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杨译鲁迅小说的译介研究
鲁迅一生共创作三十四篇小说，其中三十三篇分别收入《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集子，外加1911年创作的一篇文言小说《怀旧》。[1]早在鲁迅生前，其小说就已经译成英、法、俄、日等各国文字推向世界。[2]长期以来，鲁迅一直是西方学界译介和研究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Chan，1975:268），西方学界对鲁迅作品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小说，其杂文和诗歌并未引起太多关注[3]。就英语世界而言，截至2009年蓝诗玲译本的出版，已经出现十几种鲁迅小说英译本。
2.1.1 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概貌
据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最早的鲁迅小说英译本是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的《阿Q正传》（The True Story of Ah Q），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4]。此后，英国人米尔斯（E.H.F.Mills）[5]根据敬隐渔的法文本《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作家作品选》（Anthologie des conteurs chinois moderns，1929）转译了《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The Tragedy of Ah Qui and Other Modern Chinese Stories）；尹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编辑的《草鞋脚》（Straw Sandals: Chinese Short Stories 1918-1933，1974）收录肯尼迪（George A.Kennedy）译的鲁迅小说五篇[6]；斯诺（Edger Snow）与姚克合作翻译的鲁迅作品七篇，其中小说五篇，收入1936年斯诺主编的《活的中国》（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7]；1941年王际真（Chi-chen Wang）把自己翻译的11篇鲁迅小说结集出版《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Ah Q and Others—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8]，这是鲁迅译作首次以专集的形式出版。之后，王际真又译了《端午节》和《示众》，收入《当代中国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9]。1941年上海中英出版社出版顾宗沂等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选》（英汉对照本）（Short Stories by Lu Hsin），收入鲁迅八个短篇小说。[10]
除了以上几位译者，林疑今、林玉霖、柳无垢、陈立民等也曾致力于鲁迅小说的英译。作为鲁迅小说译介的先驱，他们为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做出了开创性工作。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鲁迅小说的外译相对比较凌乱而无系统性组织，多数译者均凭自己兴趣和偏好进行零星翻译，即使是贡献最大和译作数量最多的王际真，也未能完成全部鲁迅小说的英译工作。
鲁迅小说的全译时代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从1953年开始至1980年代初，在外文局的组织之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陆续翻译出版除《怀旧》之外的所有鲁迅小说。1953年杨戴夫妇的《阿Q正传》（The True Story of Ah Q）由外文社出版发行，紧接着，1954年推出《鲁迅小说选》，共收录十三篇小说外加《呐喊》自序。由国家层面赞助的文学外译活动表现出相比以往更高的系统性和效率，[11]两年之后，1956至1960年推出《鲁迅作品选》，第一卷主要为小说，该选集在1954年版本基础上，又增加五篇[12]；1961年《故事新编》（Old Tales Retold）出版；1981年推出《呐喊》（Call to Arms）和《彷徨》（Wandering），至此杨戴夫妇完成了除《怀旧》之外的全部鲁迅小说的英译。在此期间，杨译鲁迅小说曾以各种单行本和合集的形式在海内外不同出版社再版重印，影响深远。
除了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美国汉学家莱尔和英国汉学家蓝诗玲也对鲁迅小说英译做出了重大贡献。1990年莱尔的《狂人日记和其他小说》（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呐喊》和《彷徨》中的所有小说，外加《怀旧》，共26篇。相对杨戴使用的英式英语，莱尔采用美式英语，以满足美国读者的阅读需求。2009年蓝诗玲的《鲁迅小说全集》（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并列入企鹅经典丛书，隆重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推荐，蓝译本收录《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以及《怀旧》在内的所有小说共34篇，是目前鲁迅小说最全的英译本。综上所述，就鲁迅小说的外译者而言，译介最全面、影响最大的是杨戴夫妇、莱尔和蓝诗玲。
