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影响深远的李璮叛乱
第一节 李璮叛乱及其被平定
忽必烈刚刚登上大汗的宝座，就先后出现了阿里不哥之乱与李璮之叛，这是对忽必烈新政权的一场严峻考验，也是一场实力和智慧的较量。阿里不哥之乱用了四年多时间才被平定，而李璮之叛的平定只用了四个多月。但李璮叛乱的影响并不亚于阿里不哥之乱。著名的“理财宰相”王文统的被杀，汉地世侯制度的被取消，忽必烈用人政策的转变乃至民族压迫政策的形成，几乎都与此有关。可以说，一个事件影响了元朝整整一代，甚至影响了元朝的兴亡盛衰。
一、李璮其人
“李璮小字松涛，潍州人，李全子也。或曰璮本衢州徐氏子，父尝为扬州司理参军，全盖养之为子云”
。这是《元史·李璮传》对其身世的简要介绍。潍州即今山东潍坊市。金卫绍王至宁元年（1213），成吉思汗攻金的第三年，金朝内外交困，各地相继发生汉人和契丹人的反金起义。李全的母亲和兄弟被乱军所杀，李全及其兄李福等聚众起义反金。不久，红袄军领袖杨安儿在作战中牺牲，其妹杨四娘子（妙真）率众与李全军会合，二人结为夫妇，继续进行反金斗争。后来进入宋境，投靠了南宋，协助宋军击败金军。随后占领益都（今山东青州），并以益都为中心向外发展，成为山东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
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蒙军围攻益都，李全坚守一年后，兵败投降，“举山东州郡归附”。木华黎之子、“太师国王孛鲁承制拜全山东潍南楚州行省，而以其兄福为副元帅”。元太宗窝阔台三年（1231），李全攻宋扬州，败死。“璮遂袭为益都行省，仍得专制其地”。
不久王文统成为李璮的重要谋臣，王文统本是金末经义进士，除研习经义外，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兵法战策、权术谋略无不精通。他曾挟此权谋遍游北方世侯，未遇知己。后遇李璮，一拍即合。起初，王文统曾教李璮借南宋以自重，乘机扩充军事实力。李璮以他为谋主，企图独霸山东。后令其子李彦简拜王文统为师，王文统又将其女嫁给了李璮，从此二人成为姻亲。“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岁上边功，虚张敌势，以固其位，用官物树私恩”。并让李璮巧妙处理宋蒙关系，保存实力，待机发展。
利用汉族地主武装与金、宋对抗，是自木华黎偏师经营华北、山西以来采取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北方的不少地主武装首领被蒙古政权封为万户，并允许他们世代相袭，管军治民，这就是所谓“世侯”。汉军七大万户、十大万户就是这样出现的。从此他们成为蒙古帝国统治北方、进攻南宋的重要力量，忽必烈之所以能够战胜阿里不哥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得到了这些汉军万户的支持。这些汉军万户，多数拥护忽必烈的新政权，但也有人对蒙古族的统治不满，企图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进而夺取中央政权，恢复汉族在北方的统治。李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因此，几十年来李璮一直在南宋与蒙元之间摇摆不定，企图左右逢源，两边取利。故而对蒙古汗廷表现出一种离心离德的倾向，“朝廷数征兵，辄诡辞不至”。
宪宗七年（1257），蒙哥三路伐宋，几乎所有汉军万户均领兵参战。蒙哥命令李璮率“其兵赴行在”。李璮亲自去见蒙哥，说：“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军非便。”蒙哥不得不答应其要求，让他配合伐宋战争，出兵夺取涟海诸州。“璮遂发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大张克捷之功”。
忽必烈早已看出了李璮的诡计，但他即位之后，面临着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故而对李璮也只能迁就姑息，不得不利用高官厚禄予以笼络，中统元年（1260）六月，“加璮为江淮大都督”。李璮却多次以南宋进攻为名，不断向忽必烈索要武器、粮食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中统元年，刚刚被封为大都督的李璮上言：“贾似道调兵，声言攻涟州。遣人觇之，见许浦江口及射阳湖舟船二千艘，请缮理城堑以备。”秋七月，忽必烈颁诏“赐山东行省大都督李璮金符二十、银符五，俾给所部有功将士”。“且赐银三百锭，降诏奖谕”。并同意“蒙古、汉军之在边者，咸听节制”。
