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序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特鲁别茨柯伊（Nikoláy Sergéyevich Trubetzkoy）只活了四十八年。他于1890年生于莫斯科，于1938年逝世于维也纳。本书及另一书（即将出版）是特鲁别茨柯伊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另一书收录了特鲁别茨柯伊有关政治和历史的文章。由于另一书的开头是特鲁别茨柯伊的生平回顾，因此本人在此可以省却对特鲁别茨柯伊的生平介绍，只需提几个重要事实即可。特鲁别茨柯伊在莫斯科大学接受教育，学的是印欧语言比较学。十月革命之后他移居国外——先是到了保加利亚，然后又到了奥地利。他在维也纳大学斯拉夫系当了十五年的系主任。虽然现在一般认为特鲁别茨柯伊是音位学的创始人，但其实他在数个领域著述颇丰。战争之后，罗曼·雅各布森（Jack Jackobson）为了推广好友的成果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英语界对特鲁别茨柯伊的认可相当缓慢。他的《音位学基础》（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甚至在法语、俄语版面世多年后才有了英语版。雅各布森出版了特鲁别茨柯伊哲学研究的三篇论文（1963b），又出版了一部特鲁别茨柯伊书信集（1975），但由于论文和书信都用俄语写成，因此西方很少有人读到。

特鲁别茨柯伊在维也纳讲授了多门课程，其中关于俄罗斯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古俄罗斯文学的讲稿在其去世后被翻译成德语出版（1956；1964b；1973）。特鲁别茨柯伊的遗孀也将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稿作为独立文章发表出来（1957；1960a；1960b；1963a；1964a；1965）。1948年，出版了《早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英译本；1954年，出版了古俄罗斯文学课程介绍英译本；1971年，出版了论阿发那西·尼吉丁（Afonásiy Nikítin）日记的论文英译本。虽然出版了这么多，但人们对特鲁别茨柯伊文学研究的了解远没有达到他理应得到的程度。有一件事让曾任Novy zhurnal（《新评论》）编辑的罗曼·加尔（Roman Gul’）颇感自豪：V.V.维诺格拉多夫（V. V. Vinogradov）从Novy zhurnal找到特鲁别茨柯伊的文章来佐证自己的观点（Gul’ 1972，325；为1967年纪念版的重印）。但除此之外，特鲁别茨柯伊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请参阅从德语译成意大利语的Trubetzkoy 1980a论《罪与罚》的段落）。特鲁别茨柯伊的课程名称是“Dostoevskij als Dichter”；书的名称是“Dostoevskij als Künstler”，可能是为了与裘利斯·梅耶格拉夫（Julius Meier-Graefe）的“Dostojewski der Dichter”区分开来。如果将这些题目翻译成英语，意思应当是“作为大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该书由一篇介绍性文章和三个章节组成，这三个章节分别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平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俄语版中这些文章的题目肯定不是特鲁别茨柯伊本人所起的题目。现在这个版本保留了Novy zhurnal 的素材划分，但略去了题目。略去的部分可从德语版中再行查寻。在翻成德语的过程中，德语翻译者所使用的特鲁别茨柯伊档案记录也肯定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些记录中竟然没有将有关《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讨论收录进去。最后要提示本书读者的是，本人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为小说中的人名点出了重音。1982年意大利版的人名重读不可仿效，因为其中的许多重读都是错误的，因此我的重读也可能是错误的。

编辑本书的意图，是让特鲁别茨柯伊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能为广大学者所用。本书按以下顺序收录以下文章：1956，129-34，135，137，138（都不完整），143-44；1957；1960b；1965；1963a；1964a；1960a；1913，326-30；1975，16-17，86，97-98，302-4；1973，51-57（删节了几个句子），66-68，73-76（稍有删节），83-89，132，133-137（第131，132页的句子只有几行）。本书序言部分对特鲁别茨柯伊所恪守的文学批评原则进行了深入讨论。雅各布森为Trubetzkoy，1975所写的序言、为Trubetzkoy，1973所写的后记，Jagoditsch，1955和1977，Titunik，1976以及Di Salvo，1980，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特鲁别茨柯伊在其语言学和政治活动背景下的文学研究成果总汇，还从未有人分析过。迄今为止只有TschiŽewskij，1964对特鲁别茨柯伊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进行了评论。

