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文人
魏夫人
北宋（960—1127）最著名的女作家当属魏夫人（魏玩）。她是曾布之妻，曾氏是哲宗朝的权臣，并在徽宗（1100?—1125年在位）践祚时担任宰执，但很快被黜落。魏夫人才名远播，以至于朱熹在她身后一百年仍把她和李清照视为宋代仅有的两名才女。[1]尽管时人对她评价如此之高，魏氏文集还是失传了。现存魏夫人的作品仅有一首诗和十三首词，被零星记载于各种宋代文献中，《乐府雅词》是其中重要的一本词选。
现存的多数魏氏词都围绕着“闺情”这一传统主题而作，描写一位女子等待她远方的夫君或情郎。试举以下两首词为例：
菩 萨 蛮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2]
下阕中那条离开楼台的堤路，想必是三年前男子临走时的经行之地。词中主人公每天在溪边堤路上徘徊，期待着那位离人的归来，但这从未发生。第二首词如下：
江城子·春恨
别郎容易见郎难。几何般。懒临鸾。憔悴容仪，陡觉缕衣宽。门外红梅将谢也，谁信道、不曾看？晓妆楼上望长安。怯轻寒。莫凭阑。嫌怕东风，吹恨上眉端。为报归期须及早，休误妾、一春闲。[3]
所有迹象都表明，魏夫人通过填词来传达内心的思绪和期许。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女子所作之词常被例行地解读为自传，尽管这种成熟的代言体不过是该体裁的惯用手法。说到底，词体文学是为了词乐表演而写的，一般由歌妓演唱，除了常见的艳情丽句，词乐表演也促成了作者与歌者的分离，而歌者往往被虚拟为词中主人公，以期达到特定的表演效果。
而当一首词被得知出自女子之手，尤其是当它以书面形式流传、而非临场表演时，人们便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词作者与词中主人公在女性作品中合而为一。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将这一转变解释为这名女性既填词又演唱了自己的作品，像魏夫人那样的淑女绝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唱其词的，这不符合其尊贵的闺秀身份。她的词作即使被歌唱，也是专业歌妓的事，那倒是极有可能。所以，对于女子之词的自传体解读需要另找原因。
由于魏夫人身为女子，有关她及其诗词的评述极少，但我们仍能依稀看出前人试图建构她的身世，使之与其伤情之作相吻合。最早有关魏夫人的宋代史料出自陆游的一则笔记，言及她的丈夫在早年展拓事业时常与妻子分居，并记下了她戏讽丈夫在京任官时没有把握机会站稳脚跟。[4]而在后人的引述中，曾布与魏氏之间的别离被夸大，到了明代，更有传闻说魏夫人让朱淑真陪伴其左右，后者的婚姻很不美满，二人曾相对饮酒，往来赋词。[5]此外，人们也很自然地把魏氏词中的“离人”还原为她的夫君，冯梦龙（1574—1646）的《情史》格外指出上文的《江城子》是她寄给曾布的词作，期盼他早日回到她身边。[6]
朱淑真
除了李清照，朱淑真也是著名的宋代女作家。而与魏夫人不同，朱淑真的诗词在她去世后不久即被好事者编成文集，并完好地留存至今。诗集内容也相当可观，共录有337首诗，是目前现存的三本女性文集中规模最大的一部。系于她名下的词作也有三十首之多，散见于宋代及后世词选，如今常被附录于朱淑真“选集”中。
朱淑真的生平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的父母不知为何把她下嫁给一个商人，夫妻二人并不般配，这个商贩不知怜惜他的妻子，甚至虐待她。朱淑真的婚姻很不美满，她只能通过创作表达愁绪，并因伤怀过度而早早辞世。其诗词在她身后被汇成一集，题为《断肠集》。但其中有些诗表达了爱情与渴望，或是深情地回忆幽会的情景，于是众人纷纷推测朱淑真落寞时曾有段婚外情，或是她在出嫁前有位情人，一些评注家甚至在诗词中读出她最终摆脱了丈夫，与她的初恋情人重逢。
