阐述的当属让那·瑟库雅（Jana Sequoya）和维兹诺（Gerald Vizenor）。瑟库雅1993和1995年发表了两篇文章，对关于“印第安性”的争论背景进行定位，“关于谁是、如何是印第安人的问题是北美地区一直争论的话题，这种争论在很多方面象征着现代社会遏制和掌控差异的全球性斗争。其中关键问题就是在国家背景下，如何对待本土裔人身份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可能条件。在北美建国叙事中，本土裔人要么是不在场，要么是不可信，而本土裔人到底是谁？包含什么内容？在什么位置？何时才会出现？”（Sequoya “How（！）Is an Indian? A Contest of Stories”453）同时她指出：“这种争论就是范畴自身不断‘他者化'的结果。”（Sequoya “Telling the difference”88）
在瑟库雅的身份理论基础上，维兹诺针对“印第安性”给出了更加全面的解释。在访谈中，他挪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simulacra”和“simulation”概念，提出“印第安人”就是“对不在场之物的模仿”（Vizenor Postindian conversations 161），“印第安人”指的不是真正的人，而是文化帝国主义下的一个身份形成范畴。为了反驳“印第安人”概念，维兹诺提出“后印第安人”概念，即敢于游戏与超越印第安身份的行动主体，他们代表了反抗和继续生存，生存中拒绝悲剧，反抗中拒绝受害者形象，他们拒绝模仿主流文化强加给他们的“印第安”固定形象。这样，维兹诺的“后印第安人”概念一方面揭示了“印第安人”固定形象构成中的发生学上的缺场，在缺场中又留下在场的痕迹。这些痕迹是“故事中的阴影，阴影，阴影，记忆和智慧”（Vizenor Manifest Manner 63）。维兹诺故意重复“阴影”一词，强调在主流文化之外存在的本土裔人所表达意义中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这样，在维兹诺看来，在殖民化的形象下，不论是印第安人还是非印第安人，都可以成为主体，这就给各类批评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批评视角。
3．政治性与审美性的问题
1986年，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发表小说《甜菜女王》（The Beet Queen）。之后，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对此书进行了评价，首先她认为该小说“语言细腻，精心打造，充满诗性”（Silko 178-179）。通过强调该小说的语言，西尔科将其纳入后现代性的实验小说范畴。然而，西尔科认为这种自我指涉性的语言只关注了个体的孤独和异化，顺应了主流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而不能放眼社会整体，表现本土裔人的共同生活经验。另外，西尔科还指出，除了小说人物只存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厄德里克也故意回避自己的本土裔身份问题，“其中描写的达科他州这一地理空间也不具有代表性，这儿所有的冲突和张力都来自个体精神，而不是种族主义和贫穷”（Silko 180）。西尔科指责《甜菜女王》忽略了美国本土裔群体的政治问题，呼应了主流社会的后结构主义话语，将语言视为个体间联系的唯一媒介，她甚至认为“这本小说无异于美国民权局最新发行的有关黑人就业率和工资条件得以改善的报告性书籍”（Silko 184）。
随后，不少本土裔作家和批评家都针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也就是本土裔文学中所谓的“厄德里克与西尔科之争”。从争论可见，其中围绕的主要问题就是本土裔文化应该如何处理种族政治与审美间的关系。在西尔科看来，政治性问题无疑是本土裔文学应关注的首要问题，因而她认为，厄德里克的作品过于注重审美效果，忽略了本土裔人亟需面对的政治问题。在之后的争论中，多数批评家，如卡斯迪罗（Perez Castillo）、欧文斯（Louise Owens）、莫雷斯（Robert A．Morace）、库克·琳（Elizabeth Cook-Lynn）、查弗金（Allen Chavkin）等人，他们都认为西尔科对厄德里克的指责有本质主义的倾向，“忽略了‘族裔性'（ethnicity）的流动性特征”（Castillo 287）。
尽管欧文斯和库克·琳等人不赞同西尔科对厄德里克的批评，但他们同样指出，“西尔科还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她认为（这种书写方式）强化了白人读者对本土裔人的固定形象，不论作家如何表达愤怒，非本土裔读者读完后都会觉得本土裔人的问题完全是自己造成的”（Ovens 79-80）。从支持厄德里克的观点中不难看出，其前提仍旧强调了该作家作品中的政治性问题，只是这种表现方式显得更加微妙，因而也被认为能够更好地表达本土裔的政治诉求。
不难看出，争论的中心问题其实是何种文学形式更有利于本土裔人的政治利益。在莫马迪以《晨曦之屋》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后，如何处理本土裔文学中的审美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本土裔作家们。莫马迪通过《晨曦之屋》和其后发表的论文《言语构成的人》（“The Man Made of Words”）表达了对现代主义价值理念的使用，希望将个人文学思考、本土裔文学传统以及主流文学价值相融合，实现文学的传承，在普世性的人文主义下重组本土裔文学，使得本土裔文学的内在价值为主流社会接受（Momaday 90）。而另一位本土裔作家特鲁尔（David Treuer）则希望利用形式主义视角，撇除本土裔文学中的文化价值判断问题，从纯文学审美角度阐释本土裔文学，以将本土裔文学纳入主流文学之中。然而，不论是莫马迪，还是特鲁尔，他们都希望将审美融入政治之中。可见，这种争论其实最终又回到了本土裔文学如何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进行平衡的问题。赫曼在《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中的政治与审美：跨越一切边界》一书中就此争论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认为“美国本土裔文学中对政治的关注从来没被怀疑过，实际上，现在这已经是批评界的一个共识，那就是本土裔文学就是政治文学”（Herman 52）。因此，赫曼认为这也正是本土裔文学政治转向中的一个特征，即审美与政治的融合：
通过历史，既反映出对社会政治和历史进程中的人文关怀，也表达了超越时间概念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既展现了本土裔人在历史进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展示了当代本土裔文学中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张力，使本土裔文学中的审美问题和政治问题显得更加引人注目。”（Herman 65）
当然本书所探讨的争论并不能涵盖本土裔的所有问题和争论，目前还存在其他很多尚不能达成统一共识的问题，如如何处理流行文化？如何书写白人和女性问题？如何表征贫穷？等等。随着本土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将逐渐得到批评界的关注。不能忽略的是，这些不同的争论都凸显了本土裔文学研究逐渐深入的状况，这和其他族裔文学研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其独特的一面。同时，尽管观点不一，但其背后多体现了对本土裔政治问题的关心，争论的焦点多在如何更好地实现当下本土裔人的利益。另外，争论中大多能意识到美国本土裔人不断变化的现况，体现了他们在不同社会背景下调整文化策略的努力，以推动本土裔文化发展，凸显当代本土裔群体的强烈政治诉求。
四、厄德里克研究综述
早期，针对厄德里克的批评多散见于各类杂志，最早的专门性系统评论是1994年南茜·查弗金（Nancy Feyl Chavkin）的《路易斯·厄德里克与迈克尔·多里斯访谈录》（Conversations with Louise Erdrich and Michael Dorris，1994）。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作家经典地位的不断确立，有关她的专著逐渐增多。在该阶段，艾伦·查弗金编著了《路易斯·厄德里克笔下的齐佩瓦景观》（The Chippewa Landscape of Louise Erdrich，1999），对作家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司杜基（Lorena Laura Stookey）出版了《路易斯·厄德里克批评介绍》（Louise Erdrich：A critical companion，1999）对作家的批评现状进行了介绍。2000年赫塔·黄（Hertha D．Sweet Wong）专门就《爱药》一书发表专著《路易斯·厄德里克的〈爱药〉》（Louise Erdrich's Love Medicine，2000），雅各布斯（Connie A．Jacobs）也利用《路易斯·厄德里克的小说：她的族人的故事》（The Novels of Louise Erdrich：Stories of Her People，2001）一书专门介绍了厄德里克书中常出现的奥吉布瓦文化，针对文化教育问题，萨瑞斯（Greg Sarris）、雅各布斯、吉尔斯（James R．Giles）等人在2004年编著出版了《如何讲授路易斯·厄德里克作品》（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e Works of Louise Erdrich，2004）。
近十年来，随着厄德里克作为一名美国知名作家地位的确立，批评界对她的关注也随之出现白热化的状况。从2006年以来，就作家本人作品进行评论介绍的著作和论文集已出现六本，特别是在2012年作家获得国家图书奖后，次年就出版了三本相关专著。
另外，也有大量的专著将厄德里克与其他作家进行综合考察，探讨其小说中诸如性别、种族、叙事等问题。
厄德里克的小说和诗歌是美国当前很多高校中文学研究、女性研究、族裔研究等课程的必读书目。另外，从可查找的数据库搜索结果可见，国外现已有六十多篇博士论文专门以该作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还有散见于各类批评类杂志中的近四百篇相关研究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研究了作家的不同作品。美国本土裔文学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也曾三次专辟栏目研究厄德里克以及她的作品。
