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李渔生活的时代是明末清初。他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鸿,号笠翁。其著作上常署名随庵主人、觉世俾官、湖上笠翁、伊园主人、觉道人、笠道人等等。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一生跨明、清两代,饱受时代动荡和战乱之苦。中年家道败落,穷愁坎坷半世,靠卖诗文和带领家庭剧团到处演戏维持生计。他一生著述甚丰,作为文学家、戏剧理论家和美学家,主要著作有《笠翁一家言全集》,包括文集四卷,诗集三卷,词集一卷,史论两卷,《闲情偶寄》六卷;作为戏剧作家,李渔著有传奇十几种,常见的有《笠翁十种曲》(又名《笠翁传奇十种》)传世;作为小说家,他写过平话小说《无声戏》、《十二楼》,长篇小说《肉蒲团》;有人认为,长篇小说《回文传》也可能是他的手笔,但被多数学者否定。而他自己则把《闲情偶寄》视为得意之作。

《闲情偶寄》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个部分,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其中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美学现象和美学规律。他撰写此书确实下了很大功夫,运用了大半生的生活积累和学识库存。他在《与龚芝麓大宗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物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闲情偶寄》不但是一部内容厚实的书,而且是一部力戒陈言、追求独创的书。在《闲情偶寄》的卷首《凡例》中,李渔说:“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而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最初镌刻并发行此书的“翼圣堂主人”也在该书扉页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之书,充塞宇宙,人谓奇矣、绝矣,莫能加矣,先生自视蔑如也,谓平生奇绝处尽有,但不在从前剞劂中,倘出枕中所秘者公世,或能见真笠翁乎?因授是编,梓为后劲。”对于李渔这部倾半生心血的力作,他的朋友们评价甚高,并且预计此书的出版必将受到人们的欢迎。余怀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闳。漻漻乎!俪俪乎!汶者读之旷,僿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忭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此非李子偶寄之书,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吾知此书出将不胫而走,百济之使维舟而求,鸡林之贾辇金而购矣。”此书出版后的情况,恰如余怀所料,世人争相阅读,广为流传。不但求购者大有人在,而且盗版翻刻也时有发生。可以说,这部书的出版,在当时逗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各个阶层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发生阅读兴趣,有人甚至到李渔府上来借阅。

此书自康熙十一年(1672)付梓(余怀序虽写于康熙十年,但那时并未立即刊刻,正式印行大约是第二年的事情),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注目。在有清一代,凡是谈到李渔的,一般都会提到他的《闲情偶寄》,并加以称道。直到现代,《闲情偶寄》也不断被人提起。例如,大家很熟悉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和《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中谈到李渔及帮闲文学的一些话,在那里,鲁迅称李渔等人为“帮闲”文人。但鲁迅对李渔批评中有肯定。鲁迅说,历史上的“帮闲文学”和“帮闲文人”并不都是“一个恶毒的贬词”,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宋玉、司马相如等,就属帮闲文人之列,而文学史上“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如果“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而且,“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因为李渔等人确有真才实学。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十七世纪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重要部分,专事谈论人生的娱乐方法,叫作《闲情偶寄》,这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自从居室以至庭园,举凡内部装饰,界壁分隔,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饮馔调治,最后谈到富人贫人的颐养方法,一年四季,怎样排遣忧虑,节制性欲,却病,疗病,结束时尤别立蹊径,把药物分成三大动人的项目,叫做‘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一心钟爱之药’。此最后一章,尤富人生智慧,他告诉人的医药知识胜过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程。这个享乐主义的剧作家又是幽默大诗人,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林语堂大段引述李渔的文字,并赞道:“他的对于生活的艺术的透彻理解,可见于下面所摘的几节文字,它充分显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此外,文学家梁实秋、周作人、孙楷第、胡梦华、顾敦alt、朱东润等,园林学家和建筑学家童嶲、陈植、陈从周等,也对《闲情偶寄》十分推崇。

