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出人意料的专业选择
人的一生就是由大大小小的选择联结而成的，小到每时每刻对意志品质的选择，大到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人生的艰难就在于：不能不一次次地面对着大大小小的选择，一次次经受着精神上的纷扰和感情上的翻腾。
出人意料选择了制造火车专业
钱学森被人们称为“万能科学家”。钱学森的大学专业是铁道工程，研究生学航空工程、飞机设计，博士的专业是航空理论。他不仅对空气动力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孜孜不倦地研究，而且和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和系统工程等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他的每一次专业转换都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高考志愿的填报，历来被所有考生所关注，特别是对于那些成绩优秀的有选择机会的考生更是如此。1929年夏天，钱学森就要从师大附中高中毕业了，进入大学学什么专业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也是钱学森的父母和师友所关心的。
国文老师董鲁安的教学使钱学森产生了对旧社会腐败的深切不满和对祖国前途、人民命运的无比关心。而钱学森所做的语言流畅、内容颇具深度的文言作文，则常常让董老师大加赞赏。因此，董先生鼓励钱学森一定要继续学文，他认定学森同学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大作家。
数学老师傅种孙叮嘱钱学森，要他考大学一定要报考数学系，说他在数学方面最有发展。
母亲章兰娟从心里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父业，将来从事教育工作，做一个教育家或有名气的教师。
然而，父亲钱均夫却要他学习工程学，因为他认为只有实业才能救国，中国太缺乏工程师了。
最后，钱学森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火车制造专业。从学工来看，他是服从了父亲的选择，而学习火车制造，却是他个人的选择。说起他选择这样的专业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早在读初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两位来自农村的同学的对话——
“你第一次看到火车是什么时候？”
“是来北京读书，你呢？”
“我也是。”
“你第一次看见火车，觉得它像个啥？”
“说不上来它像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家伙。你说它像啥？”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第一次看见那东西，就觉得眼晕。坐上去开起来，就像飞一样，两边的树都斜躺着往后跑，可神气啦！”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钱学森心中在震颤，他觉得祖国的工业太落后了，交通太落后了，以致见过火车的人都很少，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富强起来？为此，他决心长大了攻读火车制造专业，造出大批的火车，让火车这种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飞驰在全国各地，发展祖国的交通事业。
钱学森少年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侵华狂潮。1926年英国军舰在长江上寻衅炮轰万县，令我上千军民死伤，造成“万县惨案”；1927年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炮击南京，造成“南京事件”……这些悲惨事件，在钱学森幼小心灵里留下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深深的仇恨。
钱学森清楚地记得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为中国未来铁路建设勾画的宏伟蓝图，因而，决心像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那样，投身祖国的铁路建设。中学毕业钱学森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如愿以偿地学习了制造火车的专业。
父亲钱均夫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1929年的初秋季节，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迎来了新学年的一批新校友。这些提着箱包行李的莘莘学子，有的来自沿海，有的来自内地，还有的不远万里来自海外。他们都是慕名而来，仰慕这所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校风的名牌工科大学。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是上海交大的优良教学传统，并以此扬名海内外。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以及张元济、马寅初、吴有训等著名教育家和学者，都曾在上海交大任教。
钱学森跨进了这座高等学府的大门，精神为之一振。他昂首挺胸走在一条长长的很有气派的大道上。道路两旁的林木茂密葱茏，错落有致。
既醒勿睡，
既明勿昧，
精神常提起，
实心实力求实学，
实心实力务实业，
……
钱学森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唱着这支校歌，走向教室，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
这里环境变了，人也变了。教学方法和校风，跟北京师大附中大不相同。钱学森感到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交通大学素来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具有课程多、重基础、考试严格的特点。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即“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上世纪20年代，上海交大实行的是中西相结合的严厉的传统教育方法，课程刻板，内容繁多，非常注重考试分数。更使钱学森不习惯的是，这里的一切课程都主张学生死记硬背。英语老师不但要求学生要熟记课文，而且还要背过附在课文后面的注解，考试时连“加注”都要考。
