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自己一生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教孩子们跳舞，为了这个事业我放弃了很多，有汗水、泪水、辛酸和痛楚，也有收获。我虽已老暮，但童心未泯。我这个“金苹果”还在继续努力着。
为儿童舞蹈事业的一生
我的祖籍是山东，父母结婚后来到大连，父亲在水仙楼学徒，母亲在家主持家务。1945年，我出生了，我之前有三个哥哥因拉肚子被日本人强拉到医院，不治身亡，父亲想让我活得好些，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洪运”。为了要个男孩，我的几个妹妹相继出生。家中子女多，不久父亲干活的酒楼又倒闭了，家里还要赡养奶奶，生活非常困难，全家人睡在一个大炕上，盖一床被子。尽管如此，父亲爱听戏，经常带我去剧场，没钱买票，就到剧场后门扒着门缝看戏、听戏，这大概就是父亲的艺术基因传输给我的开始吧。母亲非常能干，她一边干家务，一边到街道去义务服务，是当时民主街道的妇女主任。1953年，我上了家附近的民主小学。那时正赶上抗美援朝，母亲带领街道的妇女给被服厂加工军大衣，缝扣子，我除了上学，每天还要去接母亲，从被服厂领回来一大包棉大衣加工。记得有一次，人小包大，母亲扔过来的大包一下子就把我压倒在地。虽然跌得很痛，但我爬起来连拖带拉，硬是把大包整回了家。我和妹妹们帮助妈妈剪线头、缝扣子，每天要干到半夜，第二天妈妈再带回服装厂领几个工钱，维持家用。后来在街道的帮助下，我们把家里的一间房腾出来，办了一个托儿所。妈妈人缘很好，对孩子也耐心，左邻右舍十几个小孩被送到了我们家。那时我不但要上学，还要帮妈妈料理家务，虽然如此，我的学习成绩还算可以，还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项活动。记得一次为慰问军属做红灯笼。爸爸帮我做了一盏宫灯，是全班最好的一个。家中的艺术氛围就这样熏陶着我，虽然家里生活很困难，但日子过得很热闹。每逢过年，妈妈会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每人缝上一件新棉衣。我到裁缝铺去捡一些绸布条，做几朵小花给妹妹们戴在头上。过年时，我是家里操办过年的主角，舅舅家的哥哥总会给我家里送点儿钱来买年货，我和爸爸一起去买年画、买红纸、剪窗花，还和妹妹们一起收拾家，把家里整得像一个过年的样子。记得我最爱吃的是妈妈包的山东大包子，热腾腾的大包子刚出锅，我和妹妹每人只分得一个，觉得那么香、那么好吃。走油炸菜丸子是一年一次的美差，年二十九，妹妹们围着面板做馓子、做面点，我忙着炸菜丸子，虽然只是用萝卜丝掺一点儿肉末，但炸出来的丸子很快就被趴在旁边的妹妹大饱口福，余下的装在一个小缸里，留着正月十五以前慢慢吃。
后来，妈妈去区幼儿园工作，爸爸去旅顺部队做了炊事员，部队每年都给家里发补助，生活有了好转。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弟弟，奶奶和爸爸喜出望外，总算盼来了一个男孩。全家人觉得弟弟特别金贵，但弟弟身体不太好，老喘、咳嗽，每年都得住医院，妈妈只好从单位退下来照顾弟弟。弟弟一住院，家里的事情就全扔给我了。
1958年，我上中学了，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人多粮少，学校组织我们上山摘桲椤叶子，早上6点出发，9点到山沟里，大家疯狂地摘叶子，回校磨成面，带回家做馍馍吃。妈妈吃后便不出来，我们就用手抠。尽管这样，我也把仅有的粮食做成菜饼子让弟弟妹妹们吃。弟弟妹妹围着面板坐一圈，一锅粥，一人一碗就没了。我自己常常是舔碗底，和妈妈尽量把省下来的粮票、布票、油票卖点儿钱给弟弟治病。
1961年，我考入了辽宁师范学院，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使我收获颇丰。除了正常的课程外，最使我着迷的是学校的图书馆，我着了迷地阅读中外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晚上熄灯了，我蒙上被用手电照着看，眼睛累坏了，就此戴上了眼镜。这可能就是我文化底蕴的积淀期吧。半年后学校改制，由原来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学生毕业后由原来的做中学老师改为做小学老师。这对这一届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打击，但对我这样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并无影响，因为我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跨入这所学校的。我投入了新的学校生活，每天早晨6点起床，有时先去运动队训练，最盼望的是早晨训练完能吃上学校食堂带嘎渣儿的大饼子，肚子饱饱的，支持我一上午的课程。下午课后，我参加各种文体小组的活动，如舞蹈队、运动队（跨栏训练）等。我还当上了美术课代表，我最盼望的是每一学期学校组织的文艺会演和运动会。会演来了，我和同班同学一起编舞参演，什么《夸地瓜》呀，《绣》呀，都为班级赢得了一等奖。运动会上我是绝对的主力，百米跨栏自不必说，四乘一百米接力，我每次都跑第三棒，跑弯道我可是专家，每次我们队都会跑第一名，给班级得分。我因为上乘的表现，入选了学校的舞蹈队和长跑运动队，有了更多的机会在文艺舞台上和运动场上展现自己。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为我后来做舞蹈编导老师奠定了基础。
