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十月初三，使团到达通州张家湾。
如今，张家湾在北京很少有人提到，倒退二三百年，它却天下闻名。永乐至成化间，南来漕粮悉数运此，众多朝廷关检机构随之设立，民间百商更是蜂攒蚁集。后来，漕粮转运他处，张家湾只用作商、客码头，但仍不失北中国水路交通终端的地位。水路因为舒适及安全远胜陆路，进出北京者无论官民泰半选择水路，南下者由此启程，北来者到此登岸，打个比方，彼时张家湾之于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站外加西客站。
在张家湾，左懋第一行终于结束两个半月的漫长旅程。然而，上岸后却裹足不前，一待十天，不动如山。原因就是与清廷争“礼”。面对满清所派“通事”，左懋第斩铁截铁地表示，“命以夷馆处使”绝对不可接受：“若以属国相见，我必不入。”
这一点，不容商量。只要不答应，使团便永远留在张家湾。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礼节辞气屈则辱。”谈到“礼”字，我们现在极少好感，觉得它充满迂腐的气息。这里，不妨试着把它换成“国与国交往的准则”，就能理解左懋第的锱铢必较。满清何尝不如此？为了达到目的，它的“通事”在京城和张家湾之间“往反再四”，不厌其烦，但左懋第毫不松口，死死咬定清廷必须平等相待。但他并不一味示以强硬，也从其他方面做工作。王廷翰和王言就是这时被派往城中，拜会洪承畴等，“商御书、入城之礼”，争取有利的结果。他指示王廷翰和王言，无论怎么谈，“不以礼接御书，必不入城”，这道底线不动摇。左懋第还写便条给多尔衮、致函满清内院，“以字与□(此字明显系“虏”，原书因刻于乾隆年，刓之以避，而代以□或■。下同)之摄政王，以书与其内院，折之以礼”。与此同时，给马士英、史可法写信，将目前情形以及自己采取的立场、策略，汇报朝廷。
张家湾十日，可谓第一战役。左懋第既坚不可摧，又采取主动，工作极有成效。凡是他想传达给满清的信息，不论虚实，悉数送到，而且全部发挥了作用。例如对清廷前明旧臣开展工作，尽管后者个个畏首畏尾，但实际上左懋第并不指望他们出面相助，目的只是对他们造成心理压力，使廷议出现微妙因素。又如他与清廷“通事”打交道，晓之以理同时，也虚张声势，甚至放出狠话：“义尽名立，师出有名，我何恤哉？”言下之意，使团此来并非讨饶，是先礼后兵；一旦仁至义尽，大明也不辞一战。这些策略，全都奏效。“斯时朝士未知江左虚实，心惮懋第，乃议以鸿胪寺处之。”十日僵局，终以满清让步而了却。鸿胪寺是古代的国家典礼、礼宾机构，掌内外重大礼仪事宜。虽然受制于当时邦交理念，鸿胪寺对外国使节以“朝觐”、“入贡”视之，但没有那种基于主、属国关系的明显歧视意味。实际上，南京使团从四夷馆改由鸿胪寺接待，就是争得了平等地位。
这一点，正如清廷派遣专员、以正式而齐备仪仗，将使团迎入城中所表示的那样。十月十二日，“遣官骑来迎，建旄乘舆，肃队而入。”《北使纪略》有相对细腻的场景：
十二日，鼓吹前导，捧御书从正阳门入城，使臣随之，左部院素服素帷，(夷)将使臣及官兵人等送至鸿胪寺居住。
“素服素帷”，是对崇祯皇帝肃哀，同时无疑也很能在视觉上吸引和感染路人，此外还有隆重的仪仗与乐队，经正阳门堂堂正正进入皇城——起码以声势而言，大明使团重返旧都，足够尊严。这尊严来之不易，以当时明清两国强弱对比论，简直可以说是一场大胜。有趣的是，左懋第在《奉使不屈疏》中向朝廷报告此事，只有不动声色的叙述：
十月十一日晚，有□礼部乂奇库来迎。臣等随于十二日早拜发御书二道，选官持捧，同乂奇库前行，而臣等随即入城。
从他的笔调，我们知道他在内心屏息敛念、绝不疏怠，精力高度集中，随时准备新的较量，根本顾不上丝毫的沾沾自喜。
果然紧接着，当天就遭遇新的刁难——捧御书的官员没有能够将御书呈递出去，而是原样捧回了鸿胪寺。左懋第得到的汇报是，满清方面“欲以御书送礼部”，捧御书官员知道事关原则，而加以拒绝。其含义如何？陈洪范告诉我们：“(夷)以谢礼为贡，以天朝御书同于他国贡文，以故御书不敢轻与。”第二天，左懋第与满清礼部官员面争，理论的是同一个道理：
臣等折之曰：此御书应达尔摄政王，即不然，亦自内院转达；无到礼部之理。
