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三,使团到达通州张家湾。

如今,张家湾在北京很少有人提到,倒退二三百年,它却天下闻名。永乐至成化间,南来漕粮悉数运此,众多朝廷关检机构随之设立,民间百商更是蜂攒蚁集。后来,漕粮转运他处,张家湾只用作商、客码头,但仍不失北中国水路交通终端的地位。水路因为舒适及安全远胜陆路,进出北京者无论官民泰半选择水路,南下者由此启程,北来者到此登岸,打个比方,彼时张家湾之于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站外加西客站。

在张家湾,左懋第一行终于结束两个半月的漫长旅程。然而,上岸后却裹足不前,一待十天,不动如山。原因就是与清廷争“礼”。面对满清所派“通事”,左懋第斩铁截铁地表示,“命以夷馆处使”绝对不可接受:“若以属国相见,我必不入。”这一点,不容商量。只要不答应,使团便永远留在张家湾。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礼节辞气屈则辱。”谈到“礼”字,我们现在极少好感,觉得它充满迂腐的气息。这里,不妨试着把它换成“国与国交往的准则”,就能理解左懋第的锱铢必较。满清何尝不如此?为了达到目的,它的“通事”在京城和张家湾之间“往反再四”,不厌其烦,但左懋第毫不松口,死死咬定清廷必须平等相待。但他并不一味示以强硬,也从其他方面做工作。王廷翰和王言就是这时被派往城中,拜会洪承畴等,“商御书、入城之礼”,争取有利的结果。他指示王廷翰和王言,无论怎么谈,“不以礼接御书,必不入城”,这道底线不动摇。左懋第还写便条给多尔衮、致函满清内院,“以字与□(此字明显系“虏”,原书因刻于乾隆年,刓之以避,而代以□或■。下同)之摄政王,以书与其内院,折之以礼”。与此同时,给马士英、史可法写信,将目前情形以及自己采取的立场、策略,汇报朝廷。

张家湾十日,可谓第一战役。左懋第既坚不可摧,又采取主动,工作极有成效。凡是他想传达给满清的信息,不论虚实,悉数送到,而且全部发挥了作用。例如对清廷前明旧臣开展工作,尽管后者个个畏首畏尾,但实际上左懋第并不指望他们出面相助,目的只是对他们造成心理压力,使廷议出现微妙因素。又如他与清廷“通事”打交道,晓之以理同时,也虚张声势,甚至放出狠话:“义尽名立,师出有名,我何恤哉?”言下之意,使团此来并非讨饶,是先礼后兵;一旦仁至义尽,大明也不辞一战。这些策略,全都奏效。“斯时朝士未知江左虚实,心惮懋第,乃议以鸿胪寺处之。”十日僵局,终以满清让步而了却。鸿胪寺是古代的国家典礼、礼宾机构,掌内外重大礼仪事宜。虽然受制于当时邦交理念,鸿胪寺对外国使节以“朝觐”、“入贡”视之,但没有那种基于主、属国关系的明显歧视意味。实际上,南京使团从四夷馆改由鸿胪寺接待,就是争得了平等地位。

这一点,正如清廷派遣专员、以正式而齐备仪仗,将使团迎入城中所表示的那样。十月十二日,“遣官骑来迎,建旄乘舆,肃队而入。”《北使纪略》有相对细腻的场景:

十二日,鼓吹前导,捧御书从正阳门入城,使臣随之,左部院素服素帷,(夷)将使臣及官兵人等送至鸿胪寺居住。

“素服素帷”,是对崇祯皇帝肃哀,同时无疑也很能在视觉上吸引和感染路人,此外还有隆重的仪仗与乐队,经正阳门堂堂正正进入皇城——起码以声势而言,大明使团重返旧都,足够尊严。这尊严来之不易,以当时明清两国强弱对比论,简直可以说是一场大胜。有趣的是,左懋第在《奉使不屈疏》中向朝廷报告此事,只有不动声色的叙述:

十月十一日晚,有□礼部乂奇库来迎。臣等随于十二日早拜发御书二道,选官持捧,同乂奇库前行,而臣等随即入城。

从他的笔调,我们知道他在内心屏息敛念、绝不疏怠,精力高度集中,随时准备新的较量,根本顾不上丝毫的沾沾自喜。

果然紧接着,当天就遭遇新的刁难——捧御书的官员没有能够将御书呈递出去,而是原样捧回了鸿胪寺。左懋第得到的汇报是,满清方面“欲以御书送礼部”,捧御书官员知道事关原则,而加以拒绝。其含义如何?陈洪范告诉我们:“(夷)以谢礼为贡,以天朝御书同于他国贡文,以故御书不敢轻与。”第二天,左懋第与满清礼部官员面争,理论的是同一个道理:

