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闽南民间文学：理论内涵、研究疆界及意义
《闽南民间文学研究》是笔者对闽南地区（即厦漳泉）的民间文学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微薄成果。在此，“闽南”是地理范畴（而非文化意义）上的限定。开篇前，我们必须对两个概念——民间文学、闽南民间文学，进行阐述和理论界定；也有必要厘清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以确定我们整理、研究的“疆界”；笔者进行闽南民间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在此略做阐述。
第一节 民间文学、闽南民间文学的理论内涵
文学很自然地被认定是文化的产物，是人类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持续不断地创造出来的艺术。一个民族的文学自然是该民族文化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民族人们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形式。那么民族文化如何组成？万建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两类组成的：一类为上层的、知识阶层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文化；一类为社会底层的、平民的、大众的文化。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了著名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理论模式。所谓‘大传统’的文化，指的是一般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即精英文化或高层文化，尤其是都市文明的文化模式；‘小传统’的文化则主要指民间或基层文化，是底层民众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尤其是指复杂社会中具有地方社区或地域性特色的文化模式。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1]上述概述对民间文化、民间文学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做出了定位。应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之后，才可以明确区分上层、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和社会底层、平民大众的文化。但实际上，在人类未开化之前，在文字尚未产生之时，远古的原始人类也因为劳动、精神需求、娱乐等原因，创造出无须借助文字的口头文学、歌唱等“口传文化”（oral culture）。这些应是民间文学的发源，也是民间文学的组成部分。
一 何谓民间文学？
前辈钟敬文曾对民间文学有一个权威定位：“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2]钟敬文还阐述了民间文学在民族文学中的地位，指出“民族的文学是全民族上、中、下层文学的综合体”，具体而言，有上层文学或精英文学，有通俗文学，“即城市市民享用的一种文学”，还有“被更广泛地创作和传播”的农民文学、口头文学。[3]其中的民间文学虽处于民族文学的下层，却并非从属于上层，而是与上层文学、中层文学既有联系，又保持自己独立话语体系的文学。万建中指出民间文学的“民间”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生活于底层社会空间的‘民众’，二是‘民众的生活领域及精神世界’。……由民间滋生的民间文学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学”[4]。万建中还从“口头性：一种表演的模式”“集体性：演说者与观众的互动”“变异性：表演活动的不可复制”“传承性：演说模式的相对稳定”四个维度，概括民间文学的本体特征，总结指出：“民间文学是用传统的民间形式创作和传承的文学样式，它诉诸口头语言系统，创作和流传都是由一个特定的群体共同完成的，是一种活态的文学，流传中有变动，变动时有流传。这是界定民间文学范围的显著的外部标记，也是它在创作和流传方式上的特征。”[5]对民间文学颇有研究的段宝林则指出：“民间文学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6]万建中、段宝林等学者对“民间文学”的界定，具有共同性，即都强调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流传性、变异性。段宝林增加了考察民间文学特征的维度，有其创新性，也有可商榷之处，如“立体性”“多功能性”并非民间文学的独特特征。
“民间文学”的具体范畴是怎样的？万建中认为，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诗歌（即歌谣）、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语和谜语等口头文学诸形式，都属于民间文学，甚至网上笑话、手机短信等，也被视为民间文学。[7]万建中对民间文学范畴的描述宽泛而“时尚”，他将之扩展到当下新媒体传播的文字形式。这样的概括看似全面，却造成了整理和研究的困难。也许，对于当下新媒体传播的网络笑话、手机短信、微信等内容，将来学者可以给出更恰当的定位归属。万建中进一步描述道：“其中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童话、笑话为散文类作品，采用讲述或演说的语言形式。……民歌、民谣、谚语、民间长诗、谜语等为韵文类作品，采用吟唱或押韵的语言形式。民间小戏、评书、快板、相声等为说唱类作品，采用演唱的语言形式。”[8]可见，在民间文学的大范畴下，散文类、韵文类、说唱类的民间文学，各有精彩，存在生动多元的艺术表现形式。
