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80后不能承受之重

一毕业就失业

对80后来说,这个社会对于他们实在是太过残忍。他们出生在比父辈幸福的温室里,在父母亲人的宠爱中成长,却要在成年后忍受比父辈们残酷许多倍的激烈竞争。80后所面临的众多困境已经有专业名词来概述——“独生子女”、“就业难”、“剩男剩女”、“啃老族”……每个问题都难以避免地延伸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

而当代80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莫过于“就业难”,一毕业就失业。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中流行着一首网络歌曲,短短几句歌词就唱出了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所遭遇的尴尬处境:为了找到好工作,精心制作了简历,却被招聘方随手扔掉。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并且逐渐影响到了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国就业大军中的一大主力——80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之路就变得愈发艰难了起来。

在中国,“大学生”曾经是“天之骄子”的代名词。然而等到80后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却已经是风光不再。他们蓦然间发现,社会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高薪和令人艳羡的职位在等待着他们,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许多企业甚至减少了招聘需求。对于很多人来说,毕业并不意味着一个辉煌的开始,相反,毕业就等于失业,前方并不光明。

从2009年的9月份开始至今,毕业于广州某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刘佳妮一直忙于找工作,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其中。然而却始终未找到满意的工作,她也看不到什么出路,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到底在哪里。

之前为了找到能够和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刘佳妮放弃了家人给她介绍的在本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的工作,选择自己出来找工作。在上千份简历石沉大海之后,仅有数十个企业向她抛出了橄榄枝,在这些企业中,只有一家深圳的私营企业让她觉得有一点希望。然而,要想进入这家企业,需要经过3轮培训和考试。

企业组织的培训耗去了她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连春节也只放了3天假,在别人还沉浸在节假日的愉悦气氛中时,她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备考当中。“这份工作对我很重要,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像沙漠里的骆驼,已经耗尽了储存在驼峰里的水,急于找到水源补充水分。考试之前的那几天我没日没夜地复习,终于通过了第一次考试。”说起备考的艰辛,刘佳妮依然“心有余悸”。然而接下来的考试还没有开始,她就听说了一个坏消息——这家企业的招收名额将会大幅度消减,她又开始担心“霉运”会降临到她的头上。

过度地担忧、紧张和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让刘佳妮寝食难安,她甚至后悔自己放弃了家里人给安排的工作,而选择单枪匹马在社会上闯荡了。

刘佳妮并不是个案。和她一样,千千万万在招聘会现场奔波忙碌的80后毕业生,都面临着同样棘手的难题。

早在2007年10月底教育部就曾经发布消息说,截止2007年9月1日,有351万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尽管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4万,但仍然有144万的应届高校毕业生未能如期就业。而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达到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了64万人。2009年,等待就业的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有611万,当年就业率为68%,待业人数196万。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还在攀升,成了630万。如果加上前几年没有就业的大学生,2010年人才市场上大约有1000万左右的大学生在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古代李白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到了现代,很多80后们也不得不哀叹“就业难,难于上青天”了。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许多80后毕业生们开始降低自己的就业起点。他们认为,“现在如果不找,以后也不一定能找得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脚踏实地好好努力。”先就业后择业,成为了许多80后做出的现实选择。

“如果再找不到工作,我就只能回安徽老家了。”来自安徽一个小城市的贺楠因为找工作的事已经犯愁了很长时间。由于是外地生源加上毕业于非“211”的大学,直到2010年6月15日他还没有签署就业协议。他心急如焚,家里更是觉得不可思议,认为“一个堂堂大学生怎么能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呢?”因此,或多或少地施加给他一些压力,让他心里的石头又加重了一些。而在学校里,辅导员找他谈过很多次话,催他赶紧找个单位签约,先就业再择业,因为他再不签就业协议就会影响到班里的就业率。

在这之前,贺楠面试了几十家企业,其中有国企,有外企,也有私营企业,然而几乎没有一家是双方相互满意的,“当然,看不上我的比我看不上的要多。”贺楠坦诚地说。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对专业知识的理解程度不够,对营销业务也不太了解,这些是贺楠遭到拒绝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近期对全国1044家用人单位的调查中,“缺少实习经验”以51.7%的比例排在用人单位拒绝应聘大学生的第一大原因,其次是“专业技能水平低或学习能力不强”(43.3%),第三是“专业不对口”(40.4%)。