以下诸诗体现了朱淑真作品的典型主题与情绪：
愁怀（其一）[7]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西楼寄情[8]
静看飞蝇触晓窗，宿酲未醒倦梳妆。强调朱粉西楼上，愁里春山画不长。
湖上小集[9]
门前春水碧于天，座上诗人逸似仙。彩凤一双云外落，吹箫归去又无缘。
这些作品不乏妙语和诗趣，但空寂而无望的基调却贯穿始终。第一首诗据说写于朱淑真丈夫纳妾之后，诗人却备受冷落。在这个解读中，天性不合的两种鸟象征朱淑真与那位姬妾，但也有注家将之视为这对彼此疏远的夫妻。同时，司春之神东君也没有替花作主，他让两种不同的植物结为“连理枝”，使之在有生之年都无法摆脱这不幸的结合。第二首诗的主人公几乎无力面对白昼，当她勉强起身妆扮时，倦怠的她竟无法聚精会神地画眉（“春山”喻指妇人的姣眉）。第三首诗中，诗人自比逸仙，却不像弄玉那样幸福地嫁给了萧史：相传有一天，一对凤凰被萧史的音乐所吸引，栖止于这对夫妻居住的楼台，把二人送往天界。
当我们初次接触朱淑真及其作品，也许会庆幸终于有位宋代女性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词，她的集子在数百年间被完好地保存并流传下来。然而，当我们悉心考证相关史料时，却疑窦丛生。诸多矛盾而不合理的断言围绕着这位“朱淑真”，让我们不禁怀疑其人其诗是否可信。近年来关于她的众多研究只让我们看清了一个事实，即学界对她是谁、何时在世、来自何处、嫁给了谁及其诗词来源都从未达成共识。
我们不妨来看看有关其生卒年月的考证。有些学者认为她生活于北宋（11世纪后期），另一些说她的身世从北宋末延续至南宋初，还有一些将其生平限定在南宋前期（12世纪中叶），其他人则说她生活于13世纪早中期。生卒年考证的时间差异如此悬殊，对一位宋代人物而言相当少见，它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朱淑真诗词中含混的、印象式的时间暗示容易产生歧义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推断，而她在宋代史料中的缺席则更加可疑。
朱淑真集子的编者叫魏仲恭，其人不可考，他的《断肠诗集序》写于1182年。诗序中，他说自己在武陵（今湖南常德）游玩时，常会在旅店听见人们吟咏朱淑真词，他颇为动容，并得知了朱淑真的一些遭遇：
……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10]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
魏仲恭接着说自己决心尽力收集朱淑真的诗作，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使其身后享有她在世时不曾有过的殊荣。他还提及了一个叫王唐佐的临安人（今杭州，南宋时京都），曾为朱淑真作传，但其人不详，也从未有人见过或提及这篇传记。
魏氏最后声称“后有好事君子，当知予言之不妄也”，然而，魏序中有若干疑点（包括最后一句话），让它看上去不甚可信。首先，魏仲恭和王唐佐这两位熟悉朱淑真的人本身就是个谜，我们对二人生平一无所知；同时，朱淑真的衣冠冢并不存在，因此也没有墓志或碑铭来核对魏氏之言；当时只有僧侣采用火葬，朱淑真又为何“不能葬骨于地下”？又是为什么她比父母去世得早，且在临终时由父母陪伴左右，而不是待在夫家？这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魏氏交代朱淑真诗词的情况尤其值得关注。他说朱淑真火葬之后，她的父母焚毁了作品，“百不一存”；而魏氏则通过武陵人吟诵其词而记下了她的作品，却从未提及朱淑真诗词的任何抄本。