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景展望
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比较文学中提倡跨学科研究的呼声日涨，各种尝试性研究方兴未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这种研究的突出表现之一，是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此书虽然是各种文章的集结，但所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如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作为一本首倡全面开展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其推进与促进的作用是很大的。
当然，在中国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也并非是20世纪80年代方始。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前辈学者如闻一多、唐君毅、朱维之、朱光潜、徐中玉等作过积极而有贡献的尝试。五六十年代，有关诗画关系、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哲学的探讨也还存在，但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关于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几乎近于空白。真正较有规模且卓有成就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严格说起来，是1986年以后的事情。
放眼当前的比较文学领域，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已不再仅仅限于呼唤或复兴的时候了，而是正处在蓬勃开展、成果不断涌现的阶段。预计在今后的十年中，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将会更为扎实，更为深入，更为吸引人。它完全可能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又一显著特征，并为国际比较文学界所注目。
其理由可有如下两点：
第一，新方法论的运用已成为学者们的自觉实践，使文学学科内部的研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1986年方法论热以后，文学学科对新方法论的认识与接纳，经历了一个从骚动走向沉静，从外在压力走向了内在要求的过程。学者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本学科内的研究是难有突破性进展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边界正在不断交叉、融汇，产生出层出不穷的新学科。文学研究在新方法论的推动下，也正在形成各自具有特色的新学科。如艺术人类学，虽然目前尚未形成一门完整的学科，但大量的研究实践与成果却强有力地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与人类学的研究学派正在崛起。它之所以为人重视，除了它开掘了许多为世人未知的人类学资料以外，在新方法论指导下所做的重新审视与研究工作是重要因素。这从萧兵、叶舒宪、宋耀良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到这一点。叶舒宪的研究可能更具代表性。他是从翻译介绍西方原型批评方法起家的，但他以后对中国神话、中国先秦文学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自觉运用西方新方法的实践中产生的。他承认这是援西套中，但他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生搬硬套，而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国学根脉的一种双向选择的“沟通”和“互释”。它是使西学化入国学并使之更新的同时，又使国学化入世界学术总体的一种极好途径。他同时以钱锺书的研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
又比如文学史的撰写问题，无论中国古代文学史还是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都进行过多次的讨论。这也是在方法论讨论与文化研究热的推动下开始的。理论意识的觉醒与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尽管在目前，我们还未看到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通史，但在方法论上有突破性进展的断代史著作、个案作家研究的著作也已出现了，如有论老舍与中国文化的，有论周作人与中国文化的，最近漳州师院的林继中博士还出版了一本《文化建构文学史——中唐至北宋》，在此书中，他明确把文学现象看作整个社会文化构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学史与社会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它受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的整合作用驱动，而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的建构。虽然此书只有四章，字数也就14万字，但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是可取的，它至少使我们对中唐至北宋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运动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可以说，文学的文化史研究已成为多数学者的趋向，一个具有“文化史派”特征的文学史研究学派正在逐渐形成。这也是跨学科研究推动的结果。
总之，由于对各种新方法的自觉运用，学者们的视野更加开阔，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进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也便成为可能，各种边缘学科的探索与建设正在成为现实。
第二，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自身发展与建设的成绩为跨学科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988年以来，随着文化热的涌动，社会科学中的各门学科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如宗教学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研究）、民俗学研究、语言文字的文化学研究等，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这对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是极大的推动。正是在各门学科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新势头。比如，一些宗教学者跨入文学领域来研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如赖永海；而一些文学研究者也对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像葛兆光、张伯伟、蒋述卓、马焯荣等，形成了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热。又如随着文化语言学的兴起，申小龙、臧克和、朱良志等青年学者，又开始了从文化角度把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与中国的语言文字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的征程。它走的是与西方语言学派完全不同的道路，更不是移中就西，而是根源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根去探溯中国文学与美学特征的大胆尝试。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各门学科的发展为前提的，反过来，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又必将推动各门学科的更大发展。
当然，迄今为止，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还未能完全得到人们的承认，有些人甚至对它有着误解，他们把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视为“野狐禅”与投机取巧。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是更高的要求，因为它不仅远远摆脱了X+Y的研究模式，而且远远超越了所谓平行研究，它是一种综合的、立体的多层次研究与整体研究，是将各种研究方法熔为一炉而又形成自己独特研究视角和研究特征的艰难尝试。
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要走向成熟与完善，自然需要加倍的努力。我以为，在未来的研究中，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注意到：
首先，一定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有自己的学术支点，并在这支点上尽可能对与之相关的学科作多而深的研究，这样才能避免那种空泛的、蜻蜓点水式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对于青年研究者来说，更应该具有牢固的国学功底。我们中许多人有种误解，以为自己身处中国其国学的知识一定多于西学的知识，但在进行跨文化、跨学科比较时，却处处暴露出国学功底的浅薄。这是需要加以重视并进行补课的。
其次，进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要突出文学的审美批评与分析。比如，我们在对文学作文化史分析的时候，切不可过多地偏重文化研究而不注重审美分析，结果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文化研究，这势必抹杀了文学学科研究的特殊性，同时也失去了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我们进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揭示文学的多种属性与功能，在廓清文学与其他学科、其他艺术的边界之后进一步明确文学的特性、范围与表现方式。
再次，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还应不断开拓新的边缘课题研究，比如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史学、文学与家族传统、文学与广告艺术、文学与影视艺术等，都有待加强研究。同时，对一些已经开展起来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进行提高，力求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比如在艺术与人类学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人类学；在目前研究中国宗教与文学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与提升，撰写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与宗教”的著作。
只要我们放开手脚，敢于实践，大胆创新，同时又能注重扎扎实实的研究，相信中国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定会开出璀璨的花朵。
（写于1995年）
- 具体参见叶舒宪：《人类学视野与考据学方法更新》，《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