在国内，针对厄德里克的研究始于1994年刘印章摘译美国学者阿兰·威里的《90年代美国文学》一文，文中略有提及厄德里克的成名作《爱药》。但此后厄德里克研究在国内批评界一直没有引起太大注意。进入21世纪后，张冲在《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中对该作家进行了初步介绍。随着厄德里克文学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族裔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厄德里克逐渐成为国内美国本土裔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最有突破性的进展是2008年陈靓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地探讨了厄德里克作品中的杂糅问题。紧接着，张廷佺于2010年在国内翻译并出版小说《爱药》。在可查找的文献中，国内近几年共有七位学者撰写相关博士论文，专门探讨了厄德里克文学书写中的种族文化、性别文化、自然主题等话题。
2011年，王晨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厄德里克研究专著《桦树皮上的随想曲——路易斯·厄德里克小说研究》，从社会生态学角度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2014年李靓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专著《厄德里克小说中的千面人物研究》，专门针对作品中的恶作剧人物进行探讨。另外，邹慧玲、刘玉、张琼等也分别从后殖民、生态主义以及美学角度对厄德里克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国外研究境况相似的是，在厄德里克2012年凭借《圆屋》一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后，国内评论界对她的关注更加密集。各类期刊中，有关该作家的研究性文章在数量上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质量也逐年提高。为了便于梳理，本书将从种族、性别、宗教、环境等几个角度对现有研究进行介绍。
1．种族
早期著名美国本土裔文学学者艾伦·查弗金在《路易斯·厄德里克笔下的齐佩瓦景观》的后序中曾指出，读者们之所以喜欢厄德里克的作品，是因为：
厄德里克熟练地将奥吉布瓦人的历史融入叙事之中，她使用口语传统中的叙事结构，形象地刻画了一些人物，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女性，其欢快的幽默生动真实地刻画出小人物的心理状态，其中有在逆境中表现出的顽强，也有为谋求生存而不得已的无奈。她精准地把握住了流行文化的特征，语言散发出自然的诗意。（Chavkin 183）
由此可见，作家对种族问题的关注是其作品受到读者和批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鉴于作家独特的民族身份，作品中频频出现的印第安人形象，加上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少数族裔文学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很多学者在考察厄德里克作品时，自然将她的小说中的种族问题放到了首位。
谈到美国本土裔文化中的种族问题，首先进入读者印象的必然是近三四百年来美国本土裔人所遭受的殖民经历。这也是作家在大多数作品中提及最多的话题，几乎每部作品都会涉及美国本土裔人的土地、文化、自治等问题。作家在访谈中也多次强调了自身对其所处的奥吉布瓦文化的关注，以及对白人主流社会的印第安文化殖民政策的愤怒。很自然，对作家作品中如何表征这一殖民过程成为很多学者考察的对象。如伯德（Gloria Bird）、斯特朗博格（Emest Lavin Stromberg）、斯特拉普斯（James Douglas Stripes）、瑟拉格（Mary Aileen Seliger）、斯多克（Karah Lane Stokes）、艾卡蒂（Mubarak Rahed Al-Khaldi）等人都通过细读作家小说文本，指出作家在作品中提供了白人对本土裔人的殖民证据，揭露了印第安人在主流话语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通过文学书写抵制主流话语；也通过历史的再现，引发读者对美国历史的重新思考。这也是国内本土裔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如王建平、邹惠玲、张廷佺、张慧荣、刘玉、龙娟等人都通过后殖民的研究方法对本土裔文学中一位或多位作家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
除了强调白人对本土裔人的殖民历史外，批评界认为厄德里克的文学书写也质疑了主流社会对这段历史的书写方式。如彼特森（Nancy J．Peterson）、赛尔纪（Jennifer Leigh Sergi）、司各特（Steven Douglas Scott）等人从不同视角对厄德里克作品中的历史书写方式进行研究，认为作家通过历史事件的指涉，重写了印第安人民的历史，展现了另一种历史真实。布莫（Holly Rae Boomer）在分析厄德里克小说中对本土裔人历史的书写方式后指出，作家的写作手法体现了德罗利亚（Vine Deloria）的叙事理论，用印第安人的声音讲述印第安人的故事，更好地表达了印第安人的困境。格尔肯·哈金斯（Rebecca Rachel Gercken-Hawkins）指出作家通过对美国政府的各种印第安政策的指涉，让人们对历史真实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构成了当代印第安人对真实性的表述方式和解决办法，但同时也凸显了当代印第安人身份危机问题。
在遭受几百年的殖民后，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在现代社会，“消失的印第安人”这一固定思维为很多白人理所当然地接受，那么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传统文化的生存？本土裔人是回归传统文化还是去主动接受社会现实？这成为摆在本土裔人面前的最大问题。在维沃的《民族将继续生存》和库鲁帕的《民族将继续生存——美国本土裔挽歌中的失落与复兴》（“That the People Might Live”：Loss and Renewal in Native American Elegy，2012）两本著作中，他们都指出，本土裔人的文学作品多渗透着生存的主题。其实还有很多本土裔学者对本土裔文化的生存问题进行了思考，如维兹诺（Gerald Vizenor）提出了“生存”（survivance）概念，沃瑞尔（Robert Warrior）和西乌伊（Georges Sioui）分别提出“智性自主”（intellectual sovereignty）与“自我历史”（autohistory）概念，这些概念的最初提出都是为了强调本土裔人在当下如何生存的问题。厄德里克在一次访谈中也指出：“文学必须体现当下的生存……印第安作家和其他作家相比，应该具有一个不同的使命，那就是能够向世人展现当代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并能为饱受磨难的印第安文化的传播做出一定的贡献。”（Erdrich “Where I Ought to Be”23）
针对此问题，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厄德里克小说中体现的生存策略进行了分析，如布鲁佐（Shirley Brozzo）认为作家利用了奥吉布瓦部落的食物和水等意象，将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带入当代读者的视野中，邹惠玲、胡梦蝶、郭晓兰和王建平等人认为厄德里克通过重塑归家主题，构建了另外一种文化身份。布钦豪尔兹（Laurie Lynn Buchholz）则从命名和家庭两个角度深入分析厄德里克的作品，认为作家通过传统文化的涉入重现了本土裔的世界观。史密斯（Amy Elizabeth Smith）和考克斯（Elizabeth Bowen Cox）分别从本土裔人的口语传统和空间概念上展开研究。
针对本土裔人在美国现代社会的生存策略，维兹诺所提出的“恶作剧”（trickster）概念被使用的频率极高，如斯卡因（Marie Madeleine Schein）、富勒尔顿（Sean Patrick Fullerton）、费尔古森（Laurie L．Ferguson）、普鲁瓦斯特（Kara Provost）、卡钦斯（Dennis Ray Cutchins）、利安（Thomas Jay Lynn）、麦卡金（Jonna Mackin）、格鲁斯（Lawrence William Gross）、杜格拉斯（Kelly Douglass）等人都从不同角度，认为厄德里克的小说通过更改传统的恶作剧形象，延伸了恶作剧形象概念，强调了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化的复杂性。他们同时认为这种形象为看待跨文化文本提供了新的途径，让读者意识到差异性的同时也能对其进行调和，而且认为作家利用这种既有反抗精神又有解放作用的恶作剧叙事传统，促进了社会改革，也打破了旧的形象。在国内学者中，对此研究较为深入的当属李靓对厄德里克“北达科他州四部曲”中千面人物（the Trickster）的研究，她认为通过重构千面人物，厄德里克颠覆了主流权力话语中印第安人的模式化形象，同时也摒弃了族裔写作中以控诉为主的创作模式，让千面人物回归家庭，这一叙事策略有助于印第安文化为更多非印第安读者接受，也体现出主流权力话语对其对立面颠覆性的有效抑制。