二 何谓闽南民间文学？
通过对民间文学概念和内涵的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到民间文学的特征、意义和范畴。它为我们考察“闽南民间文学”的概念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笔者认为，闽南民间文学的概念和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考察。
其一，从中国民间文学的整体格局考察，闽南民间文学是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具有中国民间文学的普遍特征——口头性、集体性、流传性、变异性，也表现出闽南这方土地特有的地域特征、人文情怀和民间风俗。
其二，从闽南民间文学的来源考察，它应该包括两部分。一是古往今来的闽南地区（厦漳泉）民众在历史进程和现实生活中想象、创作出来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文学样式。这部分民间文学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本土特色。二是在历史上随着移民的南迁，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民间文学流传到闽南地区，和闽南地方文化有所结合，进而在流传过程中产生“变异”、逐步本土化的民间文学。
其三，从闽南民间文学的文体范畴考察，它大致包括闽南的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歌谣、民间说唱、闽南谚语和谜语（特别是富有闽南特色的灯谜）等诸形式。
其四，从民族属性和语言形式上考察，闽南民间文学包括了闽南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既包括以闽南语创作和流传的民间文学，也包括以其他语言（如普通话、客家语等）创作和流传的民间文学。
概而言之，闽南民间文学是古往今来的闽南民众（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想象、创作出来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文学样式；或外来的民间文学流传到闽南，并逐步“在地化”的民间文学样式，它以闽南话、普通话、客语等多种语言形式创作和流传。闽南民间文学既是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口头性、集体性、流传性、变异性等中国民间文学的普遍特征，也带着闽南这方土地特有的地域文化烙印。从文类来看，它大致包括闽南民间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歌谣、民间说唱、民间谚语和谜语等。
第二节 闽南民间文学的研究疆界
要厘清闽南民间文学的研究疆界，必然要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间文化的整理和发掘再度受到关注和重视，各省、市、县都进行了民间文学的整理和发掘，出版、发表了系列作品。闽南民间文学的整理和发掘也在这时期取得重大成果。然而，对闽南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要滞后十余年。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才有闽南民间文学研究专著出版，发表于学术期刊的研究论文也逐渐增多。
一 闽南民间文学研究专著
对闽南民间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不多，夏敏的《闽台民间文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和戴冠青的《想象的狂欢：作为文化镜像的闽南民间故事研究》（以下简称《想象的狂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是两本重要论著。
夏敏的《闽台民间文学》在闽南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著作分为闽人入台与大陆口承文学在台湾的传播、两岸政治隔绝导致的民间文学文本变异性传承、两岸闽南人民间文学之比较、两岸客家人民间文学之比较、两岸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之比较、连接两岸和世界的民间文学类型研究六章。与戴冠青《想象的狂欢》专注于闽南民间故事研究相比较而言，首先，夏敏的《闽台民间文学》着眼于闽台两地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主体部分是对两岸闽南人、两岸客家人、两岸少数民族三个族群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其次，《闽台民间文学》不局限于闽南地区，同时关涉闽西的客家人和闽地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闽台民间文学》也不限于民间故事研究，还将之和歌谣、谚语等韵文类民间文学并重进行研究。概而言之，《闽台民间文学》采取比较的研究视野，广泛涉猎闽台甚至粤东和全国的民间文学，视野非常开阔；作者以比较的研究方法对闽台两地民间文学的共性、差异性进行论述，加深了读者对两岸民间文学的认知。然而，著作也存在少许遗憾，比如在富有意义的议题上，作者没有展开论述。如第五章第二节“闽台少数族群民间文学母题比较”富有意义，著作却只有一页篇幅，不免让读者心有所憾。