使团所赍，是明朝正式国书；作为对等的国与国交往，它理应由清廷最高行政级别接收，如果交给礼部，等于明朝自降一格。这些讲究，貌似繁文缛节，其实是国体所系。所以，双方全都斤斤计较。满清方面是见空子就想钻，南京使团则严防死守。当天御书递交未成，第二天(十三日)一大早，就有四位满清礼部官员赶至鸿胪寺，“径索御书，欲先拆看，其言甚□(悖？)。”左懋第严辞拒绝，来者仍纠缠不已，“必欲即刻力索，甚至■(悖？)语云‘各国进贡文书，必由礼部看过方入。’”左懋第“怒折之”，以上语将其顶了回去。四官员悻悻而去。
午后，一位满清大僚现身鸿胪寺。《奉使不屈疏》说，此人名“刚邦把什”，“又名刚林，具(居)内院之首也”。
查《清史稿》刚林传，此人瓜尔佳氏，属正黄旗。清天聪八年(1634)“以汉文应试，中式举人”。崇德元年(1636)授国史院大学士，“刚林相太宗，与范文程、希福并命”，是满清最早的“宰相”之一。但左懋第所称其“居内院之首”这一点，传中没有提及。
又查《清世祖实录》。有几条记载，似可验证左懋第之说。例如，顺治元年十月一日也即明朝使团抵张家湾的前二天，顺治皇帝莅临北京郊祭大典，“上衣黄衣，南向坐。诸王文武各官侍立。鸣赞官赞令排班，大学士刚林从东班升阶，正中跪。学士詹霸于案上捧宝投刚林，刚林捧宝奏云……”十一月廿三冬至日告庙，“上跪，诸王皆跪，赞读祝文。大学士刚林入殿内，跪于案左，宣读祝文曰……”由此看来，说刚林“居内院之首”，即无其名，亦有其实。
关于满清“内院”，也略加说明。它与明朝的“内阁”相仿，入关前已有而权限较小，入关后经洪承畴等建议：“按明时旧制，凡内外文武官民条奏，并各部院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提升了它的权限，赋予“票拟”(起草圣旨)的职能。雍正间，这一地位渐为军机处所代。总之，将顺治初年的满清内院视为与明朝内阁对等的机构，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左懋第坚持，所赍御书倘若不直接面呈多尔衮，至少应由内院接收。
随着“内院之首”被逼现身鸿胪寺，满清不啻再输一盘。两番较量，先是欲置使团于四夷馆，继而使出以礼部接御书的骗招将明朝暗降一格，都被左懋第见招拆招，一一化解。可以想象，当刚林虽不甘却不得不来鸿胪寺时，心情肯定谈不上舒畅。为了维持实际已然无多的心理优势，只好乞灵于徒具其表的恫吓。他是这样出现的：
□服佩刀，率十数□官至。踞椅而坐，诸□官佩刀而地坐于其左。一通使姓常，立于旁，刚邦把什盛气雄坐以待。臣等三人同出，通使谩指臣等，令坐于其右。臣等折之曰：我们从不地下坐！大声呼椅。遂以三椅与对坐。
外交场合，这种赤裸裸的威压不光小儿科，实际也很无奈，等于承认自己无牌可打。刚林本想造成气势，结果收获了喜剧。当左、陈、马三使臣如愿以偿，每人一椅、稳稳坐下，他的把戏突然间变得何其无聊。
接着，自然是一通唇枪舌剑。满清
一面从道义上抬高自己，一面提出各种指责，明朝使臣则逐条批驳。整个过程中有一奇怪现象，清朝方面始终由那位常姓通事大包大揽，刚林在旁边沉着脸，一言不发。我对照了陈洪范的记述：“夷通事车令即刚陵之弟，其人狡黠舌辩，通夷夏语。”原来，通事是“刚林之弟”。车、常音近，左懋第或因此误以为此人姓常。我们前面讲过，刚林是以汉文获取科举功名。所以，他这位所谓通事弟弟，在此纯属多余。这又是小花招，目的不知何在。也许是避免开口以防有何把柄落于明使之手，也许是彼明我暗、有利进退。总之，装聋作哑，诡诈阴险，毫无诚意。论辩的高潮，是“刚林之弟”又以“发兵”相威胁，左懋第不示弱，答：“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那个“大”字似乎格外刺耳，对方勃然大怒：“江南不小，这是谁的话？”左懋第“亦厉声应之”：“我语也”——我说的，怎么啦！据陈洪范讲，这时他也奋起抗辩：“(使团之来)原是通好致谢，何得以兵势恐吓？果要用兵，岂能阻你？但以兵来，反以兵往！”“况江南水乡胡骑能保其必胜乎？”至此，不欢而散，“刚陵不答，径起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