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谁比数
——李清照的家世出身
坐落在济南市东面的章丘县，西北濒临黄河，“荷花如锦水如天，狼藉秋香拥画船”
之美丽的绣江从境内蜿蜒穿过，县因境内章丘山而得名。这里，还有与趵突泉“相甲乙”的百脉泉，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同时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县西面的龙山城子崖，是我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之所在。在这一派人杰地灵、山水毓秀的环境中，公元1084年，诞生了一位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文学家——李清照。
一、李清照的籍贯
关于李清照的籍贯，前人曾笼统地说是济南。清代学者进一步认为李清照的故居是在济南历城柳絮泉。这里，泉水清澈，柳絮飞扬，回塘幽隐，沙禽欢欣，一代词宗降生于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优美环境之中，仿佛能够相得益彰。历城地方志也十分欣喜地将这样一位历史名人揽入自己的修志范围。文士墨客则络绎不绝地前来寻访，吟诗留念。田雯《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诗说：“跳波溅客衣，演漾回塘路。清照昔年人，门外垂杨树。沙禽一只飞，独向前洲去。”（《古欢堂集》）高宅旸《味蓼轩诗抄》中的一首七绝，也含蓄深婉地抒发了怀古之幽思，诗说：“一斛清泉柳絮飏，萧萧故宅但斜阳。风流不独词人尽，金石飘零亦渐亡。”这类情思悠长的题咏，更叫后人坚信李清照的故居之所在。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说：“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济南人……居历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癸巳类稿》卷十五）《山东通志》有相同的说法。直到当代，郭沫若还为济南趵突泉边的“李清照纪念堂”题词说：“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
说李清照是济南人不错，但把她的故居定为历城柳絮泉，不免有附会的成分。宋代济南，辖历城、章丘等县。明代万历年间所修的《章丘县志》，便认为李清照是济南章丘人。王仲闻先生《李清照事迹编年》也对“历城说”提出质疑，说：“清照幼时，当从父母居，其故宅应云‘李格非故宅’，不得云‘李清照故宅’。嫁后从赵氏，未居济南。至晚年则济南已为金统治，清照欲归不得。济南不得有李清照故宅。《山东通志》所云，殆亦本清田雯《古欢堂集》，或出后人附会，未必即为实录。元于钦《齐乘》、明《崇祯历城县志》、清《康熙济南府志》，俱无清照故宅在柳絮泉之说。”李清照的声名远在李格非之上，如果李清照幼年时曾依父母居住济南历城柳絮泉，将“李格非故宅”直接称为“李清照故宅”也无可厚非。后代名人依据此例者非常多。问题的关键是连李格非的故宅也不在历城。近年来，研究者又在章丘县明水镇西1500米的廉坡村发现了《廉先生序》碑石，上面刻有李格非的文章，结尾说：“唯吾为同里人，质之区区，亦欲籍之以告请议之伯。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李格非在序中自称与章丘明水的廉先生是同里，又自署“绣江李格非”，“绣江”正是章丘明水的别称。所以，李格非的故宅应该在济南章丘明水。今天的研究者对此已经达成共识。
二、李清照之父李格非
李清照出生在一个学术空气与文学艺术气氛都十分浓厚的家庭环境里。父李格非，字文叔，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宋史》为其立传。李格非幼小时便聪颖异常。当时都以诗赋的成就高低品评人物，科举考试也以此为准则。李格非却独辟蹊径，留意经学，著数十万言的《礼记说》。熙宁九年（1076），李格非登进士第，调冀州司户参军，出任郓州教授。教授是学官名，总领州郡学校，以经书、儒术、行义训导学生，并负责地方学校的一切管理工作。这是一个负责教育培养基础人才的要紧位置，宋代中央政府对此有相当的重视，熙宁六年（1073）三月之后各地教授都改由中央直接任命，然资序较低。这段时间，李格非刚刚进入仕途，在各地辗转为官，职位低下，家境贫寒。据说郓州郡守因为李格非家境的困窘，打算让他兼其他职务，多领取一份俸禄，却被清高的李格非拒绝了。
李格非在官场上磨炼了近十年，元丰八年（1085），奉调回到汴京，仕途上出现转机。回京师之后，李格非入补太学录。太学录是太学长官太学正的副手，协助管理太学学生。不久，转任太学正，迁为太学博士，以经书教授太学生。太学职务，品位虽然不高，但职掌清要，在“崇文”风气极其浓郁的宋代，颇受人们尊重。太学的这一系列职务十分适合学识渊博、清高孤傲的李格非。李格非到汴京后，开始有条理地安排自己的个人与家庭生活，购置了自己的居所。居有定所后，李格非便过起了清心读书著述的简朴生活。晁补之在元祐四年（1089）所写的《有竹堂记》中提到：“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牓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研，呻吟策牍，为文章数十篇……”（《鸡肋集》卷三十）这是李格非个性与志向的必然选择。
