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象征诗派
一、诗派概述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中国早期象征诗派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于中国诗坛的重要诗歌流派。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象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此外，后期创造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创作者。
二、作品析解
李金发
（一）作者简介
李金发（1900—1976），原名李淑良，笔名金发，广东梅县人。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春，李金发进入位于法国第戎的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就读，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1927年秋，任中央大中秘书。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后移居美国纽约，直至去世。
（二）作品分析
弃妇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
遂割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
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
越此短墙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
如荒野狂风怒号：
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
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
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
长染在游鸦之羽，
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
徜徉在丘墓之侧，
永无热泪，
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哀戚心灵的极端状写
——李金发《弃妇》导读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在《契合》一诗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正是一座神殿，那充满活力的柱子/往往发出朦朦胧胧的喃喃的声音；/人漫步穿越这一片象征的森林，/森林投出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人的举止。”这些句子通常被人们理解为波德莱尔诗歌观念的形象化表白。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了解到，象征主义诗人们是把外在的客观世界当作了一个积聚着象征意义的茂密森林。在他们的眼里，世间一切纷纭的物象都是人类生命与情感的投射之物。作为积极追摹波德莱尔的中国诗人，李金发的诗歌也是在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影响之下写成的。在这首《弃妇》里，诗人将许多联系并不密切的事物罗织在一起，并将自我的主观情感强行输入这些事物之中，借助这些情感象征物，把诗人在异国他乡生活的怅惘与爱情的失意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的哀戚与悲凉极端地状写出来。
从表层来看，这首诗抒写的是弃妇在遭到遗弃之后内心的痛楚与生命的哀号。前两节由弃妇作为抒情主体，自我陈述被弃后的心灵遭际。这个遭到遗弃的女子，生活中的不幸已经撩乱了平静的心理，她再也无心装扮自己的容颜，“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披头散发的外表显示的是内在的虚空和凌乱。当人处于非正常状态时，她对世界的感觉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外表的龌龊不仅没有成为这个妇女难以见人的原因，反而成了遮挡世人羞辱与厌恶的目光、掩饰自身心灵悲怆的有利条件。不仅如此，这披散的长发也把“我”生的热望（“鲜血之急流”）与死的宁静（“枯骨之沉睡”）给割断了。接下来，夜幕降临，蚊虫也蜂拥而至，它们翻越倾圮的矮墙，进入“我”的生活空间，一阵嘤嘤嗡嗡，“如荒野狂风怒号：/战栗了无数游牧”。用比喻的形式，极言蚊虫的骚扰令人寝食难安。“人言可畏！”这里写蚊虫的嘤嗡让人心烦意乱，实际是在写人们对弃妇的闲言碎语让弃妇感到生存的举步维艰。
生存环境如此恶劣，弃妇的遭遇人们无法理解，那么她内心的哀戚有多深呢？第二节着重写这个方面的内容。一个人的内在痛楚和心灵哀戚只有自己最了解，别人都无法真正懂得。当这种痛楚与哀戚达到极值时，就连全知全能的上帝也只是略知分毫。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与上帝的交流也只能是“靠一根草儿”，而且还须在幽静的空谷之间。“我”的哀戚深入骨髓，就像在小而又小的“游蜂”之脑上深印着。这种哀戚在心间绵绵不断，恰似山泉在悬崖上长泻不止，并随水上的浮叶不断流远。
