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商人的历史应该非常悠久，至少自有了社会分工以后，便应该已经有了商人。但是商人出现在文学中的时间却甚为靠后，其频繁与大量出现在文学中的时间则尤为靠后。其实即使在文学尚未或甚少表现商人的时候，其时商人的存在与活动也并不一定逊色。但是商人要能够引起文人注意的兴趣和表现的欲望，则还是要发展得更强大和更引人注目一些才行——文人们的眼睛和灵感也“势利”得很，他们只会关注那些被社会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很少有人愿意或敢于违反社会所公认的常识，为此而落到像司马迁那样的地步，被批评为“崇势利而羞贱贫”
。不过，总的趋势是商人在文学中出现和被表现得越来越多。这个趋势也许也与中国商业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保持着同步。有很多因素影响了这个趋势的形成，这需要我们仔细地加以辨认。
第一节 先秦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
先秦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商业的奠基期，中国商人的正式出现，应该是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各种史料中，我们能够看见他们的踪迹。先秦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奠基期，各种各样的文学样式，诗歌、散文、叙事文学——除了戏剧和小说，都是在先秦时期开始形成的。尽管后来经历了种种的发展变化，但那个持续了数千年的文学传统，却不能不说是在此时奠定基础的。因此，叙述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便自然应该从先秦时期开始。
然而，虽然先秦时期的商业已很发达，先秦时期的商人也已很活跃，但是在先秦时期的文学中，却很少能够看见对于商人的表现，尤其是对于商人的正面的文学性表现。即使商人偶尔出现在当时的文学之中，那也大抵仅被当作是表现其他内容的陪衬，而并非自身成为独立的兴趣焦点和表现中心。商人似乎尚未出现在文学的地平线上，尽管他们早已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对于商人的文学性表现
中国是史学传统发达较早的国家，从而也是叙事文学发达较早的国家。随着《左传》和《国语》等历史名著的出现，先秦时期的叙事文学即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不过，在先秦时期的叙事文学中，很少叙述到商人及其活动，基本上看不到那些著名商人的身影；即使偶尔涉及商人及其活动，那也大抵不是为了表现他们本身，而只是因为其他的历史事件牵涉到了他们，所以他们才被偶尔带到叙事文学中来。我们看《左传》中偶尔涉及商人的几个小故事，便几乎都是这样的。
我们先来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的一个与商人有关的故事：
（秦师）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这个故事在历史上是这样的有名，以至很多先秦及以后的典籍中，都提到过或复述过这个故事，如《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吕氏春秋·先识览·悔过》、《史记·秦本纪》、《淮南子·人间训》《道应训》和《氾论训》等。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前627年，因而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较早出现的与商人有关的故事。郑商弦高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较早出现的商人形象，而且还是一个有名有姓、实有其人的商人形象。他凭借过人的勇敢和机智，挫败了秦师偷袭郑国的阴谋，为祖国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了人们的赞赏和尊敬，因而也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正面的商人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商人中的英雄。不过我们同时也注意到，除了这个故事以外，我们对郑商弦高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的个人情况，也不了解他的经商事迹。这是因为作者对此不感兴趣。作者之所以叙述到了这个郑国商人，只是因为当历史上秦师袭郑这一事件发生时，这个郑国商人正好出现在历史事件的现场，而且还对历史事件本身发生了影响，所以就不能不在《左传》中提上一笔；而对于这个郑国商人作为“商人”的存在，作者其实根本是没有兴趣并因此而不加注意的。
我们再来看《左传·成公三年》记载的一个与商人有关的故事：
荀
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
这个郑商不如弦高幸运，甚至连姓名也未能留下，这自然是因为他与历史事件的关系不及弦高远甚。不过有一点和弦高一样，即这也是一个正面的商人形象。他一则乐于脱人于危难，一则不愿受禄以无功，同时又严守“君子”、“小人”之界限，这些都自然容易博得作者的赞赏，从而把他写入了《左传》。不过事情也很清楚，作者在此所要表现的仍然不是商人本身或其商业活动，而只是商人在历史事件中因与历史人物发生关系而导致的偶然亮相。
我们再来看《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的一个与商人有关的故事：
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匃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韩子辞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
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如《国语·晋语四》所说，“工商食官”，工商与政府不能须臾分离。所以《左传·定公八年》中载：“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昔日郑国商人与郑桓公同出自周，盖亦基于同样原因。因为曾经互相依靠，共同创业，所以才有一方不背叛、一方不干涉的盟誓，郑国官商之间才能一向维持了良好关系（《左传》中所载以上几个与商人有关的故事，其中商人皆为郑国商人，显示了郑国商人的活跃；而弦高智勇双全救郑国，表现出自发的爱国精神；恐怕与此皆不无关系）。从这个故事来看，韩宣子作为晋国的使者，最初大概想利用大国的背景，来对郑国政府施加压力，去强要郑国商人拥有的玉环；受到子产严词拒绝以后，又想要直接对商人施加压力，来强买玉环（否则郑国商人不会托词“必告君大夫”的，此实乃有求助于政府帮忙拒绝强买之意）。而子产则一面维护郑国的尊严，一面保护商人的利益，所以两次都予以峻拒。因而，和前面两个故事不同，这个故事所表现的，似乎是一桩商业纠纷；其中所出现的郑国商人，虽然仍然没有留下姓名，但从事的正是买卖活动。不过我们也同样会注意到，由于韩宣子是大国的使者，所以他的“强要”和“强买”，都不仅仅是纯粹的买卖行为，而是大国对于小国的一种挑衅；而子产的拒绝其“强要”和“强买”，也不仅仅是拒绝一桩买卖行为，而是小国对于大国之挑衅的应战。所以，这在本质上是一桩“外交”纠纷，而不是一桩“商业”纠纷。因而这个故事中所出现的郑国商人，便也与前两个故事中的郑国商人一样，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叙述中心，而只是这桩外交纠纷中的陪衬人物；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所要表现的，也并不是他对于商业活动的兴趣与理解，而只是他对于外交活动的兴趣与理解。
如上所述，虽然《左传》中出现了几个与商人有关的故事，或换言之，在几个故事中写到了商人，但作者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表现商人本身或其商业活动，而只是为了更好地叙述历史事件或外交事件，而后者则本来即是《左传》的写作目的。因而也可以说，即使《左传》中出现了几个与商人有关的故事，但《左传》的作者其实与其他先秦时期的作者一样，仍是缺乏对于商人及其活动的兴趣的。
对于《国语》和《战国策》的作者，也许更可以说同样的话。《国语》中的《越语》，详尽地记载了越国的图强史，以及范蠡在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对于范蠡后来经商致富的事迹，却完全是只字不提。若没有后来《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中的附载，则后人将无从知道范蠡后来成了一个“赀累巨万”的大商人。这自然是因为《国语》是一部国别史著作，其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记载范蠡个人的事迹；但是同样记载越国历史的《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却为何能附载范蠡后来经商致富的事迹呢？看来这还是因为价值观念有所不同，即《国语》的作者不像司马迁那样，认为范蠡后来的事迹有记载的价值。在《战国策》中，只出现了一个与商人有关的故事，那就是载于《秦策五》的吕不韦的故事：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秦子异人质于赵，处于
城，愿往事之。”
这段对话，对于表现吕不韦作为商人的本来面目，应该说是相当生动形象的。因为商人做任何事情，讲究的是“投资效益”，弃商从政也绝不例外。可惜《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未载这段精彩的对话。不过，与《左传》相似的是，《战国策》之所以记载吕不韦的故事，同样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商人，从而对于他的经商活动感兴趣，而是因为吕不韦弃商从政，投资于秦国的国君，参与了秦国的政治，浮上了历史的表面，这才受到了《战国策》的注意，从而载入了这部先秦文献的。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除了吕不韦以外，《战国策》中没有提到任何其他商人；而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时期原本是有不少著名商人的。这当然或许与《战国策》的性质有关，即其所载主要为战国策士之言辩；但战国时期商业那么繁荣，商人那么活跃，为什么在战国时期就未曾出现与此相应的典籍呢？
先秦时期，与叙事文学同时发达的，还有主要表达思想见解的散文。在先秦时期的散文中，同样很少见对于商人的表现。即使偶尔出现关于商人的寓言或小插曲，那也不是为了表现商人本身，而只是用它们来阐发道理，为各自的思想学说服务，商人只不过是道具之一，是让论证形象化的陪衬。在《庄子》的《逍遥游》中，提到过两个庄子家乡宋国的商人，一个会做买卖，结果发了大财；另一个昧于实际，结果蚀了本钱：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以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
卖帽子商人昧于“文化”差异，结果无所售其帽子；卖药商人知道不龟手药的用途，结果裂地而封侯。这两个事例相当典型，对于所有的商人来说，大概都是很有教训意义的，值得牢牢记取。同时，从这两个故事也可看出，至少对于自己家乡的商人，庄子是有所注意和观察的，不然他举不出这样两个例子。然而，庄子写这两件事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表现商人及其活动，提供人们怎样经商的经验教训，而是要以之来说明自己的相对性思想：宋国的情况是这样，越国不一定也是这样；“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它们在《庄子》文中的作用，和鲲鹏、朝菌、无用的大树、五石之瓠之类东西是一样的，都只不过是庄子用来表达自己相对性思想的例证。
韩非子为文善用寓言，在其《韩非子》中，也有几个寓言，与商人有点儿关系。一个见《说林下》：
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溢焉。
对于这个宋国商人的聪明狡猾，作者在此表现得很生动；不过和《韩非子》中的其他寓言一样，这个寓言也是用来说明某个道理的：“事有举之而有败而贤其毋举之者，负之时也。”可见这个道理仍是政治方面的道理，而与商人及其活动没什么关系。另一个见《外储说右上》：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问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而往酤，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这是一个关于酤酒商人的有趣寓言，也许就是作者所住街坊中发生过的实事，作者有过实际的体验和经历；然而从其最后所要表达的道理来看，“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作者之所以写这个寓言，其兴趣也仍然是在政治上面，而不是在商人上面。又一个见《外储说左上》：
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桂椒之椟，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买椟还珠”寓言，现在常用来讽刺那些没有眼光、取舍不当的“买者”，但寓言的本意却是要讽刺那些包装过分、适得其反的“卖者”。不过不管是卖珠的楚商还是买珠的郑人，在这个寓言中都被表现得令人忍俊不禁。所以也可以说这个寓言无意中具备了双重的讽刺效果，同时揭示了买卖双方的迂拙可笑。因而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寓言，其中对于卖珠楚商的表现尤富幽默感。不过作者之所以写作这个寓言，也仍然不是为了表现商人及其活动，而只是为了引出他的一个批评：“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而他则主张要去掉华丽的语言包装，让有用的道理直接打动人主。这才是他写作这一寓言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在《尹文子·大道下》中，也有一个寓言，与商人有点儿关系：
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周、郑相邻，却方言各异，因而引出了这一有趣的误会。不过作者的目的，却也并不是要写商人或其经商活动，而只是要以此来说明他的主张：“名”是很重要的，“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衿篡”，与仁、义、礼、乐、法、刑、赏一起，是“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之一。上述这个寓言，便只是作者用来形象地说明“名”不正之危害的例证。