1964年8月，我毕业了，迈过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里程碑——成为教师。我被分配到中山区友好小学任音乐兼体育老师。这是一所比较小而且简陋的学校，音乐教室在后楼一间中间有柱子的小屋子里，体育课的场地则是在学校前的马路上，不时会受到干扰。条件虽然差一些，但我每月三十二元的工资缓解了家里的经济窘况。半年后，学校领导通知我编排一个舞蹈参加市里的会演，这是我第一次给孩子们创作舞蹈。这个作品叫《小民兵》，我提心吊胆地带学生去参加演出，却意外地获得了一等奖，这是我创作生涯的第一个荣誉。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领导把学校舞蹈队交给了我，中山区少年之家的领导也经常让我去代课，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步入了少儿舞蹈的教学和创作中来。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处于两个群众组织的中间，整天不断有枪声响起。学校停课了，学校老师同社会上的人一样，成立不同的群众组织，都戴上了红卫兵的袖标，到校外串联，到北京去看毛主席。我们四个女老师到火车站排了两天队，挤上了开往北京的专列。车上到处都是人，座椅上、椅背上、座中间，连行李架上都坐上了人。想上卫生间根本挪不动，只好等车停站时拉开火车车窗，爬到外面方便一下，真有人火车开了被落下。火车咣当咣当十几个小时，我们又累又困。到了北京，一下车就被部队战士接到了清华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被编为一个连一个连的，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到北京各大院校看大字报，等待毛主席的接见。
几天后，一天半夜12点左右，连长通知我们到饭厅去领几个馒头、鸡蛋和咸菜，大家连夜出发了，步行了三个小时，天刚刚亮，我们来到了北京机场，在军代表的指挥下，整齐地排好坐着等待。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我看到周围全是人，一上午过去了，谁也不敢去卫生间，生怕错过那重要的一瞬间。下午3点15分，《东方红》的乐曲响起，在跑道的左前方，一辆敞篷黑色轿车缓缓向我们驶来。“毛主席！毛主席！”人们骚动了，由坐着变为踮着脚尖，只见人群几秒钟之间就站了起来，像潮水一样向前冲去。我被卷入了人浪中，一只鞋被人踩掉了。四排解放军战士臂挽着臂形成一道墙，阻挡着人海的涌动，护卫着中央领导同志的车队顺利通过。人海慢慢地恢复了平静，一群新疆的学生正巧去方便了，错过了这一瞬间，哭着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军代表带着我们往回走，虽然我掉了一只鞋，但是毛主席的伟岸形象不断地在我眼前映现，也没觉得脚痛。第二天一早我们被送上火车，到天津港乘军舰返回了大连，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这是我一生最激动、最难忘的时刻。
回到学校，全市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军代表进驻学校，我被选为校革委会副主任，帮军代表处理学校的一些事务。军代表走了，又来了工宣队，这时区革委会成立了红小兵宣传队，让我去当老师。工宣队找到我说，是在学校当主任还是去区小队当老师，你考虑清楚。我选择了后者。七十多双小眼睛给了我创作的激情，于是一台毛主席诗词歌舞表演诞生了。
区小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小演员身穿小军装，头戴用树叶子编的小草帽，背着道具和大鼓等乐器，活跃在工厂、农村、部队。我们演出时大部分是步行前去，经常搞拉练，拉练中模拟遇到敌情时，小演员们会立即隐蔽，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好道具和乐器等。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宣传队，不管是在市内剧场，还是在农村的场院，演出效果都极佳，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名声很响。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也使我坚定了从事儿童舞蹈教育和创作的信念。
