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公兰谷（1919～1980），原名公方苓，曾用名公方枝。“公兰谷”是1951年到河北高中后改的名字，也是发表文章时经常用的笔名。生前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并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河北省语言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北师院（现为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以下从生平经历、思想历程、文学创作、中国古代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等六个方面对公兰谷先生进行介绍。
一 生平经历
公兰谷于1919年5月25日生于山东省蒙阴县坦埠镇。抗日战争前，家里依靠父兄以经营一家馍房为主，兼管理庄家田地，生活水平相当于乡镇一般中等人家。1925年，六岁的公兰谷入本镇初级小学，学名公方枝，后改读私塾。1932年，十三岁的他又在本镇读初级小学三年级。1933年春季，公兰谷到离家七十里的蒙阴县求学，插入县立汶溪小学（完小）初级六年级下学期。十六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公兰谷放弃了继续读中学的机会，而选择了乡村师范（因为每月有五元津贴）。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读滋阳乡师的公兰谷便开始了流亡生涯，这一去就是十三年，直到1950年的暑假才得以回家看望。1937年12月，公兰谷随滋阳乡师同学离开山东迁移到河南许昌。次年2月又随学校流亡到湖北北部的均县，并在武当山结识了人生中重要的一位朋友柳杞先生（公先生去世后，柳杞先生写了文章《武当山中结识的旧友》作为纪念）。
1938年底，武汉失守，湖北局势紧张，公兰谷又随学校和大批流亡学生进入四川，于1939年春到达四川北部的梓潼。流亡的生活既让公兰谷饱尝艰辛，但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命运。在四川时，偶然的机会让公兰谷梦寐以求的读中学的愿望得以实现，读高中后他改名为公方苓，此名字一直用到大学和工作后，这看似偶然的事情改变了公兰谷的一生。1941年暑假期间，公兰谷参加了大学招生并考取了当时的中国最高学府——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12月到达重庆中央大学的柳溪分校。大学毕业后，公兰谷又接着考入了中央大学研究所。1947年研究生期间，由于经济困难，公兰谷在南京市第一中学兼任文史教员，次年暑假，因论文没有完成致延期毕业一年，同时兼任中文系研究生助教和市立一中教员。1948年暑假，公兰谷从中央大学研究生毕业，暂在南京市立一中任高中语文教员。1951年2月，经由中央大学一位研究生同学的介绍，公兰谷到河北北京中学工作，担任语文教员。10月，他以河北高中教师的身份参加了中央土改团，随中央土改团第八团到皖北阜南县参加土改，前后共历时三个月，于1952年土改完毕返校，接着又投入“三反”“五反”运动。同年8月，公兰谷由河北北京中学调到河北师院工作，任语文系讲师，先后讲授现代文选及习作、现代文学史等课程。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公兰谷历经了肃反运动、“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尤其是在“大跃进”伊始，他被安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这对于公兰谷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精神灾难。“文革”期间，公兰谷再次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林彪、“四人帮”等极左路线的迫害，教学工作也受到阻碍。
公兰谷是一位文学才子，对爱情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罗曼蒂克幻想，又由于他性格上的“迂”和“呆”，直到近五十岁，仍然处于单身状态。“文革”期间，公兰谷曾在朋友柳杞的撮合下与一位女同志迅速走进婚姻殿堂，但不久两人因下放而天各一方。1978年，二人终因隔膜结束了短暂的婚姻生活。据公先生的学生回忆，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公兰谷曾经追求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但当时陈琏已经“名花有主”，最终错过了公兰谷这位大才子（关于爱情，公兰谷在他的散文《清明节》中也有所提及，但据公兰谷的档案材料记载，陈琏为中共地下党员）。
粉碎“四人帮”之后，公兰谷重新走上教学一线，并且不辞辛苦地远赴外地为河北师院函授学生和外校学生讲课，工作积极认真，治学严谨，培养了众多人才。从学生的一些回忆文章中，可以窥见公兰谷对待教学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学生对老师的尊重与敬仰。
从1952年至1980年，公兰谷在河北师院任教28年，一直专心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并著有《现代作品论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和《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卷）（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函授部1957年，据公先生的档案说，还有第二、三卷的油印本，但至今未找到）。1978年公兰谷晋升为河北师院副教授，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他又成为十六位理事之一（理事十六人，除王瑶先生为会长，田仲济、任访秋为副会长外，依姓氏笔画为序包括丁尔纲、公兰谷、支克坚、叶子铭、华忱之、孙中田、邵伯周、吴奔星、严家炎、陆耀东、林志浩、单演义、黄曼君。公兰谷去世后增补山东大学孙昌熙先生）。可见，公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学界是得到认可的。公先生经过长时期的流亡生活和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后，本应是得其所哉的时候，却不幸因患脑溢血医治无效，于1980年的1月12日下午6时15分逝世，终年五十九岁。由于过早离世，他的很多著述计划未能实现，这既是公兰谷先生的遗憾，也是文学界难以弥补的损失。
二 思想历程
公兰谷的思想发展与其特殊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生活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公兰谷，其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但他始终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战时的流亡生涯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使他对现实的认识不断加深，在反复的探索与自省中，他的思想和政治觉悟也处于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一）朦胧的阶级意识的萌芽