李格非回京任职之际，恰逢神宗去世，哲宗以幼龄登基，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信任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集团，文坛巨擘苏轼也因此回到汴京，受到朝廷的重用。这段时期政坛风云变幻的是是非非不是本书叙述的范围，但是，苏轼等人身居要职，奖掖文学人才，使许多出身低微而又才气横溢的人士获得了世人的重视，使得元祐文坛昌盛一时。在苏轼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崭露头角或已经声誉卓著的文学之士，酝酿着一个文学创作高峰时期的到来，这是不争的事实。李格非同样幸运地获得苏轼的赏识，《宋史·李格非传》称其“以文章受知于苏轼”，继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苏门四学士”之后，与廖正一、李禧、董荣等名列“苏门后四学士”，其文学创作成就逐渐获得世人的注目。而后，李格非与苏门弟子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人交往甚多，交情甚厚，这些当时著名作家的文集中都留有与李格非的酬唱之作。
在北宋后期政坛新旧党派纷争不已的动荡中，李格非自然因为其品格操行、政治观点、师友交际等因素而被卷入旋涡，颠簸起伏，备受牵连。首先是元祐末年，高氏去世，哲宗亲政。哲宗挟太皇太后垂帘期间多年仅为朝廷傀儡之怨气，报复贬斥旧党重臣，苏轼、苏辙兄弟首当其冲。这一场党派斗争，平心而论，并不是无原则的株连。哲宗以及得势的新党大臣，还是有相当的理智，他们只是把怨恨与报复措施集中在一部分旧党要臣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亲戚、师友身上，关系稍稍疏远者，不在牵累范围之内。李格非与苏轼的关系，当然不比“苏门四学士”，所以，一开始李格非并不是党争打击的对象。绍圣元年（1094）五月，朝廷立局“编类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宋史·哲宗本纪二》），当政者欲用李格非为检讨官。这是一个收集元祐大臣黑材料的专门机构，检讨的职责就是收集、检校这类黑材料。这与李格非耿直的秉性、倾向旧党的政治态度都大相径庭，这次任命当然被拒绝。李格非也因此得罪了当政者，被排斥出京师，通判广信军（今江西上饶）。
通判广信军期间，李格非曾出手惩治地方上一位妖言惑众、聚敛钱财的道士。某日在路上相逢该妖道坐车经过，李格非命人将其拖下，揭穿其奸诈欺骗的真面目，以杖痛殴之，并将其驱逐出境。李格非也因此而闻名当地。
随着党争的逐渐缓和，李格非再度被召回京师。尤其是徽宗刚刚继位的时候，朝廷欲调和新旧两党，用人方面特意摒去党派界线。这次回京，李格非历任校书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等职务，仕途升迁，还算顺利。但是，朝廷上层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波。徽宗坐稳位子之后，受蔡京等蛊惑，对旧党展开更大规模、更加酷烈的打击迫害。徽宗崇宁元年（1102）七月，蔡京拜相，极力主张复追贬元祐党人，禁元祐学术。同月，“禁元祐法”；九月，“立党人碑于端礼门”，被罗织入党籍的共309人。朝廷令全国各州县皆刻“党人碑”，颁布天下。列入党籍者纷纷被贬谪，乃至罢官。李格非也在党籍之内，罢职丢官，结束了仕途的颠簸生活。此后，李格非没有再出仕，在潦倒中默默去世，终年61岁。
李格非的文学创作，受到人们相当高的推崇。南宋韩淲《涧泉日记》卷下转引他人评价说：“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司马迁）之后，一人而已。”虽为过誉之辞，但能说明宋人对其文章的推崇备至。《宋史·李格非传》的评价比较平实，说：“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从时人的评论及流传的少量作品来看，李格非最负盛名的是古文创作，这是欧阳修、苏轼等人诗文革新运动成功之后的文坛成就。据宋人文献不完全记载，李格非有诗文45卷、《礼记精义》16卷、《永洛城记》1卷、《史传辩志》5卷。可惜李格非的多种著作南宋时就非常少见，流传到今天的作品更是寥寥无几，仅有《洛阳名园记》《廉先生序》以及散见于笔记诗话的残篇断句。《全宋诗》辑录李格非的诗九首，残句二。成绩平平，乏善可陈。较出色者如《绝句》之一，说：“步履江村雾雨寒，竹间门巷系黄团。犹嫌肮脏惊鱼鸟，父老相呼拥道看。”李格非的诗歌创作成就，远远不如古文。
李格非的家世已经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考辨，根据推测，应该是名位不著但文化气氛非常浓厚的书香门第，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寒族。李清照在《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之一中回顾说：“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谁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齐鲁稷下，战国时期便学者云集，相互辩驳，学风昌盛由来已久。李清照将自己的父祖与这种学风直接联系，表明了她对自己家学渊源的自豪与自信。这样的家世传统，对李格非、以及李清照的后来的文学成就，影响至深。
三、宋代择婿风气与李格非的婚姻
谈到李格非的婚姻，李清照的母亲，就必须先来介绍宋代社会风气的转移。