据上所知，中国本土译者和海外华人译者在鲁迅小说的外译过程中发挥突出的重要作用，如最早的梁社乾、敬隐渔等，其开创之功劳不可没。1930至1940年代的王际真大量译介并在美国汉学重镇哥伦比亚大学讲授鲁迅小说，为鲁迅及其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后续传播、接受开辟全新境地，并打下坚固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从1950年代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历时三十多年不遗余力的译介，最终翻译完成了除《怀旧》之外的全部鲁迅小说、三卷本的鲁迅杂文、散文集《朝花夕拾》、诗集《野草》以及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在所有以上译作中，杨戴夫妇在鲁迅小说译介方面着力最多、影响最大，一直是众多英美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教科书以及学者的研究素材。
2.1.2 杨译鲁迅小说：原语系统发起的政治行为
翻译绝非单纯涉及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翻译具有形塑、维持、抵抗和挑战特定意识形态的功能，翻译也不可避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在此意义上，翻译可被视作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勒菲弗尔（Lefevere，2004）较早把“意识形态”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用以解释翻译中的权力关系以及对文学系统的影响。之后，翻译中的“权力”问题引发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韦努蒂（Venuti，1992）、谢菲茨（Cheyfitz，1991）和尼南贾纳（Niranjana，1992）等主要从后殖民视角探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宗主国语言与殖民地语言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以及翻译作为殖民者的工具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殖民者通过翻译建构出“东方”形象。加拿大翻译理论家西蒙（Simon，1996）和费拉德（Flotow，1997）等从性别视角探讨翻译问题，通过重构女性性别为翻译正名，把翻译实践视作政治活动。2002年根茨勒（Edwin Gentzler）和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共同编辑的《翻译与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一书中提出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Power Turn），作为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的新方向（2002：xvi）。根茨勒强调翻译研究中权力关系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文化的发展（2002:197）。铁木志科（Tymoczko，2004）广泛考察爱尔兰民族史诗《库丘林》的早期英译过程，指出译者通过不断翻译和改写爱尔兰民族文学遗产来表达对英国殖民主义和文化压迫的反抗，在爱尔兰反抗英格兰的争斗中起到过鼓舞士气的作用。
就中国的翻译实践而言，翻译同样与国家政策、组织机构的宗旨以及个体意图密不可分。从古代的佛经翻译开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力支持译经活动，很多并非出于个人信仰，而是想利用佛教麻痹百姓，巩固统治。到了近代为救亡图存、开启民智，严复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学书籍，而林纾则选择翻译西方小说来教化民众。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茅盾等人倡导译介东欧等弱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旨在激发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和争取独立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当时“冷战”思维的影响，文学生产主要“服务于现实政治、配合国家意识形态”（朱栋霖等，2007:1）成为建国之后的一大特色。对于文学生产的政治定位既适用于文学创作，也影响到文学翻译活动。建国后“十七年”间，由于在政治上与苏联亲近，这一时期译介的作品主要来自前苏联和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对于文学生产的政治定位也适用于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文学外译同样要求服务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被视作一种政治行为。