那么，我们是否要相信魏氏仅仅通过他人口述而誊写下三百多首诗歌呢？更何况，他所听闻的是朱淑真词作，而他编纂的却是诗集，这绝不是个小纰漏。我们不妨举个反例：当时有位寡妇名叫孙道绚，据说写有为数众多的诗词，但诗稿在她的晚年却不幸因家中失火而尽数焚毁了。她的儿子黄铢（1131—1199）是朱熹友人，为人至孝，在母亲去世后尽其所能收集她的残篇，但也仅能找到母亲的六首词。[11]然而，这位魏仲恭与朱淑真非亲非故，却能在原稿销毁后找到三百余首诗作，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魏氏声称行人在旅店中经常吟诵朱淑真作品，闻者无不动容，那么这些词作也应在茶坊酒肆中流行；但如果这是真的，当时的宋代文献却丝毫没有“朱淑真”的影子，这非常不合理。我们可以拿李清照的情况来作比较，她的诗词同样广为人知、流传甚远。按照魏仲恭的表述，朱淑真似与李清照是同时代人，或只比李清照年轻一二十岁。但直至李清照去世，其人其词已见于诸多文集、诗话等宋代文献；如果朱淑真当时也很出名，为何她的上百首诗词却没有受到丝毫关注？
宋代书志目录也找不到任何朱淑真诗集或词集，后者晚至明初方有刻本可考。[12]而朱淑真词在现存九种南宋的词选刻本中均不见载，[13]这种缺席本身很能说明问题，因为九部南宋词选共收录了几百位词人的数千首作品，是记载包括李清照在内的宋代女词人及其词作的第一手资料。
尽管如此，魏仲恭编选的朱淑真诗集还是受到了关注。1202年，有位叫孙寿斋的人为诗集题跋，孙氏其人亦不可考。宋末元初，一部编者不详、但颇具影响力的诗选《千家诗》择取了朱淑真的四十五首诗。[14]此举意义非凡，并在元、明时期逐渐奠定了朱淑真的声名及地位。元代的文坛领袖杨维桢（1296—1370）把朱淑真和李清照并称为近代杰出的两位女才子。[15]明代中叶，出版家毛晋（1599—1659）更进一步，将二人词集合刊发行。自此，这两位女性经常作为宋代杰出女作家而并称于世。
伊维德（WiltIdema）曾在数年前论及朱淑真和她的诗集，并得出如下论断：“如若我们不把《断肠集》当作一位特定诗人的作品，而将之视为男性观念的表达，由此折射出他们对闺情的典型臆想，这样的品读也许更合适。朱淑真诗集中的相当一部分应是匿名男子的代言诗，这并非不可想象。”[16]伊维德对朱诗真伪的质疑，是基于魏仲恭诗序中的疑点，以及男性文人借诗词来美化不幸女子的传奇身世这一惯例，但他没有提到宋代文献不曾记载朱淑真其人这一现象，我在上文业已详述。在此，我将作出进一步论断：大多数、甚至是全部系名于朱淑真的诗歌皆男子所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为朱淑真的身世而着迷：这样一位能文淑女竟“下嫁”给一个庸夫，只能作诗消愁。《断肠集》诗风的若干特征支持了我的观点：诗题没有任何个人传记因素，没有特定的赠答对象、没有专指地名、没有具体年代；诗歌几乎无一例外吟咏的是传统主题，如《独坐感春》、《杏花》、《秋夜》、《冬夜不寐》、《湖上咏月》等，这些题目很容易让人想到学诗的习作。
生不逢时的失意男子常在才德不被欣赏的弱女子身上找到共鸣，这一形象是传统“士不遇”主题的典型象征，诗人常自比怨女，来影射他在仕途或人生遭际中所经受的挫折。无论诗作原委如何，它或早或晚会被系于那位女子名下而流传于后世。[17]（我们已见证了一个较早的例子，严蕊的《卜算子》词实是一位男子的代言之作。）朱淑真故事的感染力还出于这样一种幻觉，即在妇女很少习文、罕见其作的文化环境中，竟有这样一名女子以她自己的语言表达愁苦，并使人们得以一窥其作。围绕朱淑真及其作品的复杂接受史于后世展开，多数读者均为男性，他们隐秘地赏观着诗中女子的愁思情恨，同时也将自己的失意感怀以比兴的方式移情于诗中。