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伤叙事

第二节　创伤叙事

一、创伤叙事小说的特点

创伤研究已经指出了创伤与叙事之间的紧密联系。创伤是“非比寻常”“无法预测”的突发事件。面对突然发生的创伤事件，受创主体在潜意识中会形成心理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创伤体验因其突发性和残酷性无法立刻直接进入受创主体的认知领域，创伤受害者对创伤事件的回忆总是隔一段时间，而创伤事件是通过其已经造成的影响或留下的痕迹而被重新建构起来的。叙事就成为再现创伤记忆的途径之一，小说家通过再现或者表现的艺术手法，建构创伤场景使创伤者再次回到创伤发生的历史瞬间。这种对于创伤经验的重构可以帮助受害者实现潜意识转化为意识的历程，使创伤得以缓解。文学作品的叙述功能使创伤理论与文学叙事产生了联系，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媒介。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抚慰和治疗，是作家运用文学发挥治疗功能的重要途径。作家们通过作品反思灾难、肩负责任、言说痛苦，通过创伤叙事，表达人类的创伤体验和创伤后的应激反应，达到文学疗伤的目的。创伤多源于外在的伤害而留下的记忆沉积和心灵烙印，继而成为影响生命个体性格与命运的重要因素。叙述者通过创伤表现人物个体的生命体验，对伤痛事件进行多角度的叙述，在创伤叙事中确立生命的多维世界。创伤叙事源于对生命的热爱，而以抚慰人的悲剧性的生命存在为目的和使命，对于平复或拯救创伤之道的探寻具有人性叩问的终极意义。基于此，从创伤角度研究“后9·11”作品正是源于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和尊重。通过创伤叙事可以进一步理解作品在主题表达、语言特点、人物塑造、情节安排、逻辑架构等方面的特征及其意义。

因此，除了对创伤的心理分析外，作为艺术形式的文学作品的结构安排和语言特点也值得探讨。创伤事件的特点之一是难以言说，因为人类在表达如同种族灭绝一样可怕、“9·11”恐怖袭击一样悲惨的灾难时，往往不知该如何言说。尽管难于言说，语言仍然是应对创伤的最重要的方法。“创伤故事是对迟来的体验的叙事。它远非对现实的逃离，对死亡或者相关力量的逃离，而是创伤对生活的无尽影响的证明……创伤故事的核心是双重叙事，即死亡危机叙事和生存危机叙事，是人们对创伤事件无法承受的本质和经历创伤事件后的幸存无法承受的本质的双重叙述。”例如，美国作家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在1991年出版的《鼠族》(Maus，又译作《我父亲的泣血史》)这部有名的漫画作品中，讲述了他的父母从纳粹大屠杀中逃生的真实经历。作品真实地描述了这段令人震撼的悲惨历史：作者身为波兰犹太人的父母在纳粹德国统治波兰期间，遭受的非人待遇和想尽办法想要逃生的悲惨经历，揭露了纳粹大屠杀的罪行。在书中犹太人被描画成鼠，而德国人(纳粹)和波兰人则被描画成猫和猪，以动物为主角，用拟人化的手法来表现沉重历史题材。书中描述到，当阿特·斯皮特曼去看心理医生，他们谈及需要见证故事中的创伤事件。阿特·斯皮格曼在此借用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观点，认为“每个字就像是沉默和虚空的污点。”

安妮·怀特海德(Anne Whitehead)在她的《创伤小说》(Trauma Fiction，2004)中总结了创伤小说的主要特点，介绍了作为某种战后遗留出现的后现代的影响，后殖民主义和创伤叙事。创伤小说与后殖民小说相同之处在于“关注记忆恢复和对于被否认的、被压抑的和被遗忘的事情的确认。”近年来，创伤小说关注的不仅仅是在勾起痛苦回忆的创伤中讲述故事，也不再是在创伤叙事中回忆起什么，而是如何回忆和为什么回忆。这也解释了在创伤研究领域从最初的医学话语和科学话语转向文学话语研究的原因，因为在文学领域，如何回忆和为什么回忆才能够得到更好的表达。然而，在创伤小说中，传统的叙事手法并不足以表达创伤事件。创伤小说将这些传统的表现手法推到极限，并且展示了文学表达手法的特点。文学叙事可以更生动地表达创伤经历毁灭性的打击和扭曲变形的记忆。

