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京航空学院

想考清华

我是属牛的，属牛的人都会有点儿牛脾气，但总是勤奋劳作、不畏艰辛、任劳任怨、奋力向前。我常常想，自己的天分并不很高，也不那么聪明，但笨鸟先飞，从小读书刻苦用功，所以学习成绩才比较好。在中学时期，尽管我担任过三个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社会工作比较多，但由于能够较好地处理工学矛盾，因此每年考试都排在年级前10名之内。无论在班上、在年级、在学校，都深得领导、老师和同学们喜爱，他们都称赞我是出类拔萃的。

我们农村缺电，县城里也缺电。我刚到县城里念书时用的是蜡烛，后来好一点儿，用汽灯，点亮之后发出白光，每个教室两盏，这就算很先进的了。一直到我们毕业前一年，学校才开始有了电灯。学物理时，自己就感觉到电的重要，学校用上电以后，就更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电国家就发展不起来，所以高中毕业我就想报考清华电机系，将来搞发电。有这样的愿望，班主任陈烈老师、教物理的李才昌老师都很支持，极力向我父亲推荐，鼓励我报考清华大学。父亲也很同意我报考清华大学电机系。

当然，能不能考得上清华，自己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当时高考的录取率比较高，好像80%以上是可以录取的，因为那时高中毕业学生也比较少。

有一天父亲突然找我，要我每天回家吃点儿鸡蛋、蒸肉丸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说学校有老师向他透露消息，要选我读留苏预备生。后来留苏预备班没有去成，有可能主要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但没过几天，父亲又告诉我说组织要推荐我报考北航。后来我才知道是北航的一位名叫张仲禹（即后来北航发动机系的党总支书记，是个老革命）的领导带队到我们学校招生，挑选优秀毕业生。经政审后，选定了8个学生，其中有我一个，要求我们第一志愿一定要填报北航。当时虽然是推荐保送的，但还是与其他同学一样，要到衡阳去参加全国统考，成绩太差的也不行。当时我向学校党支部书记邓国瑛提出，能不能第一志愿报清华，第二志愿报北航，他说不行。

跨进北航

北京航空学院成立于1952年，是在原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八个高校航空工程系基础上合并建立起来的，是我国培养航空航天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人才的著名高校。它拥有包括沈元、高镇同、高为炳、陆士嘉、徐华舫、宁榥、林士谔、王俊奎、王绍曾、张桂联在内的一大批著名教授，水平很高，实力雄厚，是培育中国航空航天科技人才的摇篮。

北航是国家重点高校，政审很严，有些神秘，能保送考北航，我自己当然很高兴，父母也很高兴。最后考试得多少分我不知道，反正就这么考进了北航。

1955年9月初，当我跨入北京航空学院的大门时，第一眼看到一条非常醒目的大标语——“欢迎您，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那一刻，仿佛有一股热流涌向我的全身，心里感到无比振奋和喜悦。

当年能考入北航学习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北航不仅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要求很高，而且政治条件要求也很严格。学习再好，如果政审不合格，也进不了北航。所以，能被北航录取，我感到是党对自己的信任，内心十分激动、骄傲和自豪，有一种无以名状的优越感。

祁阳中学有8位同学考入北航学习，除我之外，还有何祥铁、许岐山、于福星、蒋崇寅、雷荣钧、邓家斌和雷久章同学，以及后来从留苏预备班转入的何正楚同学。因我在祁阳中学曾经当过学生会主席，自然成为大家的一个中心，每逢节假日经常相约聚会，我们就一起到颐和园、北海、香山去玩。那时不管到天安门、到香山都是步行去。北航位于北京西郊，坐公共汽车一是太挤，二是没钱，虽然票价便宜，也舍不得花钱乘车，当然主要还是仗着我们血气方刚，年轻力壮。