1969年，我被调入中山区宣传站（现中山区文化馆），分管学校的舞蹈活动。为了更好地开展全区活动，取得经验，我去了向阳小学蹲点。当时市文化局在市里定了两个小队——中山区向阳小学宣传队和西岗区育红小学宣传队——作为我市接待外宾的演出队伍，我和几位老师一起创编了一台《友谊花盛开》的节目，演出后获得外宾好评。我们每周要去海员俱乐部或者是棒棰岛演出两到三场，演出之多、任务之重是外人不能想象的。扮演大灰狼的小演员才五岁，牙还没有长全，每次演出我都得像妈妈一样，给他喂饭、化装，演出后还得将小演员一个一个送回家，那时家长没有陪同孩子的。冬天里下大雪，演出结束后，我们踏着齐膝深的雪一个个把孩子们送回家。等送完住在学校后山上的小演员，自己回到家已是半夜了。虽然很苦很累，但看到国际友人向小演员竖起大拇指，看到这么小的孩子也能传播友谊与欢乐，再苦再累也值了。
1971年，我参加了辽宁省文化厅举办的为期半年的文训班，这半年中，我接受了舞蹈、声乐、美术等学科的系统培训。给我们上课的都是沈阳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全班四十多人中一部分是专业演员，而我是业余出身，学习特别吃力。我记得有一次上民族民间舞课，学下板腰的动作，别人做得都很好，我也做得特别认真，但一下子就躺地上了。老师拍着我一通大笑，连连说，没关系，多练练就好了。晚上别人都休息了，我仍然在教室里反复地练，直到练会为止。集训课是速成的，舞蹈中那些跳、转、翻的技巧都得练习。有些技巧我是第一次接触，比如串翻身，从教室这头翻到教室那头，我反复练习，两只手全是小血点。我按老师的提示，双手举起来靠会儿墙再练，硬是把它练了出来。半年后我带着优异的成绩回到大连，这次文训班使我的业务水平、艺术素质得到质的飞跃，为我今后培训学员、创作作品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我先后创作了舞蹈《从小学做大庆人》《送水》《东海小哨兵》等作品，培训的数百名学生也陆续被输送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朱几文、李彤、董洁）、辽宁芭蕾舞团（董淑君）、辽宁芭蕾舞团舞蹈学校（朱一文）、战友文工团（林立华）、空政文工团（陈淑妹）、中国歌舞团（张静雅）、北京舞蹈学院（李丹）、大连歌舞团（高秀华）等专业院校和文艺团体。
1977年，我怀孕了，但我并没有影响工作，照常上班、排练、组织演出。9月30日早晨，我就破水了，羊水流了半盆，可我手中的票还未发完。我坚持去上班，把票发完，坐上摩托车自己去了医院。别的产妇疼得嗷嗷叫，我也疼但我没有叫，我在病床上写《小小宇宙飞行员》的脚本，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强忍到了10月1日早8点40分，我的女儿降生了，干干净净，白里透红，可爱极了。当时，我没有通知任何人，因为那时我爱人正在火车站组织演出活动。生产完我饿极了，但没人送饭，我的对床给我泡了一碗蛋糕。快11点了，同事来医院打探消息，才知道我生了。三十天的产假后，我又上班了，女儿非常乖巧，长得非常白，特讨人喜欢，人见人爱，不认生，谁抱走就跟谁走，从未影响过我的工作。在文化馆工作十年，我把创作、排练、演出搞得红红火火，特别是我们的小宣传队，在对内对外的演出中表现出色，在全市已经颇有影响。
结婚照
我和女儿
1979年，我调进大连市少年宫任舞蹈教师。辽宁省舞蹈家协会秘书长胡藻文老师来大连组织开了一个全省少儿舞蹈创作研讨会，我因编导的歌舞《小小宇宙飞行员》而崭露头角。从此，我在胡藻文老师的带领和培养下，舞蹈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1983年《小小宇宙飞行员》被选中参加省少年儿童歌舞比赛，获优秀创作奖，脚本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1984年，作品录像由省舞协选送参加全国少儿舞蹈录像比赛，获二等奖，并获辽宁省优秀演出奖。
在少年宫和孩子们在一起
1983年，我参加了著名舞蹈艺术家、全国舞协主席吴晓邦亲自执教的辽宁省舞蹈讲习会。三个月里，吴晓邦老师亲授舞蹈创作理论、方法、技能、技巧。盛洁老师给我们进行了现代舞的训练，让我们结合所学自创作品并演习，老师给予点评，改进后再创作。结业时，我凭借作品《应该这样做》获得好成绩，得到了合格证书。这次学习使我深深体会到艺术来源于生活，大师的教导与期望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我，使我的创作再次发生了质的飞跃。