对于本土裔人的当下生存问题，另一不能忽略的就是如何处理其和主流文化间的关系。部分学者注意到厄德里克作品中对异质文化共存的思考。如寇伊（Charyl Lynn Coe）认为厄德里克的作品体现了主流文化影响下本土裔人身份认同方式的变化。休斯（Sheila Hassell Hughes）从小说《痕迹》出发，认为该小说探讨了如何在不同传统的复杂关系中修辞性地构建身份、权威和社区。在表征殖民和对殖民的反应中，通常情况下要么隔离，要么接受殖民，而厄德里克则选择了对两种传统的协商，强调两种文化间应建立互为依存的关系。史密斯（Jeanne Rosier Smith）从少数族裔女性身份出发，探讨厄德里克作品的叙事策略与本土裔人的文化身份间的联系，认为作家通过颠覆固定形象，用笑对待疏离，推崇了族群文化，这体现了厄德里克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卡伦·凯恩（Karen M．Cardoza-Kane）指出厄德里克小说不仅在情节设置上对传统进行重复，而且利用口语传统来修改主流文化历史，从而为本土裔人指出了文化重生的一种途径。哈芬（P．Jane Hafen）认为作家利用各种叙述技巧及人物形象展示了对“似是而非”的宽容的非单一性，以及对人类社区和谐的期待。法雷尔（Susan Elizabeth Farrell）提出厄德里克在后现代社会以及政治修正主义的反动影响下，一方面拒绝后现代那种无视道德重视个体的姿态，一方面也对反文化运动进行挑战，从而重建“家”与“社区”概念，以及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区间的和解，这样就颠覆了传统的身份和文类的界限。陈靓在其博士论文中利用霍米巴巴的杂糅理论探讨了厄德里克作品的叙事、宗教和神话上的混杂特征，认为厄德里克作品中的杂糅性作为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策略和创作理念有效地构建了文本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在印第安传统文化和当代白人文化中开辟了自己的空间。
厄德里克作品中的叙事策略与政治观点间有何关系？不同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里昂斯·切斯（Rosemary Lyons-Chase）认为，厄德里克利用口语传统、反讽以及魔幻叙述手法表现了历史的变化，通过叙事重构历史和社区文化，促使主流文化去接受本土裔文化。罗宾斯（Barbara Kimberly Robins）、库里巴里（Daouda Coulibaly）则关注了厄德里克作品中对本土裔人的创伤书写，认为创伤书写具有疗伤的功能，通过创伤记忆，融入社区、融入过去以及传统以获得恢复。舒尔姿（Lydia Agnes Schultz）认为作家在现代主义多重视角的叙事手法上又融入印第安生命轮回叙事模式，既利用了主流文化的文学形式，也能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改，从而使之有利于本土裔人的边缘身份书写。利特尔（Jonathan Little）认为厄德里克利用神秘性、不确定性、多重神话意义、多元文化叙事模式等探讨了本土裔人在文化逐渐被边缘化的环境中如何生存的问题，提出印第安文化要生存就要对多元文化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修改，并强调互惠互利的关系，在扩大奥吉布瓦文化影响的同时，对不同文化的洞见可以起到扩大读者群的作用。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指出，厄德里克虽然利用叙事抨击了白人主流社会话语，但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顺应的态度，如戴顿（Nancy Cheryl Dayton）认为，作家写作中体现了对美国身份的追求，响应了主流文化话语。拉斯科（Mary McBride Lasco）认为厄德里克的小说虽然抨击了帝国体制，批判了对西部美国神话的历史文学叙事，但这种书写也成为帝国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威尔斯（Jennifer Marie Holly Wells）从气候和历史的影响视角出发，在对厄德里克的作品进行详尽分析后指出，厄德里克的特性中同样具有美国民族性。
2．性别
由于传统的印第安文化为母系社会文化，在白人文化的不断影响下，印第安女性地位逐渐衰弱，再加上作家作品中大量的女性形象书写也表达了女性对男权社会性别政治的不满，所以目前厄德里克相关研究的另一热点则为其作品中的性别问题。首先是作家如何利用文学文本来反映男权话语？如吉玛（Raogo Kima）提出，在厄德里克作品中，女性主义受到种族文化影响，因而更注重经济和文化的压迫。马凯尔（Maureen Markel）在对厄德里克作品中的暴力现象分析后指出，这种现象是在社区遭到破坏后，一种无根的心理状态而引发的酗酒等社会行为的结果，对女性的暴力象征着对印第安及文化传统的暴力，其作品颠覆了基督圣徒生活，从而批判了固有的文化形象，使得读者重新思考性别、社会正义等问题。在分析厄德里克小说中的多重视角叙事方法后，米契尔（David Thomas Mitchell）认为作家通过使用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反思了美国社会中的性别、种族、阶级等不同问题，模糊了身份界限，从而由男性为中心的后殖民主义迈向女性后殖民主义视角。
在主流男权话语的社会中，女性怎样才能获得平等的地位呢？一些批评家认为厄德里克的作品表现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拨，如皮特里里（Monica Petrilli）认为，厄德里克的作品中女性通过对理性话语的协商获得了权力。达雅克（Paticia R．Dyjak）指出作家利用传统文化中的形象对所谓的“好”进行反驳，指出这不过是男性话语与宗教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权力。奥尔莱德（David A．Allred）认为厄德里克通过有策略地使用对话幽默来挑战个人与集体意图与权力的极限，凸显了女性幽默，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言语规则和性别角色。赖特（Charlotte Megan Wright）提出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变丑，但是权力增大，使得女性和男性具有同等的地位。斯迈斯（Jacqui Marie Smyth）认为，因为历史语境的变化带来女性主体形成的变化，厄德里克在作品中让女性成为故事的主人公或叙述者，从而将女性拉到中心位置，拒绝被他者化。乌来库（Angela Vlaicu）认为作家通过改写自身文化中的神话形象，对女性身份进行了重新定义。库夫曼（Anne Lee Kaufman）则认为作家通过叙事，在新的空间中对“归属”和“他者”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超越了女性文学历史的狭隘范式。
印第安女性也可以通过回归传统文化的途径获得平等的地位。由此观点出发，金小天认为作家在《爱药》《甜菜皇后》及《痕迹》三部作品中试图恢复本土裔文化中失落的女性传统，从女性主义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印第安女性从“陨落”到“救赎”的道路。金东萍分析以上三部作品中厄德里克通过联合女性力量提升美国印第安女性地位的尝试，并在作品中引入印第安文化的口述传统及女性叙事，进一步提升和恢复印第安女性在传统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莱恩（Marya Mae Ryan）和马丁（Patricia Ann Denis Martin）都强调了厄德里克作品中女性身份的建立没有脱离社区族群社区，认为厄德里克的小说强调了女性对传统文化的作用，她们既是文化继承人又是文化保留者。秦岚（Eileen A．Quinlan）更进一步指出厄德里克的小说从女性主义转向了女人主义，指出女性独立以及与男性共存共处有利于个人和社区的重要性。纳卡穆拉（Joanne Lee Detore-Nakamura）则认为作家强调了友谊的重要性，不论是同性间，还是异性间，还是同社区同家庭都应保持良好关系。
鉴于作家笔下恶作剧形象的使用以及印第安文化中的恶作剧传统，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作家在反对男权话语时通过弗勒（Fleur）的人物形象塑造，创造边缘空间，和男性话语进行协商。如阿姆斯特朗（Jeanne Marie Armstrong）、卡戴尔（Jamil Yusef Khader）、奇科（Nancy Leigh Chick）、夏尔斯（Wilma J．Shires）等，他们都对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恶作剧形象，特别是小说中常出现的人物弗勒进行研究，认为作家利用恶作剧女性形象重塑与欧美主流文化的关系，通过回溯印第安人的共存主义，指出另外一种女性气质的可能。
当然，在作家小说中除了女性弗勒外，还有那那普什、盖瑞和利普沙等也是典型的恶作剧形象，但是他们却表现出很多女性的气质，因此伊万诺恩（J.James Iovannone）和普林斯休斯（Tara Prince-Hughes）认为作家是利用反串女人的男人形象来打破两性二元对立，从而将作品中的人物理解为跨性别的，这是将奥吉步瓦文化传统移植到当下话语中的一种努力。这就像性别一样，奥吉步瓦文化也变得不再是固定不变，从而就摆脱了对本土裔文化的本质主义解读。德普里斯特（Maria DePriest）认为其通过对主流叙事模式的反拨，在非正统的叙事空间中描写美国当下第三世界女性身份的形成过程，利用恶作剧形象和印第安人的想象性描写，一方面认同了主流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对主流文化的质疑和修改。
母亲形象作为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在目前厄德里克研究中自然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如舒菲尔（Melissa A．Schoeffel）认为作家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为主流意识形态所限制，多呈现为受害者形象。这样，厄德里克在重复美国文化中野蛮形象的同时，也发现不协调的地方，从而达到对此进行修正的目的。米氏利兹（Gretchen J．Michlitsch）和琼生（Elizabeth Marie Bourque Johnson）认为厄德里克通过小说重新阐释了母亲形象，强调了母亲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功能。麦克琴（Kathleen Anne McGinn）、吉拉尔德（Kristin Ann Girard）则利用现有族裔文学中常见的研究方法，认为作家在作品中倡导新的母女关系以及身份形成机制，并在其中融入了族裔以及国家身份，女性通常在历经冲突到和解的过程后，在接受母亲文化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
3．宗教