青少年时期的公兰谷因为家里受到本镇恶霸的欺负而心生对恶霸的痛恨，又由于经济窘迫被迫放弃读中学的机会，由此而感到社会制度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两件事催生了他朦胧的阶级意识，但这时的阶级意识和对不平等社会制度的憎恨还只是缘发于个人的情感，处于自发性阶段，还不是真正的阶级觉悟。在1937年底到1938年底的流亡期间，公兰谷的思想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得益于公兰谷的积极上进和勤奋刻苦，他利用空闲时间阅读了一些浅近的社会科学著作，为其以后的思想和政治觉悟由自发走向自觉积累了资源。
（二）险入“歧途”，改变人生
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期间，由于心理的不成熟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公兰谷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波动。
首先是1942年5月公兰谷在同学赵宏宇的怂恿下加入了三青团。这算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污点”，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曾对他这个事件进行调查，结论是考虑到他并没有参加实质性的政治活动而做出暂不处理的决定。据公先生本人交代，当时他并没有认识到三青团是罪恶的反革命集团，是出于自保而加入，因为1941年国统区反共高潮时期学校发生的师生被捕事件让他一直处于高压恐惧状态，加入三青团是权宜之计。加入三青团后只参加了第二天三青团员的检阅，此后再未参加过其他任何活动。加入三青团成为公兰谷心中长期无法抹掉又不敢向外人提及的政治污点，在其新中国成立后的交代材料中，每次都会涉及此事，坦白交代。
其次是公兰谷受到了当时学校盛行的名利思想的影响。当时中央大学的民主气息淡薄，名利思想严重，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耳濡目染，公兰谷的名利思想进一步发展，眼见当时作家的社会地位低微，他不再甘心只做一名作家，还要争取进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教授的行列。正因为如此，1945年大学毕业后，公兰谷接着又考入了中央大学研究所，成为他踏上教授地位的第一个阶段。在特殊环境中，公兰谷追求名利思想也是一种人之常情，我们不必对其苛责。也许正是这种名利思想对公兰谷的激发，才有了他以后更大的文艺创作成就和学术成就。
这一时期公兰谷的思想虽有曲折，但他始终是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从他这一时期写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可以明确地体现出来。
（三）人道主义和爱国思想趋于成熟
从1945年9月考入研究所至1949年4月南京解放，公兰谷对现实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他不再只从自身角度出发，而将目光更多的转向对国家、社会、民族的关注，因此这一阶段公兰谷的思想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转变。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目睹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贪污腐化、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等社会现实，对国民党的痛恨和国统区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蓬勃发展的反内战、反饥饿等民主运动，使公兰谷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更加同情受苦的劳动人民。因此，公兰谷是带着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南京解放的，并对共产党产生了初步的信任。从南京解放至同年六月，短短的时间内，通过参加一系列宣传活动，他更加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无产阶级的领导等问题，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政治觉悟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所有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公兰谷亦是如此。尤其是调到河北北京中学工作后，公兰谷的工作情绪饱满，积极性也很高。在1951年参加中央土改团的社会实践中，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热爱。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的政治运动，让公兰谷历经了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苦痛，性格软弱的他只能无奈地选择了以沉默代替批判，以忍耐对抗劫难，并对自己的行为不断地检讨。公兰谷作为一个在旧社会出生、成长过来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己的弱点，但他始终在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始终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和进取之心。“文革”结束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公兰谷依然抱着积极热情的态度投身于教学工作，直到逝世。
三 文学创作
公兰谷先生是一位创作数量颇丰的作家，据他自己统计，1939～1952年，在《抗战文艺》《文学月报》《南京文艺》《大公报》《新华日报》《时事新报》《文汇报》等副刊发表小说散文约40万字，诗约两千行。1952年之后，他也写了不少的文学作品，但主要精力已经放在了文艺评论方面。
公兰谷的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从1939年至解放战争结束，主要集中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的这一阶段。这一时期发表有小说、散文、诗歌、翻译作品等；新中国成立后，公兰谷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上，但也创作了不少的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散文和诗歌这两种文学形式上。公兰谷的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方法，反映现实，关注现实，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创作（1939～1948）
青年时期是公兰谷进行文学创作的开端。此时的公兰谷受到抗战文学的影响，开始尝试着用文字去表达一个因战争而流亡的知识分子对于战争的态度。因此在高中两年内他就发表了不少文章，也因之受到一些刊物编辑和老师同学的鼓励和赞扬，这些初步的文学成绩坚定了他将来当一个作家的信念。当时登发的文章有小说、散文、诗歌，这些文章的内容多半是反映现实生活、与抗战有关的。