“二战”之后，形成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引发巨大恐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新中国视作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奉行遏制战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堵和封锁，并利用各种媒体对其展开歪曲性甚至是非颠倒的报道[13]。同时，美国以香港和台湾作为遏制新中国的前沿哨所。美国新闻处（USIS-Hong Kong）在香港设立出版社，大量出版发行“反共小说”以及各种反共内容的报告文学等，资助名家翻译美国文学作品，宣扬美国文化和价值观。[14]在台湾援助国民党政府，竭力提高台湾的国际声望，试图将台湾包装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和合法代表，否定新中国的合法性[15]。
面临如此恶劣的国际局势，中国政府迫切需要主动发声向世界宣传报道中国，介绍新中国的真实现状和所取得的成就，争取国际舆论，进而塑造新中国的正面国家形象。于是1949年10月建国的同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主管对外宣传和报道，1952年改为外文出版社，由中宣部直接领导，专门从事外文书刊的编译工作[16]。作为服务国家对外宣传的机构，外文社是“为编译出版我国对外宣传之外文书刊的统一的事业机构”（周东元，亓文公，1999:46），其首要任务是“广泛地并多方面地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戴延年，陈日浓，1999a：24）。出版的刊物和图书均要求严格服务于国家的统一对外宣传方针，尤其重视政治效果，因此，外文社的外文图书和期刊[17]曾一度被视作进行国际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在国际思想战线上作战的兵种之一（周东元，亓文公，1999:352）。[18]
外文社很早就意识到文学作品发挥着对外塑造国家正面形象的重要功能，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最能体现对文学外译的政治定位。195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在对《中国文学》编辑部的讲话中指出，文学作品外译的选材要以艺术为主，“艺术是高明的政治，是最强的意识形态”，要用艺术性浓的作品来宣扬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艺术性愈浓，愈能达到政治目的；艺术性愈低，愈不能达到政治目的。”（周东元，亓文公，1999:160-165）1962年陈毅在《中国文学》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文学作品是一种“迂回战术”，通过形象化的方法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周东元，亓文公，1999:310-323）由此可见，建国之后国家赞助的文学外译活动被视作一种政治行为。这种政治定位决定了译介选材主要以现当代作品为主，通过译介现当代的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来“反修”，对于古典作品要选译些有“人民性、民族形式和革命意识的东西”（周东元，亓文公，1999:310-323），改变国外读者因长期反动宣传造成的对中国人民形象的歪曲观念，增进他们对中国丰富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认识。（周东元，亓文公，1999:109）
建国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通过重估遗产以及重构文学经典来创建文学新格局和新秩序，这关涉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以及当代文学创作如何借鉴和吸收文化遗产的问题，通过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选集的出版，基本确立了现代文学经典“鲁郭茅巴老曹”的格局。这一格局的正式确立，为文学外译活动的选材提供重要依据，在所有现代作家中，以上几位经典作家在建国后文学外译活动中被译介数量最多。与其他现当代作家相比，鲁迅无疑是被外译最多的作家。据统计，《中国文学》从创刊到1984年为止，共刊载鲁迅杂文、小说等译作115篇（林文艺，2014:137）。此外，鲁迅译作还以单行本形式在外文社多次再版重印。选择大量对外译介鲁迅有多方面的因素：
（1）鲁迅的经典地位。鲁迅是公认的最伟大的现代作家，新文化运动的余热之后，1918年鲁迅第一部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随之引起巨大震撼，1921年《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更是引发巨大轰动，这两部小说的正式发表基本奠定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早在1930年代鲁迅就进入文学史著作，[19]并且出现系统的鲁迅研究专著，[20]鲁迅作品被译成外语并获得世界性声誉。1936年鲁迅逝世后，毛泽东给予他极高评价，称鲁迅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21]。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棋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1991a：698）毛泽东的评价把对鲁迅的认识提高到最高境界，充分肯定其价值和崇高地位。鉴于毛泽东的权威和地位，他对鲁迅的评价成为之后鲁迅研究的根本宗旨和标杆指向，并且“在相当一段历史时间之内，左右了现代文学研究者阐释和理解鲁迅的基本思路。”（段从学，2008:39）[22]