闽南民间文学研究经过几年的积累，2012年取得了重要成绩，戴冠青出版了《想象的狂欢》。戴著在“导论”之后，设置了闽南民间故事的审美取向、闽南民间故事中的民间信仰、闽南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闽南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闽南民间故事的民俗想象、闽南民间故事的文化原型、闽南民间故事的生死观、闽台民间故事的互通性、闽南民间故事的人文价值九章内容，从闽南民间故事的审美取向、民间信仰、艺术形象、叙事模式、民俗想象、文化原型、生死观、人文价值以及闽台民间故事的互通性、闽南民间故事在海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等多重维度，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考察、论述，解释闽南民间想象中所蕴含的闽南族群的历史记忆、文化想象、人文精神、民俗风情等。综观《想象的狂欢》，它具有如下特色。其一，从不同维度论述闽南民间故事的丰富内涵，并对之进行具体的分类阐述。如在第一章论述“民间想象与闽南人的审美取向”时，著作从“神鬼想象与善恶有报的审美文化取向”“冒险想象与拼搏进取的审美文化取向”“英雄想象与行侠助人的审美文化取向”“乡恋想象与尊宗敬祖的审美文化取向”“儒商想象与义利和谐的审美文化取向”五个方面进行深入论述。第三章“闽南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占论著最大篇幅，该章将闽南民间故事中的艺术形象分为英雄形象、儒生形象、女性形象、动物形象、神仙形象及孝文化形象、另类形象。在分类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其审美价值、审美意义或文化价值、文化内涵。在第四章论述闽南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时，作者将之分为“扬善惩恶”的叙事模式、“以智抗敌”的叙事模式、“知恩必报”的叙事模式、“自强不息”的叙事模式和“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对各种叙事模式进行了详略得当的阐述，尤其是在阐述“独特巧妙的惩戒叙事”时，作者结合许多民间故事，具体分析了魔法惩戒式、第三方惩戒式、变形惩戒式与违禁惩戒式等各种惩戒模式的差异，给论著增添了许多趣味性。其二，极强的概括性。例如，第八章阐释闽台民间故事“审美取向的共通性”时，作者从“在济世救困的想象中体现共同的崇儒精神”“在开拓家园的想象中展现相似的拼搏性格”“在行侠仗义的想象中传达相近的英雄情结”“在神灵保护的想象中演绎相通的民间信仰”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在第九章阐释“闽南民间故事的人文价值”时，作者概括为四个方面：“塑造敢拼爱赢的文化性格，体现出闽南人拼搏进取的价值取向”“倡导勤劳善良的行为品格，体现出闽南人孝悌忠诚的生命追求”“弘扬乐善好施的文化精神，体现出闽南人重情重义的人生态度”“揭示尊宗敬祖的乡恋情结，体现出海外侨胞对故土家园的文化认同”。极强的概括性，使论著既有相当强的理论性，也体现了论著研究思路的清晰性。其三，紧扣闽南文化进行论述。例如，作者在第一章论述“儒商想象与义利和谐的审美文化取向”时，即紧贴闽南文化加以论述。“尊儒与重商并行的文化心态，是闽南开放的海洋文化性格与中原儒家传统相互渗透的结果。闽南民众通过儒商结合的文学想象，创造出许多‘有情有义’、‘回报乡梓’、‘诚信行商’的民间故事，将经商这一‘末业’与正统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力地诠释了闽南‘义利结合’、‘义利和谐’的审美文化取向。”[9]闽南文化可谓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混血儿”，这种混杂性也体现在民间文学的儒商想象中，戴冠青概括出这一点，独具慧眼。在第二章论述“民间信仰与闽南民众的精神追求”时，作者指出：“闽南民间故事所传达出的如此丰富多元的宗教信仰，正鲜明地反映了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的闽南文化特征。”[10]这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指出闽南民间文学所体现的闽南地区宗教文化特色。在第三章“闽南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中，作者归纳概括了闽南民间故事的多种艺术形象，论述也不时地结合闽南文化，阐述它们的闽南文化内涵。在分析闽南民间故事中的动物形象时，作者指出，古代闽越地区，深山野兽横行，大海浪涛滚滚，汉人南迁入闽，要开山垦荒、出海捕鱼，凶险莫测。“在他们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一些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毁坏他们的农作物，以及传说中会在海里兴风作浪颠覆船只的动物，如蛇、龟、鳖、蛟龙等等，在闽南民众的民间想象中就成为让人恐惧的祸害型动物意象而受到民众的贬斥；另一些已被驯化为家禽家畜，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对民众具有重要的辅佐作用和生活价值的动物，如猪、鸡等等，在闽南民众的民间想象中就成为让人喜爱的辅佐型动物意象而受到民众的褒扬。”[11]作者结合闽南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论述动物形象，富有新意。概而言之，《想象的狂欢》是第一部专论闽南民间文学的著作。它从审美取向、民间信仰、艺术形象、叙事模式、民俗想象、文化原型、生死观、人文价值等多重维度，论述了闽南民间故事的丰富内涵，具有极强的概括性。论著结合闽南文化，深入阐述闽南民间故事的闽南文化内涵，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闽南民间文学研究成果不止上述两部著作，但它们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夏著的比较研究方法和开阔视野值得推崇。戴著结合闽南文化，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点”的深入论述，也值得推崇。