先秦散文中的另一些寓言或小插曲，不一定和商人及其活动直接有关，却与先秦时期的市场间接相关，从中可见当时市场贸易的情景，以及当时人对于市场的一定程度的关心。不过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些与市场间接相关的寓言或小插曲，也同样是为作者的说理目的服务的，只是用来使其说理形象化的工具。如《列子·说符》中有一则寓言（参《吕氏春秋·先识览·去宥》）：
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这是一个发生在市场上的有趣故事，让我们对市场的运营实况有所了解，也对人们被市场勾起的贪欲有所认识。又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一则寓言：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大概正是因为“日中为市”，日暮而罢，所以这个迂得可爱的郑人一来一返，才耽搁了买鞋的时间。不过上述这类发生在市场上的有趣故事，其被写出来的目的，仍不是为了它们本身，而是为了表达政治方面的见解。作者对于市场的真正兴趣，在政治而不在商业。关于这一点，在下述这个故事中，可以说得到了象征性的表现。此故事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也见《左传·昭公三年》、《韩非子·难二》等）：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晏子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窃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是时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而屦贱。”公愀然改容。公为是省于刑。
市场上的商业活动，被用来作为劝谏的材料。所以此故事的中心，并不在“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的商业活动，而在“踊贵而屦贱”的政治讽谏行为。这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象征性地说明了先秦人对于市场的兴趣之所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还有两个与市场有关的小故事，同样表现了作者对于市场的政治性兴趣：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对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诫使者：“无敢告人吾所问于女。”因召市吏而诮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惧其所也。
卫嗣公使人为客过关市，关市苛难之，因事关市以金，关吏乃舍之。嗣公谓关吏曰：“某时有客过而所，与汝金，而汝因遣之。”关市乃大恐，而以嗣公为明察。（此故事又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这两个故事都涉及当时的市场管理情况，有助于我们对于当时市场运营实况的认识，不过这却不是作者写作它们的目的；作者写作它们的目的，在于说明统治者应怎样运用权术和诈术，而上述两个故事则都只不过是其例证而已。
如果说先秦时期的叙事文学和散文很少表现商人的话，那么先秦时期的诗歌就更少表现商人了。不用说表现贵族文人个人情感的楚辞，即使是号称广泛表现庶民生活的《诗经》，其中提到好像是商人的也仅有一篇，那就是《卫风·氓》。不过以《诗经》的标准来说，这倒是一首长诗：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这首诗里的男主角应该是一个商人，因为他做的是“抱布贸丝”之事。尽管女主角说他“匪来贸丝”，那意思也只是说他在生意的掩护下，向自己发起恋爱攻势而已。
这样一个“抱布贸丝”的商人，用巧妙的恋爱攻势，赢得了女主角的芳心，使她答应和他结婚。但是结婚仅仅三年，这个商人便喜新厌旧，把女主角给抛弃了。于是她怀着满腔悲愤，唱出了这首弃妇之歌。
男人对于女人的“始乱终弃”，始终是中国文学的（恐怕也是世界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而商人对于女人的“始乱终弃”，则又是这个传统主题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据后代的文人们分析，这大概是因为商人们比较有钱，因而比较容易“征服”女人；也因为比较容易“征服”女人，因而也就比较容易喜新厌旧。《诗经》里，也是先秦诗歌里，这唯一一首与商人有关的诗歌，却是以“始乱终弃”的商人为主人公的，却是表现商人对女人的“始乱终弃”的主题的，简言之，亦即是将商人作为负面形象来表现的，这颇使人感到意味深长。对于后来的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来说，这颇像是一个不太美妙的定音符，预示了商人在今后的文学中可能会有的不利处境。
总的来说，先秦文学，无论是楚辞还是《诗经》，是散文还是叙事文学，都很难看到对于商人及其活动的正面表现；即使偶尔有所表现，其目的也往往是别有所在的。这种情况，并不说明当时的商业还不够发达，或者当时的商人还不够活跃，而只是说明当时的文学对于商人尚缺乏足够的兴趣，尚未像后代文学那样认识到表现商人的价值。
二、对于商人的了解与认识
先秦文学虽然普遍缺乏对于商人的兴趣，也少见对于商人及其活动的正面表现，但要说对于商人毫无了解和认识，那倒也并不尽然。在先秦典籍之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与商人有关的议论，显示出对于商人的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当然，这些与商人有关的议论，有时也不过是其他议论的陪衬，而且淹没在浩瀚的文献中，不一定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通过它们，我们还是能稍稍弄清，先秦时期的文人是怎样看商人的。
先秦文人已经认识到，商人的价值观念与其他阶层不同，是以利润和金钱为中心的。《列子·力命》说得很明确：
农赴时，商趣利，工追术，仕逐势，势使然也。
也就是说，农民追求的是不违农时，多种植和收获农副产品；商人追求的是利润和金钱，通过买卖赚得的钱越多越好；工匠追求的是技术精益求精，以造出精巧有用的手工制品；官吏追求的是地位和权势，越有地位和权势越心满意足；而这一切追求，都由各自的行当性质所决定，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里，通过“四民”的比较与分别，把商人的价值观念说得简单明了，一语中的。在《庄子·德充符》中，也斩钉截铁地说：
不货，恶用商。
即既不追逐利润，又哪有必要经商呢！这也表明，对于商人追求利润和金钱的价值观念，神游物外的庄子也有极清楚的认识。联想到他在表述相对性思想时，举到了两个宋国商人的例子，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吧？
先秦文人也已经认识到，为了追求利润和金钱，商人们常不辞千辛万苦，具有一种独特的敬业精神。如《墨子·贵义》云：
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
“关梁之难”来自官府（可参看《韩非子·内储说上》及《外储说左上》中的那个故事），“盗贼之危”来自民间，二者概括了商人所面临的主要危难；但商人为了利润和金钱，却能无视这些危难。《管子·禁藏》云：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千里人以为远，倍道人以为苦，而商人为了利润和金钱，却能不以为远不以为苦。《左传·昭公元年》云：
贾而欲赢，而恶嚣乎？
杜预注云：“言譬如商贾求赢利者，不得恶喧嚣之声。”孔颖达疏云：“以商贾在市，市人多喧嚣之声。”“喧嚣之声”人皆厌恶，但经商却免不了它；为了追求利润和金钱，商人们只得忍受之。《荀子·修身篇》云：
良贾不为折阅不市。
“折阅”就是损失，也就是蚀本。意思是经商虽有蚀本的风险，但好的商人却不因为怕蚀本而不去经商（后来汉代徐幹《中论·修本》云：“以利之有盈缩而弃其资货者，非良贾也。”其意本于荀子此言，而言则加详焉）。这是对于商人的敬业精神的另一层观察。凡此种种，如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千里之远，喧嚣之声，蚀本之险，都是对商人的考验；而好的商人，具有敬业精神的商人，能够经受住这种种考验。先秦文人对此已有相当的认识。
先秦文人也已经认识到，商人之所以能经商成功，能积累起资本和财富，除了敬业精神以外，还和“货殖之术”，即经商技术密切相关。虽然也有像《列子·力命》那样的，相信一切都是由“命”决定的说法：
然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但是比较一般的观点，则是像孔子所说的那样，相信经商的成功与否，乃是由“货殖之术”决定的。《论语·先进》引孔子语云：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对孔子所说的这句话，历来解释纷纭；不过一般认为，王充《论衡》的下述解释，最得孔子的本意。《率性篇》云：“‘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赐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货财积聚，为世富人者，得货殖之术也。夫得其术，虽不受命，犹自益饶富。”《知实篇》云：“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子贡善意，以得货利。”从《论衡》的解释来看，孔子的意思盖是：子贡经商成功，靠的并不是富贵之命，而只是“货殖之术”，即经商的技术。具体而言，就是子贡能“亿则屡中”，即“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用现代的话来说，也就是善于预测和把握市场行情。在先秦其他一些典籍中，也提到了这种“货殖之术”的重要性。如《战国策·赵策三》云：
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
又如《国语·越语上》云：
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都认识到良商善于“司时”或“待乏”，即善于预测和把握市场行情。从《论语》、《国语》和《战国策》来看，先秦文人对“货殖之术”在经商中的重要性，已有相当贴切具体之认识。
先秦文人还认识到，商人们除了勤奋以外，一般都还很节俭。这是因为不节俭的话，就不能积累起财富；而不能积累起财富，便不能扩大经商规模。《墨子·贵义》云：
商人用一布市，不敢继苟而雠焉，必择良者。
可以说，节俭习惯与敬业精神一起，构成了成功商人的两个侧面。《墨子》此语与前引关于商人敬业精神之语并载，显示作者对于商人的两个侧面都有所认识。
先秦文人还认识到，商人的资本越是雄厚，经商时便越是能大展身手。如《韩非子·五蠹》云：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
这是因为在能干的商人手里，资本会具有滚雪球效应，资本越多便越容易周转，从而带来更多的金钱和利润。作者所引的“鄙谚”及作者对此的说明，都表现出对于资本性质的相当认识。
先秦文人还认识到，经商就像其他行当一样，需要形成一种行当特有的传统，需要培养本行当的继承者，需要把传统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国语·齐语》引管仲语，对此说得甚为透彻：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儋何，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莫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
管仲认为让商人“群萃而州处”，即聚集在一起（管仲上文云：“处商就市井”，意思是让商人聚集于市井），不仅有利于商人之间的交流，货物之间的流通，而且也有利于商人子弟的培养，经商传统的传承。因为商人子弟从小耳濡目染，所见所闻皆为经商之事，自然就会接受经商的传统，成长为新一代的商人。所谓“故商之子恒为商”，即让经商的行当世袭相传，这一观点是否合理先不去管它，从管仲的上述这段话来看，他对经商这门行当的“职业性”，对这种职业性所要求的特殊条件，对怎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商人，可以说是相当了解的。这不知是否与他早年曾经经过商的经历有关？又，《庄子·徐无鬼》云：
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
“比”是和乐之意。全句的意思大概和管仲语相仿，也是认为商人们只有通过市井生活（即管仲所说的“处商就市井”），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则先秦时期有这种认识的，又不仅限于管仲一个人。
综上所述，先秦文人对于商人的价值观念、敬业精神、货殖之术、节俭习惯、职业传统等等，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不过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些了解和认识还存在着几方面的局限性。一是那些与商人有关的议论，常常并不是作者的议论中心，而不过是议论中心的陪衬。如《墨子·贵义》之称赞商人的敬业精神和节俭习惯，只是为了以之作为对比物，来批评士人的不能坐而言义和慎于用身。《左传·昭公元年》说商贾为求赢利不应厌恶喧嚣之声，《荀子·修身篇》说好商人不因为怕蚀本而不去经商，《韩非子·五蠹》说商人资本越多越容易大展身手，都只是作者为说“正事”所打的比方。《论语·先进》说子贡善于经商，是为了和颜回的“屡空”作对比，以显示“天命”的无常和不测，表示孔子对于人生的悲观和无奈。《战国策·赵策三》之称赞良商善于掌握时机，而不汲汲于争价之贵贱，只是为了以之作为对比物，来批评建信君的不看时机而与吕不韦斗气。《国语·越语上》之称赞商人能未雨绸缪，乃是为了以之作为榜样，来劝君主不可不居安思危，及早选择和培养谋臣与爪牙之士。凡此等等，均说明先秦文人对商人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但这种了解和认识尚不足以成为他们关注和议论的中心。
二是虽然很多议论能够中肯地甚至肯定地看待商人，但是也有一些议论倾向于消极地看待商人，开了后代文学中同类议论的先河。如《荀子·荣辱篇》云：
有贾盗之勇者……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
把商人和强盗置于一处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具有共同的“唯利之见”之类特征，他们的勇敢是一种“贾盗之勇”，从而使人们对商人及其特征不能不产生厌恶之感。其实，虽然坏的商人的确是非常可恶的，但是坏的农民、工匠和士人又何尝不可恶呢？然而却并没有“农盗”、“工盗”、“士盗”之类说法。由此也可看出，虽然作者振振有词，但对商人却不无偏见。又，《战国策·赵策三》载，鲁仲连助赵退秦军，功成不受赏，慷慨陈辞曰：
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