八月，“宋兵临涟州，李璮乞诸道援兵”。再次扬言：又得贾似道、吕文德来书，“辞甚悖傲”。“乞选将益兵，臣当率先渡淮，以雪慢书之辱”。执政得奏，下发文书说：“朝廷方通和议，边将惟当固封圉。且南人用间，其诈非一，彼既不至，毋或妄动。”当时朝廷已派郝经出使南宋，希望南宋朝廷执行“鄂州和议”，不敢同时开辟南北两个战场，希望构建一个南北和平的环境，因此不同意李璮“妄动”。
李璮立即上书批驳执政的意见：“臣所领益都，土旷人稀，自立海州，今八载，将士未尝释甲，转挽未尝息肩，民力凋耗，莫甚斯时，以一路之兵，抗一敌国，众寡不侔，人所共患。”“且宋人今日西无掣肘，宜得并力而东”。若其水陆并进，“则山东非我有矣，岂可易视而不为备哉”。如及时向南宋进攻，攻荆山，取寿、泗，并“合臣所统兵，攻扬、楚，则两淮可定。两淮既定，则选兵以取江南”。他认为这才是灭宋的上策！并顺便上报将校冯泰等功第状。忽必烈没有正面回答他的建议，只是“诏以益都官银分赏”立功将校。
中统二年（1261）二月，李璮“言于中书省，以宋人聚兵粮数十万，列舰万三千艘于许浦，以侵内郡”，“请选精骑，倍道来援，表里协攻，乘机深入，江淮可图也”。不久又向朝廷“献涟水捷”。朝廷“诏复奖谕，仍给金符十七、银符二十九，增赐将士”。
同月，李璮擅自“发兵修益都城堑，且报宋人来攻涟水”。忽必烈下诏派蒙古将领阿术等率军赴援。李璮要求“节制诸路所集兵马，且请给兵器”，企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兵权和军事实力。中书省决定“与矢三万”，忽必烈改为“给矢十万”，目的自然是稳住李璮。
中统三年正月，李璮“又以宋贾似道诱总管张元、张进等书来上”。宋蒙东部边界确有战事，但李璮往往夸大敌情、虚报战功。正如《元史》本传所说：“盖璮专制山东者三十余年，其前后所奏凡数十事，皆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其谋亦深矣。”
二、李璮之叛
中统二年（1261）冬，阿里不哥降而复叛，攻占和林。忽必烈被迫再次御驾亲征。蒙古军队的主力和汉军几大万户均被调往北方前线。李璮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统三年（1262）初，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兵反蒙。
李璮首先通过自家的“私驿”，将在燕京作质子的儿子李彦简接回益都；又派人联络山东、河北地区的汉人将领，企图策动这些汉族世侯与他一起反叛；同时，又联络南宋，希望能取得南宋的支持；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件事则是派人与王文统联系，希望他的这位谋臣岳父能够里应外合，与他一起推翻忽必烈政权。
当时王文统已经被忽必烈调入朝廷，担任燕京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据《元史·王文统传》记载：“世祖在潜藩，访问才智之士，素闻其名。及即位，励精求治，有以文统为荐者，亟召用之。乃立中书省，以总内外百司之政，首擢文统为平章政事，委以更张庶务。”当时向忽必烈推荐王文统的主要是刘秉忠和张易，另外廉希宪、商挺等人也曾予以附和。故而忽必烈才任用王文统为第一位中书省平章政事，只因当时蒙古汗国的首都和林尚在阿里不哥手中，所以忽必烈才让王文统行省燕京，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和政局稳定。次年五月，“行中书省”去掉“行”字，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的中书省，简称“都省”，即京都的中书省。虽然任命了两位右丞相（不花、史天泽）和两位左丞相（忽鲁不花、耶律铸），并让塔察儿与王文统一起担任平章政事，但在中书省掌实权的还是王文统。正如黎东方先生在《细说元朝》中所说：“那时候（指中统元年），燕京行中书省在平章政事之上既无中书令，又无右左丞相，并且没有第二个平章政事。‘行中书省’的一切，都是由王文统一人主持。中统二年五月之后，有了右左丞相，真正当家的也还是他一人，另一位平章政事塔察儿只是挂名而已。”由此可见，当时忽必烈对王文统十分信任，王文统在朝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留守燕京的中书省主要长官，假如王文统真心与李璮里应外合，李璮叛乱的成败也未可知。但王文统并没有参与、也没有支持这场叛乱，而是给李璮写了一封三个字的书信：“期甲子。”李璮接到这封书信，一时摸不着头脑，但当时他已经利令智昏，整个叛乱之势也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李璮与山东、河北世侯的联络也没有取得可观的结果，响应者寥寥无几。