张嘉星也对闽南民间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张教授出版了《文化诗学视域下的闽南方言文学研究》和《张嘉星漳州歌谣精讲》。《文化诗学视域下的闽南方言文学研究》的上编主要为闽南语研究。下编主要为闽南方言文学研究，基本上是闽南歌谣研究，也涉及“闽南方言散文：‘古’”、“印尼土生华人马来语文学”、邵剧《李妙惠》及闽南民系、史迹的研究。何谓“闽南方言文学”？张嘉星说：“本书所称闽南方言文学，主要指用闽南方言来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文学，是闽南方言口传文学的简称。”[12]虽然张嘉星的“闽南方言文学”概念与“闽南民间文学”概念具有很大的重合性，但张嘉星强调的是文化（而非地理）意义的闽南和闽南语，所以她的“闽南方言文学”概念的辐射度很大，是跨省、跨国的闽南语的民间文学创作。张著中关于地理意义上的闽南民间文学研究，特别是闽南歌谣的文学性、修辞特色、韵法研究，对尚具有广阔研究空间的闽南民间文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张嘉星漳州歌谣精讲》是漳州歌谣研究的重大收获。著作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聚焦古谣《排甲子》及其组歌，辨析其开闽歌谣第一篇的地位，解读《排甲子》歌系意象群，以及其“渡海”去台的文化记忆。第二部分聚焦古谣《月光光》系列，或考察其“歌龄”，或将其与史迹相互印证，或叙述《月娘月光光》的别样风情。第三部分有创意的是将闽南小戏《桃花搭渡》与两首漳州古谣《十二月歌》《安怎伊甲会唱歌》进行比照阐述。第四部分涉及漳州爱情歌谣、闽台歌谣《天乌乌》比较以及“童谣与民间游戏”的研究。第五部分很有价值的内容，是通过田野调查，整理和阐述了其他一些“歌谣集”不曾收录的漳州古谣，如《父母主意嫁番客》《一枞树仔摇振动》《捻鸡丝》《红笼床》《搦金狗仔》《观扫帚神》等。《张嘉星漳州歌谣精讲》的主要特色，其一是聚焦于《排甲子》《月光光》《天乌乌》等重要古谣研究；其二是善于采取田野调查方式，发掘新的（即他人不曾整理的）古谣；其三是将漳州古谣与历史、文献、小戏、流行歌曲、民间游戏进行关联研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外，张嘉星在其编著的《漳台闽南方言童谣》（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中，将童谣分为摇篮歌、止哭歌、祈福禳灾歌、育儿歌、劝学歌、亲情歌、生活歌、岁时歌、时政歌、劳作歌、咏物歌、民俗歌、游戏歌、盘问歌、童幻歌、手艺歌、连珠歌17类，进行整理。该书收录的几篇论文对漳州童谣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漳台闽南方言童谣概论》阐述了漳台童谣的概念、分类及音乐性、文学性、功用。《闽南方言歌谣考源——论漳州〈排甲子〉及其在闽南语区的流变》聚焦闽南歌谣《排甲子》，对其进行历史溯源考察。《漳台闽南方言古童谣年代考》依据地方文献、童谣内容、名物等三个维度，考察部分古童谣的生成、流传年代。《漳州方言童谣过台湾》重在对漳台童谣进行“源”“流”考察。虽然整本书主要是对童谣的分类收录，但几篇论文聚焦漳州童谣研究，是此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
二 发表于期刊的研究成果
发表于学术期刊的研究论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比较研究、溯源探讨，体现为对闽台两地民间文学的因缘关系的考察或差异性比较研究。许建生的《台湾闽南两地民间文学比较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2期）、潘培忠的《“老歌仔戏”与闽南传统戏曲关系研究——以〈山伯英台〉为例》（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2013 年第 2 期）等，即属于这种研究模式。其二是经典个案研究，《保婴记》《陈三五娘》等作品都是经典闽南民间说唱艺术，有相对较多的研究成果发表。《陈三五娘》研究有40余篇，王伟的《闽南经验：“陈三五娘”故事的跨剧种改编》[《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宋妍的《从〈陈三五娘〉看闽南文化的特性及其形成原因》（《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等，是《陈三五娘》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思路。《保婴记》研究有20余篇，研究角度也多样化，向阳的《芗剧〈保婴记〉的喜剧风格》（《福建艺术》2017年第1期）等，是《保婴记》研究中比较新的成果，也颇能反映《保婴记》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其三是特定文类研究。戴冠青发表的系列研究论文，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探讨，如《闽南人的生死观及其文化意义——以闽南民间故事为例》（《东南学术》2015年第3期）、《英雄想象中的价值取向与生命追求——闽南民间故事中的英雄形象》（《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等。此外，张嘉星、刘登翰、向忆秋、刘丽、李弢、古大勇、张小琴、陈彦廷、汪晓云、郑渺渺等，均有关于闽南民间文学研究的成果。