1984年，歌舞《小小宇宙飞行员》获得了辽宁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年奖二等奖。我被选为辽宁省代表，赴南京参加了全国少年儿童舞蹈创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了论文《浅谈儿童歌舞的创作规律》。
1985年，我创作的作品《福娃娃》和《小小宇宙飞行员》参加东北三省少年宫首届文艺会演，双双获得编导奖。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我不顾女儿年幼，独自去北京舞蹈学院参加了著名舞蹈教授唐淑云亲授的少儿芭蕾舞学习班。为了省钱，我住在离学校一站地的地下室里，每天学习八个小时，很累很苦，但受益匪浅，为以后对学生规范基训和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业务水平的提高、创作理念的飞跃，促使我产生了新的创作意识，尝试用不同形式创作了独舞《赶海小妞》、群舞《和平小使者》和三人舞《猫耳洞前小兰花》。1987年，这些作品参加辽宁省首届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分别获得编导和表演等奖项。同年，舞蹈《福娃娃》又喜获辽宁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年奖。
儿童秧歌舞《福娃娃》开场
转年，也就是1988年，我创作的四个舞蹈作品《福娃娃》《小小宇宙飞行员》《和平小使者》《赶海小妞》被省文化厅文艺处处长陈伯庸定为辽宁省少儿艺术团的节目，进京参加国际少儿艺术节的演出。同时，群舞《和平小使者》、独舞《赶海小妞》等被选送去中南海演出，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康克清、赛福鼎·艾则孜、廖汉生、朱学范、屈武、程思远等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品获演出纪念牌，所有演员和编导与领导同志合影留念，并获辽宁省文化厅颁发的贡献奖。
1988年，被康克清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后合影
1989年，我被调入大连市青少年宫培训部任舞蹈老师。青少年宫的北面是人民广场，草坪、鲜花、青松、树丛，视野广阔，景色宜人，墙面上“大连市青少年宫”七个大字是国家领导人邓颖超的亲笔题字。这是大连市唯一一处青少年活动基地，是当年市政府的重点工程，我记得当时全市人民都曾为这个艺术摇篮捐款一元钱，我还比别人多捐了一元。踏进这栋大楼，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新楼里没有舞蹈室，领导就将三楼最西头比较大一点儿的房间定为舞蹈室。那是一间空屋子，什么也没有，我们白手起家，简单地铺上地毯、安上扶把就开始招生了，招了六个班。记得开学那天人山人海，各个专业的老师举着牌子把学员引进自己的教室，寂静的大楼从此喧闹起来。我和其他老师一样，早来晚走，为学员们忙活着。开宫的第一批学员大都是幼儿，个个长得乖巧可爱，有的顽皮淘气，每天在课堂上，我是既当老师又当妈妈，不但要教他们跳舞，还要帮他们穿衣服、擦鼻涕、上卫生间时擦屁屁，每堂课都得哄着他们排练。就这样《网星星》这个作品在忙忙叨叨中诞生了，这个作品与独舞《赶海小妞》参加了当年的全国少儿舞蹈录像比赛并双双获奖。同年年底，我在经过六年艰苦努力、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自学考试后，获得辽宁大学的毕业证书。
1989年，舞蹈作品《网星星》和《贝壳谣》赴沈参加辽宁省两个艺术节，获演出奖。多干活是我的本分，这一年，我被评为大连市劳动模范和大连市优秀教师。1991年，我创作的《夺绣球》等八个舞蹈参加辽宁省第二届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全部获奖，共计十二项次，我也因此获大连市三八红旗手和团市委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演出前给小演员上装
1992年的5月，我带孩子们为国家主席杨尚昆演出了舞蹈《小花棍》，并同主席合影留念。8月，作为本人艺术成果的总结，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文联、团市委、市舞蹈家协会、青少年宫等几个单位联合举办了“献给孩子们”陈洪运少儿舞蹈作品专场（共十二个舞蹈、一个小舞剧），并获得成功，完成了市文联及市舞蹈家协会的重点工程。以舞蹈专场的形式向全国推介作者，这在我市尚属首例，当时在全国也属鲜见，因此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送来了贺礼，文化部少儿司副司长申溪，文化部艺术局专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贾作光出席了首演式。