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
我的启蒙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名叫陈友兰，是一位回乡女知青。初中毕业那一年，她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上高中政审过不了，只得回乡务农。村支书见我们这个水套里的三个生产队的孩子去中心小学上学太远，且要经过一条狭长的圩坝，雷雨天很不安全，就与乡里的教育督导商量，在我们这个村的东头，一间废弃的水车棚里开办了这所学校。学校只有一间教室，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同学在一起上课。任课教师只她一位，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都由她一个人教。一年级的学生坐在前二排，二年级的坐在后面，大家交替上课，这就是所谓的复式班。
老家就在扬州城外，四面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喜欢去河里玩耍，有踩河蚌的，有摸虾的，有抠螃蟹的，有采菱角、鸡头米的，有挖塘藕的，几乎每年都有小孩溺水而亡。我小时候很顽皮，特别喜欢玩水，六岁不到就被淹过多次，有两次差一点都救不活了。我六岁那年，端午节一过，天气渐渐热了起来，母亲怕我再被水淹，连拖带拉把我揪到水车棚里，央求陈老师说：“老师啊，眼看就要发大水了，孩他爸马上要去抗排站出工，队里要麦收，把小龙放在家里，我实在不放心，能不能让他提早上学啊？”陈老师看了我一眼，面带难色地对母亲说：“素英姐，不是我不肯帮你，我这里有三十几个孩子，我要对他们负责。小龙太顽皮，一眼不见就下河玩水。你家就这么一个男孩，出了事情，我可担待不起啊！”母亲对着我的屁股狠狠地就是一巴掌：“这个讨债鬼，看你还淘不淘？一天到晚尽闯祸！”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半因为屁股疼，一半因为害怕上学被关在水车棚里憋得难受。老师见母亲一副无奈的样子，我又在一旁眼泪鼻涕地哭泣，只好勉强答应让我插班入学。
母亲离开后，陈老师为我在第一排最里面靠墙处腾出一个位置，这样我就难逃出去了。接下来的一堂课是一年级算术。陈老师在黑板上先画了几只桃子，留出一段空白，又画上几只，然后在空白处填上“+”号，让大家数一数，问总共有多少只桃子？老师的桃子画得太逼真，一下子唤醒了我肚子里的馋虫，想起学校隔壁有户人家树上结满了桃子，心里痒痒的。我慢慢地萎下身子，趁老师背对黑板写字，就从课桌底下爬了出来，一溜烟跑了。
自由的感觉真好，我径直向河边的一棵桃树奔去。这棵桃树斜着生长，根在岸上，树冠临水，结的桃子又白又大。我手攀枝条，脚踩树干，“噌噌”就像长臂猿似的很快爬到树顶，摘下桃子就啃，不小心掉落下的桃子，砸在水面上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我正吃得香，就听树下有人说话，朝下一看，陈老师和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同学正对着我指指点点。“小龙，当心点，别掉河里呀，慢点下来！”老师故作镇静地张开双手，摆出一副要怀抱我的样子。上树容易，下树难。我双手紧抱着树干，两只脚不时朝下探，一步一挪慢慢地下到地面。老师快步上前，一把将我揽在怀里说：“你这孩子，就这一会儿，怎么就逃了出来？这多危险啊，要是掉到河里可怎么办哪！”
陈老师领我回到教室门口，蹲下身对我说：“小孩吃别人家的东西要经大人同意，你这样做可不好。假如大家都像你，人家不是白种桃树了吗？”老师循循教导我，整个过程没说一个“偷”字。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课，让我懂得做人要守规矩。
我是插班生，没有课本，放学后陈老师就去供销社买回来几张白纸，裁成长条，再折叠起来，形成一个个方块，用毛笔在上面写上大字，内容几乎都是那个时代的标语、口号，譬如“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等等，给我作认字簿。我上课心不在焉，还乱搞小动作，不时像演奏手风琴似的，一会儿把方块字拉开，一会儿又合上。有一回还趁邻座女孩不注意用草绳把她的长辫子扎在凳子上，看到她站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时痛得龇牙咧嘴的，我就摆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下课后，老师给我打开方块簿，指着上面的“朋友”两个字耐心地解释给我听，告诫我说：“小男孩淘气不要紧，但不可做坏事。大家在一起读书，就是朋友，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后来我读书读到“同师曰朋，同志曰友”这段话，便想起老师当时教导我的模样。
陈老师的祖父是附近有名的私塾先生，父亲是一位农民画家，家学较深。她见我认字很快，接受知识能力强，空闲时就给我讲历史典故，有“孟母三迁”、“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曹娥救父”，等等。后来老师还专门用自来水笔给我手抄了一部《三字经》，让我在认字的过程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当时这些都属于“四旧”内容，公开场合不能教，老师就晚上到我家里来讲给我听。每次老师都装作串门子来我家。母亲把她让到里屋，点上煤油灯。她就在昏暗的灯光下给我授课。陈老师开启了我的心智，慢慢地我变安静了，再没有过去那样的调皮。母亲看了很高兴。再后来，晚上不见老师来家里，我就感觉空落落的，一听到“素英姐，我来了”的说话声，便欢天喜地上前开门。
