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兵学泰斗”的影响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杀、被捕，出现了白色恐怖的严重局面。接着，又发生了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事件，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高潮转为低潮。
当时的北京也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中。然而，就在这个时期，钱均夫与朋友越来越频繁地来往，还不时在钱家聚会。
原来，钱均夫有许多朋友都是爱国的志士仁人。他们是教育家、哲学家、国学家，他们对时局有共同的认识，抱有同样的爱国热忱。他们想报效国家，却又对国家的前途担忧，对时局不满。他们有满腹的话要说，有许多问题想讨论，却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钱均夫的寓所在一个深深的胡同之中，钱均夫又是一个好客而又颇富人缘的朋友，于是，钱家便成了一个朋友们聚会的绝好场所。在朋友们欢聚时，钱均夫总不忘给少年钱学森一席之地，一来是他长大了，帮父亲陪陪客人；二来是让他见见世面，广开视听，增长见识。钱学森也特别愿意听叔叔伯伯们海阔天空地议论时事，他觉得这是学校外的另一个课堂。因此，他总是专心地聆听大人们的谈话，有些精辟的见解，他暗暗地铭记在心。他和叔叔伯伯们渐渐地熟了，竟然有时也敢插上几句话，或提出一些问题。
一次，叔叔伯伯们议论“民国”的问题，钱学森就提出了“民国的概念是什么”？请蒋伯伯回答。
这位蒋伯伯叫蒋百里（1882—1938），也就是钱学森的岳父，名方震，字百里，清末举人，浙江海宁人，陆军上将，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1901年留学日本，190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成绩名列全校之冠，获得日本天皇的赐刀，因此，他成了一名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翌年回国，即投身军界，一生以建立现代国防为职志，为中国现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家。他也是一位著名文化学者，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是清朝末年著名进步刊物《浙江潮》的创刊人之一。以“兵学泰斗”驰名于世，于文学、史学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一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蒋百里在日本军校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300多人，中国留学生4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接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了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代，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场面重演。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似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他老师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
钱学森岳父近代军事理论家蒋百里
蒋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抗战初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蒋百里的著述《国防论》作为长期抗战的理论基础，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国防论》的影响远及海外，二战时期，名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其中的有些论断来阐述战局。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1937年秋冬，蒋百里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章结语写道：“如此，中国抗战的胜利已是必然。今后的事情，就是胜也罢，败也罢，退到喜马拉雅山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该书对中日关系的分析一直影响到现在。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是钱均夫在浙江求是书院时的老同学，也是要好的朋友，当年蒋百里东渡日本时，曾托钱均夫照顾自己生病的母亲，可见二人交情很深。蒋钱两家交往甚密，蒋百里很喜欢钱学森的聪明好学，因此，他乐意回答学森提出的问题。
“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蒋百里尽量把话说得通俗一些，“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专权，所有神州大陆，由皇帝一人独揽，国家就像是他的家私一般。就这样一代两代……数代地承袭下去。自从夏禹以来，传到满清，中间虽几经易姓，但终究摆不脱一个皇帝范围。”
“民国则不然，民国的总统由民众选举，政府也由民众组成。当然，民众不会把那些昏聩糊涂之辈推举出来。况且民选的总统，民主的政府，统归人民监督。一国中的立法权，又属诸民众。总统与政府，只有一部分行政权，不能违法自行其是。倘若违法，便是叛民，民可弹劾质问，并可将他劾去。这种新制度，即是民主国体，又叫做共和国体。真所谓大道为公，最好没有的了。”
说到这里，蒋百里摇了摇头叹息说：“这原本无上的政体，在我们的国家可惜只是纸上空谈，却不见实行，民国便夭折了。”
一席话，使钱学森连连颔首，表示明白了。
蒋百里不仅是个军事家，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罗素的哲学思想也颇有研究。而爱因斯坦又是钱学森所崇拜的伟人，所以，当提到爱因斯坦的话题时，他们的谈话更是滔滔不绝。蒋百里告诉钱学森：
“爱因斯坦于1905年提出了关于光电效应的基本定律，在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微观实体的波粒二象性，那是辐射量子论的开端。
不久，爱因斯坦又提出了相对论，以完整的形式提出了等速运动下的相对理论和空间、时间的新概念，建立了狭义相对论，从而引起了物理学理论基础的重大变革。尽管当时的科学界无法认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价值，但随着历史的进展，它在物理学和哲学上都显示出了耀眼的光辉。
1916年，爱因斯坦又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这使得爱因斯坦对于相对论学说的贡献，达到了新的高峰……”
与蒋百里的几次谈话，都深深吸引着求知欲非常强烈的钱学森，他感到蒋伯伯知道得太多了。从叔叔伯伯们的谈话中，他也清楚地感到，中国太封闭了，太落后了，也太贫穷、太愚昧了。难怪近百年来我们总是受外国人的侵略、欺侮。他觉得每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都应该立志报效国家，使国家富强、独立起来，成为世界上的强国。
蒋百里对钱学森的影响很大，1936年11月蒋百里去欧洲考察军事途经美国，专程去加州理工学院看望钱学森，这也是他与钱学森最后一次重要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