我们从周煇（生于1126年）那里得知，当时的驿舍、旅店中署名女子所作的题壁诗词，尤其是描写苦旅、书法高妙的作品，实际上“皆好事者戏为夫人女子之作”，[18]也就是说它们皆出自男人的手笔。此情形同样适用于朱淑真诗集，而在数世纪的流传中，学者碍于既定观念而不曾对其版本来源提出质疑。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古代才女的热情日益浓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今人对朱淑真作品的真伪置之不顾，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而研究其作品及身世的若干论著又往往互相抵牾。[19]
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个难题并非始于宋代。最近一项研究探讨了《全唐诗》及其他唐代文献中的“女诗人”，并总结说这些女性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唐代女子所为。[20]它们或出于唐代男诗人的手笔，挂名为女子之作；或是后世男子写出，伪托于历史上的某个唐代女性名下；或是后世作品被想象成唐代女子所作。
张玉娘
本章讨论的最后一位女作家生活于宋末元初。除了朱淑真，张玉娘是如今唯一留有诗集的宋代女作家，她的集子题为《兰雪集》。但张玉娘的身世也同样扑朔迷离，今人所见的相关记载是在她身后数百年间写成的。
相传张玉娘的一生短暂而悲戚，其人生的核心事件围绕着她无法嫁给自己的爱人而展开。关于她的悲剧有多种说法，但都提到了玉娘父亲悔婚，不同意把女儿嫁给沈佺。[21]记载张玉娘生平的最早文献见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它叙述了待字闺中的玉娘被许配给表兄沈佺，但玉娘父亲不久改变了注意，取消了婚约，已与沈佺相知相爱的玉娘却始终忠于未婚夫。[22]后世的另一处记载则说张、沈二家在玉娘出世前已定亲，但沈家后来的衰败使玉娘父亲取消了婚约。[23]不久，沈佺陪同他父亲赴任，途中因病早逝。当玉娘在城郊听闻沈佺的死讯时，她伤心欲绝，尽管她父亲想另择良婿，但玉娘却忠于沈佺而誓死不嫁。
在违背父亲意愿若干年后，玉娘于二十八岁那年去世，不同文献对玉娘之死的记载也有所出入一。年元宵节，独自在家的玉娘突然见到沈佺出现在她面前，二人重申了彼此的誓言，不久玉娘因思念过度而病情恶化，很快就亡故了。[24]另一个版本则说沈佺出现在玉娘梦中，玉娘叹曰“吾事定矣”，从此绝食，未逾一个月就去世了。[25]不久，玉娘房里的两名侍女也殉主了，一人伤心而死，另一人自杀，玉娘护养的能言鹦鹉也随主人而去——世人称之为“三清”，她们合葬于玉娘墓旁，后世名为“鹦鹉墓”。
在元代，张玉娘可能是个地域名人，但并非众人皆知，她的诗歌也不可能那么早以刻本流传于世。一些元代和明初学者曾提到她，但仅仅视之为近代一位有诗才的女子，人们对她所知甚少。[26]最早的张玉娘传记要迟至16世纪中叶方才问世，传记作者是王诏，松阳人（今浙江西南），他是玉娘的同乡。据说王诏在松阳一座寺庙里发现了玉娘的诗集，并为之深深折服，决心记下她的身世。明清之际，张玉娘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这得归功于戏曲家孟称舜（1629—1649年在世）。孟氏时任松阳县学训导，他负责出版了《兰雪集》，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部玉娘诗集刻本。但孟氏并未止步于此，他和友人把玉娘塑造为“贞女”乃至圣人，化身为地方信仰的膜拜对象，他重修了张氏墓，为她建造“贞文祠”，并同他的友人写下数篇哀辞。最后，孟氏甚至以她为主人公撰写戏曲《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由本人刊印并传布。在孟称舜的努力下，张玉娘成为一名忠贞烈女，并在满族入侵中原的明末之际被狂热地加以尊崇：这些女性被树立为贞女，由此唤起男人的忠君理想，并誓死抵抗外来侵略者。
