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 地主、雇农、逃户、贫农（唐玄宗朝民歌七首）
第七篇 富饶田舍儿
富饶田舍儿①，
论请（情）实好事：
度（多）种如
（屯）田②，
宅舍青烟起；
槽人饲肥马③，
仍更卖奴婢④；
牛羊共成郡（群），
满
（圈）养（豚）子⑤。
窖内多埋谷，
寻常愿米贵⑥！
里正追（追）役来⑦，
坐着南厅
（里）。
广设好饮食，
多须劝遣醉⑧。
追车即与车，
须马即与马，
须钱便与钱，
和市亦不避⑨：
索面驴駞送，
续后更有有（衍文，删）雉（之），
官人应须物，
当家皆具备⑩。
县官与（余）恩宅⑪，
曹司一家事⑫，
纵有重差科⑬，
有钱不怕你。
〔考释〕
①“富饶田舍儿”
唐时，称农户、农家为“田舍”。“田舍儿”，意为庄户人；有时作“田舍子”。
王维《偶然作六首》其二：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门里。”
杜甫《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
《旧唐书》许敬宗传：
“许敬宗……妄言曰：‘田舍子胜收十斛麦，尚欲更故妇。’”
“富饶田舍儿”，意为家财丰富的庄户人——地主。
②“多种如屯田”
“屯田”是封建朝廷的官营田地。唐前期，全国有九百九十二屯，每屯占田三十顷或五十顷不等。开元时，玄宗又增置百余屯，大“屯”占田达二百余顷。屯田原是由军工耕种，但往往也招农民佃耕或雇工耕作。
《新唐书》食货志三：
“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十）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
杜佑《通典》食货二：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
《新唐书》姜师度传：
“（姜师度）徙同州刺史……收弃地二千顷为上田，置十余屯。”
由此可知，所谓“屯田”乃是数十百顷的大块耕地。诗中描写“富饶田舍儿”、“多种如屯田”：显然，这位“田舍儿”是个大地主。
根据唐代的“田制”看来，这位“田舍儿”是玄宗开元、天宝时代的大地主。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唐初期实行“授田制”（又称“均田制”）：“占田不得过限”，“禁卖永业、口分田”。但到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授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日益剧烈，这时乡村中才普遍的出现了大地主和无田的佃农。
《新唐书》宇文融传：
“时天下户版刓隐，……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
食货志二：
“自开元以后……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
《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五：
“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
《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二：
“开元后，……豪猾兼并，强者以财力相窘，弱者以侵渔失业。”
杜佑《通典》食货二：
“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土地兼并）之弊，有逾（超过）汉成（帝）哀（帝）之间。”
由此证明，本篇民歌当是开元、天宝时代的作品。
③“槽人饲肥马”
“槽”是马槽。“槽人”是养马夫（马倌）。饲马用专人，可见这位“田舍儿”养马之多。
从诗中看来，“富饶田舍儿”的“肥马”和其“奴婢”、“牛羊”、“豚子”、“窖谷”一样，是准备出售的商品。
据史载，唐玄宗开元初年，国内缺马，马价很高，朝廷曾奖励民间养马。
《新唐书》兵志：
“马者，兵之用也。……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诲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九年（721），诏：……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官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
由此可知，本诗正是反映这时的情景。
当时，“劣驴”一匹值二贯；“壮驴”一匹值五贯；平常的马一匹则值三十贯；打球用的“骏马”一匹能卖到四千贯（见《河东记》、《剧谈记》、《集异记》、《广异记》所载）。如以开元末天宝初的物价折合计算的话，则一匹值三十贯的马等于二百三十石米。显然，当时养马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富饶田舍儿”饲养“肥马”，待贾而沽。