臣等折之曰:此御书应达尔摄政王,即不然,亦自内院转达;无到礼部之理。

使团所赍,是明朝正式国书;作为对等的国与国交往,它理应由清廷最高行政级别接收,如果交给礼部,等于明朝自降一格。这些讲究,貌似繁文缛节,其实是国体所系。所以,双方全都斤斤计较。满清方面是见空子就想钻,南京使团则严防死守。当天御书递交未成,第二天(十三日)一大早,就有四位满清礼部官员赶至鸿胪寺,“径索御书,欲先拆看,其言甚□(悖?)。”左懋第严辞拒绝,来者仍纠缠不已,“必欲即刻力索,甚至■(悖?)语云‘各国进贡文书,必由礼部看过方入。’”左懋第“怒折之”,以上语将其顶了回去。四官员悻悻而去。

午后,一位满清大僚现身鸿胪寺。《奉使不屈疏》说,此人名“刚邦把什”,“又名刚林,具(居)内院之首也”。

查《清史稿》刚林传,此人瓜尔佳氏,属正黄旗。清天聪八年(1634)“以汉文应试,中式举人”。崇德元年(1636)授国史院大学士,“刚林相太宗,与范文程、希福并命”,是满清最早的“宰相”之一。但左懋第所称其“居内院之首”这一点,传中没有提及。

又查《清世祖实录》。有几条记载,似可验证左懋第之说。例如,顺治元年十月一日也即明朝使团抵张家湾的前二天,顺治皇帝莅临北京郊祭大典,“上衣黄衣,南向坐。诸王文武各官侍立。鸣赞官赞令排班,大学士刚林从东班升阶,正中跪。学士詹霸于案上捧宝投刚林,刚林捧宝奏云……”十一月廿三冬至日告庙,“上跪,诸王皆跪,赞读祝文。大学士刚林入殿内,跪于案左,宣读祝文曰……”由此看来,说刚林“居内院之首”,即无其名,亦有其实。

关于满清“内院”,也略加说明。它与明朝的“内阁”相仿,入关前已有而权限较小,入关后经洪承畴等建议:“按明时旧制,凡内外文武官民条奏,并各部院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提升了它的权限,赋予“票拟”(起草圣旨)的职能。雍正间,这一地位渐为军机处所代。总之,将顺治初年的满清内院视为与明朝内阁对等的机构,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左懋第坚持,所赍御书倘若不直接面呈多尔衮,至少应由内院接收。

随着“内院之首”被逼现身鸿胪寺,满清不啻再输一盘。两番较量,先是欲置使团于四夷馆,继而使出以礼部接御书的骗招将明朝暗降一格,都被左懋第见招拆招,一一化解。可以想象,当刚林虽不甘却不得不来鸿胪寺时,心情肯定谈不上舒畅。为了维持实际已然无多的心理优势,只好乞灵于徒具其表的恫吓。他是这样出现的:

□服佩刀,率十数□官至。踞椅而坐,诸□官佩刀而地坐于其左。一通使姓常,立于旁,刚邦把什盛气雄坐以待。臣等三人同出,通使谩指臣等,令坐于其右。臣等折之曰:我们从不地下坐!大声呼椅。遂以三椅与对坐。

外交场合,这种赤裸裸的威压不光小儿科,实际也很无奈,等于承认自己无牌可打。刚林本想造成气势,结果收获了喜剧。当左、陈、马三使臣如愿以偿,每人一椅、稳稳坐下,他的把戏突然间变得何其无聊。

接着,自然是一通唇枪舌剑。满清

一面从道义上抬高自己,一面提出各种指责,明朝使臣则逐条批驳。整个过程中有一奇怪现象,清朝方面始终由那位常姓通事大包大揽,刚林在旁边沉着脸,一言不发。我对照了陈洪范的记述:“夷通事车令即刚陵之弟,其人狡黠舌辩,通夷夏语。”原来,通事是“刚林之弟”。车、常音近,左懋第或因此误以为此人姓常。我们前面讲过,刚林是以汉文获取科举功名。所以,他这位所谓通事弟弟,在此纯属多余。这又是小花招,目的不知何在。也许是避免开口以防有何把柄落于明使之手,也许是彼明我暗、有利进退。总之,装聋作哑,诡诈阴险,毫无诚意。论辩的高潮,是“刚林之弟”又以“发兵”相威胁,左懋第不示弱,答:“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那个“大”字似乎格外刺耳,对方勃然大怒:“江南不小,这是谁的话?”左懋第“亦厉声应之”:“我语也”——我说的,怎么啦!据陈洪范讲,这时他也奋起抗辩:“(使团之来)原是通好致谢,何得以兵势恐吓?果要用兵,岂能阻你?但以兵来,反以兵往!”“况江南水乡胡骑能保其必胜乎?”至此,不欢而散,“刚陵不答,径起而出”。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