根据国内较权威的教育咨询公司麦可思所做的《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大学生离校时掌握的能力的提高幅度低于工作要求达到的水平的升高幅度,“211”院校毕业生离校时掌握的工作能力水平为53%,非“211”本科院校为52%,高职高专为51%。

从这些数据中也不难看出,80后毕业生之所以会“就业难”,与其自身、与中国的大学教育也是不无关系的。

然而,尽管困难重重,矛盾也不少,社会上“大学生就业寒冬”也已经叫喊了好几年,可是年年“冬天”年年“过”,最后依然还是能迎来和煦的春天。实事求是地说,80后大学生想要找到一个工作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找到一个理想的、称心如意的工作。面对“一毕业就失业”的窘况,首先要做的便是调整自己的择业心态,否则,“就业难”就成了老大难。

北漂族的梦想与未来

漂,从字面上看,就是“在水面上浮动的票”。或许古代的人在造字之初就已经深刻体会了漂泊终究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最终还是要沉淀归根。

这也是北漂一族的真实写照。

“北漂”,是一个既温暖而又无比残酷的词汇。温暖的是无数个北漂人为个人的理想而努力拼搏,希望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打拼出一片天地。残酷的是这个城市所带来的非同一般的生存压力。北京是一个闪光的名词,是无数人心中的梦想圣殿。在很多北漂者的心里,北京永远是充满了成功传奇的舞台,是证明他们能力的最好舞台;北京代表着一种充满了挑战性的生活,是北漂者不愿意沉迷于安逸生活的最好出路;北京也是一个能够承担寂寞的城市,因为这里没有观众,是舒缓生存压力的出口。对他们而言,北京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还是一个温暖的心理词汇,北京是方向、目标和翅膀。

北漂一词来源于一个小故事:在水下的鱼类都有鱼鳔,通过鱼鳔鱼类才得以调节身体比重上升或者下降,唯一有一种鱼没有鱼鳔——鲨鱼,为了不让自己沉入海底,鲨鱼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游动。那些北漂族,他们就像是没有鱼鳔的鲨鱼,在北京这深不可测的大海中起起伏伏,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不沉入海底的最深处,他们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每时每刻地游动,这海上时有风浪,他们依然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即使生活漂泊不安,但这些没有“鱼鳔”的人们,依然在通过不断的努力而获取在北京的生存。他们漂泊动荡,他们不断努力,希望得到这城市的认可,最终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怀揣着美丽的梦想来到这个城市;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捧着一颗被现实摔得粉碎的心离开这个城市。北漂一族,是这个世界上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的最形象的体现,是都市背景下最具戏剧色彩的变幻人生。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归宿,北漂的人也不例外,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往往在寻找的过程中,怅然若失。

是什么让他们依然坚持了下来?是什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漂到北京?

是梦想!

不论是作家、画家、歌手、演员、IT工作者,还是那些平凡而又普通的打工者,身为北漂一族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北京寻梦,寻找个人理想和社会价值的最佳结合点。

在那些怀着明星梦漂在北京的80后年轻人心中,“北影厂”可以说是最接近梦想天堂的地方,在北影厂的门口总是有一大群人聚集着,他们等待着自己人生中的伯乐。从这群人中走出来并为大家所熟知的莫过于王宝强了。这个出生于1984年的憨厚少年,无疑是北漂一族的典型代表。他凭借着自己本色的表演打动了很多人,而他的北漂经历,也同样令人动容。