非线性叙事是创伤叙事小说的特点之一。传统小说的叙事是遵循从开头到发展再到结局的线性顺序，而且一般故事情节总有终结性的结尾，而这正是创伤叙事中缺失的，创伤叙事“以探查和不确定的方式提出关于缺失和丧失，焦虑和创伤的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使之存在”。非线性叙事并非只是创伤叙事文学的应用手法，现当代文学中的很多小说也用这种非传统的叙事手法，但这却是创伤小说的显著特点。对于小说叙事顺序的研究，一般认为传统小说总有可循之规，即便是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样的意识流小说，叙事顺序也是根据人物的意识先后进行构写。后现代小说有打乱顺序进行构写的，名曰“扑克牌”式小说，意即将小说故事的情节打乱摊在桌面上，由读者随机抽取进行阅读，这样的小说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从而构成不同的故事，虽然表面上叙事顺序是随机的，但实际上这种模式只是由读者来决定叙事顺序而已，有规律可循。非线性结构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手法之一是应用闪回和预叙述，这就导致线性时间被打乱。创伤后紊乱综合征患者在进行叙事的时候，往往在正常的叙事顺序中突然闪回创伤场景。这种闪回没有任何征兆，甚至不取决于叙事人的主观意识，这种完全无意识的叙事顺序为整个叙事增添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在中外很多创伤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创伤后紊乱综合征患者的叙事由于精神紊乱而造成情节结构不完整或者游离于正常叙事规则之外，可能不具备所谓“故事”的基本构架，是一种独特叙事。

由于创伤性记忆不断地重现，多数人的记忆能力会受到极大损害，这主要表现为闯入性记忆和损伤性记忆。闯入性记忆表现为创伤记忆的重现，这种重现不分场合和顺序，文学小说中很早就有类似表述，如《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在经历磨难之后常会梦中惊醒，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也有类似的症状。闯入性回忆重现将直接导致叙事顺序的错乱，而且，创伤后紊乱综合征患者在叙事时所特有的闯入性回忆不仅仅是创伤当时的场景，往往还包含创伤之前对于美好往事的回忆。例如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冲进王宫质问母亲为何要背叛他的父亲时，一开始声泪俱下，厉声痛斥，突然会有闯入性回忆插进叙事当中，“哈姆雷特：‘……你那曾经和蔼可亲的一面去了哪里？’皇后：‘哦，他疯了，他疯了！’”从这里不难看出，哈姆雷特曾经遭遇过父亲骤然逝去，母亲很快改嫁的家庭灾难性的创伤，而该角色在进行文内叙事的时候，他的语言表现得语无伦次、缺乏逻辑，也充分体现了关于父王和母后的闯入性回忆。损伤性记忆是指罹患创伤后紊乱综合征的病人常出现短时间失忆，还伴有对于创伤场景进行选择性遗忘。在文学叙事当中，这种损伤性记忆常常导致故事的内容支离破碎，情节不够完整，从而达不到叙事的目的。创伤后应激紊乱综合征是指突发性、威胁性或灾难性生活事件导致个体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亲历、目击灾难的人甚至其后代都容易不同程度地患上此伤痛。美国自从越战以来，对于创伤后应激紊乱综合征的研究范围由心理学向外蔓延至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运用创伤后应激紊乱综合征理论观照、阐释和解读文学作品的论述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一股新潮流，20世纪下半叶，通过描写创伤性紊乱综合征反映人性和社会、反思文明与价值观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尤其在“9·11”事件后激增。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美国作家唐·德里罗的《坠楼者》、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等都是这个潮流中的典型作品。

此外，在“后9·11”作品中，福尔的《特别响，非常近》、麦克尤恩的《星期六》、理查德的《回声制造者》等小说中都使用多重聚焦的手法，而且各章节的聚焦点在不同聚焦者之间来回转换。一般情况下，多重聚焦点之间有着巨大的时空跳跃，尤其是在《特别响，非常近》中，碎片化的故事表述表现了创伤固有的潜在性，而且，创伤叙事往往用突然断裂似的、开放性的、没有终结性的故事结尾。此外，“重复”在语言、意象，甚至情节层面上成为创伤小说的另一个文体特征，安妮·怀特海德提及“重复”不仅仅是内在的矛盾而且也模仿了创伤受害人的反复性创伤经历。除了这些碎片化的故事情节和缺失的故事结尾，互文性也是创伤叙事小说中的重要表现。