重庆中央大学的学习阶段是公兰谷的集中创作期，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丰收期。所发表的文学作品在数量上较之前明显增加，形式上也多种多样，包括小说（短篇）、诗歌、散文、诗录、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等。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前期的文学积累，公兰谷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仅在文字功底上更加深厚，而且现实性进一步加强。他把写作当成一种表达爱憎的方式，一种游子诉说乡愁的方式，以求在流亡的苦痛中，借助文字得到情感的宣泄和精神的慰藉。
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根据其时间和题材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如《仇恨》《奸细》等；第二阶段是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和不义战争的罪恶，如《雨夜》等。这些小说基本上是以战乱的现实为时代背景，写小人物在战乱中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作者以一种感时忧国的姿态流露出对在战争中屈辱生存和挣扎的中国人民的同情，以一种批判讽刺的态度表达对侵略者和战争的强烈憎恨。
第一阶段的代表作有1942年在胡秋原等人主编的《时代精神》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短篇小说《仇恨》。小说从人道主义出发，通过叙述农民张旺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屈辱、灾难和充满血泪的生活，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强烈的痛恨，愤怒地鞭挞了侵略者的惨无人道。小说《奸细》同样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写押运军火的王永明等人因车子出现问题停在一个小村庄等待救援时，由奸细引发的一场火灾。文中着重描写了火灾后村庄上的悲惨景象及村民们审问奸细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背叛国家民族行为的谴责和憎恨。这些作品都是应时而作，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第二阶段的代表作有小说《雨夜》等，《雨夜》写一位年轻的乡妇尤二姑进城寻找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丈夫，不幸的是丈夫早已随国民党军队去山东作战了。小说着重描写了尤二姑在车站时的种种遭遇，并以丈夫命丧战场和凄凉的自然环境描写收束全篇，衬托出人物命运的不幸，流露出作者对国民党发起的不义战争的谴责和强烈的反战情绪。
公兰谷的小说创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其鲜明的时代性上。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公兰谷一直以一个爱国主义文人的姿态关注着国家民族和社会现实。虽然由于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他所创作的都是短篇小说，但这些作品都紧随时代的变化，反映当下社会现实，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此外，在具体写作中，公兰谷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鲜明的主题和爱憎态度；以大量的人物对话构建故事情节并揭示和深化主题；善于自然环境的描写，常常以自然环境的描写开篇并且贯穿整个作品，在衬托人物心理和命运，表现时代氛围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的结尾。但这并不是抗战初期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盲目的乐观，而是一种融合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对胜利的坚定的信念和希冀。
散文也是公兰谷在这一时期重要的收获。公兰谷的散文创作与其生活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十几年的流亡生活，既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但同时也让他饱尝作为一个流亡异乡的游子的心酸和苦痛。因此从情感上进行划分，这一时期公兰谷的散文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与抗日战争密切相关，表现作者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和热爱。如《荒凉的地方》写了抗战时期途经的一个近乎原始状态的地方和在民族命运紧要关头仍然处于蒙昧状态、缺乏民族意识的人群，体现了作者对于启蒙和民族精神觉醒的呼唤。《野牛》是一篇叙事散文，主要讲了一位忠厚质朴、意志坚强、受到启蒙后如野牛般上阵杀敌的年青小伙的故事。《江水的歌唱》是一篇抒情散文，表现出对日寇侵略者鲜明的憎恨态度，结尾洋溢着对抗战胜利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精神。
这一类的文章虽然数量较少但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或是写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或是写中国人民坚强勇敢的抗日斗争，或是对民族痼疾的反思与忧虑。从中可以体现出公兰谷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意识。
另一类是诉说个人内心情感。这类散文数量较多，包括叙事、抒情和写景等多种类型，但几乎都贯穿着一个主题——乡愁。具体又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抒情性较强。公兰谷的散文大多是写作者因战争离家后流亡生活的愁苦、怅惘和对父母、故乡的无限思念。但这种乡愁从根源上又是出于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代表作有《月夜投简——寄到遥远的黄河边》等。
善于使用象征手法。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散文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如《雁群》《泥土之恋》等，最具代表性的是《茫茫夜》，篇幅短小而内容丰富，文中用到了大量的意象，如“黑夜”“黎明”“旅人”“萤火虫”“蟋蟀”“江水”等都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表达了对敌人、对弱者的蔑视和对胜利即将来临的希望以及坚定的信念。