《闲情偶寄》之历来受欢迎、受关注,还可以从它一版再版、不断刊行的情况加以印证。不但有清一代有许多版本行世——最早也最著名的是康熙十一年(1672)翼圣堂十六卷单行本(又收入翼圣堂《笠翁一家言》二集),以及雍正八年(1730)芥子园刊《笠翁一家言全集》本(将十六卷并为六卷,标为《笠翁偶集》)。此后翻刻、伪刻者无法统计。直到20世纪和21世纪,不断有新整理本以及各种各样的选本和注释本发行。我所知道的,20世纪20至30年代有普益书局、会文堂书局、宝文堂书局石印本;1936年有贝叶山房发行、张静庐校点、施蛰存主编、郁达夫题签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单锦珩校点本(浙江古籍出版社随后出版的《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也是这个本子);1996年作家出版社立人校订“明清性灵文学珍品”本;1998年学苑出版社杜书瀛评点“历代笔记小说小品丛书”本;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江巨荣、卢寿荣校注《明清小品丛刊》本;2002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吴兆基、武春华主编“中国古典文化精华”本——以上是全本。选本有:《李笠翁曲话》(录《闲情偶寄》之《词曲部》、《演习部》),1925年曹聚仁校订、上海梁溪图书馆《文艺丛书》本;《李笠翁曲话》,上海启智书局排印本;《笠翁剧论》,1940年上海中华书局《新曲苑》本;《闲情偶寄》,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仅取《词曲部》、《演习部》);《李笠翁曲话》,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戏剧研究》编辑部编选本;《李笠翁曲话》,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陈多注释本;《李笠翁曲话注释》,198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徐寿凯注释本;《笠翁秘书》(选《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1990年重庆出版社赵文卿等笺注本;《闲情偶寄》(选《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之全部及其他各“部”之部分),2007年中华书局杜书瀛点评插图“中华经典随笔”本;《闲情偶寄》,2011年中华书局杜书瀛译注评点“中华养生经典”本;此外,还有199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李瑞山等编《白话闲情偶寄》等。

《闲情偶寄》是李渔的一部所谓寓“庄论”于“闲情”的“闲书”。作者在该书卷首《凡例七则》中自述道:“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又说:“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我看,李渔的这段表白,半是矫情,半是真言。

所谓矫情者,是指李渔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故意说给当政者和正人君子者流听。因为李渔的著作文章在当时已经受到某些人的指责。李渔的友人余怀在为《闲情偶寄》作序时就说:“而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所以,李渔预先就表白:我这本书虽名为“闲情”,可并不是胡扯淡,也无半点“犯规”行为;表面看我说的虽是些戏曲、园林、饮食、男女,可里面所包含的是微言大义,有益“世道人心”。李渔这么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和满口“仁义道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腐儒”们,不无讨好之意。当然,《闲情偶寄》中所言,也并非没有出于真心维护封建思想道德者;但是,书中大量关于观剧听曲、赏花弄月、园林山石、品茗饮酒、服饰修容、选姬买妾、饮食男女、活命养生等等的论述描绘,难道其中真有那么多微言大义吗?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渔所说的,大半是些“聪明人”的“聪明话”而已。正如李渔的另一友人尤侗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的:“所著《闲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狯伎俩,作游戏神通。”不管作序者这几句话的原意如何,但用“狡狯伎俩”来形容我们在《闲情偶寄》中所看到的李渔,还是贴切的。在统治者对舆论钳制得比较紧、时有文字狱发生的清代,李渔以及像李渔那样的文人耍点小聪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谓真言者,除了上面所说李渔确有自觉维护封建思想道德的一面之外,从艺术形式和文章的审美作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李渔也真想避免“庄论”、“正告”而采用轻松愉快的“闲情”笔调来增加文章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大谈“草木昆虫”、“活命养生”的“闲情”是他的真心话。他深知那些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文章,令人望而生畏,令人厌倦,不会有多少打动人的力量。所以,李渔有意识地寓“庄论”于“闲情”,使这本书变得有趣、有味,可读性强。单就这个方面而言,李渔的确获得了成功。从总体上说,他的文章,他的书,绝不枯燥、乏味。只是有的地方世俗气太重,有的地方略显油滑,有的地方有点媚俗。此其不足。然而,优点是,绝不板着面孔教训人、讲大道理。即使本来十分枯燥的理论问题,如《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等专讲戏曲理论的部分,他也能讲得有滋有味,风趣盎然,没有一般理论文字的那种书卷气,更没有道学气,这是《闲情偶寄》的一个突出特点。

读《闲情偶寄》还有一个突出感受,即它的平易近人的人情味和浓重的“市井”气、“江湖”气。而且,在李渔那里,这两者是融合在一起的:他文章中的“人情”不是隐逸在山林中的冰清玉洁的“逸情”,也不是窗明几净的书斋里的“雅情”,而往往是世俗的“市井”情、“江湖”情。如果说不是全部文章都这样,那么至少相当多的文章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李渔是一个“江湖”文人、“市井”文人,或者说,是旧社会里常说的那种“跑码头”的文人。