综观数十年来的闽南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发现，偏重经典个案研究和特定文类（如歌仔戏、民间故事）研究，是一个特点；歌谣研究偏重台湾地区的闽南语歌谣研究，闽南民间歌谣研究方面，以张嘉星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闽南神话、闽南谚语、闽南灯谜研究等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对寺庙、神明和著名历史人物（如朱熹、黄道周、郑成功、陈元光等）的研究虽然丰富，但主要是从宗教信仰、理学、历史学等各种角度进行研究，从民间文学的维度进行研究则极其罕见；至于闽南的土楼传说、抗倭传说等同样富于地方文化色彩的民间文学研究，也非常罕见。上述可以积极拓展的学术研究空间，使我们明了了闽南民间文学研究的疆界，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驰骋论述的空间。
第三节 闽南民间文学研究的价值
《闽南民间文学研究》的价值，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文化价值。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细分为文化存根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①闽南民间文学既是闽南文化的表征，也是闽南民俗文化的重要体现，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在闽南民间文学形成和代代传承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闽南地区人民很自然地将自己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闽南的地域特征、民俗风情、节庆文化、地方物产等富于闽南文化特色的内容融会于民间文学中，使闽南民间文学承载了丰富的闽南文化内涵，成为闽南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可以说，闽南民间文学是闽南文化得以存续的一种“路径”，闽南民间文学研究也同样成为闽南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同时，闽南民间文学研究，可以使人了解闽南开发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闽南地区的人文风俗，具有重要的人类学价值。②闽南民间文学是一种活态的、影响面极其广泛的文学形态。正如戴冠青教授所言，“闽南民间故事的流传起先基本上局限在以闽南话为母语的厦门、泉州、漳州及潮汕地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频繁，其流传的区域也扩散到以闽南话为主要交流工具的台湾地区及闽南人侨居的东南亚以及其他海外地区。流传的形式也由开始的口头传承发展到通过书报杂志、艺术舞台、电视媒体、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广为传播”[13]。随着闽南民间文学的传播，闽南文化也传播到世界各地，为闽南文化的永续生存提供了重要条件。我们进行闽南民间文学研究，同样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
其次是文学价值。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闽南民间文学也做此理解，它成为成长和生活于闽南地区的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和想象的重要来源，并赋予他们的文学作品以丰富的地域特色，提升了作家创作的文学和文化价值。
此外，《闽南民间文学研究》应是第一部专门以厦漳泉地区的各种体裁的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拓意义，它对中国民间文艺的研究、传承富于现实意义。
[1]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引言”第3页。
[2]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第1页。
[3] 钟敬文：《民俗学对文艺学发展的作用》，《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
[4]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5页。
[5]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62页。
[6] 段宝林主编《民间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第23页。
[7]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7～28页。
[8]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8页。
[9] 戴冠青：《想象的狂欢：作为文化镜像的闽南民间故事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第17页。
[10] 戴冠青：《想象的狂欢：作为文化镜像的闽南民间故事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第27页。
[11] 戴冠青：《想象的狂欢：作为文化镜像的闽南民间故事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第91～92页。
[12] 张嘉星：《文化诗学视域下的闽南方言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233页。
[13] 戴冠青：《想象的狂欢：作为文化镜像的闽南民间故事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导论”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