语言清新质朴而情感真挚。《秋之什》（包括《落叶》《芦花》《红叶》三篇）是公兰谷较具代表性的写景抒情散文，作者选取古典文学中常常借以表达凄凉意象的季节“秋”，生发开去，通过回忆承载着童年和故乡记忆的落叶、芦花、红叶等事物寄托了对故乡深切的眷恋。文章语言优美，清新自然，富有诗情画意而又不失情感的真挚性。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公兰谷的散文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受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散文创作以反映时事的报告文学和揭露社会现实问题的杂文创作为主。而长期流亡在外的公兰谷，不仅时刻关注着中国社会现实，也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表达，并以散文的形式抒发着自己的离乡情愁。这种情感实际上正是和他一样有着相同经历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公兰谷以他的文学创作充实了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散文形式和主题。
这一时期，公兰谷还尝试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小说《期待》（法佐夫作）、诗歌《我的心在高原》（彭斯作）和《乡村铁匠》（郎斐罗作）等翻译作品。公兰谷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具有选择性的，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在思想和风格上与自己的创作相近，如同他的文学创作一样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映射。如小说《期待》以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战争为时代背景，写出了一位母亲对参战的司托彦归家的执着的期待而终不可得的悲剧。这篇小说不论是环境描写、人物设置还是故事的构建都与公兰谷创作的《雨夜》有很大的相近性，尤其是结尾的设置，二者表现出异曲同工之妙。公兰谷所翻译的外国诗歌则同自己的散文一样体现出流浪在外的游子身在他乡、心在故乡的情感。可以发现，公兰谷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融入了自己的风格和情感。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1949年以后）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教学的需要，公兰谷开始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但同时仍抱有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诗歌和散文。
这段时期公兰谷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文革”之后。虽然数量少，但仍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诗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以颂歌为主的诗歌潮流占据诗坛，公兰谷也顺应时代潮流，以慷慨激昂的笔调写下了《为中国民主青年而歌》，回顾了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30年间中国民主青年为争取民主和胜利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歌颂了国家领袖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方向的正确指导，歌颂了新中国的成立。但诗歌的重点并不在于此，诗歌结尾给中国民主青年提出了更为重要的历史责任——消灭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在这里，作者的情感得以升华，体现出作者的普世情怀。这在他的另一首反映国际题材的诗歌《人民歌手罗伯逊》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样宽广的胸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这两首诗歌主题重大，展现出广阔的历史画面，既有对压迫、歧视、战争的斥责和憎恨，又充满了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不但适应了当时主导文坛的颂歌的需要，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世界情怀。但因时代的影响，这些诗歌也不免流露出政治化、口号化的色彩。“文革”时期，公兰谷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饱尝政治苦痛，其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断裂。直到“文革”结束，公兰谷重新提笔，满腔愤懑地写下讽喻“文革”的诗作《稻草人的苦恼》和《蝜蝂的毁灭》，用象征性的手法对“文革”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语言含蓄而不失讽刺意味。
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不论是思想还是风格较新中国成立前的创作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以赞美辛勤的劳动人民、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为主题思想，以轻松欢快为基调是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主要特点，代表作有《蜜蜂》等。此外，公兰谷还写了《游晋祠》等游记散文。
四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除了丰富的文学创作和对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之外，公兰谷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成就，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学期间，公兰谷就对中国古代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尝试。其间，公兰谷阅读了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并搜集文献资料研究汉魏六朝诗，写成了8万字的论文。论文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如谢朓、阮籍、曹植、陶渊明、谢灵运等）研究和诗体（如“永明诗”、“齐梁宫体诗”、“建安五言诗”等）研究两类。1945～1947年，《中央日报》连续登载了公兰谷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这些论文，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研究生阶段，公兰谷从师于著名的国学家胡小石先生，更加专注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并选择《诗经》作为研究课题。从1948年起，《中央日报》陆续发表了他的《诗经》研究论文约10万字，包括《汉代诗经学》《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诗经学》《宋元明诗经学》《清代诗经著述考略》等。这些论文对汉代至清代的《诗经》研究情况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整理和论述，他常常引用古典文学中具有权威性的学者的言论进行论证，大大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当然，公兰谷对《诗经》的研究并不是简单地进行整理，他经常能够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在今天仍具有启发作用。
