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北文人的崛起
西北地区，秦汉时称山西，主要指太行山以西的天水、陇西、安定、北地等地，向来崇尚武功。诚如《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所说：“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因此，这里发迹的历史人物，多以武功扬名，如陇西李氏、赵氏、辛氏等，皆有将帅之风。而在文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传统可言。当然在民间也有例外。《陇头歌》就是秦汉时期流行于西北的一首优秀的民歌。余冠英、曹道衡分别编注的《乐府诗选》并将《陇头歌》列入北朝民歌，但是两位先生均认为这些歌词“风格和一般北歌不大同，或是汉魏旧辞”。这种推断颇有道理。《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引《通典》：“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陇坻，亦曰陇山，即汉陇关也。”又引《三秦记》：“其阪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谓陇头水也。”可惜未引古辞，而是始于陈后主《陇头》。事实上，《太平御览》卷五十六、《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七、《后汉书·郡国志》汉阳郡均引述了《三秦记》，并且在征引上述文字之后，又引“俗歌曰”“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云云。《三秦记》未见《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但是，成书于汉魏之际的《三辅黄图》及南朝梁代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皆有所征引，而所记又都是秦汉都邑地理风俗。因此，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推断此书“当出于汉时人士手笔”[32]。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否定这种说法。《陇头歌》既已为《三秦记》所引录，则出于汉人之手。此书记载的《陇头歌》至少是在汉代流行于西北地区的民歌。
有文献可考的西北文人，最初多以军功起家，文学才能不过是其陪衬而已。如北地义渠人公孙浑邪，景帝时为陇西守，曾率军参与平定吴楚之乱的战役，以军功封平曲侯。史传载其著书10余篇，《汉书·艺文志》诸子阴阳家类著录15篇，当即此，惜已亡佚。[33]其孙公孙贺亦从军数有功。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贺氏由此发迹。北地郁郅李息，景帝和武帝时为将军。《汉书·艺文志》著录给事黄门侍郎《李息赋》9篇，亦为当时词赋创作的名家。与此同时稍后的还有陇西名将李广后人李陵，身为将军，而在与苏武告别时所唱的那首“楚歌”为他赢得了不朽的文学声誉：“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文选》及敦煌石室中还保存有李陵与苏武往返信件若干，虽学者多以为伪托之作，但由此不难推想李陵的文学影响。西汉后期的赵充国也是以“将帅之节”著称于西北，宣帝于麒麟阁为11功臣画像，其中之一就有赵充国。这样一位将军，今也存文6篇，其中《先零羌事对》《上书谢罪陈兵利害》为其名篇。其时赵充国已76岁，尚思尽忠匡辅，感人肺腑。如云：“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己诛而罕、开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上屯田奏》《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等文，比较“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恪尽厥职，论其得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称：“文章之部，行于当官者，其源各有所受：奏疏、议驳近论，诏册、表檄、弹文近诗；近论故无取纷纶之辞，近诗故好为扬厉之语。汉世作奏，莫善乎赵充国，探筹而数，辞无枝叶。”当然，赵充国之奏，也很有可能出于幕僚之手，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确证。
两汉之际，随着内地文人向西北的流动聚集，迅速带动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东汉时期，“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登上历史舞台，显示出了这个地区文化发展的最初业绩。
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既是当时名将，又在学术与文学方面卓有成绩。蔡邕《荐皇甫规表》称其“少明经术”，堪称一代名儒。史载其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等各种文体，共27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司农卿《皇甫规集》5卷。而今保存下来的仅有11篇，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建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策》。该文将官场的混乱比作“市贾”，比周朋党，假廉成贪，受赂卖爵，风败俗坏，致使“天下扰扰，从乱如归”。文章尖锐地指出：
自后遭奸伪，威分近习，中常侍小黄门凡数十人，同气相求，如市贾焉，竞思作变，导上以非，畜货聚马，戏谑是闻。又因缘嬖幸，受赂卖爵，轻使宾客，交错其间，分脏解罪，以攘大威。公卿以下，至于佐史，交私其门，终无纪极。顽凶子弟，布列州郡，并为豺狼，暴虐群生。天下扰扰，从乱如归。至今风败俗坏，招灾致寇。故每有征战，鲜不挫伤，官民并竭，上下穷虚。臣在关西，窃听风声，未闻国家有所先后，而威福之来，咸归权幸。
在追究这种混乱局面的根源时，作者笔锋一转，直指当时炙手可热的大将军梁冀等外戚家族：
大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虽曰众也，在所欲之。苟能卒志毕力，守遵常轨，以度元元，所谓福也。或乃怠驰中流，而捐楫放棹，将沦波涛，归咎受愆，可不慎乎！夫德不称禄，犹凿墉之趾，以益其高，岂量力审功安固之道哉！凡诸宿猾、酒徒、戏客，皆耳纳邪声，口出谄言，甘心逸游，唱造不义。亦宜贬斥，以惩不轨。令冀等深思得贤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书怠职，有司依违，莫肯纠察，故使陛下专受谄谀之言，不闻户牖之外。