回忆和忘记是创伤的两个重要特点，创伤叙事中表现出了在回忆过程中对于一些记忆的不确定性的基本特点。创伤人物会表现出时而忘记某些事，时而编造故事或撒谎，尽管他们并不觉察他们在撒谎。这种无意识的谎言在非虚构的小说中甚至是个问题，因为他使得历史学家怀疑目击的可靠性。不得不考虑这些目击者通常都是受创伤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不能像真实发生的那样回忆起事情，因此他们的证词是“谎言”，因为他们的大脑不能处理在创伤那一刻发生的事情。在文学叙事当中，作者/叙事者是有能力叙述经历创伤后人物的反应，但是为了达到文学作品的逼真性，一个好的作者/叙事者必须要掌握真实情况下正常人的反应，才能更好地进行叙事。创伤叙事的独特性使得记录者在做传记访谈或者历史记录时，如果受访者刚经历过重大灾难，必须根据叙事人的精神状况来对谈话内容进行猜测和揣摩，才能得到相对真实和完整的叙事内容。

二、“后9·11”小说的创伤叙事

(一)“9·11”事件作为创伤或疾病的隐喻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创伤是刺激过度，超过精神所能容忍的范围使精神无法承载刺激，无法依循“恒常原则”消除刺激，导致精神运作长期紊乱，引发持久的疾病。朱蒂斯·赫曼认为，“创伤是无力感导致的心灵痛苦”，受害者在受创伤时承受灾难的强大压力而陷于无助会产生恐惧的心灵感受，压倒正常的调适能力。由此可知创伤对于个人的影响不在于身体上的伤害而在于对创伤事件的发生没有事前心理准备，以及对于创伤事件因无法掌握与改变所产生的无力感。受创者不断地重温创伤事件，使其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作息。杰弗里·亚历山大认为：“来自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共同遭遇某些可怕的事件并因此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烙印在其族群意识之中成为永远的回忆，若是遭受创伤的群体将其遭遇的事件重新整理并加以诠释、述说、传播，形成一个集体的记忆、集体的苦难，就是集体化创伤。”

“9·11”事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导致美国集体文化创伤的事件。恐怖袭击发生的那一天，“美国的每一个人都遭受了一场在规模及创伤影响方面都史无前例的”事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或直接在纽约或间接通过媒体目睹了这场灾难，灾难的巨大破坏性引发了一种集体的心理反应即集体创伤。在任何创伤的直接后果中，大多数灾难幸存者都会经历某种形式的心理痛苦，出现幻觉重现、显著的焦虑、警醒症等创伤后应激障碍。恐怖袭击后的几天里，在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成人样本中，有44%的民众报告称，他们都经历了至少一种类型的高度压力，同时有90%的民众报告称至少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压力。这些关于创伤压力症状的发现从遭受恐怖袭击的纽约扩散到整个美国，直接导致“后9·11”时代美国集体创伤的形成。在“后9·11”时代，美国民众应对这种创伤的过程成为美利坚民族集体记忆社会灾难并唤起世代认同的过程，集体创伤也就此形成。历史文化创伤被深刻地经历，进而被想象、再现、修正与认同，重新建构共同的过去成为美国作家新的使命，他们对这种蔓延全美的集体创伤给予了充分展现。“他们的创伤记忆也会融入读者的体验之中，产生了移情效果，成为集体记忆和创伤文化的一部分。”集体创伤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于强烈震惊而导致的认知和情感上的麻痹”。这种困惑和麻痹会使经受创伤的人失语，小说对这种“碎片、零碎的无序状态”力图寻找一种声音的故事给予再现。福尔的《特别响，非常近》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丧失了言语交际能力，小说中9岁的主人公奥斯卡的爷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挚亲的经历使他越来越沉默，以至于几乎不再说话，“我并不是一直都这么沉默的……沉默像癌症一样把我压倒了。”奥斯卡的祖母也无法向别人表达自己的丧子之痛，“我所有的声音都锁在内心里了。”祖父母都经历了丧失挚爱挚亲的痛苦，彼此间却无法谈论自己的痛苦，在面对创伤时，言语似乎丢失了。奥斯卡也同样把痛苦深埋心中，从不与母亲谈及自己对在事件中丧生的父亲的感受。在琳内·沙伦·施瓦茨(Lynne Sharon Schwartz)的作品《墙上的写作》(The Writing on the Wall)中，言语丧失现象也起着独特的作用。小说女主人公是纽约市立图书馆语言学家瑞纳特，她的孪生妹妹在16岁时神秘死去，家庭的痛苦使她从此选择了沉默，选择了与人疏远，她既不与人打交道，也不会信任别人，将自己掩埋于语言研究之中，她无休止地衡量着文字的完整和纯正，以此来对抗她的实际生活。“9·11”事件的发生使她精神游离的状态受到挑战，她认定那个盯着寻人启事不说话的女孩是自己的外甥女，她那死去的孪生妹妹的女儿，11年前在一个公园里被绑架，瑞纳特从内心里并不排斥这种创伤带来的言语丧失的状况，因为只要这个女孩自己不说话否认，瑞纳特就不会再失去她。而且，“在过去的11年中瑞纳特已沉迷于她自己的沉默中，因为很多说出或听到的话都是没有意义的。”