李渔继承了明代“性灵”小品的传统。大家知道,明代晚期以袁氏三兄弟(袁宏道和他的哥哥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为代表的文学家,无视道学文统,不像以往那样大讲“文以载道”,而是倡导“独抒性灵”,把“情”放在一个突出位置上来。袁氏稍前的李贽、汤显祖,袁氏稍后的“竟陵”诸人(钟惺、谭元春等),都是如此。受他们的影响,李渔的包括《闲情偶寄》在内的许多散文,多与“性灵”小品的格调相近,不着意于“载道”,而努力于言事、抒情。不过,比起他的前辈,李渔多了一些“市井”气、“江湖”气,少了一些“雅”气、“文”气;多了一些圆滑、媚俗,少了一些狂狷、尖锐。之所以如此者,不是或主要不是个人性情所致,乃时代、社会使然。

《闲情偶寄》作为一部用生动活泼的小品形式、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的艺术美学和生活美学著作,其精华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谈戏曲创作和舞台表演、导演,谈园林美的创造和欣赏,谈仪容美的创造和欣赏(服饰和修容等)的文字。把李渔看作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戏剧美学家、园林美学家和仪容美学家之一,是符合实际的。《闲情偶寄》的绝大部分文字,既可以作为理论文章来读,也可以作为情趣盎然的小品文来读。当然,李渔和他的《闲情偶寄》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局限,如其中个别地方散发着封建腐朽的气味,有些东西不科学,有些东西已经过时。

李渔早就走出国门,发生世界性的影响。有关材料表明,最早译介李渔的是日本。在李渔去世后九十一年,即日本明和八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日本有一本《新刻役者纲目》问世(“役者”,日语“优伶”之意),里边译载了李渔《蜃中楼》中的《结蜃》、《双订》。据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介绍,李渔《蜃中楼》中的这两出戏,在八文舍自笑所编的这本《新刻役者纲目》中“施以训点,而以工巧之翻译出之”;青木正儿还说,德川时代(1603—1876)“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日本明治三十年也即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版的《支那文学大纲》,分十六卷介绍中国文学家,李渔独成一卷,该书将李渔同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并称为二十一大“文星”。此后,李渔的《风筝误》和《夺锦楼》、《夏宜楼》、《萃雅楼》、《十丞楼》、《生我楼》等作品陆续翻译出版。李渔的《三与楼》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分别于1815年和1819年出版。此后,英、法两种文字翻译的李渔其他作品也相继问世。19世纪末,A.佐托利翻译的拉丁文本《慎鸾交》、《风筝误》、《奈何天》收入他编著的《中国文化教程》出版。20世纪初,李渔的《合影楼》、《夺锦楼》等德文译本也载入191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此外,由莫斯科大学副教授沃斯克列先斯基(汉名华克生)翻译的俄文本《十二楼》也介绍给俄国读者。近年来,李渔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文艺研究对象。著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东方文化系主任、新西兰人韩南教授认为,李渔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难得的可以进行总体研究的作家,李渔的理论和作品具有一致性,形成一套独特的见解。20世纪末他曾来中国数月之久以完成一部有关李渔的专著。德国的H.马丁博士也发表过数篇研究李渔的论文,并出版了专著《李笠翁论戏剧:中国17世纪戏剧》;1967年马丁到台湾继续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并编辑了《李渔全集》(包括《一家言》十卷、《闲情偶寄》六卷、《笠翁十种曲》、《无声戏》、《十二楼》等共十五册),由台北成文出版社于1970年出版。美国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了华人学者茅国权和柳存仁著的《李渔》。当然,李渔最被今人看重的是他的戏剧作品和戏剧美学理论。

本次整理《闲情偶寄》,以翼圣堂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底本,校以芥子园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并参校其他各本进行比较对照而取优;对所选各本个别刊刻相异或舛错字句之校勘,在注释中予以说明,不出校记。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本书除了把原文译为白话文之外,还对有关人名、地名、掌故、术语、难懂的字句作了尽量详细的注释,个别不太常见的字作了注音,并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对各个章节作了题解。全书重排目录。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杜书瀛

2013年于北京安华桥寓所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