与北航百岁老校长武光先生在一起

刚进北航，印象最深的就是参加国庆游行和狂欢。

那时每年两次，一次“五一”，一次“十一”，白天有天安门前的阅兵、游行，晚上有天安门广场的狂欢。我们是9月份进校的，高年级同学负责组织。到三年级后，有些同学就不争着要去了。为什么呢？一是要把名额让给一、二年级同学；二是实在太累了。每次游行的头天晚上要步行到天安门附近的一所中学集结，天未亮就要排队，等到10点才开始阅兵和游行。中午回到中学休息、午餐，晚上再参加狂欢，一直持续到半夜才能步行回学校。

1955年10月1日，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通过天安门时，仰望城楼上的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情无比激动，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眼里含着泪花，发自内心地同大家一起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晚上又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狂欢、看烟火，真可以说是“心潮澎湃，心花怒放”。自己从一个小县城来到首都北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宏伟壮观的场面，感到非常震撼！当时曾想过，将来工作后如果有机会把父母接来看一看，那该有多好啊！那时没有电视转播，他们在湖南根本看不到北京那种鼓舞人心的场面。我心情非常激动，思绪万千，对国家的繁荣富强信心百倍，也充满着种种幻想和期待。

与陈懋章院士在北航实验室

后来学校分专业，将我分配到发动机系设计专业，从此与航空发动机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不存在你想选择什么专业的问题，填表的时候，只写上“服从分配”四个字就行了。我们是在毛主席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我是共青团员，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那时对航空发动机真的不了解，领导安排了，我就老老实实地学好发动机，将来为之付出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结果一干就是50多年！

我搞了一辈子航空发动机，老实说并不是自己从小就立志“航空报国”，爱好航空发动机，当时我确实没有这个想法。那时候自己一心想搞发电，想为国家电气化、工业化建设出点力。我之对于航空，特别是对于航空发动机，可以说是“先结婚、后恋爱”，但爱得很深沉、很迷恋，从来没有后悔过！

班上的总干事

发动机专业一个年级分为两个大班——前大班、后大班。前大班学设计，后大班学工艺。每个大班又分为几个小班。我分到了前大班的5305班。

第一次开全班会议，由班主任老师宣布班干部，一个小班有三个干部——团支部书记、班长、总干事。团支部下有团小组，负责领导团组织活动。团支部书记是魏昭光同学，他父亲当年是傅作义的部下，对北平和平解放有功，后来因病到了香港。魏昭光现在深圳市工作，为某企业老总，我们两人关系挺好。班长是刘春义同学，负责领导几位学习小组长和课代表。后来他担任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所所长，以学发动机的出身来领导飞机设计，一时传为佳话。

老师宣布我担任总干事，负责班上同学们的生活。我领导三个干部，即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和生活委员，都是为同学服务的。他们分工明确，其中生活委员负责组织打扫卫生、检查、评比。很多同学把我这个总干事戏称为“后勤部长”，当时北航的班干部设置就是这么一个体系。

我们整个前大班设一个党支部，小班没有党支部。大班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徐才通同志，他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工作，当过世界著名学者吴仲华先生的学术秘书。

当时北航为五年学制，前两年主要学基础课，前、后大班不分专业，在一起上大课。那时专业课程也就是活塞式和喷气式发动机两大类。

系学生会文化部长

到三年级下学期，我当选为系学生会干部，小班的总干事就不当了。当时系学生会主席叫张津，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女同学，比我高两届，我就叫她师姐，她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当了教授，在发动机行业内很有名气，现已退休。

我在系学生会第一个学期当生活部长，领导各小班的总干事，主要组织全系同学生活、福利和卫生方面的一些活动。第二年改任文化部长，负责活跃同学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北航特点是男生多，女生少，个别班上清一色的“光棍儿”。有些同学议论，女同学太少了，将来找对象都难啦！那时候北航管理很严，不允许在校学生谈恋爱，但周末在一起跳交谊舞还是比较普遍的，许多系在周六、日晚上借用大食堂组织舞会，邀请老师、同学参加。