除了言语丧失外，内疚感、失眠、压抑等也是创伤后的明显症状。《墙上的写作》中的瑞纳特一直为没能保护好妹妹及失去外甥女而内疚。尼克·麦克道尔(Nick McDonell)2005年出版的《第三个兄弟》(The Third Brother)中的主人公麦克一直对自己的弟弟里尔不满，甚至为自己幻想了一个理想中的“第三兄弟”。在“9·11”那天弟弟自杀身亡，麦克从此开始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弟弟里尔而内疚。福尔的《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奥斯卡有失眠、害怕乘坐地铁、害怕过桥等后遗症。奥斯卡还被刻画成一个罹患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AS)的孩子，AS患者执着于一种或多种特定的行为，在分辨真实与虚拟世界上有困难，并有固执、内向、羞于见人等个性。2008年出版的德里罗的小说《坠落的人》(The Falling Man)中的凯斯及他的儿子贾斯丁表现出拒绝接受现实及压抑的创伤症状。贾斯丁和他的两个朋友声称双塔“被袭击了但没有倒塌”，在他们的想象中，本·拉登或他们称之为比尔·劳顿的人，“说了飞机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们会来，因为他说了他们会来……他说了这次双塔会倒塌。”“9·11”事件之后，贾斯丁对单音节词的固执使用，过度偏食，常常和小伙伴拿着望远镜眺望远方寻找空中飞机的行为，也是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典型症状。凯斯经历了双塔的倒塌后，沉迷于扑克牌来压抑自己的记忆：“在玩牌的过程中，什么都不存在了，没有历史的闪现，也没有记忆。”可见，经历创伤的凯斯一家“无法摆脱的心理症结是事件的超现实感对日常生活的侵入与破坏。”2007年出版的杰斯·沃尔特(Jess Walter)的《归零地》(The Zero)中的主人公布莱恩·瑞弥是纽约警察，在纽约经历巨大灾难之后他自杀未果后患了“记忆缺失”(memory gap)。理查德·鲍尔斯的《回声制造者》中的主人公马克得了替身综合征，他能够辨认任何人，就是不认识自己的亲人，他的理性认知能力与情感认知能力出现了脱节。以上作品中不同人物各种各样的“疾病”是一种感染全国的跨国“疫病”，折射出事件给美国人造成的集体创伤。疾病从病理学角度来看只是单纯的机体或心理障碍，但在人类发展史上各类疾病却已被赋予它本身不具有的道德的、美学的社会文化含义，人类赋予各类疾病以各种不同的社会隐喻。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反思并批判了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中的创伤或者疾病也成为一种跨国的社会隐喻。

(二)创伤叙事的“治愈”功能

无论是根据亚里士多德论文学的“净化”功能，还是贺拉斯论文学的审美作用与认识教育作用，文学小说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文学不仅模仿或者反映现实，还“积极对现实做出回应”。小说不仅具有以上这些功能，作为一种创伤叙事，它还具有构建集体记忆及治愈集体文化创伤的功能。弗莱(Frye)在《文学与治疗》一文中指出了文学和艺术所具有的助人康复的巨大力量，并通过大量事实指出了文学的疗效。哈贝马斯(Habermas)从交往障碍方面寻找文化病态的根源，并把治愈的希望寄托于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在其中，文学家将和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医生等一样担负起共同责任。亚历山大把客观事件和其再现之间的差距称为“创伤过程”(Trauma Process)，在这里具有反思能力的能动者或创伤承载群体是至关重要的。后者能够把特定社会事件再现为创伤，并传播这些再现，创伤的文化建构就是始于这种宣称。亚历山大认为，“这是论及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是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加以补偿和重建的吁求。”可以说，很多以“9·11”事件为题材的写作就是属于这个意义上的群体宣称——叙述与吁求。