我们有充足理由质疑这些围绕张玉娘的传统观念。其身世的记载显然被浪漫化，这些粉饰出自人们对她的幻想。比如说，一些清代文献声称玉娘和沈佺出生在同一天的不同时辰。[27]她的现存诗集也很可疑，因为它的刊布仅能追溯至孟称舜，正是此人在塑造张玉娘崇拜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如此，考虑到14世纪中叶谈及她的诗歌评论，也许后世围绕她所建构的传说仍含有某种真相。
诗歌本身倒有些意外之趣。尽管规模上不及朱淑真集，但张玉娘诗集所收作品数量仍十分可观，共计117首诗和16首词。《兰雪集》中的多数诗歌明显带有特定旨趣，而“兰雪”之名也起得好，它喻指雪中之兰的坚贞。这些特点恰好符合张玉娘传记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她违抗父亲另择佳婿的意旨、誓死忠于她的未婚夫，在某些版本中，她甚至愿意自我牺牲，在死后与沈佺重逢。这些品质反映在她的名作中，相传这些诗是沈佺陪同父亲离开后，玉娘寄赠给他的：
山之高（第三）[28]
汝心金石坚，我操冰霜洁。拟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暮雨心去来，千里相思共明月。
诗歌表达得相当直白，而当我们意识到正是二人的父亲强迫他们彼此分离，我们就会深深叹服于张玉娘表露的决心。此外，“朝云暮雨”无疑暗指现实或幻想中的男女交合，诗歌也因此招来了明初道学家叶子奇（1379年在世）的反感，他觉得语言不太得体，斥其为“桑间濮上之音”。[29]
张玉娘的诗大大超越了传统的闺怨主题，而涉足于更宽泛的领域，如咏史诗、题画诗及郊游诗等。然而，无论题咏对象是谁，她都倾向于选择坚贞不屈的人物，这是她一以贯之的诗歌类型，我们不妨来看两个例子：
王将军墓[30]
岭上松如旗，扶疏铁石姿。下有烈士魂，上有青菟丝。烈士节不改，青松色愈滋。欲识烈士心，请看青松枝。
此诗附注称“王将军”乃王远宜，他是抵御蒙古人入侵的宋室忠臣。
川 上 女[31]
川上女，行踽踽。翠鬓湿轻云，冰肌清溽暑。霞裾琼佩动春风，兰操蘋心常似缕。却恨征途轻薄儿，笑隔山花问妾期。妾情清澈川中水，朝暮风波无改时。
张玉娘的诗也不总是表达坚贞之志，这会令她看上去不近人情。当女诗人放下伦常观念时，也往往会生发独到的见解。她有首诗吟咏锦花笺，这是唐代女诗人薛涛设计的红笺，便于题诗。在细致描摹了薛涛笺鲜妍的色泽与芳香后，张玉娘笔锋一转，在尾联写道：“却笑回文苏氏子，工夫空自废韶华。”[32]诗提及了4世纪的苏蕙将一首长篇回文诗绣在织锦上——这无疑是件功夫活——并把它寄给丈夫窦涛，以此作为他们的爱情信物。对天性浪漫的人来说，苏蕙的举动令人倾慕，而不应嘲笑她，但正是张玉娘在诗中对痴情的苏蕙加以菲薄，这非常少见。
张玉娘吟咏的另一位历史人物是石崇（249—300）的爱妾绿珠，她因貌美善舞而闻名，孙秀也垂涎于她，而当绿珠将被孙秀部下劫持时，她毅然坠楼自尽。张玉娘的诗是这样写的：
绿 珠[33]
珠易佳人胜阿娇，香尘微步独怜腰。危楼花落繁华尽，总付春风舞柳条。
按：阿娇指西汉陈皇后，汉武帝幼年曾许诺为阿娇建一座金屋，这就是“金屋藏娇”的典故；石崇曾用珠宝换得一名侍妾，绿珠亦因此得名。
诗的头两句中规中矩地描写了绿珠的美貌和舞姿，而后两句则将重点转移到绿珠的身后名，她守贞自尽的故事融入了世人的文化记忆。第三句化用了诗人杜牧的同类名作，[34]但杜诗强调的是石崇及其华屋、侍妾等繁华故事的消殒（“繁华事散逐香尘”）；张玉娘却在末尾暗示绿珠仍现于人间，石崇的“繁华”也许过去了，但绿珠的风仪却流存至今，她把自己的舞姿托付给柳枝，当它们随着春风飞扬时，我们便会想起绿珠。但诗中如此美好的追念缘于她勇决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非仅仅出于美色。