在这里，鲁仲连把“商贾之人”作为“天下之士”的对立面，肯定了“天下之士”之“施而不受”的豪迈气概，否定了“商贾之人”之“等价交易”的商业原则，其“不忍为也”之语，流露出浓厚的轻视商人的意识。而作着上述这般描述的作者，其思想感情自然亦是在鲁仲连一边的。
不过，虽然存在着这些局限性，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对于商人的了解和认识，上述那些与商人有关的议论还是值得重视的。而且，那些在此时直截了当说出来的议论，虽然可以说毫无文学意义可言，但是在后代文学之中，却会演化成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的主题，为我们展示出商人的生存样相和内心世界。
如前所述，先秦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商业的奠基期，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奠基期；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从先秦时期开始的。然而我们看到，虽说先秦时期商业已很发达，商人已很活跃，但是先秦文学对它们的表现，却远不能与它们的实际相符。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猜想，这一现象的出现，恐怕也和当时文学的作者身份有关。先秦文学，乃是一种不能知道其作者的文学，或是一种集体编写性质的文学。就现在所知者而言，那些无名作者的身份，大抵不是宫廷臣工，就是贵族官僚，或是失职士人。在当时的社会里，他们的地位都很高，或至少与“劳力”无缘。因此在他们的眼睛里，自然不容易看见商人，尤其是看见作为“商人”的商人；在他们的笔下，自然不容易表现商人，尤其是商人及其活动本身。这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不过，即使是那些陪衬性质的表现，即使是那些旁涉性质的议论，也仍然足以说明，对于商人的表现已经开始，对于商人的认识已经萌芽。它们自身虽然不一定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但就它们揭开了对于商人的表现的历史而言，它们的出现也仍然是有意义的。况且，其中的若干表现和议论，也不能不说是饶有趣味的。因此，在探讨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的时候，先秦时期也自有理由首先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二节 汉代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的大一统时代（秦代虽然初次实现了中国的统一，然而却未能持续下去，因而只能看作是汉代的大一统的序幕）。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中国商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统一有利于全国性的巨大商业网络的形成，以及不必依赖海外贸易的自足性国内市场的发育，从而给商人阶层的生存提供了更合适的温床，也给他们的大展身手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大一统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就像在商业方面的情形一样，汉代也形成了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文学网络，文学风尚的传播以京师为中心向地方扩散，又由地方向中央反馈，从而催生了全国性的文学样式，形成了综合性的文学内容和风格，并表现出巨大的时空意识，最终促进了社会对于文学的价值的重视，并导致了中国最初的文人阶层的产生。这样，汉代文学既辉映着汉帝国的灿烂文明，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时代。
然而，虽然汉代的商业比先秦时期的商业更为繁荣，汉代的商人比先秦时期的商人更为活跃，汉代的文学比先秦文学更为成熟，但是在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方面，我们对先秦文学曾经说过的话，除了若干的例外和不同以外，却大致上仍是可以对汉代文学说的。也就是说，在汉代文学之中，除了司马迁的《史记》等个别例外，以及若干局部性的变化进展以外，从总体上来说，仍是很少能够看到对于商人的表现，尤其是对于商人的正面的文学性表现。商人很少出现在汉代的辞赋和诗歌中，很少受到辞赋和诗歌的正面表现；他们倒是经常出现在汉代的散文中，不过大抵不是作为文学性表现的对象，而仅仅是作为被议论甚而被批评的对象。在若干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表现商人方面，汉代文学相对于先秦文学的进展；不过从总体上来说，在汉代文学之中，商人也并未能避免其“龙套”性角色的命运。
一、辞赋
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它既是承自先秦文学中楚辞传统的产物，又是汉代文人足以自诩的独创性文体。尤其是铺张扬厉的大赋，更是与庞大的汉帝国的文明相适应。在汉大赋中，有一类专以京都为题材的辞赋，表现汉代京都及其他城市的繁华盛景，是汉大赋中较为典型的一类。梁萧统《文选》特收入于卷首，也许也正是看到了其代表性。这类京都题材的辞赋，以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为代表，此外则还有扬雄的《蜀都赋》、杜笃的《论都赋》、张衡的《南都赋》等。降至汉魏之交，则有刘桢的《鲁都赋》、徐幹的《齐都赋》等；降至晋，则有左思的《三都赋》和《齐都赋》等，都是继承汉代的传统的。
这类京都题材的辞赋，首先出现在汉代，首先以西汉首都长安和东汉首都洛阳为题材，都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西汉首都长安和东汉首都洛阳，都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布满着巍峨壮丽的宫殿，也充溢着繁华热闹的市场。在先秦时期已颇具规模的各国都城，与之相比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大一统帝国造就了巨大的都市，巨大的都市所特有的灯红酒绿的生活，早已让汉代人民心醉神迷。与班固同时代的王充，在其《论衡》中曾这样写道：
京都谷多，王市肩磨。
人之游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观也；入都，必欲见市，市多异货也……游于都邑者心厌，观于大市者意饱。
王充生长于“古荒流之地”的南方，年轻时曾到洛阳游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洛阳的壮丽繁华，一定曾让他惊叹不已。上述两段话，也许正源于其切身体验，但也一定代表了汉代人民的心声。班固和张衡等人的起意创作京都题材的辞赋，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都市生活的刺激。与此同时，汉代统治者之所以把京都造得如此雄伟壮丽，也是正如班固《西都赋》所说的，“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即是为了向天下万国炫耀汉帝国的声威，是与汉帝国总体上的规模实力相适应的。因此之故，班固和张衡等人的创作京都题材的辞赋，恐怕也是心折于汉帝国的辉煌，欲以文学来为之锦上添花吧？
在这种京都题材的辞赋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无疑是关于市井生活场景的描写。这种关于市井生活场景的描写，是前代文学中所未曾出现过的。班固的《西都赋》中写道：
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
所谓“九市开场”，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是著名的长安东西两大市的统称。所谓“货别隧分”，“就是说九个市是按商品的‘货’来区别，按‘里’中‘隧’（小路）来分设的。大体上每个市有‘十’字街，划分成四个里，每个里中又有许多‘隧’，沿‘隧’分设各种同类货品的列肆”。而在这区域广阔、万货云集的市场中，则涌动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前堵后拥的车流。这是一幅怎样的市井生活画面呵！在先秦文学中虽已经常写到市场，但尚未见对市场的如此直接的描写；只有《战国策·齐策一》载苏秦语，夸张地描述了当时临淄的盛景，与此差相仿佛，但他也只提到了“临淄之途”，而并未直接提到临淄的市场。因而可以说，班固《西都赋》中的上述描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初的对于市场的直接描写之一。虽然其描写还极为简略，但后来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那些以市场为主题的辞赋，甚至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和清代的《姑苏繁华图》那样的以市场为主题的绘画，都可以说无不滥觞于班固《西都赋》中的上述描写。
大概也是有感于班固描写的简略，所以后来张衡在其《西京赋》中，又对长安的市场作了“踵事增华”的描写：
尔乃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昬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若夫翁伯、浊、质、张里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东京公侯，壮何能加？
所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就是说五层楼的市令署，可以居高临下，俯察到‘里’中‘百隧’两侧所设商店的贸易情况”；所谓“周制大胥，今也惟尉”，“是说周代设有大胥官管理市区，现在市区长官属三辅都尉管辖”。以上四句写了长安市场的管理，是比班固《西都赋》加详的地方。特别是如把前两句与汉画像砖参看，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汉代市场的模样。下面几句，班固《西都赋》偏重写市区一般的热闹景象，而张衡《西京赋》则偏重写市场里的交易情景：市场里陈列的商品是多么繁富，商人们是怎样地推销他们的商品，顾客们是怎样地找到想要的商品，而在这中间又不免夹杂着奸商与劣货。最后几句，则写了靠市场发家的商人们那“击钟鼎食”的奢华生活，是班固《西都赋》中所无的内容，而来自于《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显而易见，比起班固的《西都赋》来，张衡的《西京赋》更重视对于市场的描写，也更富于市井生活气息。从二者对于市场描写的这种不同中，正可以看出汉代不仅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而且文人们对于市场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
张衡《西京赋》与班固《西都赋》的这种不同，也表现在二赋的其他一些地方。比如在写到长安郊外的情景时，班固的《西都赋》写道：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
强调的是公相的云居与豪门的充盈；而张衡的《西京赋》则写道：
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封畿千里，统以京尹。
强调的是商业的发达和商旅的交错，与《西都赋》中类似之处的描写有所不同。又如对作为西都之对照、受到作者肯定的东都，在班固的《东都赋》中有如下描写，表现了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以及对于奢侈的世风的指责：
抑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盛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纴，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弗珍。捐金于山，沉珠于渊。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营。嗜欲之源灭，廉耻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
而在张衡的《东京赋》中，就没有这种严厉的措辞。正如我们下面在《史记》的场合会提到的，在对商业和商人的认识和态度方面，班固其实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人。这或许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其虽在《西都赋》中加入了关于市场的描写，却又在《东都赋》中主张抑商窒欲。而从张衡方面来说，则由于他思想不如班固保守，所以其《二京赋》中对于市场和商贾的态度，也显得比班固更为开明和通达；相应的其《二京赋》中有关市场和商贾的描写，便也显得和班固的《两都赋》有所不同。从班固的《两都赋》，到后代的以市场为题材的辞赋，可以看出对于市场的描写比重在不断加大，从而表明了对于市场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而张衡的《西京赋》，则可以说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但是，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班固和张衡等人的创作京都题材的辞赋，除了受刺激于汉代繁华的都市生活外，也是欲以文学来为辉煌的汉帝国锦上添花。同样地，他们的京都赋中对于市场及商业的描写，除了表现了他们对于市场和商业本身的兴趣外，也是由于他们是将之作为帝国之繁花的一瓣来加以认识的。换句话来说，对于帝国京都中市场或商业的描写，只是整个对于帝国京都描写的组成部分，本身尚未必已受到独立的关注，被认为具有独立的描写价值。这尚有待于后代文学。与此同时，辞赋这种文体，尤其是汉代特有的大赋，虽说与庞大的汉帝国的文明颇为相称，但是却并不适于表现个人的生活与命运。即使像上述那种京都题材的辞赋，其中有一些关于市场和商业的描写，甚至有一些关于商贾的描写（如张衡《西京赋》的场合），但其角度也是俯瞰式的和宏观式的，完全看不到个人生活的存在，更不用说是商人的个人生活的存在了。这盖是因为辞赋家们过于受到大帝国本身的吸引，而没有余暇也没有兴趣去注意个人的存在。这不能不说是汉代辞赋的一种局限。
二、诗歌
只有当时来自民间的乐府诗歌，才稍稍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中可以看到对于个人命运的关注，而大帝国则退而为人生的舞台和背景。正是在这类乐府诗歌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商人的真切的声音，那就是一般认为作于汉代的乐府古辞《孤儿行》。《孤儿行》里的主人公，从小失去了爹娘，跟兄嫂一起生活。兄嫂令其远出经商，他为此吃尽了苦头：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