在这种严要求的气氛下，学生们都在为分数而奋斗，钱学森也不例外。刚进入大学时，钱学森很不适应这种学习氛围，但他看到交通大学严谨的教学风气和管理评价模式，立即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更加惜时如金，刻苦用功，几乎每年都获得学习优异生的嘉奖。西安交大档案馆保存有1932年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三年级第一学期的学生成绩单和钱学森当年的《水力学》试卷。在这张已发黄的成绩单上，包括钱学森在内的22名学生9门专业课的成绩记载了30年代交通大学学生的学习情况。其中注册号数（即学号）为469排列在第二个位置的即是钱学森的成绩：热力工程89分，机械实验90分，电机工程96，电机实验94分，工程材料92.7，机械计划97分，机械计划原理90分，金工实习86分，工程经济84.2分，最后平均成绩为90.44分。在这张成绩单上我们看到，大部分学生的平均成绩在70分左右，90分以上的是凤毛麟角。钱学森的成绩比第二名丁履德（1934年和钱学森一起考取庚款留学公费生，去意大利攻读纺织机械工程学）83.97分高出很多。西安交大1934年1410卷档案中又记载“过去五年成绩最优之毕业生名单”中，“机械工程学院本届四年级学生成绩最优者：铁道门钱学森、魏天听；工业门丁履德、陆履坦。”
1934年钱学森在上海交大的毕业照
还有一张96分的《水力学》试卷，承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师生间严谨治学的佳话。据说当时教授给钱学森的试卷分是100分满分的成绩，但试卷发下来后，钱学森仔细一检查，发现自己有一处小纰漏，老师没有发现，他立即主动找到教授说明情况，由满分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96分。正是由于这段插曲，代课教师宗悫教授出于欣喜和复杂的心情将这份试卷视为珍宝，保存数十年。如今这份试卷完好地珍藏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中三楼“钱学森业绩展”展厅里，供来访宾客和学生参观、瞻仰。
由于钱学森的勤奋努力，毕业时他的学习成绩已达到全校最高水平，并顺利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生。这里既有钱学森的个人天赋，然而，更重要的，是他铭记父亲提出的“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家训，铭记发展祖国的交通事业的誓言，发愤努力的结果。
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非常感激两位倡导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起来的老师。一位是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钱学森曾专门写了一篇《战斗在第二线》的文章，热情赞颂钟兆琳，感谢他的教导。
钱学森后来在他的著作中说，一个人的能力不仅取决于掌握知识的数量，而且取决于其知识结构是否合理。他认为合理的知识结构有三个部分组成：核心知识部分，辅助性知识部分，常识性知识部分。这里所说的核心知识部分往往就是一个人的专业知识。因此，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学好专业对未来的发展和争取发展机遇是至关重要的。
为抵御外侮改习飞机设计
钱学森在交大成绩优异，各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然而，正当他在上海交大勤奋学习时，日本鬼子依仗先进的飞机、大炮疯狂侵略中国的东北。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在钱学森身边发生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本鬼子对上海大轰炸，他目睹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以弱势的空军力量，在上海慷慨悲壮抗击日寇的战斗场面。“一·二八”这场头顶上的战争，让钱学森失去了学习制造火车头的兴趣。钱学森认为，中国要战胜日寇，只有军人的英勇是不够的，还要有敢于抗争的国民政府和现代化的武器，特别是强大的空军，要自己学会制造飞机！于是，他钻到图书馆里博览群书，特别专注于阅读航空工程的书籍，他的志趣从设计火车头逐渐转向发展航空事业。
上海交通大学1934届机械学院毕业生合影，前排右二为钱学森
1934年7月，钱学森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届公费赴美国留学生，攻读飞机设计。这种公费留学生实际就是“庚子赔款留学生”，他们中有为人们所熟悉的胡适、茅以升、竺可桢、高士其、周培源、费孝通、闻一多、吴大猷、李政道、杨振宁等。
在钱学森准备出国期间，已经迁居上海的钱均夫的老友蒋百里考虑到钱学森走后钱均夫夫妇的孤寂境遇，写信希望钱家也迁来上海，并表示钱家的寓所由他安排。钱均夫乐于从命，很快偕妻子章兰娟从杭州迁到上海。
钱学森出国前夕，蒋英随父母来到钱家相聚。蒋百里对老友说：“学森此番赴美留学深造，我很是赞同。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强大国防，必须发展航空工业，装备强大的空军。可是，中国太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了。”
钱均夫点头称是，叹了口气说：“当年我曾笃信教育兴国。可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的主张不能实现。照现在的国情看，单纯搞教育难以兴国啊！”
这天，蒋英送给钱学森一本唐诗，还给钱学森弹了一首莫扎特的D调奏鸣曲。蒋英回忆说：“当时虽小，但已隐约感到与钱学森有了一点情意。”
钱均夫提醒儿子，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要多读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他特意为儿子买了《老子》《孟子》《论语》等典籍。他说：“熟读这些书籍，可以摸到祖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些头绪。”钱均夫还说：“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