公兰谷作为一名20多岁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已经能够在《中央日报》这样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报纸上，从1945年至1948年三年多的时间里，连续不断地在上面发表论文，从中既可见公兰谷先生的用功之勤，也可见其学术功力之深厚，否则《中央日报》怎么可能给他这样一个后生晚辈如此之多的关注呢？正因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当时的公兰谷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学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呢？如果他能够继续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定会前途无量。然而世事多变，人生无常，新中国成立后的公兰谷由于教学的需要，其研究兴趣转向了对现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
五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2年到河北师范学院任教后，公兰谷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始集中精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写了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评论文章。其论文集《现代作品论集》于1957年4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现代作品论集》收入了十二篇评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文章，共11万字。这些文章多数在公兰谷担任中国现代课程讲师时被选作教材，并且以其讲稿为基础写成。论文集中评论的都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较为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涉及的文学形式广泛：包括七个长短篇小说、两个诗集、两个剧本和一个儿童文学作品。公兰谷在书的后记中又将书中的十二篇评论文章分为三组：第一组《女神》《子夜》《倪焕之》《骆驼祥子》四篇，是1942年以前的代表性作品（长篇小说和诗集）；第二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王贵与李香香》《三千里江山》《春风吹到诺敏河》四篇，是1942年以后有代表性的长篇作品（长篇小说、长诗和多幕剧）；第三组《在其香居茶馆里》《传家宝》《罗文应的故事》《妇女代表》是比较优秀的短篇作品（短篇小说和独幕剧），包括1942年以前和以后的作品。可见，《现代作品论集》中的评论文章都是经过公兰谷精心选择的。透过这部集子可以窥见公兰谷在现代文学评论中所形成的一些独具的特色。
全面性：《论集》中不仅选择的作品形式广泛，而且评论的内容也比较全面，包括对每个作品的创作背景、故事梗概、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表现方法和技巧、艺术成就、时代意义等，当然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中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公兰谷的文学批评具有内容与形式兼重、思想性与艺术性兼重、功利性与审美性兼重的特点。在全面分析作品的同时，尤其注重对文本的分析，常常通过引用大量的文本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既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也避免了纯理论的乏味和空洞。
客观性：《论集》在分析和评价作品时能够以相对公允的态度，将作品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分析其时代意义，对作家作品能够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科学的文学史定位，即使一些文学大家的作品，公先生也敢于批评，客观地指出其缺点。
独到性：《论集》中常常引用一些较具权威性的学者的言论，但作者对这些言论并不是一味地采信与盲从，而是敢于提出质疑并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评论作品时，既指出作品的缺点，又常常为作品的完善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公先生这些独到的见解不仅在当时，而且也为我们今天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注重题材的分析：题材是否适应时代需要成为衡量作品思想价值的重要尺度。论集在题材分析时也注重阶级分析的方法，即能否鲜明的反映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能否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强调题材本身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程度和社会意义。因此从题材出发，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尤其强调作品对读者的指导意义，这也成为其评价作品的重要参照。
除了《现代作品论集》这本书中所涉及的文学作品评论之外，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公兰谷一直坚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并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散见于《北京文艺》《光明日报》《河北师范学院学报》等各类期刊报纸中。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公兰谷特别感兴趣于鲁迅研究，写了《鲁迅的〈故事新编〉》《论〈狂人日记〉》等评论文章，对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深刻的见解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公兰谷也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也正因为他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他被选为十六位理事之一，由此可以窥见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地位。