这个孤儿也许出身于商人世家，所以他父母在世时，他才能“乘坚车，驾驷马”，而他父母去世后，他才不得不去“行贾”，以让他兄嫂继续坐享其成；他兄嫂也许继承了父母的财产，却不愿意吃外出经商的苦头。这首乐府诗歌，也许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用商人口吻写的诗歌，也许是初次用诗歌形式正面表现了商人经商的辛苦。其中对于商人经商的辛苦的表现，开了后来的文学表现这一主题的先河；而其商人第一人称口吻的表现形式，即在后来的诗歌中也甚为少见。把这首乐府诗歌和先秦的《卫风·氓》作一对比，可以发现对于商人的表现直接与明确得多了。这也许反映了在表现商人及其生活方面，从先秦文学到汉代文学所取得的进展。另外，这首乐府诗歌还提到了这个汉代商人的经商范围，那就是“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反映了在大一统的汉帝国中，商人们那“周流天下”的特征，也是饶有趣味的。
在汉代的乐府诗歌和古诗中，有不少是表现行旅生活之苦的。我们现在已无从知道其中主人公的身份，但从以上这首《孤儿行》来看，则也许其中有部分主人公应是商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汉代表现商人生活的诗歌，实际上便也许不止这一首，只是我们现在已无法确认罢了。
只是即使算上那些主人公身份有可能是商人的诗歌，相对于汉代诗歌的总体数量而言，表现商人的诗歌比例仍显得微不足道；更何况那些诗歌的主人公的身份还不一定是商人，我们目前所能肯定的还只有《孤儿行》这一首。由此看来，虽然诗歌在汉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大一统的汉帝国的文明亦颇为相称，但是要让诗人普遍注意到商人的存在，并进而用诗歌去加以表现，那还是得等到更晚一些时候才行，在汉代则其气候尚未形成。
此外，顺便提一下，像汉代的辞赋一样，在汉代的诗歌里，也出现了关于城市生活场景的描写。比如辛延年的《羽林郎》，以洛阳的市场为其背景；宋子侯的《董娇饶》，以洛阳城东郊外为其背景；古诗《驱车上东门》，以洛阳城外的坟地为其背景；古诗《东城高且长》，以城市郊外的风景为其背景；《陌上桑》，亦以城郊桑林为其背景；等等。在梁鸿的《五噫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洛阳宫阙的描写：
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巍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此诗为东汉章帝时梁鸿路过洛阳时所作。章帝对此诗甚为不满，梁鸿因此不得不改名换姓，避居齐鲁之间。此诗虽以其批判精神，对洛阳作了不同于班固《东都赋》的描写，但是隐藏在其背后的对于帝国京都的关注，则与汉代的京都题材的辞赋是一致的。此外，在汉代诗歌中，还出现了正面表现城市生活的诗歌，那就是古诗《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游戏宛与洛”中的“宛”，即南阳郡治所在的宛县，汉代有“南都”之称，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张衡曾为之作过《南都赋》；而“洛”即东汉首都洛阳，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此诗的主题也是人生短暂，及时行乐，而诗人选择的行乐场所则是繁华的城市。他神往于城市中那星罗棋布的街巷，那豪华壮丽的建筑，其心情正与上文所引王充《论衡·别通篇》的话相通。这样的诗歌也是前代文学中所未曾出现过的，显示了汉代繁荣的城市生活对于诗歌的影响，也和汉代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间接相关。
三、散文
汉代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成熟期。中国古代散文的各种文体，大都在汉代孕育成熟。汉代散文之于中国古代散文史，宛如汉帝国之于中国古代历史，都可以说代表了其严格意义上的“古典时代”，因而也可以说二者是颇为相称的。汉代散文，尤其是其中的政论文，倒是经常涉及商人的，不过它们大都不是对于商人的文学性表现，而只是对于商人的一些议论或意见。那些议论或意见，继承先秦诸子中《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等的传统，大抵表现出对于商人的歧视性和否定性态度。比如陆贾的《新语·辅政》、贾谊的《新书·孽产子》及《汉书·贾谊传》载其上疏、《汉书·食货志》载晁错说上语、刘安的《淮南子·说山训》、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服制》、桓宽的《盐铁论》、《汉书·贡禹传》载贡禹上书、《后汉书·桓谭传》载桓谭上疏、班固的《汉书·货殖传》、崔寔的《政论》、王符的《潜夫论·浮侈》和《务本》、仲长统的《昌言·损益篇》等，其中都可以看到对于商人的批评意见或歧视态度。在上述这份单子中，已包括除了司马迁和王充等之外，汉代大部分的优秀散文家及其代表作，而其对于商人的基本倾向便是如此。也许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了汉代文学中缺乏对于商人的表现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汉代的文人们尚未能比较宽容地看待和理解商人。这不能不说是汉代散文的一种局限。
在汉代散文家中，王充是除了司马迁之外，较能宽容地看待和理解商人的人之一。在其《论衡》之中，虽然也能看到一些诸如“富家之商必夺贫室之财”（《偶会篇》）之类的话，表现出对于商人的世俗性看法，但同时也能看到不少对商人较具理解和认识的话，表现出其不同于众的本来面目。如《是应篇》云：
儒者论太平瑞应……市无二价……太平之时，无商人则可，如有，必求便利以为业，买物安肯不求贱？卖货安肯不求贵？有求贵贱之心，必有二价之语。
可见比起那些持书生之见的迂儒来，王充更能理解商人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念，也更能理解那市场上每天在进行着的交易背后所潜藏着的价值规律，而对此他却并未有所鄙视或批评。又如《死伪篇》云：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畜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
其中“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一语中，亦蕴含有王充对于商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乃被置于与其他阶层相同的层次上，而未有任何的歧视或否定的意思。又如《量知篇》云：
手中无钱，之市，使货主问曰：“钱何在？”对曰：“无钱。”货主必不与也。
其中对于市场交易的本质的认识，是与《是应篇》中的说法相一致的。而《死伪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商人的“同视”，则也表现在《程材篇》的下述话中：
从农论田，田夫胜；从商讲贾，贾人贤。
从这种价值观的相对性出发所达致的结论，必然是商人亦有其独立存在并受到尊重的理由，而这与那种歧视商人的观念是有相当的距离的。对于商人经商的危险，王充也付与过相当的注意。如《祸虚篇》云：
仓卒之世，以财利相劫杀者众。同车共船，千里为商，至阔迥之地，杀其人而并取其财，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为鱼鳖之食，在土为蝼蚁之粮。
比起《墨子·贵义》中提到的商人外出经商有“盗贼之危”来，这里对于商人经商的危险的表现，显然是更为具体深入的。它令人联想起了后代的若干文言和白话小说，其中表现了商人外出经商时所遭遇到的危险，而《祸虚篇》的这一段叙述已开它们的先河。对于那些“烦扰农商”的政策，王充称设计之人为“佞人”。如《答佞篇》云：
误设计数，烦扰农商，损下益上，愁民说主。损上益下，忠臣之说也；损下益上，佞人之议也。
其中所表现的要求尊重农商利益的精神，也为后代的有些小说作者所继承。至于对于商人经商致富的原因，虽然王充囿于其“命定论”观念，经常强调是命中注定的（如《命禄篇》、《偶会篇》、《初禀篇》等），但在有些场合，他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命定论”观念，便说出了一些较有现实感的话。如《率性篇》云：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赐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货财积聚，为世富人者，得货殖之术也。夫得其术，虽不受命，犹自益饶富。
“货殖之术”是王充首先明确提出的概念，在《论语》原文中原本隐而未显。即从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可看出，王充是了解商人致富的“现实”原因的，那就是商人的能够经商致富，是由于他们掌握了经商的技术。另外如《量知篇》的下述这段话，也可以说表现了王充同样的想法：
抱布贸丝，交易有亡，各得所愿……农商殊业，所畜之货，货不可同。计其精粗，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乡里愿之。
王充认为，所谓“富人”，只不过是在经商中得利较多的人，而其得利，也只是在公平的贸易中实现的，因而自然是其商术胜人一筹的结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富人”并无贬义，而且还是“乡里愿之”的羡慕对象，由此亦可看出王充的倾向性。
王充的《论衡》之所以能在表现商人方面在汉代散文中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众的“异色”，或许和他本人的出身于商人家庭有关。据《自纪篇》说，其祖先原本“以农桑为业”，至祖父泛始“以贾贩为事”，则其祖父已为商人。其父亲诵的身份不明，但想来亦应是商人，因为王充说过自己家“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可见既不是农民，亦不是官吏，则“子承父业”，其父亦应继续经商。王充自己因好学而走上学问之途，事实上也是后世常见的“由商入儒”；而王充之所以能不事生产而一意求学，恐怕也与其祖、父辈经商打下了经济基础有关。又，王充一生都抱着“细族孤门”的自卑感（尤其是当他把自己与班固等人比较时），而且在仕途上也一直蹉跎不顺利，恐怕和他的出身于商人家庭有关，因为这种出身在当时被认为是“低贱”的；他的坚持“命定论”的观念，恐怕也是因为他的商人家庭出身天生地限制了他的发展。《自纪篇》所载下述这段别人对他的嘲笑，暗示了他的商人家庭出身的宿命，应视为实际有过的议论：
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途，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
这类嘲笑也许曾伤透了王充的心，让他终生纠缠于自卑和绝望的梦魇中。不过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也许正因了其商人家庭出身，所以王充才会那么的思想解放，发出那么些“反常识”的议论，成就了《论衡》这部异色的巨著；也许也正因了其商人家庭出身，所以在其《论衡》之中，王充才会表现得那么的理解商人，与汉代其他散文家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汉代散文与先秦散文不同，没有什么寓言式的表现，所以先秦散文中的那种与商人有关的寓言故事，便也自然不容易在汉代散文中看到。不过，汉代散文中的有一些作品，或者有些作品中的某些部分，已经类似于后世文言小说的萌芽，其中偶尔也可以看到与商人有关的故事。如应劭的《风俗通义》中，便有如下这样的小故事：
临淮有一人，持一匹缣到市卖之。道遇雨，被戴。后人求共庇荫。因与一头之地。雨霁当别，因共争斗，各云“我缣”。诣府自言。太守丞相薛宣劾实，两人莫肯首服。宣曰：“缣直数百钱耳，何足纷纷自致县官？”呼骑吏中断缣，各与半。使追听之。后人曰“受恩”，前撮之；缣主称冤不已。宣曰：“然，固知当尔也。”因诘责之，具服。俾悉还本主。
其中的缣主人的身份，有可能为小商贩，也有可能为织缣者，我们姑且把他看作是前者。熟悉白话小说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小故事很像后世白话小说中常见的那类财物纠纷事件，常常在入话中写来以引出正话所要讲述的故事。在后世市民社会的商品经济生活普及化以后，此类财物纠纷事件常会引起小说家们的注意，并被表现在他们的白话或文言小说中；而《风俗通义》中的这个小故事已开其先河。在《风俗通义》中，还写到过富家公死后的遗产纠纷案件，也是后世白话小说中常见的题材，有时候与商人也有点儿关系（要看“富家公”从事的行当而定）。《风俗通义》历来被认为有“小说家”成分，这一性质大概使它不同于其他汉代散文作品，能看到一般散文家不容易注目的庶民的生活，其中也包括财物和遗产纠纷之类事件。从写实性和世俗性方面来说，汉代散文中的这类小故事，比起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来，无疑与后世文言和白话小说具有更直接的联系。
汉代散文除了个别的例外以外，总的来说较少对于商人的正面的文学性表现，在这方面它并不比先秦散文进步多少。王充《论衡·佚文篇》所载下述事例，也许是说明其原因的一个象征性例子：
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贾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
汉代文人的看不起商人的意识，不愿在文章中表现之的心理，在扬雄的上述话中已表露无遗。看来，用散文的形式来正面地表现商人，同样还得等到更晚一些时候才行，而在汉代则其气候尚未形成。
考虑到整个汉代文学的规模和时间跨度，使人觉得表现商人的作品委实是太少了。即使算上那些表现行旅生活之辛苦的“隐约”之作，也还是不容易使人产生一个实在的印象。究其原因，恐怕也正是因为汉代文学一如先秦文学，其作者的身份大抵是宫廷文学侍从之臣或官僚，他们自然不愿把高贵的眼光投到一般商人的身上。
第三节 《史记》：为商人树碑立传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史记》都是伟大的汉帝国文明的产物，从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不过与此同时，因了其“究天人之际”的伟大气魄，“通古今之变”的宏观视野，“成一家之言”的批判精神，《史记》无疑又不仅仅从属于汉代，而是远远地超出于它之上，代表了中华文明的良知，从属于全中国和全人类的。
