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珅:卖旧书的程序员

王珅:卖旧书的程序员

今年春节前后,几个旧书圈的朋友聚在甜水园二爷的办公室里闲扯。二爷是中年成功人士,开了个公关公司。几个人里他最年长,总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前景和儿子上大学的专业选择纠结不已。(究竟报考影视编导专业还是书画鉴定专业?哪个未来就业更有保障,哪个圈子稍微干净一些?)别问和书巫属于社会闲散人员,整天穷欢乐的北漂一族,以贩书为生的文艺青年,终日混迹于各种签名售书活动、学术讲座、小型地下演唱会、话剧剧场和电影院。王珅则是年销售额做到一千万以上的旧书业大亨,是永远独来独往、单打独斗的创业狂人。因为体重最大,所以他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重装上阵”。你常常看见他穿一条肥大的牛仔裤,背一个塞得见棱见角的黑色双肩背书包从远处走过来,他的眼神因为陷于思考而显得空洞迷茫。熟悉他的,为了表示对这位商业天才的景仰,称他为“王总”。跟他不熟的人,一般就直呼“那个胖子”。

几个人聚在一起聊什么呢?王珅,也就是“王总”,当然还是谈他的创业计划。他把生命中的每一秒钟都用来思考商业项目,思考如何赚钱。王珅说他的新项目是要把“植物大战僵尸”这个游戏移植到街机上,当然,形式上必须改头换面,要充分本地化,并且适应中国国情。他想好了,把对战双方换成“拆迁队”和“钉子户”。拆迁队大战钉子户,这样更你死我活一些。为了节约成本,背景音乐得找个过了版权保护期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国际歌就很贴切。

书巫总是关注社会现实的,那天他的议案是关于弱势群体的问题。他租住的房子就在不远处的一个老式红砖筒子楼里。有一次屋里厕所下水道堵了,就只好去外面的公共厕所解决问题。那个公共厕所是附近同性恋者非正式聚集的水陆码头。当他走向那里,发现厕所门口有几个奇装异服的水手正齐刷刷地抱着胳膊盯着他。这几个年轻人警惕而又期待地打量着前来接头的这位不知姓名的地下交通员,他们试探性地对着书巫唱起了“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当书巫满脸愧色地走进去,草草了事之后又忐忑不安地出来,加快步伐落荒而逃时,那几位突然放下了矜持,起哄似的把歌曲切换成了热情奔放的男声小合唱“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在这次甜水园聚会的最后,书巫问了大家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给你两个亿,你会用来干什么?四个人顿时陷入沉思,他们的回答都直接地反映了各自的生存现状以及对于生活远景的殷切期待。忧心忡忡、对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二爷先发言了,他的计划是:花一亿八在最好的地段买个最好的商铺,租出去吃租金,其余的两千万用来过日子。非常现实!同时也非常缺乏安全感和想象力!坐在转椅上的书巫深思熟虑地扶了一下眼镜,然后清了清嗓子。他的神态越来越像中年顾颉刚了。他是这么说的:“这个这个,嗯,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这说明,他对自己现在每天读小说、看电影、听周云蓬和左小祖咒的生活状态相当满意。别问总是很阳光,他练了一身块儿,像个肌肉版葫芦娃。去年夏天他刚刚独自骑车去过新疆,显然,他还想把这个骑行活动继续发扬光大。他兴高采烈地说:如果有那么多钱,我要自行车环游世界。当然,车后面必须跟着四个大美女,全程陪伴。书巫补充了一句:那这两亿都花美女身上了。

轮到王珅了,他很少说废话,因为说废话浪费时间。我曾注意到,甚至平时他脸上做出的任何表情,振幅也都小于常人,我猜这是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时间和体力上的消耗。王珅的回答简明扼要:“我会用这些钱,做大一点的生意。”

你瞧,世界是公平的。四个人里为什么王珅赚钱最多,答案都在这儿了。

王珅的简历如下:开始做旧书生意是在二〇〇五年,当时他还是摩托罗拉的一名程序员,高收入白领。为了要找一部《鲁迅日记》(根据鲁迅记的书帐,学习买旧书。这个先进经验很多藏书者刚起步时都借鉴过),他误打误撞地进了旧书圈子。他很快就发现,在这个行业里,不同的销售渠道之间存在着足以牟利的差价。他还了解到,在日本出售的有关抗战的写真帖、各种珂罗版画册,价格比国内要低很多。虽然传统的藏书家对这类书是不屑一顾的,但它们确实有着非常稳定的市场行情。王珅仔细研究了此前数年中国古籍拍卖的成交记录,在相关条目下面都粘上了明黄醒目的小记事贴。然后按图索骥,跟日本的旧书店联系,买进所有他认为存在利润空间的旧书。在他的起步阶段,对互联网和外语的娴熟运用,使他和竞争对手比起来,棋高一着。他从日本买进的第一部书是《南画大成》,在这部书上他赚了四万元。这样,日本写真帖、画册也就成为他进入旧书行业的突破口。