此番考察着重研讨了宋代女性写作的若干程式与语境，有些女作家的情况尤为引人深思。程颐在母亲的家传中指出，尽管程母博学多闻，但她很少作诗，从不容许自己的作品外传；程颐记下了母亲唯一留存后世的作品，诗中流露出对远方丈夫的思念。谢希孟曾著有一部诗集，其中的佳作打动了欧阳修，他非同寻常地为之作序，可即便有当时文坛领袖的首肯，谢氏诗集也还是失传了。严蕊只是个营妓，而非良家妇女，因不幸卷入了一场官司而被逮捕拘禁，她对其罪状供认不讳，并将一位地方官员牵连其中，这位官员曾胁迫她与之相好；然而，围绕她的传闻却将其粉饰成一位坚贞无畏的女子，绝不肯诬陷她的爱人，并把一首词系于她名下，作为其可怜身世的自白，可事实上这首词最初是为了表达她想与地方官员断绝关系而作的。
女子绝少创作，即便文化妇女也是如此；就算她们有诗文，也难以传世。而那些流传下来的女性诗文，在风格上却或多或少迎合了男性精英文化的价值观需求。不论无心还是有意（无疑二者兼备），历史上总有些主流态势决定着作品在后世的去留，而历史对女性写作的择取尤为苛刻，淘洗掉原先的多样化风格，流传下来的女性诗词往往迎合了一种固化的情感表达。想想现存作品最多的那两位宋代女子吧，她们的集子应是宋代仅存的两部女性诗集（除了《杨太后宫词》）。而朱淑真和张玉娘皆是文化阶层的异类，在我们的认知中，二人身世皆非同寻常：她们的爱情历经坎坷，无法如愿，而其诗词抒发着各自的落寞伤感。她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并体现为二人的不同诗风，但她们在婚恋中的失意却是一致的。
之后我们又讨论了两部诗集的若干疑点，如作品真伪、版本来源及接受史考察等。而无论两部诗集内容是名副其实，还是后人伪托，它们的存在和建构都揭示出独特的历史层累效果，这是宋、元、明社会对明代以前女性写作的塑造与宣传方式——当我们转向李清照作品时，这一点需要铭记于心。这位女诗人并无完整文集存世，其作品散见于词选和其他零星文献中。而文化传统却青睐特定风格的女性表达，无视其他佳作，任由后者湮没无名。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类似的历史择汰机制不会作用于李清照及其作品，无论是现存的原作还是系名之作，我们都能觉察到历史层累的印记。
[1]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〇，第3332页。
[2] 魏夫人，《菩萨蛮》，《全宋词》，第一册，第347页。
[3] 魏夫人，《江城子》，《全宋词》，第一册，第348页。
[4]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第3521页。
[5]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一六，第254页；又见郑文昂《名媛汇诗》（1620）中的相关注释，卷一七，4b。
[6] 冯梦龙，《情史》，卷二四，第949页；郑文昂，《名媛汇诗》，卷一七，4b。
[7] 朱淑真，《愁怀（其一）》，《朱淑真集注》，卷九，第130页。
[8] 朱淑真，《西楼寄情》，《朱淑真集注》，卷八，第114页。
[9] 朱淑真，《湖上小集》，《朱淑真集注》，卷八，第113页。
[10] 此处的“青冢”指的是昭君墓。王昭君约生于公元前50年，她远嫁一位匈奴单于，并死在了北方蛮荒之地，相传当地多白草而此冢独青，故称“青冢”。
[11] 黄铢叙述他找寻母亲遗作的过程始末，可参见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八，1a—b。
[12] 参见饶宗颐《词籍考》，卷二，第74—75页。