母亲章兰娟在两块白丝手绢上亲手绣了儿子最喜欢的荷花和红叶，作为儿子远涉重洋的礼物。灿灿红叶是殷殷的慈母之心，儿行万里也难割舍；婷婷荷花是母亲的嘱咐，她希望儿子像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
1935年8月，钱学森告别了母亲，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上海黄浦港码头，登上了美国“杰克逊总统号”邮轮，负笈留美。迎着海上的狂风巨浪，钱学森立下宏愿：我暂时到美国去学习科学技术，他日回来，再更好地为国效劳！
轮船的汽笛凄厉地长鸣，钱均夫依依不舍地走出船舱，钱学森紧随父亲走向船舷。钱均夫抖动着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急促地塞到儿子的手里，“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说罢，老人快步走下舷梯。
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出口处，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
乃父告之
钱学森不禁潸然泪下，默默地背诵着家父的临别教诲，在心里说：“我尊敬的父亲，您的教诲儿子铭刻在心，您老人家尽管放心吧！”
经过近20天的远洋颠簸，钱学森来到美国，进入了在工程学科方面蜚声学术界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系攻读硕士学位。刚到美国，面对某些美国同学傲慢地讥笑中国愚昧落后现象，他不服气地挑战说：“中国现在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咱们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后来，只用了一年时间，他就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为中国人争了气。
由研究航空工程转为航空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虽有罗斯福总统提出“新政”，也难以解决各种矛盾，特别是劳动就业的激烈竞争。在学校和工厂，种族歧视的行为和目光随处可见。1936年8月结束了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钱学森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去实习和工作，进一步深造。然而，美国航空工厂不欢迎中国人去。但这丝毫改变不了钱学森的求知欲，他立即作出改变研究方向的选择，由研究航空工程转为航空理论。好在这也正是他的志趣和特长所在。于是，钱学森决定到加州理工学院，拜访慕名已久的冯·卡门教授，希望跟随他继续攻读航空博士学位。历史表明这是钱学森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抉择之一。
同年10月，钱学森从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横穿美国，来到西海岸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向享誉世界的空气动力学教授特奥多尔·冯·卡门请教。冯·卡门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工业大学，1934年移居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主持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航空系，第一个从理论上说明人类实现超音速飞行的可能性，并成功主持研制第一架超音速飞机，从而摘取了“超音速时代之父”的桂冠。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护照照片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在上海登船时留影
钱学森第一次与这位世界著名力学大师的谈话，就给冯·卡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冯·卡门觉得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一脸认真的神情，对他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回答得十分精确、简明，非同寻常，钱学森的聪慧和敏锐深深地打动了他。因此，冯·卡门欣然接纳他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
钱学森为得到名师指导而兴奋不已，写信把这一喜讯和自己改学航空理论的事告诉父亲。他写道：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儿学森怀着异常兴奋的心境，向大人报告一个喜讯：我自10月份起，转学加州理工学院，投师于非常杰出的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冯·卡门教授于加州理工学院主持航空学系。全世界的科学界对这位大师都极为向往。大师的治学态度极为认真，只有基础扎实、最守纪律的学生，如德国人、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才有资格在他手下从事研究工作。总之，冯·卡门的谦逊和热情，对事业一丝不苟的态度，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皆给儿以很大影响。儿将追随这位大师攻读空气动力学，也将在这位大师身边度过对儿一生事业具有关键意义的时光……
钱学森很快收到父亲来信，父亲对他由航空工程改学航空理论的选择大不以为然，明确表示不同意。信中写道：“重理论而轻实际，多议论而乏行动，是中国积弱不振的一大原因。国家已到祸燃眉睫的重要关头，望儿以国家需要为念，在航空工程上深造钻研，而不宜见异思迁……”
钱均夫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开明父亲，他对儿子的意愿是尊重的，只是1936年中国国内的局势，使他对儿子未来的择业不能不有所考虑。