新中国成立之后，鲁迅及其作品得到国家的大力推崇。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从私营书店收回鲁迅著作版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设立“鲁迅著作编辑室”，由社长冯雪峰任总编辑，对鲁迅作品进行编辑、注释和校订工作，1956至1958年推出10卷本《鲁迅全集》。1950年代后，国内引发“鲁迅热潮”，各大学图书馆和中文系纷纷开辟“鲁迅专柜”为师生提供查阅和研究之便，各种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其次，鲁迅及其作品一直是建国之后各种现代文学史教材书写的重中之重，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7）一直到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毛泽东对于鲁迅的定性评价遍及每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既是对过去文学遗产的总结，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凸显或压抑的对象，又同当代意识形态彼此呼应、相互缠绕。（戴燕，2002:9）换言之，文学史的书写实质上是一种知识的控制和话语权的争夺，是一个不断遴选、建构和重构的过程。作为国家控制的一部分，文学史的书写决定一国的文学经典，1949年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迅的书写进一步强化了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经典作家的地位。最后，文学选集的编撰也是确立新文学秩序的重要途径之一。1951至1952年开明出版社推出由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共收录“五四”以来的22位作家的选集，该丛书分两辑出版，被誉为“新文学的里程碑”。另外，从1952至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现代作家选集”，有计划地出版现代作家选集，以全面展示“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面貌。这两个出版计划都给予鲁迅突出地位，其作品出版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
外文社的文学外译活动是由原语系统发起，旨在对外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让世界了解中国，树立新中国的正面形象，其翻译选材倾向于遵照原语系统的文学规范。鉴于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外文社最初设想的把一百部现代文学作品译成英语的计划就是从鲁迅开始的。从外文社早期推出的译作看，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均有单行本发行，而且在装帧上体例统一，体现当时国家赞助层面译介计划的系统性和组织性。在推出的现代名家中除了鲁迅作品外，还有郭沫若的《屈原》和《女神》；茅盾的《春蚕集》和《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日出》和《雷雨》等。总体看，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均有译介，但在这些作家中，唯有鲁迅的译介种类最为全面，除了小说还有杂文、散文、诗歌、文学史著作等，同时出版四卷本的作品选集，无论在译介数量还是译作影响上，其他现代作家都难以望其项背。
（2）译者的真心热爱。杨宪益年少时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对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学则抱有怀疑态度，但周氏兄弟的作品却是唯一的例外，杨宪益的情有独钟是因为其“思想内容以及简洁、明晰的语言”（杨宪益，2010:14）。鲁迅一直都是杨宪益最喜欢的现代作家，早在1940年回国后不久，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杨戴夫妇就已经着手合作翻译鲁迅作品。正值抗日战争末期，虽有外敌于外，但国民党政府却消极抗战，内部腐败横行，这与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气象形成鲜明对比。杨戴夫妇痛惜国家民族之多蹇命运，非常欣赏鲁迅通过犀利的文笔揭露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欣赏之余就尝试一起翻译《阿Q正传》和《野草》。通过这种合作方式戴乃迭的汉语得到很大提升，这更加助长了他们以后合作翻译的热情。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气象也激起他们由来已久的民族情怀，1952年调入外文出版社，早年翻译的《阿Q正传》付梓出版。自此之后，按照外文社的译介计划，他们正式开始了翻译鲁迅作品的生涯，选材从小说到杂文、散文、诗歌到学术著作等无一不至。总之，鲁迅作品的英译是杨戴夫妇漫长翻译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杨宪益晚年回忆中经常感叹自己为很多不值得翻译的东西浪费大量时间，但唯独对于鲁迅作品情有独钟，从未听到过他有任何怨言。据澳大利亚学者寇志明（2007:78）的回忆，2005年寇志明到杨宪益家中拜访，当时曾询问过他最喜欢翻译的是什么作品，杨宪益马上回答“鲁迅”，后又加上“宋代和明代的故事”，即：《三言》《二拍》的话本。