[13] 现存的选集分别是曾慥《乐府雅词》（1146），黄大舆《梅苑》（1129），无名氏《草堂诗余》（1195?），赵闻礼《阳春白雪》（1244?），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1249）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1249）（这两部选集也曾合辑为《花庵词选》流传于世），陈景沂《全芳备祖》（1253），周密《绝妙好词》（1275?）。
[14] 我指的是《千家诗》的最早版本，全称为《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参见李更、陈新的《校证》，出版于2002年。
[15] 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七，19b。
[16] 伊维德（Wilt Idema），《男性臆想与女性现实：朱淑真、张玉娘及其传记作者》（“Male Fantasies and Female Realities:Chu Shu-chen and Chang Yu-niang and their Biographers”），第24页。
[17] 关于这一现象，以及上述伊维德的研究，可参见魏爱莲（Ellen Widmer）《小青的文学遗产与帝制时代晚期女作家的地位》（“Xiaoqing's Literary Legacy 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 周煇，《清波杂志》，卷一〇，第5122页。
[19] 如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就与黄嫣梨、吴锡河所著《断肠芳草远：朱淑真传》在内容上有多处矛盾，而后者对邓氏有关朱淑真生卒年的发掘和其他传记信息多有批判。
[20] 陈尚君，《唐女诗人甄辨》。
[21] 我对张玉娘身世的概述及其诗作的讨论得益于王次澄女士的出色研究，参见氏著《张玉娘及其〈兰雪集〉》。
[22] 这段记载出自16世纪王诏为张玉娘所写的传记，见《张玉娘传》附录，1b;伊维德与管佩达（Beata Grant）在《彤管：帝制时代的女作家》（The Red Brush:Writing Women ofImperial China）中翻译了这篇文献（第262—264页），并详细讨论了张玉娘其人其诗（第257—269页）。在《男性臆想与女性现实》一文中，伊维德还翻译了明清时期提及张玉娘的其他文献，并长篇累牍地探讨了这一人物，见第25—48页。
[23] 王次澄，《张玉娘及其〈兰雪集〉》，第406页。
[24] 这是王诏叙述的玉娘之死，见《张玉娘传》，2a。
[25] 这则记载来自清初方志《（顺治）松阳县志》，佟庆年编，卷六，58b。
[26] 叶子奇，《草木子》，4A．69;亦可参考元代官员虞集（1272—1338）和欧阳玄（1288—1357）对张玉娘的评论，见《（顺治）松阳县志》中的张玉娘传记，卷六，58b。
[27] 王次澄，《张玉娘及其〈兰雪集〉》，第403—404页。
[28] 张玉娘，《山之高》，《全宋诗》，第七十一册，第44626页。
[29] 叶子奇，《草木子》，4A．69。
[30] 张玉娘，《王将军墓》，《全宋诗》，第七十一册，第44626页。
[31] 张玉娘，《川上女》，《全宋诗》，第七十一册，第44623页。
[32] 张玉娘，《咏案头四俊：锦花笺》，《全宋诗》，第七十一册，第44637页。
[33] 张玉娘，《绿珠》，《全宋诗》，第七十一册，第44632页。
[34] 杜牧，《金谷园》，《全唐诗》，卷五二五，第60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