1999年,王宝强揣着家里好不容易为他凑起的几千块钱来到了北京,那个时候,他的演员梦正酣。作为一个6岁学武,在少林寺学了不少拳脚功夫的年轻人,他渴望成为像李小龙那样的“功夫之王”,然而,现实却远没有这么一帆风顺。他当过很多大牌明星的替身,当过淹没在几千人里的群众演员,还当过武打演员,拍戏的时候身上受的伤不计其数。这些伤痛还不是最苦的,在这个追梦的少年心中,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自己的生活离着梦想渐行渐远。北漂的日子里,他只能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吃最便宜的饭菜,在连武打演员都没机会做的时候,他不得不跑去当刷墙工和建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北影厂门口每天都会有人来挑演员,于是,王宝强开始起早摸黑地守候在北影厂门后,加入“等候大军”,希望能够被派到哪怕一个小小的角色。在日复一日、看不到希望的等待中,有些人绝望了、放弃了,然而他却始终坚持着。

天道酬勤,命运终于开始青睐于他。他先后参演了李扬导演的《盲井》、冯小刚导演的《天下无贼》,直到在《士兵突击》中担纲男主角,王宝强的北漂生涯变得越来越顺利。正是因为对梦想的不懈坚持,他最终获得了成功。

然而,即使北京是如此光鲜亮丽的城市,也依然会有晦暗的角落,在那里依然生活着许许多多在北京“找不到北”的北漂一族,他们中,有些人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过着朝九晚五、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只是心中早已没有了初闯北京时的激情和勇气,梦想似乎已经被枯燥的生活侵蚀得无影无踪;也有些人在经历了生活的重重磨砺之后,依然居无定所,穷困潦倒,最初的梦想在现实的冲刷之下变得支离破碎,他们的奋斗、努力与残酷的社会激烈地碰撞着,最终甘拜下风,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耗尽了所有的力量,他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独自舔伤,或者离开这里,回到二线、三线城市。

在北影厂门口还有许许多多像王宝强一样怀揣着明星梦的80后年轻人在那里日夜蹲点守候,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被某个大导演看中,从此平步青云,成为像周润发、巩俐那样的大腕。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王宝强那样幸运,生活中更多的是失意的人。北影厂承载了许多人的梦想,但是现实却是冷酷无情的,这些失意的北漂们,过着艰辛的日子,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下去。当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甚至会选择卖血来继续维系自己的梦想,女孩子们甚至靠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赚取生活费,为了梦想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

除了北影厂,还有一个北漂的中心词汇就是“中关村”,这个号称是中国“硅谷”的地方,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0后年轻人的目光。那些年轻人,把它作为一个绚丽的梦想,为目标不断地奋斗着。然而中关村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美好。随着社会的发展,软件、计算机等方面的人才逐渐出现了过剩的趋势,许许多多怀抱着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一踏入这里就体会到了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找不到工作的他们为了维持生活甚至不得不去卖盗版碟,或者靠贩卖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为生,最初的梦想和锐气被艰难的生活打磨得越来越淡薄,最终消失殆尽。

他们是漂在北京、渴望着真正融入这座城市的北漂人,他们心目中的北京,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像磁铁一般吸引着他们前去,他们本以为只要来到这里,就能够置身于光芒之中,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脉搏,可是当他们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的时候,才明白那其实不过是别人的北京,那“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无奈之痛,精神上四处漂泊、无以为家的孤寂感,是心中无法言喻的切肤之痛。

“如果说北漂是一艘船,当我们登上这艘船的同时,我们就开始了漫漫的漂泊之旅,或许是如郑和下西洋那样虽历经坎坷但满载而归,或许如同泰坦尼克那样奏出一首悲壮之曲。当我们被推上浪尖的那一刻,不必因为可以极目眺望而欢呼,当我们被抛入浪底的深渊,也不必被凶险所吓倒。因为无论如何,征途就是我们的财富,风浪就是我们的伴侣。”也许,每个人漂在北京的理由都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坚信,每一个人都是抱着理想漂在北京,每一个人都有落叶归根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耕耘着自己的无悔青春。只要还有理想,撤退与留守便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要一直坚持着理想。

蚁族的明天在哪里

在一本叫做《蚁族》的“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面世之前,“蚁族”这个名词基本上属于动物学的概念。当年轻学者廉思带领着他的团队进行了两年的社会调查之后,第一次把这个昆虫的名字冠于一个年轻群体的头上。