④“仍更卖奴婢”
唐朝继承北朝的旧制，将战争俘虏和反逆犯家属没官，作为“官奴婢”，由司农寺管辖。有时朝廷将“官奴婢”赏赐给王公功臣为家奴，供驱使，名为“赐口”。
此外，官僚地主家中还有“私奴婢”（私口），私奴婢大多是作为商品买来的。虽然，唐朝曾以法律明文规定，严禁略人卖奴婢，如：
《唐律疏议》卷二十：
“诸略人（平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绞死）”，“诸略卖奴婢者，以强盗论；和诱者，以盗窃论。”（同书：“略人者，谓设方略以取之”，“不和为略”。）
但这只是空文。事实上，整个唐代不仅存在着人口买卖，而且政府里也设有管理人口买卖的机构，并规定：凡买卖人口，必须由政府检看，发证券（身契）、抽税（交易税）。
《唐六典》卷二十：
“凡卖买奴婢、牛马，用（由）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
《唐大诏令》卷五：
“旧格：买卖奴婢皆须两京市署出公券，仍经本县长吏引验正身，谓之‘过贱’（由平人过为贱人）。”
《新唐书》崔从传：
“凡交易赀产奴婢，有贯率钱（即根据交易数额，每贯中抽若干钱为税）。”
张廷珪传：
“（武后）诏市河南河北牛马、荆益奴婢，置监（税监）登莱，以广军资。”
由此可见，贩卖人口是一项公开的被政府认可的交易。
市场上奴婢的来源有三，分述如下。
一是掠卖。当时官吏、奸豪、地主商人往往掠卖贫农子女为奴婢。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
“荆、益等州和市奴婢，多是国家户口，奸豪掠来，一入于官，永无雪理。”
《唐语林》卷二：
“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尉（县尉，从九品小官，管理县内监察、牢狱），征求无厌，至掠部人（治下人民）卖为奴婢者甚众。”
《唐摭言》卷四：
“代公（郭元振）为通泉（即射洪）县尉，掠卖千余人，以供过客。天后（武则天）异之，召见。”
《旧唐书》郭元振传：
“郭元振，魏州贵乡人，举进士，授通泉尉。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百姓苦之。则天闻其名，召见，与语，甚奇之。……授元振右武卫铠曹（参军）。”（案：郭元振于睿宗景云二年及玄宗开元元年两次为宰相，封代国公，是一代“名臣”。）
《旧唐书》罗让传：
“有以女奴遗让者，让问其所因，（女奴）曰：‘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为官所卖，其留者，唯老母耳！’”
《唐会要》卷八十六：
“岭南、黔中、福建等处百姓……多罹掠夺之虞。……缘公私掠卖奴婢，……以良口（平民）饷遗贩易，及将（带往）诸处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良口博（换）马。”
柳宗元《童区寄传》：
“童寄者，彬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墟（乡村集市），卖之。”
抢夺人口、掠卖人口并不限于唐的边远地带，连唐的京城附近有时也有掠卖奴婢之事发生。
《唐大诏令》卷五：
“关畿（关中、京畿）之内，掠夺颇多，遂令黔首（平民），徒被丹书之辱。”（案：“丹书”即红契。《辍耕录》：“奴婢……有红契，立券投税者是也。”丹书或红契是奴婢卖身契。）
二是质押或典贴。当时，富商地主以高利贷盘剥贫民，并以贫民的子女为抵押品。如贫民到期不能交纳本利，则将贫民子女作为奴婢卖到远方；或者典当贫民子女，如到期不赎，则将其出卖。
《新唐书》柳宗元传：
“越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
《韩愈文集》卷四十《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
“右准律不许典贴良人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袁州界内得（奴婢）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负债，遂相典贴，渐以成风，名目遂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
三是贩卖人口。当时，地主富商利用农民的贫困贩卖农民子女以牟利。
《唐大诏令》卷一百九：
“岭南诸州居民……水耕火耨，昼乏夜饥，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以齿之幼壮，定沽（价）之高低。窘迫求售，号哭逾时。为吏者……因亦自利。遂使居人男女与犀象杂货俱为货财。”
《唐会要》卷八十六：
“诸州货卖男女，奸人乘之……潜出券书，暗过州县……将出外界。”
孙樵《读开元杂报》：