针对主流文化对本土裔文化的殖民过程，很多学者认为白人除了通过暴力剥夺他们的土地之外，也从文化上进行渗透，其中最主要的文化工具就是基督教。在厄德里克的作品和访谈中她也的确多处对宗教问题进行了思考，如她在第一部小说《爱药》中，就专门用一章内容描写了主人公玛丽在与天主教接触过程中的心理冲突，之后的几部作品对印第安人传统的萨满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都有所描写，因此很多学者自然也将研究对象放在了作家作品中体现的宗教思考上，探讨了其作品中的宗教意象与宗教冲突。如图伊（Elizabeth Toohey）分析了作家小说中体现出的印第安人在新的宗教面前感到的疏离感。文斯巴鲁（Bonnie C．Winsbro）认为作家利用本土裔人对超自然的信仰，在主流文化中修改家庭、社区等概念，从而为本土裔人赢得了话语权。林贵斯特（Kathryn Lindquist）认为作家在叙事中将神话融入私人空间，从而削弱了人的主体性，并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德尔罗索（Jeana Marie DelRosso）围绕天主教教义，阐明作家作品中的天主教女性对宗教的反应，深入分析作家在性别层面与天主教教义间的思考。弥金谷（Jeannine Nicole Mizingou）专门对作家的诗歌进行研究，分析其中的宗教人文关怀，探讨作家对自我和他者重新定位的过程，认为厄德里克强调了人的相互性和道德性。泰勒（Marie Balsley Taylor）认为作家利用洗礼和圣母玛利亚的象征消除天主教与奥吉步瓦传统宗教之间的冲突，陈靓则认为厄德里克在文学中其实采用了宗教杂糅的策略，这样就更好地解决了两种信仰间的冲突。
4．环境
随着环境问题在当代文学批评界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加上印第安文化本身对环境问题的独特态度，以及作家小说文本中对自然环境的提及，很多学者自然也将研究视线放在了作家作品中的生态思想上。如玛鲁碧瑶（Miriam Elise Marubbio）认为作家通过口语传统中遗留下来的故事探讨了时间和人的能力的变形性，从而使自然和超自然发生关系。弗罗斯特（Julie Katherin Frost）认为从厄德里克的作品中，读者能感受到人类作为不断变化的自然世界的一员，应该认真对待自然。菲兹帕特里克（Bethany Sunshine Fitzpatrick）认为其作品颠覆了二元对立的主流话语，重写了人与人、身体与自然之间、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的关系也成了政治环境变化的媒介。布拉德（Kyle A．Bladow）专门探讨了作家小说中体现的土地与人身份间的关系，认为作品体现了作家对奥吉步瓦人生态理念的追求。克拉克（Joni Adamson Clark）将其作品视为自然写作，从而探讨了作家的文学叙事形式、生态与政治种族性别带来的体制不公之间的关系。甘波（John Blair Gamber）认为作家结合了族裔文学、城市研究和生态批评三个视角，并用“垃圾”这一文化形象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印第安人对垃圾的重新使用也是对丧失的自我和社区的重新塑造。噶尔噶诺（Elizabeth Gargano）认为作家作品中的奥吉布瓦部落人感激大自然，珍视集体知识和传统，尊崇日常活动的神圣性，这样就批判了欧美文化中人优于自然、个人主义以及强调分离和隔离的思想。王晨利用社会生态学分析了作家对关爱、平等、和谐等主题的关注。秦苏珏认为作家在《爱药》中通过对土著人居留地的地域景观和环境的描写，抒发了她对这片土地的强烈情感，认为厄德里克的这种情感来自她对印第安历史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她深切地理解印第安传统灵学思想，并一直颂扬人类与大地的亲缘关系，这一点与当今的生态思潮不谋而合。陈靓认为在《痕迹》中，路易斯·厄德里克构建了许多生物象征符号，这些生物象征包含了印第安文化传统中对大自然的理解和界定，并在作品中协助建构了作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特征，生物象征在这里作为印第安文化传统中一个独特的亮点，对印第安文学独立身份的构建起到了很好的标识作用，对当代印第安作品的生物象征解读在一定层面上有助于揭示厄德里克等当代印第安作家在白人主流文学中所采用的斗争技巧。蔡俊在其博士论文《超越生态印第安：厄德里克小说中的自然主题》中认为作家反拨了主流社会对印第安文化的生态想象模式，反对本质主义，对他者想象强加给印第安人中的归家、动物、自然女性等主题进行了修改。
五、阶级的重提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种族、性别、环境和宗教，作为身份重要维度之一的阶级，在现有的厄德里克研究中却出现较少。希区柯克（Peter Hitchcock）在评价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时指出：“尽管性别（gender）、性属（sexuality）、种族（race）等问题很受关注，但是却是以牺牲阶级问题为代价，阶级在社会科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文学批评中却被认为不太明显或根本不重要，从而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Hitchcock 20）的确，在当代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福利制度逐渐完善，中产意识日益成为社会主导思想，阶级问题似乎已不存在。同样，在文学研究中，鉴于早期的庸俗唯物主义观念的负面影响，以及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片面理解，加上近年来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阶级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话题。在针对当代欧美社会的“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研究中，贝克甚至认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像“家庭”（family）、“邻里”（neighborhood）等经典的社会学概念已经成为“僵尸范畴”（zombie categories），是社会学中的活死人（living dead），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失去了早期在身份形成过程中的那种活力（Beck and Beck-Gersheim，203）。因此，戴伊（Gary Day）在专门探讨阶级问题著作的前言部分不无遗憾地说：“意义可以无限延伸，文化背景一如既往地被关注，但经济方面的因素越来越不被注意。”（Day 202）
与此同时，阶级问题也并没有完全从人们视线中消失，特别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很多美国人开始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分裂为两个集团，那就是“富人”和“穷人”，阶级差异愈加明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经济身份流动的困难，“机会均等”这一概念变得更加难以令人信服（Samuel 188）。针对此问题，《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PMLA）于2000年第一期专门以“Rereading Class”作为标题，针对美国文学中的阶级问题进行探讨，在引言中，著名批评家卡普兰（Cora Kaplan）就提出：“阶级在当代美国已经被怪诞化，因此在当前研究中应该充分考虑其多样性和非正常性（Kaplan 13）。”《时代》和《华尔街报》等重要杂志于2005年也都专门发表一系列文章，深入思考美国社会阶级问题。从而可见，“阶级”这一来自欧洲的概念被逐渐淡化，但是被淡化的同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从现有的厄德里克研究文献可见，在阶级研究方面同样反映了这种问题。一方面，在目前有关所有该作家的批评研究文章和论著中，阶级问题的探讨几乎凤毛麟角，相对于其他领域，显得过于单薄和片面，但另一方面其作品中的阶级问题也没有完全被其他研究所淹没，仍有少量学者努力使读者的视线转向该问题。从可搜索的文献来看，最早提及厄德里克小说中阶级问题的是维力（Alan R．Velie）在1992年发表的《90年代的美国印第安文学：中产阶级主角的出现》（“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in the Nineties：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Class Protagonist”）一文。文章中，维力提醒读者，很多像厄德里克一样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本土裔作家开始在文学创作中转向中产阶级的本土裔人，这种创作方式突破了原有的本土裔文学的创作传统。
2001年，蒂姆·里布雷提（Tim Libretti）在文章《另一种无产阶级：美国本土裔文学和阶级斗争》（“The Other Proletarians：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lass Struggle”）中认为所有的本土裔作家作品都应被纳入无产阶级文学范畴之中，文章中对厄德里克的作品有所提及。该篇文章主要是受另一位本土裔文化研究者卡萨里（Patricia Kasari）1999年出版的著作《职业错位影响：20世纪末美国印第安劳动力》（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Dislocation：The American Indian Labor Force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影响，该书强烈呼吁批评界对本土裔群体中的阶级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总体而言，美国本土裔社区当代的阶级问题没有受到关注，尽管有些社区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但批评界非常不愿意正视这种变化或去揭示其中缘由（Kasari 17）。”然而，里布雷提与卡萨里的观点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直至2009年，帕斯托（Kristy L．Pastore）才在硕士论文《在红色泥泞道路上艰难行进：路易斯·厄德里克作品〈爱药〉和〈宾格宫〉中的工人阶级问题研究》（“Hard Traveling down the Red Dirt Road：Exploring Working-Class Issues in Louise Erdrich's Love Medicine and The Bingo Palace”）中专门分析了《爱药》和《宾格宫》两部小说中的阶级问题，认为这两部小说典型地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叙事特点。从这些研究可见，研究者们多基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将作家纳入无产阶级之中，一方面强调阶级在美国的客观实在，另一方面忽略了在当代美国公共话语中对“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等词语的回避，而且都基于将厄德里克视为本土裔作家，容易导致对作家身份简化处理的倾向。