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唐朝兴盛衰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历史上君主或信任后妃，或仗恃外姓国戚，或倚赖亲近内臣，或依靠同姓宗亲而由此导致中央权力机构中分别出现后妃、外戚、宦官、宗室擅权的局面深具警惕之心。直至元丰年间，吕公著还对神宗说：“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神宗深以为然。（《长编》卷303）所以，宋代帝王对这几种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策略。这种抑制的结果，就造成了士大夫政治势力的一枝独秀。
为了保证士大夫阶层政治上的绝对可靠性，使得这个政治群体只能依附皇室，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宋代帝王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成功的改造使得这个阶层与赵宋政权同心同德，甘心俯首于皇权之下。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成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前代士大夫出身以世家贵族为主，宋代则改变为以“寒族”为主。宋代士大夫的主要来源是科举考试，《宋史·宰辅表》列宋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高达123名，占92%。隋唐以后重科举取士，为中下层的寒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不过，隋唐之际士族还有相当势力，朝廷达贵对科举考试也有相当大的操纵能力，因为当时考试还没有采取弥封制，录取是直接面对考生的。宋代庶族与士族的势力对比再度起变化，经唐末五代的扫荡，士族势力荡然无存，加上科举考试公平原则的具体贯彻实施，来自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受益者。宋代取士唯重科举，且彻底取消门第限制，同时废除“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誊录之法以严格考试制度，以保证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
为了保证士大夫阶层与赵宋王室的同心同德，宋代皇帝还特别有意识地从贫寒阶层选拔人才，抑制“势家”的形成。为了能够替中下层知识分子扫清仕进之路，宋代帝王的作为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公平”原则。开宝元年（968）三月，因翰林承旨陶榖之子陶邴试进士合格，名列第六，太祖“遽命中书复试”，并诏曰：“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复试。”（《长编》卷9）太宗雍熙二年（985）三月，殿试得进士179人，后再得诸科318人，“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长编》卷26）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真宗特别“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长编》卷68）。“内举不避亲”，尚是美德，更何况通过考试公平竞争脱颖者。太祖要求世家子弟复试、太宗所说的“谓朕有私”、真宗要求的“别坐就试”都是借口，其真正原因是为“孤寒”出仕扫清道路，同时抑制“势家”的形成。开宝八年（975）二月，太祖在殿试时对举人们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长编》卷16）把帝王的良苦用心说得一清二楚。在帝王的有意识抑制之下，北宋初期达官贵族的子弟甚至都不敢参加科举考试。如《石林燕语》卷5载：范杲是宰相范质的侄子，“见知陶榖、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畯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卷8又载：“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唯独在宋代才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
进入仕途后，这些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升迁相当快，出将入相，显赫一时。如太宗时的宰相张齐贤，“孤贫力学，有远志”；名臣王禹偁“世为农家，九岁能文”；真宗、仁宗时的宰相王曾“少孤，鞠于仲父宗元，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名臣范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均见诸人《宋史》本传）。这些人都依赖科举进入官场，位至显赫，成为宋室的腹心大臣，宋代统治者所信任和托付国事的就是这个阶层的文人士大夫。