在《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中,是这样描述“蚁族”的: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人数众多,大多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自然村落。他们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更多的来自地方院校和民办高校;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更多的从事保险推销、广告营销、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他们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挫折感、焦虑感等心理问题较为严重。他们与外界的交往主要依靠互联网并以此宣泄情绪。他们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他们平均年龄集中在22至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

“‘天之骄子’的光环不再加诸他们头上,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他们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忽视也不应忽视的群体,他们揭示了一代人的痛苦、无奈和彷徨。”廉思曾经为蚁族的未来而深深担忧,《蚁族》揭示了“80后”最真实的生活和奋斗状态,也让我们带着全新的目光去认识“80后”的坚强与担当。

这些城市的边缘人,不仅有着蚂蚁一般群居和不被人关注的生活状态,而且有着蚂蚁一般永不言弃、勤勤恳恳的人生态度。身居繁华都市的贫困角落,并没有妨碍他们眺望并坚守自己的梦想。

“我想大家提起北京,印象中就会出现鸟巢,水立方,长城,西单,灯红酒绿,大都市。而我的记忆里只有唐家岭。”“我们只有800元的底薪,其他的都要和业务挂钩。毕业的时候,我曾经揣着创业的梦想来到北京。打拼两年了,现在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蚁族。”一组名为“蚁族女慌慌都市打拼记”的漫画道出了不少蚁族网友们的心声,辛酸的文字引发了不少蚁族们的共鸣。漫画中的这位名为“慌慌”的女主人公留着可爱的娃娃头,刚来北京的那份兴奋、购买新衣时丢失钱包的沮丧,透过“慌慌”那夸张的神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漫画作者小美来自山东潍坊,出生于1986年的她,在海淀区唐家岭的一处小公寓里创作了这组漫画。由于两个多月前失业,小美整天蜗居在与别人合租的几平方米居室里,用陪伴她的电脑和大学里买的手绘板,每天坚持不懈地创作着漫画。

其实早在2007年大四期间,她就来到了北京。大学期间,小美学的是绘画雕塑,工作也是与此有关。但是后来,整日忙着修改图稿,让她对这份工作越来越彷徨。“其实,我觉得找个工作没有那么难,难的是要找个适合自己,而且自己又喜欢的工作。”不少和小美有着同样经历的蚁族网友们都觉得小美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在那儿住了一年,挤了一年的365,运通205,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跟唐家岭能扯上关系的人,在北京太多了。”“小美的漫画,贴近生活,也能从中看到咱们80后的北漂生活的影子,在压力重重的生活中,看看这样的小漫画,心里很轻松舒服的。”

唐家岭,这个距离天安门广场20公里的地方,是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集村之一。低生活成本和便利的交通,使唐家岭成为许多大学生离开校园后的第一落脚地。来自全国各地约5万名毕业生租住于农民修建的五六层的民房中,通常来说,每层12间,每个房间将近10平方米,两三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甚至还有七八十人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的。生活垃圾随处堆放,招工启事、办证和治病广告贴满了走廊。鞋子散发出的臭味、污水与垃圾桶的味道相互渲染,使得整个楼道都散发着一股股的恶臭,就像放置了很久的泔水桶,令人喘不过气来。

推开一扇虚掩的门,这是一个8人住的合租宿舍。屋内的摆设很简单,家具除了摆有落满灰尘的饭盒的两张桌子,就只有4张上下铺了。其中的一张床上连被子都没有,只有一个睡袋,床的主人叫刘松林。

“睡袋便宜,而且很方便,晚上钻进去就行,搬家的时候也容易。”刘松林并没有把这个地方当做是自己的家。这个来自黑龙江的男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就和几位同学挤住在这里,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所以经常搬来搬去。8个人一般都不吃早餐,中午和晚上则靠五六元的外卖充饥。一份兼职工作、一间狭小的合租房、一个睡袋一张床的漂泊生活,就是他们的现实。