公兰谷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成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1957年8月，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函授部出版了公兰谷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卷），共15万字（《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有三卷，约45万字，目前我们搜集到的只有第一卷）。该书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即从1917年至1927年的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书中描述了这一阶段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概貌并对该时期代表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评析。
《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卷）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第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之一，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比如，关于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关于现代文学性质的认定，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等，除此之外，《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卷）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注重分析新文学运动发展的社会背景。《中国现代文学》是将新文学放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与分析新文学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进程与规律的，呈现出鲜明的文学社会学特征。
突出重点作家和作品。《中国现代文学》突出新文学发展的主流，概括新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在主流中突出重点作家的介绍，如书中仅对鲁迅及其作品的介绍就占到总篇幅的四分之一以上，在介绍重点作家时又突出对作家单篇作品的分析。
大量引用文本和权威性评论。“引用”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明显的特点，包括对作品文本和学者评论的引用。一方面，不论是对作品思想内容还是对艺术成就的分析，公兰谷都能够回归作品本身，注重文本的细读，同时又尊重作家本身的创作动机和对作品的解读。另一方面，书中常常引用权威评论者的言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也能发抒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作家作品做出比较科学而公允的批评，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公兰谷本身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因此在分析作家作品时，往往看重作品的思想意义与时代精神的契合，注重作品社会价值的当代性和延续性，但同时也注重作品的审美性和艺术性。既能对虽然思想意义重大但艺术性不足的作品提出批评，也能对虽然缺乏思想价值但艺术性较高的作品给予肯定，当然前提是符合无产阶级立场。
公兰谷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继“三部半”之后的又一部由个人独立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虽然由于各种情况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并不能因此忽略其重要价值。总之，公兰谷的《中国现代文学》是20世纪50年代为数不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之一，它的出现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也体现了公兰谷对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解读方式和写作风格，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分析和研究。
《现代作品论集》和《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卷）这两部著作奠定了公兰谷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重要的历史地位，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公兰谷的一生是不幸的。生前，饱尝长期流亡的心酸和不公正的待遇；刚刚得其所哉，便溘然长逝。逝后，既无妻室，也无子嗣，十分凄凉。但公先生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对任何事情都始终抱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在生活中、思想上，他是一位待人诚恳、不断进步的好同志；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位质朴爽朗的好战友；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位尽职尽责、一丝不苟的好老师。而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又使他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公兰谷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章和著作，只是由于过早的逝世，未能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对公兰谷先生的生前著述加以整理，拭去历史的灰尘，还原和重现公先生杰出的文学成就。
学院将组织编选公先生的文集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又动员了我的两位研究生郭燕立和李美共同参与。公先生发表的文章很多，由于条件所限和时间紧迫，我们不可能把公先生的文章全部收齐，但仅目前搜集到的部分，也已经相当可观了。我们基本上按原样收录，只对个别明显的错讹进行了改正，同时还有个别地方因无法识别而空缺。
王勇
2016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