这样的批评文字，可谓振聋发聩。《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载：“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归，州郡承冀旨，几陷死者再三。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永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诏问日食》针对当时的党锢之争，称“钩党之衅，事起无端，虐贤伤善，哀及无辜”。实为党人鸣冤叫屈，亦震撼当时。不仅如此，当他听说好友张奂亦深陷党锢，乃作《上言宜豫党锢》，自豫党之列。他说此前曾“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颂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其甘俟斧钺的书生道义，确实令读之者深为感动。他的《求自效疏》《上疏言羌事》《上疏自讼》等文，越职自陈，激昂青云，表现出作者面对险象环生的边境危机“搏手叩心而增叹”的忧患心情。皇甫规不仅自己能文，其妻亦擅长文章。其后人皇甫谧，更是名著魏晋之间。他的《列女传》《高士传》《逸士传》《帝王记》等名著，颇为后世所称引。
张奂是皇甫规的好友，敦煌渊泉人。早年游学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45万余言，张奂减为9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其后为武威太守，迁度辽将军，征拜大司农。晚年转太常，遭党锢。《艺文类聚》卷三十所载《与延笃书》，深微地表达了作者身陷囹圄时的无奈与绝望之情：
唯别三年，无一日之忘。京师禁急，不敢相闻。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年老气衰，智尽谋索，每有所处，违宜失便。北为儿车所雠，中为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复镇之以大石。厄乎此时也！且太阴之地，冰厚三尺，木皮五寸，风寒惨冽，剥脱伤骨。但此自非老惫者所堪，而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众艰罄集，不可一二而言也。聋盲日甚，气力寖衰，神邪当复相见者，从此辞矣！
史载其著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等各类文体凡24篇，今存残篇断简，尚有19篇。其赋作仅有《扶蕖赋》残句，不足以领略其梗概。其文则以《艺文类聚》卷二十二所载《诫兄子书》为代表：
汝曹薄祜，早失贤父，财单艺尽，今适喘息。闻仲祉轻傲耆老，侮狎同年，极口咨意。当崇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叔时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叔时得美称，悲汝得恶论。经言孔于乡党，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谦之貌也。经难知，且自以汝资父为师，汝父宁轻乡里邪？年少多失，改之为贵。蘧伯玉年五十，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是过，尔亦已矣。
情意惓惓，娓娓道来，质朴流畅。他的儿子张芝，字伯英，是东汉著名的书法家。《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注引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太尉辟，公车有道征，皆不至，号张有道。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根据《书断》，张芝卒于初平年间，张芝的弟弟张昶，字文舒，卒于建安十一年。联系到这个时候鸿都门学也以书学为重，由此推想东汉后期，书法艺术已经成为当时士人的一种重要的修养。
武威姑臧人段颎，史载其“折节好古学”。桓帝初年举孝廉，后为中郎将，以军功封列侯，拜破羌将军。他的文章，《后汉书》本传记载了两篇，即《应诏上言讨先零东羌术略》《复上言东羌事》，均与戍边相关，辩难氏疑，议论滔滔，但是与皇甫规、张奂相比，文采略有逊色。相比较而言，安定临泾人王符则可谓异军突起，在东汉后期的文坛，展示了自己的文章才华。他曾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当时著名文人多有交往，却不肯出仕，而是隐居著书，凡30余篇，自名《潜夫论》。这是一部政论性很强的著作，几乎谈不上文学色彩，但是，依然为文史研究工作者所重视。如《实边篇》“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代马望北，狐死首丘，边民谨顿，尤恶内留……”等就为范晔著《后汉书·西羌传》所袭用。如《务本篇》：“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憨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这段话，虽然对文学的理解过于褊狭，但是指出当时文坛“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则是事实。比较王充《论衡》，抨击当时虚妄夸诞的文风，更是不遗余力。如《虚妄篇》：“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名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的东南，王符则活动于东汉后期的西北，而所论却如出一辙，则当时文坛之风尚，于此不难推想。又如《潜夫论·断讼篇》：“又贞洁寡妇，或男女备具，财货富饶，欲守一醮之礼，成同穴之义，执节坚固，齐怀必死，终无更许之虑。遭值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贿，或私其儿子，则强中欺嫁，处迫胁遣送，人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躯，孤捐童孩，此犹胁迫人命自杀也。”这又为我们深入理解《焦仲卿妻》所描述的爱情悲剧，提供了具体而微的历史背景资料。
在文学史上，与王符同样著名的还有陇西秦嘉夫妇和汉阳赵壹，足以代表东汉后期文学创作的一流水准。
秦嘉的创作，今存五言《赠妇诗》3首、四言《赠妇诗》1首、《述婚诗》2首。其五言《赠妇诗》三首序说明作于赴洛京离别之前，抒发诗人不能与妻子面别的感伤惆怅之情。第一首写奉役离乡，因妻子卧病娘家，不获面别，独自伤感。第二首回忆自己与妻子少时孤苦，婚后欢聚不足，临别触景伤情，恋恋难舍。第三首写临行恨别，顾看空房，想象妻子姿容，惆怅之余，赠物表情。三诗为一整体，叙情写意大致遵循离别时间由远而近，离期越近，情感越发不能自持；同是写一离别，作者善于从不同方面反复申述之，凄婉悱恻，感人至深。在五言古诗形成的过程中，秦嘉的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清人沈德潜《古诗源》评价这三首诗是“词气和易，感人自深，然去西汉浑厚之风远矣”，正是点出了这组诗开启魏晋诗风先河的意义。其妻徐淑，亦善诗文。他们夫妇除相互赠答诗外，还有书信若干，亦多为后人所称道。