刘松林暂居的唐家岭只是北京众多蚁族聚居村中的一个。除此之外,二里庄小月河、东北旺等乡镇也存在多个聚居村落,而在全国范围内,类似的蚁域更是不胜枚举。

在北京二里庄租房的张晓静,已经是在这个地方有着4年“宿龄”的“老人”了。她在一家以北京本地人为主的小型私营企业里做行政助理,属于没有北京户口的少数派。刚参加工作的几个月里,她多次在电话中失声痛哭,告诉河南农村的父母想回老家,可是爸爸严厉批评她不能回去,因为在北京工作是光耀门楣的事情。支持张晓静在二里庄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她身边人的“成功案例”。

张晓静有一个室友,通过两年早出晚归的刻苦学习、马不停蹄地考证,最终顺利地进了一家待遇良好的外资企业就业。张晓静还一直对当红演员王宝强的任何新闻都保持着高度关注和传播热情,因为据说王宝强曾经和她一样,拥有相同的“二里庄小月河人”身份。她也期待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像他们一样,成为“成功”队伍中的一员。

在众多的蚁族成员中也确实有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而获得成功的典范。几年前,徐玉发还每天奔波在上下班的路上,每天精打细算着一个月一百块钱的伙食费应该怎样花才合理,后来他凭借着自己的踏实肯干赢得了一家企业老板的信赖,时至当下,虽然还不到30岁,但他已经作为这家公司的创业元老而备受大家的尊敬了。2009年他先后买了房子和私家车,结了婚,真正在北京这座城市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回忆起那段日子,徐玉发仍然感慨万千:“做蚁族确实很辛苦,但也正是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才让自己懂得了什么是坚强,现在想来仍然弥足珍贵。一时的困难并不可怕,什么都可以放下,但唯独不能丢弃的,就是希望。”

然而,这些星星点点的希望之光,相对于照亮整个蚁族的前行道路,只是杯水车薪而已。辗转谋生的80后们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还要走很长的一段道路。有专家说,80后的尴尬在于面临着一个充满欲望的世界,想有却不能拥有的窘困。当然这几乎是每一代年轻人的共同问题。有媒体将之联系到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一场人生观大讨论。当时杂志刊登了读者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信中,潘晓说:“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显然,当下的蚁族也有类似的感慨。但80后其实更为现实。年年扩招使大学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这一“去精英化的过程”早已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毕竟现实的接受要比高亢的咏叹要早得多。尽管现实如蚁,梦想成蝶,他们仍一路行色匆匆。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穷困潦倒却依然拥有激情的青春历程,他们承担着生活的苦与悲,在无处安放的青春岁月里坚韧顽强地成长,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理想。

高房价压弯了80后的脊梁

蜜蜂狂追蝴蝶,蝴蝶却不喜欢它,最后嫁给了蜗牛。蜜蜂不解地问:“它到底哪里比我好?”蝴蝶回答:“人家好歹有自己的房子,哪像你,还住在集体宿舍里。”听过这个笑话的人,大都是付之一笑,然而,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蜜蜂、蝴蝶、蜗牛之间的三角恋其实与80后的生活是何其相似。

“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房贷6000,吃穿用2500,人情往来600,交通费580,物业管理费340,手机电话费250,还有煤气水电费200……也就是说,从我醒来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这是电视剧《蜗居》中的一段经典台词,也是一个“房奴”的生活写照。然而,在这部电视剧热播的时候,身处上海的80后单身女孩朱珠一直没敢看,她说在这样的城市里买房对于自己本来就遥遥无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实现,真怕看多了这样的电视剧会让自己对生活失去信心。

朱珠在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做企宣,每月的收入大概是4000元。在许多同龄人中间,她属于比上不足不下有余的类型——跟她一起来上海闯荡的同学,现在还在一家小型私营企业里拿着每月2000元的微薄收入。

朱珠与朋友合租了一套小两居,她每月要交租金1200元,再除去伙食费、交通费、应酬交际的费用,偶尔买买衣服、生活用品等,每月收入基本所剩无几。看着身边的朋友纷纷在二、三线城市定居买房,朱珠总是会在心里矛盾一番:回到二线城市,事业发展空间变小,但生活相对轻松;留在上海的话,事业上会有更多机遇,但房价高昂,看着在上海咬紧牙关也要做房奴的朋友,朱珠打心眼里替人家觉得辛苦。