在三系党总支书记张仲禹领导下，发动机系的体育活动非常出色，好几届校运动会上得第一，拿过不少冠军，如许立芳同学的100米短跑成绩达到10.7秒，保持北航最高纪录长达20年。但文艺方面偏于保守，有一次系学生会开会讨论，有人提出，为了活跃业余文化生活，促进大家交流，希望我们系里多举办些舞会，也可跟北京医学院（简称北医）搞点儿联欢，并决定由我这个文化部长负责组织。

尽管中学时期我男扮女装扭过秧歌，但从来没有和女同学跳过交谊舞。中学时我会吹笛子，参加过文艺晚会的伴奏，到北航后还报名参加过军乐队，吹背在背上的低音号，后来因为家中老人不同意，说对肺部有影响，就退出了，索性连笛子也不吹了。我这个人很保守，交际舞始终没有学会，也很少去舞厅看热闹。

2010年10月，北航60届毕业老同学合影
（左起：杨永昌、曹志稳、杨思霜、吴正熙、刘大响）

我将组织发动机系的“交谊舞会”一事交给一位副部长来主持，并找了几位文艺骨干分子参加，出海报，找场地，给北医发邀请信。以后搞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舞会，声势虽不算很大，但来的人还真不少。作为文化部长，出于职责，我不得不去看看，帮助张罗，有时也参加乐队打打鼓。但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就不得而知了。

那时北航还搞文艺比赛，每个系都要出节目。我找来一些人当编导、选演员，组织演出。为了编好、演好节目，还带他们下农村去体验生活。效果不错，当年我们发动机系，体育在全校第一，文艺比赛获得了第二名。

与北航陈大光教授在九寨沟

差一点儿掉进河里

1958年初，北京开始建设十三陵水库，各高校学生分批去参加义务劳动。

因为我是班上的总干事，管生活，所以我要先去号房子。十三陵水库工地离北航挺远，是坐汽车去的。当时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回来的时候，也许有点心血来潮吧，就借了马云凤同学的一辆自行车。马云凤是干部子弟，当过党支部副书记，自行车骑得很快、也很灵活，有人说他可以背过身子倒着骑。

结果骑车回校的路上出了洋相，我差一点儿掉进河里。

我事先并不知道，马云凤的自行车没有闸。路上遇到一座桥，上桥的时候，我推着走，下桥时就骑上去，因为是下坡，想快速放下去“过把瘾”，结果越骑越快，突然有一辆卡车迎面开过来，靠得很近，我想刹车，这时才发现车闸失灵，刹不住了。情急之下，我就用脚踩住自行车的前轱辘，速度虽然降低一点儿，但失去了平衡，一下子就歪倒在栏杆上。想起来真有点儿后怕，如果没那个栏杆我就掉到河里去了。那个桥很高，我又不会游泳，真要是摔下去，不摔死也可能会被淹死。

这件事对我的教训非常深刻，自那以后我就不敢再干太冒险的事儿了。

回学校后我找马云凤“算账”：“怎么搞的？你这个车连个闸都没有，害得我差一点儿掉进河里。”他说：“我骑车是从来不要闸的。”我说：“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他说：“你也没问我呀！”就这样，我们进行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对话，最后四目相对而笑。

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

十三陵水库工地义务劳动，10天一期。去之前开了各班总干事会。总干事去号房子，就是把去的同学分到老乡家里住，睡火炕。火炕中间很热，大家都不愿意睡在那个位置。我是总干事，要起带头作用，就主动说我就睡这儿吧。那些天确实自己被烤得一点儿都没有睡好觉。

十三陵水库劳动很艰苦。去了之后，工地领导跟我们讲，某大学有个学生，因为晚上吃包子撑破了胃，被送往医院治疗。领导以此作为典型例子，教育大家不要再出类似的事儿。整个劳动期间，我们早餐吃得比较简单，中午送一些咸萝卜、窝窝头到工地。那时是初春季节，天气仍很冷，窝窝头都冻得很硬，难以下咽，大家都是随便啃两口就算了，吃得较少。晚上回来改善生活，吃的是包子、饺子、蛋炒饭，还有土豆炖牛肉，不定量，敞开吃。那是1958年以前的事儿，当时物资供应还比较好，所以领导提醒同学们，别把胃吃坏了。