另外，在“边界”理论
的影响下，也有一些论文在论及厄德里克小说中其他问题时，顺带指出作家通过使用后现代手法和创造“边界”人物形象，打破了西方主流话语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在模糊种族、性别等身份差异的同时也打破了阶级间的界限。
这种研究视角注重阶级在当代美国社会的主观建构性，但是又忽视了客观存在的阶级差异，弱化了阶级在主体身份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同时也弱化了厄德里克对阶级问题的复杂思考。
齐泽克（Slavoj Zizek）曾指出：“阶级不单是文化研究四个命题中（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属）的一个，而且是其他命题的基础，其中体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和最主要的社会对抗，并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Zizek 295）。同样，文学生产中的阶级问题也不应被忽视。特定的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必然影响这个时代的文学叙事形式，正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言：“社会是由对立阶级关系构成的，文本作为阶级话语的具体表现，其语言和主题是‘社会阶级之间本质上敌对的集体话语中最小的意义单位'——意识形态素，它们使意识形态在文本中得以体现出来。（Jameson 76）”但是，特定时代的文学生产又不必全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被动反映，文学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社会主导阶级意识产生反作用。另外，文学也不同于社会学、历史学等叙事形式，在表征与反作用于社会时有其自身的特点。
因此，文学和阶级之间紧密相连，通过阶级视角考察文学作品，一方面能发掘出其他研究视角所不能发现的文学作品特质，也有助于发现社会政治话语中隐藏的文学生产机制，更好地认识政治话语与纯审美性的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的生产规律；另一方面，通过文学作品考察社会阶级结构以及社会政治话语，可以给读者提供一种接近社会现实的不同路径，并得以理解文学以何种方式参与到社会政治话语构建的过程之中。
然而，尽管两者之间有如此紧密的关系，但在美国文学研究中，阶级问题总会唤起读者对左翼文学的回忆。20世纪30年代，众多活跃在美国文坛的作家纷纷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以表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排斥。然后，这种浪潮犹如昙花一现，不到10年的时间就开始被认为存在“口号化”“政策工具论”和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但是左翼文学的研究也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在消沉了20多年后，从20世纪60年代起又开始被重新提起。但是，此时的研究在思路上不再像30年代那样，而是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不再过于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从60年代起，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研究中，所采用的阶级概念都偏离了之前的马克思劳工理论。早期的研究中多坚持经济决定主义，并本质主义地解读阶级概念，但同时又怀疑经济在阶级历史中的首要地位，从而表现出很大的矛盾性。其中主要研究有古特曼（Herbert Gutman）、赫伯斯堡（Eric Hobsbawn）、蒙特格迈利（David Montgomery）、森斯特鲁姆（Stephen Thernstrom）等。古特曼致力于工人自身研究，从微观层面探讨工人社区形成和工人世界观形成的社会因素。
赫伯斯堡则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卫公理会（Methodism）的研究上，通过分析以说明这一宗教因素何以能成为社会抗议的工具。
蒙特格迈利通过对美国内战和战后重建时期的考察提出，美国北部和西部的工人运动是中产阶级平等意识产生的推动力量。
森斯特鲁姆则提出，美国大多数的身份流动只是阶级内部的流动，而非跨阶级的流动。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在之前的阶级研究基础上，维兰兹（Sean Wilentz）、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等人对这些早期的假设又进一步提出质疑，认为在阶级研究中，摆在首位的应是特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而非经济因素。他们都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比较稳定的历史主体。
这一时期最为成熟的当属法国思想家布迪厄的阶级理论，他致力于主观结构客体化研究，认为高雅与低俗之间有本质性差异，社会价值观与经济地位以及审美趣味紧密相关，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起到强化阶级差异的功能。由此可见，这三位学者都将阶级视为社会身份的主要元素。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左右，阶级研究中又出现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回归，此类研究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对于当下理解阶级现象仍然有很大帮助，但是鉴于社会的变化，不能采用本质主义的阶级思考方式，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稳定的意识形态，一个特定的阶级也不再具有特定的思想和概念，相反，阶级具有很大的社会建构性。如霍尔（Stuart Hall）、詹明信、汤姆森（E．P．Thompson）和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都将文化视为后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时刻的中心概念。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这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视角，但是其弊端也逐渐显示出来，阶级问题因此再次回到文学研究之中。这些研究多在质疑文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试图将阶级分析置入后结构主义的框架中进行探讨。其中如格拉哈姆（J．K．Gibson-Graham），他主张通过重建阶级话语，让文学研究重新将经济纳入考虑范围，他认为经济不是一个同源性的和统一的领域和体系，而是一个偶然性的区域，当下大多数理论不能考虑到其中很多概念、问题、矛盾、身份和斗争，这样就将经济身份和社会身份联系到了一起。戴伊在梳理了不同历史阶段中阶级的内涵后认为，阶级在文学构建以及经典形成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戴伊也试图修改阶级概念，以补充当下文化研究中的不足。斯盖格斯（Beverley Skeggs）则认为阶级的表现形式开始多元化，且通常和民族、种族、性别等问题交汇在一起，在不同的领域，如通俗文化、政治修辞和学术理论中都贯穿着阶级问题，而且“自我”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阶级的形成过程。雷哈特（Gary Lenhart）在其2006年出版的《阶级标记：关于诗歌和社会阶级的思考》（The stamp of class：Reflections on poetry and social class）一书中，从诗人的阶级身份出发，对诗歌阅读本质进行探讨，认为阶级虽然不是个很受欢迎的话题，但是却对诗人的生命和作品有很大影响。
在很多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和期刊文章中也出现了不少对不同时代作家作品的阶级问题的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各种社会境况变化以及不同新兴人文思潮的出现对阶级研究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阶级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视角和内容表现出多样化的姿态。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学叙事策略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渐渐进入批评界的视野。美国少数族裔因在经济地位上相对于整体社会多不容乐观，因此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的阶级问题更受评论界的重视。