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成不了什么气候,因为对这个行业来说,他基本上还是个门外汉。他不懂古籍,不会鉴定版本,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也缺乏足够的文史知识。况且,作为程序员,他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做生意。所以一年以后,当这个业余书商宣称自己当年的销售额做到了二百万时(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北京绝大多数旧书商),圈内所有人都不相信,都认为他是在吹牛。有人说:“东北人就爱瞎忽悠。”也有人说:“胖子,你就吹吧。”王珅来自沈阳,作为一个东北人,他又不幸地充当了这一偏见的最新牺牲品。可以说,长期以来,他是在质疑声的包围之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后来生意再扩大一些,他就辞掉了在摩托罗拉的工作,在潘家园开店,专门经营旧书了。通过这个门店,他陆续结识了一些大买家。比如二〇一三年下半年因涉案而举国热议的某网络大V。随后他又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相继探明了老照片和线装古籍这两个潜力巨大的富矿,这大大拓展了他的经营范围。二〇一〇年,他全年的成交量达到了一千六百万,这对于经营方式还停留在游商阶段的旧书业来说,是个惊人的数字,它相当于国营的中国书店一家普通门市全年的流水。而王珅的业绩几乎完全是凭一己之力做到的。他这样评价自己的业绩:“日本书、外文书,我基本上做到名列前茅了。但是古籍还有很多人做得比我好,我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

几年之间,他逐渐从一个毫不摸门的外行,变成了古籍拍卖会上的重要人物。在拍卖会上你总能听到有人小声嘀咕:“胖子举的。”“这书我在胖子那儿见过。”“这件大概被胖子自己托回去了。”说什么的都有。

中国书店的员工也都认识他了。有一次我到琉璃厂古籍书店二楼看书,正好听到两个营业员间的对话。女的说:“上午有个客人来,问有没有日本出的全套的《书道全集》。”男的不假思索答道:“那个胖子就有,姓王的那个。给他打电话。”另外一次,某博物馆的馆员来找中国书店的经理,想配两架子日本出的考古画册。经理很爽快地告诉他,找王珅。

其实,直到今天,王珅只去过一次日本。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他自己总结的经验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比如要充分了解客户需求,并且找到好的货源,二者缺一不可。但作为他的朋友,我想从非技术层面找找原因。我大致归纳出两点。

第一,对赚钱这件事无比地热情。做生意,赚钱对王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乐趣。你喜欢做的事情,肯定比较容易做好。有一件小轶闻可以说明赚钱是如何给他带来欣喜的。那是他刚起步的时候,有一次花七万元买进了一批老照片,没过三天,就以十二万的价格转手卖给了为美国某机构做采购的白小姐。那时候王珅还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一下子赚到五万块钱。当天晚上他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又早早醒来。见家人还在熟睡,他就独自到楼下的街心公园散步。他一边云中漫步一边回味着这次成功的交易,几乎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想得正美,一不留神,脚下狠狠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撕开一条很长的口子。他疼得站不起来,四下看看,地上并没有任何沟沟坎坎或者砖头瓦块,连一片可以抱怨的香蕉皮都找不到。这次工伤完全是乐极生悲。他知道唯一的原因就是自己深深地沉浸在这次成功交易的喜悦之中,忘乎所以了。后来他讲起这件事时,还会拍着大腿发出少见的哈哈大笑。

我有的时候觉得王珅很像阿根廷漫画家季诺的系列漫画《娃娃看天下》里的小财迷马诺林。马诺林是个八岁的男孩,杂货店老板的儿子,视赚钱为人生最高境界。他一方面认为钱是美丽的,一方面又不失属于儿童的那种单纯、狡猾和善良。钱是美丽的,简直倾国倾城,我们不习惯于这么表达,但这确实是事实。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相对于赚钱的结果,王珅更加享受的,主要在赚钱这一过程本身。事实上,他对于生活各方面的穷奢极欲完全不感兴趣。他不追求名车豪宅,平时开一辆很普通的深蓝色“小马”——马自达,用来运货。他还有一辆“小龙”——雪铁龙,不是自己买的,是别人欠钱,用来顶账押给他的。“小马”、“小龙”都很不起眼,和他拙劣的驾驶技术非常般配。他经常在空旷的城际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狂飙。每次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他那辆运货马车从车位里揉出来,所需的时间都足够我们幸灾乐祸地站在旁边抽完一整支点儿八的中南海。

吃穿他也不讲究。衣服都是老婆和妈妈给买的,颜色永远是深灰、铁灰、铅灰、清灰、水泥灰、深米色、烟色、驼色、土色,总之一定是那些你很难界定的非常接地气的只有在冬天里才常见的颜色。每天上午出门之前,他穿哪件衣服是由老婆和妈妈决定的。老婆总是拿老婆给买的衣服,妈妈总是拿妈妈给买的衣服。他偶尔也会抱怨一下,因为妈妈给他拿的那件带小熊维尼图案的T恤他已经穿了五年了。

说到吃,我记得前年夏天,到他放书的仓库去过一趟。那是一套租来的两室一厅,在紧挨着潘家园的一栋高层居民楼里。屋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老画册、和刻本、木版水印书籍,这些书基本没有价格在两三千元以下的。我到的时候,他正埋在纸质金银堆成的小山里呼噜呼噜地吃着方便面。我提醒他,吃方便面是最没营养的。他放下筷子,侧过脸瞥了我一眼,一脸茫然地说:“你觉得,我还缺营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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