在关于商人的表现方面也是如此。在中国的史书（尤其是所谓的“正史”）中，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像《史记》那样，专门为商人树碑立传的。在先秦时期的史书中，商人只是偶露踪影；在汉代的其他文学作品中，商人也未受到多少重视；但是在《史记》中，却出现了专门的商人类传《货殖列传》，出现了大商人的专传《吕不韦列传》，附传《越王句践世家》所附范蠡传，出现了提到大商人的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出现了与商业有关的专论《平准书》，等等。在《史记》之后，除了《汉书》蹈袭《史记》，保留了《货殖传》以外，中国所有的正史和野史，就再也不设专门的商人类传了；而即使是《汉书》的《货殖传》，虽然保留了《史记·货殖列传》的部分内容，并且还增加了武帝之后的部分巨商史料，但是由于班氏父子与司马迁“道”不同，由于他们对司马迁的商人观持否定态度，所以在价值观和精神实质上，《货殖传》已完全不同于《货殖列传》，《货殖列传》的革命性灵魂，早已被阉割得荡然无存了。因此之故，可以认为《史记》在汉代的历史上，广而言之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能为商人树碑立传的史书。而由于《史记》同时又是一部伟大的叙事文学作品，因此它的为商人树碑立传，便也就同时具有了文学史意义。
一、《越王句践世家》所附范蠡传
《史记》的《越王句践世家》，大致承自《国语·越语》；但是与《国语·越语》不同，《越王句践世家》在记完越国君主事迹后，忽又笔锋一转，开始记起范蠡功成身退后经商致富的事迹来：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这里的基调与上面的越国君主事迹完全不同，基本上是把范蠡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来描写的。联系到《货殖列传》中也有范蠡小传，内容与此差相仿佛，则范蠡传的“商人传”意义就更为清晰了：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同为一人，内容又大致相同，却既立附传又入类传，这无非表明司马迁极重视范蠡的经商才能，极有兴趣于范蠡的致富事迹。《越王句践世家》所附范蠡传最后说：“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又“太史公曰”云：“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所谓范蠡“三徙”或“三迁”，一是自楚徙越，助句践成霸业；二是自越迁齐，“致产数十万”；三是自齐适陶，“致赀累巨万”。显而易见，其第一徙成就的是“霸业”，成的是从政名声；而后二徙成就的却是“商业”，成的是经商名声。然而在司马迁看来，这两种事业却是一样的有意义，这两种名声却是一样的伟大。“臣主如此，欲毋显得乎！”将范蠡的经商成功与句践的灭吴霸业等量齐观，再鲜明不过地显示了司马迁重视商人和商业的立场。有意思的是，此传后所附司马贞的《索隐述赞》，概述了越国的兴亡盛衰，却无一语及于范蠡的经商事迹，似于乃祖作范蠡传的用心全然不解者，这也可说是一般人不能理解司马迁之伟大的一例。
而且，如果说以上两处记载还只是对于“商人”范蠡的经商事迹的史学性概述的话，那么《越王句践世家》所附范蠡传中所记载的如下故事，便可以说是对于“商人”范蠡的精神世界的文学性表现了。话说范蠡在陶经商成功，名声远播，天下称陶朱公。却不料晴天一声霹雳，他的三个儿子中的老二，因在楚国杀人，而被囚入死牢，小命危在旦夕。陶朱公认为：“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所以派老三带黄金千镒，去楚中托人情，“走后门”。但是老大觉得派弟弟去而不派自己去，自己很没有面子，所以坚持要父亲派自己去，甚至以自杀相威胁。陶朱公不得已，转派老大前往。结果因老大不懂世故人情，而又吝惜千金之费，所以事情没能办成，老二终被楚国处死。
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完整故事，其文学性相当之强。尤其是开头引出的悬念，至结尾才加以说明，宛如相声中所谓的“抖包袱”，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效果。在《史记》中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显示了中国叙事文学的长足进展。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较为独立的表现商人精神世界的故事，在此前和同时的文学作品中尚未见其例。我们看，范蠡明知“杀人而死，职也”，却又相信“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即相信金钱的力量甚至能赎人的死罪，这是典型的商人心理的反映。从他对老大和老三不同金钱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能洞察每个人对金钱的不同态度及其成因，而且能利用这些不同态度来达到不同的目的，这又显示了他对于金钱对人的影响方式的洞达，以及按不同情况加以利用之的智慧，而这也大概是只有成功的商人才能掌握的“艺术”。有上述这类信仰、智慧和能力的商人，自然能在商战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这个故事在范蠡传中占到三分之二的篇幅，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并非是无关宏旨的闲笔，而是足以显示“商人”范蠡真面目的典型事例。在《史记》中写入这类故事的司马迁，对于商人的精神世界该是有着亲切的体认的。
二、《吕不韦列传》
如果说范蠡传所表现的是“弃政从商”的成功事例的话，那么《吕不韦列传》便可以说是表现了“弃商从政”的成功事例。虽然范蠡和吕不韦的人生方向截然相反，但在他们都具有从政和经商的才能，都能从心所欲地自由跨越这两个领域这一点上，他们两人却具有本质上的共同点。而对他们作浓笔特书的司马迁，恐怕也正是基于上述这种认识，来叙写他们那迥然不同的生活道路的。
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第一项中所提到的，《战国策》中已有对于吕不韦事迹的叙述。不过在《战国策》中，有关吕不韦的事迹尚是分散的、片断的；只是到了司马迁的《史记》，才为吕不韦设了专传，将他的事迹集中了起来。司马迁这么做，首先是因为吕不韦的政治成就；但与此同时，却也因此而出现了一篇与商人有关的专传。而这种专为商人设立专传的作法，在此前的文学中也是从未有过的。
自然，《吕不韦列传》叙述的主要是吕不韦的政治活动，不过其中所写吕不韦拥立子楚的经过，却也颇能见出吕不韦的商业性投机手腕：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適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適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適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適，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適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適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
此段文章一口气写下来，洋洋洒洒近千字，把吕不韦的投机手腕写得清清楚楚。吕不韦作为一个大商人，不仅熟悉市场上的风云变幻，对秦国政界内幕亦洞达无间。这就像范蠡的场合一样，再次显示了从政与经商才能的相通性。吕不韦将自己的金钱与子楚的身份互补互动，通过大子楚之门来大自己之门，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政经纠缠”，“官商勾结”，政治权力与金钱力量“相得益彰”，也是封建时代商人活动的常态。吕不韦以子楚为可居之“奇货”，不惜破家以“钓奇”，正是商人看好某项生意，断然予以投资的表现。而其利用金钱的力量，挑选关键之处行贿，推动政局如玩卵于股掌，处人际关系游刃而有余，则又是非大商人不能具有的大手腕。倘若安国君活得更长一些，则短寿的子楚将没有时间得立为王，吕不韦也势将一无所获，这又显示了其“投资”的风险性。凡此种种，在司马迁的笔下写来，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其生动性远非《战国策》可及。只是遗憾的是，《战国策》有一段写吕不韦与其父的对话，生动地表现了其作为商人的本来面目，《吕不韦列传》却未能将之采入。不过也许司马迁是故意要立异，以别展自己的写作怀抱吧？值得注意的是，《吕不韦列传》的写作重点，便在前引拥立子楚的过程，也许正证实了我们的想法。正是如上这一段描写，最好地显示了吕不韦的投机手腕。从文学角度来看，上面这段描写也颇为成功，尤其是关于“大门”的对话，富于戏剧性和喜剧性，令人有身临谈话现场的感觉。
司马迁为吕不韦作传，侧重的是其政治活动，而不是其商业活动，这一点与范蠡传不同。不过在叙述吕不韦的政治活动时，也揭示了其以商人身份染指政治的特征，刻画了其商业性的投机手腕，这使此传在各政治家列传中仍呈现出某种异色。而对于吕不韦的商人出身，司马迁几乎从无微辞。此传最后“太史公曰”所云：“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公然指斥吕不韦为“佞人”，与其说是批评了作为“商人”的吕不韦，毋宁说是批评了作为“政客”的吕不韦。把司马迁对吕不韦的这一批评，与其对范蠡的赞辞作一比较，其对比显然是耐人寻味的。
三、《司马相如列传》
如果说范蠡传和《吕不韦列传》中所刻画的范蠡和吕不韦都是身兼从政和经商双重才能的大商人的话，那么《司马相如列传》中所出场的卓文君父亲、司马相如丈人卓王孙，便可以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生意人”了。同时，与范蠡和吕不韦的故事弥漫着凝重的历史氛围不同，关于卓王孙的故事则洋溢着家庭式的轻喜剧情调。在后来中国的戏曲小说中，士商联姻常是有趣的题材之一，而《司马相如列传》已开其先河。
卓王孙的祖先原是赵国冶铁业巨子，秦破赵后，迁富人入蜀，卓氏亦未能幸免。别人都不愿远离故国，所以求稍近如葭萌一带留了下来；只有卓氏却富于远见，认为此地狭薄，反不如远处如汶山之下，土地肥沃，至死不饥，而老百姓又有市场意识，容易做生意，所以反求远迁，一直走到临邛，才大喜而留。仍干冶铁老行当，做买卖往来于滇蜀一带。“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到了卓王孙时，仍有僮八百人，为临邛巨富之一。故事开始时，其女文君新寡在家。汉代妇女再嫁尚较自由，因此不难想象，这自是一块极肥的“天鹅肉”。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与卓氏也算是大同乡。不过他有文才而无钱财，虽已作了《子虚之赋》，却尚未能成名。喜爱辞赋的梁孝王死了以后，他断了生计来源，只能回成都苦挨。恰巧他的朋友王吉在临邛做县令，熟知临邛富人家庭情况，当也知文君新寡之事，文君“才（财）貌双全”，为朋友计，当是一门极佳亲事。无奈相如太穷，未必入得卓王孙法眼。要弄文君到手，唯有如此这般：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此故事虽为史传作品，但就戏剧性和喜剧性而言，恐不亚于任何戏曲小说，因而在后世的戏曲小说中，取材于这一故事的甚多。虽然故事中并未言明，但显而易见，整个“凤求凰”事件，是司马相如与王吉两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其目的则是“谋财娶妻”，而文君父女则堕其术中。如王吉对相如“缪为恭敬”，“愈益谨肃”，使相如显得像是一个比县令地位还高的“贵客”；相如赴临邛时车骑“雍容闲雅甚都”，显得像是一个饶有家财的阔人；知道文君好音而故意鼓琴挑逗，显得像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情种（当然事实的确如此）：这一切都是为了先骗来卓王孙的信任，以有机会接近文君，然后再骗得文君的爱情。而弄文君到手后，又故意到临邛开酒店，让文君亲自当垆，以羞辱卓王孙，则是为了目的后的目的：骗来卓王孙的钱财。这一目的也终于达到：“买田宅，为富人”，“与卓氏婚，饶于财”。从这个故事来看，汉代士人不仅并不耻于通婚富商，而且为此甚至还有点“不择手段”，而且对这种“不择手段”还反以为荣。据说《司马相如列传》是本于司马相如的自传写成的，那么这种态度也就可以看作是司马相如本人的态度了；而司马迁将之原封不动地采入史传，则又可以认为司马迁也具有同样的态度了。
从受骗上当的卓王孙的角度来说，若司马相如以本来面目出现，他是断然不肯把女儿嫁给他的。即使文君已被司马相如骗走，他也仍坚持“不分一钱”给他们——他也许早已洞察相如的动机。可见穷士人本不在富商眼中。不过卓王孙的弱点是，他也有一般商人的通病：见到官吏总是矮三分。所以王吉和相如一唱双簧，他就为拍县令马屁而堕其术中。他后来之不得已而分钱财给相如、文君，除了因为相如、文君在他眼皮底下开酒店，公开让他难堪失面子以外，还是因为听进了“昆弟诸公”的劝告：相如不仅确是县令的朋友（虽然谈不上是“贵客”），而且“人材足依”——即仕途方面行情看好。后来相如果然仕宦通显，衣锦荣归，卓王孙反后悔嫁女与之太晚矣：“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
。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其前后心态的变化，都围绕着相如政治地位的升降。他诸如此类的心理和表现，也是后来士商通婚故事中的常套，而此故事已开其先河。
因此，虽然这个故事并未直接表现商人的经商活动，也不是以商人为中心来展开的，但是就它成功地开启了士商通婚故事的先河，并典型地刻画了其间士商双方的心理变化而言，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上，仍是有其重要地位并值得重视的。
四、《货殖列传》——兼比较《汉书·货殖传》之异同
从为商人树碑立传的角度来说，无论是范蠡传还是《吕不韦列传》，还是《司马相如列传》，其意义都及不上《货殖列传》。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篇为商人树碑立传的类传（也许也是唯一一篇；《汉书·货殖传》另当别论）。诚然，“货殖列传”的意思，并非仅仅指商人列传，而是也包括其他阶层，只要是能发财致富的即行；《货殖列传》的内容也比较庞杂，有商人和其他富人们的传记，有各地物产民风的介绍，还有作者的经济思想（所以班固修《汉书》时，便把其中者归入了《地理志》，把前者归入了《货殖传》，使条理更为清晰分明）；《货殖列传》中的人物传，大都缺乏文学色彩，很难称得上是文学作品，确实远不及范蠡传、《吕不韦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有趣；等等。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高度评价《货殖列传》，即使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为商人树碑立传这件事本身实在是太有意义了，而且其对后代文学的表现商人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司马迁作《货殖列传》的动机，很明确地是要为商人们树碑立传，其《太史公自序》对此说得很清楚：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本着这一动机，他为先秦和汉代的大商人立传，记载了他们的商业思想和经商业绩。其中有先秦的计然、范蠡、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等，又有汉代的卓氏、程郑、孔氏、邴氏、刀闲、师史、任氏、无盐氏、田氏（田啬、田兰）、栗氏、杜氏等。而“此其章章尤异者也”，即都是名闻天下的巨商富贾；“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势不能一一加以记载。这些先秦和汉代的大商人，其事迹大都不见于先秦和汉代典籍（即或偶见于典籍，亦往往不载其经商事迹），全赖《货殖列传》把他们记录下来，使后人得知尚有这样一批人存在。光是这一点，也足以使司马迁与前当代文人史家大异其趣了。