然而，目前美国文学中的阶级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目前的研究多围绕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很少有研究针对当代美国文学创作进行。另外，相对于美国主流文学研究，不论在研究的深度还是研究的广度上，对族裔文学的阶级考察都稍显不足，特别是在近二三十年刚刚兴起的美国本土裔文学研究中，尽管早在1999年当代本土裔批评家卡萨里就著书《职业错位影响：20世纪末美国印第安劳动力》，呼吁批评界多多关注本土裔群体中的阶级问题，但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对本土裔文学中的阶级问题的系统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的阶段。
作为当代美国文坛重要的本土裔作家之一，厄德里克已经成为“本土裔美国文学复兴”
的中坚力量。她不论是在访谈中还是作品中都对阶级问题有所提及。如在文章《我应该在哪？》（“Where I Ought to be?”）中，厄德里克明确指出：“小说中出现的品牌名称和物品类别可以暗示人物的经济地位、生长环境以及生活理想，甚至是宗教背景。有的人物喝进口的喜力啤酒（一种顶级啤酒），而有的人物则喝舒立兹啤酒，从两种不同啤酒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人物的不同阶级性情和阶级地位。”（“Where I Ought to be”46）而且从其作品内容来看，阶级问题频繁出现，首先是在其小说和诗歌里大量描写了底层阶级的现实生活状况，并直接或间接地批判了白人主流话语下的社会体制。再次，在对当代印第安人群以及各类人群进行描写时，很多人物也表现出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早期作品给读者的普遍印象是多围绕底层阶级人物形象展开，如《爱药》中的玛丽、《痕迹》中的弗勒等，而近年来作品中的中产阶级形象逐渐增多，如小说《踏影》一书完全围绕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婚姻生活而展开，可见，厄德里克对阶级的思考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另外，从厄德里克作品中的具体词汇使用来看，她对阶级问题思考的复杂性也可见一斑。厄德里克对不同场合的阶级概念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如前文提及的访谈中，厄德里克所使用的阶级概念体现了阶级的物质决定性，但是她又从马克思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决定的阶级概念转向了消费为决定因素的阶级概念；而在《爱药》中，当奈克特宣称玛丽与其不是同一阶级时，厄德里克更多采用了本土裔传统文化中的阶级划分方式；在小说《彩绘鼓》中，当厄德里克通过菲亚使用阶级一词时，她却又保持了一定距离，从反思者的角度看待此社会现象。
从作家个人文化身份认同来看，厄德里克作为一名族裔作家，加上美国本土裔群体在美国社会的整体经济状况，她在思考阶级问题时显然不能摆脱族裔身份的影响，对当下的美国阶级话语表现出抵抗的姿态。美国本土裔群体由于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境遇，在阶级问题上明显不同于非裔和亚裔。那么，在厄德里克的写作过程中，对阶级问题的思考和其他白人作家或来自其他种族的少数族裔作家间有何共性和差异？同时，厄德里克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在思考阶级问题时是否也渗透着对当下性别政治的思考？另外，不容忽视的是，厄德里克自身经历了从社会底层阶级到中产阶级身份的转变，不论对于底层阶级还是中产阶级都兼备局内人和局外人两重身份，这一方面给她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便利，使得她可以摇摆于两种阶级身份之间，对两种阶级身份心理都能有较好的把握；另一方面，这种双重身份又很有可能在阶级身份认同上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
借鉴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观点，当颠覆产生于主流话语，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制造出的反对声音”时，颠覆的力量便被控制在许可的范围之内，而无法取得实质性效果，这种控制力量就是“抑制”（王岳川159）。尽管厄德里克对族裔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对主流阶级话语持反叛的立场，但是她是在美国当代社会话语下进行创作，而且她曾在不止一个场合表达了自己对美国身份的认同，那厄德里克的这种身份认同模式在其阶级书写过程中是否也会有所体现？她反叛的姿态中是否也体现了主流话语对个体的抑制性？这种抵抗性和顺应性如何在文本中得以表现？同时不能忽略的是，作者的写作是特定社会文化机制的产物，不能完全被视为具体文本的初始者，正如福柯所说：“一个作品的意义不完全来自作者，作者和作品间没有简单的先后关系，社会话语按照一定原则对小说写作内容和方式进行选择，作者只是其中的执行者（Foucault 118-19）。”近年来，时代背景与作家早期的创作背景已有很大不同，时代的变化必然使得作家对阶级问题的思考相应产生改变，那么这种变化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如何体现出来？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现有对厄德里克作品中的阶级现象进行研究的有限文章中，研究对象只局限于作家早期的作品，而对近几年的作品很少论及，而作家自其丈夫去世之后
的创作风格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创作对象不再局限于早期作品中的奥吉布瓦部落几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摆脱了对底层阶级的聚焦。如2010年的小说《踏影》主要围绕已经成功踏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本土裔知识分子展开；在2012年的《圆屋》中，作家一改之前的叙事模式，采用了儿童叙事视角，使用传统的顺时顺序进行书写。因此很有必要将厄德里克近年来的作品都纳入研究之中，以更全面地勾勒出作家在阶级问题上的整体思想脉络。
研究厄德里克作品中体现出的阶级问题，首先是对厄德里克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同时，这种研究也是对美国本土裔整体研究一个新的维度探索。通过此研究，本书同样也希望能够凸显阶级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促进阶级理论发展的同时也加深对美国社会当下阶级话语的理解。
六、理论视角、研究内容以及章节介绍
鉴于当代美国社会对待阶级问题的矛盾心理，以及厄德里克在表达阶级时的模糊状态，在探讨其小说中的阶级问题和阶级思考时，就有必要采用历时性的方法考察阶级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流变以及作家阶级身份的变化过程，同时也需要采用共时性的方法考察作家具体阶级位置，并将这种阶级位置置于美国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话语下进行考虑。因而本书拟采用法国思想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阶级概念和他的阶级“习性”
（class habitus）理论，探讨厄德里克文学书写与其阶级“习性”间的关系，以期对该作家的阶级思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发现她的阶级书写同美国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对布迪厄的阶级概念进行解释之前，有必要对“阶级”一词意义的流变进行梳理。通过词源考察可见，“阶级”一词源于拉丁文classis（复数形式为classes），最早在古罗马时代开始使用，当时主要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在陆地或水面上的部队，另一种指根据财产和年龄对人的区分（Day 3）。根据威廉斯的文化考察，该词16世纪进入英文，当时主要用于与罗马历史有明显关系的事物，后来成为教会组织的一个专门用语。从17世纪末开始，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对自然界的动植物分类变得非常必要，其他表示分类的词如order和station都有一定地位高低的含义，为了表明各种生物间的平等关系，class开始被用来指一个群体或一个部门。进而这种用法日趋普遍，如用来描述植物、动物和人，但不具有现代的社会意涵（Day 6）。在1770年至1840年间，class开始演变成具有当代社会意义的词汇。随着人们越来越相信社会地位是建构的，而不全是继承而来的，加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变化与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政治冲突，人们对于“社会地位”的认识更加敏锐，class一词慢慢取代了其他意指“社会分层”的旧名词（主要有rank、order和estate等）（Williams 54）。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class被用于“生产的或是有用的阶级”分类模式中，“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一词也因此得以问世，working暗示着“生产性的或有用的”，如此一来，非“工人阶级”就成为不从事生产的或无用的阶级。19世纪60年代起，中产阶级开始区分为“低层”（lower）和“高层”（upper）两类，劳工阶级也区分为“有技能的”（skilled）、“半技能的”（semi-skilled）和“劳动的”（labouring）三类，这些不同分类体系的出现使class一词慢慢具有了身份地位（status）的含义（Williams 60）。
当然，对阶级最早的系统阐释当属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阶级，他们认为，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因此阶级的本质就是剥削，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消灭剥削。《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大对立的阶级，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并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将促进社会的进步。另外马恩的阶级区分主要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权上，因此具有很强的物质决定主义倾向，再加上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自冷战思维开始，阶级斗争往往牵涉政治正确性的问题，欧美主流文化因此不愿接受此种阶级观念，或者对此话题直接避而不谈。