贾主席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赠送了他亲笔书写的“童心”题字。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白淑湘发来了贺电，副主席游惠海送来了手书的贺联。辽宁省文化厅发来了贺电，省文联领导赵之操亲临现场致贺，省舞蹈家协会全员出动。全国各地专家来连观看演出。市有关领导崔荣汉，书法家于植元、于涛等为专场题了词，市文联各协会、有关部门送来了贺联和花篮。团市委副书记曾维主持了首演式，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董志正出席了首演式并致辞，副市长吴明熙也表示了祝贺。《辽宁日报》、《辽宁文艺》、《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和大连电视台都做了报道与评论。《大连文艺界》双月刊1992年第5期设专场评论专栏，刊出文章六篇（包括领导讲话），对专场的作品和我个人所做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月，大连市政府、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等再次联合为我举办舞蹈专场，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祝明仁、市文联主席董志正、团市委书记王洪俊及青少年宫主任管荀维、培训部部长杨传仑带队，应邀进中南海为首都小朋友演出，又获成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代表有关方面赠送了锦旗。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中国舞蹈家协会联合召开了研讨会。研讨中，文化部少儿司司长范崇嬿，文艺处处长陈云富，舞蹈研究所所长、《舞蹈》编辑部主编游惠海、资华筠等，对专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台品位高、艺术性强的少儿舞蹈专场。文化部少儿司司长范崇嬿代表文化部及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肯定该专场是全国少儿舞蹈界仅有的三台国家级演出之一，并代表文化部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中国舞蹈家协会颁发了“为少儿舞蹈创作做出突出贡献”证书，令我成为全国少儿舞蹈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北京晚报》、《舞蹈信息报》和《舞蹈》杂志都发表了专门报道和评论文章。中央电视台1992年9月30日晚8点新闻节目中也用较多的镜头对此给予了报道。捧着证书，我浮想联翩。成绩是在大连市委、市政府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取得的。特别要感谢的是市舞蹈家协会秘书长张俊英老师，从策划到组织，从节目认定到会议流程，她上下沟通、协调，全身心地投入。还有青少年宫领导的关怀支持和青少年宫这个团体有关同志的通力合作，都令我感念不已。感谢著名词作家李玉珉老师对整台舞蹈脚本文字的组织和报幕词的创作，感谢和我共同创作作品的词曲作者杨传仑、曲致政、郑冰、刘春平、张在超等。这份成绩也是我长期劳作的心血结晶，搞舞蹈创作在专业院团里有专门的编导，有排练者，有演员，有编曲的，有搞舞美的，有设计服装的，有制作道具的，甚至有专业化装的和管服装的，而这一切得我自己去做。一个专场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我天天熬到半夜，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有时晕倒在录音棚里，有时昏睡在舞台的台阶上。当我拖着疲倦的身体走完两百米长、四十多度的斜坡，爬完一百三十二级台阶回到家时，山下已是灯火阑珊，人们也已进入梦乡。下雪了，大坡的冰像镜子一样，根本无法行走，可一想到工作，我又咬咬牙把着楼梯栏杆一节一节横着脚往下蹭，再赶到宫里。我的拼命精神影响着家长和学生，我带领学生苦战九个月，创作修改出十二个舞蹈和一个小舞剧，带领家长加工出三百多套衣服和鞋（为了省钱，衣服和鞋都是半成品，亮片和花饰都是我带着家长缝上去的），所有的道具、挡板，连舞台上的大纱幕、吊挂、干冰炉子，也全是我和家长们做的。演出的舞台上没有专业人员（除灯光外）拉大幕、升吊挂、放干冰、换景片、化装、换装，全部舞台工作人员都是我训练出来的家长。还有那些热心帮助我的朋友，是他们托起了这个舞台。
专场演出结束和小演员谢幕
专场演出结束与贾作光副主席合影
1992年进京专场演出，全团在中南海留影