杨宪益（2010:211）在回忆录中也曾深情写道：“我的译作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可能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鲁迅的四卷本选集。”现任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与杨宪益有多年交往，他在杨宪益去世后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指出，杨戴夫妇翻译的四卷本《鲁迅作品选》为他们带来的国际声誉不比英译《红楼梦》小，但国内报纸等媒体在悼念杨宪益的文章中几乎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只字不提翻译鲁迅作品的功劳，黄乔生对此种挂一漏万的做法颇有微词。黄文指出杨宪益非常关心鲁迅研究，每次与之见面，都关心地问起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此外，黄乔生直言鲁迅作品对杨宪益影响很大，杨宪益撰写的英文自传2001年推出中文版时命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该译名就取自鲁迅作品中诗句。杨宪益诗集中不断见到或化用诗句，或步鲁迅诗韵的作品。（黄乔生，2010:15）由此可见杨宪益对鲁迅作品的热爱以及鲁迅著作的翻译在杨宪益心目中所占的比重之大。
（3）原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鲁迅是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转型期的一位开拓者，鲁迅小说作为新文学的杰出代表，其“新”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上和形式上的变化，同时也体现在内容的变化上。即使对鲁迅作品有颇多微词的夏志清，[23]在其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也指出收入《呐喊》和《彷徨》中的多数小说，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离婚》等作品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也使鲁迅的声望高于同期的小说家。虽然这些故事主要描写一个过渡时期的农村或小镇的生活，他们却有足够的感人力量和色彩去吸引后世读者的兴趣。（夏志清，2014:36）著名汉学家韩南指出，“比起别的作家来，鲁迅的每一篇小说更是一种技巧上的大胆创举，一种力求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的尝试”（哈南，1981:293）。[24]韩南认为正是由于鲁迅对技巧始终如一的关注，尽管其小说数量极少，但却成为“近代中国文学里表现力最强的艺术品”（哈南，1981:293）。
自然，鲁迅小说的艺术性不是其被译介的唯一原因，起决定因素的是鲁迅及其小说的思想性和战斗性。“鲁迅，从他创作开始起，就是以战斗姿态出现的，他一面揭发着社会丑恶的一面，一面也表现了他的改革愿望和战斗热情。在这二者的统一上，不只他作品的艺术水平高出了当时的作家，就是在思想性的强度上也远远地走在了当时的前面。当作文化革命的旗帜，三十年来多少进步的作家就是追从着他的足迹前进的。”（王瑶，1953:87）鲁迅的小说收入《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每部集子分别反映了鲁迅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的认识，是鲁迅个人心路历程的反映。《呐喊》创作于五四的高潮期，正是“文学革命的实绩”，“充满了反封建的战斗热情”。（王瑶，1953:98）而创作《彷徨》时，“看见许多战友的中途变节，心境是凄凉的，《彷徨》中不免带点感伤的色彩，热情也较《呐喊》减退了些。”但是，“当他默感到革命的潜力和接触到青年的热情的时候，他的战斗是极其尖锐的”。（王瑶，1953:84）《故事新编》则被认为是借“历史小说”的形式来讽刺当时黑暗社会[25]。
显然，为塑造“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形象，外文社对于鲁迅小说的外译在篇目选择上有所侧重，对于反封建、反礼教的作品评价最高，其次是强调群众的反抗和革命意识的，最后是对于知识分子弱点批判的。不符合此分类标准的作品则被有意忽略，如《呐喊》中的《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主要是日常生活中不足道的小事，其思想内涵和意义不能和《呐喊》中的其他作品相比，故未收入《鲁迅小说选》。《故事新编》被视作借古讽今之作，旨在攻击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以及赞美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形象以及战斗精神[26]。因此，1961年外文社将《故事新编》中收录的八篇小说全部译出，并以单行本出版，而另外两部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迟至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之际才由杨戴夫妇全部译出，并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另外，外文社还通过添加“出版说明”（Publisher's Note）以及“序跋”等副文本突出鲁迅作为“革命家”形象[27]，刻意凸显鲁迅小说中革命性和战斗性的一面[28]。由此可见，建国之后，鲁迅更多的是被定位为“革命家”而非“文学家”，这一身份定位是其作品得以大量译介的主要原因。鲁迅小说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以及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直接决定它是国家赞助和译介的首要选择，当然，也不可忽视其艺术性同样是吸引译者的重要因素。