如果说诗歌的第一、二节是“弃妇”的心灵告白的话，那么第三节则是诗人的直接描摹。“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弃妇”一词的直接出场构成了陈述者的自然转换，“堆积”则准确地交代了弃妇在悲凉的境遇中手足无措、坐卧不安的情形。弃妇的哀戚和烦忧如此深重，以致时光辗转都无法将其带走，就像火焰把燃烧物化为灰烬，从烟囱随风带走一样。诗人接着展开了丰富联想，想象被带走的灰烬沾染在游鸦翅羽上，和游鸦一起栖止在礁石之上，静听海浪涛声和渔舟唱晚。这不过是想象，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人群中异类的“弃妇”是无法获取那种超越凡俗、桃花源似的静闲之美的，她只能徘徊在荒墓旁侧，成天流淌着冰冷的泪滴。而这伤心的泪也无法撩起人们的同情，只不过是世界的一个“装饰”而已。
从深层次上说，这首诗通过写“弃妇”在不幸的人生遭遇下的悲凄与痛楚，传达了诗人自我的哀戚心情。李金发是在1919年年仅19岁的时候离开祖国辗转来到法兰西的，因为来自经济贫弱的国度，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和家人，置身于陌生的文化语境里，李金发始终有着一种漂泊无依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一个奔波在无尽路途的旅行者，周围是自己完全“不识”的地方：“我背负了祖宗之重负，裹足远走，/呵，简约之旅行者，终倒在睡路侧。/在永续之恶梦里流着汗，/向完全之‘不识’处飞腾，/如向空之金矢。”（《我背负了……》）“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寒夜之幻觉》）作为旅居他乡的人，心中时时生出的是一种流浪汉的情感体验，总以为自己“永远在地壳上颠沛”（《“因为他是来惯了”》）。正因为在这片大地上，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坚实的立足之地，诗人感觉到生命存在的根基是如此虚浮，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也只能是“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弃妇》）。“流浪汉”、“旅居者”的身份认同，加剧了“我”与周围人的紧张关系，诗人处处遭逢的是无法融入人群的落寞，“夜色笼罩全城，/惟不能笼罩我的心。”（《心》）这样，在这个热闹的城市里，诗人只能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我全是沈闷，静寂，排列在空间之隙”（《远方》），“我觉得孤寂的只是我”（《幻想》）。
作者不仅心灵孤寂，而且情感也找不到慰藉。可以想象，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心中一定潮涌着爱的渴望和激情。因为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是这个年龄的人们最普遍、最正常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在写作《微雨》、《食客与凶年》等诗集中的诗篇时，青年艺术家李金发也有着对于爱的无限向往和憧憬。然而，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他的“微雨”般细密的恋爱情绪没有人能够领会：
我的一切的忧愁，
无端的恐怖，
她们并不能了解呵。
我若走到原野上时，
琴声定是中止，或柔弱地继续着。
——《琴的哀》
琴声代表了爱的心音，可是爱而不得，情感找不到归依，这使诗人产生了“一切的忧愁”和“无端的恐怖”。千古知音最难觅，既然没有知音赏识，诗人只能将这份情感收藏起来：“我如流血之伤兽，/跳跃，逃避在火光下，/爱，憎，喜，怒与羡慕，/长压在我四体，无休止了！”（《小诗》）日益内向的性格，使“我”不再敢大胆对人说出那个“爱”字：“我欲稳睡在裸体的新月之旁，/偏怕星儿如晨鸡般呼唤；/我欲细语对你说爱，奈那R的喉音又使我舌儿生强。”（《在淡死的灰里……》）因为爱在现实中屡屡受挫，“我”就不再对它抱有任何幻想：“呵，无情之夜气，/蜷伏了我的羽翼。”（《里昂车中》）
由此可见，《弃妇》一诗，表层写的是一个被遗弃的妇女身世的悲苦与生活的艰难，实际上是诗人对自我心灵的哀戚进行的极端化描摹与状写。
在形式的经营上，《弃妇》一诗充分展示了象征主义的表达技巧。象征主义往往注重对语言的精心选择与特别组合，法国象征主义理论发言人莫雷亚斯就曾描述过象征主义运用语言时所采用的手法：“……未被污染的词，声调中间高两头低的句子和调子起伏跌宕的句子交替出现，含义丰富的冗赘，神秘的省略，悬断造成的语法前后不连贯，极大胆和形态极复杂的悖反命意……”[1]在《弃妇》中，李金发大胆启用了自胡适以来的中国新诗创作中没有投入使用的语词与意象，这些“未被污染的词”的大量出现，使诗歌增添了陌生化的美学魅力。与此同时，诗中相邻意象之间关系的不明朗，上下诗行逻辑意义的扭断，也使这首诗呈现了“神秘的省略”和“悬断造成的语法前后不连贯”等西方象征主义的风貌。诗歌在形式上采用的上述表达策略，也是《弃妇》一诗显示特色、引人关注的重要方面。
附：
琴的哀
微雨溅湿帘幕，
正是溅湿我的心。
不相干的风，
踱过窗儿作响，
把我的琴声，
也震得不成音了！
奏到最高音的时候，
似乎预示人生的美满。
露不出日光的天空，
白云正摇荡着，
我的期望将太阳般露出来。
我的一切的忧愁，
无端的恐怖，
她们并不能了解呵。
我若走到原野上时，
琴声定是中止，或柔弱地继续着。
王独清
（一）作者简介
王独清（1898—1940），陕西蒲城人。“五四”运动时期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而后留学法国，专攻艺术，回国后与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并主编《创造月刊》，成为该社后期主要诗人之一。曾任上海艺术大学教务长，主编过《开展月刊》。著有诗集《圣母像前》、《死前》、《埃及人》、《威尼市》、《锻炼》、《独清诗选》等。
（二）作品分析
我从café中出来
我从café中出来，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哪一处走去，才是我底
暂时的住家……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我从café中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