买房?租房?回到二线城市?还是继续漂在大城市打拼自己的天地?与朱珠境遇基本相同,许多80后普遍面临着这样的矛盾。日益升高的房价、沉重的生活压力,拉开了他们与房子以及稳定生活的距离。

“如果在20年前的今天,你问一个北大学子的抱负,他一定会回答你‘我将为祖国强大而奋斗终生’;如果你问10年前的北大学生,他会回答‘我将成立中国的微软公司,一定会超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今天的北大学子,其抱负却转变成为尽早拥有自己在北京的房子,这样父母来京自己就不会太囧。”这是一个题为《悲哀:房子让80后成为垮掉的一代》的帖子,再次掀起了人们关于高房价的热烈讨论。

帖子说,80后本是时代的幸运儿,但因为遭遇到了高房价,而显得生不逢时。“如果没有高房价,如果我们可以用3~5年的收入买套房,那么80后的生活将会轻松很多。但实际情况是,如今的大部分人不吃不喝需要大概15~20年的时间才能买套房。因为房子,我们害怕失业;因为房子,我们不敢创业;因为房子,我们被迫啃老;因为房子,我们不敢养育下一代。这就是作为我们社会栋梁80后们的真实写照。”帖子作者最后不无担忧地说,“当80后人人为房子奋斗终生时,这个国家只会生产房奴。”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正如一首打油诗所说,面对着日渐升温的房市,80后们开始遭遇到了人生的难题。“当我们不到结婚的年龄的时候,骑单车就能娶媳妇;当我们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没有洋房汽车娶不了媳妇;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中国老百姓习惯把房子看做“家”,没房子的人往往感觉自己是没有根的浮萍。如果没有房子,孩子将来在哪里上学?如果没有“蜗居”,如何能让父母享天伦之乐?就算负债累累,也要获得一片属于自己的屋檐。然而当越来越多的80后处在成家立业阶段,俨然成为置业主力军的时候,这一真实却又无奈的写照,又让越来越多的80后双目迷茫,望而却步……

疯狂的房价像坐上云霄飞车一样一路飙升,百姓的幸福指数也随着房价的攀高逐渐走低。直面三十而立的80后们却难以承受高房价之重。高房价正如安装了消声器的手枪一般低调谋杀了80后的美好生活。“房奴”——一个闪现着智慧光芒,也透露着辛酸的新词汇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了起来。如果说2005年中国通过“超级女声”制造了“PK”一词,那么2006年之后最流行的一词应该叫“房奴”。

根据字面来解释,房奴就是房子的奴隶,工作赚的钱不是为养老婆、孩子,而是为了养房子。面对高不可攀的房价,相对过低的产业收入,很多工薪劳动者被拴到了金融市场的战车上,成为给银行、开发商拉车的“房奴”。最初开始使用于何时已不可考,估计在2003年以后。在房价不断攀升的2005年到2006年第一季度,市场上已经无法找到中低价格的房地产,很多购房者背上了沉重的还贷负担;同时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2006年先后宣布的加息进一步加重了人们对房贷负担进一步提升的担忧。高房价和对高利率的双重担忧导致人们担心会像奴隶一样为银行工作。

在这个社会,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房的,尤其是刚刚毕业或毕业不久的80后。80后为了能够在大城市立足,心甘情愿地当起了“房奴”,靠着自己卖命打拼和父母一辈子的积蓄完成了首付,而后就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还债日子,生活状态永远是向生活消费最低点看齐。当然,同样在这个城市,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买房。但是处在奔三的年龄,面临着结婚生子等一系列人生大事,对于80后来说,房子就成了一件必需品。

当婚姻随着房价的一路攀升而开始水涨船高,“昂贵”逐渐成为了80后对婚姻新的诠释。面对着高烧不退的房价,一些80后迫不得已地将买房计划无限期推迟,“缓婚”一时成为他们面对这一切压力的上上策。80后们努力工作但仍然难以追赶房价上涨的速度,从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开始关心国家政策,试图拨开政策的迷雾,从中寻找到规避高房价风险的救命稻草。

