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是20世纪美国杰出诗人，其诗歌创作先后获得过全美图书奖、博林根奖、普利策奖等多个奖项。威廉斯在美国诗坛的领军地位可谓有目共睹。著名诗歌评论家休·肯纳（Hugh Kenner）盛赞他“与惠特曼构成美国诗歌史上的两大巅峰”，（注：Hugh Kenner，“William Carlos Williams：In Memoriam”，in National Review XIV，March 26，1963，p.237．）《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誉其为“20世纪50年代以降美国诗人的导师”。（注：Jay Parini ＆ Brett C．Millier eds．，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395．）他与庞德、艾略特、史蒂文斯一道，构筑并主宰了20世纪美国诗歌的走向。统观战后美国诸多诗歌流派——垮掉派、自白派、黑山派、纽约派、深层意象派、语言诗派等，几乎无一不受威廉斯诗歌与诗歌美学的深刻影响。在西方，众多知名评论家，如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玛乔瑞·帕洛夫、弗里德雷克·詹姆逊等，都曾对威廉斯有过专题评述。此外，“威廉斯研究学会”早在1979年即已成立并创办刊物《威廉斯评论》（William Carlos Williams Review），（注：这份刊物的前身为《威廉斯通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Newsletter），后改名为《威廉斯评论》。）这份刊物发行至今，发表了大量针对威廉斯诗歌及诗歌美学的研究论文，在学术界一直享有盛誉。
提及威廉斯的诗歌美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他脍炙人口的诗学信条——“思在物中”（No ideas，but in things）。不过，与这一诗学信条在威廉斯文集中为数不多的出现频率相比，（注：“思在物中”（No ideas，but in things）最初出现于威廉斯1927年发表的抒情短诗《帕特森》（Paterson）中。之后，在1944年发表的短诗《某类歌》（A Sort of Song）及随后的史诗巨制《帕特森》（Paterson）中再次出现。）威廉斯无疑更热衷于对“想象”（imagination）的阐释与构建：从早期诗集《地狱中的柯拉》（Kora in Hell：Improvisations，1920）、《春天与一切》（Spring and All，1923）直至中后期六卷史诗巨制《帕特森》（Paterson，1946—1963），无论诗文抑或随笔、书信、自传，“想象”这一字眼皆可谓俯拾皆是、遍布其中。对“想象”，威廉斯甚而慨言：“我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但令人困扰的是，我始终纠结于诗性的想象当中，几乎忘记了自己在理论层面的构想。”（注：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New York：New Directions，1954，p.333．）
也许，较之同样“纠结”于“想象”的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以及20世纪另一位重要的现代派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威廉斯的“想象”的确尚不足以称为明晰具体的“理论构想”。正如郑敏对威廉斯诗歌理论的精当评说：“威廉斯（的诗歌理论）……更多地以感性经验来代替说理”，尽管它“读起来远不如艾略特等新批评派文论通畅明晰”，但“联想的丰富、感性的深层揭示，使得这类文论更具生命力”。（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反风气论——对艺术家所做的研究》，李玉所译、郑敏审编，载《诗探索》1994年第2期，第151页。）另一方面，与柯氏饱含哲思与神性的“想象理论”以及史蒂文斯的“最高想象力虚构”相异的是，威廉斯的“想象”在偏重“艺术”上的审美“创造”的同时，兼具有极强的“现实”感。譬如，他曾言：“艺术中唯一的真实是想象。唯其如此，艺术作品得以摆脱对自然的剽窃，成为创造。”（注：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Vol．I，1909—1939，Litz Walton ＆ Christopher MacGowan eds．，New York：New Directions，1986，p.198．）又言：“想象并不一定要诉诸神秘主义……想象的独特价值在于赋予被创造的形式以现实、事实的存在。”（注：同上，第207页。）而相对于其他浪漫派诗人，如雪莱对道德伦理的吁求，威廉斯的“想象”意指无疑更为丰富和宽泛。在某种程度上，其“想象”已俨然成为生活的缔造者与命名者：“为生活赋予价值的唯一方式，是连同想象一起认可它并为之命名。”（注：同上，第202页。）
对威廉斯“想象”的重要性，其权威传记作者保罗·玛丽安妮（Paul Marianni）曾有明言：
威廉斯所寻求的是一种新的配方，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如一道强光迫使我们直面并知晓现实的本性，威廉斯的配方将使人们重新领会自然与词的相互结合，这是更早的几代人从未质疑的地方。正是其想象本身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在那个世界当中，发现了全新的时空维度。（注：Paul Mariani，William Carlos Williams：A New World Naked．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1，p.438．）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知名评论家希利斯·米勒。作为威廉斯诗歌的权威论者之一，米勒也曾多次论及威廉斯的“想象”：“想象在威廉斯的诗歌创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威廉斯的想象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胜于自然，既是直接的又是中介的，它集模仿、启示、创造于一身。”（注：J．Hillis Miller，“Williams'spring and All and the Progress of Poetry”，in Theory in Humanistic Studies，2（Spring，1970），p.429．）不难看出，在米勒这里，威廉斯的“想象”已然被提升至堪与西方诗学大厦的基石——“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并驾齐驱的高度，足见其“想象”拥有的超乎寻常的伟力。