“自关以东（函谷关或潼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役者。”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这位“富饶田舍儿”正是一位“略卖奴婢”的“富豪”、“奸人”。他不仅出售“肥马”，而且“仍更卖奴婢”。他不仅“多种如屯田”，剥削农民的血汗，而且“略卖”农民的子女——将农民的亲骨肉换成钱。
⑤“满圈养
子”
“”是“屯”字的俗写。“屯子”是“
子”的误书。“子”即“豚子”，意为猪娃子。屯、、豚音全同。
《广韵》：
“屯、徒浑切。豚、豕子；、豚、并同上。”
《俗务要名林》：
“、猪子也，徒昆反。”（《敦煌掇琐》）
⑥“寻常愿米贵”
“寻常”，平常、平时。“愿米贵”，希望米价上涨。这说明，“富饶田舍儿”因为自己“窖内多埋谷”，因此盼望荒年，希望歉收，企图在粮价上涨时以高价将藏谷抛出，从而谋取暴利。这是一般地主的内心打算。
徐铉《稽神录》：
“戊子岁旱，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
⑦“里正追役来”
“里正”，地方上的小吏。其职约同于旧社会的保长，掌管“催驱赋役”（考释见第六篇《生时同毡被》注③）。
“里正追役来”，意为里正“催驱赋役”而来。
⑧“多须劝遣醉”
“多须”，唐宋口语中，“须”有时作“是”解。
王安石《见鹦鹉戏作》：
“直须强学人间语，举世无人解鸟言。”
《永乐大典》戏文《小孙屠》：
“他须烟花泼妓，水性从来怎由己。”
“多须”即“多是”、“都是”。
“遣”，意为“遣送”、“发遣”、“打发”。“劝遣”，古时俗语，意为“以好言打发”。
蔡邕《胡夫人赞序》：
“孤颢……以议郎出为济阴太守。是时夫人寝疾未薨，……夫人乃自矜清禀气力，俯起若愈，以劝遣颢。”
“多须劝遣醉”，意为“多是以好言打发里正吃饱喝醉”。
⑨“和市亦不避”
“和市”，“和”意为公平，“市”意为购买。唐代，官府以官定价钱征购民间货物，号称“和市”。
《唐六典》卷三：
“凡和市、和籴，皆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以利于人。”
唐官府以“和市”名义所征购的货物，种类甚多，有米、面、牛、羊、菜、犬、杏仁、鸡子、朱砂、柴等。同时，官府“和市”购得的货物，须由卖主运送至指定地点，官府不付运费；如运输中有耗折损失，则由卖主补偿。诗中所说的“和市亦不避，索面駞驴送，续后更有之，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便是描述地主支应“和市”的情形。
在唐代，“和市”制度曾改变三次。唐初期，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时代，全国盛行“和市”。当时，官府“和市”的价格低于市价；“和市”所征购的货物数额，由各户分摊（名为“率户和市”）。因此，当时的“和市”是一种变相的赋税。
《全唐文》卷一百四十：
“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间，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时为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
“窃见国家于河南北和市牛羊……和市递送，所在骚然，公私繁费，不可胜计。……今河南牛疾甚处，十不存一，……今虽和市，甚于抑夺百姓之望，是牛再疫而农重伤，此则有损无利一也。顷者诸州虽定估价，既缘并市，则虽（难）平准，如其简择，事须贿求。侵刻之端，从此而出。”（时为长安四年，公元704年）
《唐会要》卷六十二：
“臣奉使幽州，途经卫、相等州，知河北和市牛。……闻之官人百姓，当土牛少，市数又多，官估已屈于时价，众户又私相赔贴。……河北百姓，尤少牛犊，贱市抑养，夺取无异。”
杜佑《通典》食货七：
“顷年国家和市，所由以刻剥为公；虽以和市为名，而实抑夺其价。”（时为景云二年，公元717年，玄宗即位前一年）
但到玄宗开元年间时，唐朝廷改变了旧的“和市”法：改变了“配户和市”或“率户散科”（按户分摊）的办法，重新规定，“一切和市令出储蓄之家”、“州县和市配于富有之家”。从此，在各州县中出现了供应和市的“供应户”。当然，“供应户”是由富豪地主充当。
《旧唐书》裴耀卿传：
“裴耀卿……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四：
“年支和市，合出有处（富有之处）。官既酬钱，无要率户（按户分配）。如闻州县不配有家（富有之家），率户散科（按户分摊），费损尤甚。……宜令所司，更申明格，所有和市，各就出处。”
《全唐文》卷九百六十八：
“所在物产，自有时价；官人买卖，合准时宜。近日相承皆置供应户，既资影庇，多是富豪，州县科差，尽归贫下，不均害理，为弊颇深。”