我这个总干事管的就是住房、安排上工，谁有了病就照顾一下。我们的任务是挖土、挑土，往大坝上垒。夯实、压实是专业工程队的事儿。后来看到报道，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和少奇同志，这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去劳动了，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那年天气很冷，我的手都冻裂了。南方来的同学中，手脚冻伤的很多。学校里有暖气，十三陵工地那边就没暖气了，北风一吹，地冻得很结实，一镐刨下去，只见一个小白点儿，但刨不动也得刨。我是总干事，必须带头干，最后双手都磨出了血泡，回校后得到了系里的表扬。

进了保密专业班

四年级的时候，北航成立了33A专业。当时北航新增两个绝密专业，一个是火箭专业，叫六系，在学校东南角专门建了一栋六系楼。我们叫33A专业，只一个小班，学冲压发动机，也属于绝密专业，把我选上了，看来学校领导对我是很信任的。

这个班主要由调干班的学生组成，有30来个同学。调干生基础相对较差，不少是从速成中学毕业后送到北航的，当然其中也有学得好的。学校从成绩较好的学生中挑了十几人与他们一起学习，显然是要在学习方面帮一帮他们。一共30多人组成了一个特别班。我担任班团支部书记。班上单独成立了党支部，曹楷同学当书记，毕业后他先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当教师，后调到沈阳606所工作，当过研究室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现已退休。

当时曹楷同学找我商量，要在班里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那时候讲政治，要保证全班同学顺利毕业。由我们团支部负责组织这一活动，分别结成“对子”。班上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大家很团结，互相帮助，心情舒畅。党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是帮助两个同学，一个是袁三民，还有一个是曹志稳。

北航毕业前的个人照（1960年5月）

袁三民同学为人正直。据说他当过林彪的警卫员，立过战功。到学校来之前，已享受部队连级干部待遇，带工资上学，而且组织上把他夫人调到了北航。我与袁三民两人课桌紧挨着，我经常帮助他，不懂的地方就给他讲一讲，一起讨论，直到他搞懂为止。其实这种方式也是我复习功课和深化学习的过程，应该说起到了互相帮助的作用。毕业前，他不幸得了黄疸型肝炎，因医治无效去世，实在太可惜了。后来，学校把我们几个跟袁三民接触最密切的同学都拉到医院去抽血化验，怕我们受到传染。我跟曹楷同学首当其冲，所幸两人都平安无事。

曹志稳同学政治上强，为人和蔼可亲，学习也很棒。他的夫人薛医生与我在祁阳同一所小学读过书，是同乡加校友，她被调进北航校医院工作。曹志稳毕业后分配到航天五院31所工作，后来调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当处长，之后又调到国家监察部任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办公室副主任。他曾邀我有事可到中南海去找他，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由于怕给我们双方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而，他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我没去找过他。但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密切，现在联系还很多。

我们班上这些调干的老同学都是好样的，有些人虽然基础差一点儿，学习有点儿吃力，但都非常认真，刻苦用功。

除曹楷、曹志稳、袁三民之外，杨思霜同学对我帮助也很大，他经常主动约我谈心，交流思想，帮我进步，毕业后，他分到西安430厂工作，当过吴大观同志的助手，后担任工厂设计所的试验研究室主任；唐瑞成同学原则性强，严格要求自己，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毕业后留校当教师，担任过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北航印刷厂厂长，后因患癌症英年早逝；王润宗同学，童工出身，踏实苦干，后来与我一起在624所山沟里搞高空台建设，是11室“八大金刚”之一，当过机动处处长和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默默无闻一辈子，为高空台和624所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