概而言之，建国后国家赞助的对外译介首选鲁迅并非偶然或随即而生，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新文学家，鲁迅很自然成为外文社列入外译名单的第一位现代作家。与此同时，杨戴夫妇出于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真心喜爱，在40年代就译出《阿Q正传》。原作和译者的强烈契合使得两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匹配融合成为必然的选择，此时国家层面的介入正是催化这种化学反应的最佳介质，自此之后，鲁迅作品的译介就不再单纯是杨戴的个人闲暇之余的乐事或例行公事的工作，转而成为其直接或间接的赞助人的一种委托翻译，鲁迅作品的选择也不再完全由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作为译者的杨戴夫妇基本隐身，杨译鲁迅小说的所有版本均未添加译者序跋，而是附上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文章充当他序，这些他序随着时代话语的变迁而发生变更，但毫无疑问都旨在突出鲁迅及其作品的思想性和战斗性。鲁迅作品的外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通过“揭露旧社会，表现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反抗精神，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革命斗争”（周东元，亓文公，1999:341），在此意义上，杨译鲁迅小说已经不仅仅单纯发挥中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目的，同时成为原语系统发起的一种政治行为。
2.1.3 杨译鲁迅小说的版本流变
建国之后，鲁迅作品成为外文社重点译介对象，在所有现当代作家中，鲁迅的译作出版时间最早、历时最久、数量最多。《鲁迅小说选》《鲁迅作品选》《阿Q正传》《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均以单行本多次再版重印，其中，《鲁迅小说选》版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下文主要通过梳理《鲁迅小说选》版本的流变（见表2-1），一窥当时外文社对外译介鲁迅的面貌。
表2-1 外文社《鲁迅小说选》版本
（1）1953版《阿Q正传》。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第一部鲁迅小说《阿Q正传》是1940年代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完成的，1953年由外文社以单行本出版发行。[29]该译本未标注译者姓名，正文前有《阿Q正传》的简单介绍，约一页左右，正文之后附有冯雪峰撰写的《论〈阿Q正传〉》（On “The True Story of Ah Q”）以及“作者简介”（About the Author）。
（2）1954版《鲁迅小说选》。该选集未标注译者，共收入13篇小说，分别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故乡》《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伤逝》《铸剑》，外加《呐喊》自序。因1953年《阿Q正传》已出单行本，故未收入该选集。此外，正文前附有长达四页的“出版说明”（Publisher's Note），详细介绍每篇作品的内容梗概，正文后附有冯雪峰撰写的长篇论文“鲁迅的生平和思想”（Lu Hsun: His Life and Thought），最后一页附有“作者简介”（About the Author）。总体看来1954年《鲁迅小说选》态度严谨，体现一定的专业性，其“出版说明”以及文后的附录对于读者了解鲁迅思想历程及其小说非常有帮助。
（3）1956-1960版《鲁迅作品选》（I）。195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的要求和建议下，外文社决定向英语世界系统介绍鲁迅，推出四卷本《鲁迅作品选》，第一卷为小说和散文及回忆录，其余三卷为杂文。第一卷共选入小说18篇外加《呐喊》自序，在1954年《鲁迅小说选》基础上，添加《明天》《阿Q正传》《肥皂》《离婚》《奔月》。《鲁迅作品选》第一卷收录的内容成为以后各种版本《鲁迅小说选》的选目标准。1956年的版本开始标注译者，正文前附有“编者前言”（Editors' Note）以及冯雪峰长达24页的长篇论文“鲁迅的生平和作品”（Lu Husn: His Life and Works），系统介绍鲁迅的生平、思想及作品。[30]
（4）1960版《鲁迅小说选》第一版。选目与1956年的《鲁迅作品选》第一卷中小说篇目相同，但“编者前言”和冯雪峰序言替换为半页左右的“出版说明”（Publisher's Note）以及叶以群（Yeh Yi-chun）撰写的“鲁迅的生平和小说”（Lu Hsun's Life and His Short Stories），长达二十页，介绍鲁迅生平、思想变迁以及鲁迅小说。
（5）1963版《鲁迅小说选》第二版。与1960年版本相同，篇目无变化，仍附有半页左右的“出版说明”以及叶以群的“鲁迅的生平和小说”。
（6）1972版《鲁迅小说选》第三版。篇目无变化，但“出版说明”和介绍鲁迅生平和小说的附录均被删去，仅在书的前封套上附有鲁迅的简单介绍。海外众多出版社重印的杨译《鲁迅小说选》基本上依据1972年版本。