从以上史料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本诗所反映“和市”只符合开元后的“和市”情况。因为：开元前的“和市”，“低于时价”、“甚于抑夺”、“众户私相赔贴”，而开元后的“和市”则“预给其值”（贷款定购）、根据“时价”；开元前是“配户和市”、“抑夺其价”，“百姓苦之”，而开元后的“和市”则配于“富豪”“储蓄之家”（供应户）。富豪支应“和市”后，“既资影庇”，又可减少“科役”。不难想见，开元后，地主富豪是乐意充当“供应户”支应“和市”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因此本篇民歌中的“富饶田舍儿”不仅“和市亦不避”，而且希望继续供应“和市”货物：“续后更有之。”不仅“索面駞驴送”，而且希望扩大“和市”范围：“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显然，这位“田舍儿”，是开元后支应和市的“供应户”。本篇民歌当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据史载，天宝后，“和市”减少。到德宗时（玄宗后二十五年），只有宫内厨料和诸陵祭物，尚以“和市”名义在京兆附近征购。即此，不久也被禁止。
《全唐文》卷五十二：
“其司农寺供宫内及诸司厨冬藏菜，并委本寺自供，……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其诸陵……寒食杏仁、鸡子，……便于本户税钱内克折，不得更令和市。”（案：文宗时又禁止一次。）
据此，则本篇民歌当是开元、天宝时的作品。
⑩“当家皆具备”
“当”，读作平声。“当家”，主持家务的一家之主。以后成为世俗对财主、妻对夫的尊称：“当家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
“百姓当家，则力农工。”
其次，在唐宋时，“当家”又可作“自家”解。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当家，犹云自家。……杨万里《寄题福帅张子仪尚书禊游堂诗》：‘不要外人来作记，当家自有笔如椽。’序云：‘子仪帅吴，自作记以书此事。’此犹云自家也。”
据《唐韵》：醉、备在六至；食、事在七志；贵在八未。因此本篇民歌韵脚的婢、贵、醉、备与事、起、子、里、食、避、之、事、你通押。
⑪“县官余恩宅”
“恩宅”是由“恩门”套袭来的称谓。唐代，登第进士称考官为“恩门”，自称“门生”。所谓“恩门”，意为“恩之所自者”之门。
柳宗元《与顾十郎书》：
“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
“朝廷较艺为择贤，或臣下收恩……时论以贡举官（考官）为‘恩门’及以登第（者）为‘门生’。门生者，门弟子也。”
当时，下司称上司为恩相、恩官，故吏称长官为恩公。一般的富人地主既非官吏，也非士人，但往往也投拜在地方官门下，于是称地方官为“恩宅”。所以用“宅”相称，是由于富人地主以地方官的“宅内厮养”自居。当然，这样的称谓也意味着与官府的亲近。
《水浒传》中的“镇关西郑屠”投拜在“经略相公府”下为“肉户铺”，即此类。
本诗中的“富饶田舍儿”之所以骄傲的宣称“县官余恩宅”，正表明他与县官之间有着密切的交结。
⑫“曹司一家事”
“曹司”犹如近世的局科，是州县衙门中分设的机构。唐代州府中设有六曹或六司。六曹为：功曹（管理礼乐、学校、考课）、仓曹（管理财政、仓库、交易）、户曹（管理户口、籍帐、赋税）、兵曹（管理军防、门禁、驿站）、法曹（管理司法诉讼）、士曹（管理交通）。每曹（司）设参军一员管理该曹（司）事务。
杜佑《通典》职官十五：
“大唐州府……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参军。在府为曹，在州为司。”
州的诸曹参军是从七品下或从八品下的小官。
此外，州属县中也设有“司户”、“司法”二职，由县吏主管，无官品，犹同明清时的“钱房师爷”和“刑房师爷”。县的司户和司法也可称“曹司”。本诗中所说的“曹司”，当是指县曹司而言。
“曹司一家事”意为“曹司与我犹如一家”，不分彼此。
⑬“纵有重差科”
“差科”是差使和赋役的综称（考释见第十篇《夫妇生五男》注①）。
第八篇 贫穷田舍汉
贫穷田舍汉①，
庵（俺）子（自）
（真）孤栖（凄），
两共前生种，
今世作夫妻②。
妇即客舂祷（擣）③，
夫即客扶犁④，
黄昏到家里，
无米复无柴，
男女空饿肚⑤，
状似一食斋⑥。
里正追庸调⑦，
村头相催□（迫？）。（原文此处为□）
（襆）头巾子路（露）⑧，
衫
（角）
（衫）皮（裨）开⑨，
体上无褌袴⑩，
足下复无鞋。
〔考释〕
①“贫穷田舍汉”
“汉”即“汉子”。“田舍汉”犹同“庄家汉”，是劳动人民间的称谓，与前首诗中的“田舍儿”，在语义和语气上有些不同。
唐宋时代，农民或市民往往互以“汉子”相称，妻子有时也称丈夫为“汉子”。
但由于官僚文人和地主老爷对农民的轻视，因此在他们口中，这一称谓却成了表示轻蔑的骂人话。
刘餗《国史异纂》：
“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可耐杀人田舍汉！’”
陆游《老学庵笔记》：
“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