赵壹的创作，多为文学史家所论及。史载其著赋、颂、箴、诔、书、论等16篇，今存赋作4篇，其中《迅风赋》《解摈赋》仅为残句。《后汉书》本传所载《刺世疾邪赋》《穷鸟赋》为其代表作。在作者看来，汉代的腐朽政治早已根深蒂固、病入膏肓：“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为此，作者特别在赋后所附歌中沉重指出：“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把当时社会黑白颠倒的种种现象刻画地入木三分，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对于当时社会的绝望。锺嵘《诗品》称其“散愤兰蕙，指斥囊钱”，为“苦言切句”。清人刘熙载《艺概》认为《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惟径直露骨，未能如屈贾之味余文外耳”。这里，刘氏所批评的“径直露骨”，恰恰表现出秦汉时期西北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联系我们前面引录的皇甫规的文字，两者可谓一脉相承。
有些西北家族，逐渐由武功转向文化士族。如随窦融起家的梁统，安定乌氏人，性刚毅而好法律，史书中还保存着《刑罚务中疏》《复上言》《对尚书问状》等作品，但是主要还是以政治出名。他的儿子梁松、梁竦则已显示出文采。梁松少为郎，博通经书，明习典章制度，常与诸儒讨论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等事宜，颇得朝廷宠信。梁竦少习《孟氏易》，常以经籍为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称赞此书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该书早已失传，但是从班固的评价看，大约是一部史论著作。梁竦一度受到梁松行贿事的牵连，与弟梁恭被贬至九真，史载其历江、湖，济沅、湘，感悼子胥、屈原无辜蒙冤，作《悼骚赋》以抒发其愤懑之情。可惜这篇作品也已失传，不得其详。总之，梁氏家族虽然清誉不佳，但是多有文采，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家族中的梁禅、梁扈、梁商等，多以学术知名，现在还保存多篇文章。
北地傅家是另一由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的典型。昭帝时的傅介子曾出使西域刺杀楼兰国王，为此而被封为义阳侯。班超投笔从戎就是受到了傅介子和张骞事迹的鼓励。[34]傅介子虽以武功著称，但他年轻时还曾“好学书”[35]。由此我们联想到前面提到的草书名家张奂、张芝、张昶等人事迹，说明西北地区的书学，也可以称为这个地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传统。东汉中后期傅家显著人物首推傅燮，少师事太尉刘宽，为护军司马，曾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大破黄巾军张角，后与羌人作战而死，谥为壮节侯。这个时候的傅家，依然以武力强宗知名。而傅巽、傅允则以“清行显”，以人伦鉴赏知名。傅燮的儿子傅幹在曹操幕下曾著《王命论》，以此知名。傅燮的孙子傅玄及其子傅咸则完全转化为一介文人。傅玄的著述颇为丰富。《晋书》本传载：“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而这个家族的傅嘏，常论才性异同，锺会集而论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傅嘏才是魏晋清谈重要命题“才性同异”的真正创始者。[36]
随着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接触的频繁，不仅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在客观上保存了很多中原由于战乱而佚失的文化典籍。如所谓漆书《古文尚书》即得之于西州，郑兴、卫宏、徐巡等习诵一时，古文由此流行开来。[37]特别是在魏晋交替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玄风大盛，而西北地区却依然保留着汉代以来相沿不绝的儒学传统。譬如敦煌人周生烈不仅著有《周生子》13卷，还注解《论语》，保存若干古注。[38]这也是汉魏转折时期值得我们注意的重要文化现象。
总而言之，随着河西四郡的建置，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就其显而易见的一点而言，正是通过河西走廊，佛教传入中国；魏晋以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39]就文学发展而言，西部地区在两汉之际以及汉魏转折这两个历史时期，云集了大批文人学者，也保存了众多的文化信息，因而，这里也就成为当时文化版图上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也为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
[1]《后汉书·窦融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799页。
[2]详见《史记·高帝纪》及《匈奴列传》等。按《史记·陈丞相世家集解》：“桓谭《新论》曰：‘或云陈平为高帝解平城之围，则言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隐不传焉。子能权知斯事否？’吾应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恶，故隐而不泄。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彼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容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媔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刘子骏闻吾言，乃立称善焉。’按《汉书音义》应劭说此事大旨与桓论略同，不知是应全取桓论，或别有所闻乎？”中华书局，1982，第2057～2058页。应劭：《汉书音义》曰：“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云‘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献之’。阏氏畏其夺己宠，言于冒顿，令解围。”中华书局，1962，第63页。
[3]《汉书·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2，第3830页。
[4]《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2，第3755页。