在中南海同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的纪燕茹、赵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祝明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董志正，团市委书记王洪俊，青少年宫主任管荀维，培训部部长杨传仑合影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接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祝明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董志正，教师和部分小演员
文化部专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贾作光，文化部少儿副司长申溪对专场给予高度评价
受文化部的委派，应台湾新学友基金会的邀请，1993年7月，在文化部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纪燕茹（团长）带领下，我和吕道义老师率十五名小演员，带着十个舞蹈和部分声乐节目，随春苗少儿艺术团飞赴台湾，辗转高雄、台中、台北，进行了十二天十七场的访问演出。演出场场爆满，掌声经久不息，获得了轰动效应。当我们飞赴台湾的飞机到了宝岛的上空，美丽的宝岛映现在我们眼前。首次赴台，旅途虽然很累，但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时刻。飞机在高雄漂亮的小港机场降落，大厅里传来了热烈的欢呼声，前来欢迎的人亲切地和我们唠了起来，血浓于水，大家简直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新学友基金会廖俊荣董事长安排的随行人员负责我们的接待工作，十二天的访问演出可累坏了他们，尽管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但他们毫无怨言，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生怕小演员们过得不快活。有位叫李美芳的先生发现有的小演员吃不惯他们那里的饭菜，便半夜赶回家里，早晨4点多起来煮大米粥，带上小咸菜，赶两个小时的路，7点前送到宾馆。他们除了协助我们演出，还负责带我们参观游览，相处得像一家人。
台湾新学友基金会董事长廖俊荣致辞欢迎
记得演出的头一场，我们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剧场，烈日下，剧场门前的广场上排着长龙般的队伍，有大人也有孩子。随行的郭先生说，他们都是来看演出的，其中还有没票的。我心里好激动。
演出开始了，台下座无虚席，连过道都坐满了人，演出中掌声不断，最后一个节目音乐刚停，一群手持鲜花的人就冲上台来，和小演员们合影留念。台下的观众久久不肯离席，特别是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一个劲地问谁是自己家乡的人，无论湖南人、北京人、东北人，只要碰上一个老乡，立马就要领回家做客。一位七十多岁的张爷爷知道大连来了小演员，便从一百公里以外驾车给家乡的孩子们送来饮料、小食品。有些我们记不清的董事长、经理、企业主也热情地想请小演员们吃饭。随行人员看到我每天要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到深更半夜，演出中马不停蹄地化装、抢装、修道具、整服装，又从团领导那里知道所有舞蹈都是我编导的，服装道具也是我设计的，惊讶地说整个台湾也难找我这样的老师，感动得自发向观众宣传。主持人面对台下一千多名观众采访了我，并邀请我向观众讲话。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时，一位女士带着全家人，含着泪花对我说：“你们的演出太棒了，我们全家从高雄到台中又到台北，共看了八场演出，可惜你们要走了，真希望还能看到你们的演出。”演出取得了轰动效应，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台多次给予报道，我们的节目誉满祖国宝岛，给台湾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和回忆。时间真快，一晃我们该回去了，和台湾同胞就要分手了，大家彼此都恋恋不舍。我和小演员们刚过检票口，送行的人群一下子拥到只有一层玻璃的过道墙边，隔着一层玻璃与我们手对着手、脸贴着脸，眼泪夺眶而出，个个哭成了泪人，拼命地向我们挥手告别。飞机飞上了云霄，我回头望着美丽的宝岛，心潮澎湃。我为发展两岸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岸的了解做出了努力，因而深感欣慰。这段经历，将是我宝贵的回忆和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