②“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
佛教俗言：“二生种因，一生受果。”诗本此，故称“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意为“前两世共同种因，故今世配作夫妻”。
③“妇即客舂擣”
“客”是自“客作”衍出。“客作”即雇工，因为是给别人工作，故称“客作”。“客作”一词，由来已古。
《西京杂记》：
“匡衡家贫勤学，邑人大姓文不诀，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
《三国志》魏志：
“焦先，……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
《北史》邢邵传：
“刑家小儿常客作章表。”
《五行记》：
“谯郡县袁双，家贫客作。”
《辍耕录》：
“今人之指雇工者曰客作。”
“妻即客舂擣”，意为“田舍汉之妻作雇工给人舂米”。当时，贫穷妇女给人作雇工是很普遍的。
王仁裕《玉堂闲话》：
“齐州刘十郎……壮年时穷贱至极，与妻佣舂自给。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声，视之已中折矣。夫妇相顾愁叹，久之方寐。”
《广古今五行志》：
“长安中，……汝阳县妇人，年二十二三许，造一大家门曰：‘新妇不知所适；此须人养蚕，故来求客作。’”
《灵怪集》：
“郓州司法关某，有佣妇人姓钮。关给其衣食，以充驱使。”
《酉阳杂俎》：
“有一妇人，容色惨悴，服装雅素，方向灯纫缝。……曰：‘妾本秦人，姓张氏，……常造雨衣与胡氏佣作。’”
④“夫即客扶犁”
此句意为“贫穷田舍汉当雇工给人种地”。这说明，这位“田舍汉”是个失去“口分田”和“永业田”的雇农。
唐初实行授田制。封建国家授给十八岁以上的丁男田地一百亩，丁男则每年向国家交纳“租”若干、“调”若干，并服劳役若干日。
《新唐书》食货志一：
“（唐）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
这种“按口授田”的制度，被后人称作“均田制”。
武后时，由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到玄宗即位之后，这一制度已无法维持。就在开元、天宝年间在广大农村中出现了众多的大地主，而广大的贫苦农民失去田地，沦为雇农。
《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七：
“天下编户，贫弱者众，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糇粮。”（案：时为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
《金唐文》卷三百一：
“国家……仓廪未实，流庸未返，俗困兼并。……寒而无衣，饥而无食，庸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案：时为开元元年，公元713年。）
唐玄宗《置劝农使诏》：
“百姓逃散，……旋被兼并，……积此艰危，遂成流转，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
唐玄宗《绶逋赋诏》：
“贫下百姓有佣力买卖与富儿及王公已下者。”
唐玄宗《听逃户归首敕》：
“黎氓失业（产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佣赁取给，浮窳求生。”
本诗所描写的正是这时期的社会情况。
⑤“男女空饿肚”
“男女”，意为“孩子”、“儿女”（考释见第四篇《穷汉村》注①）。
⑥“状似一食斋”
佛教戒律：“不过中（中午）食，为斋。”上午的饭名叫“斋食”；上午吃毕，下午绝食，名叫“吃斋”。其用意，是为了防止和尚或尼姑饱暖思淫欲，所以戒律规定晌午之后便不许再吃食物，以免夜间想入非非不能收其放心焉。从而，和尚们用自我挨饿的手段，保证对如来的皈依。苦行僧则更变本加厉，不仅过午不食，而且一天只吃一顿饭，名为“奉行一食斋”。
《涅槃经》：
“菩萨当以苦行自诫其身，日食一胡麻。”
《翻译名义集》：
“今释氏以不过中食为斋，亦取其防邪讫欲。”“佛言曰中后不食有五福，一少淫，二少睡，三得一心，四无有下风，五身得安隐。”
《旧唐书》李憕传：
“憕子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斋戒……随僧一食，已五十年。”
牛肃《纪闻》：
“泾县尉马子云……逃于南陵僧寺中，常一食斋。天宝十年卒于泾县。”
《旧唐书》冯元常传：
“元淑，则天时为清漳令，……所乘马，午后则不与
，云：‘令其作斋。’身及奴仆，每日一食而已。”
当然，诗中的“状似一食斋”，是形容雇农夫妇的儿女长年累月的在忍受饥饿。
⑦“里正追庸调”
“庸”、“调”是唐前期赋役的名目。唐前期，根据“授田制度”采用“租、庸、调”税法。
《新唐书》食货志一：