换句话说，宋代统治者作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基本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历朝皇帝所遵循。士大夫阶层中，帝王又特别重视来自中下层的“孤寒”士人。这一系列治国方针政策的演变，带来了时人婚姻观念的改变。宋代名门贵族选择女婿，不以门第为重，而只重视个人的才学、才能。名门贵族、朝廷重臣争先恐后地选取科举中第的贫寒士人为婿，一时蔚然成风。如被时人称为“太平宰相”的晏殊，就曾经嘱托其门生范仲淹为自己挑选女婿。范仲淹认为士人富弼“器业尤远大”，晏殊便择其为婿。而后，富弼果然官至宰相，在政坛上的成就远远超越晏殊。晏殊的另外一位女婿杨察，进士出身，也官至三司使，卒赠礼部尚书。当时的社会风俗甚至有女婿进士及第，由岳父家出钱让女婿赴琼林宴。庄绰《鸡肋编》卷中说：“进士登第赴燕琼林，结婚之家为办支费，谓之铺地钱。至庶姓而攀华胄，则谓之买门钱。”
李格非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先后被两位显赫的王氏贵族大家选做女婿的。李格非的前妻是岐国公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女，庄绰《鸡肋编》卷中说：“岐国公王珪在元丰中为丞相。父准，祖贽，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又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玿、李格非、闾丘吁、郑居中、许光疑、张焘、高旦、邓洵仁，皆等科第。邓、郑、许，相代为翰林学士。”王准选孙女婿，所重的就是科举出身。李格非的后妻，即李清照的母亲王氏，则是仁宗朝重臣状元王拱臣的孙女，同样出身名门，有着极高的文学修
养，《宋史·李格非传》称其“亦善文”。父母双方的家学渊源，为李清照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缪钺先生因此称：“易安承父母两系之遗传，灵襟秀气，超越恒流。”（《诗词散论·论李易安词》）
此外，李清照还有一位弟弟名李迒，南渡后一度任敕局删定官，李清照晚年曾投奔这位弟弟。
①《元好问全集》卷八《绣江泛舟有怀李郭二公》，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
《李清照集校注》第2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关于李清照母亲王氏的出身，有多种说法：《宋史·李格非传》称其是“王拱臣孙女”；庄绰《鸡肋编》卷中则称李格非为岐国公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婿”，似乎李清照的母亲是岐国公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女。王仲闻先生《李清照集校注·附录·李清照事迹编年》辨析说：“庄绰与清照同时，且所云秦桧与孟忠厚为僚婿，与史实合，疑庄绰所言为是。”当代学者大都认可王仲闻先生之辨析。陈祖美先生的《李清照评传》也采用王仲闻先生之说，认为李清照母亲更可能是当时宰相王珪的侄女。然陈祖美先生近期又撰文，依据李清臣《王珪神道碑》所言“……女，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早卒”之说，断定：“王准孙女是他（李格非）的前妻，前妻早卒后，又娶王拱臣孙女为继室。”于是，史料文献中的两种矛盾记载，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应该说，这是根据史料作出的更具说服力的判断。不过，陈祖美先生又推断：李格非在前妻去世后，曾鳏居七八年之久，李清照为前妻所生，出生后不久母亲即去世，父亲在京师为官，李清照一直寄养在原籍，与今天唯一见诸记载的小弟李迒乃异母姊弟，“大约是在16岁的花季，来到父亲和继母所在的汴京‘有竹堂’”（《对李清照身世的再认识》，《文史知识》1998年第10期）。这样的推断，有两点可疑之处：其一，李格非曾鳏居七八年之说没有任何史料证据。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男子早年丧偶，续弦就成为头等大事，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人伦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生殖养育、广大门庭的封建孝道。所以，以常情常理推测，李格非长期过着鳏夫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其二，李清照如果早年丧母，父亲又不在身旁，孤苦伶仃地寄居在原籍，一直到16岁，怎么在李清照早年的诗词里一点也读不出“林黛玉式”的身世孤苦、凄凉，有的只是少女的浪漫、欢快。因此，我认为“李格非先娶王准孙女，早卒，再娶王拱臣孙女”之说成立。然前妻早卒，不曾生育，李格非丧偶不久后当再娶，李清照与李迒都是李格非续弦王氏所生，李清照早年是幸福地生活在父母的身边的。①明·张丑《清河书画舫》申集载：“易安词稿一纸，乃清密阁故物也，笔势清真可爱。”又称：“李易安、管道升之竹石。”巳集引《画系》云：“周文矩画《苏若兰话别会合图卷》，后有李易安小楷《织锦回文》诗，并则天《璇玑图记》，书画皆精。藏于陈湖陆氏。”明·宋濂《芝园续集》卷十《题李易安所书〈琵琶行〉后》说：“乐天谪居江州，闻商妇琵琶，揾泪悲叹，可谓不善处危难矣。然其辞之传，读者犹怆然，况闻其事者乎？李易安图而书之，其意盖有所寓。”明·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一云：“莫廷韩云：‘曾买易安墨竹一幅’，余惜未见。”清人所编的《玉台书史》《玉台画史》中都载有李清照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