[5]《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第70页。
[6]《资治通鉴》卷十五，中华书局，1956，第504页。
[7]《汉书·景帝纪》，中华书局，1962，第147页。
[8]《汉书·爰盎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第2281页。
[9]《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第156页。
[10]《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第2765页。
[11]《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华书局，1962，第2687页。
[12]按《汉书·西域传》“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云云。根据《汉书·武帝纪》，李广利在征和三年三月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结果是李广利败降匈奴。为此，武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时在征和四年，上推32年则在元朔六年(前123)，即张骞回到汉地的第三年。
[13]《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第176页。
[14]《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第189页。
[15]20世纪80年代初期，青海大通县汉代马良墓就曾发掘400枚汉简，包括军事方面的律令文书有关军队之编制与标识、军事战术及与《孙子》有关的兵书。据考证，墓主马良可能是赵充国于宣帝神爵元年至二年(前61～前60)用兵西羌时的部下。因此，这批资料的完成大致下限不会晚于神爵年间。见《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一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2期。
[16]《后汉书·西羌传》：“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中华书局，1965，第2878页。
[17]陈梦家《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认为四郡的建置较晚，他说：“张掖、酒泉初置于元鼎六年，既可确定，则敦煌置郡当在此后。……敦煌置郡当在元封四五年间。”至于武威郡，在地节三年至元康四年间(前67～前62)。见《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第186页。笔者认为在元封元年之前，四郡建置已经完成，所以才会有武帝封禅之举。
[18]据陈直《居延汉简研究·系年》(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考证，现存最早汉简为太初二年简：“三月丙辰朔唐午殄北第二燧长舒受守卒史未央掾野临”。其根据是：“西汉武昭宣时，有三月丙辰朔者，只有武帝太初二年一见。此为全部居延木简中最早之纪年，武帝屯居延虽开始于太初三年，见于《史记·路博德传》，据简文在太初二年，已作经营之准备。简之第二燧长舒，当为王舒，此时官殄北第二燧长，后改调通泽第二亭长，至宣帝时尚生存，亦为居延屯田中历官最久之一人。”太初三年简亦一见：“延寿乃太初三年中父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口俱来田事已”。但是此简似是追述太初三年事，可能晚于太初三年。
[19]《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第3776页。
[20]《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第3928页。
[21]《汉书·贾捐之传》，中华书局，1962，第2832页。
[22]《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第178页。
[23]《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第1645页。
[24]《后汉书·孔奋传》，中华书局，1965，第1098页。
[25]《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515页。
[26]袁宏：《后汉纪》卷二，中华书局，2002，第24页。
[27]笔者《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对此有详论，载《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
[28]见《后汉书·窦融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796页。
[29]见《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
[30]见《后汉书·文苑·王隆传》。
[31]见《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条。
[32]见《古长安丛书》总序，三秦出版社，1998。
[33]《元和姓纂》卷一：“北地义渠：汉有西平太守公孙浑邪，著书十五篇；子贺，丞相、葛绎侯，生敬声，太仆。犯事，父子俱死狱中。”中华书局，1994，第34页。
[34]《后汉书·班彪列传》载班超名言：“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中华书局，1965，第1571页。
[35]《西京杂记》卷三：“傅介子年十四，好学书，尝弃觚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后卒斩匈奴使者，还拜郎中，复斩楼兰王首，封义阳侯。”中华书局，1985，第17页。
[36]关于这个家族的演变及特色，柳春新《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有比较细致的论述。收在柳春新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一书中，岳麓书社，2006。
[37]见《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
[38]《三国志·魏书·锺繇华歆王朗传》：“自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裴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论语集解》有烈《义例》，余所著述，见晋武帝《中经簿》。”中华书局，1982，第420页。
[39]参见笔者《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