“（唐）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出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折合）为绢三尺，谓之庸。”
不难看出，所谓“租”（征粮）、“调”（征绢布）、“庸”（劳役代金），都是附隶于授田制上的，是据户口“籍帐”征收的。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渐剧烈和授田制的破坏，天宝十四年（755）之后，“租调庸”税法已无法推行。肃宗、代宗朝（756—779）官府另征新税，税名繁多，各地不一，正税有“亩税”、“青苗税”、“地头税”；杂税则不可胜计，甚至征茄子税。代宗广德元年（763），“始以亩定税”，到德宗建中元年（780），明令实行两税法。
《新唐书》食货志一：
“广德元年，……凡亩税二升，……又率户以给军粮。至大历元年（766），……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五年（770）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青苗钱，亩加一倍。”
《新唐书》食货志二：
“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易卖，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安禄山）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自代宗时（763）始以亩定税。”
《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五：
“天宝季岁，羯胡乱华，海内波摇，兆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赋役旧法，乃受圣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为便。兵兴之后，供亿不恒，乘急诛求，渐堕经制……扫庸调之成规，创两税之新制。”（案：陆贽，唐玄宗天宝十三载生，德宗时宰相。）
由此证明，天宝十四载之后，租庸调税法实际上已被废除。
本篇民歌所描写的“贫穷田舍汉”夫妇，已失去“口分田”和“永业田”，靠雇耕赁舂维持生活（这符合开元后的农村一般情况），却仍须交纳“租庸”：显然，这是天宝末期之前的旧税制。以此论断，本篇民歌当是玄宗开元、天宝时代的作品。
⑧“襆头巾子露”
“襆”应作“幞”。“幞头巾子”是包头布。
刘肃《大唐新语·厘堇》：
“用全幅皁向后幞发，谓之幞头，周武帝才为四脚，武德（唐高祖年号）以来，始加巾子。”
赵彦卫《云麓漫钞》：
“幞头之制，本曰巾，古亦曰折，以三尺皂绢向后裹发。晋宗曰幕后。后周武帝遂裁出四脚，名曰幞头，逐日就头裹之。又名折上巾，唐马周（太宗时相）请以罗代绢。”
俞琰《席上腐谈》：
“幞头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头。幞字（音伏），与幞被之幞同，今讹为仆。”
《集韵》：
“幞，帕也。幞头即帊首，即今包头。”
唐时，一般劳动人民也扎“幞头巾子”。
《唐六典》卷六：
“丁奴（二十以上六十以下男奴），春，（发给）头巾一。”
《梦溪笔谈》：
“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
“幞头巾子露”，意为“包头布破露”。
⑨“衫角衫裨开”
唐时，人民夏穿“衫”冬穿“袄”。当时的衫近似后世的袍，帷较短，长仅掩膝。唐朝“服制”规定：劳动人民穿白布做的“四袴衫”，前后左右各开一直缝，以便于劳作。
《新唐书》车服志：
“太宗时，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有深衣，请加襴、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骻，名缺骻衫，庶人服之。’即今之四袴衫也，盖自马周始。”
《新唐书》车服志：
“太宗时，……一命以黄，再命以黑，三命以
，四命以绿，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
《新唐书》车服志：
“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
韩愈《赛神》：
“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人。”
“衫角”即衫下摆。“衫裨”即布衫的接连缝合处。
唐时庶人布衫本已有四袴（四个开缝），当“衫角衫裨开”之后，已无衫的形状，成了布条流苏。这是形容“贫穷田舍汉”衣服的褴褛。
⑩“体上无褌袴”
“褌”是有裆的裤子。“袴”是套裤，只有裤腿，无裤裆，无裤腰。
第九篇 贫穷实可怜
贫穷实可怜，
饥寒肚露地，
户役一概差①，
不辨（办）棒下死②。
宁可出头坐（走），
谁肯被鞭耻（笞）③；
何为
（拋）宅走？
良由不得止（已）④。