在对抗个体损害和精神绝望方面，叙事对于维系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生态平衡具有本体价值及生理兼心理调节意义的治疗作用。叙事可以使听者意识到自己潜在的欲望和直觉，叙事可能把人们带离现实，进入幻觉。受“9·11”事件影响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因此而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唯有在超现实的感觉和幻想的空间里才能有效地缓解压力、释放欲望和情感，调节身心的平衡关系。创伤叙事中对“真实”的追求，对创伤、疾病的直接裸露和展示，就是出于一种治疗目的而采用的小说策略。“9·11”叙事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小说叙事的控制，其目的是通过对创伤和疾病的再现，让读者在小说阅读中与作家、小说及支持小说生产的话语权力之间达成相同的对“创伤”的认知，通过展示、控诉、批判的一系列仪式化过程，完成对人们内心普遍恐惧、压抑的疏导，来使人们精神和心灵的伤痕淤积得到释放和治疗。“文学在医治创伤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叙事有助于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因此小说自身就是具有“治愈”功能的叙事。

此外，小说中的人物也通过其自身“讲述”与“写作”的方式治愈创伤。根据朱蒂斯·赫曼的观点，创伤复原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安全感， 第二阶段是回忆与哀悼，第三阶段是与正常生活的再度联系。而安全感的重建是通过共情、群体联系及恢复信心的途径实现的。在德里罗《坠落的人》中讲述者弗洛伦斯显然陷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的场景中，语气紧张急促，句式简单，缺少逻辑关联，时态混用。“引导创伤者恢复其叙事能力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就成为医治创伤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对凯斯的口头讲述中，弗洛伦斯慢慢理清思路，后来她在给凯斯讲述创伤经历的时候，已经能够加入分析，并且带有判断性的语言，“我就是故事”这表明她已经可以外化自己的创伤经历将创伤转化为故事并有了叙事的欲望。她对凯斯说，“你救了我的命”。正是在这种讲故事的过程中，弗洛伦斯走出创伤，从而获得活下去的勇气。通过“宣泄”讲述，可以建立叙事、自我和身份之间的联系并有助于受创者在社会环境中形成对自我和身份的认识。

写作叙述也是建立与外界联系的方式。苏珊·汉克(Suzette Henke)曾提出“写作疗法”，她认为“写作疗法是重新经历创伤的治疗方法”。写作叙述一方面可以将创伤事件组织为具有因果关系的连贯叙事与原有记忆图示相匹配，消除侵入的创伤记忆；另一方面，个体在写作时追溯自己的故事，以及在写作后重新阅读自己的书面叙述过程中，可对经历过的创伤事件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因此书写创伤给创伤幸存者提供了一个重塑自我、重构意识形态主题及重新评估过去的平台，它能够帮助创伤经历者缓解症状，最终治愈创伤。《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奥斯卡给每一个帮助过他的布莱克写了一封短信，布莱克们看了男孩的信感动无比，似乎生活又充满了力量，他得到了众人的救治同时也救治了众人，以此使自己得以治愈。《坠落的人》中的丽昂在社区养老院做义工，她引导那些罹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口头讲述自己的个人经历并让他们把经历记录下来。这些老人在写作过程中，焦虑的情绪得以舒缓而获得精神解脱。写作行为有助于幸存者宣泄自我痛苦、统整自我意识，给幸存者与其他创伤幸存者联系的机会。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关怀(Sorge)为存在的基础，失去关怀，我们的本性也因此收缩，我们失去意志的能力，也失去我们自己的本性。”小说对创伤的重现，社会对创伤承载者的关怀，都是对事件相关受创者疗伤止痛的药剂。作家们在其小说中藉由这些生命故事及创作让读者再一次经历事件，从一个局外人的角色走入历史时空，与故事一同悲，一同感受；再抽回现实世界，用冷静、客观的角度来省视“9·11”，从而对这段历史更有认同感。通过对“9·11”事件的再现，使受创者能与社会对话，藉此纾解内心的痛苦，达到复原的效果。而从文化层面上说创伤的呈现是让大众理解，悲剧的意义在增加免疫力，省思检讨可以避免悲剧的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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