作为原来反金、反宋乃至与蒙古政权对立的起义军首领，李璮对于投降蒙古政权自然是长期耿耿于怀。自从辽、金占领中国北方之后，淮河以北出现的都是夷狄之君，建立一个汉族人掌权的王朝，自然也是李璮及其他一些汉族将领的共同愿望。故而李璮可能与山东、河北的万户、世侯等有过联合反蒙的约定，但自从忽必烈经营中国北方之后，尤其是开府金莲川以来，广泛招纳汉族儒生，大胆信用汉族世侯，又崇儒学，行汉法，敬佛教，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批汉族世侯如史天泽等人已经成为忽必烈朝廷中的丞相和掌握军政大权的各级官员，他们已经不想与李璮联合反叛朝廷。因此李璮期望一呼百应的局面并没有实现。
此时的李璮还寄希望于南宋，于是在中统三年（1262）二月，他“以涟、海三城献于宋”，正式发布讨蒙檄文，命令驻守在涟水、海州的部队同时起兵，全部歼灭了当地的蒙古守军，发动了叛乱。
三、平叛战争
忽必烈得到李璮举兵叛乱的消息时，阿里不哥已经放弃和林，率军进攻察合台汗国。忽必烈乘势占领和林，本打算派兵追击阿里不哥，这时不得不下令立即从和林撤军，返回开平，并立即派出蒙、汉大军直接转师而南，前往山东平叛。又派赵璧等行中书省事于山东，配合各路军队共同讨逆。鉴于山东、河北诸地守军空虚，忽必烈下旨允许各地皆可征兵守城。如兵员不足，可括木速蛮、畏兀儿、也里可温（基督徒）、答失蛮（伊斯兰教徒）为兵。
在回军的路上，忽必烈问姚枢：“卿料何如？”你以为李璮会采取什么样的进军方略？姚枢回答说：“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联合，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姚枢主要从双方的力量对比、军队部署以及李璮的个人能力等方面分析了李璮有可能选择的上、中、下三策：当时忽必烈率蒙汉军主力北征，假若李璮乘此间隙，濒海直捣燕京，控扼居庸关，拒我于关外，惊骇人心，使中原震动，我方将十分被动，对于李璮来说，自然是上策；益都与南宋为邻，李璮如与南宋联合，据守益都，则可为持久之计，然后出兵扰我边地，使我疲于奔命，此为中策；济南虽为山东中心，但却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如果李璮出兵占领济南，等待山东、河北军人应援，必将束手就擒，此为下策。
忽必烈问：“今贼将安出？”姚枢说：“出下策。”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姚枢所言。忽必烈回到开平，益都路前宣抚副使王磐乘驿来报告李璮叛乱的情况：李璮叛乱时，王磐发现了他的阴谋，“柴车载妻子潜出，挺身走济南”。“得驿马驰去，入京师，因侍臣以闻”。忽必烈令姚枢问计，王磐回答说：“竖子狂妄，即成擒耳。”忽必烈命令姚枢起草诏书，向全国军民揭露了李璮的罪行，动员大家积极支持平叛战争。
当时山东地区主要有三路世侯，即东平严氏（严实的几个儿子严忠嗣、忠济、忠范皆为万户），济南的张宏和益都的李璮。张宏无力抵抗李璮的叛军，济南很快被攻占。李璮自以为天下也会像济南这样唾手可得，立马大明湖边，投笔书怀，写下了《水龙吟》词：
腰刀首帕从军，戍楼独倚阑凝眺。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叹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 世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干戈烂熳，无时休息，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李璮将自己以前的处境称为“狐居兔穴”、虎落平川，如今起兵造反，终于到了“易腔改调”的时候。从此将会出现“沧海成田”的大好局面，打出一片美好的江山，建立一个由汉人掌权的“百年燕赵”。其“一声长啸”也可以说是气贯长虹，但等待他的并非“太平时相”，而是一场美梦黄粱！
为了平定李璮叛乱，忽必烈先后任命了三位统帅，派出了近二十路大军。