〔考释〕
①“户役一概差”
“户役”，按户派的赋役。唐时，户分九等，按等分派赋役名为“户役”。
《唐会要》卷八十五：
“武德九年（625），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有差科，先从高等。”
《唐律疏议》第十三：
“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
但实际上，定户等第是不均平的。开元时，地主及富商大多与官府交结（考释见本类第七篇《富饶田舍儿》），被定为下等户；而贫户反而成为赋役的主要负担者。
《唐会要》卷八十五：
“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
由此可知，唐玄宗时，户口籍帐不实，富人定下等，而穷人却定高等。因此，虽然诗作者已贫穷到“饥寒肚露地”的地步，但仍要担负“户役一概差”。
②“不办棒下死”
“办”为“承办”、“承担”。“不办棒下死”，意为“如不能承担户役一概差，则免不了死于官府的大棒之下”。
“棒”即“杆棒”、“棍”，古时称作“殳”，汉时又名“金吾”（两端有铜箍的杆棒），原是兵器之一种。
《诗经·伯兮》：
“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传：“殳长丈二而无刃。”（案：古之丈二约合于今之七尺二寸。）
《说文解字》：
“殳，以杸殊人也。……建于兵车，车旅贲以先驱。”
崔豹《古今注舆服》：
“汉朝执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铜为之，黄金涂两末，谓之金吾。”
《三国志》钟会传：
“会已作大坑、白棓数千，欲悉呼外兵入……以次棒杀。”
《周书》王罴传：
“（王罴）镇华州。（齐神武派人袭城，罴不觉，闻外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
《抱朴子》：
“昔吴遣贺将军讨山贼……乃多作劲木白棒，选异力精卒五千人……”
《新唐书》李嗣业传：
“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嗣业每持大棒冲击，贼众披靡，所向无敌。”
《宋史》张威传：
“（威）临阵战酣，则精采愈奋，两眼皆赤，时号‘张红眼’。……每战不操他兵（器），有木棒号‘紫大虫’，圜而不刃，长不六尺，挥之掠阵，敌皆靡。”
由此可知，古之“棒”乃是兵器，并非“刑具”。但从魏晋之后，各朝统治阶级本于“乱世用严刑”，往往用军用棒拷打人民。隋初，文帝曾下诏禁止官府使用“棒罚”。唐太宗所制定的“五刑”为“笞、杖、徒、流、死”，其中并无“棒刑”。虽然如此，但自则天朝之后，贪官酷吏仍常常使用“大棒”拷打人民。
《三国志》武帝纪注：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
《隋书》刑法志：
“军国多事，政刑不一，决狱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文宣于是令守宰各设棒，以诛属请之使。后都官郎中宋轨奏曰：‘昔曹操悬棒，威于乱时，今施之太平，未见其可！’”
“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之属，楚毒备至，多所诬伏。……至是尽除苛惨之法。”
《唐律疏议》卷一：
“五刑：笞、杖、徒、流、死。”（案：笞刑，古用竹，唐时用荊条；杖刑，即汉时之鞭刑，隋唐时改用荊木。）
卷二十九
“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杖粗细长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疏〕议曰：……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杖长短粗细不依令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朝野佥载》：
“周侍御史侯思止，凡推勘，杀戮甚众，……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
由此可知，所谓“棒打”乃是“法外酷刑”；诗所说“棒下死”，意为“非刑拷打致死”。
据“大唐律令”，“户役课税之物违限不克者”，“户主笞四十”。“笞刑”是“五刑”中最轻的刑；“笞四十”是“笞刑五等”中的第四等。
《唐律疏议》卷十三：
“输课税之物，违期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一分加一等。〔疏〕议曰：‘输课税之物’谓租、调及庸，地租，杂税之类。物有头数，输有期限，而违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假有当里之内，征百石物，十斛不充笞四十，每十斛加一等，全违期不入者徒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