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财产所有权在建构社会关系方面的职能越来越不明显，大量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出现向马克思的经典社会结构理论提出了挑战。因此，韦伯（Marx Weber）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基础上指出，个体的社会地位不单由其物质拥有情况决定，其社会地位（status）和权力（power）两个维度都应被考虑在内。这样韦伯就将阶级概念从基于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转向市场分配（market），他认为个体的阶级地位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他/她的“生活机遇”（life opportunity）上。韦伯强调，“阶级并非是具体的一个共同体，而仅仅代表可能且经常发生的某种社会行动的基础。且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谈阶级：（1）在生活机遇中的某个具体方面具有相同境遇且达到一定数量的群体；（2）至于具体方面的内容只限于财产占有和收入机会等经济利益；（3）这种境遇是在商品市场或劳动力市场中体现出来的。”（Weber 926）
由于文化研究的影响，当代不少社会学家试图将文化研究的成果纳入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理论之中。在威廉斯看来，阶级不仅是一种经济状态的描述，同样是一种形构的过程，他认为“阶级”可以大致表述为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集团层面的意义，它是客观的，见于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或经济范畴；二是等级层面的意义，它是指相对的社会地位，这地位可以是天生的，也可以是后天形成的；三是形构层面的意义，指的是感知的经济关系，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组织方式（陆扬 138）。汤普森同样认为阶级就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阶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全不相干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之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总之，它确确实实发生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陆扬 138）。另外怀特（Wright）发展出“矛盾的位置”概念，对当代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进行描绘，强调马克思思想和韦伯思想的结合，认为必须将阶级和社会地位问题看作是社会权利分配的问题。
在《社会阶级由何构成？》（“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以及《区隔》（Distinction）中，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对阶级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布迪厄认为，当代西方国家普遍存在无阶级意识，但人们没有意识到不谈阶级并不说明该问题就不重要，相反，这正说明现代西方社会阶级话语的强大。不必因为价值观、意识和显性身份上的模糊，就视其为不可分析，可以将其放在生活的实践背景下，将个体偶然出现的各种意识、所表达出的身份视为其在特定场域中的策略性实践行动（Devine ＆ Savage 16）。因此，布迪厄通过批判吸收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和韦伯/新韦伯主义两大阶级理论，借用现象学的认知框架，既重视阶级的现实存在，又看到历史积累的作用；既关注客观存在，也不忽略主观建构性，从而发展出自己的阶级概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是“实在论”的，这种划分强调了以客观经济结构为基础，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空间是多维度的，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只是多种权力结构中的一种，“社会阶级并非单单通过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position）来界定，也通过阶级‘习性'（habitus）得以表现”。（Bourdieu Distinction 372）他进而提出：“一个阶级可以通过其存在（its being），也可以通过其被感知（its being perceived）来界定，即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和消费方式都是其阶级位置的表现。”（Bourdieu Distinction 483）在对待韦伯的阶级理论时，他赞成韦伯关于阶级与地位群体的区分，但又不赞成将这两个概念单独看待。在他看来，地位群体并不独立于阶级，而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地位的合法表现。由此，文化差异成了衡量阶级差异的标志，也就是说阶级差异在文化领域找到了表达自己地位的方式（Swartz 150-153）。在两种阶级概念的基础上，布迪厄提出，“行动者主体借助自己的资本（capital），为了获得利益，在特定的社会场域或空间里相互斗争；在特定场域或社会空间内占据相似位置的群体，就构成了一个阶级”（Bourdieu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6）。换言之，阶级指的是在社会空间中一群有着相似位置，被置于相似条件，并受到相似约束的行动者主体的组合，这些在一定社会空间占据相似位置的同一阶级群体内部有着相似的阶级“习性”。
布迪厄的阶级“习性”理论是他的阶级概念与“习性”（habitus）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习性”一词在西方文化中由来已久，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已经开始使用，和ethos、hexis两词一起用来表示人的美德。涂尔干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该词的用法，在使用时同样强调人在受外在行为、教育等影响下形成固定下来的行为方式，胡塞尔则强调了该词代表的美德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布迪厄在使用该词时，一方面保留其拉丁文中的原有含义，另一方面又结合了胡塞尔的观点，在原词中加入新的意义，强调“习性”在实际活动中的作用（高宣扬 114）。在著作《实践的逻辑》（The Logic of Practice）中，布迪厄提出，“习性”就是“由特定阶级条件的调节性所产生的一种持续的可变化秉性系统，以结构化为目的的被结构化结构”。（The Logic of Practice 53）
从布迪厄的“习性”概念可见，阶级“习性”作为被结构化的结构，是历史经验中沉积下来的、内在化为心态结构的持久性秉性系统，它同某一特定阶级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环境、行动经历、经验以及以往的精神状态有着密切关系，是一个群体的精神生活和社会行动中呈现的活生生的历史。它以一种“前结构”的形式存在，对于行动者的行动具有指导意义，一方面作为行动中的意识结构，成为行动的目的和规划；另一方面又作为预先模态好的行动模式，规定了行动者的活动方式和风格。因此，阶级“习性”成为行动者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格、行为规则以及生活策略等精神方面的总根源。同时，阶级“习性”作为以结构化为目的的结构，又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成为一个群体进行分类判断时的分类系统。阶级“习性”在运作中主要进行四种分类：一是把自己同他人区分开来，显示自身的自我认同，凸显自身的气质、风格、个性和特质；二是把观察和欣赏的对象区分开来，按照自身所喜爱的程度将对象分成各种等级；三是对他人和整个周围世界进行区分，按照他们的不同状况或类型加以分类；四是对行动实践本身进行自我分类，在对观察对象进行分类时，也完成了对观察活动本身的分类。（高宣扬 125）
此外，布迪厄也试图将阶级“习性”同文化实践理论相结合，因此他认为各种等级分类活动多半不是通过具体规定而实现，而是通过个体在一定结构中的“占位”
（position-taking）得以实现。所谓“占位”就是行动者在客观可能空间内，对实际或潜在的不同位置的选定。这种选择表现出一种问题性，与其他的“占位”同时存在，并客观联系着。不同“占位”通过容许其他“占位”的存在而使之成为可能，不同“占位”之间形成互相否定的关系。（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30）因此，布迪厄的“占位”包含着对其他位置的否定和一个特定视角的采用。另外，布迪厄认为行动者的文化“占位”过程也是对其所属文化的再生产。当代社会的文化再生产不同于早期社会的暴力镇压，而是利用趣味、生活方式等将统治阶级的权力进行正当化处理，因此显得更加隐蔽。