司马迁认为，那些白手起家的商人是值得敬佩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官爵门第可依仗，也不靠弄法犯奸去掠夺，而完全是凭自己的本事致富。“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他称他们为“贤人所以富者”，认为他们“足术也”，对他们“智者有采焉”，他要记载他们的事迹，“令后世得以观择焉”。所以，在记载他们的事迹时，他强调他们的经商才能，突出他们的敬业精神。如计然，“计然之策七”，有一套经商理论；范蠡，“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能择人而任时”；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且“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乌氏倮，善走上层路线，曲线致富；卓氏，人求近处，其求远迁，有卓识远见；孔氏，以游闲公子之名，而兼做买卖，赢利反多于一般商人；邴氏，“家自父兄子孙约，俛有拾，仰有取”，有节约精神；刀闲，善使人所不敢使之桀黠奴，别具眼光和手腕；师史，“贾郡国，无所不至”，又“数过邑不入门”；任氏，有预见，有眼光，与众不同，又能节约；无盐氏，敢为别人所不敢为；等等。令读者看了，觉得他们果然有本事，值得效仿学习。从这些记述我们也可看出，对于商人的经商才能和敬业精神，司马迁的确是非常熟悉、了解且敬佩的。这又是前时贤中很少人能够做到的。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商人最受訾议者之一，是他们太“富”；而其“富”，又总是被与“不仁”联系在一起。“为富不仁”的成语，便反映了这种观念；前引扬雄“富贾无仁义之行”语，同样反映了这种观念。然而司马迁的看法却不一样。在他看来，商人的“富”，并不必然和“不仁”联系在一起，反而还可能是一件大好事：对他们个人来说，“富”可以使他们过好的生活；对社会和他人来说，“富”可以使他们作出许多贡献。因此在《货殖列传》中，他常常指出商人之“富”的以上两方面好处。前者之例，如乌氏倮以畜牧致富，“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以丹穴致富，“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司马迁感慨道：“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又如卓氏，“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任氏，“富而主上重之”。总之，他们都以“富”而过上好日子，以“富”而受到统治者尊重，以“富”而得以使自己安全。后者之例，如计然求富之策使越国复兴，白圭以经商之术富国，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子贡则以富“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都对他人、对国家、对文化有利。所以在司马迁那儿，商人的“富”是好事而非坏事；与此同时，“富”的商人便也受到了他的羡慕和尊重。这是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司马迁的这种看法，来源于他的“重富”思想。司马迁认为，“求富”乃人之本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所有人的所有行为，其终极目的皆“归于富厚”：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除了上举“贤人”、“名高者”、“廉吏”、“廉贾”以外，他接着还连珠炮般地枚举了各色人等的例子：
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
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
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
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
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
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
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
最后他总结道：“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他曾引过一句著名的谚语（这句谚语也因他的引用而更为著名），以说明这一道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同时在他看来，一部中国历史，无非也就是人民“求富”的历史。针对老子的说法：“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他认为对于人民的“求富”愿望，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强行窒遏：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云云，其实是否定了任何老子式的所谓“理想社会”，亦即是违背人民“求富”本性的社会，在上古时代存在过的可能性。不仅一部中国历史乃是人民“求富”的历史，而且社会分工也是因人民的“求富”本性而自然形成的，是符合自然的法则和“道”的原理的：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也正因此，所以司马迁对各行当大抵一视同仁。正因为“求富”乃人的本性，所以“富”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反之，它还有助于人朝好的方向发展，并给人们带来各种好处：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不仅对于个人，而且对于国家，“富”也是大好事，是立国之根本：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既然“富”对人们是如此重要，则每个人自应尽其所能去求富：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
那些不去求富而甘处贫贱的人，在司马迁看来便是无用之人，是应该自己感到羞耻惭愧的：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这是因为贫富程度的不同，其实也正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下：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而依据一般的社会力学原理，贫富程度的差异，更有严酷的决定人际关系的力量：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司马迁认为，没有官爵的平民，通过经营自己的行业，也能发财致富，过上“封者”般的生活，这就是他那著名的“素封”之说。所谓“素封”，意即“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亦即无官爵而有财富之平民，司马迁对他们非常羡慕：
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傜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
各种“致富”之术，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敬业”精神，奇思巧智，几乎都受到了司马迁的肯定：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连掘冢博戏也能受到司马迁的肯定，同被列入“诚壹”致富的项目之中，足见司马迁对于“致富”之术的肯定，已到了怎样的近乎绝对的地步！而在“致富”各术之中，他虽也承认“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即仍有一点“重农轻商”的意思，但在实际论述的场合，却又认为“末富”比“本富”易求，因而也更值得向人们推荐：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于是绕了一圈又回到“重商”上来，显示了“重富”思想乃是其“重商”思想的基础，而“重商”思想则是其“重富”思想的一个逻辑结果。
司马迁的“重富”和“重商”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种较为特异的存在；因而作为其“重富”和“重商”思想之产物的《货殖列传》，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特异的存在。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它或者受到非难，或者受到无视，而没有真正继承其传统的。但是，虽然从文学的角度说，《货殖列传》远谈不上是一篇文学性传记，然而其中所渗透的“重富”和“重商”思想，却对后来的通俗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在精神类型上埋下了一个有力的伏笔。我们可以从元杂剧和明清小说里的商人形象中，看出其在《货殖列传》中的祖先的朦胧身影。
综上所述，从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角度来说，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商人树碑立传的《史记》，也不能说是一个完美的或成熟的存在：范蠡传只是《越王句践世家》的一个附庸，《吕不韦列传》侧重的是吕不韦的政治活动，《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卓王孙只不过是一个配角，《货殖列传》中的商人群像明显缺乏文学色彩；而且，与商人有关的传记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商人类传《货殖列传》又被置于全书末尾，等等。凡此，均说明其对商人的重视仍然不够充分，还赶不上其对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等等的重视程度。但我们之所以仍要高度评价《史记》在表现商人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是因为我们赞赏它在表现商人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气和独创性，以及其中所蕴含的“重富”、“重商”思想对于后代文学的精神上的影响。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整个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汉帝国的繁华已如明日黄花，随风而逝。然而，随着六朝对于长江流域的开发，江南地区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随着沿江贸易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港口城市，盛开出市井生活之花。这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新的现象，为中国历史增添了新的生机。
正因如此，尽管这个时期的主流文学，乃是一种沙龙的文学，一种集团的文学，一种贵族的文学，一种唯美的文学，但是在主流文学之外的若干领域，如乐府诗歌和志怪小说等中，却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关于商人生活的丰富表现，其作品的数量和表现的范围都比前代有所增加和扩大，表现出对于先秦文学和汉代文学的莫大进步。因此，在这一节中，我们要把我们的视线，主要集中于当时的非主流文学，同时当然也会兼顾主流文学。
一、乐府诗歌
当南朝的贵族文人们定期聚集在权势者的客厅或庭园里，品尝着美酒佳肴，歌唱着美丽的自然、性感的女人和无常的人生时，在长江中下游的港口城市，随着城市生活的发展，却盛开出了美丽的市井文学之花。那些出身低微的少男少女们，用短小轻倩的低吟浅唱，歌唱着他们那毫无造作的心弦的颤动，那如江水般波动起伏的恋情；也歌唱着包括经商在内的市井生活，那世俗然而醉人的人生场景。这些歌曲中包括著名的“吴声”（流行于长江下游地区）和“西曲”（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这些歌曲后来甚至也传入了贵族的沙龙和君主的宫廷，引起了他们的仿作的热情和保存的愿望。
在这种民间风格的歌曲里，有一些是与商人生活有关的，其中甚至还有商人自己创作的歌曲。如产生于南朝的《三洲歌》，据《乐府诗集》卷四八引《唐书·乐志》说，“《三洲》，商人歌也”，又引《古今乐录》说，“《三洲歌》者，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还，因共作此歌”，则乃是来往于长江的商人们，为了表现他们的生活与感情，而自己创作出来的歌曲。他们歌唱了与情人离别的苦恼，却照例采用了对方的口气：
送欢板桥弯，相待三山头。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
风流不暂停，三山隐行舟。愿作比目鱼，随欢千里游。
湘东酃醁酒，广州龙头铛。玉樽金镂碗，与郎双杯行。
在那些帆樯林立的港湾，商人们喝着美酒，听他们心爱的女人唱着这样的歌曲，心里感到了无比的快活；或者他们告别情人以后，望着渐渐远去的港湾，自己唱着这样的歌曲，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忧伤。它们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原始的活力，一种市井生活的强有力的脉动，一种世俗恋情的粗野而醉人的芬芳。这是见于史料记载的第一种商人创作的歌曲，在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的歌曲传入了宫廷和沙龙，也引起了君主和贵族的喜爱，成为宫廷音乐中的保留曲目。《乐府诗集》卷四八引《古今乐录》又说：