这三位统帅是：中统二年二月丙午，“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同时，又“以不只爱不干及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宋子贞参议行中书省事”，“许便宜行事”，相当于第二统帅部；过了两个月，夏四月，忽必烈又“诏右丞相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这近二十路大军包括：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干、东平万户严忠济会师东平；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在滨棣一带集结，防止叛军沿海北上；诏济南军民万户张宏及滨棣路安抚使韩世安，各修城堑，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召张柔及其子弘范率兵二千诣京师，不久即派往济南前线，参加对济南的合围；以中书左丞阔阔等行宣慰司于大名，洺、磁、怀、孟、彰德、卫辉、河南东西两路皆隶焉；不久，又诏拔都抹台将息州兵诣济南，东平万户严忠济留兵守宿州及蕲县，以余兵自随，前往济南参战；三月，括北京鹰坊等户丁为兵，蠲其赋，令赵炳将之；遣郑鼎等行宣慰司事于平阳，以撒吉思等行宣慰司事于又命史枢、阿术各将兵赴济南，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董文炳、侍卫亲军首领李伯佑、蒙古诸翼军元帅阿剌罕等也是当时平叛的重要将领，并前后派往济南，参加围城战役。
可以说，忽必烈几乎调动了山东、河北、山西、燕京等北方地区所有的蒙汉大军，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说占当时总兵力的十之六七，其总数当在20万人以上。当时的蒙汉名将、名臣史天泽、合必赤、不只爱不干、赵璧、宋子贞、张柔、张弘范、阿术、史枢、严忠济以及董文炳、阿剌罕等都率军投入了平叛战争。由此可见，忽必烈对此次平叛战争是何等重视。
军事斗争瞬息万变，自古以来军事统帅往往是任命一人，其他谋臣、大将地位再高也只能是主帅的助手。忽必烈为什么派出三位统帅呢？李治安先生认为，当时参战的部队包括“宗王、朝廷侍卫和汉世侯军团三部分”，“合必赤、赵璧、史天泽三人或许能视为三部分军队的代表”，此为理由之一；忽必烈曾让赵、史二人密不出示诏旨，“正是为了维护宗王合必赤的最高统帅地位”，此为理由之二；其理由之三，则是为了让三人互相牵制，“一旦有人对朝廷怀有二心，其他两人就可以用其公开或秘密的统帅授权，立即予以制服”。我认为第一条理由有一定道理，但这一局面的出现首先与平叛军队的陆续派出有关，忽必烈在和林得到李璮叛乱的消息，立即“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命令蒙、汉大军直接转师而南；同时，又“以不只爱不干及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许便宜行事”，这既是一个应急措施，又是希望军队与地方紧密配合，以便更好地对付叛军，而不是主要考虑自己内部人的互相牵制。后来又陆续派出了十几支军队，只靠宗王合必赤已经难以指挥，于是才“诏右丞相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此次平叛战争的最高统帅实际上是忽必烈本人，姚枢、刘秉忠等才是他的高级谋臣；而前线的最高统帅则是受命节制诸将的汉人右丞相史天泽。用汉人，行汉法，是忽必烈发展生产的方针；用汉人平定汉人的叛乱，正好反映了忽必烈与众不同的用人方略。汉人世侯起兵造反，朝廷内外送来种种信息，忽必烈对其他汉军万户不能不有所怀疑。但他也清楚地了解到，史天泽等人忠于自己的事业，这也是几十年的斗争中所证明的。因此他并没有轻易地怀疑这些人，而是几乎动用了北方主要的汉军万户。他既不怕他们阵前倒戈，也不怕他们暗中勾结。从当时平叛的过程看，前线蒙军、汉军基本上能够配合作战，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互相防范，而是相互配合。而平叛后的善后措施则应从另一个角度分析。
蒙、汉十几路大军陆续向济南开去。李璮刚想从济南率军北伐，阿术、史枢的先锋军已经兵临济南城下。李璮趁蒙军立足未稳，企图抢夺对方辎重，便率军出城。但刚一出城便遭到阿术、史枢的截击。“大破之，斩首四千余，璮退保济南”。
随后，宗王合必赤、右丞相史天泽以及行省官员也先后来到济南城下。史天泽说：“豕突入苙，无能为也。”行省参议宋子贞“单车至战垒，观形便，遂以策上丞相史公曰：‘今璮贼拥众东来，送死孤墉，此天与我也。宜急增筑外城，俾不得突走，则势日窘，粮尽援绝，不攻而自溃矣。’”经研究，史天泽、合必赤采纳了宋子贞的意见，命令各支军队“亟筑长围，树木栅，遏其侵轶，使内外不相闻。凡四月，城中食尽”。
李璮几次派兵突围，都未能成功。比如，张弘范驻军城西险地，“璮出军突诸将营，独不向弘范。弘范曰：‘我营险地，璮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来袭，谓我弗悟也。’”于是他命令部下“筑长垒，内伏甲兵，而外为濠，开东门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广，璮不知也”。第二天，李璮果然派兵“拥飞桥来攻，未及岸，军陷濠中，得跨濠而上者，突入垒门，遇伏皆死，降两贼将”。史枢驻军济南城西南，那里有一“大涧，亘历山，枢一军独当其险，夹涧而城，竖木栅于涧中。淫雨暴涨，木栅尽坏”，史枢说：“贼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苇炬数百置城上。逮三鼓，贼果至，飞矩掷之，风怒火烈，弓弩齐发，贼众大溃，自相蹂躏，死者不可胜计”。其他各路军队也死守长围，李璮的几万人马成为瓮中之鳖。