威廉斯本人对“想象”的无上推崇，以及米勒等评论家们高屋建瓴的评说，促使我们从诗学的视角反观威廉斯的“想象”。根据《世界诗学百科全书》的词条解释，“诗学这一术语传统上是指系统的诗歌理论或学说”，历经亚里士多德的“描写性”诗学、“规定性”诗学，以及19世纪以“历史、分类的观点”看待诗学的演变历程，现今诗学蕴含的意义更为宽泛。在诗歌创作中，“诗人想要追求的目标和诗歌理想也可以说就是他的诗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有可能谈论雪莱的诗学、霍普金斯的诗学、马拉梅的诗学、瓦莱里的诗学。他们的论点见之于他们的散文作品，体现于他们的诗歌作品，可以说以诗歌实现了他们自己的理论”。（注：周式中等主编：《世界诗学百科全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69—573页。）既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威廉斯终其一生的诗歌创作，所着力构建的正是其以“想象”为意旨的诗学？
对此，威廉斯《想象》文集的编者韦伯斯特·肖特（Webster Schott）显然深信不疑：“威廉斯构筑了自己的想象大厦；想象成为他所有创作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的基石。此外，想象还是他评价所有其他艺术的手段。”（注：William Carlos Williams，Imaginations．Webster Schott e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70，p．xv．）其实，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正如米勒独具慧眼指出的那样，威廉斯的“想象”还具有“无所不包”的强力，在“摹仿”自然的同时，又可作为主要介质，肩负起对审美“创造”、历史、社会现实、文化等反思与“启示”的重任。（注：See Harold Bloom ed．，William Carlos Williams．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p.48．米勒认为，威廉斯的“想象”是“无所不包”的范畴，其诗学信条“思在物中”也是以想象为“基”，受其想象的统摄。）
另一方面，作为西方思想史、文学史的共同范畴，倘细致审视“想象”在这两大领地中的流变，有两点实不难看出：其一，从共时层面上看，思想家们的“想象”学说总会或隐或显地投射到同一时期的文学想象中。显者如柯勒律治与19世纪初以康德、谢林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隐者则如20世纪前半叶，西方现代派诗歌普遍推重的“去人化”（dehumanized）与物的客观呈现的特征。其二，正如派尔（Forest Pyle）在《想象的意识形态：浪漫主义话语中的主体与社会》（The Ideology of Imagination：Subject and Society in the Discourse of Romanticism）一书中的表述：“想象既有诗意或哲性的一面，又兼被赋予了社会与政治的职责。”（注：Forest Pyle，The Ideology of Imagination：Subject and Society in the Discourse of Romantici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换句话讲，“想象”或可为一共同体，诗性与现实性共同栖居于此。
威廉斯的“想象”同样概莫能外。一方面，它融诗性、现实性于一体；另一方面，其“想象”与同时期哲学美学尤其是现象学思潮存有诸多相通之处。尽管尚无充足证据表明威廉斯诗歌美学发端或受现象学美学思想的影响，但其以“想象”为内核的诗歌美学确与以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现象学思想颇多契合。从现象学视角阐释威廉斯诗歌美学的先例，在西方学界中，亦曾有评论者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就笔者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有博士论文《整体现象：马丁·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埃慈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查尔斯·奥尔森的诗歌》（The Unitary Phenomenon：The Phenomen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Poetry of Ezra Pound，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nd Charles Olson，1973）、《想象事物：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看格特鲁德·斯坦因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Imagining Things：A Heideggerian Consideration of Gertrude Stein and William Carlos Williams，2009）；以及伯恩哈德·拉德罗夫（Bernhard Radloff）的期刊论文《名与场：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看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中的地方性》（Name and Site：A Heideggerian Approach to the Local in the Poetr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1986）。这些研究成果的共通之处是将威廉斯的诗歌美学锁定在海德格尔存在现象学的视域之下，强调其诗歌创作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相通之处，且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威廉斯的前期诗歌创作，认为其前期诗歌更贴合现象学美学的精髓，而忽视或弱化了其中后期诗歌创作中的现实转向与表达。
尽管如此，上述这些成果确为本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与前在基础。与之不同的是，本书将以威廉斯“想象”为研究重点，放眼其整体诗歌创作版图，对其“想象”蕴含的哲性，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现实属性做学理上的系统探究。全书共分五章，分别从“想象”的内涵演变、源起、诗性或内在哲性，以及历史、教育、政治经济等层面全方位考察威廉斯的“想象”。在运用胡塞尔、海德格尔、巴什拉、阿伦特等人的现象学美学思想对威廉斯“想象”加以观照的同时，本书还适时地、有针对性地结合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相关思想或理念，以期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威廉斯的诗歌创作与诗学主张。笔者希冀，对威廉斯“想象”的这一系统研究，亦可抛砖引玉，为进一步深入开凿西方想象诗论乃至文学想象做一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