在各种不同阶级理论中，布迪厄的理论既从宏观层面考虑到当下社会以经济身份作为基础的阶级分层的客观实在，又能考虑到阶级作为个体的身份地位和感知方式的主观性和社会建构性。进而他又从微观层面揭示个体文化实践活动与社会整体话语间的互动关系。文学创作作为个体文化实践的一种，必然受到作家自身阶级“习性”的影响，体现了作家的社会出身和身份变化轨迹。另外，文学书写也体现了作家的阶级“习性”所具有的主动性，对各种对象进行书写的过程也是作家进行分类区分的过程。其中，书写对象与书写策略等作为作家的策略性选择，必然体现出作家的文化“占位”和文化再生产的努力。因此通过布迪厄的阶级理论考察文学作品，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家的文学写作与社会阶级话语间的张力关系。
然而，在使用布迪厄的阶级理论时，不能忽略该理论生发于法国背景这一事实。在阶级分类上，布迪厄区分了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三大阶级，并在每个阶级内部进行细分。考虑到阶级感知在阶级身份确定中的作用，这种阶级认知方式的提出是基于欧洲一直以来比较明显的等级观。而美国自从建国以来，就以消除等级差异作为目的，从而将自己与传统的欧洲社会区别开来。因此，在美国民众心目中，上层阶级意识非常薄弱，大多数民众都以中产阶级身份自居，即使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也多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和才智总会实现经济身份的转变，最终都能跻身中产阶级行列，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主导阶级（dominant class），这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中产阶级话语。而且，由于左翼文学运动和冷战思维影响，“工人阶级”一词通常会唤起阶级斗争的想象，所以当代美国社会对此概念提及较少。又鉴于社会中经济身份差异的现实性，通常就将那些无法实现身份流动的人群称之为“底层阶级”，从而回避使用“工人阶级”一词，利用布迪厄对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dominated class）的划分方式，“底层阶级”可以理解为被支配阶级。这样，结合布迪厄的阶级定义和美国社会的阶级现状，本书将阶级视为经济状况所代表的个人身份地位，同时阶级也是一种结构性存在，并根据不同人物在此空间所处位置，将厄德里克作品中的人物分为“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两大阶级，以探讨作家在此社会空间内的思考与“占位”。
基于布迪厄的阶级定义和阶级“习性”理论，本书立足于美国社会阶级现状和厄德里克个人文化身份以及阶级身份变化轨迹，将厄德里克的文学创作这种文化实践行为纳入美国文学和美国本土裔文学两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对其独立发表的13部长篇小说进行文本细读，考察围绕作品中对“底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两大阶级的书写策略，以及此文化实践中体现出的文化“占位”。同时结合作家自身文化身份在其阶级“习性”形成中的影响作用，探析文本背后作家对主流文化的再生产，以廓清作家在其阶级“习性”影响下的文化实践同美国中产阶级话语间的张力关系，为更好地理解厄德里克的文学书写、阶级“习性”、阶级“占位”以及社会话语四者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一定的帮助。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为导论与结论。第二部分为本书的主体，共分为四章，主要结合布迪厄的阶级定义和阶级“习性”理论，探讨厄德里克的阶级“习性”在文学书写中的体现，以及在此“习性”影响下的文学书写同美国中产阶级话语间的互动关系。第一章围绕厄德里克阶级“习性”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出身和身份轨迹维度，认为厄德里克由于早期的底层阶级生活经历的影响，批判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话语。她的批判主要从全民中产和流动神话两个方面展开。在作品中，为了凸显阶级差异在美国社会的物质性存在，作家在作品中刻画了大量底层阶级人物形象，并将他们拮据的经济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值得注意的是，厄德里克笔下的底层人物并不局限于本土裔群体，也包括了不同身份的女性以及白人男性，这样就突破了传统本土裔文学的书写框限，强化了对美国社会无阶级话语的质疑。除了书写底层以凸显阶级差异的存在，厄德里克对中产阶级话语的质疑也体现在她对其话语背后的流动神话的批判，她描写的流动多具有偶然性和依赖性。对于本土裔群体，伴随着阶级身份流动的往往是文化身份上的困惑，而并非如美国梦中所描述的那样，每个个体通过个人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在这片国土上实现自我。
第二章结合厄德里克的文化身份，分析她在不同维度的文化身份影响下的阶级“习性”书写策略。既然阶级“习性”的生成过程包括个体所有的社会经历，那么诸如种族、性别、阶级这些文化身份所带来的不同经历，必然也都将融入其阶级“习性”之中，并调节着个体的文化实践行为。由于当下美国社会中少数族裔、女性、底层阶级这些身份都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种边缘化状态必然促使行动者在文化实践中针对自身的阶级位置进行反思，布迪厄因此也区分了反思前（pre-reflexive）和反思后（reflexive）
两种行为，在反思前多为阶级“习性”影响下的无意识行为，而反思后则从无意识行为变为有意识行为。在文学作品中，厄德里克同样通过书写许多不同类型的中产阶级形象，对自身所处的中产位置身份进行反思。故本章主要围绕厄德里克小说中不同类型的中产阶级形象展开。在其小说中，中产形象多样化，有本土裔的中产阶级，也有女性中产阶级和白人男性中产阶级。在这些不同类别的中产阶级形象书写过程中，作家影射了中产阶级在后现代社会下的身份焦虑。本土裔中产阶级如何对待自身种族文化？中产女性如何在女性主义思潮下正确处理两性关系？而对于白人中产男性，他们则面临如何正确处理自身的中间身份、与底层阶级间的关系以及自身的殖民历史等问题。对于这些焦虑，厄德里克希望通过涉入本土裔文化予以解决。
个体阶级“习性”影响下的分类行动也是一定场域内进行“占位”的体现，因此第三章主要关注厄德里克在其阶级“习性”影响下如何在“底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进行“占位”。厄德里克尽管对美国中产话语持一定的批判态度，但是在具体文学书写中，她仍然“占位”中产阶级位置，这主要体现在她对“底层阶级”的他者化处理以及中产阶级视角的采用。首先，在书写底层阶级时，尽管她凸显了阶级差异的物质性存在，但是更多情况下她都将其归结为种族政治与性别政治的结果，而且一旦撇开种族和性别两个维度，厄德里克仍然不能摆脱主流话语中将“底层阶级”与道德、基因等因素相联系的固定思维模式，从而将社会经济结构所导致的贫穷归咎于个体的品质，强化了中产阶级对底层阶级的“白色垃圾”想象。另外作家也采用了中产阶级视角对阶级差异进行观察，主要体现在对阶级差异的书写过程中，极力消除阶级差异，任意扭转不同个体的阶级身份，以淡化阶级地位的重要性，同时构建了诸多不同阶级的共存空间，另外在不同的自我模式中认同“反思性自我”这一主体身份，这些都体现了作家在文学书写中采用中产阶级视角、试图构建无阶级话语的努力。
按照布迪厄的实践理论，阶级“习性”的主动建构性也体现在行动者文化“占位”过程中对社会文化的再生产。因此第四章主要探讨厄德里克如何通过文学书写参与到中产阶级价值理念合法化的生产过程之中。厄德里克在作品中书写了多元化的家庭模式，同时也思考了当代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所面临的危机，但是她在对不同家庭模式的书写中，特别是亲子关系方面，仍然认同中产阶级家庭伦理，从而在认同中区隔了其他模式的家庭伦理。另外厄德里克在小说中展现了不同文化品位的争论，也表现出对高雅文化的向往。但在大众文化影响下，她的小说中也大量使用通俗文化元素，且在叙事模式上顺应了中产阶级读者所认同的“疗伤”范式。这种既向往高雅，又摆脱不了大众文化影响的写作姿态正是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体现。这样，通过从审美趣味层面生产中产阶级价值理念，厄德里克也将自己的写作纳入美国国家的中产阶级话语构建之中。
- 也叫齐佩瓦人（Chippewa），美国本土裔的一个分支，原住于休伦湖北岸和苏必略湖南北两岸，约当今明尼苏达州至北达科他州龟山山脉（Turtle Mountains）一带。
- 该奖与“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小说奖”共为美国文学三大奖项。
- 目前通常使用的称呼有American Indians、Native American、Indigenous American和First Nations。按照Ines Hernandez的观点：“我们本土裔人知道‘Indian'是个误称，但是就像‘American'一样，这个误称已经属于我们自己，在这个所谓的美国领土上，我们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名称。我们根据部落或族群名称相互称呼，通常我们相见时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你是那个部落的？'‘你是从那个族群来的？'‘美国本土裔人'或‘美国印第安人'这种类属性的词汇是对我们不同部落族群的简单泛化，但至少说明我们之间的确存在很多共同的地方。”Ines Hernandez，“Forward”．Growing up Native American．Ed．and Intro．Patricia Riley．New York：Avon，1993，7-16．本书更倾向于使用“美国本土裔”这一称呼。张冲在《从边缘到经典》一书中也认为使用“美国本土裔”这个称呼较好，因为这体现了其族裔性以及英文翻译过程中的顺序性（2）。
- 本书采用了国内学者张廷佺的翻译，也有学者如陈靓、王建平等人将该小说名译为《爱之药》。
- 除《哥伦布皇冠》（The Crown of Columbus）是与前夫路易斯·多里斯（Louise Dorris）合作完成外，其他均独立发表。
- 该奖全称为Pen/Saul Bellow Award for Achievement in American Fiction，由美国文学中心2007年创建，其宗旨是“奖励那些长期从事创作，且作品出色，可以称作是美国最杰出的那些在世作家”。厄德里克为该奖的第5位获奖人，前4位分别为Philip Roth（2007）、Cormac McCarthy（2009）、Don DeLillo（2010）、E．L．Doctorow（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