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以后，日寇步步进逼，将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日本当局肆无忌惮地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吞并中国之心昭然若揭！身为爱国知识分子的钱均夫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更是食不甘味、夜不安枕。他原指望儿子能学成归来，多造飞机，抗击日寇，报效祖国。儿子忽然间改学航空理论，这使钱均夫大惑不解。
这年11月，以“中华民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的名义赴欧美考察各国军事的蒋百里和蒋左梅夫妇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看望了钱学森，他们进行了一次倾心畅怀的长谈。蒋百里惊喜地发现，这个年轻人考虑问题之深刻与周密，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的同龄人！
蒋百里在欧洲考察之后，深感德国空军的迅猛发展得益于航空飞行理论研究的先进成果，因而也鼓励钱学森钻研航空理论。听完钱学森的叙说，蒋百里不但觉得钱学森的说法很有道理，而且突然感到这孩子志向远大，前途不可限量！
蒋百里对钱学森说：“你的想法很对，我很赞同。你只管在这里好好求学。你爸爸心中的疑虑，相信我会说服他的。”
蒋百里回国后，很快将在美国会见钱学森的情况告诉了钱均夫。在谈及钱学森改学航空理论的问题时，他直率地批评了老友。他结合自己此番出国考察的观感说：“学森的转向是对的，你忽视航空理论是一个错误。根据英德两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新趋势，工程与理论早已一体化了。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而且，美国是一个富国，中国是一个穷国，美国造一架飞机如果有新的设想，可以马上拆下来重新改造，中国限于财力物力，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气魄。所以，中国人学习航空工程，更应该在理论上多下功夫！”钱均夫毕竟是现代知识分子，老友这番话不仅改变了他的观点，还让他觉得“百里的头脑，一日千里，值得刮目相看”。他便从内心理解了儿子的选择。从此，他对儿子更加支持了。
翌年冬天，钱学森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朋友弗兰克·马利纳共同发表了论文《火箭飞行和推进》，并在教室里热烈地讨论起有关火箭的问题，他们认为这种火箭可以射入太空。太空时代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发芽。
在科学的前沿做工作，是钱学森最感兴趣的。他最初在交大的时候研究火车头，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飞机，到加州理工学院后研究火箭，一个比一个快。所以钱学森也开玩笑说自己搞的东西是越搞越快。
借这个话题我们顺便想说，考生选择志愿，往往偏重于实用。这其实是个世纪性倾向。早在20世纪初，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就是为了提倡实学。流风所及，就连胡适、鲁迅等酷爱文史者，在留学之初也选择了实用性很强的专业。这种倾向经过近百年的强化，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让一代又一代人走上重技术轻理论的道路。我们以为，古代士人把西方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固然不对，但是后来那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也有问题。在这方面，看一看蒋百里对钱学森的影响，也许不无裨益。
钱学森选择专业和改换专业的原则是：祖国的需要和个人的理想有机结合。社会的需要是一个人成功、成才的根本动因。而在诸多的社会需要当中，祖国利益对于个人来讲高于一切，每一个青年只有将自己的理想和志向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激发出创造动力，进而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钱学森在交通大学的求学成才轨迹就遵循了这一原则。热爱祖国，并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是钱学森之所以能够在科学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灵魂所在，非常值得当代大学生借鉴。须知，一个人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要，就是奉献于社会，同时也会获得社会所给予的丰厚回报，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国铁路交通事业刚起步，人才缺乏，许多有志青年看到祖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决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实践“实业救国”之理想。钱学森秉承家训，毅然选择了火车制造专业，决心学习实用的工程技术，报效祖国。大学四年中，这一崇高而伟大的志向，时刻激励着他刻苦努力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以后的求学岁月里，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一直鞭策着他刻苦钻研。在麻省理工攻读硕士研究生时，他选择航空工程专业，想通过制造大批的火车和飞机发展祖国的交通事业。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在获得实习和工作机会上受到了种族歧视者的拒绝。他没有气馁，为了从更深层次上学习西方的航空科学技术，转学航空动力学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为今天我国实现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近20年的求学生涯中，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始终是他寒窗苦读的力量源泉。这是钱学森成才之路的最重要的启示，是钱学森留给当代大学生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