其旧辞云：“啼将别共来。”梁天监十一年，武帝于乐寿殿道义竟，留十大德法师设乐，敕人人有问，引经奉答。次问法云：“闻法师善解音律，此歌何如？”法云奉答：“天乐绝妙，非肤浅所闻。愚谓古辞过质，未审可改以不？”敕云：“如法师语音。”法云曰：“应欢会而有别离，‘啼将别’可改为‘欢将乐’。”故歌歌和云：“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傍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旧舞十六人，梁八人。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梁武帝于宫廷设乐，曲目中竟有此商人歌；他还很关心法师的反应，因为法师“善解音律”；法师则赞为“天乐绝妙”，且措手修改“古辞”（从上下文来看，所改应为歌词的合唱部分）；“古辞过质”云云，正体现了其民歌特色；而修改后的歌词，添了些吉利色彩，反映了宫廷的要求。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宫廷和沙龙里，这样的商人歌是如何的受欢迎。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如下这种陈后主的仿作：
春江聊一望，细草遍长洲。沙汀时起伏，画舸屡淹留。
这里的表现无疑更具贵族气和书卷气，而失去了原来的那种野性和活力；我们也无法想象君主能理解商人的感情，他们之间的距离乃是那么的遥远。不过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种原本是商人所唱的歌曲，竟然引起了当时君主仿作的热情。这大概是因为其中的那种特别的魅力，乃是前代和当代的主流文学中所从未有过的。
同样产生于南朝的《长干曲》，恐怕和《三洲歌》一样，也是表现商人生活的歌曲。从其古辞“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来看，好像看不出与商人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然而长干一带，原本是商贾云集之地，而后来唐代的同题诗歌，又大抵是吟咏与商人有关的内容的，因此我们觉得，《长干曲》亦应是表现商人生活的歌曲。
南朝时不仅商人自己创作歌曲，而且别人也为他们创作歌曲。这个“别人”甚至包括君主，这反映了商人生活的引人注目。齐武帝所制的《估客乐》，便是这样一种诗歌，其主题亦是吟咏商人生活的。关于它的产生缘起，《乐府诗集》卷四八引《古今乐录》说：
《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和。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宝月又上两曲。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纤，鍮石为篙足。篙榜者悉著郁林布，作淡黄袴，列开，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犹在。齐舞十六人，梁八人。
又引《唐书·乐志》说，“梁改其名为《商旅行》”。樊、邓一带处长江中游，当时商业非常发达。齐武帝布衣时曾到过那儿，对那儿的情形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商人的生活也羡慕不已，因而贵为君主以后，回忆起来仍是津津有味。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当时所感兴趣于商人的，乃是他们水上生活的乐趣；他以君主随心所欲的奢侈做派，对此作了在我们后人看来颇为滑稽的模仿（也许也开了后来隋炀帝类似行为的先河）。他所作的歌辞，其实也没有具体涉及商人的生活，只是提到了往事和自己的心情：
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意满辞不叙。
不过，尽管他的歌词没有具体吟咏商人生活，尽管他的模仿行为显得滑稽可笑，但是作为一个贵为君主的人，却念念不忘自己见过的商人生活，为此而创作了《估客乐》这样的歌曲，这本身就令我们觉得兴味盎然。而且再考虑到，这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上，更进一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种专以商人为吟咏对象的作品，则其意义就更不容忽视了。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里，商人的势力和商业的繁荣，都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促使人们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并把它们表现到文学作品里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估客乐》所经常表现的主题，在一开始还是和《三洲歌》等一样，主要是商人的离别和商妇的思念。这也许是当人们开始表现商人生活时，商人们的流动性生活，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离别的频繁，以及心理上的微妙变化，首先引起他们的注意之故。如释宝月之作云：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大艑珂峨头，何处发扬州？借问艑上郎，见侬所欢不？
初发扬州时，船出平津泊。五两如竹林，何处相寻博？
我们猜想其中的女主角应是商妇，而不露面的男主角则应是商人。当时释宝月以这样的内容来作《估客乐》，也许本身也是受到了商人之歌的影响，因为商人自己歌唱的大抵也是同样的内容。
当然，《估客乐》的主题并不仅限于商人的离别和商妇的思念，在后来的文人们手里它被作了各种各样的利用，从而显示了它在表现商人生活方面的相当大的潜力。在陈后主的同题之作中，着重表现了商人们不辞旅途艰苦、成群结伴出外经商的情景：
三江结俦侣，万里不辞遥。恒随鹢首舫，屡逐鸡鸣潮。
在庾信的类似之作《贾客词》中，可以看到对于商船起航情景的直接描写：
五两开船头，长樯发新浦。悬知岸上人，遥振江中鼓。
后来唐代张籍在其《贾客乐》中，曾表现过与此类似的场面，可以认为是受到了庾信此诗的影响。诸如此类对于商人生活的描写，同样是这时乐府诗歌中的新东西。
由《三洲歌》和《估客乐》等容易联想到，南朝时以商人为吟咏对象的乐府诗歌，也许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因为在当时的像“吴声”、“西曲”之类的乐府诗歌中，有很多都是表现与上述诗歌相似的内容的，如离别、思念和水上生活等等。过去我们不清楚其中的主角是谁，倘联系《三洲歌》和《估客乐》等来考虑，则恐怕其中的男主角有不少应是商人，表现的有不少也应是商人的生活和心理。尤其是像“吴声”、“西曲”之类的歌曲，大都产生于长江中下游沿岸的港口城市，这一事实也更支持了我们的上述猜想。如果我们的想法有点道理，则所谓的“吴声”、“西曲”等乐府诗歌，在相当程度上，竟是以长江的沿江贸易为背景，以长江沿岸的港口城市为舞台，以商人为主要吟咏对象，而表现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的诗歌了吧？
这种诗歌虽然与当时的主流文学不甚相关，却是一股相当重要的潜流。尤其是它对后来的文学，如唐五代的诗歌，具有相当强烈的影响。在唐五代的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具有类似主题的作品。而在其前面的汉代乐府诗歌中，虽然也出现了《孤儿行》这样的作品，表现了经商生活的辛苦，或有一些主人公身份不明的乐府诗歌，表现了行旅生活的无奈，但它们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能与南朝的乐府诗歌相比。
二、志怪小说
对于商人及其生活具有兴趣的，初不限于当时的乐府诗歌。在当时极为流行的志怪小说等中，也开始出现了与商人有关的表现。尽管其数量和质量都不能和后代相比，但是比起前代来毕竟呈现出了进步。而且从表现力来说，志怪小说也似超过了同时的乐府诗歌。尽管志怪小说常常采用超自然的表现方式，但是透过其超自然表现方式的外衣，我们仍能体察到作者对于商人的兴趣与关心，而这在前代的叙事文学中是很难看到的。同时，这时的志怪小说对于商人的表现，从题材到手法等各个方面，都影响及于后来唐五代的文言小说。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志怪小说都表现了对于商人的兴趣的。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宋刘义庆的《幽明录》。现在所能看到的与商人有关的志怪故事，几乎大抵出于这两部志怪小说集。但考虑到当时的志怪小说后来佚失的较多，因此不能认为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晋干宝的《搜神记》里，有二则故事与商人有关，那就是《费季》和《焦湖庙巫》。前者表现了商人生活的令人不安的性质：
吴人费季，客贾数年。时道多劫，妻常忧之。季与同辈旅宿庐山下，各相问去家几时。季曰：“吾去家已数年。临来，与妻别，就求金钗以行，欲观其志，当与吾否耳。得钗，仍以著户楣上。临发忘道。此钗故当在户上也。”尔夕，妻梦季曰：“吾行遇盗，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钗，遂不以行，留在户楣上，可往取之。”妻觉，揣钗得之。家遂发丧。后一年余，季行来归还。
这个故事的超自然色彩，表现在商人妻的那个梦上：是谁在那里恶作剧，托了这样一个谎梦给她？然而除此之外，这个故事所表现的，却是一个与乐府诗歌相似的主题，那就是商人的离别与商妇的思念。不过由于是用小说形式来表现的，因而全无乐府诗歌中的那种诗意，而只有赤裸裸的散文性事实。客商生活的不安定性给商人本人和他的家庭所造成的种种不利影响，在这个故事中被表露无遗。而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透过这个故事的冷酷的叙事性外表，作者向我们传达了他事实上对于商人的关注和同情。这种对于商人的关注和同情，开了后来的叙事文学这类传统的先河，却是前代文学中所看不到的。因而这篇故事尽管看似平凡，却可以说蕴含有一种新的精神。
干宝对于商人的关注和同情的触角，还伸向了商人内心世界的一些其他方面。比如在《焦湖庙巫》故事中，他描写了一个商人的梦中奇遇，在梦中他实现了缔姻高门的美梦，醒来却发现不过是大梦一场：
焦湖庙有一柏枕，或名玉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门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乡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傍。林怆然久之。
这个故事就像是一个神话原型，引发了后来无数的同类故事。那些同类故事青出于蓝，都比《焦湖庙巫》有名和热闹得多（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等），因而《焦湖庙巫》反而湮没无闻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焦湖庙巫》的主人公原是一个商人，《焦湖庙巫》所表现的也是商人的幻想：他们希望通过缔姻士族高门的“好婚”，来改变自己受人忽视的社会地位和处境。这样的故事出现在南朝，正是当时崇尚门第的社会风气的曲折反映，也透露出当时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和处境不利的实情。进而言之，不仅在当时的社会里，而且也在此后的社会里，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大致变化不大，因此杨林式的“好婚”的美梦，便也就从南朝文学里一直做到了清代文学里（如《儒林外史》等）；而《焦湖庙巫》故事所反映的士商关系的主题，也开了后来同类主题的先河，在后来的文学中一直受到各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焦湖庙巫》故事和后来的黄粱梦故事是相当不同的，它所表现的是商人的内心世界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从中体察到作者对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处境的敏锐观察，以及对于商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入了解。
在宋刘义庆的《幽明录》里，这种关注和同情商人的新的精神，要表现得更为充分一些。在这部志怪小说集中，共有《买粉儿》、《冯法》和《陈仙》等三个故事，与商人或商人生活有关。其中的《冯法》与《陈仙》二故事，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商人生活的令人不安的性质。先看《冯法》：
晋建武中，剡县冯法作贾，夕宿荻塘。见一女子，著缞服，白皙，形状短小，求寄载。明旦，船欲发，云：“暂上取行资。”既去，法失绢一匹。女抱二束刍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绢。法疑非人，乃缚两足。女云：“君绢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鹭。烹食之，肉不甚美。
再看《陈仙》：
吴时，陈仙以商贾为事。驱驴行，忽过一空宅，广厦朱门，都不见人。仙牵驴入宿。至夜，闻有语声：“小人无畏，敢见行灾！”便有一人，径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辄入官舍！”时笼月暧昧，见其面上黡深，目无瞳子，唇褰齿露，手执黄丝。仙即奔走后村，具说事状。父老云：“旧有恶鬼。”明日，看所见屋宅处，并高坟深塐。
这两篇故事都使用了超自然的手法，来酝酿扑朔迷离的恐怖氛围；但是透过其荒诞不经的情节，我们却可以体会到商人对于旅途的恐惧心理：那投宿的旅店也许暗藏着可怕的机关，那搭载的行人也许包藏着不良的祸心。而促使作者去表现商人的这种恐惧心理的，也自是那种关注和同情商人的精神。诸如此类的表现，在后来的唐五代文言小说中，可以说成了一个常见的主题，而《幽明录》则开了他们的先河。
《买粉儿》是《幽明录》中最有趣的故事之一，作者在此表现出他对商人阶层的爱情生活的关注与欣赏。它描写了一个少年与一个卖粉商女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最终爱情的力量战胜了死亡的阴影：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敛，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我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
南朝志怪小说中甚少人间恋爱的浪漫故事，而大都为幽明相恋的浪漫故事，而此其为一个显著的例外（唯其有一个死而复生的情节，所以才被作者看作是幽明故事），却是以一个卖粉商女作为女主角的，这颇使人感到意味深长。高门之女在出嫁之前，大抵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只有商女才会为生计而抛头露面，从而有机会成为最初的表现人间恋爱的传奇故事的女主角。而且这个卖粉商女的性格也很可爱，在那个少年的一往情深的爱情面前，她的反应是那么的自然而大胆，显示了一种只有市井女子才会有的青春活力。而男主角后来的死而复生，也正象征了这种青春活力的胜利。这个故事是如此的富于浪漫性与传奇性，以至后来也一直受到各代文人的喜爱，不断被改写和改编为各种戏曲与小说。在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里，它被改写为《郭华买脂慕粉郎》故事，男主角也一变而为一“家富好学，求名不达，遂负贩为商”的商人；元代曾瑞卿的《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杂剧等戏曲，内容即依《绿窗新话》的这个故事；明冯梦龙《情史类略》卷十《买粉儿》、卷三《扇肆女》故事，其情节更接近《幽明录》，唯后者中女主角所业则改为卖扇（可参看本书稿第三章第二节第一项的相关介绍）。但不管有多少改动，这个商女的浪漫故事，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里，一直广为流传，受到文人和读者的喜爱。而这一切，都得归因于《幽明录》的作者，他对于商人的爱情生活有所观察，对于商人的情感世界有所把握，并且能以高明而热情的写作技巧和态度来表现之。