（7）1981版《鲁迅小说全集》。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外文社推出杨译《呐喊》（Call to Arms）和《彷徨》（Wandering），分别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同时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购买版权以合集《鲁迅小说全集》出版。这两个出版社的译作均无“出版说明”和“序跋”，仅在书的前后封套上附有作品的简单介绍。
（8）2000英汉对照版《鲁迅小说选》。该译本收入“经典的回声”（Echo of Classics）丛书系列，收录鲁迅小说13篇，选目同1954版《鲁迅小说选》，但未收入《呐喊》自序。
以上版本除了篇目和“出版说明”及“序跋”等有所变化之外，译文内容仅有少许变动，其中1981年版本变化稍大。这充分表明：①杨戴对待翻译的态度非常严谨，每推出一个新版本，都会对之前译文重新校对和润色，包括措辞、时态、标点、注释等。皮姆（Pym，1998:83）认为再版（re-edition）是对译作有效性（validity）的强化，而重译（retranslation）则是对已有译本有效性的有力挑战。由此可见，杨译鲁迅小说新版本的推出并非对以往译本内容或风格的自我否定，而是一个不断补充完善和强化译本有效性的过程。正是由于杨戴夫妇倾注大量心血才确保杨译本的质量和艺术魅力，使其不断在海内外再版重印，并逐步走向“经典化”。②杨译鲁迅小说的不断再版也再次印证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现代作家中唯有鲁迅作品外译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久。即使在“文革”期间仍不断有作品再版或重印，而早期与鲁迅同时被译介的郭、茅、巴、老、曹等其他现代名家作品却被打入“冷宫”，直至“文革”结束后才有机会再版或重印。③通过仔细比较译本内容，各版本仅做了小幅润色和改动，最大区别是各版本的副文本，如“出版说明”和“序跋”、个别“注释”等，下文将加以深入探讨。正如鲁迅研究成为解放后各种势力交锋的沙场，鲁迅作品的翻译也同样体现各种势力的交锋，鲁迅英译本的版本变迁可以折射出建国之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和文学外译的影响。
2.1.4 杨译鲁迅小说的译介策略
作为原语系统发起的政治行为，杨译鲁迅小说的译介目的从根本上决定其译介策略，总体上看，杨译鲁迅小说的译介策略呈现三方面特征：
（1）整体精确。杨译鲁迅小说以精确著称，总体看杨译本无论在内容、文化意象还是风格方面都以原作为皈依。这与当时以“忠实”为取向的主流翻译诗学、主要赞助人外文出版社的规定、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杨宪益的翻译观等因素均有直接干系。
（2）个别偏离。为了与同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译文中也有个别偏离现象，如修正原作的错误、詈骂词的增（降）调处理等。
（3）副文本添加。除了译本正文之外，出版者添加“序跋”和“出版说明”以及“注释”等副文本冀以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原作和译作，这些副文本代表了当时对鲁迅作品的权威解读，并且随着不同时期权威解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1.对“忠实”的追求
译者的译介策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大体而言，赞助人和专业人士是影响文学系统的两大因素，通常赞助人更关注意识形态的导向，而专业人士则更关注诗学问题。赞助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译者施加压力保证译作与国家意识形态和诗学保持高度一致，译者只能在隐形的限定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主体性，选择服从或抵制这种约束，但通常情况下译者倾向于服从，以确保译作的正常出版。杨译鲁迅小说的外译体现了对“忠实”的追求，这与主流翻译诗学、赞助人外文社对翻译标准的规定、杨宪益个人的翻译观等因素干系重大，同时也与鲁迅在原语文化系统中的尊崇地位有关。
直译与意译的争论在翻译的“前语言学时期”是一个不断被反复讨论的中心议题。（Munday，2008:18），中西翻译史上均如此，两派学说此消彼长，争议不休。作为翻译策略，两者并无此优彼劣之分，具体运用时也无法做出严格区分。然而，与直译相关的通常是“信”“忠实”“充分性”等作为“好”的翻译标准的价值判断，而意译则通常与“不信”“背叛”“可接受性”等相等同。近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说以及鲁迅在1930年代提出的“硬译”说影响深远，长期以来“信”是中国主流翻译界公认的、统一的标准。
建国之后，“忠实”和“信”仍然是翻译界的主流观点。1954年8月19日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时任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发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讲话，他指出翻译的最低限度“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表面看来，相对于鲁迅的“硬译”，建国之后对译作的可接受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强调译作忠实通顺。事实上并非尽然如此，忠实于原作仍然是翻译的首要标准，茅盾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把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翻译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茅盾，2009:575）。茅盾的讲话实际上是针对译者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对当时翻译界影响深远，成为指导译者工作的总体方针以及开展外译工作的公认标准。