与此同时，李璮的盟友也遇到了蒙古军的阻击。南宋军夏贵与青阳梦炎一进山东，发现蒙军、汉军人多势众，吓得不敢继续前进，悄悄撤了回去。
济南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成为一座死城。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所以出现以上局面，从总体看，不仅因为忽必烈兵强马壮，军事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还因为当时忽必烈的新政权得到北方各族人民的拥护，而李璮造反却不得人心。北方人民一百余年来在金朝的统治之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推翻金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北方各个被压迫民族的愿望，因此在金末曾经出现了各族人民的反金起义。而忽必烈实行汉化改革，崇儒学、敬佛教、兴学校、发展农桑事业，却给当时的北方带来了生机。与之相反，李璮父子长期在金朝、南宋和蒙元之间投机钻营，信誉度极低；同时，他们在山东地区对百姓敲骨吸髓，因此山东的百姓对他十分反感，当听到他叛乱的消息时，“皆入保城廓，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山东百姓听说李璮的军队来了，不是凭借城堡保卫家园，就是逃进山谷避祸，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竟然没有一个人加入叛军队伍。甚至南宋方面也对他缺乏信任，并没有给他真正的支持。汉族世侯响应的也很少，有几个响应者也没成什么气候。其他世侯对李璮反叛都不配合，他们已经认可了忽必烈的政权在中原的统治地位，认为反元没有出路。因此，李璮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军队解体，众叛亲离。
“璮自是不得复出，犹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且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不足，则家赋之盐，令以人为食”。李璮为了收买将士，将城中男子抓到军中服役，女子则分发给将士们蹂躏。后来军粮越来越少，李璮又下令将士到老百姓家去就食，甚至挖掘各家的窖藏。不久老百姓也粮尽柴断了。最后他只好让将士们喝盐水充饥，直到以人肉为食。
“至是，人情溃散，璮不能制。”李璮军士气日益低落，军无斗志。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董文炳来到城外对着城上李璮的士兵喊道：“反者璮耳。馀来即吾人，毋自取死耳。”反叛的只是李璮一人，其馀的人只要投奔过来，我们就是一家人，不要白白替李璮卖命了。于是，李璮的爱将田都帅缒城出降。其他士兵更经不住董文炳的一再劝降，纷纷“各什伯相结，缒城以出”。
“璮知城且破，乃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这时，守城的军士已经打开城门，蒙军大队开入城中。史天泽下令追捕李璮，有人发现李璮的小船已经划向湖心，立即驾船追赶，不一会儿，李璮的船头船尾追兵已到。李璮纵身跳入湖中，他满以为这一跳就可以葬身湖底，一了百了。谁知此处水浅，不能没顶。李璮被捉住，绑送到合必赤帐前。
史天泽、合必赤升帐，公开审判李璮等叛将，李璮立而不拜。
东平万户严忠范问道：“此是何等做作？”
李璮反咬一口说：“你们与我相约，却又不来！”
史天泽又问：“忽必烈有甚亏你处？”
李璮冷笑道：“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
对于李璮这种拒不认罪，反而诬陷他人的做法，史天泽等人十分气愤，史天泽命令道：“宜即诛之，以安人心。”于是史天泽部下黄头回回先砍去其两臂，然后又砍掉双足，剖腹开膛，掏出其心肝，之后才将其斩首，并将其头颅传示山东诸郡。《元史》卷5《世祖本纪二》简要地记载了李璮败亡的情况：中统三年秋七月田戍，“李璮穷蹙，入大明湖，投水中不即死，获之，并蒙古军囊家伏诛，体解以徇”。经过精心策划的李璮叛乱，仅仅四个多月就被平定了。这是忽必烈政权的一个重大胜利。