麦田房产曾经专门为80后们算了一笔账:假设一对80后情侣,月收入共为8000元,如果要在北京望京某社区购买一套60平米左右的一居室二手房,总价约在165万,首付则需要40万左右,如果按照贷款30年来计算,月供将达到4500元。首付40万,对于绝大多数80后,这已然是个天文数字,即便有家人的资助,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也基本要花掉两代人所有积蓄,再加上月供更是花去了月收入的一半,勒紧裤腰带已经是“必须的”了。

《蜗居》中,女主角海萍的一段话道出了房奴们的心声“如果我的生活像一卷录影带一样,我要找到我22岁时的那段带子,重新播一遍。那时我就会选择和我的爱人回到老家,买一套不大的小房子,和我的孩子、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见,房奴生活将给80后造成了多大的生活压力,高房价已经压弯了80后的脊梁。

啃老,无法言说之痛

在“崛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当代,年轻的80后们原本应该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一样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而却被太多的人贴上了太多的标签,难以活出自我的真风采。在茁壮成长的少年时代,80后不得不接受“思想叛逆、个性另类、性格跋扈、娇生惯养”等评语。在初入社会的时候,80后“天之骄子”的高帽早就已经变成了“刘邦的夜壶”,根本就不值一提。在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时候,80后们为了买房又不得不搜刮父母血汗钱,像蜗牛一样做“房奴”,被人轻视。80后“粪土当年万户侯、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不得不被生活的艰难和现实的残酷所消磨,开始品尝着油米柴盐的心酸与苦楚。

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位老人,瘦骨嶙峋、步履蹒跚地背负着自己的孩子,苦不堪言。孩子的身上背满了沙袋,大沙袋上分别写着大学、就业、买房、结婚以及育子,小沙袋则不计其数。这就是正在流行的一种特殊家庭的真实写照,有人用“啃老”来形容这个群落的状态,并戏谑地称这些人为“啃老族”,嘲讽轻蔑之意不言而喻。而在“啃老族”中80后成了主力军,也因此,在世人的眼中,80后似乎就是一些不文不武的假秀才,即便读了再多书、学了再多知识,回到社会仍然是一大堆无用的包袱,仍然需要躺在父母的怀抱里终老。

“啃老族”也叫“吃老族”或“傍老族”。社会学家称之为“新失业群体”。“啃老族”在我国是个新名词,也是个舶来品。它的前身是法国的“袋鼠族”,最早出现在1998年法国的《快报》上,比喻大学毕业以后,到了就业年龄,却以薪金太少为由躲避工作,仍旧依赖父母过活的年轻人。在欧美发达国家和东方的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等地,“啃老”、“傍老”也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此类人又被冠以“NEET族”的称号。“NEET”一词(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发源自英国,专指那些在义务教育结束之后,不升学、不工作、不参加职业培训的年轻人。由此可见,“NEET”所体现的内涵就是长大不成人,仍然依赖父母生活。

2009年的就业蓝皮书《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显示,2008年的高校毕业生中,有16.51万“无工作无学业没有求职和求学行为者”,报告中称之为待定族。这里的待定族,就是“啃老族”。

我国目前的“啃老”方式主要有6类:第一类是完全依赖父母的人,这一类人由于父母长期过分关爱,不主动就业,不从事其他劳动,好吃懒做,纯粹依附于老人;第二类是高校毕业生,他们对就业岗位期望值过高,过于挑剔,最后索性不就业;第三类是频频跳槽者,这类人不停地变换工作岗位,形成习惯性跳槽,跳来跳去,最后“漂”到无事可做只能呆在家里;第四类是学历低、技能不占优势的青年人,他们只能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找岗位,但又嫌工作苦、收入低而不愿就业;第五类是在单位下岗的年轻人,总习惯用过去轻松的工作与如今紧张繁忙的工作相对比,越比越不如意,干脆不就业,而赖在家里靠父母供养;第六类是“创业幻想型”的年轻人,他们有强烈的创业愿望,但没有目标,没有项目,结果创业不成功也不愿意给别人“打工”,索性躺在家中“啃”父母。