其次，外文社对翻译标准有明确规定。外文社曾多次颁布文件对译者的工作做出具体规定，如1952年的工作总结中提到“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要求严格忠实原文文字和精神。（周东元，亓文公，1999:63）1964年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又必须是流畅的外文。忠实于原文指“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和风格，也就是把中文的内容用外文正确地表达出来。原文是翻译工作的出发点，离开了原文，译文就失去了依据。”（周东元，亓文公，1999:368）虽然《工作条例》也强调译文必须合乎外文的语法习惯，但最终仍然强调“忠实必须通过流畅的译文表现出来，而流畅的译文必须建立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周东元，亓文公，1999:368-369）显然，在外文社的翻译规定中，“可译性”不是一个问题，文本的意义是固定的，翻译旨在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生产出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
再次，原作的文化地位影响翻译策略。勒菲弗尔指出译语文化对待原作的态度不同，采用的翻译策略也不同，如果原作在译语文化中享誉很高，则会尽量直译，反之，倘若原文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不再是正面，译者则会选用较为灵活的策略。（Lefevere，2004:91）换言之，原作的文化地位越高，译者对原作的文化地位有莫名的敬畏，就愈可能保留原文的语法和逻辑结构。勒菲弗尔探讨的主要是基于译语文化系统的译入行为，事实上，原语文化系统发起的文学外译活动同样遵循和适用这一原则。原文和原作者在原语文化中地位越高，译者对之持一种敬畏之心，把原文本视作“准神圣文本”，在翻译过程中自然尽量选择直译的策略。同时，多元系统理论也认为偏离充分性的策略多见于处于边缘地位的翻译文学（张南峰，2012:153），如果所译作品在翻译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译者倘若采用过于灵活的翻译策略，必将引发很大争议而陷于传播和接受的困境，最终不得不自然消亡或屈服回归到直译路上来。
鉴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作品的翻译自然以“忠实”原文作为翻译标准。当然，具体采用哪种翻译策略也和译者对于作品的认识有一定关系，《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据经典地位，但杨宪益认为《离骚》是淮南王刘安的伪作，在翻译《离骚》的时候采用比较自由的英雄体，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思对杨译《离骚》的评价是：“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杨宪益，2010:86）对待鲁迅的作品完全两样，杨宪益从中学就非常喜爱周氏兄弟的作品，对鲁迅及其作品持非常敬重的态度，翻译时自然不会随意更改。杨宪益也认为自己翻译的鲁迅作品非常忠实，即使在苛刻的“书刊检查运动”中都未被查出毛病。（雷音，2007:226）
最后，杨宪益对待翻译的态度。译者作为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不可避免会受到所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特定时期的主流翻译观会潜在地对译者产生影响，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不可否认，译者具备一定主观能动性，可能主动选择与主流翻译观保持一致，也可能故意违背之。当然在此种情况下，译者极有可能会受到变相惩罚，通常译作无法出版。建国之后，杨宪益一直在外文社工作，外文社是国家赞助的对外翻译机构，其译者和编辑人员享有的主动权并不太大，选材和翻译策略均受到较大制约。此外，作为官方翻译机构，外文社出版发行的译作相比民间自发的个人译作更具权威性，因此自由发挥余地不可能太大。倘若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可以推断，无论是被迫还是自主选择，杨宪益在翻译鲁迅作品时不可能太偏离主流的“忠信”观。
事实上，杨宪益对待翻译的态度一向认真严谨，把传达原文的意义作为自己翻译活动的最高准则[31]。在其访谈、回忆录以及探讨翻译的文章中多次强调忠实原作的重要性。“如果你在从事翻译工作，你就得竭尽全力去做，把原文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你必须找到一个大致相近的译文，但它又必须是确切的，尽可能使译出的意思接近原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本身的观点不会在译文中出现，我们在竭尽全力把原文的意思忠实的传达给另一种读者，使他们能尽量理解原作的内容。我们不应过多地把自己的观点放进去，否则我们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创作了。”（杨宪益，2011:10-11）由此可见，杨宪益一直以来把“忠实于原作”作为指导自己翻译工作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