我读二年级的那一年，“文革”蔓延到了乡下，经常见到各式各样的批斗会。在打谷场上，用门板搭起一个高台。被斗的对象头戴纸糊的高帽子，帽子的前面写着“老老实实交代”，背后写着“不许乱说乱动”，跪在高台的前面。台上主持人高呼：“不吃二茬苦，不受二茬罪！打倒地主！打倒反动派！”下面群情激愤跟着高喊，众人都用力高举拳头，一副群情激愤的样子。我有一位叫王玲的女同学，祖母是个地主婆。有一天下午放学后，王玲在回家的路上就被几个男生欺负，他们跟在她的后面起哄，一路高喊：“打倒地主小崽子！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王玲气得直哭，但毫无办法。老师走过来，先批评在场的男生，再俯下身来安慰王玲说：“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改造自己的思想。只要改造得好，照样能够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文革”闹得最凶的那一段时间，王玲每天放学都由老师一路护送回家，即使雷雨天也一样。多年以后，已经成为华为集团高级工程师的她，每次回忆起那段经历都感动得泪光点点，是老师给她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送来了温暖。
到我要升三年级的那个暑假，有一天傍晚陈老师到我家来跟母亲商量说：“你家小龙虚岁才八岁，比一般孩子入学早，这么小，每天去中心小学要赶四华里的路，来回太辛苦，碰到雨天都没法回来吃午饭，不如继续在这里上学吧，还上二年级。”我一开始不同意。老师苦口婆心劝导我：“你这不是因为学习不好才留级，没什么不光彩的。想学习，老师鼓励。以后我给你加小灶，不会耽误你。”就这样我在老师这里一连上了三年的二年级，以至于课本上的知识都被我背得滚瓜烂熟了。老师让我读小说，记得有一篇的书名为《一个苦女努力记》，还是民国时期的版本，说的是一位聪明的女佣奋发读书，最终学有所成，还获得了少东家爱情的故事。这部自传体的小说文学性并不高，但让我从中明白了学习使人进步的道理。老师还送我一本发黄的《千家诗》，每一页上半页是一幅插图，下半页是诗句，主要是唐宋时期的诗作，也有元明清的大家作品。老师先让我自己看，再定期给我辅导。我很庆幸，因为老师，我在那个特殊时期比同龄孩子接受了更多的文化滋养。
在我第二个二年级的下学期，班上有位女生的父亲在淮南煤矿出事了，她的母亲要去奔丧，留下三个孩子，生活没了着落。老师自告奋勇，主动提出照应他们，一日三餐都由她做。她还把家里的鸡杀了，带到这家来烧，为孩子们增加营养。晚上等这家孩子全部入睡后，她才摸着黑路回家。一连二十天，天天如此。农妇处理完丈夫后事回来，看到家里收拾得顺顺当当的，孩子们脸上白白胖胖的、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的，而老师原本白皙、润泽的脸庞暗淡了许多，感动得热泪盈眶，一把拉着老师的手说：“大妹子呀，这让我如何感谢你才好？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哪！”老师安慰她说：“谁家都会有个难遭个灾的，大姐要挺住，把这三个孩子培养好，才能让孩子爸在地下安心。”
到我升入三年级的那一年，老师出嫁了。她嫁到县郊的一个乡，与一位乡村医生喜结连理。夫妻俩一个给人治病，一个为社会育人，造福桑梓，相得益彰。我读五年级的那一年，有一回老师回娘家，在田埂上遇见我，一再嘱咐我说：“现在流行开卷有益，但开卷不等于抄书，一定要弄懂弄通课文，这样考出的成绩才真正反映学习情况。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有知识、懂文化的人才。白卷先生只是特例。学习不能松劲呢。”正因为有老师的提醒，在那一片“读书无用论”喧闹声中，我一直没有耽误文化课的学习。即使在评《水浒传》的那一年，我因为熟读这本书，就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农活的间隙，把梁山好汉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说到“智取生辰纲”悬念迭起；讲到“武松打虎”能把书里的每一个动词比划得准确无误。后来县里举办说《水浒传》比赛，我还获得了一等奖。县文化馆有一位老师是扬州城里下放来的评话演员，说我的评书有著名评话家王少堂的味道。他还曾想收我为徒呢。
正是因为老师的教导，又因我小学留级两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恰巧我高中毕业，几乎没费什么劲就顺利走进了大学的课堂。
老师有两个儿子，后来都学有所成。老大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工作，是我国知名的海藻研究专家，二儿子在美国读完博士后，现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执教。老师在她的长子考入大学的那一年，通过国家考试，正式由民办转为公办教师，还多次荣获“江苏省优秀初中语文教师”的称号。老师退休后做起了公益，在学校附近租了两间房子，免费办了一个作文辅导班，每季只收十几位学生，都是一些家境不好但肯学上进的孩子。
“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这让我想起自己调皮的童年。我们在季节的变换中长大，在岁月的交替中成熟、变老，是陈老师教会了我如何学习，怎样做人，我特别感激她，也很想念她。谨以此文向我的启蒙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