然而,实际上大多数80后主观上并不想做“啃老族”,他们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但是,由于就业、生活压力及家庭观念等多种原因,许多80后被动陷入“啃老”的境地。

2008年毕业的陈熙荣在2009年终于如愿考上了国内一所知名大学的研究生。毕业的那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蔓延,面对着巨大的就业压力,陈熙荣选择了考研,然而,由于准备不充分,结果名落孙山。无奈之下,他开始找工作,给很多公司投了简历,也面试过很多次,然而最终却没有成功。于是,陈熙荣果断地决定:再次考研。2008年7月,毕业生纷纷离校之际,陈熙荣留在了学校,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学校里的环境,而且在学校自习室学习更有氛围。

陈熙荣在学校里和其他人合租了一间教师公寓,每月的租金是五百块钱。“其实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大部分时间都在自习室、图书馆了”。

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高校周围的房租都会大涨。很多像陈熙荣一样的“校漂”不得不从学校搬到附近的民居,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他们希望通过进一步深造提升自己的就业平台。因为没有工作,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伸手向父母寻求帮助。“房租、生活费,只能向家里要。”陈熙荣很无奈地说。“我还算好,有人考两年甚至三年,家里的负担就更大了。”

不仅如此,研究生在读的两年或三年内,相当一部分学生仍然需要父母来支付生活费。经济上迟迟不能独立让这些80后无奈“啃老”。

那毕业以后顺利就业的大学生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在“安家落户”、“结婚购房”等中国传统观念左右下,80后毕业生即使已经工作,也有很多人需要父母“输血”。刘家辉2007年毕业于济南某大学,之后在当地一家私企工作。2006年刘家辉结婚了,远在湖南农村的父母倾尽所有,为他付首付买了一套房,刘家辉夫妻俩则负责偿还每月贷款。“我毕业一年,月薪才2500元,哪里有积蓄买房!”

事实证明,像刘家辉一样买房需要父母支持的,占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焦点房地产网日前推出了一个关于年轻人买房要不要“啃老”的调查,在参加网络投票的近万人中,有7成多的投票者认为年轻人买房只能伸手找父母,不到3成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年轻人应该自力更生,不能动父母的养老钱。

一些被访者称,他们在计算自己的买房首付时,都会算上父母存折里的钱数。北京的一位刚刚买房结婚的IT白领抱怨说:“按目前北京大多数年轻人每月两三千元的平均收入水平来算,从开始工作到凑够一套房的首付,不偷不抢不卖假药不中彩票的话,至少要5年,多的10年也不夸张,等攒够首付,老婆早跑了。”

这位抱怨者的话事实上道出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买房啃老的原因。目前大部分的80后适婚青年都只有四五年的工作经历,即便在北京,大部分工龄在这个年限的,工资也就两三千元左右,加上北京很高的生活成本,准备结婚的小两口即便加上公积金也不够首付。

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啃老族”已经不是一个新鲜名词,但关于它的话题一直持续不断。“啃老族”啃掉了父母的心。一边是白发苍苍、奔波劳碌的父母,一边是赖在父母怀里不“断乳”的子女。他们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却眼睁睁地听任父母为生计而奔波。“总不能不管吧,也只能随他了……”一声长叹,几多无奈?面对父母日渐斑白的两鬓、日益苍老、不堪重负的双肩,如何“啃”得心安理得?

“啃老族”啃掉的是自己的生存能力。就业压力大,岗位不理想,不能成为“啃老族”理由。一个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人将来能干什么呢?而且,对社会就业群体的长期游离,其结果必然会使自己边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更加钝化自身的生存嗅觉,最终成为无根的浮萍。

“啃老族”啃掉的是社会的期望。它是一种社会之痛,从社会责任感而言,就业是成年人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建立个人信用的基础。在精神上无法“断奶”、经济上不能独立的人,永远无从谈起其作为“人”的社会意义,更不可能承担起推进社会发展的应尽义务。人总是要长大的,无论他情愿与否。年轻人应该学会“自我断奶”、自我生存。路,在自己脚下,“有志之人立长志,无志之人常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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