特鲁别茨柯伊曾说过，要写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术性传记，必须融入他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时代。其实要写出所有伟人的生平，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本人在评论特鲁别茨柯伊这位文学评论家的时候特别注意适度的问题。在研究特鲁别茨柯伊与俄罗斯形式主义关系的时候，我并没有列出文献资料，因为许多重要的资料都有英语版，且有关形式主义的必要信息可在1981年版的艾利克（Erlich）以及特鲁别茨柯伊的纪念文集（FE）中查到。我还专门留出几页对特鲁别茨柯伊与巴赫金进行了比较。关于特鲁别茨柯伊的评论主要是在序言里，而对巴赫金的评论则另在他处。（可参见Clark and Holquist 1984；第八章和第十一章对于理解此处的讨论尤为重要）。

我在最后关头放弃了为特鲁别茨柯伊的文学分析论文写注释的念头，当时的目的主要是想指出二十年代都有些什么样的研究。现在我知道，如果我写了注释，那么特鲁别茨柯伊自己的文章和讲义反将成为这些评论的序言。这种情形确实存在：对中世纪文学的编辑总是按照这个路子进行：质量上乘的1977年版蒂尼亚诺夫（Tynyánov）文集，就可视为对《贝奥武夫》（Beowulf）和《歌特史》（Getica）的注释。当我开始详细审核“二十年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一节的数据时，突然意识到我离《贝奥武夫》的模式有多近。也许英语初版的特鲁别茨柯伊文学批评文集应当树立一个更加适中的目标。（请参见本序言结尾部分关于韵律问题的讨论。）

在结集本书时，明尼苏达大学馆际部（Interlibrary Divi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给予了大力协助（他们总是乐于助人）。全部手稿的准备由戴比·马丁夫人（Mrs. Debbie Martin）完成。在此我要感谢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有了它的拨款（1987），我才能用一整个宁静的夏季致力于这两部纪念特鲁别茨柯伊的书。在美国，从法语和德国翻译过来的一部分书得到了法国和联邦德国的部分资助。苏联改革还没有发展到其官员乐意帮助移民海外的人出版他人著作，或出版评论他人著作的地步。因此我要衷心感谢明尼苏达大学学术事务部（Academic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没有他们的补助，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是不可能承担本书的出版费用的。

或许应当对翻译工作简单地说两句。本书的英译本虽然由我独自负责，但是我的同事们，尤其是出版社的编辑贝弗利·凯默（Beverly Kaemmer）给我提出了许多建议。为了更好地表达此书的目的，在此引用特鲁别茨柯伊对其著作《欧洲与人类》（Europe and Mankind）（1920）出版他国语言版时的评论。他的评论可以说明为什么我常常对他的原文进行大胆处理，如删掉某些词、纠正作者的句法，等等。

如果您与土生土长的德国人进行合作，本人显然没有反对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不过我必须指出，虽然有了施勒默尔先生（Mr. Schlömer）的参与，我认为您送给我的校样在语言上仍有瑕疵。由于我本人并不是德国人，因而争辩起来十分困难，但您似乎不必进行刻意的逐字翻译，因为这种逐字翻译会破坏它本身的文学价值。我认为您两人可对照俄语版进行翻译。当两人进行翻译合作时，最好是一个人读原文，记住其大致内容，在不对照原文的情况下检查译文，将译文视为完全独立的本文，看它是否通顺，是否“流畅”。在对译文进行修改之后，如果产生了与原文不符的情况，那么翻译者可以对照原文提出反对意见，并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这个或那个句子的措辞以便准确表达作者的观点并取得理想的文体效果……您的校样让我相信：有了您这样的翻译者，我的观点将会得到非常准确的表述。如果您在文体上多花点功夫，那么这个译本将无懈可击——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目标，因为原文具有“莫斯科学派”那种沉闷乏味语言的所有弊端，而这种语言从福尔图纳托夫（Fortunatov）开始，由他的弟子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我努力遵循特鲁别茨柯伊的建议，希望我的英语是一种适当、“流畅”的英语，而不是生硬的逐字翻译，尤其是特鲁别茨柯对福尔图纳托夫学派（福尔图纳托夫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语言风格的评论不无道理，这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