三、文人诗歌
当乐府诗歌和志怪小说已经开始正面表现商人的时候（尽管这种表现还是有限度的和刚刚起步的），作为主流文学的文人诗文却大致保持着沉默，基本上看不到对于商人的正面表现。当我们考虑到当时主流文学的性质，以及其作者的身份和地位时，这一点也就并不显得奇怪了。
先看诗歌。当时，略微涉及商人的文人诗歌也不是没有，只不过和乐府诗歌的正面表现商人的生活和感情不同，文人诗歌主要是表现了文人对于商人的态度和看法，因此二者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不过，由于这些略微涉及商人的文人诗歌比起前代诗歌来，已经透露了文人们对于商人的态度和想法，因而也许仍有略加注意的必要。尤其是其中所反映的一些基本观点，可以说已开了后代文学中类似看法的先河。
像此前的汉代诗人一样，魏晋南北朝诗人大体上也不甚注意商人。而当他们中的个别人对商人略加注意的时候，其态度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在宋何承天的《巫山高篇》里（这是一首乐府诗歌，但它与那些民间风格的乐府诗歌不同，我们把它看作是文人观点的反映），便表现了文人对于商人的同情态度：
巫山高，三峡峻。青壁千寻，深谷万仞。崇岩冠灵，林冥冥。山禽夜响，晨猿相和鸣。洪波迅澓，载逝载停。凄凄商旅之客，怀苦情……
在此前的同题或同类诗歌中，并没有人注意到“商旅之客”的“凄凄”“苦情”（曹操《步出夏门行》的“逆旅整设，以通贾商”，以君主的口吻提出设想，要为往来商贾提供方便，其视角自然与此不同），因而这可以说表明了作者对于商人有了某种程度的观察，并且在观察时还持有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虽然这种观察和同情并非此诗的主要内容）。这样的观察和同情的出现，也许同样不是偶然的，而是南朝长江流域沿江贸易发达的反映。很多商人活跃在长江流域，也许在险峻的地段吃尽了苦头。这样的现实偶然进入了诗人的视野，便在诸如此类的诗歌中获得了表现。在后来唐五代的诗歌中，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高涨，对商人的危险表示同情的诗歌大量出现，此诗可以说已开了他们的先河。
庾信也许是当时对商人有过观察的少数诗人之一。在上文我们已经介绍过他对商船起航情形的描写，那种描写看起来是相当冷静而不带感情的。不过从他下面这首《对酒歌》（这也是一首乐府诗歌）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关注到商人，其实未必不是因为对于商人的奢侈生活有所羡慕，尽管他本人的生活其实一直甚为优裕：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琴从绿珠借，酒就文君取。牵马向渭桥，日曝山头脯。山简接
倒，王戎如意舞。筝鸣金谷园，笛韵平阳坞。人生一百年，欢笑唯三五。何处觅钱刀？求为洛阳贾！
促使诗人去羡慕商人的生活的，是那种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商人能够赚得大量金钱，因而能够过奢侈的生活，从而使短促无常的人生显得较为欢乐而有意义，这就是诗人羡慕商人的理由。这种羡慕态度产生于南北朝时期，也并不让人觉得特别意外。因为当时的人生观的主流，便可以说是享乐主义的。只是有意思的是，连庾信这么一个出身贵族、生活一直很优裕的人，也竟然羡慕起商人的生活来，这颇使人感到意味深长。或许近世商人对于贵族的优胜，早已萌芽于贵族尚是全盛的时代了吧？不过不管怎么说，庾信对于商人的这种羡慕态度，特别是在后来商人势力全盛的时代，曾引起过很多文人的共鸣，庾信也开了他们的先河。
鲍照也许也曾留心过商人。他有一首《卖玉器者诗》（并序），注意到了一个卖玉器的商人，以及他的一次不成功的买卖。其序云：“见卖玉器者，或人欲买，疑其是珉，不肯成市。聊作此诗，以戏买者。”当然作者写此诗的目的，并不是要表现那个商人，而只是要借那个商人的遭际，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表现自己的感怀时，借用了商人的经商行为作为道具，这暗示了他对商人已有所注意。不过，尽管他在这首诗里对商人还算友善，但是在另一首诗里，他却对商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那就是《观圃人艺植诗》：
善贾笑蚕渔，巧宦贱农牧。远养遍关市，深利穷海陆。乘轺实金羁，当垆信珠服。居无逸身伎，安得坐粱肉？徒承属生幸，政缓吏平睦。春畦及耘艺，秋场早芟筑。泽阅既繁高，山营又登熟。抱锸垅上餐，结茅野中宿。空识己尚淳，宁知俗翻覆。
其中将商人的生活与农民的生活作了对比，指出了二者间劳逸贫富的不均，肯定了农民的生活方式，非难了商人的生活方式。就其基本观点而言，自是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的反映。不过这也许是第一首表现这种观点的诗歌，在后来的诗歌中它曾得到过很多共鸣。此诗还有一点也颇值得注意，那就是诗人尽管不是农民，但是在非难商人的时候，却很乐意和农民认同，以农民的生活作为自己理想的参照物。后来的很多诗人，在批评商人的生活时，也具有类似的倾向。这里面自有一种“田园牧歌”的心理在作怪。不过另外一种心理也不容否认，那就是文人之所以喜欢与农民认同，还是因为他们也往往像农民一样，不善于通过经商行为来致富。“居无逸身伎，安得坐粱肉”云云，正是这种心理的写照吧？因此他们之愿意为农民说话，其实也无非是想借农民来代自己宣泄。我们实在不必信以为真，以为文人更愿意过农民的生活（除了个别老实人如陶渊明之外）。然而，“空识己尚淳，宁知俗翻覆”云云，正说明了一般的社会现实几乎总是更倾向于商人阶层，而不甚重视农民或一般士人的。
而在曹植那里，比较的对象虽为上古隐士，但欲借此彰显商人的不是，其批评态度则毫无二致：“巢许蔑四海，商贾争一钱！”文人的眼里有的只是“四海”，当然看不起“争一钱”的商贾。
从当时文人诗歌的全体来看，即使是略微涉及商人的诗歌，也只有以上这寥寥几篇，更不要说是正面表现商人的诗歌了。因而不能认为在当时的文人诗歌中，表现商人生活已经形成了某种气候。不过倘和前代诗歌相比，则当然可以说仍是有进步的。尤其是其中所表现的对于商人的几种态度，可以认为已经开了后来诗歌的先河。
四、散文
再看散文（这里的散文取广义的概念，包括骈文和辞赋）。与当时的文人诗歌相比，在表现商人方面，魏晋南北朝的散文并不更为出色。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在骈文领域，但是在表现商人方面，相对于前代散文而言，此时期的散文却并无多少进展，没有取得相应的成绩。具体来说，一是此时期的散文同样很少涉及商人，与此时期散文的巨大数量不成比例；二是那些偶尔涉及商人的散文，多属于实用性的文体，而非审美性的文体，所以同样很少见对于商人的文学性表现；三是那些实用性的散文即使涉及了商人，如王彪之的《整市教》、傅玄的《检商贾》、梁简文帝的《移市教》等，其态度和立场也以消极的居多，而很少表示理解或同情的。总之，在表现商人方面，魏晋南北朝散文与当时的文人诗歌情况相似，远比不上当时的乐府诗歌和志怪小说。
不过尽管如此，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微妙的变化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在承袭汉代京都题材大赋而来的左思的《三都赋》里，便可以看到对于市场的更为生动细腻的描写，显示出作者对于市场的更为浓厚的兴趣，而这在当时的其他文体里是看不到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其中描写三国都城中市场交易和商人生活的段落：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叠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哤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侈侈隆富，卓郑埒名。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巨万，釽摫兼呈。亦以财雄，翕习边城。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蜀都赋》）
于是乐只衎而欢饫无匮，都辇殷而四奥来暨。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櫂转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纻衣絺服，杂沓傱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颿而过肆。果布幅凑而常然，致远流离与珂珬。纃贿纷纭，器用万端。金镒磊砢，珠琲阑干。桃笙象簟，韬于筒中。蕉葛升越，弱于罗纨。涩譶泶，交贸相竞。喧哗喤呷，芬葩荫映。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泞。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吴都赋》）
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峣薛，侈所覜之博大。百隧毂击，连轸万贯。凭轼捶马，袖幕纷半。壹八方而混同，极风采之异观。质剂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算。财以工化，贿以商通。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器周用而长务，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贾，著驯风之醇
。白藏之藏，富有无堤。同赈大内，控引世资。幏积墆，琛币充牣。关石之所和钧，财赋之所厎慎。燕弧盈库而委劲，冀马填厩而驵骏。（《魏都赋》）
以之与张衡《西京赋》中的类似描写相比，可以看出既有承袭张衡的地方，如描写的顺序、结构和语气等，也有比张衡“踵事增华”的地方，如描写所花篇幅和力气有所加大，对于货物的品种、市场的氛围、商人的奢华，描写更富于细节的真实性和临场感。尤其是《吴都赋》的“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櫂转毂，昧旦永日”，“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颿而过肆”等，写出了江南水乡市场的临水特点，让人联想到后来宋人的《清明上河图》，透露了六朝江南开始繁华的新鲜气息。
不过，《三都赋》中上述这种对于市场的描写，仍不过是汉代京都题材大赋的延续，可以说还是以“承上”为主；而更具有“启下”意义的，则是这时期出现的专以市场为题材的辞赋，或类似题材的其他体裁的文章，如成粲的《平乐市赋》、成公绥的《市长箴》等。它们好像是聚焦于京都题材辞赋中的市场，将之从附庸地位独立出来，发展为一种新的题材，从而形成为一类新的文章。这类文章并没有完整地留存下来，但即使从其断章残简中，我们也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丝新鲜气息。先看成粲的《平乐市赋》：
惟市之由兴，自帝炎之所创。聚财货以利用，盖私事之莫尚。尔乃巷列千所，罗居百族，街衢相望，连栋接屋。则能目语额瞬，动頞塞鼻。谈智于尺寸之间，窥窬于分毫之利。
想来应该是利用辞赋的铺陈特点，尽可能详细地描写市场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文章是前代没有过的。再看成公绥的《市长箴》：
贸迁有无，市朝有处。人以攸资，货以攸叙。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曹参相齐，清净以义。奸不可扰，顾托有寄。市臣掌肆，敢告执事。
“市长”就是市场管理员。对市长感兴趣，也就是对市场感兴趣，因而可以看作是市场题材辞赋的衍生物。这样的文章也是前代从未有过的。
这类专以市场为题材的文章，直接引出了后来唐代的类似作品，如刘禹锡的《观市》、李远的《日中为市赋》、罗隐的《市赋》等（它们都有完整的留存）。虽然前者的深度不及唐代作品，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于市场有浓厚兴趣。这显示了商品经济在中世的不断发展，以及文人们对市场的关心度的提高。市场已受到了文人们独立的关注，被认为具有独立的描写价值。当然，它们还谈不上是对于商人的直接表现，但是作为对于商人的直接表现的背景，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仍是值得注意的。
而从左思的《三都赋》对于汉代京都题材辞赋的“承上”，到成粲的《平乐市赋》等对于唐代同类题材文章的“启下”，正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在表现商人方面的桥梁作用。
不过总的说来，魏晋南北朝文人诗文对于商人的表现，远不及当时的乐府诗歌和志怪小说。这表明了作为主流文学的诗文领域，暂时还不会向商人阶层全面开放。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历载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却独独把商业排除在外，“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这正是当时文人对于商业的典型态度，也是当时诗文回避商人的极好象征。
如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比起前代文学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在当时的乐府诗歌和志怪小说中，都已出现了若干正面表现商人的作品，表现了商人的生活与情感，他们的恐惧和梦想；这类作品的数量比前代有所增加，其表现范围也比前代有所扩大；尤其是在相当多的方面，已开了后代文学的先河。然而即使有了相当的进展，倘就整个当时的文学而言，有关商人的表现还谈不上什么重要比重，离主流文学也相距遥远，而且大致上被主流文学湮没不显。
小结
从整个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来说，唐以前的一千多年只能算是一个萌芽期。在这个时期，商人还只是文学中的“龙套”，还很少有文人对他们付与注意。因而，表现商人的文学作品的数量也相当之少，对于商人的态度也并不总是那么友好。在这个时期本身中，对于商人的表现也是越往前越少见。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商人的表现已经开始，其中有若干个方面，对后代文学也发生了影响。因而，在探讨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的时候，这个时期也自有理由首先引起我们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